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最近二十多年我有了些名气，被人们称为京剧名家，经常在海内外的舞台或电视荧屏上亮相，身边常常簇拥着鲜花和掌声，在舞台上实现了我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但是，人们可能不会想到，我在童年，在我的艺术启蒙阶段，却险些与我酷爱的京剧艺术擦肩而过。

粉墨登场

随父亲听大戏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晖给滨城大连的街道和屋宇涂上了一抹亮色。

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条马路上，一个年过四十的汉子骑着辆“大国防”自行车，背后车座上坐着个四五岁的虎头虎脑的娃娃。那个年代，这座城市的人没有现在这样多，车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更没有现在这样鳞次栉比的高楼。除了交通主干道，孩子们可以在马路上尽情玩耍：踢足球，跳绳，捉迷藏……

“搂紧我，别光顾看光景……”

汉子一边蹬着车，一边不时嘱咐着身后的娃娃。

坐车兜风的娃娃似乎并未理解汉子的心情，兴奋地嚷着：“快点儿，再快点儿！”

自行车驶过的街道留下了串串铃声和“咯咯咯”的笑声……振工街有轨电车站附近老式居民院落的一所普通住宅中，汉子盘腿坐在火炕上，眼前放着张小饭桌，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盘拌黄瓜。娃娃依偎在汉子身边，端着酒盅的汉子一边惬意地呷着“老白干儿”，一边不时往娃娃嘴里塞几粒花生米。屋角橱柜上的收音机传出现代京剧《箭杆河边》中张学津唱的那段【反二黄】，汉子听到兴头时随着收音机里的唱腔打着拍子，悠闲地哼起：“赖子呀，你要好哇好想一呀想……”

“你要好哇好想一呀想……”娃娃眨巴着眼睛，模仿着汉子的模样，稚声稚气地唱起来，还冲汉子摇头晃脑地扮了个鬼脸。

这时，一个中年女人端着热乎乎的玉米饼子和地瓜由外屋走进来，嗔笑着：“瞧你们爷儿俩，一对活宝……”屋里顿时传出一片欢笑。

这个中年汉子，就是我的父亲；少不更事的娃娃，就是我。

像绝大多数大连人是“海南丢儿”一样，我的老家是山东荣成，父亲1958年由老家来到大连，进锁厂做了工人。父亲是个老戏迷，尤其喜欢传统京剧，但母亲生下我几年后，传统戏就成了“四旧”，成了“封、资、修”，被打入另册，戏院和收音机中演的播的全是现代京剧：《六号门》《箭杆河边》《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听被称为“戏匣子”的收音机里面播放京剧，是父亲工作之余的一大爱好。我姐弟四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母亲生下大姐九年后才有了我。父亲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年近四十才得子，对我这个“能接户口本”的自然非常宠爱。父亲喜欢京剧的业余爱好也影响到姐姐，大姐在学校就是宣传队骨干，后来进了工厂也是业余剧团的活跃分子。我后来能爱上京剧、登上京剧舞台，并使它成为自己挚爱一生的职业，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父辈爱好京剧的基因吧。

虽然我幼年时家境并不富裕，并没得到“排排坐，吃果果”般的物质享受，但从爱好京剧的父亲身上得到了一些粗浅的艺术熏陶。受父亲的影响，我也迷上了京剧，每当戏匣子里唱大戏的时候，我常常守在旁边听得入迷。

险被艺术学校扫地出门

最近二十多年我有了些名气，被人们称为京剧名家，经常在海内外的舞台或电视荧屏上亮相，身边常常簇拥着鲜花和掌声，在舞台上实现了我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但是，人们可能不会想到，我在童年，在我的艺术启蒙阶段，却险些与我酷爱的京剧艺术擦肩而过。

1972年，新组建的大连艺术学校开始招收京剧班学员，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那时正处于“文革”期间，大学停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国人民唱八个“样板戏”，城里的家长们把孩子能进剧团当演员、捧上铁饭碗、吃上“样板饭”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出路。艺术学校招生的消息一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数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潮水般涌到了位于华昌街的艺术学校门口。带着同样的期冀和对京剧的热爱，母亲和姐姐带着年仅十一岁的我也挤入了应考大军。记得考试时我唱的是《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那段【西皮原板】：“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这段唱是我跟着收音机学的，虽然唱得稚声稚气，但响亮水灵的童音还是打动了主持考试的老师。经过初试、复试，我幸运地被录取了。

梦想当兵的我

带着新奇与激动，我和经过千挑百选的五十多个娃娃一起迈进了艺术学校的大门。然而，考入艺校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命运却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我考上艺术学校开始学老生，这是家中的一件大喜事，父亲更是兴奋得不得了。开课后不久的一个假日，我从学校回家后，父亲领着我这个宝贝儿子到工友和姑姑家串门。大家见了我都想听我唱，父亲也美滋滋地一个劲儿鼓动我唱，没想到唱得多了又赶上患了感冒，嗓子竟然哑了，好长时间没有恢复过来。当时招收的学员虽然进了校，但还处在培训试验期，任课教师觉得我不是个唱戏的料便向校方反映，校方决定让我退学。那天，听到老师让我回家的消息，我感觉好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面对被淘汰的命运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步三回头，慢腾腾由教室挪到学校门口不想离开，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就在我哭得正伤心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长者，见我哭得像个泪人，关切地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当得知我被退学后觉得有些心疼。他上下端量着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娃娃像个学花脸的料嘛！”当即长者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花脸课堂，交给了教花脸的教师刘金昌。

事后我才得知，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就是闻名关内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曹艺斌。曹先生德高望重，在学校极有权威，他不经意间的一拉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写了我的一生。试想，如果不是曹先生慧眼独具的这一举动，绝不会有今天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杨赤，我将与钟爱的京剧艺术擦肩而过，走上一条跟今天完全不同并无法预测的人生之路。

五年寒窗 面壁苦练

面对这次险些被淘汰，年仅十一岁的我尽管还说不出什么更多的道理，却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我忘不了曹先生在我人生紧要关头的一拉，忘不了父母那带有几分忧郁的、期待的目光，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个唱戏的苗子，而且是个不错的苗子。但这一切的得来却并不那么容易。

入校初期学员培训试验阶段，学校的教学抓得还不是那样紧。随着从四面八方抽调的老师陆续到位，练功、学戏、文化学习等全面铺开，我和同学们越来越感觉到压力已经有点儿超出我们年龄的负荷。

大连艺术学校是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下成立的，主要任务是为当时演样板戏的大连市样板戏学习班（后来的大连京剧团）培养接班人。学校得到了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刘德才司令员和市领导崔荣汉等的全力支持。记得办校初期，校领导为练功强度很大的学员们的伙食发愁。当时物资匮乏，尤其是主、副食配额十分紧张，普通居民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大米和白面二三斤。刘司令员得知学校的困难后曾从部队农场调拨来一批米面和副食，可这总不是长远之计。

有一天，刘司令员把市里主管主、副食供应的粮食局、商业局领导请到我们学校，先是安排这些领导进练功厅看我们上课，看我们练功。见刘司令员带着领导们来看课，我们这些娃娃全铆足了劲儿，软毯子功、硬毯子功一齐上，踢腿下腰翻跟头……没出半个小时，男女同学一个个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武功课结束时，刘司令员带头给我们鼓掌，然后转头向随行的领导们问：“小家伙们练得好不好？”领导们齐声说好。“小家伙们累不累？”同行的领导们一个劲儿点头称累。说到这时，刘司令员话锋一转：“练功这么累，他们需不需要补充营养？”

“需要——”

“那你们想法给解决吧……”

从那以后，鱼、肉、蛋、米、面等源源不断运进了学校。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刘司令员等当时的领导对我们这批艺术学校学员的关心和厚爱。

当时艺术学校授课的老师也是优中选优，可以说是藏龙卧虎。像当年东北京剧界的老生名家曹艺斌，老旦名家哈鸿滨，旦角名家闻占萍、杨秋雯，著名花脸刘金昌以及戏剧理论家马明捷等都在艺术学校任教。

在“文革”动荡年代，这批老艺术家多数被赶到了农村，因为办艺术学校需要师资，需要真正懂艺术、懂京剧的内行，所以，人们才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老艺术家几乎人人身怀绝技，他们经历过多年迫害，个个想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作为。由农村调入艺术学校任教的艺术家们一方面感谢市领导，另一方面也全都憋了一口气：你们说我们不行，说我们没有用，把我们赶下乡，我们一定要干出个样来给你们看看。由于憋着这股劲儿，他们把自己的所有希望和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投入到我们这几十个孩子身上。这些老师大多经过多年严格的旧式科班教育，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一路走来，深知培养一个京剧演员的不易，深知“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他们一个个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使尽浑身解数，在这些学生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人称这批老师教学用的是“屠夫手段”，练功课堂上，教武功的老师们常常或是手持一根藤棍或是抄着一个刀劈子，这些就是他们的教学器械。平时这些作为辅助学生们做动作的教具，你要是哪个动作不符合要领，或是腰没用上劲儿，或是腿的速度慢了，藤棍和刀劈子就会抡到你不合要求的部位，这些部位就会留下一块瘀青……不光是练功，就是教唱腔、教戏的老师们要求也极为严格，对孩子们的疏懒和马虎绝不轻易放过。这些老师们并不是不心疼我们，非要跟这些娃娃过不去，他们深知，要是不下狠心、不严格要求，自己手下的学生就会荒废时日，就难以成才，就对不起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所以，当我们这些学生明白这些道理后，都知道老师们全是为了我们好，都说我们艺术学校的老师们是“屠夫手段，菩萨心肠”。

教学课程紧，老师要求严，这一切对我来说无疑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当时同班的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很多师哥师姐在上小学时就已经是宣传队能“唱一出”的主演了。有唱过《沙家浜》的，有唱过《红灯记》的，有唱过《智取威虎山》的，我那时还仅仅是能跟着收音机模仿几个唱段。这些比我早走一步的小阿庆嫂、小杨子荣、小李铁梅、小郭建光们一个个心高气傲，全然不把我这个见人怯怯的小师弟放在眼中。学艺是艰苦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无论滴水成冰的寒冬还是骄阳似火的酷暑，我们在老师的督促下每天都要5点起床，十五分钟洗漱后练早功，吃完早饭上三个多小时的武功课，下午学戏、上文化课，晚上还要练晚功。超时间、超负荷的训练连成年人都吃不消，何况这些十来岁的娃娃。但这一切我都咬牙坚持下来了，我不但坚持下来，每天上早功还总是第一个到场，练晚功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即便是生了病、练功扭伤了腿脚，也从不耽误。

在艺术学校期间与同学合影

上二年级的一天，我的脚腕子在翻跟头时扭伤了，肿得像个发面馒头，穿起鞋来都困难，但我仍没离开练功场。星期天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父亲见了心疼地问：“疼不疼？”怕父亲担心，我咬着牙故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不疼。”妈妈问我练功累不累，我也故意摆出个十分轻松的样子，摇摇头说不累。父亲没多说什么，拿出瓶白酒倒在瓷碗里点上火，用棉球蘸着蹿着火苗的酒默默地在我脚腕子的红肿处揉搓……其实，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个老戏迷，他何尝不知道梨园行学艺的艰辛。

我那时虽然小，但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变得很懂事。我懂得父母抚养儿女的不易，心疼自己的父母，不愿意让爸爸妈妈为我过多操心劳神，我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个有出息的人。

时光荏苒，春去秋来。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教室、练功房、餐厅、宿舍四点一线的循环往复中，我们的艺术启蒙有了成果。老师先后给我们排了《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片断，还排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审椅子》《大渡河》《渡口》等当时流行的小戏，学校也经常组织我们到校外演出。见到我们这些娃娃能登台演出了，刘司令员、崔荣汉等市领导也对艺术学校愈加重视，对我们更加关爱，经常来学校看望我们，还常常拉着我们给外宾和国家领导人演出。

那时，虽然我学戏、练功很用功，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但却没能很快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那一阶段我们学过的戏经常参加演出，每个角色都有固定的扮演者，分A、B、C角，我总是C角，排在第三位，往往A角、B角演上十多场才能轮到我演一场。为此我很伤感，可是尽管伤感，我并不因此而心灰意冷，而是默默地咬着牙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们。因而我练功更努力，学戏更用心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过去了，我的艺术潜质得到了发掘，基本功有了很大长进，演出的《二进宫》《铡美案》也像模像样了。老师们渐渐把我当成好学苗用心培养，师哥师姐们也不再小看我这个小师弟了。

尽管吃了很多苦、付出了比同龄人多得多的汗水，但我和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是幸运的，我们有幸遇到了一批有着“菩萨心肠”，把全部身心扑到我们身上的好老师。师资强，学苗好，使我们这一届学生出现了大面积成才的艺术教育奇迹。

实验京剧团二次坐科

1977年8月，按照大连艺术学校中专的预定期限，我们这一班毕业了。这一年，我十六岁。此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被尘封多年的传统戏重新走上了舞台。而我们在校五年，绝大多数学习、接触的是现代戏，传统戏对我们来说几乎是空白，只是在临毕业前一年学了几出传统折子戏，完全是急就章。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在它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继承了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的优秀传统，“唐三千，宋八百”的丰富剧目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段绝大多数体现在传统戏中，可以说，缺了这门课就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京剧演员。何况当时大连京剧团不同年龄段的演员很多，四代演员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人想得到展示，个个想登台唱角儿。由于论资排辈、论势排辈、旧科班的帮派、“文革”中的派别以及多年积累的矛盾和积怨的影响，年轻人可以崭露头角的演出机会少之又少，艺术发展的机会不多。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为了使我们能健康地成长，使我们能够补上传统戏这一课，市领导做出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英明的决定：艺术学校1977届京剧毕业生留校，整体不解散，以这个班为基础成立实验京剧团，边演出实践，边继续学习。

就在我和同学们按部就班地继续留在艺校跟着老师们练功、学戏、补充传统京剧知识时，命运却给我带来一次无情的打击。1978年7月，我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的离去对我们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来说，真像天塌下来了似的。父亲一走，只剩下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子女，我成了一家五口中唯一的男子汉。母亲是刚强的，悲恸中的她当着我们姐弟四人的面从不显露出过度的悲伤，而是用她柔弱的肩头挑起了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然而，在夜深人静时，我不止一次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角落悄悄落泪……

父亲的去世使我仿佛一夜间长大了，为了不让母亲忧郁的目光更加忧郁，为了不让母亲肩上沉重的担子更加沉重，我杨赤必须发奋，必须拼搏，必须闯出一番天地。我决心挺起自己的腰板和家人们一起迎接命运的挑战。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干出个样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母亲到剧场来看排戏中的我

从那时起，我练功、学戏更用功了，一门心思想让自己掌握更多的本领，争取将来成为舞台上的角儿，彻底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以大连艺术学校为基地，保留1977届毕业生原班人马成立的青年实验京剧团存在了七年。可以说，这七年对我及我们这个班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实际上这是让我们又坐了七年科。正是在这期间，我及我们班的同学奠定了腾飞的扎实基础，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七年中，我们除了抓紧学习骨子老戏，苦练传统戏需要的大量唱、念、做、打基本功，以及学习传统京剧的化装、服装、道具等方面的知识外，还排演了《雏凤凌空》《杨门女将》《红灯照》等大型新编历史剧。

京剧是口传心授的艺术，需要“活体传承”，不是通过书本就能学到的。非常难得的是，当时除了跟艺术学校的老师学戏外，学校还为我们从全国各地遍请名师。这些京剧前辈现在看来，许多是大师级、国宝级的艺术家。在那个时期，这批令人尊敬的艺术前辈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唯一的信念只是为了京剧的传承，为了让十年动乱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的传统艺术得以复苏，让我们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民族艺术接过来、传下去。

在这里，请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说出那些曾经为大连的京剧艺术，来连或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这个京剧班传艺授课的令我们受益终身的部分前辈艺术家的名字：

袁世海、关肃霜、厉慧良、魏莲芳、李紫贵、郭汉城、郑亦秋、刘秀荣、萧德寅、云燕铭、李长春、李家载、李鸣盛、梅葆玖、文涛、张春孝、刘长瑜、李光、沈健瑾、王晶华、王梦云、蔡英莲、张蓉华、宋长荣、萧润德、汤小梅、吕东明、朱福侠、管韵华、黄正勤、蔡正仁、杨梅访、李师斌、孙瑞春、李刚毅、张正芳、钳韵宏、安云武、叶蓬、胡芝风、张四全……

因为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年代久远，肯定还有一些为我们传艺的前辈的名字未能列上，但他们泽被后人，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恩泽，还有其他众多京剧前辈们对我们大连京剧艺术做出的无私奉献，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在这七年间，我除了恶补传统戏基本功和多方面知识，向本校的老师们学习外，还先后向文涛、方荣翔等京剧名家求教。这一切都丰富了我的艺术积累，令我对净行的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的基本常识和规律也有所掌握，充实了我的艺术库存。

初露头角

针对我文武比较全面的特点及我们班的实力，1980年，艺术学校的闻占萍和马明捷老师根据传统京剧《金水桥》《选元戎》改编、整理出大戏剧本《秦英征西》，由我扮演剧中的一号人物——秦英。这是我挑梁唱的第一台完整大戏，这一年我十九岁。这出戏前文后武，不管是前面的唱念还是后半部的武打都很吃重，它发挥了我武功基础好、嗓子也好的特点，亦文亦武，唱、念、做、打四面出击。执导这台戏的闻占萍老师在前面为我设计了许多唱段，后面又设计了不少难度较大、非常吃功的舞蹈和武打场面。这台以我为主角的戏在大连、上海、杭州连续演出了三十多场，场场爆满，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老师和同学们渐渐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团里也把我列为重点培养的苗子。

排练中的汗水

就是这一年，我们在上海演出时，著名老旦王梦云看了我的演出后十分惊喜，也觉得我的基础不错，为我引见了裘派花脸名家李长春，使我有幸得到了李先生的指教。李先生先后三次来连，为我传授了《姚期》《铡包勉》《遇皇后·打龙袍》《铡美案》等铜锤花脸戏。在这期间我还先后得到方荣翔、费玉策、萧德寅等名师的指点，受益不小。这时的我演过架子花脸和武花脸戏，又学演了一些铜锤花脸戏，铜锤、架子、武花脸“三门抱”，有媒体发表文章称我是文武兼备的“全才花脸”。

1982年，我和我的同学们作为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一个出访的京剧艺术团体的成员，赴葡萄牙、西班牙、挪威、芬兰四国表演。一群平均年龄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的精彩演出在海外引起了极大轰动，受到国内京剧界的关注。

也就是这一年，我的人生中又出现了一次对我艺术生涯至关重要的机遇。

与大师父子般的师徒情缘

一、初次相会

那些年我受到许多京剧前辈的指教，尤其是1980年后跟李长春先生学了不少铜锤花脸戏，开始面临着最终的行当定向问题。我嗓音条件不错，通常来说嗓子好的演员学花脸，一般都“抱锤”，即学以唱功为主的铜锤花脸。而当时铜锤花脸最火的流派就是裘派，李长春是裘盛戎的亲传弟子，所以校领导和老师们就准备让我投师裘门，拜李长春为师。

1982年，就在我准备拜李先生为师专攻裘派铜锤花脸时，情况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这次变化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深远影响。

这一年年初，学校邀请吉林戏校的文涛先生来连给我们全班教授了传统京剧《九江口》，我在剧中扮演北汉大元帅张定边，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出戏。5月份，著名京剧导演郑亦秋先生来连，看了我的这出戏后眼睛一亮，马上想到了袁世海先生。回京后他向袁先生介绍说，大连有个杨赤不错，你应该收他做徒弟。时隔不久，袁先生在郑先生的陪同下来到大连。那时我对袁先生十分崇拜，当领导通知我准备请袁先生做我的老师时，我像在做梦，既兴奋又不安。以前，我只在影视上见过他的精彩表演，尤其是《红灯记》中的鸠山、《野猪林》中的鲁智深，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时，我不过是个初登剧坛的小卒，袁先生能收我吗？

在《九江口》中饰演张定边

与袁先生合影

袁先生看了我演出的《九江口》等几出戏，对我的各方面条件十分满意，欣然答应了学校的请求。

拜师典礼是在学校教室举行的，十分简洁，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当时一同拜袁先生为师的还有我的同学王长江和刘廷建。那天，我恭敬而拘谨地坐在袁先生身旁，袁先生问起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是个工人，已经过世了。幼年失怙的袁先生听罢拉起我的手，感慨万端地长叹一声：“唉，咱们爷儿俩怎么都这么命苦……”袁先生一番话使我泪水不由得蓦地涌上眼圈，顿时心中与袁先生那山一般的距离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慈父般的暖意。

清茶一杯的拜师仪式结束后，袁先生给我和同学们重新梳理、传授了他的拿手戏《九江口》。袁先生对文涛先生十分敬重，对他给我们说的《九江口》给予充分的肯定。袁先生并不笑话我根底浅，他调动一生的积累和经验，手把手像教小学生似的不放过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念白和唱词，一遍遍示范，并给全剧参演的几十个同学细致地拉完了全出戏。

排完戏后，见学校经费紧张，袁先生又主动提出带着我们实验京剧团的青年演员们演几场戏，卖票收入用作学校的教学经费或用来给我们置办点儿行头。就这样，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艺术家同几十个艺术学校娃娃联袂演出《九江口》的广告打了出来，地点定在当时大连最有影响力的剧场——人民文化俱乐部。

演出那天晚上观众爆满，不少人冲着袁世海的名声远道赶来。我与袁先生同饰张定边，我唱前半出，袁先生唱后半出。可以说，这是一场爷爷辈与孙子辈的联合演出，六十开外的著名老艺术家领着一群二十来岁的娃娃同台亮相。开演前袁先生早早来到剧场，亲自给我勾脸并指导同学们化装、穿服装，还一再给我和同学们打气，告诉我们不要紧张。开戏铃声响后，他坐在边幕旁给我们把场。有袁先生把场，我们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不少。戏演到《闯宫》时袁先生登场了，以往他唱这出戏与他配戏的是叶盛兰等一批著名艺术家，而今天却是一群羽翼未丰的小字辈。老人家神完气足，宝刀不老，全身心投入；娃娃们在袁先生的带动下也个个精神抖擞，认真做戏。剧场的观众沸腾了，不时响起阵阵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