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个市长，三个怪人

他与周恩来同在南开上学，两人互约为兄弟，但最终分道扬镳，留下晚年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与闻一多同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但闻鄙其为人，拒绝他做武大的兼职教授；他是汉口市市长，后来当过台湾省主席，但最后的结局却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如果说他是人生经历上的“怪”的话，那么还有三个人的怪言怪行就让你看到真正的“怪”了。

7月的江城已是暑气逼人，而珞珈山上却是一派清凉世界。

听松庐的8号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爬墙藤像春雨后的瓜蔓，肆意地在这个三层小别墅上疯长，除几个窗户露出眼睛似的方洞来之外，整个别墅蓦然看起来俨然一个绿色的大城堡。

午后的阳光虽然如火烤般炽烈，但8号楼前面的院子却在松枝的掩映之下，凉风习习，清爽宜人。几把藤椅放在石桌的四周，一盘西瓜摆在它的正中央，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藤椅上，像在等待什么客人的到来。

周恩来低头看表的过程中，一辆轿车带着风尘嘎的一声停在了院墙门外，车上下来两男一女，走在前面的是一名白皮肤的外国人。

“哈啰，斯诺先生，一年多之后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迎上前去同斯诺热情地拥抱起来。

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1936年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他们进行过多次坦诚交谈，斯诺的《西行漫记》，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知道了中国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斯诺是两天前来到武汉的。第三天，他便急不可待地来看望老朋友，并想得到老朋友的帮助，以为正在展开着的武汉会战尽一份力量。

跟在斯诺后面的是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和他的夫人黄卓群女士。

吴国桢，字叔贤，湖北建始人，早年到南开中学读书，低周恩来几届，但两人志趣相投，互称兄弟。吴后来入清华读书，与闻一多同窗后又一同留学美国，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1928年，吴向时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提出改革湖北税制计划，鄂省税收短期内由20万元增至90万元。李宗仁很是高兴，任命他为汉口市财政局局长，吴从此踏上政界之途。几年之后，闻一多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吴在当官之余，还想谋个兼职教授当当，因为在时人的眼里，大学教授的地位似乎比官僚还要高些。但闻鄙其为人，不肯通融，吴的脸红了一阵，这也是他很少来武大的原因之所在。但今天他既是陪斯诺来的，也是来看望老学长的。他与周恩来虽然不时在各种会议上碰面，可他还是第一次上武大到周恩来的家里。

“欢迎市长和市长夫人光临！”周恩来与吴国桢握手之后，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邀请客人入座。

“你我离开南开将近20年啦，叔贤老弟学业有成，名满天下啊！”看到面前的这位国民党市长有几分不自在，周恩来打趣地说道。

“哪里，哪里！周副部长才是名满天下哩！”吴国桢连连摆手。

邓颖超沏了几杯云片茶，一股清香顿时在院子里飘漾开来。

自1928年来到中国之后，斯诺已习惯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包括喝茶。浅浅地抿上一口之后，他不住地赞道：“好茶！好茶！”

斯诺咂嘴抿舌的样子，引得众人一阵欢笑。

笑过之后吴国桢转移话题对周恩来、邓颖超说道：“斯诺先生这次到听松庐来，除了拜望老朋友之外，附带还有一件事想得到你们的支持。”他把目光转向斯诺，示意斯诺自己讲出来。

斯诺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的，我和艾黎先生联合几位中国同志，准备在武汉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组织几万个工业合作社，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需民用，支持前线作战。”

周恩来听完，轻拍了一手石桌，说道：“好哇，这是个好计划，我赞同！”

斯诺又转向邓颖超，“到时候还需要邓委员的参与。”

“行，我定当鼎力相助！”邓颖超回答得很干脆。

“不过，我认为，你们首先要得到汉口市政府的支持，其次要广泛吸收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在群众中有威信，有的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抗战正需要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周恩来补充道。

吴国桢连忙说道：“市府方面没问题。我已向庸之院长（孔祥熙，字庸之，行政院院长）报告了，他也非常支持，并且同意拨款500万作为该运动的基金。”

周恩来点了点头。

谈笑间时光易过。眼见太阳西垂，已近晚饭时间，邓颖超忙起身要为老朋友、老同学张罗一番，三人都说有事要走，遂作罢。

这之后，“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吴国桢的帮助下于8月初在汉口初步成立，武汉沦陷后又于12月在重庆正式建成，邓颖超作为理事参与了这一运动。这一运动随后在大后方得到了迅速发展，它将大批工人、战区流亡难民和技术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生产了大量的抗战急需物品，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武汉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老朋友斯诺先生。1972年2月，斯诺在日内瓦的一个小山村里悄然离世之前，武汉治癌专家张锦坤、武汉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武汉同济医院麻醉师丁素琴等一直陪护在他的身边，给他送去了武汉人民的临终关怀。

吴国桢后来当过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起初红过一段时间，任过台湾省政府主席，但不久即失宠，出走美国，并开始揭露蒋氏父子一党专制、特务横行、殆无“民主可言”等，台湾的报纸则斥之贪污腐败等，双方刀来剑去，隔海相骂，足有三月之久，史称“吴国桢事件”，吴国桢因此被永远开除了国民党的党籍。

此后，吴氏在美国潜心学术研究，讲学著文不辍。

周恩来（前排左一）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同学合影，后排左二为吴国桢

1982年，其女婿俞益之自大陆返美，带回一张60多年前他在南开中学临毕业时，与学长周恩来的双人合影。睹物思故，联想珞珈山晤面时的笑谈，不胜感慨，乃赋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约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在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可见他此时的心境和对周恩来的感情，但他想回国看看的心愿终因身体原因至死都未实现。此是后话，不提。

这时候湖北省政府内还有三个“怪人”的逸事也不能不表。

1938年初，武昌中山路湖北省政府门口（今解放路），一位身着长袍的老者与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正携手走下台阶，拱手作揖道别。

1938年8月，周恩来（中）、邓颖超（右）与斯诺（左）合影

中年人道：“石厅长请留步，我回去稍做准备后即赴汤池，具体情况容后再告。”

老者挥了挥手，说：“陶先生走好，请代我向用威先生问好。办班如有什么困难，但告无妨。”

这是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与共产党员陶铸商议举办汤池训练班后的一幕场景。

原来，为实现持久抗战，加强后方经济建设，湖北省建设厅亟须培养一批农村合作事业人员。石瑛认为共产党人办事认真、律己奉公，便找老朋友董必武（字用威）商量，董必武遂推荐陶铸主持其事，于是就有了石、陶两人商谈后送别的情景。双方合作的结果便是举办了著名的汤池训练班，该班办了四期，为敌后各方输送了350多名农村工作人才。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杨某见石瑛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私下劝他道：“你与共产党人这么近乎，会有麻烦的。”

石瑛有“石头”之称，向以廉洁刚毅闻名，他瞪着大眼，对杨某大声说道：“有什么麻烦？现在日本人步步进逼，亡国亡种已在眼前，我不与共产党人近乎，难道去与日本人合作？共产党难道比日本人还可怕？”

杨某自讨没趣，摇头而退，口里还喃喃自语道：“真是个怪人，我好心劝他，竟被他吼了一顿，划不来，划不来。”

要说石瑛之怪，岂止是上述一端？

石瑛是阳新人，中过举人，但为富国强兵计，自愿负笈西渡，到法国海军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因学校当局歧视中国留学生，不许他们听潜艇、水雷课，石瑛气愤不过，遂与同学向国华潜入资料室取走挂图跑到比利时一照相馆翻拍，被照相馆举发，二人遂被逐回国。此后，石瑛又两度赴英留学，获博士学位，其留学时间长达18年，回国时已是44岁的中年，这种情况为民国少有。此其二怪。

抗战爆发之前，石瑛出任南京市长。在这个寇盖云集、讲究权势的贵胄之地，他一上任就在报上登出《石瑛启事》，宣称拒绝推荐私人。蒋介石向来任人唯亲，为所欲为，以为石瑛不过做做样子，便在“启事”公布后不久要石瑛任命某人为财税局长，石瑛不予理睬，蒋来电再三催促。催逼不过，石瑛以挂印相辞，蒋见石瑛坚不为动，只得自找台阶，一笑置之。此“抗上”之举，又被时人目为一怪。

日本侵华前夕，汪精卫口口声声“中日提携”，石瑛时予痛斥。

有一天，日本新闻界的一行人访华，汪精卫打电话要石瑛率市府科长以上人员到机场迎接，石瑛回答说：“恐难照办，因为我已通知全体人员放假了。”放下电话，他果真通知市府人员放假回家休息一天。汪精卫明知石瑛与他作对，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