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首义金刚
1911年10月11日上午，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党人待枪声停息之后，便陆续聚集到阅马场湖北省谘议局开会，筹商组建军政府。他们是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诰、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振霄、王文锦、陈磊等10余人。
——节选自《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
一、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及建制
武昌首义前夕（9月下旬），高振霄等革命党人、辛亥志士、知识精英、军界代表召开文学社、共进会联合会议，策划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翌日，高振霄等第一时间赶赴“谘议局”组建军政府，确定都督等人选；筹组民政部（后改为内务司），颁布新政府各类文告；成立招纳处（后改为集贤馆），云集革命新军上万人；建立各部总稽查部（时称武昌首义八大金刚），使各级政权牢控在革命党人手中。阳夏失陷后，坚守武昌，誓死捍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
武昌起义，革命党人仓促起事，获得了占领省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严峻任务，是建立新政权。这批热情、英勇、年青的革命者，凭着对同盟会宗旨的衷心信仰和首创精神，建立起中国以至东亚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称湖北军政府），从而给各省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至此，清朝的崩溃、封建帝制的灭亡，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当然，由于这些年青革命者的幼稚，以及整个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湖北军政府的组织和实践都存在着许多弱点，但它的历史功勋却是不可磨灭的。
（一）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
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齐集谘议局会商大计。10月11日上午，经一夜激战的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与会者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刑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振霄、王文锦、陈磊等多人。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
于是与会者提议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当由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派人分头去请。驻会议员胡瑞霖陪同党人陈磊、费榘亲往汤化龙寓所。胡瑞霖劝汤化龙出山。
湖北军政府
谘议局联席会议和都督人选的确定
10月11日在谘议局举行联席会议时，武昌的局势是：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已控制武昌全城，但主要干部都不在起义现场：“刘公隔绝在汉［汉口尚未收复］，孙武炸伤，总司令蒋翊武出亡，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居正、黄兴、谭人风、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卒不得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等人出席革命党人主持的都督人选会议。会上先有人推举汤化龙出任都督，汤未表谢绝，倒是胡瑞霖考虑到革命“成败尚未可知”，从旁婉辞，说现在是军队起来革命，汤议长不便领导，最好在军队中推一有声望的人。
汤化龙随即发言说：“革命事业，兄弟一向赞成。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无所知，须先通电各省，吁请一致响应，革命大功才能告成。再者瑞澄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派兵来打湖北，同我们为难。兄弟一介书生，军事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胡瑞霖在会上说：“革命军真乃仁义之师，连夜作战，市廛不惊，人民箪食壶浆，革命军亦辞而不受。兄弟万分敬佩。暂时需用款项，兄弟可以代为筹办。”关于都督人选，军队同志提议推举黎元洪，议员刘庚藻马上附和说：“黎统领尚在城中，如大家愿意找他，我可以介绍前往”。年青的党人，正感无从着手，听到汤、胡瑞霖、刘庚藻等人“赞成”革命的侃侃言辞，颇为之吸引。天真的党人们以为，谘议局既是“民意机关”，议员又系各县选出，能得到他们合作，革命可以早日胜利；黎元洪的人望不错，由黎、汤分掌军民两政岂不大好。
会议决定，谘议局由刘庚藻为代表，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蔡、刘与黎元洪均系黄陂人）。他们先往黄土坡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中，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谢国超家中寻出，拥至楚望台，蔡、刘等人又赴楚望台，迎黎元洪到谘议局与会。
经谘议局议员推荐，被年青的革命党人公举出任都督的黎元洪，在10月10日夜和10月11日上午这一关键时刻是什么状态呢？黎元洪本人1913年对居正说过这样一番话：“十九日（既公元1911年10月10日）夜九时，余在黄土坡司令部，得督署电话，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兵变，即派炮营往打，不十分钟，言炮营亦变，又不到半时，听说第八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架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十时，瑞澄逃至楚豫兵舰，十一时，督署电话不通。又十一时半，有一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护兵将此人擒至司令部手刃之，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后经各方面查询，始知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联络各营周荣棠也。此时已十二时后矣，革命军遍布司令部对面之蛇山，向司令部射击，参谋副官等见大势已去，力劝暂避，乃往黄土坡参谋刘文吉家，易便衣，再由刘家至黄土坡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工程营目兵马荣（1888—1911年）、程正瀛偕同各军代表，率兵一排，寻得余在谢家，群趋而前，为彼等拥至咨议局，推余为都督。”这段回忆，记述了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从抗拒革命，到逃避部属家中，直至被党人寻出，强行拥至楚望台，继而被迎往咨议局的过程。章太炎所撰《大总统黎公碑》也有类似记述：“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愕，手刃之。无机，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此处“军械局”，指楚望台军械库，当时以吴兆麟为总指挥的起义军正集结于楚望台。
关于黎元洪被起义军人挟持、护送至咨议局的过程，《湖北省志·人物志》之《马荣传》有详细记述，可与黎元洪自述相参照：
11日晨，马等三人在千家街巡逻，见迎面一满身油渍的老汉，背一口崭新皮箱走进路口。马疑是乘火打劫之徒，经盘查，得知为黎元洪派回公馆供取皮箱打探虚实之人。马等让老伙夫带路，来到黄土坡刘文吉家，四顾无人，但见桌上茶杯冒热气，蚊帐摆动未停。厉声喝道：“谁？出来！”黎元洪从床下爬出，故作镇静地说：“我带兵从不刻薄，为何与我为难？”马说明来意：“请你出面共商大计。”黎执意不从，大家挟黎到楚望台。黎昔日学生吴兆麟当即组织士兵，列队呜号，以示欢迎。
黎元洪被带上中和门城楼，摇头叹息，责备吴不该如此荒唐，闹出大事。马一听大怒道：“你不识抬举，既然心甘情愿做汉奸，我们留你何用？”话音未落，举刀砍黎，被人拦住。
又据同书《吴兆麟传》记述，时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自认声望不足服众，欲推原协统黎元洪为首，黎不允，马荣举刀欲砍黎，吴止之，劝黎‘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当日中午，在咨议局商讨组织军政府，吴陪黎元洪前往，以总指挥身份提议公举黎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参之以吴兆麟等人民国初年所撰回忆文章，上列《马荣传》《吴兆麟传》记述大体可信。
黎元洪到咨议局后，会议继续举行。与会者新增吴兆麟、邓玉麟、向污谟、李翊东、方兴和等军队同志。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举黎统领任都督，汤议长负责民事。蔡济民说：“两公为湖北人望，革命一定容易成功。”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仍推辞，说：“此事体太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众听罢哗然，黎元洪暂退会场。会议继续论辩，激烈者如张振武说：“黎如此不识抬举，干脆另外找人。”邓玉麟力主耐心等待。还有人说，此刻不过暂时利用黎元洪的名声。汤化龙等则建议先将黎安置在楼上会议室，从长计议。
自黎元洪被推为都督之说传出，不少官僚政客闻风依附；黎元洪的亲信人等，纷纷对黎劝进，甚至以“黄袍加身，逆之不详”为喻。黎元洪到此不能不有所抉择：为清廷殉节，不必要也不情愿；顺从革命却有可乘之机，但又担着颇大风险。所以，他勉强接受都督职位，却消极处之，以观事态发展。
湖北军政府在湖北咨议局议定并成立，构建了一种范式，以后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军政府大都在各省咨议局议定并成立，以“民意代表”现身的咨议局议员们纷纷进入新政权。这显示了革命运动对立宪运动的乘袭与联系。
（二）军政府组织及直属机构
1．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在人事安排上的争夺
新拟“条例”还有几个特点：第一，各部长得兼参议员，参议一职在当时很重要，可参与立法、议政。第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从而特别强调了“起义人”的重大作用。第三，秘书、顾问、参议、稽查之下都有一个“员”字，以示“公仆”之意，官方造册列表亦有写作“秘书员”“顾问员”的，颇有一点民主气息。都督府任职人员，革命党人和回国留学生占主导地位。秘书员中，李步青先为首席秘书，杨玉如始充秘书长，陈寿熙、饶汉祥继任（饶任职时间最久）。顾问中人员最为复杂。参议员调动频繁。由蔡济民等八名稽查员组成的“各部总稽查部”，虽不见组织章则，但当时颇具权威，他们可以直接干预各部行政，有时负责处理特殊任务。重要会议和人事安排，例由各稽查员出面。报纸上戏称他们为“八大金刚”。1912年年初总稽查部改为纠察司，分设内务、外交、财务、交通、实业、教育、司法、军务八科。
设置稽查员和各部总稽查部，本是党人掌权的一种手段，但黎元洪却另有一套打算，他令人制定的《鄂军都督府内部稽查科简章》，规定“内部稽查科专司都督府属各部之责”，“各部人员应受本科稽查，不得私存意见。”又制订《外部稽查科简章》，规定该科“直隶都督府”，“专查外部一切事宜，兼任临时督战指挥各事。”
革命党人所组成的监察和稽查，都大而无当，不免被抵销；黎元洪的内外稽查科，则巨细靡遗，成为他控制军政的特务机构。黎元洪离开湖北后，稽查科为军阀所继承。他们捕杀“乱党”，即由此类稽查执行。
至1911年12月，黎元洪被推为中央大都督，又扩大他的秘书室组织，其简章规定，“都督府秘书室，以秘书主任二人、秘书官九人、秘书员七人组织而成。”“主任秘书承都督之命，参赞中央军政府一切职务。”
中央都督府秘书室，正式成立于停战之后。其后黎元洪以大元帅兼都督、副总统兼都督，这个秘书室逐步成为黎的特殊机构。
黎元洪又设置总参谋部，扩大参谋业务，紧握军权于黎氏一人之手。总参谋部由吴兆麟主持日常工作。
都督府所属各部，各有专司，将于以下各节分别叙明。其不属于各部的机构，附见于下。
2．总监察处
照同盟会和共进会的规定，某一省的主盟人即为起义后的大都督。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会议推刘公为总理，军政府成立时，他因后至，未任都督一职，而其声望又在众人之上，襄阳、郧阳人士尤为刘公不平。军政府鉴于刘公的特殊地位，于是因人设事，特设一总监察处，推刘公任总监察。
总监察处的成立，固有监督黎元洪的意义，但军政大权已为都督所掌握，虽然总监察有假托全国大总统亲任之名，亦无法改变都督专权的现实。
总监察处秘书长初为谢怀露，继为郑江灏。徐万年为稽查部长，曾尚武副之；刘斌一为参议部长，曾振汉副之。刘公夫人李淑卿改名刘一，任总监察处收发员。她是都督府及各部职员中唯一女性。刘一还在报上刊登启事：“每日下午二句钟在总监察处接见各界姊妹”，尤为难能可贵。总监察处设在武昌抱冰堂。
总监察处的一项工作是对各方捐款实行监察。
总监察处还设有从军讲演会。讲演会以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以补助军人知识而设，如真能深入军队，也算一种军队政治工作，但由于总监察处本身的弱点，讲演会没有起什么作用。
汉阳陷敌后，刘公坚持与武昌共存亡，并通令各机关部队接受总监察处的指挥，但当时武昌各方大都各行其是，总监察处无以发挥作用。后刘公自请率军北伐，出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离开武昌，总监察处随之取消。
3．集贤馆
武昌起义，各地前来投效者甚众。军政府于10月12日晚间成立一招纳处。13日招纳处奉令：勿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同时派吴醒汉、高振霄、蒋秉忠三人经管其事。吴醒汉招待军界；高振霄招待政学两界；所有条陈文件，则由蒋秉忠汇总转呈军政府。14日，吴、高两人分别带领一批军政人员到都督府和政事部任用。投效人员络绎不绝，15日一天即有400多人。不久军政府改招纳处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集贤馆”，并拟订《集贤馆章程》，规定集贤馆的任务是“招集文武贤才，襄助军政，共图大业，建立共和民国为宗旨。”
集贤馆馆长为周德宜，副馆长为蒋秉忠。11月15日，周辞蒋继，茹用九为副馆长。茹调内务部，谢石钦调军务部，馆内人事，复作调整。科长、科员大都为投效人员。
集贤馆规定，投效人员须备具说帖，日分三次送呈都督核阅，分部委用。10月16日奉命选送擅长德、法语文者3人，赴汉口办理交涉。10月25日投效人员金鸿钧倡办独立将校决死团。汉口战事失利时，册送精于射击的投效人员30余人，由张振武副部长委用。内务部先后请选送县知事人材，被选用的有崇阳知事茹用九、寿昌知事王云龙、蒲圻知事黄桑、天门知事黄应龙等。11月中旬共奉命选送四百余人，其中任战地调查员的20余人，任督战员的30余人，到街市演讲的四十余人，深入敌方作侦探的7人，派赴江、浙、皖、赣各省的三十余人，补充学生军120人，调司法部和警察署的90余人。11月24日奉军务部令：汉阳战事激烈，后继需人，又选择集贤馆人员中有军事才能者七八十人到都督府听候检验。这批人当夜随张振武副部长渡江助战。12月1日敌军炮击武昌，走散的机关人员，由集贤馆中备用人员补充。
停战议和，军务部提请裁撤，集贤馆中职员和备用人员，一律分发各部任职。总计自10月11日到11月底，投效人员约1万人，收到条陈说帖3000余件。当时各报广告，全是投效和寻人启事。政府设的招待所和私人开的旅馆栈房，无处不满。有朋友亲戚同乡关系的，都尽可能予以食宿方便。武昌起义不仅吸引了湖北全省、而且也吸引了全国的有志之士，以及留学生和海外侨胞，他们都以能参加这一革命战争为无上光荣。
集贤馆
（三）内务部及内政革新
1．内务部沿革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以军事为重心，内务行政先归谋略处，继由兵谋科代办。10月11日张和伯自任民政部长。军政府组织条例公布后，民政部并入政事部之内务局，原民政部人员张和伯、费榘、高振霄、袁国礼、邱前模、黄燮亟、聂守经、刘汝磷等，或留用，或他调。内务局长舒礼鉴、副局长周之翰。以后，内务局升为部，冯开浚为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1912年1月，杨时杰、周汝翼继任正、副部长。2月28日，内务部改为内务司，饶汉祥为司长。黎元洪倡议军民分治，前清官僚樊增祥为民政长，樊不到职，又请陈树屏，陈亦不来，由刘兴源代，后改由夏寿康充任。故民政负责人，最初为党人，继为立宪派，再为党人，最后仍归立宪派。
内务部所管极为广泛，前清提学使司和劝业道所管业务，革命后都暂时并入内务部，但工作重点仍在民政方面。
2．变更地方行政体制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不久，即晓谕各府县，宣布“将全鄂地方改为共和政体”。谕文如下
为谕饬遵办事：照得军政府愤满清政府占据中华，政治昏乱，丧失主权，暴敛横征，睃削膏脂，强夺吾民已成之公共财产，钳制吾民之热心义举；斥志士为乱党，目公论为嚣张，逮捕株连，杀人无算。本军奉军政府命，特于8月19日倡义，征讨民贼，驱逐满清贪污残酷官吏瑞澄、连甲等，克复武昌、汉阳等处地方。元洪不德，谬膺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勉图报称，光复旧物。查旧日满清流毒之由，在于政体专制太甚，民气不扬，以致利无由兴，弊无从黜，亟应将全鄂地方改为共和政体，所有各府、州、县政务及各自治公所，妥筹办法，移请各该地方官施行。各该地方旧治官吏，应一律承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所之。如官吏有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准该自治公所具禀详述情由，连同伪印賷送来辕，经本都督核夺，颁给民国新印，即留原任，以从民望。各该公所应办事务，以警政民团为第一要着，应即日经办警察，以维持秩序，清查奸，惩治痞徒，保卫闾里为主；团练以驱逐乱民，抵御外侮为主。均不准藉端讹诈，扰累无辜。并于外人生命财产切实保护，以酬其严守中立之谊。为此谕仰该自治公所各员知悉，讯将警察、团练二项开办方法及旧日官吏伪印，并愿否投效情形，克日禀复，勿得延迟贻误。有敢于旧吏结党沟通满清政府，反抗义师，违误新政；或乘机扰害良民、擅作威福；或官吏有志投诚，而该公所各员阻扰挟持者，大兵一到，比以军法惩办。该元等为桑梓造福造祸，皆在今日。幸勿观望徘徊，坐失机会也。切切此谕！
资料来源：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与高振霄等武昌首义功臣合影
附录：辛亥春军界学界共谋军队运动
辛亥春……时黄兴谋粤甚急，拟结湘、鄂以为声援，由谭人风携款八百元来汉，密与居、孙谋，促其积极进行。比见会党之不足恃，且不可用，乃积极谋军队之运动。初设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九十五号及汉兴里三十三号，继设总机关于俄界宝善里十四号。一面由邓玉麟在武昌与军队接近之黄土坡二十号，开设同兴酒楼，专事军队联络。凡各标、营、队之入党者，将姓名登记于流水账簿，以钱数记其年龄，正、副目记为一元，以资识别。孙武则赁居于武昌分水岭三十三号，积极活动。以其名日“武”，误传为同盟会孙总理文之介弟，由是加盟者日众。原隶文学社籍者，亦多推诚交纳。军界如彭楚藩、杨洪胜（洪或作宏）、徐万年、蔡汉卿、雷震、熊秉坤、马骥云、容景芳、孟华臣（或作发成）、方兴、高尚志、李翊东、吴醒汉、徐达明、杜武库、甘绩熙、王训民、席正铭、雷洪、谢超武、陈孝芬、钱芸生、孙绳、赵士龙、李鹏升、蔡鹏来、曾尚武、金兆龙、程正瀛、朱次璋、范义侠、徐兆宾（或作绍斌、少宾）、胡干城、郭嫂屏、胡效骞、方维、耿毓英、金明山、蒋兰圃、陈人杰、李绍白、朱树烈、陈龙、艾良臣、黄继超、田智亮、祁国钧、向海潜、孙斌、马明熙、方殿甲、孙鸿斌、王翰飞、王风翔、萧理堂、钱非南、彭瑞麟、高建瓴、李树芬、罗一安、赵振民、李子林、周邦佐等；学界如李春萱、牟鸿勋、谢石钦、苏成章、陈宏诰、梅宝玑、邢伯谦（原名述祖）、高振霄……等，指不胜屈。
资料来源：胡祖舜撰：革命开国文献，湖北共进会，台湾国家图书馆（http；//linux211.drnh.gov.tw/～textdb/）
高振霄、李绍白、卫立煌后裔北京小聚
（右起高振霄孙高中自、李绍白孙女李有志、卫立煌孙卫智）
二、内务司实录
高振霄与苏成章、费矩、袁国纪等人筹组民政部，撰写和颁布“改制共和”、“豁免钱粮及苛税”等新政府多种重要文告，并开展延揽人才、筹办临时警察、维持金融、注重外交等工作。它们是推翻满清政府，组建共和新政府之初百废待举中重要且急迫的国策、方针及举措。
（一）内务司
1912年12月7日到
起义时之内务司（即民政部与内务局）
旧历壬子（辛亥）年8月19日，革命军起，攻破督署，占领武昌。以黄帝纪元组织鄂军政府，成立军令部与参谋部两机关。于时规模草创，条理纷然，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以故始同人，枕戈待旦，日不暇给。越日，参谋部员苏成章提议组设民政一部，管辖民政最急事务，由同志费矩、高振霄、袁国纪、邱前模、黄协丞、聂守经、刘汝磷等数人专任其事。延致人才，编定简章分科办事，渐有秩序可言。兹将所行政略胪述于后：
（1）改制共和：义军之起，原为推到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家，以增进我国民之完全幸福为目的。故于8月21日由部呈请都督宣布改制，以期一新天下耳目焉。兹录其原文如下：
为谕饬遵办事：照得军政府愤满清政府占据中华，政治混乱，丧失主权，暴敛横征，睃削膏脂，强夺吾民已成之公共财产，钳制吾民之热心义举；斥志士为乱党，目公论为嚣张，逮捕株连，杀人无算。本军奉军政府命，特于8月19日倡义，征讨民贼，驱逐满清贪污残酷官吏瑞澄、连甲等，克复武昌、汉阳等处地方。元洪不德，谬膺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勉图报称，光复旧物。
查旧日满清流毒之由，在于政体专制太甚，民气不扬，以致利无由兴，弊无自黜。亟应将全鄂地方改为共和政体，所有各厅、州、县政务，仰各自治公所妥筹办法，移请各该地方官施行。各该地方旧制官吏，应一律呈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所之。如官吏有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准该自治公所俱禀详叙情由，连同伪印赍送来辕，经本都督核夺，颁给民国新印，即留原任以从民望。各该公所应办事务，以警政、民团为第一要着。应即日兴办警察，以维持秩序，清查奸宄，惩治痞匪，保卫闾里为主。团练以驱逐乱民，抵御外侮为主。均不准借端讹诈，扰累无辜，并于外人生命财产切实保护，以酬严守中立之谊。
为此谕仰该自治公所各员知悉：迅将警察、团练二项开办方法，及旧日官吏伪印并愿否投效情形，刻日禀复，勿得延迟殆误。有敢与旧历结党，勾通满清政府反抗义师，违误新政或乘机扰害良民，擅作威福；或官吏有志投诚，而该公所各员阻挠挟持者，大兵一到必以军法惩办！该员等为桑梓造福造祸，皆在今日，幸勿观望徘徊，坐失机会也。切切此谕。
（2）豁免钱粮及苛税：立国之道，以收拾民心为第一要义。乃由部建议呈准都督豁免本年下忙钱粮及前清一切厘金苛税。其布告之文如下：
父老清苦苛政久矣。元洪倡义武昌，天下响应。亟应将湖北境内一切恶税先行豁免，以安我父老而为天下倡。谨开列于后：
①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
②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
③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
④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
⑤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概行蠲免。
（3）延揽人才：倡义之初，需才孔急，因设招待所于都督府前两等模范小学校内，以高振霄、袁国纪等专任其事。于是延致鸿儒硕彦及东西洋留学各生如张何白、潘祖裕、黄应龙、肖韵涛、陈锡仁等二百余人，皆于是时投效。旋又改招待所为集贤馆，迁地于武昌甲栈之内。
（4）派员演说：义军卒起，人心恐慌，莫知所措。虽迭经出示安民，而愚民无知，终不免疑畏自扰。乃由部刊印通俗白话，派徐夏昆（名阙）、向理鉴等数十人分途传递，武昌二十人，汉口二十人，汉阳十人，就便演说。略谓：革命军起，系为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家，图享我同胞国民之完全幸福为目的。除满奴汉奸外，特申军令：与民秋毫无犯。凡尔商民务各照常开市，安居乐业，勿稍惶乱云云。于是人心大定，鸡犬不惊。义声所播，远近称颂不绝矣。
（5）筹办临时警察：起义之夕，前清武昌巡警纷纷逃散无余，站岗职守皆以军队充之。无何，备战在急，乃由部出示招考东西洋留学警察及省垣高等警察、或速成警察毕业各生，得五百余人。仍前清警务公所署址，组织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机关。以高等警察毕业生高元藩为总理。仿各国非常警察集合制，划分五区驻巡，以防奸细，以卫治安。厥后，于兵事急剧之时，屡获巨奸，讯供正法。复日夜梭巡，维持市面，安宁秩序，颇资得力。
（6）提倡保安社：规模甫具，士民归心。士绅李国镛等联名赴部呈请倡办保安社会，为防火、防盗、自卫治安之计。由部批准立案，促其赶办成立，冀或守望相助之效。故其后阳夏失守，居民纷纷迁避溃去，房屋器物财产得保存无恙，沿街路灯及巡更复终夜络绎不绝者，皆保安社之自治力有以致之也。
（7）创办团练：武汉底定，始从事于经略各属。由部飞檄各府、州、县反正安民，一面分派干员康藩楚、向炯等十余人（按：康藩楚赴施南，后被害于拥兵窃据之朱扬武手）回籍创办团练，以保地方安宁，即为迫令官吏投顺地步。于是各属之响应益速矣。
（8）维持金融：易代之际，纸币滞碍难行，特出示晓谕，一律照常通行。并设官钱局兑换所于前清善后局内。又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以资接济市面，得免恐慌。
（9）注重外交：部务就绪，即以正式公文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声明遵守条约，担负前清赔款外债及保护租界人民财产各节，于是外人知我举动文明，始行宣布局外中立焉。
内务局成立之日，适汉口小战之时。内政虽多足纪，而帮办干粮以济军需遂为是时急务。因呈准都督拨款五千，设征发局于汉口，以牟丙先、王明文为经理，专司转输军粮及疏通民间盐米各要务。一面委办各属民团，并派招抚专员分赴各属，谕令地方官吏投顺安民，如余大诸人即于是时出发（按余大行抵宜昌，行为不正，擅挪商会巨款，由分司令唐牺支电请政法）。未几，舒理鉴辞去，以前清省视学冯开浚继任其职，于是内务局职员，始有和衷共济之概。
维时，政事部成立七局，皆隶其下（即内务、理财、交通、外交、司法、编制、文书等七局）。已开军民分治之先声，时论多不谓然。乃于九月初四日，由倡义同人孙武、刘公、张振武等公开会议，佥谓临时政府尚未成立，而各省反正之后，文电往来，推戴鄂军政府，愿听调遣，所有现在七局，除取销文书局外，应令各局独立，改称为部，另组中央机关以重全国瞻仰。于是全体赞成，重新建设，以冯开浚为内务部正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迁署于前清臬署之内。时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三日事也。
按：民政部内务局投效人员，系戎马仓皇之时，概无正式委任，即难详细调查，欲知其概，除随时改任军务要职外，大都供职内务部内，故前后职员统于第二节内务部职员表内列之。
结论
武昌起义，天下景从，数月之间，推倒满清专制政府，设五族共和国家，成功之速，流血之少，为数千年历史所未见，其得力于我军界同胞者无论矣。然使一国之行政规模不具，则统治无方，分裂立见，对内无改革价值之可言，对外必起列强干涉之渐，兵祸蔓延，靡有已时，成败之数，尚难逆睹。即幸而战胜，亦不过如五季兵强马壮者之为以暴易暴焉耳，乌足以言革命耶。
是故居今日而溯此统一国家，固知有所以致之者矣。当民政部成立之初，改制共和新政体也，豁免赋税系人心也，延揽人才襄治理也，派员演说安市廛也，筹办临时警察保治安也，提倡保安社图自治之发展也，维持金融机关舒国家之命脉也，交睦强邻又所以得其严守中立骤认我为交战团体者也。以数人之提纲挈领，规划万端，卓然树新国之模范，而促起天下人向往之心，懿欤尚已。内务局成立，虽无重大政迹可述，而襄办军务有足多焉。若夫内务部成立于汉口失守之后，其情形更有难焉者。大敌当前，瞬夕万变，不有以静治之，则夫民国之为民国，势必有不堪设想者矣。
乃冯开浚、周之翰以书生本色，从容坐镇其间，订部章，和属员，内抚郡邑，外济军需，其能岂其能，要不外夫用人得当而已。夫有总务科之职员，而保存文献、检查会计、清理公产、疏通食用诸大端不转瞬而措施裕如矣。有民政科之职员，而整顿警察、取缔团练、筹备实业、注重堤工、维持礼教币制各要政，不旋踵而条理井然矣。有铨叙科之职员，而满清贿赂之弊窦患除矣。有印铸科之职员，而民国印信之面目一新矣。他如参事秘书各员亦莫不得人助理，用能控制。全鄂为吾国改革政治之先导焉。迄夫汉阳失，武昌震动，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而卒能以屹然不动之魄力，扶偃然欲丧之气息，转危为安，拨乱反正，与军务部、总监察、各部总稽查数机关斡旋大局，促成南北统一之势，其关系尤不可以寻常论也。至于南北和议将成，民国大势渐定，功成身退，冯开浚等不失为高，而杨时杰、周汝翼等之相继主政，致风潮迭起，亦革命后所必有之事实也。后之主政权者，其有鉴于兹编！
资料来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内务司实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附录1：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竞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湖北军政府建立于戎马倥德中，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围绕这一任务，它进行了下列活动：
（1）发表文电
12日晨，革命党人即用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居正、黄兴、宋教仁到鄂，并请转电孙中山，要他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陆续发出的文电有：
《布告全国电》。宣布革命目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响应：“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宣布满清罪状檄》。指责清政府“使汉人永远降为满清之奴隶”“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等罪状八条。
《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劝告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反正：“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虽立于反对地位，然情谊尚在，心事又未尝不合也。”
《檄各督抚电》。劝告各省督抚反正：“幸贵大臣勿拘君臣小节，而贻万世殷忧。”
《免税公告》。宣布豁免湖北境内一切“恶税”：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
《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宣布全鄂地方一律改为共和政体，要求各地清吏一律呈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自由；“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经自治公所推荐，可以留任。
《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贫者效力，富者输财，既使游手无事之民，有谋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以保全。”
《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要求各地巡警坚守职事：“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唯我同胞巡警是赖。”
湖北军政府发表的文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上述文电大体完整地宣示了军政府的对内政策：满清政府是全国的公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和政体；它准备减轻人民所承担的苛重赋税，但是，决不允许“饥寒无告之民”侵扰“富足之家”的利益，也就是要确保一切有产者的财产。
在军政府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的同时，汤化龙也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暨全体同人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指责清政府“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电文表现了对清政府设置皇族内阁的强烈愤懑：“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竞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它宣称：“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电文要求各省谘议局人士：“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清政府已经扶不起来了，希冀经过“不血刃”的和平转变取得政权，这是立宪派心理和立场的表现。
当时，各省尚在清吏控制之下，军政府所发电文不能流传公布。胡瑞霖建议，采用反宣传法，假托瑞澂名义发电，夸张武汉革命军势力，借以摇撼各省人心。汤化龙和革命党人李作栋等赞同胡的建议。汤并提出，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处有密码本。于是即由汤起草电文，托人冒充瑞澂委托，请俄领事馆发出。这封电报后来讹传为汤化龙勾结柯逢时等通敌的电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立宪派的猜忌。
（2）对外交涉
汉口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和瑞典、比利时等十一国领事馆。军政府一成立，就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和在华外人财产，一体保护。
但照会声明：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品者，一概没收。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17日，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同时声称：不准携带军械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物；勿论任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一千万两。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十分震动。武汉的江面上，帝国主义的军舰一时竞增加到二十艘（英八艘，德五艘，美三艘，日二艘，俄、奥各一艘），瑞澂所坐的兵舰就躲在英国炮船的后面。他曾请求英舰阻止革命军过江。11日，英公使朱尔典应允，“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13日，他又电示驻汉总领事葛福，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但是，为了使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致波及租界，影响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们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但事实上，进攻武汉的清军里有外籍教官，帝国主义者的轮船公司也仍在为清军运送军火、给养。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在递送“中立”照会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湖北军政府。11月8日，朱尔典说：“至其自胃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
湖北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同盟会既定方针的运用。
明确地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宣布愿与各国建立睦谊关系，这是正确的。为了不给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口实，禁止轻率地触动租界和教堂也是必要的。国际舆论因此很快就消除了出现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担心。东京报纸盛赞革命军“深合文明举动”，巴黎报纸认为革命军“明智异常”。比起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来，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确实文明、也高明得多。但是，它并非不得已地宣布赔款和外债等照旧承担，这就和劳动群众那种坚决的反帝精神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劳动群众的反帝精神也应该给以恰当的领导。
（3）清除奸细
当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13日夜间，有一个大汉提着灯笼给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送来一张纸条，方定国阅后慌忙将信撕碎，丢在口中咽了。李翊东发现可疑，赶紧过来责问：“送来的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咽掉？你敢通敌！”方定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李翊东喝令将来人拿下审讯，发现他竟是为张彪传递消息的旗兵，当场就被刺死。当李翊东喝令拿间方定国时，方手持快枪，身佩军刀，使卫兵不敢上前。李翊东冲上去一把抓住方的衣领，夺过他的枪刀。在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面前，方定国瑟缩不敢动。经过严厉审讯，方供出混入都督府的有蔡登高、张振标等奸细多人。当即把蔡、张抓住，同方定国一起判罪处决，清除了隐患。
（4）扩军备战
经过10月10日的战斗，部分战士牺牲，部分逃亡，湖北军政府所能掌握的士兵仅存三千余人，远不足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3日，军政府决定募兵，暂编部队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海关、租界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苦力、更夫、仆役们也纷纷辞工从军。汉口外侨报纸说：“应募而来的新兵从四乡涌进。募兵的军曹太热心了，他们不了解租界的特殊地位，竟然跑到租界里来。”又说：“武昌显得比以前更活跃，下层人民比前更满足了。募集的新兵成百地在操练着，这样的军队有两万多人。”16日，蔡济民、熊炳坤等商量，决定成立第五协，同时成立两个敢死大队。结果，五协兵员，几天功夫就满额了。军政府不得不出示停招。
为了加紧生产武器、军火，汉口军政分府命李亚东转令兵工厂迅速召回工人，开工生产。宋锡全以军政府第一镇分部统领的名义出示，鼓励工人积极生产，革新创造：“倘能于旧式之中，改良翻新，造成便捷利器者，本部定从优奖赏。”在阳夏战争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工，为保卫革命政权和支援各地起义作出了贡献。
（5）策反清军
张彪逃到汉口刘家庙后，仍拥有一部分兵力，构成对武汉的直接威胁。13日，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写信给张彪，劝他反正，遭到拒绝。同日，军政府又派人运动辎重营清军，也未成功。其后，黎元洪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清海军提督萨镇冰。20日信中，黎真实地叙述了自己被逼任都督的经过：“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他以起义以来的进展说明：“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满清抵抗”，事机大有可为。他力劝萨镇冰归顺革命军。这封信反映了形势发展对黎元洪的影响。
（6）安定社会秩序
起义后不久，军政府就组织演说队，派人沿街演说，安定人心。同时，颁布了严格的纪律。继《刑赏令》之后，16日又颁布军令八条，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擅入民家，苛索钱财及私行纵火者斩”。整个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军始终纪律严明。后来有人回忆道：“军队寄寓民家，绝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贷，必按时交还。升米斤油之类，请其勿用交还，亦必坚决偿还。至于买卖，则公平交易，不见强买勒卖的行为。”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军政府除成立临时警察筹备处外，又支持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等组织保安社。在汉口，则赞助商会组织商团，发给枪枝，作为巡逻、保卫之用。
武汉地区的良好秩序使帝国主义分子惊讶，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我们也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
（7）稳定金融，保护工商业
起义前，武汉市面通用湖北官钱局所发制钱票、银元票和交通、通商等银行发行的钞票，起义后，纸币信誉下跌，人们纷纷挤兑银元和铜钱，引起银根紧迫，市面恐慌。为此，军政府特别发出照会，声明纸币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挤兑。照会保证：“合当详定办法，竭力帮助金融机关。”事后，军政府接受武昌商会要求，设立商界兑换处，又拨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接济市面。
革命党人特别注意保护商业。13日，林翼支在汉口就出示宣布，以“保商”为“第一宗旨”。汉阳知府李翊东也宣称：“首以保卫治安，恤商爱民为务。凡我良善同胞，殷实商贾，无不极力保护。”12月，湖北军政府特别颁布了保护矿山的命令：“凡银、铜、铁、煤、硝磺各矿场所在地点，皆责成该管知事严加封禁，妥为保护。”1912年春，专门成立实业部，以同盟会员李四光为部长。
由于革命党人的正确政策，湖北军政府得到了汉口和武昌商会以及汉阳商团的积极支持。汉口各团联合会正干事、回族商人马中骥并参加了军政府，任交通部部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人购办军需，供给粮饷，出力不少。
（8）招纳人材
为了延揽各方面的人材，接待投效人员，军政府于12日晚成立招纳处。13日下令：“无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至15日，投效人员即达四百余人。同日改名为集贤馆。总计起义期间，集贤馆共接待各方志士约万余人。其中，有五千人分送各机关办事或资遣回省运动革命。有六千余人在馆外听用。留馆备用人员则经常保持五、六百人之数。第一集贤馆容纳不下，又陆续开辟了第二、第三集贤馆。
（9）创办《中华民国公报》
起义后不久，共进会会员牟鸿勋即倡议创办一种报纸，定名为《中华民国公报》，10月16日发刊，由张樾任主笔。出版简章称：“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它是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也是军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以发表军政府的文件、公告为主，也发表部分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11月5日，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大汉同胞，群策群力，复仇报国。但是，从全面看来，它对同盟会和孙中山宣传不多。后来更发展为孙武一派的派报。
在汉口，革命党人胡石庵办有《大汉报》，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曾得到军政府奖励。
（10）改革司法制度
10月30日，军政府司法部发表文告，谴责清政府司法机关灭绝人道、冤屈良善等种种罪恶，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以来在司法制度上所作的假改革。文告宣布设立江夏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随后，公布了有关条例。《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第一条称：“本所为图司法独立，特提前办理，以为各属之先导。”第四条称：“本所民事、刑事两庭均用合议制组织。”第十三条称：除特别事件外，“诉讼之辩证及判断之宣告均公开法庭行之”。条例的有关规定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色。
（11）制订《鄂州约法》
宋教仁随黄兴到鄂后，即埋头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11月9日，由军政府公布，共七章六十条。《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等部分构成。《人民》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信、信教、居住迁徙、营业、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等自由，有诉讼于法司、陈请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都督》章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议会》章规定：议员由人民中选举产生，议会可以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要求答辩或弹劾，可以受理人民的陈请，送交政务委员。这部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承认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地方共和政权的设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促进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有巨大意义。它是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第1编全1卷》第十一章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P262
附录2：邱前模事略
1913年2月3日到
20日早，张彪、铁忠等八人投手本请降，前模谓单骑来，则以礼相见；率兵来，则以兵相见。中时又遣价来，言愿单骑来降，但须发军旗一面，以便入城。前模与牟鸿勋力阻之，谓伊有军旗，即可带兵混入城；此时兵未编制，人多惧心，设入城奋杀，其何以御之。旗遂不果发。下午分部办事，模与高振霄、袁国纪主办民政部。其已实行之政策，略纪如左：
（1）招集人才。起义伊始，需材孔亟，因设招待所于都督府内，招集鄂垣品学兼优及东西洋学生。高振霄等司其事，潘祖裕、萧韵涛、陈锡仁等二百余人皆乘时投效。
（2）派员演说。人心惶恐，不知所措，因分派汉阳五人，汉口二十人，武昌二十人，沿街演说，大概谓吾等内部如何组织，队伍如何布置，军饷与军械如何充足，使人民各安其业。
（3）筹办警察。出示招考中学生及高等小学毕业生，开办警察，助军队以防奸细，共得五百余人，请命都督，委高垣（元）藩为警察所长，异［翌］日即办成。
（4）许办保安社。热心之绅商等来部禀请开办保安社，以自相保守而维治安，立予批准，禀明都督，并催其即日办成。
（5）去留知事。汉阳归顺，札委李亚东任之。并拟派招抚使以为招抚各县知事之计。
（6）访求部长。当此之时，军事固急，民事亦不可缓。部长一席，非以名望素著之人，以资坐镇，不足以使一班人民之悦服。因请命于都督，宣言于同事，模与聂守经、费榘经教育会请汤化龙出任斯职，遂在该会中协定简章，分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民政遂改为政事部，汤化龙为正长，苏成章副之。
以上前模在民政部之大略情形也。
斯时，军务部已成立，正长孙武，张振武副之。谢石钦、牟鸿勋、陈宏诰、高振霄等俱尽力军事。前模亦改就该部，赞襄一切机要事宜。正值汉口失守，汉阳设防，人心惶恐，军士退缩，前模日夜从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一月于兹。凡该部发饷、监印、解粮、送子弹等事，无论大小，力能为者皆为之。
资料来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邱前模事略》，P360
附录3：萧韵涛事略
去秋抵鄂，义师适起，首同高君振霄入都督府参谋战事，即组织民政部，创办保安警察。再改政事部，韵涛（萧韵涛）即任部内之内务局警察科长。嗣内务部成立，改任民政科长。和议告成，奉命赴荆宜提款七十余万，接济军饷，并往各府县颁发民国新印。迨改部为司，迭经暴动，韵涛始终内务司民治科办事。备历险状，惭无成绩伟画。忆武昌战事危急时，部员纷纷逃去，韵涛甘愿笑死，与城共存亡。首禀部长出示安民，亲至洋街演说，听夕不遑，由是人心大定。都督驻节洪山卓刀泉时，韵涛迅在内务部刊成大都督印一颗，亲送行辕，当蒙温语嘉奖。阳夏失守，首偕张君振武、冯君开濬、傅君立相、陶君华炳、高君振霄，会总监刘公，到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公举王君安澜为奋勇军统领，专招襄、郧老兵，死守武昌，并昼夜梭巡，严防汉奸，招集散兵，送入奋勇队，因之军威复振。此韵涛奔走革命之大概情形也。
资料来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萧韵涛事略》，P605
三、军法处事略
高振霄与张振武、陈宏诰、程汉卿等在战火纷飞的武昌城首义当夜及时成立执法处，先后颁布《刑赏令》《军令八条》，并沿街演说，维持秩序，安定人心；执法处后改为执法科，高振霄担任执法科调查主办军案，申军法、废苛刑、减死刑，以人道为本，以文明为尚，以固外人之钦仰心，深得民意；高振霄与程汉卿亲至禁闭所慰问、演讲，其言语感人痛切，禁闭人员听后多被感化，潸然泪落，自云：如使当前敌，虽死无恨，发誓愿痛改前非，愿赴战场英勇作战；高振霄与程汉卿代表大都督亲赴青山抚慰江西等军队并与其他总稽查专稽查各部弊端，使军心大振。
溯自辛亥革命［之］初，即有执法处，设于军政府。未几，隶于军务部，改名日执法处。不数月，因本南京临时政府所议，改名军法局。终复因军民分治，改名曰军法处，仍隶于军政长官之都督府。编改虽经四次，然关于革命记录者，则在将改军法局之时也。盖是时也，为和局告成之日，革命战争从前止矣，革命事业之从前成矣，爰本此意，故连至改编军法局为止矣。
经过事实
（纲）辛亥八月，湖北义军起，武昌克复，中华民国鄂军军政府立，设执法处。
（目）湖北军学各略［界］，痛满清之专制，爰诸革命之鼓吹，思图光复，革众同心，原图阴历八月十八日起义未果，反致先烈彭、杨、刘三君死。鄂诸革命［家］见机迫势危，不得不冒死发难，乃于十九夕，纠合起义。武昌城内外各军，成如约而应，设炮楚望台，击督署，总督瑞澄、统制张彪、藩司连甲，一干文武官吏皆逃遁。于是夕克复武昌，设军政府于谘议局，举黎公元洪为都督。军政府内设各部，而执法处亦于是时设立。执法处内设执法官一员，初系冯中兴充任，冯因另有军务要差，即以程汉卿接任执法处事务。程汉卿系京师法律学堂毕业，曾充前清混成协执法官，熟悉军法，故以之充任。程视事即将军法上规模为之整理，暂设审问席于会议时［室］，另指定谘议局前门内一偏房［为］俘虏拘留之所。
（纲）请都督颁禁令擅杀。
（目）十九之夕，弹雨横飞，不无误死。至是，经执法官程汉卿报告，请都督黎公与诸革命［家］张振武、高振霄、陈宏诰诸君商定，以义军举动，总宜文明，故不命令，不准私放枪声。即巡查军队，见有路近问谋［遇间谍］与旗民等，均不准擅杀戳［戮］，必须送交执法处审理处置。以光复之际，人心未定，且民军已募集数革［军］，尤应严加维持，故都督黎公颁布禁令八条，通贴市街，俾众遵守。民军后来始终举动文明，其所以维持人民有法可守为法令之祖者，则为此禁令。专其八条如下：（编者按：八条原件缺。据湖北革命实录馆编修按，“八条见《中华民国公报》辛亥八月二十五日版，编修周处有底稿。”）
（纲）鄂垣流痞乘义军起间，到处骚扰，案件繁多，执法处增设人员。
（目）武昌居民良莠麇集，当起义间，地方流痞，乘隙假冒义军名义，到处骚扰，或［于］居民之家，以保护为名，讹索钱文；或于巷衙，以搜查为题，掠劫行人行囊，经义军拿获送交执法处讯办，日数十起。故执法官程汉卿，禀请都督增派黄子琴、夏晏卿、江元亮、吴小防、徐明元、江陵、谢震为执法员，到处襄理案件，并奉都督谕，任程汉卿为执法处处长，以资督率。
（纲）处址迁移，规定处内办事大纲。
（目）一、谘议局各部麇集办事，因是时政事部未立，普通司法机关未设，一切案件皆隶执法处审理，故案件多，而不便审理案件。二、因局内无适宜拘留人犯之所。三、因湖北旧有高等、地方审判厅两署，因厅内人员概逃，而厅署空悬，无人居住。故商请公决，将执法处迁往于旧高等审判厅内。其时概略如下：
（一）执法处驻厅署内。
（二）以署内看守所区分轻重紧闭两所。凡俘虏之旗民与汉奸、间谋［谍］皆于重时［所］锢之。
（三）商由临时警察筹备处，拨来警士两排以为法警，供执刑守卫诸务。
（四）增设庶务书记录事人员。
（五）规定办事大纲。
（纲）九月改处为科，隶军务部，革命家高振霄、陈宏诰任执法科调查。
（目）军务部亦因谘议局不便办公，迁于高等审判厅署内。是时因政事部成立，政事部另有司法局，为组织普通司法之基础。执法处专属军法机关，故改隶于军务部，定名曰执法科，处长程汉卿改为科长，其余人员均如旧。一切案件，均秉军务部长孙武处理。
因执法科时有问谋［间谍］汉奸交讯，而此等案件情节，关于战机甚巨，故革命家高振霄、陈宏诰二君初任执法科调查，与科长程汉卿时于联络，遇有关于战机事宜，以便报告部长，而资准备。
（纲）罗家炎因榆［输送］送子弹不力，贻误战机正法。
（目）先是，南北会战于汉口刘家庙，前后屡战，各有胜负。后因鄂省民军总指挥官次第受伤，复以张景良充任总指挥。初五日，以罗家炎熟悉军事，任事勇敢，派其充任全军输送子弹指挥官，预定次日初六拂晚［晓］开战。罗家炎奉命后于初五日至汉口民军司令处，进见总指挥官张景良，彼此未见，亦未接洽。按罗家炎所受任务，系在输送子弹，应于开战前，将全军应需子弹数目计算概略，未战前如何征发，作战间如何补充，以及大小接济子弹之分配，均应预计。乃罗家炎于未见张景良，后既不复请接见，又不将难于按给理由报告于军务部、参谋部，另图救济办法。况汉口设有军政分府，亦可报告陈请补救。开战在初六晨，而设［该］员至汉时系初五午，时间又甚宽裕，乃该员不但置任务于不顾，反于初五夜偷闲至□□里安眠，至使初六拂晓战，全军兵士每人只有子弹一、二排，以致民军大挫，死伤及半。迨审询该员时，□□里并无该员亲明［朋］，乃系在游戏场所住宿，放弃任务，贻误战机，同人多以兵挫难振引为啮齿，要求正法。当时亦以情节较重，军心要结，军法亦所难恕，故即正法。然当时有以罗之妻子为有［应］死，要求惩办，势甚凶凶，难以理论。不得已禀请都督，为民国无死反妻孥之法，仅［经］都督允准，谕饬各军不得饬阻罗之妻子，并加抚恤及保证书，使罗之家属得回故里。
（纲）处长程汉卿，请派执法官吴小防至汉口设立司法分处。旋因汉口失陷，分处撤销。
（目）因汉口远隔一江，鞭台［笞］莫及，军队纪律未便编［偏］弃，故处长程汉卿商请饬派执法官吴小昉，率执法官唐文陔、胡明轩、何子昭、黄琴初等至汉口设立司法分处。其执法官遗缺，以方雷塘接充。旋因汉口失陷，分执法处撤销，吴小昉由军政府另行委任工作，回厂监督。
（纲）执法科迁驻于旧交涉使署。
（目）军务部隶局属科，除执法科外，尚有军事、人事、医务、经理、军需、军机、庶务各科，均驻于审判厅署，拥挤不便办公。而旧交涉司署，因交涉司施炳燮逃，查署尚空悬，故将执法科移驻于内，将人犯禁闭所，移设于旧江夏县署拘留所内。
（纲）科长程汉卿莅禁闭一所诰诫，并于调查高振霄商定，将因临战逃营被禁各犯中年轻力壮者，挑出送入游击队助战，立功赎罪。
（目）自有执法机关以来，科长程汉卿，以民军由仓卒间起义，难得外人认为交战团体，成守中立。凡我民军一切举动，无论事之成败，总以文明为尚，以固外人之钦仰心。故对于人犯皆本人道主义，其情稍可恕者，虽所犯甚重，必不轻处以死刑。然各巡查队各哨兵陆续送来敌之间谍、暨放火与临战私逃各犯，除情重证据确凿者，随时处决，其余情有可原者，概予禁闭。至是禁闭中人犯以达百数十人。故科长亲至禁闭所，检查各犯领食合否卫生，防范是否严密。当检查前，将一切人犯提出列队外，以法警围绕，科长亲对各犯诰诫，以慰甚心。其训词大略云：“此番民军起义，原非前代谋位篡国者比，不过以满清专制钳束吾民，俨若奴隶，诸革命［家］痛四革［百兆］之同胞数千年之沉沦，冒死发难，以图去腐败之政府，伸吾民之民权。尔等昧于大义，反媚敌内陷，幸公理难逃，因果不爽，机破被拿。若论尔等来作间谍放火，以乱我军心之情，鄂处以军法，原非残酷。但我民军宗旨，原为救民于水火而起，断不忍更加杀戮与尔无知之民。况尔等本属吾倚［侪］同胞，不过昧于大义一时也。虽回全尔等生命，惟尔等心迹深藏于内，究难测度。故杀之而不忍，纵之而不能，故将尔等作为俘虏，暂为拘留矣。战局底定，再释尔等归里。但尔等亦当体民军之惠，在禁闭中均应安心守法”云云。当演说沉沦痛切时，各犯竞有感而下泪。演说毕，高调查振霄复演说，开导其语，尤为痛切。事毕，高调查与程科长商定，以禁犯中之逃兵，本系有用之人，若往于以禁锢，似觉可惜。故将逃兵提出，均属年壮力强之辈，且皆有悔意，自云如使当前敌，虽死无恨。遂由高调查具函，一律送交游击队长金鸿君收留，分别编入队内助战。
（纲）汉奸周国斌正法。
（目）汉阳防御工事被敌攻破，其故复杂，而其中周国斌私割民军防御阵地［地］雷引线，则为失败之一。斌系由游击队长金鸿君侦明拿送来科，并将其割线情节报明。迨审讯时，据斌供称，伊兄周云陔向充张彪差弁；阳、夏战争际，斌落住汉阳崔子垸，中表李又喜暗中因与敌军排长严得胜相识，被严得胜暗地贿使，于夜晚将地雷线割断云云。是以正法。
（纲）执法科迁驻于旧粮道署内。
（目）交涉司署法庭审案际，庭中落敌弹数次，有碍研讯，故迁于旧粮道署内。又因旧江夏署拘留所房屋被敌弹击毁屋角，人犯张皇呼号，故将禁闭所迁驻于武昌旧审所内。
（纲）科长程汉卿与调查高振霄赴青山抚慰江西军队。
（目）战争虽停，而战事仍然准备。江西以汉阳失陷，武昌兵力必损，特派建制部队之队伍一混成协来鄂援助，扎于青山，都督特派程汉卿与高调查前往抚慰。
（纲）调查高振霄、陈宏诰，另因组织各部稽查机关，所遗执法科调查会事务，以陈宏诰、高振霄二君出任。
（目）自汉阳失陷后，各部有迁徙者，有人员走散者。当停战之际，外面难按约停战，而内部各部不能不照常整［顿］备战事。各革命家恐各部惊慌之余，办事难免敷衍之弊，特组各部总稽查机关于大朝街，专稽查各部一切。高振霄、陈宏诰乃革命中老同志，故公举二君与苏君等八人共担各部稽查任务。其二君所遗留执法科调查事务，亦属重要事，军务部以陈宏诰、高鸿缓均革命巨子，故以之接任。
（纲）麻城防营管带刘金堂，因冤杀屈子厚案处罪刑。
（目）屈君子厚麻城人也，好读书，富革命思想。［昔］年与浏阳唐公等，密图起义未遂。当唐公尽节后，君不得已，隐居里门著述，意以启迪后起。上年闻武昌克复，君喜不能寐，与绅耆地方官，联合响应鼓吹县知事张锦堂请军政府换给新印。该县有前清派往驻防队伍一营，其管带系刘金堂。是时汉口屡战，民军失挫。屈君以麻邑与豫毗连，乃楚之北方门户，深虞北军从此处进攻，不得［不］预为防备，乃倡练民团，以厚兵力。讵知事张锦堂、管带刘金堂二人，阴险叵测。当汉口失挫，即暗与敌通，密递消息，私运接济，事经屈晓以大义，谁意张、刘奴隶性根深锢，不但不明大义，反以屈有碍伊等奴隶行为，终于设计，将屈冤杀。嗟乎！是时有张、刘思想者，虽不止于张、刘，然冤杀革命、自戕同种、手段之毒如张、刘者，盖鲜也。幸诸先烈在天有灵，该等权仅及一邑，不足以为民军之祟。
杀屈事为军务司长查觉，即派人查拿。张锦堂畏死远逃，只拿得刘金堂解省。迨审讯时，刘金堂供述对于冤杀屈君一节，诿系张锦堂一人所主，惟通敌一切乃共同行为；且云于九月初六汉口失陷后，即于麻邑将九星旗撤收，换插龙旗一礼拜，以媚敌。按照法律，杀屈乃一案；通敌乃一案，虽杀屈案应俟将张拿到，方能定谳。而插龙旗一事，伊既承认，既有显然汉奸之确证，即为民军军法所难恕，故开军法会议，将刘金堂枪毙，而昭炯戒。惟刘临刑时曾哭云：“吾所为处吾死刑，吾死无憾，惟憾吾不当因犯汉奸罪，九地之下，其将何面目。
（纲）冬十月，重组科内办事人员并整理办事规则。
（目）当九月，南北两军停战议和以来，科内事件稍可从容斟办。至是科长将科内人员重为组织，并将办事规则重为厘定。其组织于下：
（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奉临时政府通饬，一律改用阳历，以与世界大同。
（纲）和局告成，孙部长由南京会议旋鄂，改［将］编制处执法科，改编为军法局。鄂军暂行刑令编成，呈请核定颁行。
（目）执法科就原有人员改编为军法局，内设编叙、裁折两科，其编成如下：
编成之后，即迁驻于旧两湖书院内，并将监狱所移驻于模范监狱内。又因从前既无军法成规，新法又未颁布。故局长程汉卿编定鄂军暂行刑令，总则五十六条，分则五十二条，录呈都督黎公核定通行，各军队一律。
资料来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军法处事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中下卷）
四、集贤馆
高振霄与吴醒汉、蒋秉忠等组建军政府“招纳处”，后改“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集贤馆”；高振霄专招待政、学两界，吴醒汉专招待军界，积极招纳文武贤才，襄助军政达到一万余人；高振霄介绍崇阳知事茹用九任集贤馆副馆长。
为延揽人才，湖北军政府于10月12日晚成立招纳处，吴醒汉、高振霄、蒋秉忠具体负责，招纳军学与政界人才，投效者人山人海。后来，招纳处改为集贤馆，并且于10月15日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集贤馆试办章程》规定：集贤馆设立正副馆长各1名，稽查员2名，下设招待、检查、考验、书记、庶务5科。章程的“公守规则”要求，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为办公时间；各科员但遵守实行，不得放弃，如果事情没有办完，须办毕方能就寝；遇有事故请假的，须陈明理由方能外出，但不能超过半日，如果确实有疾病的不在此限；各员有相互监督劝勉之义务，有保全个人及全体名誉之义务，有维持秩序及进行方法之义务；关系全馆的事务，须召集全馆人员会议决定施行；各员有不遵守公令及有妨碍本馆事件者，开临时会核办。为了让远道来的贤才能够发挥作用，湖北军政府特设召集外省人员的机构，“黎都督以省垣投效者日众一日，虽已添办第二集贤馆，然有外省志士因无人介绍致不能入城投效者，是故贤才多有向隅之叹。特于十四日派员在文昌门外黄华馆内照第一第二集贤馆办法专集各省远来贤才，庶几始符集贤之初衷而不负远来之热心。又集贤馆录取条陈人员甚多，经都督谕饬该馆令各员陈明长于何种学术，以便定期试验，在行任用”。集贤馆存在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收到条陈说帖3000多件，接待各地人员约10000人，聚集人才可谓胜矣！
资料来源：《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
是晚入都督府，由参谋处派忠（蒋秉忠）同涂君□在幼稚园开办招纳处。22日，奉都督府令，无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吴君醒汉，高君振霄同来襄办招待。吴专招待军界，高专招待政、学两界。条陈文件，则均由忠汇总转呈。23日，吴君即将所招军界人员，带赴都督府应用。高君亦将所招政界人员，带赴民政部办事。而请谢君石钦来招纳处会办一切。24日，投效文武计四百余人。当呈都督府调用三分之一。
25日，军务部调考验科长谢君石钦，襄办军务，调文牍科员王栋贤充当书记。正馆长周君，因馆章未定，且与各科人员意见不洽，辞职。公推忠（蒋秉忠）为正馆长，由高君振霄介绍来馆书记茹君用九充副馆长，会同编定草章，俾资遵守，各专责成。
资料来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集贤馆馆长蒋秉忠事略》，P641
附录1：集贤馆紧要布告
敬告者：本馆设立，雇［顾］名思义，原以招贤士。贤士之定义，固甚广漠，要必有技之长，始足备贤士之万一有补于同胞。昔孟尝养客之千，作用者一冯欢耳。今日时势万艰，恐不能孟尝之广范。凡来投效诸君，抚心自门［问］，必先有自知之明而后可。如系平庸之才，则少壮者，仅可投入军队。尚可练成军国民，其效犹大于坐论。至本馆如有招待不殷，办理不当之处，统希不时训指，切勿自生恨悔之念，因而观望，致同胞无人，群负责任，则甚误矣。
资料来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P628
附录2：
10月16日集贤馆奉命选送懂德语、法语的三人，赴汉口租界办理外交。10月25日，投效人员金鸿钧创办独立将校决死团。汉口战事失利时，册送精于射击的人员30余人，由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委用。被选送到内务部的人才有：崇阳知事茹用九、寿昌知事王云龙、蒲圻知事黄燊、天门知事黄应龙等。11月中旬集贤馆奉命共选送了400余人，其中任战地调查20余人，任督战员30余人，到街市演讲40余人，深入敌方作侦探7人，赴江、浙、皖、赣各省30余人，补充学生军120余人。11月24日，奉军务部令：汉阳战事激烈，后继需人，又选集贤馆人员中有军事才能者七八十到都督府听后检验。这批人当夜随张振武到汉阳助战。12月21日清军炮击武昌，走散的机关人员，由集贤馆中备用人员填补。
资料来源：陈国安编著：《辛亥首义阳夏之战1911-1912》
五、辛亥革命总稽查
高振霄与蔡济民、牟鸿勋、谢石钦、苏成章、梅宝玑、陈宏诰、钱守范等八位革命党人被公举为总稽查，他们严格履行革命党人职责并与各部弊端作斗争，从而改变了军政府旧官僚、立宪派把持政权局面；阳夏沦陷，军中无首，武昌危机，高振霄等总稽查挺身而出，以刘公总监察名义守城，切禁擅离职守，并巡视各重要街市演说，人心以安，各级政权又被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终于坚守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八位总稽查的英勇事迹亦被当时百姓喜闻乐见的“章回小说”传颂，称其为武昌首义“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
新拟“条例”还有几个特点：第一，各部长得兼参议员，参议一职在当时很重要，可参与立法、议政。第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从而特别强调了“起义人”的重大作用。第三，秘书、顾问、参议、稽查之下都有一个“员”字，以示“公仆”之意，官方造册列表亦有写作“秘书员”“顾问员”的，颇有一点民主气息。都督府任职人员，革命党人和回国留学生占主导地位。秘书员中，李步青先为首席秘书，杨玉如始充秘书长，陈寿熙、饶汉祥继任（饶任职时间最久）。顾问中人员最为复杂。参议员调动频繁。由蔡济民、高振霄、谢石钦、牟鸿勋、苏成章、梅宝玑、陈宏诰、钱守范八名稽查员组成的“各部总稽查部”，虽不见组织章则，但当时颇具权威，他们可以直接干预各部行政，有时负责处理特殊任务。重要会议和人事安排，例由各稽查员出面。报纸上戏称他们为“八大金刚”。1912年初总稽查部改为纠察司，分设内务、外交、财务、交通、实业、教育、司法、军务八科。
资料来源：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
各部总稽查处总稽查
至是公推冯开浚为内务部长，周之瀚副之。停战后，冯辞，杨时杰继；杨去，部改为司，周汝冀为司长。胡瑛出武昌狱，被推为外交部长，杨霆垣副之。胡转任烟台都督，王正廷继；王任参赞和议代表，夏维崧继，江恒源副之；胡陶去，李春萱、潘祖裕继。汤化龙为编制部长，张海若副之；汤张去，徐声金、李逢年继。旋又成立交通、司法两部，以熊继贞，张知本为部长，傅立相、彭汉遣副之；彭去，夏道南继。其后内务部建议设立教育实业两部，以苏成章、李四光为部长，查光佛、牟鸿勋副之。秘书事物初未置长，陈寿熙、李廉方（原名步青）、冯亚佛、李基鸿、蒋文汉、陈重民、金振声、萧日昌、饶汉祥、宋康复、王世杰、段树滋、杨霆垣、胡朝宗、欧阳葆真，方作舟、瞿瀛、胡吉陔、范熙仁、梁柏年、周龙骧，阮毓崧、范叔衡、戴祥云、刘钟秀等为秘书。杨玉如自京山还，覃振随援军自长沙来，郭泰祺自外洋至，亦先后任秘书。停战后军政府自洪山迁至华林，公推杨玉如为秘书长，未成杨因公赴京，陈寿熙继；陈调职，饶汉祥继。蒋兰圃、黄元吉、朱树烈、胡祖舜等为军事参议官。彭食光、赵鹏飞、万声扬、李国镛、夏寿康、张窻、黎澍、熊瑞菜、鲁鱼、张大昕、余大鸿、孙发绪等为顾问。钱芸生、冯中舆、黄祯祥，耿毓英、沈尚元、钟振声、李振铎、周拓疆等为参议。邝杰、张盘、王安澜、萧慕何、王祯华、唐仲寅、曾进等为副官。邓玉麟、李翊东、聂豫、刘度成为军务部参议；邓升统领，夏道南继。刘玉堂为长江上下游总稽查长，蔡济民、牟鸿勋、谢石钦、苏成章、梅宝玑、陈宏诰、钱守范、高振霄为各部总稽查处总稽查。牟、苏调职，甘绩熙、丁人杰继，丁复为内部稽查处处长，陈度章副之。曾振汉、潘铎、余振中、杜渐、姜钟煜、方震中等为稽查。蔡汉卿为全局总稽查部部长。
初十日各省军政府来电，公举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同日又接山东来电，孙宝琦取消独立。
清军象山炮队，开始向武昌射击，以军政府所在地咨议局为目标。武昌城内外深感炮火威力，商店闭市，人心恐慌。惟军政府重要职员仍照常办公，力持镇定。
11日敌炮击声更烈，午后一时，军政府楼下西侧忽中一弹，死卫兵一人。都督黎元洪因率杜锡钧、杨开甲、萧慕何、邝杰等少数职员，仓卒出走。未军政府军装室又中一弹，致兆焚如。都督遂拟退驻葛店，即晚驰抵王家店暂宿。时总稽查刘公及各部总稽查处苏成章、谢石钦、陈宏诰、梅宝玑、高振霄等得状，立即议定由刘公以总监察名义出示安民。并通令各军暂归节制调遣，坚守武昌；谢石钦、苏成章、陈宏诰等分往各机关，切禁擅离职守，并巡视各重要街市演说，人心以安。
资料来源：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1版
军政府各部总稽查处总稽查
当其时也，军事初兴，众议纷纭。一制度也，时兴时废；职任也，或甲或乙。即军队建制，亦复破坏，一若群龙无首。然者此为一时无可逃避之现象。故当日都督以下之职任，多由三五人之主张，或凭个人之热心与兴趣以执役。以余言，时而任秘书之事，时而助李作栋任交通之事，时而编辑新闻，发送中外报馆，并非受何人委派者。所以军政府创始之组织，殊难稽考。迄刘公入府（23日），居正、蒋翊武亦自上海、岳州来，由居正提议，商订军政府组织条例，始改谋略处为参谋处，以前统带张景良为参谋长，杨开甲、杨玺章副之，吴兆麟、蔡济民、何锡蕃、张振武、吴醒汉、姚金镛、徐达明、王文锦、高尚志、徐万年、甘绩熙、黄元吉、钱芸生、周定原、汪秉干等俱为参谋。并设立内务、外交、军务、理财四部，以冯浚（号哲夫，襄阳人）为内务部长（冯去，杨时杰，周汝翼先后继之），周之瀚（号鹏程，宣恩人）副之；自九江来投之浙人王正廷（号儒堂）为外交部长，新自武晶府监所释出之胡瑛副之。王、胡离职，夏维崧、胡朝宗继之；军务部以孙武为部长，孙因伤留汉医院，不能任职，特设副长两人代负其责，一为张振武，又其一则为留日士官生、督练公所课员之蔡绍忠（号大辅，直隶人）；理财部则以李作栋为部长，以前度支公所科员潘祖裕（号慎之，东湖人）副之。又汉口设立军政分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何海鸣为参谋。未几，宋教仁来鄂，复与汤化龙、孙武、张知本、徐达明等商草鄂州约法，是为中华民国宪法之先声。旋又成立司法、交通两部，以张知本（号怀九，江陵人，时任湖北自治研究所长）为司法部长，其副部长初为彭汉遗（号述先，广济人）；汉遗后当选为临时参议院代表，由湖北官立法政学堂教员吴道南继之。交通部长为熊继贞（号晋槐，鄂城人，日本留学铁路管理），副部长则为傅立相（号玉阶，谷城人）。此外设有军政府各部总稽查处，蔡济民、谢石钦、牟鸿勋、苏成章、梅宝玑、陈宏诰、高振霄、钱守范等俱为总稽查。其后甘绩熙、丁仁杰亦补遗缺焉。又设有各属总稽查部，蔡汉卿为部长，王子英（号端夫，嘉鱼人）副之，并设有集贤馆，馆长为蒋秉忠（号兰圃，原籍湖南，寄籍江夏之金口，陆军特别学堂毕业，曾任排长。集贤馆撤销，改任军政府军事参议官），副馆长则为任立年（浙江人，前清进士，曾充张之洞幕府）。官至湖北民政长、大总统府秘书长之饶汉祥（号宓僧，广济人）即由此进阶。刘公、居正、蒋翊武等为高等顾问，赵鹏飞、彭养光、徐声金、黎澍、万声扬、鲁鱼、张窻、张大昕等为顾问，覃振、李基鸿、冯镇东、郭泰祺、瞿瀛、陈重民、范鸿钧、宋康复、刘钟秀、蒋文汉、肖日昌等为秘书，杨玉如为秘书长；杨去，饶汉祥代之。刘斌一、武丹书、曹进、唐促寅、王镇华、肖慕何、旷汉卿等俱为副官。徐与冯中兴、朱树烈等为军事参议官，脾沈尚元、耿毓英、钟振声等为参议，邓玉麟、聂豫、夏道南、刘度成则为军务部参议；玉麟调任统领，李翊东继之。未几又设军令部，杜锡钧为部长。迨黎督被推为中央大都督，军政府废之，称为中央大都督兼鄂军都督府。刘公乃组织中央总监察部，刘为总监察，是为推行孙总理监察权之嚆矢。都督府会计处长为鲁俊英，庶务处长为雷金龙，军法处长为程定远，卫队司令为吕丹书。又成立湖北警务筹备处，处长为高元藩。汉阳兵工厂则以肖佐汉为总办，钢药厂总办则为罗一安；罗去，李达五继之。造币厂长为范鸿江（范去，由时功璧继之）。官钱局总办则为徐荣廷，军服厂总办则为张融，武昌电报局长为章盛恺，汉口电报局长为于郁文。同时派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以谢超武（号楚珩，枣阳人）为参谋长，高仲和（号重源，枣阳人）为秘书长。天门人胡石庵于武昌占领后，曾发行《大汉报》于武昌，是为革命军初期之宣传报纸。未几，军政府亦组织中华民国公报，牟鸿勋为社长，是为初期政府之机关报。议和告成后，又成立教育、实业两部，教育部长为苏成章，副部长为查光佛；实业部长为李四光，副部长为牟鸿勋。其后湖北省临时省议会，由各县旅省同乡团体推选一人为议员，宣告成立。嘉鱼刘心源（号幼丹，前清翰林，官至广西臬台）被选为议长，时象晋（号越阶，枝江人）董昆瀛（号尧峰，阳新人）为副议长。其他设置，时有兴废；同志任职，各有等差；年代久远，固难备述也。
资料来源：胡祖舜：《六十谈往》，P88-90
附录：总稽查相关资料
各部总稽查部设总稽查八人。经核对其名单为：牟鸿勋、苏成章、梅宝玑、陈宏诰、谢石钦、高振霄、甘绩熙、丁仁杰。不过常有变动。总稽查部有人把它同总监察处混为一谈，不确。八位稽查在其盛时，被称作“八大金刚”，报纸上出现过《八大金刚》章回小说。孙武下台以后，稽查部先改为司，分置民政、财政、外交等科，分别稽查各司，后被撤销。
资料来源：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六、楚风汉韵铸就铁血精神
武昌首义十周年高振霄撰文纪念
赞革命党人奋斗牺牲无掠夺精神
（一）赞革命党人奋斗的精神
当8月19日夜间黑地枪声一出，城内尚有抵抗最力的旗兵一营，伏暗射击，分不出你我。真正革命党人，合军学两界，总共不到五六百人是有组织的。其他压迫的，观望的，十倍于党人，党人誓死相抗，半夜巷战。黄土坡一带，尸横遍街，党人终没一个畏怯的。这是他们奋斗的精神第一着表现。
刘家庙的战事，冯段两贼用海陆两方面的攻击，炮弹及枪弹如淋雨一样。党人以数百敢死队赤身作战。曾记炮兵孟华丞一人，身受数十伤，下半部为炮弹所削，华丞横尸马上，兀狂呼杀贼，西洋男女争相拍手表示敬意。到底敌人数万万众不敌数百党人的勇气。这是他们“奋斗的精神”第二着表现。
汉口失守，汉阳的措置不当，又相继失了汉阳。黎元洪走出葛店，这时党人未死的不过数十人，最后宣言：“愿与武昌的居民共死，绝不愿弃人民去到南京。”这是他们“奋斗的精神”第三着表现。
（二）赞革命党人牺牲的精神
在事初起时候，一切组织都不完全，这是必然的。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夜的巷战，党人连吃饭都忘记了。23日清晨的时节，有一百多兵士饿昏了，睡倒在蛇山上下。大家将他们扶起，慢慢的用稀饭来喂。有人说街上不是有油条饼子，你们怎么也不会吃呢？有一个断手兵士说：“我腰中没有铜元，我们绝不敢吃民间一点东西。”当时听者闻之大家都哭起来了。现在当贵州军事代表的李子仁先生，前日说起此事，叹息好久。这事是凡亲与其事的都知道的。这是他们“牺牲精神”第一着可爱。
到了汉口汉阳的战争，因为大江阻隔，军事上的运输，一时不能连贯。军人们饿着肚子打仗，汉口的商人小贩，组织一个送食队，担上些橘子、水梨、饼干、面包等类，不顾死分送火线上。我有一次一马跑到卢沟桥下首，见一个女子跪在一个兵士面前，眼泪汪汪将橘子开了，一片一片的往兵士口中送。那兵士仰天长叹，死人也不吃。我下得马来，抱着兵士，问他为甚不吃东西。他说：“先生！我打败了仗，也快死了，省一点东西给别人吃罢！”我当时也同这女子一样，眼圈儿不禁红了。就现在想起，写到这地也不觉泪下。这是他们“牺牲的精神”第二着可敬。
（三）赞革命党人无掠夺行为精神
就是后来停了战，无论何人，自都督起，都是二十元纸票的薪水，绝不乱用公款。这一点，也不能说那时的人不会用钱呢？说到纷争的时代，无论那一国，到了战事一起，不能说兵士们绝对没有掠夺的。武昌起义的时候，《汉口新闻报》什么风竹荪先生，还是抱着大清说话，骂我们是乱臣贼子，但是他反对我们的报纸上绝找不出一个字说我们抢谁杀谁。我那时管理军法事情，杀敌奸细是有的，抄没旗官的财产是有的，至于兵士们奸掠烧杀，直到了第二年春上才发现三四种这样的案件，真所谓绝无仅有了。
（四）中国人的特性
克鲁泡特金先生每论学理的时候，总称许巴黎市民的精神是人间少有的。武昌起义就以上三种精神，总说起来，中国人的特性也不弱于巴黎市民。中国自古的烈士仁人，杀身成仁，大半并不想到自己权利生命上，这也是中国人的特性。现在四万万人，只要万分之一有上说的精神，那们什么事情中国人做不到呢？要知道中国人现在的生命财产付托在武人蛮夫之下，横竖总是不得活的。与其俯首帖耳的做牛马死，到不如大家放出一番牺牲的精神来，同这些武人蛮夫奋斗！先消灭了国内的武人蛮夫，再消灭那东亚的武人蛮夫，那时我们才有快活日子过。不要怕，更不要斯文架子，韩国人的东方式革命，并没有强烈牺牲精神，那是很吃苦的。放胆做去，现世界援助革命的人多着呢！
资料来源：高振霄：《新湖北》第二号（国庆纪念号），《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
七、高振霄悼念辛亥英烈
（一）鄂省彭烈士灵柩回籍志盛
彭楚藩烈士灵柩回籍安葬 高汉声黎元洪等前往祭奠
武昌彭烈士楚藩灵榇于本月23日运送回籍安葬，特于22日在烈士祠开吊。是日，黎副总统、夏民政长、各司师局处所领袖、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各老同志均身着体服，臂缠黑纱前来祭奠。读祭文、奏哀乐，一切礼节如仪开。是日，除各大老亲奠外，共收奠金三千余元，足见老同志诸君之不忘死友矣。23日上午九点钟发引，其秩序如下：一国旗、二军旗、三花牌、四军乐、五挽联、六僧人、七花亭（内盛烈士便衣像）、八军乐队伍、九吹手、十僧人、十一彩亭（内盛烈士就义像）、十二军界来宾、十三惊界来宾、十四政界来宾、十五商界来宾、十六彩彩亭（盛烈士就义时所着军服）、十七学界队伍、十八吹手、十九彩亭（内盛烈士便服）、二十僧人、二十一警界队伍、二十二彩亭（内陈烈士遗迹）、二十三军乐、二十四军界队伍、二十五彩轿、二十六军乐队伍、二十七道人、二十八吹手、二十九彩亭（陈烈士牌位）、三十亲友来宾、三十一吹手、三十二孝女、三十三灵柩、三十四烈士家属，上述执绋者共三千余人，秩序极为整齐。省垣人民之往观者，途为之塞。幸由警视□预派巡警照料开路，所有路上执事人，除报马人及照料员骑马外，余概步行。照料员为孙武、方干、吴小涵、任文焕、高汉声、高□东、陈宏诰，诸君皆彭烈士之老同志。至在沿途路祭者，除少数商民不祭外，如湖北公校、第四师机关枪队、第七旅步队、民国公报馆、警察第九署、宪兵二营本署、清丈局、兰陵街劝业场、手工善技厂、实业司、英文馆、官钱局、武昌府署第八旅步队，凡属灵柩所经之地诸官署法定机关，无不设祭以志哀悼。灵柩经过路线系由烈士祠出大朝街，往保安门正街至新都督，沿长街转旧藩司前，出汉阳门，由皇华馆上船。按前清时汉阳门不准灵柩行走，兹烈士柩由此门出，实为创见。沿途经过状况另招容康照相馆摄影。唯是日，北风怒号，波浪滔天。灵柩登船后，停泊半日之久，始由船政局加派南通楚胜二官输前来分装，盖以原派江清官轮不能装七八百人，恐风大失事也。烈士籍隶墛寿昌（即前清武昌县）县华容镇距省只百余里，早经电饬该县知事及驻扎军队妥为照料矣。
资料来源：《申报》，《鄂省彭烈士灵柩回籍志盛》，1912年12月30日
（二）关于方化南杀害蔡济民的公电
蔡总司令济民惨被方化南劫杀
高振霄等鄂籍议员发声讨公电
广东鄂籍议员通电各报馆均鉴。近阅方纵队长化南筱电，不胜骇叹。蔡总司令济民惨被方军刧杀，前经同人电请查究，在案方军初既刧杀生前，兹复污蔑死后，证以该参谋长吴清熙唁电未及蔡公一字之非。即该纵队长由方致黎公原电，更颇示引罪垂悼之意。初无相稽之恶，今以舆论伸讨，欲盖未能遂。出以擀诬之计审其辞，屈具见情虚。蔡总司令既迭次勾煽友军部曲，当局何竞未之前言？该纵队长既早受凌逼，当时何不申请查办？萧柏所部既同为叶军之叛兵，何以在蔡则为勾煽，在彼则为招安？情词诡异，显然可见。况萧柏叛蔡之后，该纵队长既不扶同剿办，更结以为利。特使蔡部孤寒，遂遭毒计，爰书已具，置辩何辞？总之方军枉法杀人罪无可逃，其事实已于黎联军总司令转述叶冯两代表之报告见之矣。同人均为护法而来，原属同仇，有何歧视？以人心未死，直道当存，义师方兴，法不可挠，用是申辨，凡以为川鄂前途计也。现方化南既已自承罪人，斯得伏乞。护法政府唐联帅、熊督军、黄黎各总司令依法调集人证，秉公讯办。并希诸公扶持正义，一致主张为荷。鄂籍国会议员张伯烈、刘成禺、白逾桓、高振霄、陈廷扬、袁麟阁、陈应昌、韩玉辰、田桐、吴昆、毕鼎琛、沈维周、张大昱、鲁鱼、廖宗北、张知本、万葆元、时功玖、蒋汇东、居正、彭养光、彭汉遗、胡祖舜叩。蒸。
资料来源：《申报》，《公电》，1919年3月18日
（三）武汉各界公祭蔡济民
蔡济民遇害十年武昌首义公园举行公祭典礼
高汉声报告张知本主祭李宗仁代表国府致祭
23日汉口通信：前陆军中将勋二位蔡济民先生于武昌首义之役，厥功独伟。民国八年，奉先总理命，在武穴宣布独立。失败后走赴利川，为川军方化南所戕，骨暴荒原，数年未葬。国府轸念前勋，特令湖北省政府举行公葬，并派李主席宗仁代表致祭，以昭盛典。本月23日为公葬之期，先一日并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公祭典礼。党军政各领袖及各机关团体代表到者，计国府代表武汉政分会主席李宗仁、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省党委会代表王绍佑、市党委会代表途允檀、财政厅长张难先、财委会代表帅根馄、第三师代表程汝怀、伤兵代表何正芳、首义编修馆代表李亚东等约共一千余人。白马素车，一时称盛。十一时宣布开会，公推张知本为主祭官，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礼，恭读遗嘱。毕，复向蔡遗像行礼，静默志哀。次，国民政府代表致祭，次由省市指会代表及各机关代表致祭。祭毕，即由筹备员陈时报告筹备经过，高汉声报告蔡先生事迹。复次由主祭张知本、国府代表李宗仁及省市党会代表等相继演说。（词长从略）蔡之遗族致谢，遂宣告散会。至蔡之灵榇已卜定洪山卓刀泉安葬，即于今日（23日）举行，各机关代表前往执绋者甚众。
资料来源：《申报》，《武汉各界公祭蔡济民》，1928年11月28日
（四）祭奠刘公
民国九年共进会总理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刘公卒于沪上
八年后高汉声李宗仁张难先等承蒙湖北政府筹备公奠
启者革命先烈、前共进会总理、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刘君公，字仲文。先生追随总理奔走革命，念余年殊勋硕德，为时宗仰。民国六年秋奉总理命，起护法军于鄂北，辗转川鄂数年，山僻沮塞困厄万状，卒因劳瘁致病，于民国九年四月十二日卒于沪上，旅次年仅四十。忠榇迄未掩奠，生平事迹详见总理自传及胡汉民先生为君揆事略兹。蒙湖北省政府特予公奠刘君于武昌宾阳门外卓刀泉御泉寺南山之阳，谨订于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旧历重阳）举行公奠典礼，并于先一日（即十月二十日）假武昌首义公园设灵公祭。届时恭祈各界惠莅或派代表参加，用彰先烈而慰英灵。如蒙惠锡挽章，请逞寄武昌巡道岭街一百零二号刘仲文先生公奠筹备处。为荷此启。
资料来源：史料副本
缮写吴□□
校对
史料副本时间：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史料副本
- 据李作栋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
- 据陶德琨回忆，汤化龙是由陶德琨在柯逢时家中觅得引往谘议局的。
-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 据李作栋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
- 向讦谟：《治国日记》手稿本。
-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皆说，吴兆麟首先提议黎元洪任都督。
- 据李作栋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则载：“省议员刘庚藻日：‘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导觅之’。众赞成，蔡济民率少数同志，偕刘往。”但以起义后的形势论，以军人提议，议员附和较为可信。
- 据李作栋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对于黎元洪被寻出的情形，记述侧重点有所不同：10月11日晨，党人马荣等巡街，发现黎元洪的佚役担三皮箱出，遂质问佚役，得黎行止，并由佚役导至黄土坡黎宅，找出黎，拥至楚望台。此时刘庚藻、蔡济民亦至楚望台，拥黎至谘议局。
-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85-86页。
-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人物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0年版，第498页。
- 同上书，第466页。
-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4-35页。
-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5号。
-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5号。
-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
-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
- 张和伯名育方，方言学堂学生，曾参与开同兴酒楼。前湖北通志馆残档载，张和伯组民政部，自任部长。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