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韩国古典小说的概念与特质

我们面对的是一大堆名为“韩国古典小说”的材料，它如同一块巨大的岩石，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揭开这些材料的真实面貌。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如何入手，需要挖掘出什么、挖掘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这只是一堆毫无头绪的材料而已，并不具备任何形体和面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真实面貌。

一 范围与领域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韩国古典小说”这一术语的概念。“韩国古典小说”的基本语义应该是人尽皆知的，它指的不是当代，而是“古时候在韩国用韩国文字创造出来的小说”。但是如果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古时候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其下限又到何时？韩国文字具体是单指韩文呢？还是包括汉文在内？小说的体裁范围和领域该如何界定？

罗末丽初的传奇小说

我们在中学就已经学过，古典小说的嚆矢之作是《金鳌新话》，其下限为李人稙的新小说出现之前的开化期，也就是到19世纪末为止。今天，对于将古典小说的下限定为19世纪末并无异议，而对于韩国小说嚆矢之作是不是《金鳌新话》却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尤其是罗末丽初传奇小说已经出现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学史发展的总趋势，因而受到瞩目。也就是说，在古代建国神话等众多传承说话的基础之上，罗末丽初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水准的小说，比如《殊异传》中收录的《崔致远》和《三国遗事》中的《金现感虎》和《调信传》等。《崔致远》描述了主人公与双女坟中两名阴间女子彼此唱酬的人鬼相恋故事；《调信传》讲述了主人公在梦中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爱情之后，却领悟到生活的空虚；《金现感虎》讲述了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主人公与化为人形的美貌虎女相恋，虎女却为了替残害众生的兄弟赎罪而自杀。这些作品全都具有离奇、虚幻和浪漫的性质，因此一般将其定义为传奇小说。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作品不是说话，而是小说呢？以《崔致远》为例，在描写登场人物的性格时，作者还刻画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具体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尤其是崔致远与二女唱酬的多首诗歌细腻地体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中还可以看出，与二女的邂逅和爱情使崔致远对人生的认识大为改变，迎来了人生转折点。与此相关，通过主题意识、对人物个性的烘托以及诗歌的插入，可以看出清晰的创作目的意识。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已经超越了说话的水准，可以被确定为小说。与其他两部作品相比，可以说《崔致远》的小说完成度最高。尽管如此，其他两部作品也对人物和环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具体描述，展现了人物的精神成长与意识转变。通过明确体现的主题、组织严密的情节、个性人物的塑造、细腻优美的文体等，可以发现其明确的创作目的意识。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三篇作品均为小说，而不是说话。

汉文小说也是韩国小说

接下来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些没有采用韩文，而是采用汉文标记的小说作品是否应被纳入韩国小说史？这个问题也必须要解释清楚。

世宗大王创制韩文是韩国文学史上一项史无前例的辉煌创举。由于韩文的创制，韩文文学的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小说也同样如此。由于韩文的创制，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层得以扩大，小说发展为文学史上的主导体裁。韩文创制之后，用汉文创作的小说和从中国传入的小说被翻译成韩文阅读。《洪吉童传》等韩文小说出现之后，小说的读者层开始广泛扩展到士大夫家妇女和平民层。他们阅读小说的渴望通过韩文这一媒介得到满足，终于揭开了真正的小说时代。

韩文创制之后到真正的小说时代开始之前却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朝鲜前期，前代的传奇小说得到继承和发展，不仅创作出《金鳌新话》《薛公瓒传》《企斋记异》之类的汉文传奇体小说，而且还出现了《元生梦游录》《达川梦游录》《皮生冥梦录》等一系列梦游录类小说，以及《愁城志》《天君衍义》等以心灵——天君为主人公的所谓的天君小说。以汉文为标记手段的小说大量创作，十分盛行。

从韩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的情况来看，朝鲜时代的汉文在使用时采用韩国语读音，并且加上了韩国语格助词，因而可以说发挥了韩国语文言文的功能与作用，相当于韩国的另一种语言。因此，在17世纪真正的韩文小说时代开始之后，仍然有一批丰富多彩的高水平汉文小说被创作出来，《周生传》《崔陟传》《云英传》以及燕岩小说等野谈类小说即为其代表性作品。因此，韩文创制之前的小说自不必说，之后创作的汉文小说也理应纳入韩国小说史范围之内。

梦游录的体裁问题

说到这里，必须要弄清梦游录的体裁问题。目前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梦游录是小说；另一种则十分重视作品的现实性、历史性和教训性，因而认为梦游录是教述体裁。而笔者不能不注意到作品的幻想性、虚构性以及假托的寓言性。

下面以《元生梦游录》为例来看一下。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元昊在中秋佳节某个月夜读书时伏案而寐，突然感觉身体变轻，犹如羽化登仙，缥缈升空，四处飘游，最终来到一处江岸。此处飘荡着千载不平之余愤，于是他悲从中来，吟诗一首。此时一名头裹幅巾的陌生男子出现，将他引至一位国王与六位大臣聚集之席。他们彻夜对诗，吐露胸中的愤懑之情，正在慷慨激昂之际，突然被雷声惊醒，方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这一作品并非作者单纯地记录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亲身经历，而是完全虚构的，叙述了一场梦中的想象故事，也就是在梦幻中发生的奇异事件谈，作品中虚构的登场人物根据作者的创作意识和作品意图被安排在小说内部的虚构空间中，扮演各自的角色。下面就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主人公感觉自己羽化登仙，来到一处江岸，发现这里飘荡着千年不平的冲天怨气，于是心怀悲怆，吟诗一首。

恨入长江咽不流，

荻花枫叶冷飕飕。

分明认是长江岸，

月白英灵何处游。

除了主人公元子虚（子虚为生六臣之一元昊的字）之外，所有登场人物均为虚构。在作品中，主人公所到的“江岸”也是一个虚构空间，这里飘荡着永不消失的怨恨，即“千载不平之余愤”。这是为什么呢？此外，话者将虚构的作品空间“江岸”称为“长沙岸”，为不知道那里的英灵在何处游荡而焦急。这是谁的英灵？这首诗又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呢？

话者，也就是作者设定了作品中的虚构空间——“江岸”，并将之设定为实际位于中国湖南省的长沙，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解答问题的线索。众所周知，项羽将义帝流配至长沙并将其杀害，这是一片充满了残暴、不忠与死亡的诅咒之地，自然充满了千载不平之余愤，游荡在此处的正是被项羽杀害的义帝之英灵。这样一来就不难发现，该作品是一个比喻性的虚构故事，以发生在逆臣杀君的不忠与谋反之地长沙的历史事实为题材，将生六臣元子虚设为话者，叙述了一位国王与六位大臣慷慨激昂的对话，实际上在影射被首阳大君流配到宁越之后惨遭杀害的端宗之悲剧。该作品是一个高水平的虚构故事，因此只能将其界定为小说体裁。

综上所述，韩国古典小说的范围和领域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其形成起点并非15世纪，而是应该追溯到10世纪罗末丽初，其下限则为19世纪末开化期之前。第二，从标记文字来看，包括所有韩文作品、汉文作品以及韩汉混用作品。第三，以韩文标记的所有小说、罗末丽初传奇小说和高丽传奇体小说（如经金陟明改编之后以《海东高僧传》的《圆光传》形式流传至今的《圆光法师传》、据传为高丽末期李居仁所作的《莲花夫人传》，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分析出高丽时代小说史的发展轨迹）、传奇小说和梦游录之类韩文创制之后创作的所有汉文小说，以及17世纪以来新出现的诸多传系小说与野谈系小说等均应包括在韩国古典小说范畴之内。

二 通过人与神的关系看存在论的两种类型

在小说所追求的最基本命题中，包含一些存在论的疑问，比如，人生的本质是什么？生活原理是什么？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此时提出的最受关注的问题恐怕就是有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神对于现实生活空间中不断发生的对立与矛盾、腐败与社会罪恶，为什么只是冷眼旁观、一言不发？这些令人苦恼的问题无疑是于人类历史开始之时同时提出的最普遍的宇宙疑问。

埃米尔·杜尔凯姆和米尔恰·伊利亚德等西欧精神文化史学家认为，社会是人类的生活基础，大体可以分为以宗教神秘性与灵验性为基础的“神圣社会”和以科学合理性、实用性为秩序基础的“世俗社会”，此时作为区分标准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可以被理解为古代与现代的对称关系。例如，以现代人的意识标准来看，吃饭、性行为之类的生理行为只是生命体的有机现象而已。但是对古代人来说，这并非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神圣典礼”，即“与圣灵的交流仪式”。

在古代神圣社会，神是利用其绝对权能主宰人类生活的存在。当时神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理想的和谐，人类的生活是幸福的。人敬拜神，创造了神圣社会，发展出神圣文化。人类体验到来自至高无上的神的启示、灵验与神秘的奇迹，对此深信不疑。人们比邻而居，互相帮助，彼此依靠。对私有财产也毫无贪念，相辅相成，追求集体社会伦理路线。不追求人为的开发和发展，而是保持现状，在自然中维持生活。与物质相比，更崇尚精神价值，追求忠、孝、烈之类的正当理念。与人交往时，并不考虑其利用价值，而是将人品本身视为目的价值，因此神圣社会的人类可以定义为共同体社会类型。

然而，现代人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再次陶醉于自身取得的科学成果之中，坚信自己的能力，于是开始抗拒神。在地上的人间世界，神丧失了立足之处，于是隐藏起来。因此，卢卡奇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不断堕落的悲剧世界，神已经离去，人类再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人类只顾追求物质的富饶，戴着虚伪的假面，忙于私利私欲，反目成仇，不断争斗。也就是说，在神离去的人间世界，堕落的自我与堕落的世界丧失了理想的和谐与整体性，彼此分裂，只热衷于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同时又在努力重新恢复整体性，卢卡奇认为这种现实生活是一个悲剧世界。虽然很难断定卢卡奇这种世界观是正确的，但可以说反映了部分事实。

如今，与以天上为中心的神话秩序相比，人类更加热衷于探索地上肉眼可见的自然现象。遇到困难时，不再追求灵验与神秘的奇迹，而是尝试通过合理的科学思考来解决问题。与梦之类的心理情绪体验相比，更加重视肉眼能看见和能证明的经验现象体验。不再追求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的集体路线，而是更加执着于个人的利害关系和个人成就。与自然经济秩序相比，将生活基础建立在货币经济秩序之上，追求无限的物质富饶和金钱财富。因此，这种世俗社会的人类可以定义为利益型社会。

迄今为止，我们根据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即神在人类社会中被克服的过程，考察了人类表现出来的两种存在论特征。根据上述考察结果，一种人相信超越世界与神的存在，在神的权能、恩典和秩序之下维持生活，另一种人则否定神与超越世界，认为地上世界的现实生活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本质。前者的生活原理可以称为超越主义存在论，后者则可以称为现实主义存在论。

三 古典小说的存在论及其美学

那么韩国的古典小说表现出怎样的生活原理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下面就来考察一下长篇大河小说《明珠宝月聘》、爱情小说《淑香传》以及《春香传》等盘瑟俚系小说和世态小说。

古典小说的超越主义存在论及其美学

《明珠宝月聘》（100卷100册）和《尹河郑三门聚录》（105卷105册）采取了两部连作小说的形式，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长篇大河小说。在前、后两篇中，《明珠宝月聘》相当于前篇，从作品规模来看，有数十名男女主人公级人物长时间纵横驰骋于辽阔的时空之中，演绎了一场从生到死的过程中天命已定的生平传奇，因此众多故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气呵成，堪称一部气势恢宏的巨作。

在《明珠宝月聘》中，针对遵循天理与正道生活的善良主人公，穷凶极恶的敌对势力以无比残忍的阴谋诡计犯下滔天罪行，制造了种种祸端。因为他们相信：“天定胜人，人众逆天胜。”因此主人公的痛苦极深和考验极为残酷，惨不忍睹。尽管人间这种悲惨的灾难不断，神却毫无动静，也无意介入，令人全然不知神存在与否。即便神存在，似乎也只是对人间游戏袖手旁观，面对那些恶毒小人的挑战却束手无策，只是显得懦弱无能。看到这里，《明珠宝月聘》的作品世界无疑是一个悲惨的世界，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或许隐藏起来，或许已经死去。那么在这个作品中一味地受到邪恶敌对势力攻击的主力军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他们发现一直坚信能将自己从绝望的现实中解救出来的神如此懦弱或根本不存在，或许他们不会再等待神的救援，放弃追求讲究道德和富有价值的生活。

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带着“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邪不犯正，妖不胜德”的坚定信念继续生活，而这种信念最终得以实现。根据天意，天定时运归来之后，猖獗一时的邪恶势力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正人君子最终战胜了漫长而艰难的绝望与死亡时空，恢复了“风景绝佳、山清水秀”的乐园，洋溢着幸福与喜悦。因此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神绝非像舞台外的观众一样袖手旁观、束手无策、懦弱无能或是躲起来的存在。其实在这部作品中，神根据自己的决定，必要时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形态凌驾于人间世界之上，行使自己的权能来创造奇迹。这部作品中展现的世界观不同于卢卡奇和戈德曼之类的悲剧世界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卢卡奇和戈德曼所捕捉到的“世界”是一个悲剧世界，人抗拒神的存在，神抛弃了人，因此神与人之间已经丧失了理想的和谐与整体性，失控的混沌与分裂、破坏与残虐行为比比皆是。

但在《明珠宝月聘》中，混沌与分裂、破坏与残虐行为泛滥的悲剧时空并没有占据整个作品世界，这种悲剧时空只不过是神为了使人认识到自己无可辩驳的存在而设计的人类整体生活的起始部分而已。神事先已经写好了人间生活的脚本，根据这一脚本，安排每个人担负起各自的角色，同时演奏了一曲美妙而神秘的交响乐，最终将人引入庄严而崇高的神之真理与时空之中。地上人类的生活只不过是深刻而奥妙的天意的体现而已，神最终行使着主宰地上人间万物生活的唯一绝对权能。

我们已经知道，认为现世地上世界的人与超越性的天上世界的神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相信地上世界的生活最终会被纳入超越一切的神的领域，这种原理就是超越主义生活原理，或者叫作超越主义存在论。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基于这种原理创作的作品不仅有长篇大河小说，还有英雄小说、艳情小说等多种类型小说，涌现了丰富多彩的例子，下面就通过《淑香传》来进行具体分析。

《淑香传》的异本多达数十种，但普遍认为梨花女大所藏本、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本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本这三种译本相当于善本。本文将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本为中心进行考察。

燕京本总共由四卷四册构成，作品篇幅最长。这一事实首先说明燕京本在作品篇幅方面成就最高，下面来看一下作品内容。《淑香传》是一部典型的超越主义作品，整个作品都充斥着神异、灵验与奇迹。作家在作品开头便提出了明确的超越主义生活原理，淑香等人间世上的一切生活都只能根据天道、天理和天意展开，这种原理在实际中体现得丝毫不差，之后展开的作品内容也不过是一个证明和使人相信这一切的过程而已，因此《淑香传》堪称超越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

下面根据作品展开的时间顺序来考察一下这种情况。

（1）一天，淑香的叔父金佺救出了被渔夫捉住面临死亡的乌龟，并将乌龟为报恩送给自己的宝珠作为聘币，形成天定婚。

（2）一位仙女在五彩云朵与奇馨异香中出现，在仙女的帮助下，天上月宫仙女还生，淑香因而诞生。

（3）一个叫王筠的占卜人算出淑香今后一生将承受天定厄运。据他预言，淑香原本属于仙界，“非人世之人，而是乘月宫嫦娥之精气出生，此生须赎尽前生之罪，方能遇上好时节”。她5岁时将失去父母，15岁之前将经历五次死亡之劫，17岁时被封为夫人，20岁时重遇父母，享尽荣华富贵，70岁时回归天界本乡。

（4）淑香5岁时发生战乱，避难过程中失去父母，迷失在山中，幸得野兽与鸟儿的保护。

（5）在山中徘徊的淑香在青鸟的指引下进入仙界——“冥司界”，遇见了仙女“后土夫人”。喝下仙女的茶之后，她忘记了人间世上的一切，重回仙界，并听后土夫人讲述了自己今后将在人间经历的厄运与即将发生的事，返回人间。

（6）淑香重返人间之后，根据天意依托于前生结下宿缘的张丞相家，但遭到侍婢思香的诬陷，蒙受偷窃的不白之冤，被逐出家门，于是下决心投河自尽。

（7）但淑香又被掌管河水的龙女和乘坐莲叶舟而来的月宫仙女搭救，喝下仙女的仙茶之后重返天上仙界。之后在仙女的教导与帮助之下，她乘坐莲叶舟重返人间，依托于化身为卖酒婆婆的麻姑仙女。

（8）淑香在青鸟引导之下来到天上白玉京，参加了玉皇大帝、释迦如来佛、月宫嫦娥及诸仙官仙女与诸佛诸天共聚一堂的华丽而庄严的宴席，目睹了由玉皇大帝牵线搭桥，月宫小娥与太乙仙君结缘的情景，醒来却发现是南柯一梦。月宫小娥正是淑香在仙界时节的前身，太乙仙君则为淑香的未来配偶李仙的前身。

以上从（1）到（8）依次考察了多达27段的《淑香传》故事，看到这里不难发现贯穿于整个作品的超越主义特征。淑香的生平完全按照（3）中占卜家的神秘预言如期进行，每个段落完全都是在人间引导淑香生活的天上超越性存在的神异灵验故事，这一现象在整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揭开这一事实之后，对该作品的考察在此便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九云梦》主要讲的是南岳衡山修道僧性真突然被世俗欲望所吸引，苦恼之余还生为人间俗人，名杨少游，在享尽人间各种快乐之后领悟到，杨少游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空虚的春梦而已。因此该作品的基本结构可以理解为现实→梦→现实。其实性真的世界和杨少游的世界也是与现实时空和梦中时空、仙界和人间两种形成对照的生活相呼应的。但是性真的生活与杨少游的生活既没有形成简单的对称结构，也没有单纯地宣扬佛教教理，这两种生活世界反而应该视为彼此是交融共存的。

首先来看一下性真的世界。性真对于世俗欲望的苦恼在于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因此南岳衡山也不过是人间一个普通的现实空间而已。但这里同时又是神僧六观大师开道场说大法之地，性真也是“劈开水道进入水晶宫见到龙”的超越性存在。因此“入梦”之前性真的世界可以理解为一个同时具备圣俗双重含义的时空，既是现实，又是超越空间。

其次，在杨少游的世界里，性真由于受到世俗欲望的困扰，听从了六观大师无法避免“一次轮回之苦”的劝告，从衡山莲花峰还生到现世，完全忘却了前生世界，邂逅前生结下宿缘的八名美女，成为王侯将相，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因此，与性真的世界相比，这里无疑是世俗时空。然而，在杨少游的世俗空间里，还存在着蓝田山、盘砂谷、白龙潭之类神秘的神圣空间，这一点绝不能忽略。在蓝田山，杨少游遇见了道人，获悉父亲杨处士的消息，并得到了今后与自己的天定配偶结缘时需要的重要神物，蓝田山在地理上虽然存在于人间，却是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超越性神圣空间。这种超越性生活体验在白龙潭也同样有所体现，而且这种体验并不局限于杨少游个人，其他将士也有着共同的体验。杨少游从龙宫返回途中，在龙宫使者的带领下，途经南岳衡山并见到了六观大师。在他人间缘分已尽即将回到南岳衡山返本还原之前，与六观大师见面进行了对话，由此可知，这是一种在人间的超越性神秘体验。

可见杨少游的生平传记并不仅仅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现实世界，而是与天上原有的时空秩序及存在原理紧密相连的，形成了一个深奥的存在论意义体系。因此，杨少游在人间生活时也可以往来于超越性世界，在返本还原回到衡山莲花峰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完成，因此最终将回归到极乐世界这一天上永恒的时空，不断重复着自我更新。因此《九云梦》反复展现了从现实世界到超越世界的无限升华，可谓一部反映了超越主义世界观与存在论的小说。

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存在论及其美学

下面要考察的一系列作品与前面所考察的神圣文化超越主义小说类型截然不同。如果说人类历史从中世纪到近代，从神圣文化到世俗文化，从共同体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那么这些作品群可以说或者倾向于后者，或已经完成过渡，或反映了过渡过程本身。

下面来具体看一下世俗小说的特点。第一，宗教性的敬畏和神异性已经基本消失。第二，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王侯将相之类非凡的英雄，而是诸如春香、兴夫和李春风之类在人们周围常见的平常人物。第三，反映了强烈的物质货币经济价值观与社会现象。第四，小说的矛盾不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个人的成功欲望和社会矛盾引起的。第五，不再需要超越性存在的介入，而是通过在现实世界中的探索来解决危机与矛盾。总之，在这些作品群中，人的日常生活与欲望的实现之类问题成为作品的重要主题。针对这些特点，下面来看几部具体的作品。

《春香传》在盘瑟俚系小说乃至所有世俗小说中堪称巅峰之作，与神圣小说巅峰之作《淑香传》形成鲜明对比。前面已经提到，《淑香传》以超越主义和循环论史观为基础，展现了庄严而崇高的作品世界与美学。与此相反，《春香传》却粗俗而滑稽，节奏也十分紧凑。《春香传》最终的作品矛盾是春香的身份矛盾，春香在卞学道的暴行面前坚持的“烈女意识”，这与为了实现身份上升的目的而动用的防御机制有关，因此在作品中也相当于为了实现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春香为了实现提升身份的目的，最终从与自己身份截然不同的两班李公子那里得到了一份保证，上面写着“不忘记”，表示永不抛弃自己，这相当于一份证据材料，她与试图残忍地蹂躏自己身份上升宏伟愿望的卞学道阻碍势力誓死对抗。从其凄惨而激烈的斗争情况来看，春香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和利益社会的人物形象。该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身份结构的分化、逐渐瓦解的社会变动情况。因此，该作品的最终价值就在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反命题，试图保护人们不受顽固不化的封建社会制度与教理的伤害并获得解放。

《兴夫传》正面剖析了利益社会的核心焦点——财富的问题。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利益社会里，将不受任何天上秩序的介入而展开的人间世界现实矛盾作为作品的中心矛盾。具体地说，兴夫与玩夫之间的矛盾不是发生在私有财产和所有观念淡薄的“共同体社会”，而是源于兄弟之间所有概念明确、要求交易和契约的“利益社会”。

兴夫虽然具有两班贵族意识，但在现实中只不过是一个打零工的下层贫民。而兴夫顽固不化地坚持对玩夫用卑称，而且尽管自己衣不蔽体，却想要打扮成两班，遭到了民众的嘲弄和批判。尽管如此，人们之所以依然始终以温情的视线看待兴夫并对其寄予同情，是因为他的贫困和艰苦的生存斗争，兴夫为了战胜贫困甚至靠替人挨打挣钱。而对其贫困情况的描写也令人产生共鸣：“本想做饭，可一看历书上还有一大串日子，要到甲子日锅中才能有米。老鼠跑来偷米，不分昼夜来回跑了十三天，累得腿上都生了疮。”兴夫这种凄惨的现实也正是当时极度贫穷的下层人民的生活写照。

与此相反，玩夫虽然是奴婢出身，却在身份低贱的情况下翻身积累了财富，在世俗社会中奠定了牢固基础。尽管如此，玩夫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定，其原因正在于他对兴夫之类下层民众的掠夺行为。玩夫居心叵测的行为正是反道德、反社会的邪恶地主和高利贷商人的掠夺行为，也是理应遭到唾弃的部分特权阶层的表现。因此，为了惩处玩夫，民众通过葫芦这一寓言性工具，动用了一切手段和方法。惩处势力无论是对两班、楚兰、祠堂居士还是屎尿污物，全都毫不介意。他们的惩处使得玩夫家败人亡，令人拍手称快。可以说《兴夫传》最终体现了民众对邪恶的掠夺阶层的敌对意识以及对财富合理分配的关注。

下面来看一下朝鲜后期广为流行的所谓世态讽刺小说。《钟玉传》中主人公钟玉下定决心在学问有成、金榜题名之前绝不成家，他的叔叔却指使一名叫香兰的妓女加以引诱，从而使其失节。在两人的爱情即将成熟之际，叔叔却伪造了一封书信，谎称钟玉之父在京城病危，让钟玉前往京城，然后又伪造书信谎称其父已大病痊愈，使钟玉中途折返。返回途中，钟玉发现了路边掩埋着香兰尸体的坟墓，伤心不已。一天，香兰假扮成鬼出现，二人像以前一样寻欢。钟玉误以为自己也变成了鬼，在外面四处游荡，结果出其不意地被叔叔揭穿，出尽了洋相。

此外，世态讽刺小说还有《乌有兰传》《裴裨将传》《芝峰传》等，这些作品所展现的视角都暴露和讽刺了道貌岸然的道学君子传统观念的虚伪性，肯定了人与生俱来的感情和欲望。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在暴露所谓正人君子的道德伪善和堕落的过程中又引进了性与女色这一被当时社会规范视为禁忌的主题，引人入胜。被诱惑的男性与诱惑人的女性，幕后人物之间的三角关系借助紧凑的构成和结尾的和解而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因此，这些作品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一方面，肯定了人的世俗欲望，讽刺了传统的伪善道德；另一方面，使登场人物之间获得了归属感。

最后是燕岩朴趾源的作品，作家果然不愧是主张利用厚生的北学派领袖，在现实中积蓄经济实力，同时又站在排斥不义的民众健全的世俗主义一边，并不看重身份的贵贱，而是将人物评价标准放在实际能力上，他的作品更加系统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与《两班传》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另一部野谈集中，由此可以推测，该作品可能是以民间传承而来的实际民谈为素材创作的。郡里一名贫寒而德高望重的两班由于无力偿还从官府借来的换粮，最后只得将家谱上的“两班”身份卖给一名富有的贱民——贱富，从这种情况的设定便能够看出两班与贱民这两个阶层的明与暗。因为所谓“安贫乐道”和兴夫的无能一样，毫无价值，在“财富”面前，即使身份优越也无能为力，这正是对找不到现实出路的两班的批判。但作家并没有停留于此，在郡守仲裁下签订的两班买卖契约书将两班的伪善暴露无遗。绝不能抱怨贫困，也不能摸钱，这些两班必须遵守的过时的清规戒律根本不适合一直过着现实而又实际生活的贱民富翁。因此，在富翁的要求下郡守重新起草的契约书进一步暴露了两班的掠夺本性，认为科举及第后获得的红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袋，这种想法则暴露了两班阶层是一个寄生集团，其实就是盗贼。这种情况应该是在当时社会结构变动的背景之下设定的，也可以说是在敦促那些无法积极应对现实的两班阶层觉醒，同时暴露了他们的寄生本性。

到此为止，我们考察了韩国古典小说的精神史展开情况，从中可知，韩国古典小说从体现了基于天上、神圣性和神异性的超越主义存在论及其美学的神圣小说过渡到了基于地上、实证性与合理性展开的现实主义世俗小说。如果说前者是以前近代为属性的共同体社会文学，那么后者可以说是现代利益社会文学。这一事实在解读韩国历史乃至文学史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韩国学界，认为在韩国历史乃至文学史的展开过程中找不到内在的、自生的近现代化契机与活力的看法曾一度占上风。这当然是日本侵略者以及开化初期对他们应声附和的部分启蒙主义者所误导的亚洲本质特征论及殖民地历史观造成的。但是如上所述，在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进入朝鲜后期，通过盘瑟俚系小说、世态讽刺小说以及燕岩小说等，韩国文学史体现出生机勃勃的民众文学发展面貌，从精神史上来看，这种面貌正是近现代性的体现。

韩国文学史明确揭示了基于亚洲本体论或是殖民地历史观，带着悲观和自我贬低的视角来看待韩国历史发展情况的态度是一种极其严重的错误。

（李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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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흥부전」，이상택 편，『해외수일본 한국고소설총서』1，태학사，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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