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矿工的80年代副本

马秀峰

一

白天用来经历，夜晚用来回忆，我一直认为这是造物主的刻意安排。我常常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想象自己老了的那一天有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听我讲述一些时间沉积的忧伤，昙花一现的欢愉，内心搁浅的隐痛以及暮色中慢慢浮现的不同的面孔。如果没有，我会将记忆铺在桌上，像重放的慢镜头一样写下我的一些关于青春、孤独、梦想和现实的文字。

假如白石口铜矿是一个干涸的鱼塘，我就是曾栖息于鱼塘中的一条鱼，时间的锉刀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一块块暗红的疤痕，那是八年矿工生活留下的印记。矿里的每一个人，与生活的关系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大多数人都以失败而告终。青春消逝了，爱情的存在是那么的遥远，就像冬日黄昏的山峦，灰暗、颓废、哀伤和悠远。山冈上枯萎的茅草与矿区裸露的泥土留下灰暗的背景，卷扬机慵懒地等候在井口的索道上，正准备将罐笼车送进狭窄黑暗的隧道深处，这样的怀想总是让人悲怆。

1989年的白石口铜矿，其实并不具备特殊的怀念意义。如同那个年代许多的国有企业一样，组织庞大，等级分明，纪律松散，结构僵硬。它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商场、电影院，俨然一个独立世外的封闭小社会。工厂职工的儿子继续进工厂，看着小姑娘变成小阿姨，小阿姨变成老阿姨，最终在和老阿姨的打情骂俏中解甲归田光荣退休，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不安于现状。工厂是一把巨大的剪刀，漠然而锋利，会对一些人进行修枝剪接，事物的景象也因此被覆盖和涂改，有的在抽枝，有的在凋谢，有的将永远不再发芽。在矿山，工种的类别永远是印在脑门上的标签。我们把下井叫作“下地狱”，在选矿厂称为“在人间”，进机关大楼上班被誉为去“天堂电影院”。直到现在，记忆中浮起的那段铜矿生活仍是这样的一些景象：一条裸露了皴裂皮肤的泥土路，两边散落着一些灰色的水泥楼房，有的墙皮已经憔悴地脱落，露出里面病态的青砖，远远望过去，像一群长满老年斑的老人，表情衰顿和苍凉。上二楼，需攀一段简易铁质楼梯。从单身宿舍半开的门缝望进去，被涂上绛紫防锈漆的窗户，忧郁着未曾愈合的黯然伤口的颜色。玻璃上贴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又覆了一层近乎全裸的女明星写真。窗台上晾晒着开裂的旧皮鞋和边角已经发黄的运动鞋。一根从门头木质横梁到窗户的铁丝，展览着下井的工作服、汗味的毛巾，还有肥大的短裤和内衣。有的正在滴水，有的仍展示着刚从井下带来的泥浆。地上的塑料暖水瓶搪瓷饭盒牙缸肥皂黑色橡胶雨鞋挤在一起，如同一伙落难的兄弟。

二

我是在春天进入到铜矿最深处的。新工人进厂一般按父母在铜矿的职务等级分别安排在井下、选矿厂和机关行政楼里。我怀里揣着小学和中学时发表在省报市报上的几篇瘦小的诗歌，自以为这些矫情的诗句在劳资科分配工种时能闪现出一些光亮，事实上，进矿之前我们就像化验过品位的矿石，已经被编了等级分门别类地放在不同的储料仓里了。车队调度的儿子进了车队；我的伙伴，球磨车间主任的儿子被分在铜选电工班；我的同学，财务科长括弧腿的女儿去了广播站……而我，一个做着幼稚文学梦的矿工的儿子，被丢进了875矿井，一个每天从八百米深处向外吐出矿石的黑洞。我像一个不会水的孩子被扔进一个深不可测的死海，恐惧自脚底袭来，悲伤从头顶覆盖，失控的身体不断沉下去又浮起来，所望之处是一片被绝望笼罩的迷茫。白石口是个冬日的敏感清冽在空气中滞留时间比夏日要漫长一倍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耳边仍能响起“呼呼”的风声，像是踩着冰冻河边的枯枝败叶行走，具有一种特殊的伤情意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颓废地快要死去，一有时间就钻到桥头录像厅里，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我将躯体暂时寄存在录像厅，等着突然被命运里的曙光领走。记忆中稍有些暖意的是桥头录像厅和适时出现在中国民间的那些无厘头的香港言情武打片，那是一些薄荷和吗啡，给当时凄惶的心带来了一丝清凉和麻醉。在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港片有着一种时代小叛逆们的集体烙印，最接近青春期成长的本质，充满了暴力、热泪、堕落、变革、希望和绝望，现实的落差感让迷惘的青春对现实之外的东西心驰神往。那时的录像厅比现在的电影院要安静，易拉罐总是在剧情高潮时“嘭”地响起。我痴迷于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幻想自己能成为生活里的“小马哥”。要是录像厅连续地放，我就会连续地看。有那么两三天我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荧白的光跳动在身体里，录像带“嗒嗒”的转动声中释放出一股怪味，那是身体发育的气味，也是梦想被现实挤压侵蚀的味道。我喜欢那二十吋荧屏里带着拽音的异域传来的“我靠，我×”的粗俗，“我马子”是当时听到的最为动人的对女友的称谓，真的让人心颤又心碎。现在的人越来越客气，讲话也越来越精致文明了，但这些文明精致的语言永远不能击倒任何人的心灵。在桥头录像厅里，我师兄龙飞跟我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黑社会老大，有钱后把铜矿行政楼里那几个有姿色的女子统统给睡了。他是在连续看完三场录像对老板喊了一句“换片”后跟我说这句话的，我开玩笑让他给我留个档次低点的。他比我早到矿上三年，俨然一副大哥的模样，我们都叫他龙哥，他的身后常跟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他总是喜欢装扮成港片大哥周润发的模样，用摩丝把头发收集到脑后，然后穿一件颇具道具意味的藏青色毛呢大衣去桥头，扣子故意敞开，河道的风一吹，衣襟后摆飘起来，像一只蓄势待飞的大鸟。

铜矿大桥的桥头，东面是行政区，依次是子弟学校，工会礼堂，小广场，行政大楼和干部住宅楼；西面是矿区，河边的铜选厂、铅锌选厂、生产科仓库，顺着山脚至山腰，是散落在道路两旁的单身宿舍楼；北面是112国道，常有山西的运煤车从马路上“隆隆”地驶过；南面半公里是白石口村。桥头向南是河湾的一片开阔地，因地势条件，自然形成了一个金三角商业区。铜矿商场、职工医院、邮政所、农村信用社都聚集在这里。逢农历三六九日，这里还是附近几个村的乡集，由于位置暧昧，这里通常也是一些街头混混的舞台。有次我去桥头录像厅，遭到几个混混的纠缠，剑拔弩张之际，龙哥的黑披风出现，以他在桥头一带呼呼作响的影响力化解了一场荷尔蒙过剩的无聊撕扯。想起录像厅的事，我不得不专门写上他一笔。他是因为父亲在一次井下塌方事故中被掩埋顶替父亲名额来矿里的，他人生的辉煌顶峰是一个人对阵白石口村二十位壮汉，直到对方老大抱拳拱手叫停。1995年我调出铜矿，他还在875坑口，2003年铜矿进入破产程序，他买断工龄回了唐山海边老家，后来便没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