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写未来

—专访梁振英

今天（2014年3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华夏之声、香港之声的独家专访。他如何理解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又该怎样看待融合发展中两地民众的分歧与矛盾？备受关注的香港2017年政改第一阶段咨询现在进展如何？怎样面对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未来的香港又将迎接哪些机遇与挑战？梁振英不吝言辞、直面问题！

梁振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华夏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梁振英，祖籍山东威海，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早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梁振英便常到内地进行义务讲课；香港回归前，他还曾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事务。

宋雪：您小时候在家里会和父母说威海话，在学校的时候说粤语，会这样吗同时出现两种语言？

梁振英：我们在香港出生，父母20岁不到，大概1930年左右，从家乡山东威海到香港，当时我们家里面一家两语，我和姐姐、妹妹跟父母讲话讲广东话，父母跟我们讲话讲威海话，当时父母老想着回家，用威海话，我还能记得一点：“山东人不讲山东话，将来回家怎么办？”（威海方言）

宋雪：现在听您说威海话，有点像广东话版的山东威海话。其实小时候在一个家庭里，就像您说的小家庭中一家两语，也会给您今后的生活带来影响。您23岁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就开始到内地讲课，而且都是义务的，甚至连路费都是自掏腰包的，那个时候应该是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交流往来还没有现在这么顺畅、便捷，应该有很多的困难吧？

梁振英：那时从香港到深圳，光路程加手续要3个小时，过关不方便，那时没有回乡卡，每次进去要填回乡介绍书，还要跑派出所盖章，去银行换人民币，所以手续很不方便。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在英国念书的时候，离开香港，离开中国，人在英国回头看，知道我们的落后，知道自己落后产生一种动力，所以当时我们英国留学的一帮香港学生就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帮国家做点事。

现在回头看，确实心里面感到非常满足，人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有一天双腿一伸的话，回想自己父母、太太、孩子之外呢，我这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参与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另外也参与了香港的回归，这两个都应该说是躬逢其盛。

胡翼：当时您想象的以后的香港，比如2010年或者2014年的香港是现在这个样子吗？还是现在比当时要好？

梁振英：当时想象的没现在这么好，当时的目标就是维持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什么当时想象的没现实这么好呢？因为现在现实的中国比当时想象的中国要好很多，没有中国内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很大的进步，香港不可能成为今天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所以由于内地的进步发展，香港也取得了发展的动力。

关于内地与香港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17个年头，回望过去，内地与香港关系更加紧密。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的签署，可以说是一条“双向车道”，不单让香港企业在优惠政策下进入内地，同时也让香港成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的平台。

根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2月），2013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2014年2月），2013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前往国家、地区居首位的便是香港。

胡翼：所以我们经常说，香港和澳门是中国这辆高速列车其中的两个轮子，一起推动祖国经济的发展，您怎么形容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

梁振英：香港是我们国家这辆高铁很多轮子其中的一个，我们应该发挥我们应有的贡献。香港和整个内地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香港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城市，在其他方面，我们应该向内地学习；作为一个先进的城市，我们应该在某些方面给内地进一步发展，包括改革开放提供一些经验，接下去还有很大的空间，双方关切的本质是互惠互利，通过香港的贡献，国家发展得更好，香港也因此取得更大的发展的动力。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把香港与内地、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总结得非常精彩，他说，国家好，香港更好，我觉得这个是至理名言。

胡翼：我们来说一些合作具体的事情，您初任行政长官时，您就表示，要把国家的支持，转化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您看来，国家给予香港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梁振英：在很多方面，一个呢，香港能够维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就是对香港很大的支持，这个是国家对香港很大的方针，在这以外还有很多了，比如说，从2003年开始，签的CEPA，全称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贸易协定，基本上给香港一些，除了澳门之外其他经济体没有的一些进入市场的待遇。

胡翼：说到CEPA，可能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可能比较了解。但是对于老百姓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宋雪：对于每个个体而言，CEPA对于他们的影响、改变在哪呢？

梁振英：CEPA其中一条就是从2003年开始，允许内地某些城市的居民以个人身份来香港旅游。

胡翼：是自由行。

梁振英：我觉得这对于这49个城市的居民来说，多了一个旅游上的方便，也就是说不必随着旅游团，团进团出。我们正式的说法叫做“个人游”，在社会上也有人说是“自由行”。由于这个安排，使得香港的旅游业从2003年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年大概有4000万内地居民到香港来旅游。你们都去过？

宋雪：都去过。

胡翼：我们还带着父母去过。

宋雪：都是通过自由行去的。

胡翼：其实聊起自由行，因为我们多年在做香港方面的节目。在“非典”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去香港几乎街道上说的都是粤语，都是本港人。现在香港街道上说的基本都是普通话。

您看香港回归快17年了，两地的合作日益密切，现在这个阶段两地的合作需要怎样地拓展呢？需要在哪方面加强呢？

梁振英：全方位的，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合作。香港只不过是一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我们人口只有700多万。光看经济发展这方面，刚刚改革开放之前，香港来内地的经济投资活动主要是制造业，最近我开了一次会，找来香港大大小小的企业负责人座谈，发现香港投资者到内地投资的，首先从地点来说，已经不仅是沿海城市，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都有，甚至比较偏远的地方都有香港的投资和项目。同时，香港的投资已经不仅是制造业了，房地产、金融发展也很快，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了。不管是地理来说，产业面来说，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已经是全方位了，除了经济以外，我知道香港很多的学者跟内地的高等院校合作，香港学生到内地来，内地学生到香港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后，还想说一个数给听众：个人层面，现在每年在香港注册结婚的总人数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香港与内地通婚的。

宋雪：我家就有亲戚是这三分之一里的。

梁振英：是嘛！有这样的情况。

宋雪：对，我的叔叔是在深圳，婶婶是在香港。

梁振英：有些新郎新娘，我参加婚宴的时候知道，他们都是一起读书，有些在香港念书，有些在内地，还有一些在外面其他地方，也算是青梅竹马，这很正常。

宋雪：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双面性的，随着两地的交往越来越多，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像“蝗虫说”、“限奶令”、“双非”问题，您怎么看待？觉得该怎样去解决呢？

梁振英：在互动和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些问题我们要处理。香港面积比较小，大家去过都知道，我们的公共场所、街道等都比较狭窄，而且香港人的生活特紧张，动作很快。香港人往往对各种各样的服务，对效率要求比较高，对速度要求也比较高。现在确实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由于内地来的旅客，再加上其他来的旅客人数比较多，使得中午吃饭的时候本来不必排队。现在我们有些白领就要在餐厅门口排队了。这些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理解，其实呢绝大多数世界上的旅游城市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有的时候由于旅客人数增长太快，确实也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平衡。这个和政府很多公共政策一样，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同时我们要平衡。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我们要平衡香港市民每天生活的需要，还有我们旅客的需要。其中一个比较积极的做法就是我们扩大接待旅客的容量，同时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非常关注香港接待能力的问题，比如我刚才说有49个内地城市的居民可以“个人游”的方式来香港旅游。这49的数字在过去7年都没有增加了，也就是中央政府考虑到了香港的承受能力的问题。

关于行政长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应逐步向普选方向改革。香港政改方案，是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对香港的选举制度提出的改革方案。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正在进行针对2016年立法会选举和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第一阶段咨询，并将形成报告，在今年8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进行审议和表决，完成“香港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步。

胡翼：您觉得，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因为现在正在政改咨询，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梁振英：对香港的意义非常大。在香港的历史当中，一人一票选香港这个地方政府的首长是没有过的。所以基本法有这个规定，最终实现普选这个目标，对香港这个地方来说，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好。同时我们也知道，香港这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跟我们国家其他城市也好，或者是外国城市也好选举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首长选出来之后呢，他是通过中央授权，在香港实现高度自治的一个地方政府首长。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双重意义。第一就是选举方式；第二通过普选这个方式，选出来的地方首长他享有高度自治权。

宋雪：当然现在是在政改咨询阶段，既然是咨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怎么面对，怎么看待这些声音？

梁振英：这个很正常的。香港是完全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我们非常欢迎有不同的意见。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求同存异，我们必然可以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

胡翼：因为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一直是在做港澳和内地交流的工作，所以我们接触香港行政长官的机会比较多，我采访过前面两任行政长官，说实话，给我感觉就是在任行政长官这几年当中，好像苍老的过程会快一点。我们也经常看行政长官的活动，我们觉得做香港行政长官是很辛苦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您觉得香港行政长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梁振英：首先，政治上基本条件是爱国爱港，拥护基本法，这是政治上基本的要求。另外，体力要比较好，来应付比较繁重的工作量，比较长的工作时间。因为香港这个社会速度非常快。比如就说社会上突然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不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把它处理好，尤其是应对好新闻界的提问或者是立法会议员的关注，往往这个事情到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会令大伙满意。所以不管我们主观愿望怎么样，到最后工作量还是比较大，工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关于未来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快速进程，有香港人担心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失去原有的特区优势。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如何在新形势下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在国家的整体发展中担负起更重要的功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胡翼：刚刚我们大部分说的都是以往合作，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未来。您今年新的施政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给予了香港一些新的契机，要把握好这个新的机遇，也要有些新的变化。我们想知道，新的机遇，新的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梁振英：对香港来说，很多各个方面的机遇，首先香港在内地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铺开了，是全方位的，不管是城镇化也好，金融方面的改革也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好，我相信香港的企业界都可以参与这个伟大的工作。

宋雪：您在施政报告当中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接下来粤港合作。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您说的是要打通粤港澳商贸的脉络。

梁振英：两方面。一个方面，现在香港与广东之间交通往来已经非常方便了，将来会更方便。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修港珠澳大桥，香港到广东的珠海、到澳门的大桥。55公里长，3年后落成通车，全世界最长的海上大桥。这条桥通车之后，就把香港的大屿山跟整个珠三角连成一块了，这个就是脉络。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策方面的，比如说现在在服务贸易方面，香港的服务贸易非常重要，我们的GDP里面有93%是服务贸易，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跟广东之间有一个协定，就是在今年内，2014年内，我们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宋雪：2015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大范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是么？

梁振英：对，在全国范围内。

宋雪：您刚才说到在全国范围内，现在香港的投资越来越多，现在有驻北京办事处，还有广东、上海和成都这三个点，您在施政报告中说会增加新的，那接下来的布局是什么，他们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梁振英：刚才你说的四个，东、南、西、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中部，中部准备设在武汉。我们准备今年就在武汉盖一个新的办事处。除了这五个办事处之外，我们在办事处所负责的这个地区还准备设置联络处。但是相对于香港与内地现在关系的面和深度，其实这5个办事处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多设。

宋雪：另外我们再说说往外发展，香港一直在努力的和东盟进行谈判，希望能够有一个香港—东盟自由贸易的协议，这是不是也是香港的一个发展方向，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

梁振英：香港完全是外向型的城市，我们主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对外的。东盟是一个在亚洲地区比较主要的经济体，我们跟他们最近几年的经贸往来也发展得相当好，我们现在争取与东盟展开谈判，能够跟东盟签署“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我相信对东盟来说，对香港来说促进双方的经贸往来都有好处。

胡翼：您曾经提到过一个年轻人—潘家穰先生，他在广西创业。我们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很努力的年轻人。您觉得，作为年轻人，怎么能在两地共赢的历史过程中把握方向，找到自己的机会、机遇去发展呢？

梁振英：我建议有机会可以去访问一下他，让他自己现身说法，其实类似潘先生这样的经验很多，特区政府没有全面的统计，据说长时间在内地生活工作的香港人有三十几万，很多都在内地找到他事业发展的空间。所以潘先生是一个例子，但是我相信在内地有很多类似潘先生的成功的例子。我们非常鼓励。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在我们很大国家里面其中的一个城市。我很希望年轻人不要把自己事业发展得空间局限在香港这一千平方公里上。

宋雪：说了这么多，您觉得香港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对祖国和香港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梁振英：首先，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有灿烂的文化。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也分享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巨大潜力。我们作为国家一分子，我们是与国家有共同命运的，同时我们也有共同的中国梦。

（《新闻时空》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