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第二时期
　　——自开元至大历初，凡五十余年

我们细察第一时期的唐诗，变迁的趋向，有几点实在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自沈约倡新韵律以来，第一时期的唐诗，便是跟依此路进行。到了宋之问、沈佺期时诗更“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越发靡丽了。这种靡丽诗风过量发展的结果，同时却起一个很大的反动，便是张九龄、陈子昂的复古运动。张九龄还不过自造一种古雅的风格，竭力摹古；陈子昂则旗帜鲜明地高标汉魏，高标“正始之音”，慢慢地把初唐的靡丽诗风移转过来了。第二，古诗在初唐虽然还是流行着，但初唐诗人的古诗实在比不上汉魏时代了，偶然有几首好诗，如《代悲白头翁》《春江花月夜》，也完全不是汉魏诗的风格。尤其可注意的是，在许多初唐诗人中，他们作的古诗，往往不可读，而他们的绝句或律诗，往往清新可喜。可说这种新体诗在唐诗的第一时期，便已有相当的成功了。

一方面由复古运动的力量，把初唐时代的靡丽诗风打破了；一方面新起来的新体诗，又已经走上成功的路，这样一步一步下去，便造成唐诗第二时期的诗坛，即所谓盛唐时期。

盛唐诗的意义是什么呢？平常所谓盛唐，便是指唐诗的最盛时期，假如唐诗的全部脉络，可以形成一根起伏线，那么，盛唐便是这线的最高点。但盛唐何以盛？盛唐诗何以在唐诗里占着特殊的位置？这问题不可不研究一番。我以为感唐诗的成功，有两个原因：

就诗的体裁说：新体诗在初唐时代，已经试验成功，前已说过。话虽如此，我们只是承认新体诗是已经试验成功的诗体，至于怎样将这种诗体发扬光大，自非所望于初唐的诗人。我们拿初唐新体诗来与盛唐新体诗比较，便很容易发现初唐新体诗的描写，是如何的不活泼、不自然！例如盛唐最负盛誉的新体诗，如李白的《白帝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又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盛唐诗里面轰动千古的作品，其特色亦不过在描写的活泼与自然；要描写的活泼与自然，必须有艺术上的熟练。初唐是唐诗的第一时期，那还是新体诗的试验时代，自然不会马上能运用得很熟练、很巧妙。到了盛唐，已入唐诗的第二时期，这时期的诗人，已经得第一时期许多好诗作底子，驾轻就熟，做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自能有必然的发展，这是盛唐诗成功的第一原因。

就诗的表现方面说：在前面已说过，初唐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天下。这种太平背景所产生的文学，是太平文学。太平文学，因为内容缺乏情感的生命，所以很少有文学上的价值。盛唐所处的时代，恰与初唐相反。虽说开元中犹是歌舞升平，这个时期是很短的，不久“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以后，便成纷乱如麻的世界。这样纷乱如麻的世界，在史学上是政治的黑暗时期，在文学上反是光明时期，平添许多给诗人可叹可悲、可歌可泣的描写资料。盛唐诗人的后半部作品，所以能引起我们的感慨哀伤，都是时代的背景使然。尤其是杜甫，我们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假如没有天宝以后纷乱时代的社会背景，杜甫的诗，绝不会有那样伟大的成功，这是可以断言的。所以说盛唐的时代背景，给予诗人在表现上最丰富的内容，这亦是盛唐诗成功的原因。

从这两个原因，我们明白盛唐诗的发达与成功，完全是时代使然，绝不是几个大诗人，如李白、杜甫所造成的。不但不是李白、杜甫所造成的，亦不是一切盛唐诗人所造成的。反过来说：李白、杜甫以及其他盛唐诗人的诗的造诣，大半假是由盛唐时代所造成的。往下我们根据这种时代的眼光，来研究李白、杜甫，及其他盛唐时代的诗人。

说到李、杜，谁亦不能否认他们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大权威，谁亦知道他们是中国二千年来诗坛的两大柱石。但是他们怎样造成这么伟大的权威呢？有的说李白是复古派诗人，有的说杜甫是创新派诗人，有的说杜甫是“读破万卷书”，才能“下笔如有神”，有的说李白诗的成功是由于“一生低首谢宣城”，我们总括那些批评，总不外三说：

（甲）天才说；

（乙）复古说；

（丙）崇新说。

说李、杜的伟大是由于天才的结果，这自然不是圆满的理论。李、杜固然是有特殊的天赋诗才，但是若全以天才来解释李、杜，而忽视环境与时代影响之力，那么，我们能说李、杜是以天才超越一切吗？在文学史上有天才如李、杜者实不乏其人，而成功却往往远不如李、杜，即如韩愈、苏轼的诗的造诣，实在不及李、杜，但我们却绝对不能说这是李、杜的天才高出于韩、苏。可见天才说之不能解释李、杜，这是很明显底。若说李白的诗的成就是由于复古，而杜甫的诗的成就是由于崇新，这似乎是不错了。至少也可以说这是有根据的言论了。李白自己说过：“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杜甫则如元稹诗云：“怜渠自道当时语，不傍心源着古人。”照这样说，李白至多亦不过是追配古人，何以能成就他特殊的伟大？况且李白实际大作七言诗，五言次之，四言则不但稀如凤毛麟角，而且并没有很好的。则李白此言，是否可靠，更是一个大问题。可见复古说亦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论杜甫的创新，是不容我们驳斥的，然而这只是片段的说明，而不是用理论来解释李、杜诗的全部，亦不能使人满意。老实说罢，我们如其要明白李、杜何以在诗坛上造成伟大的权威，决不能架造空中楼阁的理论，必须站在“时代文学”的立场，才能得着关于李、杜诗的正当解释。所谓时代文学，形成之条件，不外下列三项。

第一，在体裁上，必须有新的形式；

第二，在风格上，必须有新的格调；

第三，在描写上，必须有新的内容。

盛唐之所以伟大，因其一方面接受南北两朝文学合成的新诗格，一方面继承初唐新体诗的发展，同时又得着时代背景所给予特殊丰富的描写资料。现在更进一步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伟大，便是能为盛唐诗坛的领袖。这便是说：李、杜诗的特色，是在有新的形式，有新的风格，有新的内容。这种形式、风格、内容，在李、杜的作品里面，都显示很大的成功。而李、杜的成功，恰好给人造成两种不同的诗的倾向，往下分别介绍他们的作品。

（一）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少年生活，可由他的《上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干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看得出是带有几分侠气。三十以后，曾在玄宗时代，有一段贵显的生活。但往下便到处飘流。有时痛饮狂歌，有时求仙受道。他走遍赵魏燕晋，涉邠岐，经洛阳，淮泗诸地，而入会稽。后来或流浪于河洛梁园，忽又僻居庐山。其后竟以犯罪长流夜郎。赦还之后，仍然继续过他飘泊的生活，以至于死。葬于当涂之青山。时年六十二。飘泊本是诗人的生涯。李白漫游天下，不仅扩大胸襟，亦且成就了其诗的伟大豪放！

李白有伟大的时代背景，有丰富的诗人生活，加上天才的高绝，气魄的磅礴，怎样不成就诗的伟大呢？

李白画像

说到李白的诗，没有不称道他的五七言歌行的。他的五言歌行如《短歌行》《关山月》《妾命薄》《月下酌酒》《子夜歌》，七言歌行如《乌栖曲》《乌夜啼》《把酒问月》《灞陵行》一类的诗，都是很脍炙人口的。例如：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香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长干行》）

像这样的诗自然不坏，但这种诗实在不足以表现太白的气魄。而且太白的五言歌行，实不如他的七言长歌，往往有淋漓放肆的壮气，例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们读太白诗，往往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感，如“噫！吁！嚱！危乎！高哉！”，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如“刬却君山好，平铺江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些诗都是全无边际的突如其来，说到中间，忽五言忽七言，仿佛一个神游病者要和人拼命一般，令人吓倒；又仿佛千军万马奔来，有移山倒海之势，如真个要“我且为君槌破黄鹤楼，君亦为吾蹴倒鹦鹉洲”，令人惊绝！五七言古诗到唐本是已经死去的诗体了，但以李白的气魄宏大，运用得如生龙活虎，所以还值得后人称道。但李白诗的最大的成功却实不在这种古体诗。单就古体诗讲，汉魏六朝早已成功，李白的古诗虽好，却亦未能超迈前人，所以杜甫评李白的古诗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之语，可见李白的古诗是模拟，不是创造，已落第二义了。并且李白在许多歌行里面，往往不免有说空话的习气，亦是缺点。仅就古诗来论李白，李白实没有全超脱汉魏的境界。然李白诗的最大成就，并不在此。他的最大成就，是在近体诗，尤其是绝句。我们年少总读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这是何等真挚！何等自然！又如：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

美人卷珠帘，深坐 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

渌水明秋日，南湖采白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渌水曲》）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清。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情。（《青溪半夜闻笛》）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

李白的古诗，气胜于情，应该说是抒气诗。他的绝句诗，情胜于气，才算是抒情诗。如爱他的抒情诗，尤不可以不读他的七绝：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何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清平调》）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长门怨》）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从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从军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闻笛》）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越中览古》）

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陌上赠美人》）

太白的七绝，几乎首首都是很好的抒情诗。与其说太白是复古诗人，不如说太白是新体诗的圣手。王元美云：“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太白圣矣。”我们要改说：“五言绝，太白神矣；七言绝，太白圣矣！”王士祯云：“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又云：“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王世懋云：“绝句之源出于乐府，……盛唐惟青莲龙标二家诣极，李更自然。”（《艺圃撷余》）据此以观，以新体绝诗推重李白，古人已先获我心了。

（二）杜甫，字子美。本籍襄阳。徙居巩。诗人杜审言之孙。陈后山《诗话》云：“黄鲁直言：子美之诗法，由于审言。”此语虽不甚确，然子美之于诗，确属渊源家学，七岁即已能诗。贡举不第。进《三大礼赋》，授京兆府兵曹参军。经安禄山之乱，转徙流离，几死于难。肃宗即位，拜为左拾遗。后入蜀依严武。严武死，川中大乱，又携家避至荆楚，死于耒阳。年五十九。

杜甫画像

杜甫是有用世热忱的人，很想建功立业。他在《奉赠韦左丞》诗里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很有心改造社会。无如用世之心愈切，却无往而不失意。所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此生任草木，垂老独漂萍”，可见老杜晚年的感慨生哀了。但是那种到处荆棘的环境，虽然磨折杜甫在政治上的生活，却成就杜甫在文学上的造诣。我们怜他的身世，愈尊重他的作品。假如杜甫无那样困苦艰辛的经历，那么，杜诗里面那种描写社会痛苦的最精彩的诗，是不会有的。中国文人往往只有吟风弄月的生活，只有升官发财的生活，所以作品也只是些空头大话。我们研究杜诗，正是要从这种特殊生活上，才看得出杜诗的伟大！

用时代文学的眼光，我们发现杜甫诗有两方面的成功：

（1）有生活内容的悲剧叙事诗；

（2）有情感生命的新体律诗。

前者是杜诗的内容在表现上的新的成功，后者是杜诗的形体在创造运用上的新的成功。这话怎讲呢？严格讲来，我们不能说杜诗里面有多少叙事诗，但就具体的描写社会痛苦一方面讲，我们安它一个悲剧的叙事诗的名词，亦无不妥。我们晓得古诗的形体，原是过去的旧物了，杜甫的古诗不过是借用这种便于叙事的古诗体裁，来抒写新资料的社会生活。形体是旧的。内容是新的。所以我们说是有生活内容的悲剧叙事诗。这种诗在杜甫集里是不少的，如《垂老别》《新婚别》《石壕吏》《哀江头》《无家别》《新安吏》等，都是很有名的体品，且举一首《兵车行》为例：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蔡宽夫《诗话》云：“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词往往失其命题本意，惟老杜《兵车行》《悲青阪》《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主意立题，略不更踏前人陈迹……”这便是说杜甫的古诗，只是用古乐府的体裁，写新时代的生活，全脱古人的窠臼，自己创造新题。这不能不说是杜诗最大的成功。往后的诗人白居易、元稹，都是受杜甫古诗的影响很深的，但他们的描写，都不及老杜深刻动人。王渔洋论古诗谓：“惟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实非过誉。

老杜的古诗还是用旧形体来表现新内容，至于他的新体诗，完全是用新形体来表现新内容，我们称他这种诗为有情感生命的新体诗。原来新体诗格律甚严，要想在这种格律极严的新体诗里面，尤其是律诗，表现出活泼的情感，是极不容易的，虽沈（佺期）宋（之问）号称律诗圣手，亦不过以铺张工丽著名。独至杜甫能够将活跃的情感，无碍地注入严格的律诗里面去，不但不现雕琢之迹，而且描写得如天衣无缝，这才令人拜服其艺术之神妙。例如：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律诗形式的完成，虽远在初唐，然运用律诗的形式，而得着最大的收获，便首推杜甫。李白虽亦做律诗，并且有很好的，如“凤凰台上凤凰游”实在难得的杰作；但就大体说，李白实不以律诗见长，这犹如杜甫之不能作绝句诗一样。杜甫能够在十分板滞的律诗里面，随意抒发他那歌哭惊喜的感情，毫无束缚，这是别的诗人所不能的。但他却不能运用形式比律诗更自由的绝句，这或许是天才的缺陷吧。在许多批评李、杜的言论当中，有不少可笑的议论，只有韩愈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和严羽说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还有些近似。但以我们的眼光窥测李、杜，便只能认定李、杜的伟大，是在对于新体诗形式与内容创造运用的成功，是在代表时代文学的两大倾向；盛唐及以后的诗人，除少数外，都只是在李、杜的范围内求发展，都受李、杜诗的支配，下文要详细列出来。

在唐诗的第二时期中，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王翰、王之涣等人，可认为是隶属李白一派。这并不是说他们都受过李白诗的影响和指导；他们都是各不相师的同时诗人，不过因为受同一时代环境的影响，往往因作风的渲染，于是在诗歌上造成几个相同的倾向：

（1）他们都长于作气魄宏大抒写英雄怀抱的长篇古风；

（2）他们都长于描写边塞、风调悲壮的七言绝句诗：

（3）他们都长于描写闺怨、闺情、宫怨。

就大体说来，我们可以称这派诗人为边塞派。虽然他们所作宫怨一类的诗，不能归纳到边塞诗里去，但宫怨诗不是盛唐诗人所特创的诗风，不足以表现盛唐诗的特色。他们所描写最重要的对象和最大成功的作品，便是边塞诗。很多的闺怨、闺情的描写，就其意义讲，还是边塞诗的意义。

他们作边塞诗的体裁，多半是用七绝。他们最大的成功也在此，因为是用新的形体来表现新的内容。但有时描写的内容太丰富，七绝只有二十八字，是不能容纳的，便非用古诗的体裁不可。在这种用旧的古诗体裁里面，因为所表现的是新资料，还不失为新时代的文学。我们读过李白那些《行路难》一类波澜壮阔的诗，和杜甫描写社会痛苦的长歌，完全是表现新时代的色彩情调。不过在盛唐里面，像杜甫那般肆力表现社会痛苦的诗，很不容易找出来，而摹写豪侠的诗，就是这些边塞派诗人最擅长的作品。如高适的：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

岑参的：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 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李颀的：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古从军行》）

岑参画像

岑参有句云：“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这种心理，大约足以代表当时大部分文人的心理。但既已著儒冠，亦就没有办法，于是一团豪壮之气，只有泄之于诗，遂促成盛唐边塞诗的发展。

人或以为只有李、杜，便足以成盛唐诗的伟大，而忽视其他的诗人。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误解：我们要认定新体诗在盛唐是最活跃的时期，又是最成功的时期。那么，新体诗在盛唐能够得到最大的成功，也端赖多数盛唐诗人的努力。尤其是这些边塞派诗人，他们替诗坛开辟了一块新的描写的境界，完全冲破从前文艺的藩篱，用新的字眼语调，造成一种新气象的作风，实在令人惊服他们创造力的伟大。例如王昌龄的诗：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