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来源及其背景
我们读过唐诗,往往有一疑问,就是:“唐诗怎样形成了它的伟大呢?”我们也读过《三百篇》,我们也读过汉魏乐府,我们也读过建安以后的五七言诗,也觉得这些古诗的伟大!但是我们读过唐诗,却又发现唐诗是一种新鲜的体裁,新鲜的气象,这种新气象的唐诗和一切的四言古诗、五七言古诗都不相同。我们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唐诗的来源。
沈约
自从梁《昭明文选》编成后,在表面看,仿佛是集古典文学的大成,但实际上《昭明文选》便是古典文学最盛的葬礼了。加上沈约声律八病之说,诗体越发添了几层严酷的镣铐。虽然梁陈间古典诗依然流行,但已经是回光返照,古典作品的魔力早已不能维系诗坛的重心了,同时,民间的歌谣文学早已蓬勃地发展起来,这种新声的歌谣在东晋及六朝之初,便已经很流行。所谓“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例如:
宿黄不梳头,丝发披两肩。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凉秋开窗寝, 斜月垂光照。中宵无人语,罗幌有双笑。(《子夜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地,终不罢相怜。
黄葛生烂漫,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前溪》)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江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这种体态清新、描写活跃的新声小曲,较之陆机、谢灵运辈的古诗,实在高妙多了!这种五言的新声小曲的逐渐进化,便成后来的五言绝句。到了梁陈时代,民间的歌曲,已经经过长期的发展,渐渐从民间文学的地位跳起来,把已经腐化的贵族古典文学的地盘掀动,那些贵族诗人也受了民间歌曲的影响,不免尝试起来。如梁简文帝《乌栖曲》诗云:“芙蓉作船丝作绰,北斗横天月将落。采莲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魏收《挟瑟歌》云:“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此二诗虽音调不谐,实已备唐诗七绝之体,如胡应麟《诗薮》云:“考《乌栖曲》四篇,篇用二韵,正项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学此。江总《怨诗》卒章,俱作对结,非绝句正体也。惟《挟瑟歌》虽音律未谐,而体裁实协,唐绝句咸所自来,然六朝殊少继者。”及至隋诗,如:“杨柳青青着地垂, 杨花漫漫搅人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已经完全形成唐人七绝的体裁了。
六朝诗人如沈约是声律八病的创造者,然而他的诗也受了民间歌曲的同化,渐渐改变那传统的诗体了。如《六忆诗》之云:“忆眠时,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这完全是模拟当代的歌曲。沈约一方面创造了八病的新韵律,一方面又受民间歌曲的影响,产生一种新体诗,便是唐代律诗的滥觞。例如《洛阳道》:“洛阳大道中,佳丽实无比。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蒲萄绣,腰中合欢绮。佳人殊未来,薄暮空徙倚。”这已完全是唐律之体制与形式,不过平仄不调耳。
简文帝画像
我们已经明白五绝、七绝与律诗的来源,在六朝即已有完整的形式;进一步我们研究唐诗的内容的完成:
中国文学由《诗三百篇》变为《楚辞》,由《楚辞》变为汉乐府,由汉乐府变为魏晋古体诗,其间虽有变迁,实在很微。自周秦到六朝一千多年的文学史,可说都是《诗三百篇》文学的遗传史。这是因为中国民族性本是《诗三百篇》式的性,所以所有只是《诗三百篇》式的文学。原来文学的重大变迁,往往有赖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前的中国,只是用武力征服异邦,自居于统治阶级,自然没有与他民族糅合的可能,没有文化接触的可能。中国文学只是单调的,不受丝毫的影响与调节,从《三百篇》传下来,自然不会有重大的变迁的。但是到东晋以后,便不然。匈奴民族,居然能征服中原,占据黄河南北。北方勇悍的民族性,和中国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是绝对不同的,看他们的作品便知道: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
野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
门前一树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紫骝马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波小妹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 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
这种勇悍爽直的匈奴民族性所表现的文学,和中国本来温柔的女性文学,粉饰的古典文学,风格情调,完全异样。渐渐经过时代的陶冶,这两种不同民族性文学接触的结果,到了唐代因政治势力的统一,中外的民族性更糅合在一起,发展起来,造成唐诗的新气象,形成唐诗的伟大。梁任公说:“经南北朝几百年民族的化学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以伉爽真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一路。拿欧洲来比,好像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掺入些森林里头日耳曼蛮人色彩,便开辟一个新天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南北朝民族的糅合,构成唐诗的伟大的来源,诚如梁任公所说;但是,我们要了解唐诗的真精神,更不能忽视唐诗所借以表现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的背景。唐诗在当代有两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其一,唐以诗赋试考进士;其二,唐代君主均好尚诗歌。明游潜《梦蕉诗话》云:“沈约在宋齐梁陈时并居钧要,谱韵以词赋取士,积习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但纪昀云:“以诗赋试进士,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则梁代并无是制。总之,无论是唐“因”是制,或唐“创”是制,我们总不能否认唐有是制。本来文学的发达与否,似乎与政治实无相成的关系;然在中国古代,文学未成为独立研究之科,所谓文人,不过借文以干禄,故文学的盛衰,往往视政治的趋向为消长。唐既开诗赋应制之风,诗歌自然发达起来了。况且唐代君主均有诗赋之癖,如唐太宗即开文学馆,以礼延当代文士。玄宗风流自赏,尤爱礼文人,李白即以《清平调》见宠于玄宗。宪宗读白居易《讽谏诗》,召为学士。穆宗善元稹歌诗,征为舍人。文宗好五言诗,竟置诗学士至七十二人之多。白居易之死,宣宗为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当代帝王之尊,而敬礼诗人,有若此者。至论作品,则中宗、睿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下至妃子宫人,莫不略解吟咏,自成篇章。太宗、明皇,则诗成卷帙。武后、韦后亦嗜文学,虽武后所作诗歌,大都出自元万顷、崔融辈之手;韦后所作,大都出自上官昭容之手,然其延揽诗人,识拔才士,过于诸帝。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影响所及,不但应制诗发达,其他的诗,亦发达。诗人都努力于作好诗了。甚至以一二语之工而名著者,《韵语阳秋》谓:“唐朝人士以诗名者甚众,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 名公先达,为之游谈延誉,遂至声闻四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以是得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张祐以是得名;‘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韦应物以是得名;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李益以是得名;‘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以是得名;‘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 ‘华裙织翠青如葱, 入门下马气如虹’,李贺以是得名……”《全唐诗话》载,刘希夷作《洛阳诗》,篇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为宋之问所害。夫“诗词于文为末”,这是古人的常见,后世竟有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者,则诗词之卑下愈甚。然唐人则以一二诗之工,便成名士;甚至为欲窃好诗以为己有,而不惜杀人者,则唐代作诗风气之盛,已可概见;而这种风气的造成,由于唐代政治的背景,是无疑的。
这是唐诗发达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政治背景仅造成唐诗的发达;更有军事背景所形成的社会状况,乃造成唐诗内容的伟大。
(二)军事的背景。在升平安定的社会,文学往往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这种太平文学,是顶没有意思的。如司马相如那一流人的赋,未尝作得不好,然无意味了。唐初有贞观、开元之治,社会局面安定,所以初唐诗也是太平文学,并无足观。但是开元以后,军事的变迁,便极其活跃。我们根据唐史,便很显然看出自开元以后的唐代,完全是由不断的战争支配着。略举其大事列表于下:
唐玄宗画像
唐玄宗时代 安禄山叛变,陷两京,玄宗奔蜀,天下大乱!
唐肃宗时代 安庆绪之乱;史思明之乱;史朝义之乱。
唐代宗时代 吐蕃之寇;吐蕃、回纥之寇。
唐德宗时代 李希烈、朱滔、王武俊之叛;朱泚之叛;李希烈内部之变;李晟破吐蕃之战;吴少诚之乱;韦皋破吐蕃之战。
唐宪宗时代 刘辟之乱;李 之乱;王承宗之乱;吴元济之乱;陈弘志弑宪宗。
唐武宗时代 卢龙军之乱;刘沔破回纥之战。
唐懿宗时代 浙东盗匪之乱;高骈南征之战。
唐僖宗时代 王仙芝之乱;黄巢响应王仙芝之叛;两京之得而复失;秦宗权之僭号,帝奔凤翔。
唐昭宗时代 李克用之变;李茂贞之变;朱全忠之变。
朱全忠画像
最后,朱全忠之变,唐之国命便完结了。玄宗后二百年天下,几无一年无战争,无一日安宁。在历史上继续着数百年的战争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二百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纷乱如麻的社会,便给予唐诗人以绝大的生命,给予唐诗以绝好的描写资料!由对外苦战的影响,造成一种以边塞生活为描写背景的边塞诗派;由国内纷乱的影响,造成一种以社会生活为描写背景的社会诗派。这些边塞派的诗与社会派的诗,便形成唐诗的伟大。这两方面的诗,都是用新的社会资料,新的描写,创造新诗。假如我们说:一种时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与内容都应该是新的,那么唐诗的伟大的基础,便是坚实建设在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的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