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望舒在未去国之前曾经叫我替他底《望舒草》写一篇序文，我当时没有想到写这篇序文的难处，也就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一向没有动笔是不用说。这其间，望舒曾经把诗稿全部随身带到国外，又从国外相当删改了一些寄回来，屈指一算，足足有一年的时间轻快地过去了。望舒为诗，有时苦思终日，不名只字，有时诗思一到，摇笔可成，我却素来惯于机械式地写克期交卷的文章。只有这一回，《望舒草》出版在即，催迫得我不能不把一年前许下的愿心来还清的时候，却还经过几天的踟躇都不敢下笔。我一时只想起了望舒诗里有过这样的句子：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烦忧》

因而他底诗是

由真实经过想像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像。

——《零札》十四

他这样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像”的屏障里。假如说，这篇序文底目的是在于使读者更深一步地了解我们底作者，那么作者所不“敢”说的真实，要是连写序文的人自己都未能参详，固然无从说起，即使有幸地因朋友关系而知道一二，也何尝敢于道作者所不敢道？写这篇序文的精力大概不免要白费吧。

可是，“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像，”这句话倒的确是望舒诗底唯一的真实了。它包含着望舒底整个做诗的态度，以及对于诗的见解。抱这种见解的，在近年来国内诗坛上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从望舒开始写诗的时候起，一贯地发展下来的。

记得他开始写新诗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四那两年之间。在年轻的时候谁都是诗人，那时候朋友们做这种尝试的，也不单是望舒一个，还有蛰存，还有我自己。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做另外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是偷偷地写着，秘不示人，三个人偶尔交换一看，也不愿对方当面高声朗诵，而且往往很吝惜地立刻就收回去。一个人在梦里洩漏自己底潜意识，在诗作里洩漏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望舒至今还是这样。他厌恶别人当面翻阅他底诗集，让人把自己底作品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宣读更是办不到。这种癖性也许会妨碍他，使他不可能做成什么“未冠的月桂诗人”，然而这正是望舒。

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记得有一次，记不清是跟蛰存，还是跟望舒，还是跟旁的朋友谈起，说诗如果真是赤裸裸的本能底流露，那么野猫叫春应该算是最好的诗了。我们相顾一笑，初不以这话为郑重，然而过后一想，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写诗的态度方面，我们很早就跟望舒日后才凝固下来的见解隐隐相合了，但是形式方面，却是一个完全的背驰。望舒日后虽然主张

诗不能借重音乐。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零札》一·五·七

可是在当时我们却谁都一样，一致地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押韵是当然的，甚至还讲究平仄声。譬如，随便举个例来说，“灿烂的樱花丛里”这几个字可以剖为三节，每节的后一字，即“烂”字，“花”字，“里”字，应该平仄相间，才能上口，“的”字是可以不算在内的，它底性质跟曲子里所谓“衬”字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底韵律之大概，谁都极少触犯；偶一触犯，即如把前举例子里的“丛里”的“里”改成“中”字，则几个同声字连在一起，就认为不能“吟”了。

望舒在这个时期内的作品曾经在他底第一个集子《我底记忆》中题名为《旧锦囊》的那一辑里选存了一部分；这次《望舒草》编定，却因为跟全集形式上不调和的原故（也可以说是跟他后来的主张不适合的原故），而完全删去。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所作，倒也并不是全然没有被保留的价值的。

固定着一个样式写，习久生厌；而且我们也的确感觉到刻意求音节的美，有时候倒还不如老实去吟旧诗。我个人写诗的兴致渐渐地淡下去，蛰存也非常少作，只有望舒却还继续辛苦地寻求着，并且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这些作品有一部分随写随废，也许连望舒自己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是保留的一部分，也因为是别体而从来未经编集。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望舒学习法文；他直接地读了Verlaine，Fort，Gourmont，Jammes诸人底作品，而这些人底作品当然也影响他。本来，他所看到而且曾经爱好过的诗派也不单是法国底象征诗人；而象征诗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却可说是为了那种特殊的手法恰巧合乎他底既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那种写诗的动机的原故。同时，象征派底独特的音节也曾使他感到莫大的兴味，使他以后不再斤斤于被中国旧诗词所笼罩住的平仄韵律的推敲。

我个人也可以算是象征诗派底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带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懂”的作品。我觉得，没有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仅仅是官能的游戏，像这样地写诗也实在是走了使艺术堕落的一条路。在望舒之前，也有人把象征派那种作风搬到中国底诗坛上来，然而搬来的却正是“神秘”，是“看不懂”那些我以为是要不得的成份。望舒的意见虽然没有像我这样绝端，然而他也以为从中国那时所有的象征诗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一派诗风底优秀来的。因而他自己为诗便力矫此弊，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他底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动过。他底诗，曾经有一位远在北京（现在当然该说是北平）的朋友说，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这样的说法固然容有太过，然而细阅望舒底作品，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倒的确走的诗歌底正路。

那个时期内的最显著的作品便是使望舒底诗作第一次被世人所知道的《雨巷》。

说起《雨巷》，我们是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忘记的。《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圣陶先生代理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想起把它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封信，大概望舒自己至今还保存着，我现在却没有可能直接引用了。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荐使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这称号，一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