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苦创业

●吴仁宝说：“人家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说，支部书记不是官，是为我们百姓办事的，办事就要担风险，办对了，大伙的功劳，办错了，找我吴仁宝。”

●吴仁宝说：“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孙阿财到了新居一看，新房子宽敞、明亮，一排排新房整齐划一，邻居伙伴们凑在一起很方便。回到老宅后，他越发觉得守在老屋里太孤单、太没意思了。

吴仁宝当上华西村支部书记

1961年，华西建村，由于位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士镇的西边而取名华西村。但当时的华西村，还只是一个贫困村庄。

相传3000多年前，当时在陕西渭水流域岐山一带有一位周太王，他有3位王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其中季历最得太王的偏爱，以致想把王位传于他。

后来周太王生了病，这时泰伯在父亲的病榻前无意中听见了父王的心愿，于是假称为父王采药，带着二弟仲雍，出走到江南，在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避居，以成全父王的心愿。

泰伯在梅里传播了黄河流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并兴修水利，教当地人种桑养蚕，开发了江南肥沃的土地，深受当地部落黎民的爱戴，形成了江南的“勾吴”国。泰伯于是被称为开发江南的始祖，并改姓吴，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

汉高祖时，封吴泰伯的后裔吴芮为长沙王，统辖两湖地区，吴芮的后裔又逐渐迁回祖先所居的江阴。

到了明朝的时候，吴泰伯的第八十六代子孙在华西开荒、耕耘，定居下来，香火代代旺盛起来，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自然村孙家基，这就是华西村最初的雏形。

时光到了1952年1月至1954年4月，1934年出生的吴仁宝，就在他土生土长的江阴县华士区瓠岱乡第三村任村长、民兵中队长、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

这里就是后来的华西村

到1957年11月，第三村在撤区并乡后，改属华墅张，取名华墅张第二十三高级社，吴仁宝任社党支部书记。

当时，乡里考虑的是，吴仁宝生在华西，长在华西，对于龙砂山、泰清河、消塘池，还有那一片七高八低的田地最熟悉。而且吴仁宝对农时、农活都非常懂，特别是他脑子活，点子多，工作劲头足。

乡党委尤其看重的是，吴仁宝善于与人沟通，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在百姓中很有威信。

于是，吴仁宝开始把心思放到了村里，他一直希望华西这块贫瘠的土地好起来，再挖条河，修条路，种上树，家家都养上猪、织上布，块块农田获得大丰收，父老乡亲们吃穿不愁。

上任伊始，一间破房子，就是二十三社的办公室，一张三条半腿的桌子，就是吴仁宝的讲台。吴仁宝对村民们说：“人家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说，支部书记不是官，是为我们百姓办事的，办事就要担风险，办对了，大伙的功劳，办错了，找我吴仁宝。”

吴仁宝讲话风趣，声音洪亮，特别是他那种敢于承担责任的爽气，深为年轻人欣赏，他们带头为吴仁宝鼓掌。

吴仁宝话头一转接着说：“当然，我们不做傻瓜，专去办错事。对大伙有利的事，对社里有利的事，我们要拼命去办好！我不是官，但也要放火，第一把火要烧掉七高八低的荒田，把地平好，多打粮食。种地的不动脑多打粮食，一对不起肚皮，二对不共产党，共产党给我们分了田，我们种不好就说不过去了。所以，第二把火要烧掉华西的‘穷’。穷就要变，坡上多种树，塘里要养鱼，家家户户的圈里要多养几头猪。”

1958年9月，华墅人民公社改称华士乡，第二十三社改为第十七大队，吴仁宝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县里为发展农业，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决定开挖疏浚张家港河，要求各个公社、大队都要出劳力，并下达了人数指标。

当时中国农村办事，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挖河的任务层层传达下来后，不管农活是否紧张，或者有什么急办的事情，一律要全体劳力齐上阵。

就在全体上阵挖河的时候，吴仁宝到县上开会去了，村里的大队干部就根据县上的号令，把全大队的所有劳力都拉到了挖河工地上去了，并且还拉出了“十七大队”的红旗。

吴仁宝回到村里，立即发觉到从未有过的安静，他心里倒觉得不安起来。走到田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劳力，走到村头，冷清清的看不到人们聚会说笑，加工厂的机器也都停了，就连赵会计也不在家。

吴仁宝明白了：所有劳力都到工地上挖河去了。那农活还干不干呢？村里的副业还抓不抓？到了明年大家吃什么？年终的时候能分给大家什么？

吴仁宝正想着，有一个老年人迎上前来对他说：“唉，眼下冬麦管理需要劳力，施肥也需要人手，你这当支书的可不能顾前不顾后啊！”

吴仁宝只好回答：“老叔，你说得很对，我今晚就开会商量这件事。”

于是，吴仁宝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到了周庄工地，马上召开了干部会，商量在“兵力部署”上的办法。吴仁宝说：“我们大队比其他队劳力少，但任务却并不少，说明我们有能力。但是，我们干部不能所有事都‘一刀切’，因为地还要有人耕种、管理，要保证来年丰收，机器也不能停，副业要留人，明年还靠它分配呢。”

大家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的人担心县上每半个月来检查评比一次，工地上的人如果少了，就难免会有麻烦。

吴仁宝果断地说：“不行，我也来个‘一刀切’，挖河的人切掉一半，由我带回村去，顶住大队的农副业生产！”

但吴仁宝并没有蛮干，他带人回到村里搞农田管理、副业生产后，并让人杀猪宰鸭，并准备了充足的大米、面粉，不断地运到工地食堂。

工地上的伙食改善之后，大家的精神旺盛了，土方任务比“全体上阵”的时候还要快，一个人能顶两个人干的活多。

吴仁宝还做了安排，让专人掌握县上、公社来检查的信息，每逢15天检查的头一天，他就把带回村的人拉回到工地上。

县里本来也听到有人反映吴仁宝撤了一半人回村抓生产，但到工地一看，十七大队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声鼎沸，你追我赶，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而且工程质量和土方的进展速度也名列全县前茅。一时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1959年，张家港河开通了。华西农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也同时获得了农田、副业大丰收，年终分配社员们都分到了钱。

1961年10月15日，第十七大队分为华西、前进、向阳、立新4个大队，吴仁宝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时，华西大队人口667人，集体资产2.5万元，欠债1.5万元，人均分配53元。

当时有一首村谣描述了它的贫瘠和荒凉：

高田岗，高田岗，

半月无雨苗枯黄。

低田荡，低田荡，

一声大雨白茫茫。

村破田地瘦，

十年九年荒。

百姓泪汪汪……

担任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为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与村民一起，起早贪黑，肩扛手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吴仁宝创办石磨房搞加工

1961年10月，吴仁宝创办石磨房，逐步发展为华西粮食饲料加工厂。

正当吴仁宝建磨房，为改变华西贫困面貌日夜苦想而上下求索时，村里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又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一件是村里农具坏了，请村里一位木匠来修，他外出挣钱去了。第二次去请他，他连面也不给见，叫老婆出来挡驾说：“病了”。第三次去请他，他未能躲开，干脆摆下脸说：“若要我为集体出力，除非集体收入超过我单干。”

英年气盛的吴仁宝，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钉子。雄才大略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还出山哩！现在华西穷，我吴仁宝三顾茅庐，竟然请不动一位木匠，这还叫什么集体，难道集体就竞争不过单干？

另一件是一位力气大、肚皮也大的村民孙龙泉，吃不饱饭，抛开集体的农活，去捕鱼捉虾，换点粮食，填饱肚皮。哥哥劝他，劝不醒；亲戚挡他，挡不住；吴仁宝和干部们说他也说服不了。

孙龙泉怨脚下这片土地怎么这样不养人，叫自己受着饥饿的折磨，恨自己身为华西人。他一气之下，怀着绝望的无奈，背井离乡，逃荒到浙江嘉兴去了。

集体经济为什么没吸引力？孙龙泉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

劣质烟的烟雾已弥漫全屋，地上的烟头已碾碎了一片，可吴仁宝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望着如豆大的灯光长吁短叹。

妻子赵根娣关切地说：“仁宝，该休息了，别再一个劲地抽啦，再抽孩子也叫你呛醒了。”

吴仁宝说：“唉！你带孩子睡吧，我睡不着！”

也不知什么时候，吴仁宝走出了那间小屋，像在梦中一样走着，不知是什么力量牵引，使他不知不觉登上了华西地势最高的一个土墩，墩池河的河心墩。

夜，月明星稀，万籁俱寂。孤零零的吴仁宝，一会儿充满挚爱地抚摸着脚下的土地，一会儿满怀深情地凝望着华西大地，抚今追昔，思潮如大江东去，波浪翻滚。

解放10几年了，华西的坎还是那道坎，河还是那条河，一个个土墩，一片片锅底洼，把全大队800多亩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分成了1300多块，还保留着吴家2亩、瞿家3亩小农经济的痕迹。

河道沟渠弯弯曲曲，农田灌溉还要靠人力车水，吴家基、孙家基、朱家基、唐家巷等12个小自然村落，像天上的星星，稀稀落落，扯不成线，联不成片。

“穷够了，穷透了”6个字浓缩了华西的全部历史！吴仁宝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华西贫穷落后的面貌。

1961年10月底的一天，在华西邻近的向阳大队的一座磨房前，一群人正围着一盘大石磨指手画脚，叽叽喳喳，议论纷纷：“谁当的好家，把石磨卖给华西大队了？我们是败家，华西是兴家啊！”

也有的向阳大队社员说：“这石磨重一千三四百斤，华西大队买了也难以运走的。”

可是，华西人还真来要把它运走了。

向阳人问吴仁宝：“吴书记，你带人来搬石磨啦！”

吴仁宝爽朗地和向阳大队的父老兄弟打着招呼：“你们好，你们这石磨卖给华西，也是支援华西！”

向阳人又说：“吴书记，这么重的家伙，就怕你搬不走，你搬不走，还是我们向阳的。”

吴仁宝响亮地回答：“搬不走，你们也不要退钱了，就算我们支援向阳了！”

吴仁宝一边和向阳大队的群众说笑，一边招呼着同来的伙伴们，把这盘大石磨的两扇分开，用粗大的绳子捆的捆、系的系，里里外外捆了个结结实实。

随后，4个人抬一扇，呼着号子，艰难吃力地往华西走去。

抬回了石磨，吴仁宝与华西人又到河里捡石块、捡砖头，还拆了一座土地庙，才建成了磨房，为本大队和周边的群众加工粮食和饲料。

由此，在吴仁宝这头老水牛艰难吃力的拉动下，联结了华西农业文明和今天的工业文明。

后来，吴仁宝又创造了机械拉石磨的奇迹，增添了一台30马力的柴油机，一天能磨600斤。再后来，华西人又鸟枪换炮，大石磨换成了大钢磨，一天能磨2500斤，每年可获净利5000多元。到1967年，华西的粮食饲料加工厂，一年能挣1万元。

只花了7年时间，吴仁宝带领群众硬是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实现了亩产2000斤粮，建成了一个农业的样板村。

当中国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吴仁宝却认准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个理，领着华西村偷偷地办了一个小五金厂。这个小厂子，一年为华西村创利30多万元。

几年里，靠这笔钱，全村人住上了新瓦房，人均分配从130元上升到220元，村里还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还都没有的5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

带领村民平整农田兴修水利

1964年，吴仁宝带领村民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他带领村民战天斗地，平整农田，兴修水利。

这个规划，吴仁宝为了让全大队干部社员易记好懂，概括成为“五个一”：

人人有一个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

开挖一条排灌两用的华西河；

平整一片高产稳产农田；

实现亩产一吨粮；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吴仁宝的心思，是要把七高八低的薄田瘦地整治好，把粮食亩产量翻上去，把破破烂烂的旧村变模样，要在这不到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画一幅“幸福村”的新图。

这个规划刚一宣布，整个华西村就震动了。因为大家感到，这“五个一”的分量太重了。甚至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是吴仁宝在吹牛。

而吴仁宝从三年自然灾害时起，他就认准了一条：农村要有效地抗御自然灾害，从靠天吃饭到稳产高产，必须首先抛开自然的地理条件，而要用大家的汗水和智慧改造他，把仅有的土地整治好，让它变成旱涝保收，产生不受任何灾害侵袭的保产田，首先就要兴修水利，遇到洪水时能排涝，遇到大旱的时候能提水灌溉。

另外还要建设林带，抵御大风和沙尘暴。

吴仁宝在村民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主要是吴仁宝本人坐得端，行得正，不用权去占队上的利益。大家都饿肚子的时候，吴仁宝掌管着全大队的粮食，但从不多吃一两，甚至连饿急的儿子接受好心人送的一点米糠，也被他痛打了一顿。

当吴仁宝听到人们对“五个一”的议论时候，他自信地说：“该‘吹’的时候就‘吹’，心里如果没有底，连‘吹’也不敢‘吹’呢。”

“五个一”核心的任务是改土治水，建设一片高产稳产的农田。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永远是第一位的，有道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百姓心里就踏实，就能再集中力量办其他的事。

华西有几百亩土地，但都是坑坑洼洼、分散零乱，大大小小有1300多块，大的三五亩，小的只有一两分，最高的比最低的相差两三米。

而且，这些土地没有经过系统的整治，只有少数有排灌的小渠沟，几乎全部靠劳力、牛力车水灌溉，人和牛都累坏了，也只浇灌不到一半。而如果遇到下大雨，洼地里的水好几天都难以排干。

当时，要整治这些零散的土地，没有大量的人力是不行的，而且华西没有推土机和拖拉机，更没有翻斗车，而是硬靠大家的一副肩膀两只手，一起努力去移岗填坑。

这时，吴仁宝巧妙地借用了“农业学大寨”的东风，他及时地召开动员会，向大家宣传大寨精神。在大会上，吴仁宝声音洪亮地说：

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

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我们这里没有虎头山，却有七高八低的薄田瘦地，大寨人能在山上开出“梯田”，我们就不能把平原的田地平整为“格子方”？

能！我们不是光用嘴“吹”，而是要甩开膀子来干。

吴仁宝就喊着这个口号，带着大家苦干了10年。多少个日夜晨昏，一天天挥汗如雨，人们都带着美好的希望幸福地跟着吴仁宝干着。

岁月如梭，几年很快就过去了，华西这块田地，竟然在大家的手中整治得颇具规模了：原来1300多块零碎土地，变成了400多块平整的方块，田间沟渠纵横。

人们看到，同一块田高低相差不到一寸，当稻田里放水时，棵棵都能在极少水的情况下浇到。这些“格子方”田块就像被精心裁剪过一般，每块约两亩，长70米、宽20米。

另外，每一大方田都配建有一个小型的电灌站，大小沟渠相互贯通，电钮一按，灌溉和排涝就全解决了。

华西大队大搞了10来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期间吴仁宝也没少受到挫折和委屈，但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吴仁宝还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及时对社员做鼓动工作，激发大家的干劲，使大家在奉献的同时，也能既得到实惠，又看到远景，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自己的劳动价值。

所以，华西人在艰苦的劳动中，也时时感到幸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华西大队青年业余宣传队编排的三出喜剧：《拆天姑娘》、《工地探亲》和《向阳路上》。

《拆天姑娘》是照着吴仁宝的故事编排的，区别在于剧中的主人公是个女的，但同样也是一个农村大队书记，带领农民改造天地，有人说这是拆天了，不得了了！有人则讥讽这是说得办不到的“吹牛”，而“拆天姑娘”硬要拆天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则恰好反映了华西大队当时被称为“吹牛大队”的情景。

《工地探亲》反映了华西同样被当时人们称为“做煞大队”的事，有个姑娘要嫁到“做煞大队”去，母亲来女婿家探望，到家里没有看到人，村里也找不见，最后一直找到工地上，正好看到女儿也在做苦煞人的活，顿时心疼得非要把女儿叫回娘家，断了这门亲。这出剧目真实地反映了华西人苦干、实干、大干的场面和充满必胜信心的意志和决心。

《向阳路上》则寓意华西经过从“吹牛大队”到“做煞大队”的苦干、实干后，最终变成了“享福大队”。故事讲有个社员觉得吃够了苦，就要歇口气，享受一下了。但离幸福还尚早，需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还需要继续艰苦奋斗，这出喜剧教育华西全体社员，即使变成了“享福大队”，也不能停步，还要为国家多做出贡献。

由于是农民演自己的事情，农民唱农民的歌谣，这三出喜剧演出后，就连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为其撰文称赞。

这三出喜剧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一说到戏里的人物，都不由得笑起来。有人看到吴仁宝穿着补丁衣服下田来，都开玩笑地喊：“‘拆天姑娘’来了！”

吴仁宝心中规划的目标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华西真的变成了亩产粮食2000斤的好地方！

华西村统一拆除旧房建新村

1964年，华西新村开始拆除第一间破屋，修建华西新村。

最初，这项工程就安排葛玉岐负责，其实就是让他召集全大队几十个建筑工匠，按照大队“五个一”规划来拆旧房建新房。

但吴仁宝把当时正在苏州干活的葛玉岐叫回村来的时候，他却有点犯难了。虽然葛玉岐早年学得一手木匠手艺，经常带着十几个徒弟外出干活，但他对吴仁宝说：“三年自然灾害后，华西村的元气还没有恢复，从哪里拿钱建华西新村？”

吴仁宝和葛玉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在他的再三邀请下，葛玉岐终于答应接受这项难差事。

葛玉岐接下任务之后，就开始召集村里分散在各地的工匠们，他费了好大的劲，四处奔波，才把他们一个一个请回了村。

建筑队伍组建伊始，葛玉岐就按照吴仁宝提出的意见，给大家来了个约法三章：一不能吃房主的饭和烟酒，二不能拿房主的喜钱，三不能放炮上梁搞铺张。

这样做，既是为了减轻房主的经济负担，也是为了改革几千年来形成的老传统。

按照农村的老传统，匠人师傅要获得较高的待遇，宅基开工后，房主要包一日三餐，要拿烟酒来招待师傅们，除了付给酬劳之外，到上梁的日子还要发喜钱。

但华西新村是大队党支部统一规划建设，当时社员们都不富裕，于是采用私建公助的办法，由大队拿出部分资金给予补贴，剩下的那部分还可以向集体赊账。而对于建筑队伍的报酬，则是按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力一样记工分。

吴仁宝采取私建公助的办法，有着深远的考虑：这里的农民有他们的传统习惯，总是觉得住在自己的家里心里才踏实，才不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如果集体给他们建公房住，他们难免心理上会有一点后顾之忧，担心公家哪一天会收回去，或者将来自己去世后，后代不能承住下去。

因此，吴仁宝就主张倒不如集体补贴一些，让社员们自己出钱，建好的新房产权归他们所有，这就消除了社员们的顾虑，同时也会爱惜和维修自己的房子。

同样是集体出钱，建公房和私建公助的效果就不同了，房主们也为自己能够翻造新房子而扬眉吐气，给儿子说媳妇也理直气壮。在农村，女孩出嫁，往往是先问男方家里有没有住房，如果没有房子，就连媒人也不容易请到。

刚开始，有的农民不习惯，他们对吴仁宝和葛玉岐说：“大队补助钱为我们造新房，我们就心存感激了，匠人师傅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我们主家怎么着也要表一表心意吧，不让拿喜钱，管顿饭还是可以的。”

但吴仁宝回答说：“不行！大队资助大家建造新房，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匠人师傅们是大队派来干活的，干活是本职工作，而且都是前后两村的邻居，回家吃饭也方便。必须遵守这项规定，不然的话，哪家招待得好就好好干，哪家招待得差一些就应付马虎，到时就麻烦了。”

但是，成立华西新村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原来华西的社员们都分散居住，几百户人家竟然分散在12个自然村，每个小村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每个家庭也都有不同的居住习惯，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他们特别眷恋居住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老祖居，一旦要搬迁新居，思想上是很难拐过弯来的，所以成立新村最难的是说服大家搬迁。

孙家基自然村的其他几十户都已经住到新村去了，但孙阿财、孙淦宝叔侄两家就是不愿拆迁，一直拖了很久。

葛玉岐到孙阿财家做动员工作，孙阿财说：“老房子再破再旧，但总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宅基风水再差，但总是老辈人开的，我不能守好这份家业，将来到阴间见了老祖宗会挨骂的。”

后来，葛玉岐总算做通了孙淦宝这个年轻人的工作，他拆了老屋，孙阿财听说后气得了不得，他大骂孙淦宝是“不肖子孙”。

孙阿财是个老木匠，他不但不拆老屋，反而又在老宅基上搭起一间屋，打算坚守到底。

孙阿财这样做也影响了其他一些拆迁房。当时有的大队干部就说：“干脆强行让孙阿财搬迁。”

吴仁宝立即批评了这种说法：“这是个馊主意，一强行搬迁，好事就让你办坏了，我们要让社员们自觉自愿接受搬迁，群众才能拥护我们。”

吴仁宝亲自来到孙家基，他没有责怪孙阿财，反而问他：“搭屋还缺什么，是不是派几个人来帮忙？”

这一下孙阿财大受感动，他说：“还是仁宝书记有人情味！”

葛玉岐也改变了工作策略，他让孙家基的一些老人说服孙阿财，并请孙阿财的老邻居请孙阿财到他的新居去做客。

孙阿财开始不肯去，后来听到人们都说新居好，也动了心，就去看了看。他到了新居一看，新房子宽敞、明亮，一排排新房整齐划一，邻居伙伴们凑在一起很方便。回到老宅后，他越发觉得守在老屋里太孤单、太没意思了。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孙阿财主动上门找到葛玉岐说：“我想通了，给我安排新房子吧。”

说通了孙阿财，但上瞿巷的李金秋却仍旧不肯搬。

李金秋是上瞿巷的上门女婿，本家在华西不远的陆桥公社，户口也在陆桥。他老伴不让他把户口迁到华西，是因为华西穷，迁过来要跟着受苦。他是怕一旦搬到新居去，以后更没办法迁回老家了。

上瞿巷的老屋拆得就剩李金秋一家了，他还坚守着岳父家的三间破屋不肯搬。

吴仁宝几次上门做李金秋的工作，他总是说：“我是外村人，住你们建的新屋不好意思。”

吴仁宝一句话就把李金秋的心思说穿了：“你是怕在华西这个穷地方落脚生根，到时受一辈子苦吧。”

李金秋被说中了心事，低下头不说话。

吴仁宝说：“我把话放到这，总有一天华西会变富的，你金秋会主动来找我的。”

就这样，李金秋一直单独居住在上瞿巷呆了5年，直到1970年5月，华西新村基本建成，他这才后悔当初了。

李金秋的爱人也急了，催着李金秋快去找干部们说说，在她的再三催促下，李金秋买了一条香烟，来到了葛玉岐家，他不好意思地对葛玉岐说：“老葛，我以前的思想是不对的，我检讨，请你早点安排我家拆迁吧。”

葛玉岐其实早就给他安排好了，他故意把香烟一推，对李金秋说：“金秋，你要住新屋呀，那就快去找吴书记做检讨吧。”

李金秋惴惴不安地找到了吴仁宝，他心想：“吴书记非狠狠地批评我一顿不可。”

吴仁宝望着李金秋尴尬的神态，他笑着说：“哈哈！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很快，李金秋一家就高高兴兴地搬进了五间新房，而且他也把户口从陆桥迁了过来，成了华西人。

到70年代末，华西已经有一半多的社员住上了新房子，但吴仁宝还住在祖辈留下的老房子里，而且老屋的前檐被削去了一只角，露着一个大大的洞。

原来，新村居民点有一幢房子正好建在吴仁宝家的老屋旁边，按照规划，又恰好需要削去他家一块山墙和前屋檐。

葛玉岐就对吴仁宝说：“这样削去一块怎么看怎么别扭，反正早晚要拆掉住进新房的，你就干脆现在住进去吧。”

吴仁宝笑着回答说：“新屋先安排社员，这是咱们党支部研究决定的，我怎么好带着违反呢。”

葛玉岐劝道：“你这情况特殊嘛，山墙、屋檐和檩条如果削掉一块，就没办法披住豁口，到了下雨下雪咋办？而且住着也不安全啊。”

吴仁宝说：“到时再想办法，你们按图纸施工，该削多少就削多少。”

葛玉岐知道吴仁宝的性格，明白再说也没用，于是就让匠人师傅动手了。但葛玉岐亲自在现场检查削去一块后的屋架是不是能支撑得牢固，人住在里边会不会有危险。

1980年，华西人已经不满足仅住进新平房里了，他们又翻了楼房。

这次，李金秋积极拥护起来，他一天要跑好几趟大队，找领导快点安排他的楼房。1981年，李金秋的大儿子首先翻了两间楼房，接着，他的二儿子、小儿子也在1983年分别翻了两间楼房。

虽然这充分说明华西正在富起来，但赵祖成却成了一个例外。

赵祖成盖不起楼房，所以38岁了还成不了家，原来他以为有间新平房就能找到对象，但人家女方提出要有楼房才成，这下赵祖成急坏了。

赵祖成过去干活吊儿郎当，既不多干也不想多得，就想这样闲散地过下去，所以没有多少积蓄，别人都已经大搞翻建楼房了，他1983年还住在平房里。

赵祖成看看人家，觉得特别自卑，走路也抬不起头来，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这时，吴仁宝来到了赵祖成家，真诚地对他说：“祖成，要想法成家立业才行呀。”

赵祖成伤心地说：“唉，我穷光蛋一个，拿啥成家，靠啥立业。”

吴仁宝在临来之前，瞿满清已经告诉他：“祖成已经看好了对象，女方嫌他穷，又没有楼房，不肯结婚。”

吴仁宝看到赵祖成已经开始知道反悔了，就进一步开导说：“你也有两只手嘛，只要好好劳动，就能把穷赶跑。”

事后，吴仁宝与葛玉岐商量：“为了帮赵祖成尽快解决婚姻问题，先帮他把楼房盖起来。”

葛玉岐一听犹豫起来：“集体垫支了，到时他还不起咋办？”

吴仁宝说：“38岁的老小伙子好不容易能谈上对象，成家后或许会勤劳起来的，我们一定得帮他这个忙呀。”

葛玉岐被说服了，答应抽出人员为赵祖成修建楼房。

这下全村都被震动了，有人说：“吴书记这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包袱，赵祖成肯定还不起造房子的钱。”

也有人说：“借钱给赵祖成这样的懒汉造房子，这不是鼓励‘懒’吗？”

吴仁宝却对大家说：“祖成没有富起来，我们当干部的也有责任，我相信他能勤快起来的，也会由穷变富的。”

这些话传到了赵祖成的耳朵里，这个大男人哭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了田头，认真地做起农活来。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施工，赵祖成家的楼房就矗立起来了。

女方听说赵祖成有一新楼房，当即要媒人传话说：同意结婚。

几年之后，赵祖成两口不仅还清了欠集体帮他盖楼的债，而且还有了几千元的存款，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