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命的诞生

196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母亲挺着蜘蛛那样鼓鼓的大肚，还蹲坐在地上打箩底。我们九口之家，仅父亲一个整劳力，在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岁月里，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年近七十的祖母和放学回家的孩子，都得划篾、编箩，每天几乎做到深夜。箩筐自产自销，在市场上换回粮食，挣的钱又可交我们的学费。

母亲，从早到夜忙个不停。她坐在地上，腰已弯不下去，仍使劲地伸出手，将一片片篾用手指扣紧，没法子了，就用一块尺子样的硬竹片，对准编上的篾，用刀背在上面敲敲。随着一声声的敲击，刚刚编进的篾由弯变直，严丝合缝，好像紧密得水都渗不下去。

我坐在门口长廊，碗口粗的毛竹置在腰间的青布围裙上，用锃亮的篾刀对准它的梢头，哐哐地从梢破到根，再破成条，剃下蔑青，划成丝丝长长的细条，供弟弟妹妹们编织母亲打好的箩底上面的箩面，即箩筐。母亲拖着那圆鼓鼓的肚子打箩底，实在太费劲了，我就说：“妈，歇会！”她说：“没关系！”过了一会，我回头见母亲从地上慢慢撑起来，拳头往后腰轻轻地捶了几下，脸上呈现痛苦的神情。

母亲从来不叫苦。

她是童养媳，十三岁到我家，没读过一天书，只是默默地不知疲倦地干活，我们兄弟姐妹已有六个，她忙不过来，手脚麻利，活就有些粗糙了。那时没有计划生育，生多少顺其自然。

母亲感觉到一个新的生命将要降临，吩咐我：“锅里水烧起来，我好像要生了！”

那天，祖母不在家，父亲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姐姐和弟妹们也不知做啥，我已经记不得了。我是母亲这帮子女中的老二，能干点家活。我顾不得看看母亲的表情，问问母亲的感觉，只是噌地从竹凳旁站起，拍拍手上的篾屑，就跑到灶间取柴点火，送进灶膛，火苗旺旺地燃烧起来，烧得我心里也旺旺的，我很兴奋，又要增添弟弟或妹妹了。

那时，我不知道体谅父母。

“蜡烛拿出来插好！”母亲说，“慢点，来得及。”

母亲要生了，还在宽慰我。我还是赶紧将红蜡烛插在烛台上，又从灶膛边的小孔里取出温热的火柴盒，放置在烛台边。

婴儿躁动于母腹之中的感觉，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有体味。那时我母亲肯定没有多想别的，只是想尽母亲的一份责任，平安生下已经怀胎十月的孩子。

母亲真的很快就要生了。她不像平时那样行走，而是扶着木板墙，慢慢地挪到灶间来。灶间的窗户小，多年的烟熏，显得比另间屋暗得多。两栏猪听到我在烧火和我母亲嚓嚓的拖鞋声，也都嗯嗯地叫唤起来，尤其是那头母猪，叫得格外的响，前爪还扒到横栏上来，抬着硕大的头，使劲呼唤，好像是要我们给它喂食，又好像是要我们给予它这位母亲特别的照应。

我仍坐在楼梯下的灶膛边，一把一把地往里添柴。火苗噼噼啪啪地跳跃，声如鞭炮，又似在跳欢乐的舞蹈。熊熊的火光照得我和半壁屋宇红彤彤的。

“稻草垫块起来。”母亲的声音轻轻地传过来。

“好！”我满口答应，跑到门口，将一捆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干稻草抱回，平铺在灶旁，用两只拿过篾刀的手呯呯地拍了拍，我担心母亲坐上去疼。

母亲看着我，语气平和地说：“好啦！”

那时虽是秋日，天还暖和。母亲穿两件上衣，着一条宽松的青色长单裤。她让我扶着，慢慢地蹲下去。我两手紧紧地拽着她的胳膊，我觉得母亲很沉，两腿都使上劲了。母亲的屁股接近草堆时，一下松弛了，呯的一声落下去。她坐在稻草上，深深地喘了口气。稻草散发着浓浓的太阳味，与母亲身上的奶香味、稻谷的清新气息，混杂着飘逸上来。

母亲要生了，我觉得很神圣。她松开我的手：“那把剪刀拿出来，蜡烛点上。”

这时，一锅清水热气腾腾，灶膛里的火渐渐暗淡下来，房屋又恢复了原来的静寂，烛光却像一面飘动的旗帜，在暗淡的灶屋里轻轻摇曳，又如一团鲜红的血在热烈地燃烧。

我搬来木桶，按母亲的要求，用开水烫烫，荡荡，再盛上半桶，让它慢慢地凉着。

什么也不懂，只听候母亲的叮嘱。可我能干我母亲嘱咐的一切。

母亲安详地坐在稻草上，我取了小凳，坐在她身旁。母亲没有正视我，两手轻轻地拍拍圆鼓的肚子，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着我说：“在踢呢！小脚在踢呢！”

是喜悦，还是期待？我说不清楚。只见母亲肚子上的青布衣衫一动一动的，我不知道母亲生产时会有多大的痛苦，我只知道我是母亲的唯一帮手。母亲平平静静的，好像我在她的身边，什么都行。

鲜红的烛光照在母亲安详慈爱的脸上，显得比平常红润了许多。过了一会，母亲闭了一下那双让我亲近、让我温暖的大眼，接着就紧紧闭着，嘴唇也紧紧地抿在一起。母亲真的要生了！我下意识地将手伸过去，母亲紧紧地捏住我，刹那间，我感觉到了母亲的力量，这是我长到十五岁，从未感受到过的一种力量，这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强，我幼小的心灵仿佛被她那只坚强的手揪住似的，揪得牢牢得难分难解……

突然间，我听到一个什么声音，母亲那只钢钳般的手一下松开了。这时我发现，母亲额头上闪烁着无数晶亮的汗珠，红闪闪地辉耀着灿烂；这时我发现，母亲蜘蛛般圆润凸现的青衫衣，已经垂落下来，显得苗条、清秀了许多。

我意识到，母亲已经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就降临在她的裤裆里。

“剪刀拿来！”母亲不容置疑地说。

我递过剪刀，母亲唰唰地剪开青布长裤，又递回我：“蜡烛上烤烤！”

剪刀在火红炽热的烛光上反复烤着，听到母亲说好了才递过去。母亲从容地从裤裆里一手掏出什么，一手咔嚓地剪了下去，紧接着她利索地做了一个动作。后来我才知道，那剪的是脐带。咔嚓一声，我的小妹妹从此离开了母体。但在我的心目中，我们与母亲是永远连接着的，这根脐带从未剪断过。

就在稻草堆上，母亲抱着身上掉下来的这团肉，在木桶里清洗。声声幼稚清亮的啼哭，飞扬在血红的灶屋里，与猪栏里那头母猪和其他肉猪的叫唤声，热烈地交织在一起。

邻里的奶奶、婶婶闻得婴儿的啼哭声，匆匆地跑过来，看到这情景，无不责怪：“怎么不叫一声？！”

母亲淡淡地，又如感激：“你们都忙！”

奶奶、婶婶们七手八脚地帮助，我这个十五岁的儿子就靠边立着，不知干什么才好，只是他们叫我楼上楼下跑脚取衣服时，才像只兔子，连蹦带跳，觉得无比的轻松快活。

那时，我不懂得父母的艰辛。

母亲从没对子女说过一句孕育、养育的辛劳与苦痛，唯有的是微笑，和默默不停地做家务，编箩底，下地割麦子，收稻谷，如同她从容地一声不哼地坐在稻草上生下我的小妹……

后来，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在乡邻中算是混得比较出色的了，可在一字不识的母亲面前，我们算什么呢？母亲终身守候在家乡的那方土地上，守候在那间被炊烟熏得暗淡了的灶屋里，可她守住的是我们奔走在天涯的子孙的心灵与精魂。

如今，生我、养我、爱我的母亲已经远去，珍藏着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了。

2010年11月1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