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歌作为唐代的主要文学形式，在唐朝二百八十九年间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诸体完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至今流传下来的诗作有五万多首，可考的诗人有两千八百余人。在唐诗的普及和流播过程中，历代唐诗选本难以胜数，其中流传最广、在中国民间影响最大的是《唐诗三百首》。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曾在他的诗集序言中回忆《唐诗三百首》对自己的影响：“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钱锺书：《槐聚诗存·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而作家王蒙在《非常中国》中赞道：“最能表达汉语汉字的特色的，我以为是中国的旧诗。一个懂中文的华人，只要认真读一下《唐诗三百首》，他或她的心就不可能不中国化了。”

《唐诗三百首》编成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仅署名“蘅塘退士”，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一些学者的考证，才确知他为孙洙。其生平事迹从清顾光旭编《梁溪诗钞》卷四十二、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之《孙譔鸿自述》（孙譔鸿乃孙洙五世孙）可知：孙洙（1711—1778），字临西，或作苓西，别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官直隶大城、卢龙、山东邹平知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山东乡试同考官，后改江宁府儒学教授。少年时家贫，“隆冬读书，恒以一木握掌中，谓木生火，可御寒”。晚年归里，著有《蘅塘漫稿》。他的继室徐兰英善书工诗，《无锡县志》和《清朝书画家笔录》均有小传，曾得过御赐“江南女士”的印章。乾隆二十八年（1763），夫妻二人切磋商讨，编成这部唐诗选作为家塾课本。

《唐诗三百首》在编定之初曾达到家弦户诵，“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见光绪十一年仲夏月中浣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序》）的流行程度。迄今二百余年来仍在启蒙教育、培养人们的审美感受、陶冶艺术趣味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唐诗三百首》所发挥的巨大文化功能与其选诗标准和编选体例有着直接的关系。

蘅塘退士在自序中明确申明自己的选诗标准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即所选择的唐诗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是长幼咸宜、雅俗共赏的篇章。由此可见，蘅塘退士所确定的这个选诗标准是非常高的，而实际上《唐诗三百首》也的确达到了这一要求。据统计，《唐诗三百首》选诗三百一十余首，其中二百七十首见于王士禛编选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有二百三十九首见诸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其余则见于明高棅的《唐诗品汇》、明唐汝询的《唐诗解》等著名唐诗选本中。从所选的具体诗人和诗作看，突出盛唐和晚唐两个时期。盛唐时期突出了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和韦应物，晚唐时期则突出杜牧和李商隐。抓住重点诗人的代表诗作，仅这七位诗人的作品就选录一百五十七首之多，占到全书的二分之一强。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当中，编者在选取他们的作品时，并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抓住他们所擅长的诗歌体裁，选取他们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如选取杜甫诗歌共三十九首，其中他最擅长的律诗占到二十三首，选取最能体现李白个性和风格的古体诗和乐府诗合计十九首，占所选李白二十九首诗篇的近三分之二，选录李商隐诗二十四首，其中选取李商隐最擅手的律诗十五首，也占到近三分之二比例。如此重点突出，使全书的作品成为最优的选择。白居易的诗入选六首，数量不多，但因选入了《长恨歌》、《琵琶行》两篇脍炙人口的长篇“感伤诗”，使得白居易在书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为全面反映唐诗的整体风貌，避免出现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唐诗三百首》还注意选取上至皇帝、宰执，下到僧人、歌女，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的诗人和诗作，即使如綦毋潜、王之涣、金昌绪、马戴等存诗不多的诗人，只要有脍炙人口之作也不遗漏。在诗作题材上，无论山水田园、咏史怀古、登山临水，还是赠别怀远、边塞出征、思妇宫怨等等，只要是经典诗歌便予以录入。因此，虽然《唐诗三百首》所选诗人共七十七家，此外还有一位无名氏，仅占唐代可考诗人的2.79％，但诗人和诗作却囊括了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和各流派优秀的诗篇。所有这些诗作或慷慨激昂、或哀怨悲歌、或飘逸豪放、或沉郁顿挫，但总体却都符合当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雅正”、“中正和平”（沈德潜《唐诗别裁序》）的诗教要求。

蘅塘退士自序中还在批评《千家诗》的同时确立自己的编排体例，认为《千家诗》：“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此，《唐诗三百首》八卷，力避《千家诗》的缺欠，按诗体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六大类，并单列乐府诗于每类之后，囊括了唐代诗歌的全部体裁。这种先古体后律体、绝句的诗体安排一方面是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唐以来要求从古体入律体的学诗传统的秉承。古体诗风格简劲、有风骨，以抒情言志为职能；而律诗因声律、对仗要求复杂，起初主要用于宫廷贵族宴游，颇有逞才角技意味。因此从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论》开始就分别以风骨与声律论古体和律体，唐人便主张学诗从古体着手以确立情志为本的主干，避免舍本逐末，只追求调声逐对。蘅塘退士认为《千家诗》作为童蒙读本却只编选五七律绝二体便步入了轻情志逐声对的歧途。

曾有人对在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后附列乐府很不以为然，认为蘅塘退士按乐府的句式和字数在六类后硬分派相应的乐府讲不通，这是以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按乐府曲调分类标准衡量的结果。其实，蘅塘退士出于“为家塾课本”的编选目的，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便于吟诵和利于学习诗歌，并且，乐府和古体、律体、绝句在形式上虽有相似之处，但体制源流上是有区别的，单列一则更能体现其初期与音乐关系密切的特殊性，再则也更明显见出律诗由乐府发展而来的文学演进轨迹。

《唐诗三百首》自编成以来，屡刻每有增补，有三百一十三首、三百一十七首、三百二十一首等不同版本。此次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刊印的光绪间日本四藤吟社刊本为底本，进行了重新注释整理。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参校相关的总集、别集，改正了原刻的错讹并删落蘅塘退士的批注和陈婉俊的补注。

二、在每种诗体前都向读者介绍了此类诗体的基本情况，如大致发展衍变，写作要求、风格特点等，使读者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时获得简明的理论指点。

三、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写作诗人小传，除介绍诗人生卒、籍贯、仕履、作品存佚外，主要描述其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以期利于读者全面把握诗人的艺术成就。

四、在每首诗的第一个注释里进行解题，即大致提示诗歌内容或主旨，甚至只是点明诗歌题材类别或创作背景，尽量不对诗歌意境和思想内容做过多解释，以免给读者先入为主的印象束缚了思维，但对特别曲折隐晦的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讲解，所坚守的原则是：既可以使读者在“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过程中享受到“发现”的审美乐趣和愉悦，又有利于读者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和阅读感受。

五、每首诗歌都进行了注释，侧重疑难字词的注音、解释和典故名物的介绍说明，并对个别诗句做了详细的注释和疏解，帮助读者由了解而进入欣赏的境界。

唐诗集先秦以降中国古典诗歌之大成，同时又开启此后一切诗体形式和诗歌流派之渊源。但愿我们的工作能对现代读者更方便、更准确、更“历史”地理解和欣赏唐诗中这三百多首最优秀的篇章有所助益。

顾青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