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罪愆

后来的七次祸乱，大同小异，无须一一描述。前文提到的八王，陆续折戟沉沙，成了冤魂厉鬼，只留下一座座荒丘坟冢，有的死无葬身之地。洛阳皇室在年复一年的动乱中不断更换皇帝，一个死去，一个上来，上台的如履薄冰，下台的饮恨黄泉，说不清谁是谁非。就性质而言，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王室贵胄之间的争权夺利。他们虽然同为皇室贵族，但彼此尔虞我诈、穷兵黩武、翻云覆雨，没什么正义可言。

“八王之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权力的合法化更加无从谈起，谁抢了王位谁就是老大；国家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百姓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饿殍遍野，流民四起；中原的无道导致了少数民族反对晋朝的斗争以及后来的十六国割据。著名将领祖逖说：“晋室之乱，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夷狄乘隙，流毒中土。”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后赵羯族首领石虎得势时曾对部下说：“司马氏父子自相残杀，故使朕得至此。”内争外侵，严重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国力，经过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四帝五十二年，西晋灭亡了。

王羲之出生时，“八王之乱”尚未结束，整个国家可谓满目疮痍。乱世烽烟，祸起萧墙，连年的动乱极大地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小农经济，人民遭受了难以言说的灾难。《新全球史》（作者杰利.本特利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分析道：

“汉朝的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解决不了它内部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统治者上层之间的内讧不断激化。皇室和贵族之间的联姻形成了多个利益集团，各个集团的成员在帝国政府内不断寻找更加重要的升职机会，同时极力排斥异己。这种氛围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斗，互放暗箭，反过来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效率。”

“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长期存在的土地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在汉朝统治者的最后两个世纪里，大土地所有者在政府那里获得了新的特权。他们减少自己应缴的税收，反而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军队。”

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汉末到三国到两晋，王室、贵族、地主，甚至于商人，都在极力侵占土地，并努力将自己变成不纳税或者少纳税的特权者。一方面，大土地拥有者不肯缴税，他们看似争权，实则为了夺利，即夺取更多的土地并游离于税收制度之外。另一方面，失地的农民更多地变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严重的贫富不均加上地主之间争夺土地的欲望极高，地方诸侯建立军队保护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如此，割据战争几近水到渠成。流民揭竿而起的，如汉末的黄巾军；统治者内部的战争，如“八王之乱”。

中原的动乱，造成北方民族的南下。这些来自原始部落的民族很快学会了中原的农耕技术，继而学习汉民的语言、文化、制度、文学、艺术，迅速汉化。这些迁移南下的民族迫切需要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地理幅员，以确保新殖民地的安全，所以不断入侵中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新全球史》认为：“汉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处处是混乱和无序的景象。王国不断更替，每一个统治的时间都不长。战争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使北方人口锐减。到公元五世纪中期，长安和洛阳——古典中国的中心地区——由于军队的大肆掠夺而遭受了全面的破坏。据记载，昔日汉朝的都城长安，当时不超过一百户人家，而洛阳与其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更像一个垃圾堆。”

由此可知，西晋初年司马氏之所以不在长安建都，盖出于此。不义的杀伐不仅充满了血腥与掠夺，也破坏了基本的社会生活。战火过处，村镇被毁，田园荒芜，商旅匿迹，尸横遍野，无论谁胜利，落下的都是个烂摊子。更为悲情的是，战争摧残了人们的安全感，上上下下惶惶不可终日，不知祸水哪一天冲到脚下，凶悍者肆意抢夺，懦弱者得过且过醉生梦死，士族、官僚、附庸、将官、士卒、农人，无不如此。一种普遍的、深入心灵的、朝不保夕的意识，成为社会文化的常态。这是一种万念俱灰的情绪，事实告诉人们世事无常，愚昧之人混一天了一日，有思想的人开始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以求寄托，以求慰藉。

这种普遍的野火般的情绪助长了个人对于生命的虚无感。该时期的下层士族，内心充满了生命的危机感，生活难以为继，随时都会遭殃，谁也救不了谁。许多士族沦落为流民和佃户，下层人更难得到发达的机会，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社会秩序的解体，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这进一步打击了士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的内在精神。他们充分体会到人生的无助和无奈，精神压抑，人人自危，价值观濒临崩塌。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倡的那些仁爱、和平、礼义廉耻，已经摇摇欲坠，而丑恶之事常常是那些口称信奉儒学的统治者干的。士族知识分子在生灵涂炭、人民倒悬、民怨沸腾之时，深感走投无路。外族的不断入侵，社会的混乱无序，将中后期的西晋变成一个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几近不可收拾的乱局。当是时，没谁能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没谁能跳出那个大火坑，能纵酒狂歌、避乱竹林的人也不是等闲百姓。黑暗无边无际，到处是惨烈的悲剧，即便是王公贵族也难以幸免。生命无常的空气弥漫在中原大地，每个人都在寻找精神的洞穴，每个人都在寻找寄身的螺蛳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醉生梦死、佯狂佯疯。

士族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中大都难以保持自尊、自爱与人格，屈辱随时存在，难以躲避。相对于贵族和军阀，下层士族都是弱者。像潘岳、陆机、陆云、公孙弘、祖逖、卢志等，道路各有不同，下场却大体相似。安定和平之时，社会奢靡，这些人基于才情和虚荣，大多禁不住浮华的诱惑，往往成为贵族的座上客，成为潮流的俘虏，进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士族大多没有骨气，他们软硬都吃：既能臣服于淫威，也能拜倒于金钱——贪嘴者善于自贬，却不得不叹息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一心要回到江南大吃鲈鱼的季鹰倒是有点儿内力，至少他是清醒的。

王羲之恰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从他降临这片土地的那一天，面对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个在动乱中飘摇的家族，一条前途未卜的人生之路。他行将明白，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惨烈的杀伐，正义的喘息极为微弱。他也终将发出这样的感叹：生灵涂炭，生命如此短暂，空气中弥漫着无常，也许最好的道路就是逃避。

这种大环境，一直对他辐射着强大的影响。

王羲之将怎样走过自己的一生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荣耀呢？

让我们从他的童年开始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