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何走上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之旅和怎样理解、使用这本书？

一

谈及与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的结缘，至少应当将时间追溯至2014年。依稀记得那年年初我由于种种原因，终于决定写一篇关于海子诗歌的论文。我非常喜欢海子的短诗，也喜欢其远行的经历，但海子的“神话”给我不小的压力，所以，我的想法是一旦下笔，至少要写出点别人未触及过的东西。我特意沿用了导师赵凌河教授传授的经验——作家论要先读作品，再读传记，之后再重读作品，形成观点。为此，我将当时网上书店有的关于海子的十余本传记“一网打尽”。不过，当我具体阅读时，竟发现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传记价值不大，而有三本传记虽书名不同、作者不同、出版社和版式不同，但其具体内容竟几乎完全一致！这对我这样一个对作家传记始终保持传统观念的人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鉴于此，我在写下一篇关于海子诗歌中土地意象的论文后，又在汲取部分史料学理论的同时写下了《“海子传”书写的现状考察——兼及传记史料的问题》一文。该文曾于2015年6月5～8日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八届研讨会”上宣读过，反响效果良好，后在《文艺争鸣》2015年第11期发表后又有幸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全文转载，这一经历可作为我走上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之旅的“重要契机”。

2015年7月8日，当我在微雨中抵达成都，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怡老师门下做二站博士后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最终选择“现代诗人传记研究”作为研究方向。因为我当时正在进行“现代诗人心态史”的研究，所以在具体申报时将其列为“研究计划题目一”，而“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研究计划题目二”。但到2015年12月4日四川大学博士后开题时，我最终决定的题目是“现代诗人传记研究”。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这个题目有些新意，更易形成出站报告，而在开题时老师们的肯定与指正也让我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

按照现有学术评价体制的实际，与“现代诗人传记研究”结缘是幸运的：“现代诗人传记研究”于2016年5月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一等资助，使我第二次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是年7月12日，我在好友汪银峰、师兄张大为的建议下，深化观点，所申报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获批2016年教育部一般项目；是年12月，我所申报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获批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2017年6月，我所申报的“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获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0批特别资助。而从现当代诗人、作家传记至史料问题研究不断深化的角度看，我于2018年6月获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诗史料学建设研究”也与此密切相关……获得这么多项目资助，自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但坦率地讲，我知道自己研究的水平和视野有限。“不是我写得多深、多好，而是我找到了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方向，因而只能说占了一个题目新。”这句话，我已不知和多少师友、编辑表达过了。我在数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与现当代诗人、作家传记相关的言论前，都先表达自己没有写好，有诸多不足的歉意，皆出自真心。当然，有关这个问题，细细想想，也不是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选题新、方向新显然触及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层面，而且在现当代文学从业者如此之多、学术研究分支和分工如此精细的今天，能找到新题目或是新领域，也许是我屡屡获批项目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既然是项目，总是要结题的，尽管许多问题或曰思路当时并未想得十分清楚。2017年7～8月，当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近20万字的现当代作家传记相关研究文献资料条目，基本摆脱已经困扰我近三年的精神危机时，我忽然觉得完成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的文献性资料也许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结合我进行传记研究的一些实际经验可知，现代传记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已有很多学者置身其中，但若从现当代作家特别是现当代诗人这一更为具体、细微的领域着眼，研究者其实很少并因此存在诸多真正意义上的“空白点”。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夯实其文献基础就显得很有必要。与我申请到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和教育部一般项目“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结伴而行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就这样产生了！

二

成书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主要分六部分，依次为“第一编 现当代诗人他传版本辑录”“第二编 现当代诗人自传版本辑录”“第三编 现当代诗人年谱版本辑录”“第四编 现当代诗人部分日记、游记、书信版本辑录”“第五编 现当代诗人部分研究资料、纪念文集版本辑录”“第六编 部分含现当代诗人合传（包括小传、传略、列传）版本辑录”。这样的结构设计主要基于对传记的理解。按照写作者与传主身份的异同将传记分为自传和他传历来是传记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因此，第一编和第二编显然是可以成立的且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将年谱列入传记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年谱与传记在按照正常时间顺序记录传主一生时无甚差别，且许多传记研究者一直在著述中将其列入传记范畴。将日记、游记、书信列入传记，实际上是强调自传的边缘形态——日记、游记、书信的主人当然与著述者一致并可以反映传主的不同时期的经历、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心境，但这种局限于某一阶段的私人文献在严格意义上还是有些勉强。至于研究资料、纪念文集，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当代作家特有的，因为其一般包括作家小传、生平自述、师友回忆、生平简谱以及著述年表等，所以，也可以酌情适当列入传记范畴。而包括“小传”“传略”“列传”等在内的“合传”当然可列入传记范畴，只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应当是多传主传记且关于每位传主的内容篇幅较短。

也许在介绍本书的结构时，我就已部分“暴露”了本书的编选原则。但显然，一旦涉及具体的编选原则，我要补充的内容还有很多。第一，本书在具体编写时以成书的传记为编选对象，具体采取宽泛的原则，即能够列入现当代诗人传记范畴的尽量录入。第二，本书的时间上限从我搜集到最早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年份算起。这样说其实有些不负责任，因为其主观性过强，不过，它却实实在在地符合我搜集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他传、自传、合传等汇聚在一起的前提下，真不好严格确定究竟哪本才是现当代诗人传记的第一本。对比上限，本书的下限容易很多，也清楚很多，大致到2019年年中，而一旦发现随即收录的策略极有可能使其时间向后延伸。第三，在具体顺序上，对于前五部分，本书主要采取“先字母后时间”的顺序，即对于所辑录的诗人（传主）总体上按照姓名首字母音序排列（A—Z），而对于每个诗人的“传记”按照出版时间排列（出版时间采用公元纪年法，以民国纪年的一律转成公元纪年）；第六编“部分含现当代诗人合传（包括小传、传略、列传）版本辑录”则依据实际情况，先按系列丛书和单行本分成两个主要类别，然后每个类别再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对于系列丛书中丛书顺序与出版时间有出入的特殊情况，另加说明。第四，对于具体的编选书目版本，我主要采取传统的“××（著者）：《××》（书名），××出版社，××年××月第×版”的形式，鉴于有些传记文本是“编”的且有的还存在某某人“主编”“编著”“撰文”等现象，本书结合实际情况采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规范，以“××（编者）编《××》（书名）”或“××主编《××》（书名）”或“××（编者）编著《××》（书名）”或“××（著者）撰文《××》（书名）”的形式，去掉冒号以区别“著”的文本；对于那些属于某一丛书系列的以及分上下、上中下多册的传记，则在《××》（书名）后加括号（），并在括号（）内标明丛书归属，且以脚注的形式对此丛书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丛书中属于现当代诗人传记的部分加以突出（如果所属丛书系列本身含有小括号并包含诸如“甲种”“乙种”的分类，则使用中括号［ ］）。这样的编排总体上还算详细且主要对象突出，但并不是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一般来说，部分大陆版以及绝大部分台湾版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由于搜集过程中遇到的限制，如许多丛书没有看全，虽依据该书的封面、版权页在括号内注明丛书归属，但多有不出脚注的情况，而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缺憾，也只好在以后的搜集过程中弥补；香港版的现当代诗人传记自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港版传记许多出版社（如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印刷出版时间时不具体到月份，所以就以年份为出版时间单位。除此之外，台湾版、香港版传记由于与大陆出版社习惯的不同，常常注明“初版”，这种情况和民国时期出版的诗人传记基本一样，知道有所区别即可。再者，在实际搜集的过程中，还有部分传记只知道有其书和出版年份，实在没有查到月份（有一本徐志摩的传记连年份也没看到），则采取知道多少注明多少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坚持客观存在比主观判断更重要即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对于那些想了解现当代诗人传记具体有多少种以便进一步查找的人以及养成良好的学术研究态度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必要的。第五，出版社问题。鉴于民国时期许多出版社在各地设有分店，而在出版图书时版权页和封面上均印以总社的名字，本书在具体辑录过程中采用以总社的名字即以版权页为准的原则（这一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时常出现的封面、扉页与版权页不一致的情况，即封面常常在出版社名字前有所在城市，而版权页直接印为出版社的名字），如果该书没有版权页，则采用以封面、扉页印有的出版社名字为准的原则，如遇特殊情况，另加注释说明。台湾、香港的出版社尤其是台湾的出版社数量颇多，故此在涉及出版社时一般都是前有括号（），括号（）内标注出台湾或是香港；近年来大陆出版社多隶属于××出版集团，因而在封面和书脊上常常能看到出版集团和出版社前后或是上下并置的现象，对此，本书采用具体到出版社的原则，不同时标出出版集团。第六，“双用”或“多用”的问题。当代出版的许多传记属于多传主文本，如果其中几位传主均属于现当代诗人，则在这些诗人条目下都列出此本传记，以使使用者在查找每一位诗人传记时，都能够做到全面、翔实。第七，如何处理“全集”或“文集”中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的问题。鉴于许多现当代诗人后来或出版有“全集”，或出版有“文集”，且后人常常在编辑过程中将诗人本人的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等编入其中，本书在辑录过程中尽量也将其辑录在内（“选集”“精品集”等不在考察范围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部分研究者在出版自己“文集”或“全集”时将关于诗人的传记编入其中的个例。

三

编选原则和实际问题虽已明确，但我还是深知此次编写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就原则具体贯彻来说，前三编辑录的内容比较集中，原则实施得也很明确，但从第四编开始，许多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日记版本太多；所谓游记类文字在具体编排上是否都和著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亦属未知。由于时间仓促，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尽量辑录最初的版本，辑录看到的以及较为常见的版本，其他的只能作罢。第五编“现当代诗人部分研究资料、纪念文集版本辑录”说起来虽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于20世纪80年代陆续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自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其他相关文献在具体取舍时往往会遇到如何取舍的问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会议集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论文集此次不收入；收录虽以纪念文集为主，但其内容一般必须有“小传”、“生平年表”、“著述年表”、自述文章和书信五项内容中的两项以上才可收录。当然，对比现当代作家传记版本，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范围更小，有很多诗人只有研究资料、纪念文集，没有传记，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只好从宽处理，将其当作“无可奈何的一件事”。与上述两编相比，第六编“部分含现当代诗人合传（包括小传、传略、列传）版本辑录”更是问题多多，纯粹意义上的现当代诗人合传寥寥无几，因此只能通过辑录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合传来解决，但这样下来，就会遇到一本合传也许只有几个传主是现当代诗人的现象。因此，从第四编到第六编，也只能在每编的标题上加上“部分”二字，以使此次辑录尽量在实践上有弹性空间，不至于受到以偏概全的指责。

其次，诗人身份“不明”或曰“诗人性”突出得不够。中国现当代诗人尤其是现代诗人，常常有多重身份，或是学者，或是作家，或是战士……完全纯粹以诗闻名的诗人其实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多。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具体的诗人传记文本看出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传记版本的辑录。为了显示“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的实绩，我必须承认有些条目及版本列入略显勉强。再者，就是确定音序原则之后，现当代诗人传记在按照诗人名字首字母排序的过程中，没有和诗人的成名阶段、艺术成就完全统一起来，所以，重点也不够突出。

再次，在形态、版次等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以“自传”为例，现当代诗人自传部分是由后人依据传主生前的文字（特别是回忆性散文）辑录而成的，并没有标准意义上的自传；再者，由于近些年对“传记”的理解正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拓展的趋势，像“回忆录”“口述史”“访谈录”以及前文提到的日记、游记、书信等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自传”范畴。依据这种实际情况而进行的版本辑录必然会“具体种类”繁多且时常游移于固有的概念边界内外。以“他传”为例，有些在版权页上归属为“人物研究”的由于从主人公的生平谈起且涉及大量关于诗人经历的史实，在某种程度上很像“评传”但又不尽然，这种情况在具体辑录过程中也大部分采取收录的原则。此外，还有“传记小说”中有的书名为“传”但其实不完全是，民国时期诗人传记和港台版诗人传记与今天人们对传记的理解之间存有差异等现象，对这种文本的收录只能依据具体情况，并在书下脚注部分尽量注明。

现当代诗人传记的生成，肯定受到出版、印刷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一旦只依据成书后的文字判定版次及相应的时间，又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除前文提到的民国时期图书出版不规范的现象外，部分诗人传记在出版单行本多年之后，又被列入某一丛书进而产生前后归属（如之前的传记没有归入任何一种丛书，之前的传记虽归入某一丛书但与后来的丛书在名字上不完全一致，以及之前的传记在最后归入某一丛书时再次出版造成多个第1版，等等）并不一致的现象，也是本书在搜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因出版和印刷的疏忽，造成诸如第1版第2次印刷的时间误印成第1版出版时间而产生歧义的问题……从近年来现当代诗人传记生产情况来看，出版业和市场消费对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许多出版社为了盈利，往往依据市场需要和销售数量出版和再版传记，本书中徐志摩、林徽因的一些传记就属于这种类型。对于这种“消费形态的传记”，暂且不说其质量和价值，单说其出版数量多、传播周期短的问题。部分传记早已不在乎以往要隔几年（一般是五年）才再版的惯例，也许不到一年就再次出版且同样注明是“第1版”，而其结果则是版本过多、重复过多。对此，我只能说尽量收全，并尽量以脚注的形式将特殊个案解释清楚。

最后，版本不全。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诗人传记类图书有的曾先后累计出版十多版以上，如此多的版次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搜齐，所以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与之相比，港台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全一直是我觉得没有做好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许多港台版现当代诗人传记后来多有大陆版，但既然是搜集就力求全面，显然是文献史料工作要做到的。为此，我虽然走访过港台版图书较多的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并在2016年底去台湾参加诗歌活动时一次性购书近百本，但仍常常为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感到不安。文献史料整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只是一个开始、一项基础工作。这次探索肯定还有许多值得铭记的细节，而其具体内容，却需要在另外相关的文字中呈现了！

是为序，权作对浏览特别是参考此书的读者的一种解释、一个小小的交代！

张立群

2020年2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