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金圆券风暴】

金圆券是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一种货币。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10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两万倍。金圆券发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银圆和外币兑换；但由于没有严守发行限额，造成恶性通胀，令民间经济陷入混乱。特别是城市的小、中产阶级所受经济损失极巨，令国民党失去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这也是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

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兆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1000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8月8日，法币美元汇率已达1100万：1；以美元计算，通货膨胀率每月达50%以上，民不聊生矣。

宋子文做行政院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法币依旧狂贬。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既无学历又无文凭完全靠自修出身而又高足满门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介石安排原财政部部长、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订关于币值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以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做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订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这样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还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这样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以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宜，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仅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报。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翁文灏于当天下午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币制改革方案。当晚，根据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

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米（厘米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1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948年12月20日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台湾省币及新疆币的处理办法由行政院另定……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1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外汇（1美元兑金圆券4元）。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据此制定、颁布、实施了《人民所有金、银和外币处理办法》。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包括法人）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全国物价及劳务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正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8月21日就职，11月6日去职），实际负主要责任。

8月23日，金圆券发行，以5亿美元等值的金银外汇交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包括黄金253万市两，约值1.4亿美元，其余为银及外汇），发行上限为20亿元。由于金圆券发行仓促，来不及印刷新钞，就把库存的废券，即1945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的1元（蒋介石像）、5元及20元（林森像）、10元（蒋介石像）、两种50元（孙中山及蒋介石像）及100元（蒋介石及林森像），1948年由国内中央印刷厂印的5角，总共约20亿元，正好用来当金圆券。

金圆券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据9月5日蒋介石日记：“国家各银行外汇皆已集存中央银行，其总数约一亿余美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块）893.7万元，银圆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另据国民党政府所公布的资料，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

然而，面对一个组织松懈又无效率的国民政府，绝大多数老百姓刚刚经历法币巨贬，不是傻瓜，会为一纸命令老老实实地把金银外币全部上缴吗？这搜刮的100多万两黄金（极可能低报）只是民间藏金的一小部分。连蒋介石都知道这一点，1948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自金圆券以来，中小级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银外钞依法兑券表示其爱国……”但中小级人民所藏金银毕竟是少数。

根据《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登记管理办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团）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均应在12月1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他指定银行申报登记。上海银行公会商定按照各行实力凑足1000万美元，以应付了事。蒋介石大为不满，在1948年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议上，斥责上海这些商业银行领头人物，不遵守法令将全部外汇资产（估计有3亿美元）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想以凑集1000万美元敷衍了事，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视法令，妄知大义；限他们本周三之前将所有外汇向中央银行登记，并派蒋经国去上海督办。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共召集了两万多名上海青年人，参加“打老虎”行动，在街头宣传揭发囤积贩子的要领，还到各公司、商号举办货品稽查，可谓轰轰烈烈，最终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来杀一儆百。“9月4日：蒋经国将沪上最大纱厂荣鸿元与杜月笙之子等拿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1948年9月至12月蒋介石日记摘要）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然而有一则消息，杜月笙长孙杜顺安口述的《我的祖父杜月笙》谈到，在蒋经国上海经济管制期间，其三叔杜维屏以囤积罪被抓，而杜维屏并没有做囤积居奇的事，蒋经国抓他是杀鸡儆猴。若干年后，杜月笙长子杜维藩与杜顺安等家人，在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里用膳。蒋经国看到他们后，马上走了过来，坐在杜维藩旁边，用上海话说：“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

中央银行收兑人民持有金银的期限原来规定是9月底，结果却延期一个月到10月底，这使金圆券信誉破产。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城市陆续掀起了抢购风潮。一时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不愿亏本，存货待售，使得市场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当查封到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时最终遭遇阻力，后在宋美龄和父亲的压力下，演变成一桩无法收拾的政治残局。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施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物价管制最终失败。翁文灏内阁11月3日总辞，蒋经国于11月6日亦辞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职务。11月11日，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辞职，同日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由原来的0.22217厘米减为4.4434公毫（公毫为百分之一克），减低了4/5，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元兑20金圆券；对金圆券发行总额已经不做规定，第十二条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实际上是无限额发行。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民国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而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上限原定为20亿元，到1948年12月底已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兆，至6月更增至130兆，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也不断升高，发行不到半年，最高面值钞票500万元出笼，但其实际价值却不及初发行时的5分钱。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最终酿成黄金挤兑惨剧。

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共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新疆等地区亦继续发行，但其价值皆已接近废纸（新疆银行曾发行过单张60亿元的高额纸钞）。到了7月3日，行政院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金圆券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皆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无视财力所限，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字以印钞票来支付，遂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正所谓“霜溅之花，强打精神无作用；虫欺之果，再夸甜蜜也生疑”，这场金圆券改革使多少原本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百姓对国民政府怨声载道。这使国民党人心尽失，蒋介石政府陷入信任危机。

【屡战屡败】

军事方面，蒋介石也是屡战屡败，败局已形似回水，难以遏止；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强势攻击下败退如潮，可谓“一风撼竹，万竿俱折”。

1948年5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

8月8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发表半年“剿匪”战绩，解放军总人数达240万。现国共兵力为2∶1，过去为3∶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曾发表，解放战争初起时（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解放军为120万。］。

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

10月2日：蒋介石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需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

10月10日蒋介石日记：……锦州被攻甚急……太原危殆……令长春部队南下突围也……

10月15日：蒋介石再飞沈阳，“督导各军激进赴援”锦州、长春。16日，解放军攻占锦州。

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三赴沈阳）：……上午9时半由平起飞，正午到达沈阳，即在飞机上与卫（立煌）杜（聿明）等检讨锦州方针……突围恐已绝望，为此心力交瘁，对部署与学生，已尽我职责，再无他道，听命而已，悲伤极矣。

10月30日：晚8时，（蒋介石）召见翁文灏、孙科、王云五、何应钦、于右任、张群等，表示东北军事已失败，问大家提出办法。（香港左派《华商报》1948年11月1日报道国民政府内部10月30日晚的消息，而且似乎有预测相当准确的标题——“蒋介石替自己算命，只望再拖三个月”“他对张群、翁文灏等人表示：军事局势‘坏极了’”。到次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刚巧近三个月，其实这是蒋自己的评估。）

11月2日：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压迫平津外围，“徐蚌会战”（中共称之为华东区淮海战役）开始。

11月22日：参与淮海战役的国军大将、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在碾庄兵败自杀；十几万兵力几被全歼，黄百韬兵团覆没。

11月30日：林彪率63万东北野战军离开沈阳，一路浩浩荡荡，入关南下。辽沈战事已经完结，国民党昔日的远征军精锐部队大多凋零在黑土地上。该日，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放弃徐州，在解放军的咻咻炮火中狼狈撤离。败兵三天仅走十余公里，沿途都是面黄肌瘦、神情沮丧的伤兵、废弃的武器、汽车、坦克车。解放军紧随国民军败退的车辙进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此时，中共在军事上已开始取得绝对优势。

整个东北、华北战场，国军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反复上演，令蒋介石忧急如焚。“环境与局势虽甚恶劣，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至军队枉然牺牲，而反加余之耻辱。思之无以自解，几乎无地自容，唯情势之黑暗，极有生以来未有如此之悲惨者，此时唯有天父之恩德……昨为旧历九月十五日余六十二生辰。”（10月18日蒋介石日记）

【木中蠹虫】

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也是彼时国民政府衰弱肌体上的一颗毒瘤，而且这颗毒瘤已牵制到心脏，令蒋介石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任其发展必会慢慢死亡，一刀割之或会当场殒命。苏轼（《范增论》）曾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鬼谷子·谋篇》亦云：“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的确，墙崩因缝，器坏有孔，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现象，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重要因素。

“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嘴里能讲出来，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国家的珍宝；嘴不能讲，但有实际行动，这是国家的重器；嘴上讲得好，而行动上做不到，还能为国家所用；嘴上说得漂亮，而行动上则为非作歹，这种人是国家的妖孽。）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曾把官员等级评定为四类，即国宝、国器、国用和国妖。现代著名学者梁济（梁漱溟之父）也说做官有两类人，一类“视官为身家仰给之资，则谋生者不可一日离”；另一类“视官为国事责任所寄，则负疚者不敢一日居”。他在此模糊提到“政治负疚感”，说从政者如果有“政治负疚感”，便一刻不敢逞威福，一刻不敢松懈努力；“以人民救星自居的人，最终不过是人民灾星”。

身怀“政治负疚感”，自觉将服务于社会国家作为自己为官从政的主要目的，在这方面，中国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无疑为后世清官的典范。他自觉身体力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恪守道义，是个模范官员。他曾说：“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每夜反省自己一天所为之事是否与俸禄相称，如果不相称，竟至于彻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弥补上来。这种带有自虐性的慎独精神，无疑弘扬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传统。

当然在国府内部，不乏有国宝、国器、国用之才，怀有“政治负疚感”的官员也大有人在，比如国民党名市长、学者吴国桢先生，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等等，都是非常勤政的官员。但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彼时的国民政府，正如一个濒临倒闭的大公司，尽管主管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惨淡经营，员工们也克勤克勉，但依然无法补救破产的命运。

古语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某些人深谙此道，于是枉法舞弊，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假公济私，大发国难财。“人逢利处难逃，心到贪时最硬”，“前仆后继，人见利而不见害；左游右泳，鱼见食而不见钩”。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生活简朴的官员，肯定都是勤勉政事，不会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的清廉之士，而奢侈腐化必是堕落的温床。某些国民党官员醉心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社交娱乐生活，“费辄千万钱，供得一时乐。杯浮赤子膏，筵列苍生膜。宫廷日欢娱，闾里日萧索。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饮宴诗》）报纸上也经常乐此不疲地传出某某高官与某某明星的花边新闻。他们忘怀国事，醉心于酒池肉林，风月场中鱼游春水，游风戏浪；他们倚翠偎红，最爱美人朱唇上那颗樱桃，皓齿间两行碎玉，没魂乡里眠花梦月，惹草招风。

“蝇伏蜗居朽木生”，官员腐败如同食物变质一般不可禁止，又如箱中的烂苹果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和感染力。蒋介石老先生本人能够克难奋进，克己克俭，但却无力改变这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此他心力交瘁，痛愤之至而又无可奈何。而最为他忧虑的则是财经界和军队的腐败问题。

财经界高官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1945年4月30日蒋介石日记）。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深感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1942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问题，用美国对华5亿元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美金公债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然而，虽有美金作底，各地人民对美金公债却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的一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者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彼时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发财的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仍可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元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竟然批准，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告诉陈赓雅，真正的分成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

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因1945年春国库局几个知情年轻人的秘密检举，最终为蒋介石知悉。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部长俞鸿钧（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部长，由原财政部政务次长兼中央信托局局长俞鸿钧继任）彻底查究。俞鸿钧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系列日记中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了问题所在。

与美金公债案几乎同时，原任部长孔祥熙掌控的财政部还发生一起“黄金加价舞弊案”。1944年3月，战时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地方法院审理。

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1945年5月5日，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中，孔祥熙和曾襄助孔祥熙的粮食部部长徐堪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孔祥熙字庸之，作者著）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幕，参政员陈赓雅率先提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1150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20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3504260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孔祥熙贪腐案，同时引起了一位传奇人物的注意。他便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而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则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

傅斯年从1938年起，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也来自内部的腐败，来自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蚕食。对于政府的腐败，社会上许多人士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台，从而引起更大的混乱。傅斯年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为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性情刚烈，疾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

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做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孔祥熙一直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共事多年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复转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又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组织了18个人连夜造账，以对付审查。孔祥熙甚至还向审查者出示了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

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一再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蒋介石7月21日日记）以致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22日下午，孔祥熙又向同时调查此事的陈布雷（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了汇报之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当日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最后蒋介石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

孔祥熙在其兼任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始终不肯将中央银行的实际存款数字告诉蒋介石，致使蒋在1944年向美方“强制要求”援助，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几至绝境”。蒋介石想起这一段历史，对孔祥熙及其掌控下的中央银行更加不满，深悔撤孔不早。日记云：“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

与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同时，宋子文则接任孔的“四联总处”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失去。（1948年孔祥熙赴美为国民党政权寻求贷款，随即定居美国，实则在美替蒋介石做着暗中牵线的角色，被美国人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1960年10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孔祥熙受国民党当局指使，暗中向尼克松提供竞选费用的内幕曝光。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纽约，时年87岁。此为后话）7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所谓“公”，指的是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所谓“私”，指的是蒋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间以及和宋蔼龄、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彻底的调查和公正的处理。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4月，1944年6、9、11、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且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至此，傅斯年算是大获全胜，功德圆满了。7月30日，傅斯年会见蒋介石，蒋肯定傅的揭发，表示“极好”。8月1日，他致函夫人俞大彩，高兴地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陈赓雅等人的提案虽然没有提交国民参政会大会讨论，但是参政会主席团决议“径请政府严查，依法办理”。7月31日，参政会秘书处正式将提案签呈蒋介石，建议密送国民政府，指派人员查明办理。同时，司法界对此案也关注起来。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发函询问，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发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凭参考”。检察长郑烈在报上发表通告，号召各界揭发腐败、贪污分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

蒋介石不仅再次接到了国民参政会转呈的陈赓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解到郑烈主张彻底查究的态度。8月6日，他决定将此案交由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与中央银行新总裁俞鸿钧密查具报。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原秘书夏晋熊接替吕咸，出任国库局局长。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唯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产生影响，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的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画上休止符。（以上节选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有删节、改动。）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为“安定国本”，蒋只能将孔之“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撤去，由俞鸿钧继任，就把这大贪污案结了，也因此失信于民，从此国民政府的公债乏人问津，影响十分深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始终不肯将实际存款数字”告知蒋介石，也是换人的另一主要原因；但孔宋的心腹人员盘根错节，已渗蚀到整个财经金融系统。不到一年，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接任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命贝祖贻（字淞荪，中央银行总裁）抛售黄金、外币，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共抛售350余万两黄金，国库60%的黄金一下子化为乌有；孔宋两家的“孚中”“扬子”公司从中走私套汇巨额美元。蒋介石在1947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写下：“……唯外汇基金日减，黄金减空，（宋）子文不学无术，败坏国事，不胜焦虑之至。”1947年7月29日，因国民政府当年对新闻管制不够严密，《中央日报》登载了孔宋集团贪污事实，标题为《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同时，法币剧烈贬值，1946年和1947年两年高达近500倍，1948年初法币美元汇率已达200万∶1（抗战初期为20∶1）。1948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以4亿美元等值的金银外汇交中央银行作为法币准备金，但作为法币准备金的外汇与黄金已大半经由孔宋及财政金融界人士流失了。

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院长，开始，他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于是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他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1948年5月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1949年宋先赴法国，后定居美国。1971年4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去世，终年77岁。

孔宋事件，暴露了财经界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种下的毒瘤已深深扎根于国民政府衰弱的肌体上。国民政府腐败的形象，也在老百姓心中蔓延开来。

在上海经济管制期间，上海商业银行领头不遵守法令，将全部外汇资产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想以凑集1000万美元敷衍了事，这让蒋介石非常恼火，在1948年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议上，对此严厉斥责。事后在9月9日日记中写道：“……商业银行李馥生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

10月8日，因孔宋集团扬子公司事件蒋经国“打老虎”受阻，蒋介石飞赴上海。10月9日，“在沪朝课如常，经儿自无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经济本为复杂……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诡诈荟萃之地，其处置不易可想而知。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将陷其于罪，否则即谓之包庇，尤以宣铁吾机关报攻讦为甚，余严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当日日记）因上海媒体大篇幅报导扬子公司事件，让蒋介石也感到非常难堪，甚至命令宣铁吾机关报自动停刊。

交通繁忙的上海外滩，随处都可见到美式新型“黑头”轿车；这种“黑头”轿车，孔宋的孚中及扬子公司进口数量甚多。孚中、扬子公司不仅走私大量的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电机、冰箱及其他政府严禁进口的货物，并且套汇大发国难财。蒋介石于1948年11月4日的日记中提到：“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11月5日写道：“……近军事经济形势险恶已极……甚至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财经界问题的复杂，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恐怕已深有体会。他知道某些人（指财经界高层人士）是不能得罪的，其中的盘根错节，跟那与“打虎”败阵有直接关联的“扬子”“孚中”公司一样，牵连到内廷，连自己的父亲也只能干瞪眼，敢怒而不敢言，更何况他这位羽翼未丰的长公子。当年大发国难财的这批财经界内部人士，酿成“黄金风潮”，加剧了国民政府的垮台，是蒋介石在大陆大崩溃的开始。这批白蚁后来于1949年又在台湾重施同样的伎俩，几乎把政府彻底搞垮。

蒋介石的日记每周例有上星期反省录：

“自本月十五日锦州失陷继之长春……各部队叛降，加之沈阳出击主力全军覆灭者，被匪消灭实有三十二师，此为我平生以来最大之失败，亦为余最大之耻辱，将帅非人，官长腐败，军纪扫地，只要粮款与空运物质，其实多为各级主管所中饱，政府以鞭长莫及，无权过问，徒增全国军饷五分之二以上之负担，已为国家赘疣……”

国民党军队人数虽然庞大，但数目始终无法核实，即“吃空缺”现象普遍。许多将领不但腐败无能而且互相猜忌牵制。军令也不统一，非嫡系（杂牌军）受到军需及装备的不公待遇，因而士气及战斗力都十分低落；黄埔亲信则恃宠骄横，轻视解放军，认为有美式装备100个师以上，解放军不堪一击。再者，党政组织庞大松懈，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左派及失意政客乘机兴风作浪，中共地下党渗透十分成功，重要军事情报泄露殆尽，这也使解放军总有洞察先机之利。军事上的连连惨败，与军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息息相关，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将帅非人”“官长腐败”“军纪扫地”以及历史上最难解决的“粮耗”问题，都让他伤尽脑筋。

10月5日蒋介石登上5270吨的“重庆”号巡洋舰视察，7日在日记中写道：“舰脏非常……严斥桂永清负责改正，惜乎所部更无海军人才，而彼以陆军将领来带海军不知负责学习，亦不知海军之常识，想念国事不胜忧闷之至。……”

桂永清是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是陈诚推荐的。［军统戴笠原也有野心想当海军总司令，抗战末就积极与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合作，并在1945年9月把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29号划拨为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引发了美国海、陆军的内部斗争，而戴笠也于次年3月堕机身亡。］蒋介石严厉斥责陆军将领出身的桂永清治舰不严，惜乎将帅非人，对海军非常失望。

至于“粮耗”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积弊颇深。军粮除了在碾制、运输、储藏、洗濯过程中有必要损耗外，在领发过程中更是“猫腻”多多。按照当时规定，士兵每日吃的主食为军米25两，实则仅20两，甚至还要低于此数。很多粮款与物资多被人侵吞，中饱私囊。而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也显然没有改善。

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让“党外”的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做部长。鹿钟麟推荐与蒋介石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之称的吴嵩庆兼任经理处长，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吴嵩庆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就像“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指兵役部部长鹿钟麟）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 ……”（吴嵩庆日记）

此外吴嵩庆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

“ ……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图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做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唯谆戒要爱新兵而已。……”（吴嵩庆日记）

这些只不过是吴嵩庆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也显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柴，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

1947年年底，美国顾问建议蒋介石，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时任行政院主计长的徐堪（字可亭，属张群的政学系，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部长）向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推荐吴嵩庆出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白崇禧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因吴嵩庆是蒋介石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故而是最佳人选。蒋介石对旧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要吴嵩庆会同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革新军中财务，核实国民党军队人数（即清除“吃空额”），以减少多出的40%的军费支出，降低巨额财政赤字。但这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官长将帅的腐败，蒋介石自己心知肚明，岂是一位财务署署长就可一蹴而就的？直到两年后，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在50年代，吴嵩庆才把蒋交代的任务完成。

抗战胜利后从陪都回到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是多么的英姿风发；他的民族统一大业正要开始，广大的百姓才要脱离苦难，厌战的人们却要面对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都高举着正义的旗帜，此时，两党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成为战争的关键。财经界和军队的腐败问题，加深了人们对国民政府贪腐的印象，民心开始悖离那个曾领导抗战胜利的“国民政府”。

【“恶劣”外交】

1947年年底，蒋介石在国事繁忙之际，于12月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走美国式的政体，此举或想使中国永远是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由这条路，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大量军经援助。其实蒋介石在1946年任命具有西方式政府概念、颇受美国政府赏识的吴国桢为上海市长，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1948年7月3日，中美签订双边协定，美援4亿美元，美方保有随时停止援助之权。

1948年11月3日，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而国民党支持的杜威落选，这让蒋介石深感外交形势“恶劣”。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美国杜鲁门当选总统而杜威落选，以后我国外交形势更为恶劣……”

1945年4月，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去世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继任后，杜鲁门脾气倔强，言语辛辣，威望每况愈下。到1948年，民主党党魁一直在酝酿抛弃杜鲁门，寻找其他人参加竞选；而共和党也胸有成竹地期盼着在11月份的竞选中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推出的是托马斯·杜威——名气如日中天的共和党政客。

媒体一边倒地认为杜鲁门必败，编辑、专栏作家、广播评论员、政治分析家以及民意测验都预言，杜威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当时的《纽约邮报》写道：“民主党应该立即承认败给了杜威，并省下进行选战活动的资金。”《华盛顿邮报》说：“民主党最好立即向杜威让步，节省竞选的服装和泪水。”

按美国的法律，参加竞选总统的人，不能接受外国的捐款。但彼时的杜威实在太缺钱了，已顾不了那么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资金援助后，杜威十分感激，并一再向送钱的国民党人说：“我很感谢蒋委员长的帮助。如果我顺利当选，将尽力帮助蒋委员长扭转不利战局，彻底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党，使蒋委员长能安安稳稳地做‘总统’。”

于是在当时的北京街头，在远隔万里之外的中国北平，就出现了为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制造声势、游行助威的场景。人们抬着挂有杜威画像的大型模型，由神武门出发先向东，绕过紫禁城角楼向南，经东华门再向南，由长安左门向东，沿长安街走到南池子，再进南池子向北。场面颇为壮观。

然而杜威竟失败了，杜鲁门获得了连任。这让蒋介石非常难堪，深感外交形势“恶劣”。果然，就在杜鲁门获得连任后的第三天，即11月5日，美国就开始撤退京沪侨民了。“……近军事经济形势险恶已极……甚至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日，美国开始撤退京沪侨民。”（11月5日蒋介石日记）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遇对蒋介石颇为反感的杜鲁门总统的冷落。回顾她六年前也是同时节访美在参众两院演说的风光无限，能不令人浩叹？

外交形式的“恶劣”，中美关系的难堪，也是蒋介石忧心如煎的重要原因。

【“逼宫”危机】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内部一片混乱，桂系趁机逼宫，国民党内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声音不绝于耳，蒋介石再次面临权力危机。

1948年的南京非常热闹，这里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年初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早在两年前就已宣布放弃调停国共冲突，内战正轰轰烈烈地在东北及其他各地燃烧着。3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民国正、副总统。蒋介石说：“党内同志（指国民党党员）可以自由参加竞选。”李宗仁据此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他的作风较开明，常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教授学者等社会贤达名流的建议，限制特务胡作非为，在北平的欧美各国人士均对李宗仁有好评。而且，李宗仁有美国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殖民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傀儡，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于是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保持较多实力的桂系，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必要时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者——只是或者——可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踌躇满志，劲头更足，有心通过民选问鼎中央。但新桂系的一些头头们当时都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理由是蒋介石不会同意。但李宗仁坚持己见，执意要参加副总统竞选，并致电白崇禧等人在南京为他转报蒋介石。

对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不置可否，李宗仁误以为蒋已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不久蒋介石却突然抛出党内参加正、副总统竞选，应“由党提名”的要求，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要人于右任、居正、张群、吴忠信等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谈话，正式要李放弃副总统竞选。

蒋介石来到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一眼说：“德公（指李宗仁，字德邻），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回答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啊。”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这倒很难说！”李宗仁负气地道。“你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

蒋介石急了，说出“只要你不参加副总统竞选，才能避免党内的分裂”之类的话来威胁李宗仁。但李宗仁毫不动摇，最后两人越说越僵，不欢而散。

李宗仁自己曾说过，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让蒋介石非常恼怒。蒋介石把孙科拉出来参加副总统竞选，是想利用这位“太子”来击败李宗仁。孙科本来就不打算参加副总统竞选，后经蒋介石夫妇出面保驾，硬是把他拉出来参加竞选。蒋介石除答应全力支持外，还提供全部竞选经费。尽管如此，仍未能挽救孙科败北之命运。选举计票结果，李宗仁得1438票，比孙科（得1295票）多143票。李宗仁击败了孙科，成功当选副总统。

1948年5月1日，蒋介石、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正、副总统。就职当天，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故意不让他知道要穿着中式礼服，结果他穿军装，看起来好像是蒋的副官。蒋介石于该年年底的“反省录”中认为：本年最大失败为政治，而政治失败之总因即在副总统主张党员自由选举之方式，尤其在选举前夕为李宗仁前来哭诉恳求，误信其被选后，彼不能有单独政治主张之诺言，于是支持孙科当选之决心动摇，对民青两党选票，任其选李，因之孙败，此乃余决心不坚。

从这次正、副总统选举中，足见蒋李矛盾之尖锐。而历史上，蒋介石和桂系宿怨很深，蒋李时分时合，矛盾重重。蒋介石三次下野，均与桂系“逼宫”有很深的联系。

1927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血雨腥风中建立了南京政权；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但实力强大的新桂系并不甘心对蒋称臣，尤其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除异己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反蒋”言行时有所闻，蒋桂关系日趋恶化。于是，蒋介石在打击共产党人之后又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与白崇禧私交甚厚的何应钦不愿无故翻脸，拒不执行这个计划。这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认为“何已经软化”，二人关系紧张起来。李白（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合称“李白”）知道蒋的阴谋后，愈发感到这个人“阴险”“不可靠”，遂加紧纠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介石赶下台。而汪精卫亦扬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不能相谅”，把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从武汉调至九江地区“东征讨蒋”。8月9日，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称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要求“海内忠实同志共起而平乱”。李宗仁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风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对蒋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败退南京后，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邀白崇禧率部与武汉汪精卫作战。但桂系已经控制了南京四周，故而向蒋摊牌；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不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其他反蒋分子也纷纷表示愿意与武汉“妥协”。1927年8月，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宫”通电下野，由其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南京与武汉两国民政府亦达成统一，史称“宁汉合流”。

蒋介石辞职后，身边仅带12名卫士返回浙江奉化老家。但他并不甘于沉寂，通过张群等人的帮助，获得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政要的政治支持和巨额经济援助。同时和宋氏家族结成“政治联姻”，这是决定他以后政治生涯的重大抉择。（当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李宗仁是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委员中唯一一个未送结婚贺礼之人。）

1928年初，趁广州事变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响，蒋介石得以复出。鉴于当时形势，原来的不少国民党人纷纷主张蒋介石“复职”，收拾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局面；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蒋介石扫除了一切障碍，于1928年1月4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1月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可谓权倾一时。从他下野到重掌大权仅116天；而新桂系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江南等要害富庶之地，发展受到挫折。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任命李宗仁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其举行的第二期北伐。但蒋对李白逼宫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寻隙报复，东山再起后，就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桂系，瓦解其军事力量，以后蒋桂之间争斗不断。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1929年秋，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伺机发展势力以求东山再起。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57名将军和81名著名人士在太原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桂系趁机加入反蒋联合阵线。李宗仁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中原大战中都被蒋中正击败。

蒋介石为巩固政权，请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院长，但是，这个曾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并担任过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元老级人物，在蒋介石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可利用的“摆设”而已。胡汉民不满蒋介石擅权，于1931年2月28日被蒋介石扣押，并软禁在南京汤山。此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了国民党内的又一次大分裂。1931年4月31日，经胡汉民授意，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等联合各反蒋派系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粤系军阀代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等人的拥护。5月27日，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推举汪精卫为首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在燕塘阅兵。一时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各派势力的“逼宫”使蒋介石焦头烂额，“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则直接导致了他的下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却加紧围剿红军，激起全民义愤，遂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1931年9月20日，国民党中宁方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非常委员会，表示赞同和平，提出以释放胡汉民为议和条件，要求蒋介石下野。11月18日粤方四全大会召开，主持人胡汉民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中心内容是要求蒋介石下野。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发表了《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总司令等职。

为减少今后复出时的障碍，蒋介石在辞职当日首先召开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等为几个省政府的主席。而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也带领所有工作人员集体辞职，并带走了所有账本。这就为蒋的再起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再次返回故乡奉化溪口，但并未赋闲，而是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发起“九省联防”，率先公开支持蒋介石，希望借此同胡汉民在广州成立的“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相对抗；陈济棠又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可谓四分五裂。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感慨道：“哲生（孙科）庸暗，季新（汪精卫）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上台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外交和财政，他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因而在参与逼蒋下野不久，不得不给蒋打电报请其“莅京坐镇”。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淞沪抗战爆发后，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先生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的动议。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至此，蒋介石终于再次重掌军事大权，“蒋委员长”的称呼，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伴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相互达成妥协，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1936年6月李宗仁、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再次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由于桂系在抗战中战果辉煌，1944年年底，蒋中正为防止桂系力量壮大，将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是指挥第一、五、十3个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其兵权。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共产党的问题，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产生诸多分歧。蒋任命李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名义上统帅冀、鲁、察、绥、热、平、津、青五省三市，实则并无调兵遣将、驭控下属之实权。1947年年底，李宗仁拒绝在无实际权力下总责华北、东北事务，且其“东北华北剿匪方略”亦被蒋中正否定。在此情形下，李宗仁三度拒绝指挥东北战事，坚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1948年3月，国民大会选举第一任行宪总统和副总统，李宗仁在蒋中正的反对和压力之下，最终击败蒋中正属意的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1948年5月底，蒋中正调任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李宗仁强烈反对蒋介石设立华中剿总这一机构，认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应由华东剿总统一指挥；若硬要一分为二，也应由白崇禧出任华东剿总。

到1948年年底，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打击下，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日暮途穷；国共军事力量已逆转为150万：400万。在经济上，上海爆发了金圆券风暴。外交上，美国对蒋介石也失去了信心。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23日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企图“换马”。杜鲁门上台后，屡屡给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而新任“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又乘蒋之危，统领50万大军于武汉耀武扬威，与两广相呼应，操纵整个中南。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桂系再次向蒋介石“逼宫”，迫其第三次下野。

既要面临中共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又要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压力，再加之“友邦”的“换马”，蒋介石可谓四面楚歌，忧心如焚，夜难成寐。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强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不久，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蒋介石接见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郑重交给沈醉一项重大任务，并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泄露半点机密，一旦决定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军事上屡战屡败，对陆、海军将领的失望；经济拮据；外交艰窘；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无法无天”，使蒋介石备感情势黑暗，极有生以来未有如此之悲惨。 11月24日，当参与淮海战役的国军大将黄百韬十几万兵力几乎全被歼灭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那么，这个单纯的环境，缩小的范围，另起的炉灶，当指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