序言

如何挽救我们时代的人心风俗

在《清史稿》中，史家评断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诚哉斯言。事实上，曾国藩的学问，主要得自于唐鉴的教诲。1841年七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向唐鉴问学的经过，首先所问，便是修身之要与读书之法。唐鉴的回答也简单直接，告诉曾国藩要以《朱子全集》为宗，并提醒要熟读而不能只是浏览。在强调了学问需要义理、考据、辞章结合，并以义理为宗旨后，又提示了史籍和典章对于经邦济世的重要性。

唐鉴尤其推许了倭仁用功笃实、克己自省之法，认为“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曾国藩听后，昭然若发蒙也。我们知道，曾国藩虽然仕途还算顺利，但他对于沉闷而难以施展济世之才的京城官场日趋厌倦，所以，与唐鉴的问学还有与倭仁等人的交往，使他逐步形成了守之终身的人生定盘针。即定省身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所亡，十月无忘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参见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在京日记］。

儒家之学说，要言不烦，总以修身为本，逐步扩展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曾国藩的学问，恰是以朱子之学为基础，做成了诸葛亮、王守仁般的事功。这当然是《清史稿》的说法，但其实，曾国藩所遇的时代困境要远远大于诸葛亮和王守仁的时期。

曾国藩的困境不仅是老大的帝国的迟暮，而且还有如何面对外来文明冲击的数千年之大变局，或许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时，他可以通过激发纲常伦理来应对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组织的借助可疑的基督教教义来进行的暴力动员。他所发出的讨伐檄文是如此地激荡起湖南士人和百姓的文化信仰，赋予了湘军以极大的战斗力。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讨粤匪檄》）曾国藩具有应对时局挑战的勇气，因此，他积极推进洋务运动。不过，这个要应对的西方，不再是借助“上帝”的名义的起义者，而是挟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利器的整套制度和文明系统，因此，曾国藩虽然没有像相传中的胡林翼那样，看见逆流而上的火轮吐血坠马，但亦饱受心理煎熬，甚至付出了声名跌落的教训。当曾国藩遇到天津教案的时候，在处置之前他已经意识到对天津教案的处置，将成为他数十年事功积累的终点。

曾国藩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中国经历了帝制的结束、共和的建立，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几乎也看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过，我们是否依然还相信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造的困境并没有因为经济的腾飞而缓解，甚至国力的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于发展模式和文明价值认知上的分裂。因此，静下心来，先看看曾国藩在戎马生涯中写给自己的兄弟及其他家人的书信，是否能为我们找到观察未来方向的立足点呢？

《曾国藩家书》自20世纪末开始，再度成为坊间的常销书，我想大约是在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中，人们寻求价值根基努力的一种表现。在这样的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社会关系频繁变化的时代，国人忽然发现如何持续地保持财富的增长，如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被过度娇生惯养而失去在社会上的竞争力非常重要。许多家长都选择《曾国藩家书》作为自己的修身读本或者教育孩子的重要素材。所以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曾国藩家书》的版本。

《曾国藩家书》内容丰富复杂，有些文句深奥难懂，所以我们在筹划“大众儒学经典”的时候，就考虑如何选择一些重要的主题和重要的信件使之适合更大的人群阅读和受益，因此，委托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袁晓晶博士进行重新编辑。

在这个选本中，袁晓晶将主题确定为六个方面，包括修身、劝学、孝悌、处世、为政和治军。这既考虑了曾国藩为学的基础，即以朱子理学为基础的立身行事之道，也考虑到他的个人特征，比如为政和治军，这是曾国藩知行合一的重要体现，而他在治军和为政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足以成为教育他的家人修身处世的重要依据。对于每一封信，书信后面都有背景介绍、解读和人生价值的提炼，因此，是十分适合大众阅读的。

家书虽然是私人的作品，然而在十分注重家族观念和家族伦理的传统中国，家书也可以成为普适性的道德规训。其他如家训和家风等体现中国传统伦理的作品，也与家书一起构成传统中国价值观流传的重要载体，一直延续到现代。我年轻的时候，就曾被《傅雷家书》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所感动。

干春松

于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2016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