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重镇

漕运这个名称今天听起来也许有些隔膜，但在唐、宋、元、明、清那几个朝代，却是第一等的军国要务。

由于地缘的原因，中国历代的政治、军事中心都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即主要的赋税来源和粮食产地却在南方，因此无论何朝何代，总会有大量的国家税赋钱粮要运向北方，这直接催生了运河，当然也催生了运河的管理体系。依托运河，由国家直接干预的钱粮物资的管理运输，历史上叫漕运，管理漕运的庞大体系就叫漕务。这个与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完全没有可比性，让今人很难完全弄懂的漕务包括：国家税赋钱粮的接收、仓储、保管、调运；专营漕粮、漕银运输的船队、船厂以及水手的组织管理；与仓储、船队运输有关和维持运输秩序的护卫军队；与官方漕船相辅相成的民船运输以及与此有关的地方政务，甚至包括对行业里黑道帮派的监视、利用等等。漕务涉及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运河沿线，而是通过与运河相接的河流一直延伸到南方的大多数地区，如浙、闽、湖、广等等，号称通衢九省，因为各省要向国家交钱交粮，故得接受漕务的管理，至少是接受业务指导；其管理范围之宽、权力之大，实在不是今天哪一个行业可以包容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朝廷的经济命脉。

从行政建制上讲，明以前历代朝廷的漕运管理部门已经存在，但品级不算太高，每天只是随班上朝，大家一齐跪下起立，喊几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便有关于漕运的事需要朝议，那也有大学士、内阁宰辅代劳，不问起就轮不到漕运官员置喙；所谓的漕务，也不过是在京城签单记账，间或由驿站发几件公文，算是发号施令。这与宋、元时或南北分治，或社会动荡，南北物资交流的压力还不算太大有关。但到永乐时，朱棣已经能够从俯视一统天下的角度去看问题，他曾长期在北方驻守，深知漕运对于新的京城和整个北方安定的重要性，于是便将漕运总兵官升格为二品朝廷要员，而且破天荒地责令将漕运衙门迁出京城，设在了可以管控整个千里长河的淮安，代表朝廷行使着对江南数省漕政的管理。从此运河沿线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受这里控制；运河运输的一线一缕、一钱一粮，都必须得到这里批准。而与漕运相关联，负责淮河治理的南河道、负责淮河盐务的淮北盐运使司等有权有钱，甚至咳嗽感冒就能震动金銮殿的衙门也相继在淮安落户——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夸张，请设想一下坐在金銮殿上的皇上听到黄河夺淮、淮水溃坝、盐田失收之类消息时的感受——只要他还算是皇上，这些消息哪一条都堪称晴天霹雳。据说，朝廷大臣甚至包括皇上基本没有人敢对河道衙门的经费预算提出异议，殆因为此事实在责任重大，谁都不敢把责任扯到自己的身上。

明清的淮安是一个府级单位，管理着苏北地区的十几个州县，这个规格等级，与运河沿线的大多数城市并无二致，但漕运、河道、盐务三大掌控国家命脉的经济巨头的落地，竟使这座城市一度成了除南、北二京之外，高级官员最多的地方，通常可以颐指气使以一方父母自命的知府大人，在淮安则往往需要扮演小媳妇的角色，因为比他级别高能给他脸色看的官员实在太多了一些。而漕运、河道和盐务也确实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的繁华，作为一条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中常年有一万多条在当时看来极巨大的漕船穿梭往来，有数万兵丁沿河守护，有数十万船工呼号奔忙，有更多的人要依靠为漕船提供服务寄生于漕务而生存，千帆竞渡、百舸争流、高堂曲榭、第宅连云，显然就不仅仅是文人的假想了。

昔日淮安府的西北隅，有一座古镇，叫河下。河下，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地名，无非是表示靠近运河的意思，扬州城外、西湖岸边、苕溪沿线、临清码头都有叫河下的地名，大概就是旧时对水边小村小镇的随意称呼。但在所有以河下为名的村镇中，淮安城外的这个河下却最为远古，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历史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吴王夫差第一次开凿人工运河时，当时那条运河的北端叫末口，就是今天的河下，而且至少在明清两代的最近数百年里，这座古镇是淮安最为繁华富庶的所在。眼下古镇沿街的铺面虽然已经看出破败，但曾经的繁华在挂满蛛网的窗花中仍然可见，那可是古人诗歌中经常赞叹的“危楼”！我们今天所说的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故事，通常都发生在这些“危楼”上。石板街虽然已经不算平整，但横平竖直看得出经过了粗略的规划。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石板街比较大多数的古镇旧城都算得上宽敞，即使人群熙攘也足够八抬官轿顺畅地来往。这是一种象征，某种需要的象征——就像现在名气足够大的酒楼都必须配备足够大的停车场一样。

河下的鼎盛时期，始自永乐年间，也就是在吴承恩出生大约一百年前朱棣拍板把漕运总督府设在淮安的那个时代。后人都说兴盛源于好风水，其实所谓风水最本质的内容就是地理位置，以及由于地理位置的契合而形成的历史机遇。河下临水靠城——临水就是面对运河，靠城指它背倚府城，这就是它的好风水，当淮安城红透半边天的时候，机遇也就降临到了这座古镇。

机遇有两次。一次就是永乐年间（1403—1424）漕运总兵官衙门的设置和后来河道府及盐运分司等官府衙门地陆续迁来。这时的河下，前面河里有南来北往的大船小船，后面城里有熙熙攘攘的官民人等。船，无论漕船、民船，都需要补给、修理；人，无论官兵、船民还是黑白道上的兄弟，都需要开门七件事。更重要的是无论漕运还是河道、盐务，都有很多公务，当然也会有很多商务，公务可以在衙门里办，商务则要另选地点，河下既近在城下相对僻静，但又消费发达，足可供声色犬马，也是不二之选。就在这个背景下，河下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作为淮安老城的附属，河下实际上形成了与老城的分工：城里是行政区，是官衙所在地；而河下是商业区，承担服务功能，那些地名如估衣街、竹巷街、摇绳巷、钉铁巷、干鱼巷、白酒巷等等，都明显带有当时专为漕运配套的痕迹；而所谓花巷、茶巷等，则显然是一些消费场所，包括会有事实上的红灯区。

向河下古镇会聚的人流中，有一户稍有积蓄的吴姓人家。当时元明之际无穷无尽的战争算是完结了，幸存下来的人家开始从边远的农村向城市会聚，希望在百废待兴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机会。吴家大约也就在永乐年间从临近的涟水县乡下搬来了河下，从老宅在打铜巷尾的情况看，这户人家的老主人最初应当也是经商，与运河漕运有关。

第二次机遇来得稍晚一些，在弘治年间（1488—1505），与盐有关。食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之一，是税赋的重要来源，所以历代朝廷都将盐务列为专营经济项目，设专门机构管理各地盐场。明代江苏沿海一带的盐务管理机构，称两淮盐运使司，驻扬州，管理着天下闻名的淮北、淮南两个盐场。淮北盐运分司驻淮安，属下实际管理淮北盐场大片盐田的主要业务部门掣签所，最初驻扎涟水，更靠近海边的盐田，但由于黄河夺淮，这个极受盐商大户追捧的机构被大水冲毁，于是迁至河下。

这一搬迁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搬迁的时机对河下古镇来说简直妙极了。明初盐务实行的是“开中法”，所谓的“开中法”，即是由于明初时北方外患比较严重，朝廷在华北及西北都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为了解决这些军队的粮饷问题，朝廷规定：凡经营盐业者，必须向边关输送粮草，粮草入库才可以得到经营的批文，然后才可以凭批文到指定盐场兑盐，再运往指定地点销售。这事实上是将盐的经营权当作了一种奖励，所谓的“中”，大致上就是均衡交换的意思。由于盐业的巨大利润，当时向边关运粮的商人比较踊跃，有些头脑比较活络的人觉得收购粮草到北方交割太麻烦，后来干脆在边地垦荒种粮，收获之后就地缴粮入库，然后换取批文，再往各盐场支盐运出售卖。

弘治年间，时任户部尚书的淮安人叶淇鉴于边关形势已经变化，于是奏请改变政策，要求盐商改向国库直接交纳银两——盐价可是提高了八倍！——国家用这些银两购买粮草自行解决边关军需，而盐商则回归经商本色直接由盐运使司发放盐引支盐销售。这一政策，立即使大批原本分散于边关各地，向边关运粮甚至在边地垦荒的盐商闻风而动，马上携款涌向了为数不多的盐运使司和掣签所的所在地，直接在当地兑出银两换取盐引。以淮北盐场而论，大批盐商瞬间到达河下，用“蜂拥而至”绝不过分，以致稍后朝廷中有人因为淮安受益太多而指责叶淇是因为“（盐）商多其乡人亲故，因奏更旧法”。

可想而知，漕运、河道加上盐务对于河下来说，已经不是平添热闹的问题了——如果了解了古代这三个部门的职权，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到一百年的机缘巧合间，河下迅速聚集了大批富商巨贾，面貌大为变化，盖了成片的商铺宅邸，附带修建了精致的园林，一时“高堂曲榭，第宅连云”。成化、弘治年间的朝廷重臣邱浚路过淮安，即兴写过一首诗曰：“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就是河下近运河、近萧湖的一个码头，诗中感慨唐代极盛的扬州，如今也得把第一繁华的位置让给淮安了。而地方文献《淮安河下志》说：“迹其繁富，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东京”指北宋首都开封，“武林”指南宋首都杭州，都是极繁富之地，以河下与这些城市相比，也许会有夸张，却不会是弥天大谎；可能会有点差距，但又能差到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