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情，女人与记忆
爱情，女人，记忆
爱是我们最需要的，爱情却是我们最怕的。因此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很少会不复杂，使之复杂的是我们的记忆。爱情与记忆之间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痛苦呢？
从记忆的本身来看，本来有两种记忆。为了了解这个现象，最好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解释记忆，有集体的和个体的记忆。集体的记忆我们最好叫纪念。一个民族每年会纪念建国之类的历史事件，她分享集体的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这种纪念，她会从历史上失踪，或者陷入很大的困境。
跟纪念不一样的记忆是个人的，我们叫它回忆。人类很晚才有这种现象。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中国已经有诗人能这样说：你还记得吗？二十年以前我们两个……因此不少唐朝的诗歌用“记”这个汉字来作为标题。
这种回忆都包含一点忧郁的感觉，因为所有的回顾跟时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记得的经常已经没了。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从怀念开始。无论是杜牧、鲁迅或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怀念”是他们大作的出发点，这让读者伤心。我们怀念的一般是人，是我们爱的或重视的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这些人，或者他们走了，让我们一个人留下来。失去后我们会太难过，会觉得生活是空的。想起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也可能我们不光会有一种美感，更有最深刻的悲痛。如果回忆离不开痛苦，我们不一定敢面对它。
德国当代哲学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要经历一种原场景（primaeval scene）。比如娃娃看到妈妈的微笑，他也开始微笑。微笑就是爱。因此每个人首先看到的原场景跟爱有关系。孩子长大了，他（她）不光需要爱，也需要爱情。如果是男的，他去找。如果是女的，她开始吸引。按照什么标准来找、来吸引呢？可能他们（她们）都会靠无意识地看到的一种原形象（primaeval image）。要不然在几亿人之中他们/她们找不到自己要的对象。找到了，他（她）会说“就是他（她）”。跟顾城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北京火车站的人群中看到了谢烨，他知道他要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人。
可以说一个人看到别人，爱上他（她）了，这也算一种原场景。这可能是我们第二次原场景。不过，不少我认识的女人怕这种原场景。最近有一位女士坦率地告诉我，如果她有一天会碰到一个一辈子再也找不到的最合适的男人（man of my life），她肯定要跑掉。另外一个已经去世的女性朋友十几年前来信问我：如果我们有一个一直感觉到的愿望，但是完全不愿意满足它，我们怎么办呢？第三个我认识的女人听一个男人说“我爱你”，她的反应非常奇怪。虽然她也爱过他，虽然他们两个享受过爱情的深度，她提醒这个男朋友：这句话我不允许你说！
女人怕爱情吗？她们怕激情（passion）！好像她们不要一个能满足她们所有愿望的男人，宁愿跟一个老实的丈夫在一起。去年有一个跟我读完博士的中国女生告诉我：“老师，我知道你觉得我的老公不好看，他肚子太大，他的身材不怎么样，总的来说他不是帅哥，但是因为我可以控制他，所以我只好跟他在一起。”这不是一个奇怪的观点吗？她说控制，不说爱情，更不说激情。肚子大的中国男人喜欢这样吗？
当时我想起Rod Stewart来，他是英国有名的摇滚歌手，他1980年唱过：even the president needs passion（连一个总统也需要激情）。他这首歌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激情的话，它能是完美的吗？因此，怎么可能有女人会不要激情呢？
是的，女人经常害怕激情，因为激情太深。激情能打开一个女人的真心。打开后，她的痛苦就开始了。一些欧洲语言的passion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除了激情外，它还是痛苦的意思。激情与痛苦真的是一致的吗？好像是，从女人来看，也许更是。大夫们说女人比男人更懂和渴望爱和爱情。女人就是爱和爱情。如果一个男人了解这个，如果他掌握了爱情的秘密，他可以触摸到一个女人最神秘的地方。然后他们能够成为神与女神。这样宇宙的秘密也快要打开了。天人合一是人最大的渴望，能够得到吗？通过互相拥抱能得到。不过需要勇气。为什么呢？
女人的心打开了后，它要求永久满足。不是永久的、每天的满足，心开始缺少太多，开始害怕。心害怕记忆。因为记忆说：有一次有……现在什么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女人一般不允许一个人问她“你得到过你最想要的吗”，因为无论怎样，所有的回答都会打开痛苦的大门。
因为我今年70岁，我做过不少女人“灵魂的办公室”。女人们有时敢找我谈她们自己。有一个说她跟一个男人好几年以前享受过她生活中最美丽的时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决定了要走。原因是他们的关系太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她老了，就没办法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这么一个女人中国报纸叫情人（mistress），这是一个男人的角度。女人也可能因为她得不到她本来要的，她到处去找，希望能一辈子满足一次她最深刻的盼望。满足了以后，不允许她自己回顾，不允许任何人提到过去。什么都不说是她唯一不要面对她生活最大的快乐与痛苦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柏林的女权主义者在游行的时候总是喊“我们要一切”的口号。从今天来看，她们都失败了，因为生活不一定会提供一切。可怜的女人！
翻译与女人
我在中国教书已经五年了。我都用中文上课，当然很勉强，很费力气。大部分学生是女孩子，很聪明的女孩子。来上课的男生很少，他们经常比不上女同学。在教室里，男生坐在后面，女生坐在前面。女生认真、微笑，很可惜男生总是麻木。
因为这样，我的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了解、理解的问题。我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学外语和翻译。翻译算服务，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外语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生。我学了好多外语，也教外语和翻译学，那么，我是女的吗？好像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然是男的。我的名字和性别都证明我是典型的男性，典型的德国人。但同时我是女性的。跟歌德写中国银杏的一首诗说得一样：我不是一个，我是两性的（Ginkgo Biloba中诗行直译）。因此歌德和我都会主张：两种灵魂睡在我心上。
我的心呢？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欧洲的。
大部分男人不太重视女人。不过，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可能也会难以了解自己。因此我总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就倒霉了。男人会问我为什么想去做女子。我不想做女人，我想体会女性，理解她们。所以我老考虑到她们：她们是谁，她们要什么，她们希望什么。我总试试看能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我就倒霉了。
原来男人多反思一个女人的心理应该是好的。但是，我这么看好像是错的，不符合时代。我原来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纸写专栏。过了一年多后编辑来电话告诉我不再需要我的小品，因为我写关于女性的话题太多了。
本来我希望女读者发现我不再写我的散文会表示反抗，但她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大概不好说。也可能她们觉得不应该是男人解释她们，应该是她们解释自己。反正从德国来看是这样的，那里的口号是：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
一般来说，男人是单行路。女人大部分是矛盾的。因此我不再多谈男人，太无聊。不如谈女人、谈翻译吧！
爱和爱情是翻译。我们爱，我们就把我们的感情翻译成语言或手势。我们的眼睛会说很多。我们的眼睛有时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渴望。但如果我们是低着头的呢？
我喜欢在北京的饭馆看人吃饭。场面都一个样——饭来以前，女的看手机，男的看手机。菜来了后还是这样。男人胖，女人瘦。男人穿得乱七八糟，女人穿得很美。
穿衣服也是一种翻译。如果我是女孩子，我不可能跟一个不文明的男人结婚。饭馆里的中国男人经常不够文明。现在天气热了，他们会给我看看他们的肚子，还拍一拍自己胖胖的肚子。怎么办呢？
鲁迅说过“救救孩子”。我们今天只能说救救男人。要不然他们还是在香山“禁止抽烟”的牌子旁拼命地抽烟。救救香山！
男人与女人真的平等吗？
女人的解放也可能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女人是人类的一半，写女人就写半个人类，是不是？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一两年前，我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社写一篇散文。过了一年多后，该报社的编辑（他当然是一个男的）来电话告诉我：你老写关于女人的话题，我们不太想再发表你的文章。我吃了一惊。写女人不对吗？落后吗？好像是。我早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男人做女子的镜子，给她们各种各样的认同。当时是50年前，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有道理。今天我怎么看呢？
30年来我经常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没想到有一天在波恩会有一个女人就此问我：“你为什么想做女人呢？”我不想当女人，即使我总是坐着小便，为了干净，没有别的意思。我不喜欢看男人站着撒尿。他们还不洗手就离开厕所。我还记得50年代的德国，我们小男孩每一次公开地一块儿嘘嘘，大声地喊一声口号：谁不站着，谁不是男子汉。很调皮，对吗？这件事情不要多说了，有一点无聊。
有一次一个中国男性读者跟我家里人说：“顾彬不喜欢男人，他最讨厌的是中国男人！”有道理吗？慢点，情况复杂一些。
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长大的孩子，经常看不到爸爸。他们有的死了，有的作为战俘，有的到外地赚钱去了。我爸爸早上很早离开家，晚上很晚工作回来。他回来我已经睡了，因此很少能看见他。
那时候，我们小孩儿老跟女人在一起，渴望有一天会来一批男人跟我们玩。他们来了，他们是士兵，英国人。他们的军营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后面。每天他们到我们房子前面的荒地来进行部队演习，我们小豆豆们都跟着他们，有时高兴地坐在他们的高射炮上。虽然我们不懂事儿，有一点顽皮，比方说把石头扔到他们的营房，但英国军人还是对我们孩子们非常亲切。
当时我们小孩儿做战争的梦，梦见到战地打仗去。我们心上都代表一种男人主义。我们看不起女孩子。我们到野地玩儿骑马牧者与印第安人的游戏，到森林爬树，在那里女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我们是男人，我们是英雄。上学我们经常带武器，当然是玩具枪。有时我们在树林子里找到真的兵器或真的手榴弹，就把它们藏起来。而且当时在家里还有真正的手枪与真正的弹药，它们是大战留下来的。我们孩子当时的生活其实有些危险。
无论如何我居然有一天发现了女孩子，女人的文明，在小学、在学童日托所。我是在德国的北方出生的，在策勒（Celle）。1952年，我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区开始上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男生受不了老师老歌颂两个女生的书法，还让她们两位把我们的名字写在我们本子的封面上。原因是老师觉得我们的书法太难看。他说他认不出我们的姓名来。两个姑娘把我们的名字在我们的手册上写好了，我们发现什么呢？不光发现她们的书法好看，我们也发现她们本身的温柔、文明、美丽。
下课我们学生大部分去学校旁边的学童日托所。那里的阿姨们都是年轻人。她们个子高，头发长，身体瘦，她们很女性。我们偷偷地看她们漂亮的体形，特别是她们裙子的低领。从那时我开始害怕女人，到今天我还怕她们。为什么？不太清楚。好像对我来说，她们代表一个跟男人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世界。
20世纪50年代女人在家里什么都决定，但是如果她们想到外面工作去，她们需要丈夫的批准。反正在1949年后的西德是这样。不过像鲍勃·迪伦的歌儿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样，时代在改变。好像六七十年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看起来从男转到女，无论在德国、美国或中国。
大地上新的口号是Pretty girl rules the wolrd（美女统治天下）。到目前为止，连她们的内衣也受到男女的赞成。Victoria's Secret的时装在全世界成功。我们男人偶然路过它的商店，根本不知道把我们眼睛放在哪里，最好把它们装到口袋里头吧。不过，不看的话，女人不高兴，看的话，她们会想：你瞧这个好色之徒。
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呢？难说。因为历史是复杂的。应该承认到现在不少女人还是不幸的。不要说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种社会，谁都知道女子在那里要面对暴力。不过，女人的不幸福不再是历史的倾向，相反的，在学校女生超越男生，在德国、在中国都是这样。我在汕头大学或者在青岛海洋大学上课，女生坐前面，男生坐后面，女生写最好的考卷，男生写最差的。
可能20世纪以来有两种社会的趋势：一个是美学丑的发展，一个是女人自信，后者是我们要赞美的变化。人需要美，要不然生活单调。不过，现代艺术、当代文艺、今天的文学等不一定还能代表美。几十年来，丑代替了美。另外，今天看新闻，经常看到战争，大部分是男人打仗去。可能由于这类的原因，时装表演越来越多受欢迎。无论我们怎么评论，在高台（cat walk）上出现的女人，在女时装杂志上看到的服装都不丑，相反地我们的眼睛感觉到美的幸福。如果男人看模特在高台上走来走去，都是从台下观察台上的她们。电影、图画、文学作品里描写的神女经常在高尚的地方，经常从上面下来，下到大地上，到男人界。中国英文版的《环球日报》（Global Times）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女人的内衣，报道一个美国男人把 Victoria's Secret 的模特叫成 “angels”（天使），看上去有一点道理。
80年代西柏林的街上经常能听到、看到女人游行的口号：“我们要一切，一切要马上就来！”当时的西柏林全部依赖当时的西德，两个德国统一后柏林还是依靠德国的西部，因此柏林的福利很好。根据2007年的统计，当时柏林百分之五十的居民不工作，靠城市的福利好好过日子。因此谁都可以要“一切”。
80年代西柏林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口号“ 鱼不需要自行车，女人不需要男人”。如果她们还是要孩子，怎么办呢？请一个男的帮忙，孩子生了后让他出钱，柏林城市因为缺少它的后代也会给钱。女人这样生一两三个娃娃，不需要发愁。
1977年，我开始做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副教授”。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的，都是女权主义者。在她们的影响之下，我改了我的思路、我的生活方式等。我跟随她们从“男性文学”转到“女性文学”。我从事了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十年多。我跟我的学生（也包括一些男生在内）一起研究、翻译了中国现代、当代女作家的优秀作品。
我为什么有一天“停止了”继续把女性研究放在我研究的中心呢？有好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男人，集中在女人的世界，不但使男人，更使女人表示怀疑。1985年到了波恩大学后，我发现我的学生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她们好像代表另外一个时代。她们给我的感觉是她们非常自信。她们不再认为男女是对立的，相反是平等的。我就开始孤独。
我开始孤独，为什么呢？在柏林，我学好了“恨”男人，恨我自己。我听够了女人说“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强奸者”。我在波恩听不到这类的起诉。波恩属于比较宽容的地区，因为罗马帝国、法国曾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也因为狂欢节的影响。波恩的女人很强，不需要我这类的人为她们说话，她们自己说。
我的孤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人得到了自信以后，她们不要男人保护她们，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研究方面、生活上。虽然我开了女人的研讨会，出了有关妇女文学的不少书、文章、译本，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学者邀请我参加她们开的关于女人的讨论会。虽然我今天还注意到女作家，可是我对她们产生距离感。
我最近产生的距离感跟媒体有密切关系。德国的媒体所谓的女明星老公开地攻击或讽刺男人。目前我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的苦。我们西欧男人这些天说话、写作非常小心。谈犹太人、写外国人，或者跟女人接触，我们都怕会犯错误。因此我们老审查自己的话和态度，要不然我们倒霉了。
德国的女人，反正媒体上的女生是这样，老污蔑男人。如果我们敢像她们一样，问不合适的问题，我们马上就会有困难。我还记得80年代有一个电视台女节目主持人问一个男流行歌手：“你的裤衩儿放哪里啊？”媒体没有反应，女人没事儿。90年代一个男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美国女电影演员 Sharon Stone：“你的内衣在哪里？”媒体就有反应了。
更糟糕的是：上次德国的选举前，有一个女记者给媒体报道一个政治家对她说的话。这句话是一年前在彼此之间说的，因此是私人的话。女记者报道，她当天穿了Dirndl，这是一种突出女性身材的德国南方和奥地利的服装。根据报纸的报道，政治家看到了这种民族衣服，告诉她：“你真会充实你的裙子。”报纸就指责这个政治家sexism（性别主义）。指责了一年了！要求他下台。原来小事儿变成了国家的大事情。在这期间男人不再敢歌颂一个女孩子的衣服，因为他们怕女人会觉得他们的眼睛在检查她的身体。
在中国，我们最近老听到女孩子们把好看的男明星叫成 young fresh meat（小鲜肉）。国内国外很少对这种污蔑的说法做出反应。更可怕的是一个在德国媒体非常成功的女作家在一个电视节目问一个男的：“你的小鸡鸡已经起来了吗？”媒体批判她吗？没有！她要下台吗？没有！几个星期前还有一个女明星告诉媒体她跟男人一样放屁。如果男人不但在彼此之间，也是在媒体对女人敢这样说，他们就完了。
好像这个时代，女人想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在中国，有女人夜里随便敲宾馆的门或随便打宾馆屋子的电话；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上有女人随便打开胸罩；在波恩的大学区有女人随便抓住男人的中心。她们要怕法院的惩罚吗？不。要怕媒体骂她们吗？更不。为什么不呢？好像女人还算弱者，男人算强者。但是女人越来越强，男人越来越弱。男人不敢公开地说他们在女人的手里，会丢脸，因此男人沉默。
其实男人不再是强者，口头上或行为上犯错误，他们都要负责。男人越来越害怕碰到女人。因为女人，比如在德国，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十年前，一个男老师要坐十年的牢。原因是他的女同事起诉他在办公室强奸她。他在监狱死了后，法院才发现女老师的故事全部是编造的。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这些女人是否代表所有的女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对女人不好的男人能否代表所有的男人。反正国内国外有好男人，好像有困难看到他们，但是他们是有的。我们跟我们崇拜的女人去找他们吧。
男人能爱女人吗？
最近中国报纸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消息：一个女学生带了三个男学生去医院，要求那里的大夫们检查出谁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爸爸。我的问题不在于谁玩儿过谁，而在于中国还有君子吗？如果是“我”作为这三个男学生中的一个，那么无论是不是“我”的孩子，“我”会说：“是我，我是孩子的爸爸。”一个君子应该这样。那三个男生爱不爱那个女生我们都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只想“放松”。那么，那个女学生也“放松”过吗？根据中国的统计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女孩子很少得到全面的满足，真可惜。
住北京的四川诗人欧阳江河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女人到了30岁后开始老，特别是她们的皮肤。我老在考虑这句话，真是这样吗？如果在男人的眼睛里如此，这就真可怕。那么，女人30岁后还会有她们自己完美的生活吗？如果没有的话，30岁后的女人都赶快学德国女人吧。德国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女人都一个人住、自己过日子，她们没有丈夫，没有对象，没有孩子。所谓的进步女权主义者鼓励单独的女人说：有什么男人就玩儿什么男人，但是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敢问：男人是东西吗？好像是，我们男人喜欢作为女人的——上面提到的这类女学生的玩具吗？我跟大部分的男人只好说：不喜欢，讨厌！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男人要受到女人的批判。她们觉得，“我们”都把她们作为“我们”的“性奴隶”（sex slave）。
现在我们男人应该表示反抗：我们是人，我们不像美国明星Madonna（麦当娜）说的那样，男人不是女人的toyboy（男性的玩具）。麦当娜虽然50多岁，还是非常好看。她为什么没有跟欧阳江河说得一样已经老了呢？因为我们男人看到她的照片，看不到她的“现实”，看到的是她的“形象”（image）。这个形象当然很美，很有吸引力。我们“男人”看到她的照片都太想跟她“在一起”。跟一个形象在一起吗？是的，我们“男人”不要女人的现实，要她们的形象。因此女人注意她们的外表，无论内衣还是鞋。女人知道怎么引起男人的注意。那么，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爱她的本身吗？还是爱上她的内衣或者袜子呢？男人爱上女人的现实还是形象？很可能只爱上她的外表。女人的外表不能代表她的本身。她的外表是一个以形象为主的媒体的创造。比方说好莱坞电影给我们看的女人都是假的。当然电影里的男人也是。“假”是什么意思呢？Fifty Shades of Grey（《五十度灰》）这部电影最近非常成功，从我的视角来看，电影女主人公原来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在电影里因为化妆的原因她好像是大美女。
好几年以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女人为你们男人什么都会做，你们男人对我们女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吃了一惊。因为原来我在当时的柏林碰到的女人都是不要男人的。她们说：女人跟鱼一样，鱼不需要自行车，因此女人也不需要男人。还告诉我：如果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她肉体的要求而跟男人在一起，但是找不到最理想的男人，女人就应该幻想跟她最崇拜的男人在一起来满足自己。那么，一个女人这样得到满足，她其实不是跟她的丈夫、对象或者朋友，而是跟另外一个，也可能在媒体上看到的、根本不认识的形象。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问：女人能爱男人吗？
英文媒体谈女人经常用girls这个说法。德文不能这样说。德文谈姑娘不清楚是一个还是几个。英文分girl和girls。20世纪80年代英国流行音乐团体Sailor最成功的一支歌儿叫Girls，Girls，Girls。那么为什么是复数呢？一个姑娘不够吗？好像不够。原因大概是，对男人来说，一个姑娘不是个体的，她只代表她女性的本身。男人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女性的本身不一定是个体的。如果我们从媒体来看，这种本身是所有女人的。无论是选美、模特秀还是汽车展览，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girl，我们享受的是好几个。那么，一个不够吗？好像对男人来说一个不够。
我个人也是这么看的吗？不是。我不需要girls，我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了解、理解我的女人。对我，一个男人不能代替她，不能！为什么呢？男人不够开放，好多问题他们不敢面对，特别是他们个人的。从我来看，男人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女人。他们起社会的、工作的、政治的作用，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女性的本身是青春。因此女人潜意识里希望她们一辈子能做girl。从媒体来看，我们已经进入姑娘时代。所有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女人都是姑娘似的样子。美国几年前创造了一个新的女人典型：girlie。无论30岁还是50岁，不少女人会穿得跟女学生一样。那么女人的青春真是最重要的吗？女权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是你们男人要求我们女人年轻，是你们的盼望让我们这样做。
奇怪，我从来没有对我重视的中年女人说过：你们性感点，最好穿短的裙子，多注意到胸部的美。我也是一个男人，但是我的标准不是从媒体来的。因此裙子短不短我无所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女人的微笑，她的智慧，她用心听的能力——这就是她了解、理解的才能。我不喜欢跟男人说话。我觉得跟他们谈私人的问题是浪费时间。男人很少敢面对自己。所以他们也不会跟别的男人谈私人的事情。所谓大事儿是他们的题目：国家、人类、未来。奇怪他们的眼睛里还是会有青春的姑娘们，为什么？
美丽的女人美丽的书
书原来是神圣的，它们会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老师，指导我们怎么过日子。因此我们可以跟别人说：出示你目前看的书，我可以告诉你你是谁。
书是神圣的。Bible，这个英文词，来源于古代希腊文。希腊文的biblos是书的意思。在欧洲的中世纪除了Bible以外没有别的书——《圣经》就是书，书就是《圣经》。如果有别的书的话，不许看。看别的书算犯罪。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阅读才慢慢解放了，社会上也逐渐会有别的读物。
《诗经》对孔子来说也是一种神圣的书。不过，除了它之外还会有别的书。所以孟子不要等待什么图书的解放，当时除了四书、五经、十三经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很多著作。跟中世纪的欧洲比较起来当时的中国开放得多。因为有书，所以有发展。
欧洲是翻译大国。欧洲还没有开始翻译以前，她没有中国发达。通过翻译，17世纪小的英国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翻译是看，看是了解，了解是知道人在哪里可以获得好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读，德文说 lesen。这个动词是拉丁文来的：legere。无论是德文还是拉丁文，两个动词都有两个意思：一、从地上捡起来东西；二、看书。两个意思有关系吗？有！宝贵的东西我才会捡起来。看书应该有心得，从书上捡起的心得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著作对中国的影响。如果中国人没有翻译和阅读过《资本论》，那么就没有新中国。翻译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很可惜，在中国还会有人看不起翻译和译者。还有人会说“谁都可以翻译”，这是很愚蠢的说法。翻译一本书是艺术，看和念一本书也是艺术，出版一本书更是艺术。因此如果书不能再是神圣的，它应该是宝贵的、美丽的。
有美丽的书吗？德国每年出版的图书百分之七十是译本。德国的读者大部分是女人，女人在德国算“美丽的类别”，可以说“美丽的女人”，因此书也应该是美丽的。无论如何书与女人是分不开的。荷兰画家维梅尔（Vermeer van Delft）有名的一幅画是《女人看书》。我想不起来男人看书的图画。男人骑马的画很多，真无聊。
中国的书很便宜，而德国的书好贵（因为德国的大部分书制作精美）。美丽的女人需要美丽的书，美丽的书应该很轻，要不然阅读的负担太重。纸应该好闻，因为女人的鼻子非常敏感。封面应该有吸引力，封面上最好给顾客看一个在树上享受爱情故事的姑娘。长篇小说做爱情的梦，小姑娘更做爱情的梦。
中国的书经常太重，因此中国的美女随身带它有困难。她宁愿看手机，一个机器作为她的神，比身旁的书与男人还轻。
看、念、听都是艺术。我们用眼睛，用嘴巴，用耳朵，结果都不一样。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看不懂，耳朵听不到，口说不出来有魔力的声音。语言是我们存在的房子，美女们都想住在比较好的房子。因此她们跟一个男的见面，首先要听他的声音。如果嗓子有噪音，她们开始怀疑。然后看他的眼睛，如果他的眼睛无神，说明他连一句话也看不懂，她们更质疑。最后如果他的耳朵听不明白女人的含义，美女们会不要他。
女人是一本书。应该好好看，好好听，好好念。
书现在还是神圣的吗？它的本身不一定还是。不过，如果美丽的女人看它，它会变成女神或神女的读物。因此它还有希望。
表情包
现代（modernity）原来是启蒙。它要求人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时，人不要怕什么，要了解和认识自己。
不过，现代人好像有困难看自己的眼睛，有困难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会让人感觉到路上的孤独。因此人老需要安慰，需要泰迪熊，需要表情包。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大的。德国20世纪50年代的口号还是：孩子应该跟Krupp（克虏伯）的钢铁一样硬。当时，我们小孩儿还老听到大人说：一个印第安人不哭，因此我们向印第安人学不哭泣。到现在我不太会流泪。我七十多岁，周围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去世，我还是不流眼泪，当然我会很难过。
我的孩子们都会哭，为什么呢？我对孩子的教育跟我爸爸妈妈的完全不一样。我爸爸妈妈都参加了“二战”。从战场回来后，他们要求家里的三个男孩儿不要流泪。因此我们都没有泪水，真的比钢铁还硬。我们学好了压抑所有的感情，最后什么情绪都没有。反正我们这一代人就这样看自己。
“二战”后德国缺少男人。男人去打仗，很多人回不来，死在战场。因此我基本是被女人培养的。我的妈妈、祖母、一些托儿所阿姨、一些小学的女老师改变了我原来非常软弱的性格，因为教育我的女人们老说：别哭。“别哭”是她们唯一的口号，因此我没有学好哭。
1974年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当时女权主义的活动慢慢开始了。1977年我到了柏林自由大学后，我的女学生都说我应该学哭。我拒绝了。到现在我还不会哭，我比钢铁还钢铁。这样是对的吗？难说。
我有好几个孩子，他们都会哭。孩子哭的时候我高兴吗？也难说。因为眼泪让人感觉到人生的缺憾。什么缺憾呢？渴望与现实的矛盾。我们希望很多，因此要为了自己的梦而奋斗，但是经常失败。失败也是一种重要的经验。不过，失败有时让我们比钢铁还钢铁，有时也让我们太弱、太软。因此人也需要安慰。
几年来日本的表情包（emoji）越来越多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感觉。它们看起来是可爱的。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它们呢？“我们”指谁呢？如果指男人，女人喜欢男人作为需要安慰的哭娃娃吗？
现代的女人太复杂。一边她们要求男人比钢铁还钢铁，一边她们要求男人很软、很温柔。也可能她们需要男人的手比女人的手还温顺。可是当男人在她们的肩膀上哭的时候，她们大概还会说“别哭，别做哭娃娃”。
男人从女人的拥抱中温和地回来，到社会上去做钢铁。但是，即使这样，男人在女权主义者的眼里好像还是不太对，因为男人永远只是男人。男人要变成表情包吗？表情包不是男性，不是女性，不是钢铁，只是娃娃之类的吧。女人都要抱一个孩子。那么，男人做她们的娃娃吧，但是不要哭。
男人与孩子
几十年来欧洲学术界常用两个我最讨厌的动词，“发明”和“发现”。我跟孔子一样，觉得人不需要再发明或者发现什么。古代什么都有，因此我们应该回到传统去。
无论如何，为了公平地评估历史，我们还是必须谈发现不发现的问题，比如发现孩子。我是在德国的北方长大的。那里的农民把他们的孩子叫“烦恼”。19世纪的德国还是很穷，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更穷了。贫穷的生活中孩子是一个负担。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零下20摄氏度的冬天，我们小孩儿哆嗦了。家里可怕，屋子里头的窗户都有冰。孩子们连下雪时都穿着拖鞋去上学。课间休息时我们不得不到外面去，老师们不让我们在里面享受暖气。我们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家长打仗时比你们还痛苦。那时老师还能打我们。每天打我们，打得很厉害。我们要脱裤子，他们打的时候我们是光着屁股的。要不然他们打我们一个耳光。我们当时很淘气吗？也可能。
那时候大概不光是家长把孩子看成“烦恼”，老师们也是吧。他们骂我们，拿东西扔我们。好像我们是老虎，他们是驯虎者。我们的老师当然都是男人，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痛苦。因为刚从战场回来，他们不少是残疾的，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和他们还是会有共同点：饭不够吃，衣服不够穿。
小孩真的是一种烦恼吗？我有四个孩子。对我来说，一个也不是什么烦恼。我还为了他们，每天奔波在路上，挣他们需要的钱。虽然是负担，但也快乐。
最近有一个老朋友来了一封信说，不单是她教育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小女儿教育她。虽然很少能听到这么一种思想，但它不是新的。我不太喜欢男的，不过还会觉得有一些男人了不起，比如丰子恺。我很早爱上他的漫画，原因是他老画孩子。一般来说，男艺术家（artists），包括作家，不写、不画孩子。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觉得家庭的事情是小事儿，他们宁愿谈所谓的大事情。然而我的大事情，丰子恺的大事情都是从孩子开始的。谈孩子时我们讲宇宙，主张天人合一。这就是所有好的写作和好的绘画的秘密。
别人觉得我不但“讨厌”男人，我更“讨厌”中国当代男作家。他们老告诉我，因为“文革”，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他们当时不能创作什么。连抽屉里他们都没放什么东西。可怜的男人！可是，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东欧的作家老写大作。这类创作大作的人，中国“文革”的时候也有过。丰子恺就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告诉过我，这个漫画家的书信该算“文革”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我这来看，不仅仅是这样吧。“文革”期间丰大师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他决定要抓紧完成一百幅图画的最后几十幅。其实他画了117幅，画好就去世了。他创作的《护生画集》不是一般的作品，是大作。为什么他会这样，而当时大部分的作家不会呢？
原因可能是丰子恺太了解人，可当时的文人只理解乌托邦。
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
七山是德国北威州波恩郊区的山脉。我家在山的最后面，在树林里。无论山前还是山后，七山都很美。它的美在于神话，原来白雪公主就是在那里，在龙山——七山中的一座山。七个小矮人也在七山，他们老看白雪公主的美。我也看过她的美，因为我也是小矮人之一。不相信吗？来看吧。不过，现在的白雪公主不一定再是德国姑娘，也可能她是中国女孩儿，叫小王、小徐、小周或者小张。
我经常跟中国来的博士生去七山喝当地的葡萄酒。虽然她们是女的，我还是觉得她们是当地的七个小矮人。尽管我是男的，我还是以为我是白雪公主。反正她们老说我好看。70岁的老头子还会好看吗？如果他是白雪公主，他不一定太丑。
不相信吗？来吧，看吧。我们，一个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老在七山下清朝初年的木架饭馆集合，吃饭，喝当地的葡萄酒。
真的是清朝饭馆吗？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开始了。七山的“七”是什么意思呢？不清楚。有人说因为有七座山，有人说是雨的原因，七山的雨很倾斜。也有人说七山的名字是从动物而来的，是从狮子而来，七山中有一座山叫狮子山。
不过，我的问题不在于七山的名字，而在于它的颜色。
我不再开车。我开过20年，开的是大众车，老百姓的车。我是老百姓，我的先祖都是农民，我忘不了我的过去，因此我骑自行车。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波恩。我不需要宝马或者奔驰，我需要的是一辆快的自行车。好的自行车比飞机还快，谁都知道。
自行车是哲学家的交通工具。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思考存在的问题，比如七山的颜色。早上我去波恩大学，七山还是黑的。早上我经过莱茵河，七山还在睡，它的颜色是睡眠的颜色，黑色。它还没醒来。还在做白雪公主的梦，我的梦。我呢？我骑自行车过莱茵河前已经做了《红楼梦》的梦，5点半开始。5点半开始写作，目前写叙事诗，写关于河南姑娘的叙事诗。
早上的七山是没有颜色的，如果说黑色不是颜色，这样也有道理。七山黑，我的自行车黑，我也黑。但是下午我从大学回家七山有颜色。什么颜色呢？每天不一样。今天黄，明天绿，后天蓝。那么它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这样问我们哲学的问题就开始了。东西的本身是什么呢？是白雪公主吗？是七个矮人吗？是我们的眼睛吗？是我们的自行车吗？
每天下午七山的颜色不一样。我问过它，你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它说：“我原来的颜色是白雪公主的。但是因为姑娘老在睡觉，七个矮人老在捣乱，因此我老变色。今天我是白雪公主的白，明天我是矮人们的灰，后天我是你们哲学家忧郁的蓝。你满意吗？”我说：“可以，但是你最好还加上革命的红色。”七山答应了，波恩的七山现在特别红。
妈妈
我的北京是一个曾到处都有田地的北京，一个蓝天的北京，一个自行车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一个高楼的北京，一个宽大马路的北京，一个私人车辆的北京。我今年不再是当年二十几岁来华学习，而是70多岁到北京教书。时间是残酷的，它不管我们怀念我们的年轻时代还是往前看赚钱。因此我突然发现我也是进步的，每天坐在一座高楼的办公室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目前我在写列子，思考有无。我是矛盾的吗？好像是。不过，无论如何，我是幸运的。我不是单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我办公室大窗外的地平线有西山。天气允许的话，它早上跟我打个招呼，晚上请我看日落。因为是这样，我的怀古、我的渴望出乎意料地又找到了固定的、需要的对象。
“又找到了”里“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俩已经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天就到西山爬山。后来我经常从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骑自行车去看那里的卧佛寺，或者享受它里面的香山。当时来参观的人很少，往往我一个人在山下思考 “得大自在”的问题。我1974年得到了“自在”吗？好像是。要不然我不会写关于卧佛寺的这么多诗歌和散文。
西山是一个在远方的朋友。雾霾时这朋友失踪了，从办公室看不到它。山失踪了，我的哲学问题慢慢产生了。我问自己，人看不到时还会在吗？我们看得到的真有吗？有无不光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存在的核心。
从我住的高楼还能看到下面的一个广场。白天好多孩子在那里玩。孩子们很热闹，小狗与老人丰富了他们的游戏，有时一两个母亲会出现在他们之间。因为有妈妈，所以孩子有安全感。
我在办公室最多听到娃娃们大喊的声音是妈妈。妈妈不是在他们旁边吗？是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喊叫她呢？他们玩的时候，玩得太无意识——跟着球跑，跟小狗跳。突然看不到妈妈。妈妈在球后失踪了吗？妈妈跟小狗回家了吗？没有妈妈，孩子于是开始害怕，就喊妈妈。没有妈妈，没有宇宙。没有宇宙，没有我。
还是奇怪：我们看不到的所有的现象，我们的声音可以让它回来，回到我们的眼睛里。妈妈听到孩子的呼喊，她就开始跑过去。孩子看到妈妈的脸就笑了。为什么笑呢？因为在妈妈那里他们能看到宇宙，养育他们的宇宙。
北京人喜欢早上四点钟去香山。到了后，四点多的香山看不到。还要等一两个小时它才打个招呼。那么，人家干什么呢？他们开始喊山。香山慢慢醒来，慢慢出现，慢慢得到它的“自在”。一个人的声音够了，在雾霾前，在夜晚后，提醒香山它的存在。92岁或102岁，死亡之前我也会去西山喊一声。到时大概所有已经死了的朋友会从山后出来说：“我们回来了，你别发愁。”
你什么时候来的？
因为没有像动物一样本能的方向感，人需要另外一种方向感。为了找到自己的路，最有帮助的方式是提问题和听回答。女人感觉不到她男人的感情，会问他：“你爱我吗？”猫不会这样做。
“你爱我吗？”不一定是一个最奇怪的问题，因为爱情是女人与男人之间最复杂的，也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爱情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固定的方向。猫与狗都不要面对有没有爱和爱情的困惑。有时候我们在街上能看它们玩儿它们的青春。真的，它们能混在一起。我们羡慕它们吗？它们也可能代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女人经常是猫，男人有时是狗。
真正的猫不会问狗：“你是什么时候到的？”狗来不来，猫一般无所谓，因为猫还有其他的动物可以玩儿，比方说老鼠。老鼠在猫的口里时，会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大概不。
每次我从德国回北京上课，人家在路上看到我，就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在中国我每年上9个月的课。也可以说，我目前生活在中国，不在德国。因此在大陆，人家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我不是来的，我是在场的。
那么我回波恩上课，街上的人也会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吗？”他们不问。奇怪吗？也不一定，因为波恩人不是北京人。
每次我在京听同事或者学生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有点尴尬，怎么回答呢？“来”这个字原来有一个哲学的背景。可能我的学生和同事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一样学过哲学。无论在哪一种语言中，“来”这个动词都有一个时间的和空间的含义。我们“来”，都是从一个具体的地方来，同时也是从昨天或今天来。所有的“来”应该有一个目的，要不然人不能来。不过人知道他为什么来，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大地吗？
所有的“来”包括各种各样的“走”。谁会来，谁也会离开。因此我们的痛苦就开始了。女人离开男人，男人离开女人。一个留下来的人不能再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只好问：“你是为什么走的？”这样看，“来”让我们快乐，“走”让我们悲哀。
人离开，他一般去哪里呢？他可能回去，回到哪里呢？回家、回家乡。我们真正的家乡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词涉及我们的来源，涉及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的问题。
现代性（modernity）要求人应该走他自己的路，不要作为猫口里的老鼠。特别是现代女人（modern woman），从1900年前后起，她们越来越多地离开家，寻找个体的幸福和满足。她们在路上也能听到：“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呢？”如果碰到她们觉得合适的男人，会这样。也可能男人要说：“我等你，我已经等你等了一辈子了。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等这么长时间呢？”女人可能会回答：“我是从我的故乡来的，从天堂来的，我在那里准备跟你见面。我现在才能来，回到我心里的原型（primaeval image）去。”
这样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最后是完成的。幸福的女人，幸福的男人！
你也来了吗？
有时候看起来最小的字，看上去最次要的词会决定我们思想的深邃。“也”这个汉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每天用它，不过我们不一定每天思考它的意义。它会因此难过吗？大部分文人肯定会回答“汉字不会孤独”。但是，我觉得汉字会孤独，特别是使用它的学者、作家等老不问自己为什么用它，为什么不用它。
欧阳江河2006年问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好的汉语？”他原来也可以问，什么是好的语言？虽然已经过了8年，我还想回答他。
无论如何连平凡的日子也会给我们留下语言上最大的秘密。2014年春天我有机会再去郑州、开封做报告。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文人，年龄比我小大概十岁。20世纪80年代他特别喜欢喝白酒，现在不喝了，但是还很想跟我谈一谈他当时的快乐。那时候他经常跟他的哥们儿到一家酒吧喝白酒。他们的酒不一定是到那里才买的，可能是在街上打的。8毛钱一升土豆酿的白酒，他说，很可惜现在没了，因为土豆的价格升高了。德国也有土豆做的白酒，所以我了解他的痛苦。如果老百姓不自己来酿的话，很难找到这种酒。好像对这个文人、对我，土豆白酒都作为一种药，它能治好灵魂上的忧郁。忧郁是好的，忧郁是一个真正文人的生活态度，因此土豆白酒也是好的。
那么他和他的哥们儿到了酒吧后干什么呢？吃零食，聊天儿，喝酒。喝完了怎么办？跑到街上，又买一升，去另外一个酒吧看看有没有其他哥们儿来了。如果有，他们都是一个口气说：“你也来了吗？”
他们这样互相打个招呼，我们语言的秘密就开始。他们为什么都用“也”这个汉字呢？他们原来可以不用吗？不用不行。不用的话，他们不够朋友。“也”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汉字说明：一个人老想另外一个人，希望他也会来喝酒。突然他就来了，谁都高兴。
我记住中国人的名字很有困难，因为许多人的姓一样，比如太多人姓王。因此我喜欢给我喜欢的中国人一个绰号。因为这个喝土豆白酒的文人也姓王，所以我叫他“八毛王”。为什么呢？他的“也”太多了。因为他的“也”这么多，每一次说了“你也来了吗”后，应该再喝一升、再出8毛买一升。结果呢？因为他的“也”越来越多，不少次要送他到医院去，要不然他没办法再问“你也来了吗”，只能跟地狱里的魔鬼竞争喝土豆白酒。
“也”这个字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小字。它把我们跟人、空间、时间联系起来。你看鲁迅先生写他日本老师的一篇散文。第一句话太丰富：“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为什么用“也”呢？可以不要吗？不要不行。“也”在这句话比所有其他的汉字重要得多。“也”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空间的、时间的故事。它的信息是：原来在大陆是这样，现在在日本还是这样，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丰富的生活、丰富的友谊、丰富的语言、丰富的文学作品，有的时候可以从“也”出发。
晚上的英雄，早上的虫子
希望读者还记得八毛王。这个伟大的河南酒鬼一个晚上能跟他的哥们儿喝三四瓶土豆酿的白酒，然后到医院玩儿去。我羡慕他，我从来没有喝中国白酒后找过什么大夫。醉了后别人带他去医院是小事儿，八毛王第二天醒来再接着喝土豆白酒。他老是说“白酒好，中国好”。我相信他，就是这样。
德文有一个词叫Schnapsleiche，酒+尸体：白酒尸体。我在中国看过不少这类的酒徒。他们的哥们儿带他们从饭馆出去，先让他们在外面吐，再允许他们上车。我的儿子喜欢看他们这样，还讽刺他们。我看这些白酒尸体不一定愉快。
汕头大学有一个造反派，一个很想喝白酒的女子。别跟她喝酒去。她会在男人面前说，你们都不行，你们是没用的、无能的。有一次我们是有“用”的。她喝醉了，我们没有。因此我们四个人“能”扶她上车。每个男人“带”她一只手或一个脚。读者该知道汕头大学有一个跟其他男人不一样的教授。他老穿得很漂亮，是君子、绅士的样子。因为帮忙带这位姑娘回家，咱们的君子倒霉了。车上喝醉的女人吐得很厉害，吐到绅士好看的衣服上。姑娘到了家后，她的丈夫非常不高兴。我呢？我和我的哥们儿都没喝醉。我在宿舍继续喝白酒，继续工作。
中国人喝白酒真的会有困难。我的一个河南学生老给我说她爸爸酒后找不到回家的路。她夜里出去到处找喝醉的爸爸，有时早上才能找到。有时她爸爸在家门口，但是忘了哪里是他的家。
原来我想英国人不会学河南省的爸爸们。这些天因为获了散文奖，我去四川。颁奖典礼前一个晚上，成都的作家们请客。我们吃火锅，喝“郎酒”。白酒不是买的，是酒厂老板带来的，53度，对我来说没问题。山东人早告诉我怎么喝中国的酒。一滴白酒，一滴开水。这样不能喝醉，连微醉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个晚上也有一个英国人。他的英文很漂亮，说英文时好像在唱歌儿。祝贺西北大学的学生有这么好的老师！不过，这个英国人太像我河南学生的爸爸。他不是一滴一滴地喝白酒，他喝美丽的郎酒跟喝水一样，一口一大杯。好像他是英国的李白，三百杯还不够。但是我知道英国人喝酒很有限制。喝太多酒后他们醉倒在地上，没办法走路。这样不像人，也不像动物。大概是另外的一个民族，是酒徒阶级吧。
我有经验，因此那晚我知道这个英国人喝了三百杯后慢慢开始有问题。他坐在桌子边的样子越来越可怕，我告诉大家应该把他送回宾馆。只有四个姑娘帮我的忙，把他带到车上去。男人们都留在桌旁继续喝白酒，继续哈哈大笑。这个英国人是“大象”，有三吨重吧。我们老怕带他下去时会摔倒。特别是我，因为我的右膝盖坏了。
无论如何，我们成功了，感谢帮助我的姑娘们。不过，到了宾馆后，英国人在他房间的厕所开始睡。因为没有起重机，所以好几个服务员围着他一个小时后都投降了，他们无法把英国“大象”放在床上。我还觉得奇怪他怎么到11楼的房间呢，也许是八仙帮过忙。
伟大的英国有时也是可怜的英国，因为中国的白酒，因为四川的烈酒。
翻译的幸与不幸
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
（Johann-Heinrich-Voß-Preis）获奖致辞
海娆 译
伟大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生于1939年）——我们感谢他翻译了2016年的诺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生于1955年）——说过一句精彩的话：他以翻译求幸存。翻译真的跟生命、幸存有关吗？真的类似我们在柏拉图意义上借以渡过大洋以获取知识的木板吗？无论如何，翻译如同航海。我们从一个语言的港口出发，横渡到另一个语言的港口。我们最初看我们的渡船也许不满意，但最后也许会满怀深情回望它，并以此开始新的生活。
依尔玛·阿库沙（Ilma Rakusa，生于1946年）曾经谈到翻译者对译文的恨。这种恨多年来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伴随我。但它最终变成了爱。因为在翻译后的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原文和译文都会变得陌生。两位“敌人”会变成彼此的陌生人。它们会偶尔与我相逢。我们礼貌地彼此问候。这时我会觉得，中文如德文都不太糟。为什么我曾经会对它气恼？有时我冷静而打趣地自问。
翻译者会对两种语言都感到陌生，母语和外语，仿佛对两者都不再有把握。他怀疑一切。这样也好，因为他会谦虚。在我这种情况下，他会感觉，无论德语还是汉语都仿佛没有真正掌握。这两种语言，或者是由上帝创造或者是从地狱诞生。一种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祭祖庙里开始，另一种带着梅塞堡的咒语在公元9世纪。一种在1933年的第三帝国里结束，另一种在1966年的“文革”开始。但幸运的是两者都从危险中得到拯救。这就是翻译，它把德国人从1945年以后，中国人从1979年之后，于疯狂中拯救出来。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1917—1985）通过美国短篇小说的翻译重新学习他的母语，而中国则从毛泽东的文字改革中解放出来，即使不是完全的解放，也使长期被疏忽了的世界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这两种情况都应验了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的推测：只有在有翻译的地方，才有进步；只有吸取，才有现代。德国和中国在这方面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国家，当它们没有翻译时，它们是道德文明最糟的国家。现在，因为它们在世界上翻译得最多，它们已经多年来不仅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
我就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到过去的失败和未来的希望，其间我也曾咒骂过，原因很多。举最近的例子，今年2月在汉斯尔出版的书《同心圆》。为了这本于作者杨炼（生于1955年）和出版人米歇尔·库格尔（Michael Krüger，生于1943年）都很重要的诗集，我用了三年时间。一般情况下，一百页左右我只需忙碌半年。但这次不行，诗人很久以来就要求我：希望他的一首德语诗能载入德国文学史。在此我不想指出翻译中那些中文的难度和更多相应的德语困难。因为现代中文作为一种外语还能让人将就学会，但德语作为母语却很难。这时要完成一种完美的翻译总感到不足。于是内心的声音怒吼道：你的作品完成了，但还完成得不够。
无论如何，前面提到的书似乎并非我最喜欢的，但它事实上却在翻译史上开辟了一条路。一位柏林的评论家在她的文章中说，我的跋文“因为他坏脾气的诽谤将在文学史上留下来”（《柏林日报》79，2013.4.5）。感谢上帝，今天我不仅得到一个美丽的奖，我还将被载入史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想把有可能是杨炼代表作的翻译的困难向尊敬的广大读者隐瞒，也不想袒护诗人和他的英译者。杨炼的作品对我而言显得很重复，另一位（布莱恩·荷尔顿，Brian Holton，生于1949年）则好像只列了一个词汇表。不过，自从我的版本出版之后我就只听到来自各方面的赞美，这让我非常怀疑，一定有某人不对。诗人说，不是他。出版商说，不是他。读者说，更不是他。剩下的就是：翻译。但为什么他该是唯一的犯错者呢？
这个问题让我纠结至今。也许我真的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只是不知道。难道我没被评论家约阿希姆·赛多利希（Joachim Sartorius，生于1946年）和卡林·亨佩尔·索石（Karin Hempel-Soos，1939—1999）在90年代末说过，我实际上也是一个翻译吗？我从未认为自己是翻译，而宁愿是科学家或者诗人、散文作家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作家！我不想让人在背后说，我只是一只翻译中国文学的鹦鹉，或者说好听点，是中国作家的影子。因此我决不容忍自己只是一名翻译。
不管怎样，我该及时知道，翻译不仅改变社会，也改变个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于我的意义，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于中国的意义。后者帮助推翻了帝国，前者将我于1968年从神学研究带入汉学研究。于我而言，李白（701—762）的两句英语诗就足以将我从新教的讲坛带走，而后又让我站在波恩讲台后。在那里我初具规模。首先在理论上，因为在波恩大学我有十年之久教授翻译（现代中文）和翻译研究。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德语国家的出版社和文学组织自1979年以来，对翻译的需求量增大。我很乐意受雇于他们。
我一直尽可能去翻译而很少参与那些以巨大中德文化差异为出发点的讨论。原因也许在于，我从16岁起就开始写作，并且读了许多伟大的译作，以探寻成为作家的可能。无论写作或者翻译，都被我用以提高我的母语能力。当然这本身并非目的。因为众所周知，语言决定了我们世界的大小和我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葛浩文是对的，他认为翻译和生活是一致的。
我自己是伴随古希腊文一起长大的。无论拉丁文或者希腊文老师，他们都认为，只有古典语言让我们更具人性，而现代语却不能。因此不奇怪，我早在1967年就开始学古代汉语，而现代汉语则很晚几乎是不情愿地开始学习。现在，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老子（生卒年不详）是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呢？是的，他们一位教会了我孝，另一位教会了我静与德，这些都是作为一名翻译所具备的，因为他不想永远仇恨和诅咒。
世界在今天变得很小。尤其是语言不能再相互避开。于是我们发现，现代中文的词汇已经再次改变，有的甚至回溯到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比如，出租车叫“的士”（希腊文tachys，快的意思），公共汽车叫“巴士”（拉丁文cum omnibus）。我读过约翰·海因里希·沃斯（Johann Heinrich Voß，1751—1826）翻译的《奥德赛》，其中的希腊文节奏，不仅影响了我的写作，而且影响了我的翻译，并让我的德文和中文都希腊文化了。我在当代文学中没有受过形式逻辑之苦，如它自1968年在德语国家通常的那样。对我而言，形式也有内容，因为它指出了我们的语言、写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边界，以便一切都变得可以感受。
然而，这种可感受性有时却将我引入不情愿的奇怪境地。在2011年春天，北京诗人王家新的诗作《时间》由我翻译发表了。我至少有两次在公开的活动中被读者围攻，因为人们把我当成骗子。他们认为，这绝不是译诗。这首诗一定是我自己写的。但因为不能出版，便借用他人之名。所有的解释都无济于事。读者和翻译彼此不满却又得意扬扬。
作为半个维也纳人，我有时也喜欢发牢骚。2009年4月我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关于现代社会与预言的翻译实践讲座上总结说，中文翻译永远不可能得到一项令人称道的奖项。这样的奖项一般只为非亚洲语种的翻译而定。因此美国应该以身作则，葛浩文应得到相应的尊重。今天我出人意料地站在你们面前，但很可能我敬爱的美国同事不会这么快在美国也得到类似的待遇。当我现在喜获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并乐意公开我的错误时，他肯定也不会对此不满。众所周知，作为翻译我们会犯美丽的错误。达拉斯之错也许将是我最美丽的错误。
翻译与死亡
Socrates说过一句很难理解的话：搞哲学这就是学死。如果搞哲学真的是学好死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搞翻译是好好学埋葬自己。
人家会问，哲学与翻译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个问题不容易问答。为什么呢？很少人从事翻译，很少人重视翻译，特别在中国。那里基本上没有作家，没有教授把他们国外同行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为什么不呢？
翻译是一种服务，一种为别人的服务，包括作家，包括读者在内。那么，服务不好吗？服务从基督教的实际，从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都很好。“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提出的很不错口号。你为最低的人而做的就是为我而做，这是耶稣的最重要的话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是一种故意的，一种乐于牺牲自已的贡献。那么，翻译家是烈士吗？大概是这样。不过，为什么是呢？
翻译家会死两种死，其中有好的死，也有不好的死。什么叫好的死？如果一个译者通过翻译工作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么，这就是好死。他怎么会搞翻译的时候作为新人呢？他可能提高了他的母语水平，加深了他的思想范围，修改了他的世界观。这样，连坏人翻译的时候也会变好人。
不过，老实说，这种变化，虽然真的会发生，但是发生的比较少。一个翻译家的死一般的来说不太可能是这么理想的，是这么美丽的。
翻译真的是牺牲，跟一个烈士更可怕的牺牲。因为一个烈士才会死一次。但是一个真正的译者每天要死好几个死。
德国最晚从歌德（Goethe）时代开始有从事翻译的作家，包括歌德和席勒（Schiller）在内。到现在还是这样：德国最好的作家也是德国最好的翻译家。
人家会问，德国作家为什么除了写作外还会不休息，还想继续工作，继续把留下来的时间都放在翻译别人的作品那里去？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任务，世界上不光有德国文学，不仅有我们的文学作品，还有可能比我们更好的外国作家，如果不介绍他们，那么我们就不能发展自己。
翻译是什么？好的翻译也是爱。我翻译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时间，也会把我个人辞汇里头最好听的辞都给别的诗人，给夏宇、罗志成、郑愁予、欧阳江河、王家新、梁秉钧、翟永明等。我为他们而提供完全我自己、别人完全不用的词，我写作时不能再用。因为什么呢：如果再用同样罕见的词汇的话，人家会说我写诗都模仿他们的语言与思想。
所以我每天从事翻译，我同时每天学爱，学死，学一千个爱，学一千个死。
谈郭沫若及其翻译
我翻译过郭沫若的诗歌，研究过他的自传，我写过讨论他的文章。我觉得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郭沫若什么都是，既是诗人、文学家，又是翻译家，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来谈他。
郭沫若写传记的时候写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他自己通过传记想写一个自我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自我”好像就是郭沫若思考的主线。由于他具有现代性的传记，郭沫若大概是第一个创造现代性的中国人。
我20年来做过不少有关“苦闷”的研究工作。别人会奇怪我为什么用尽20年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它和现代性是分不开的。“苦闷”在1989年以后在德国哲学界突然成了讨论的热点课题。我现在有机会谈谈海德格尔的作品。我发现他用了150页谈论苦闷的问题。郭沫若原来是忧郁者。忧郁症是一种病态，但苦闷不是，它是一个人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态度。但是一个人充满苦闷的话，他当然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郭沫若曾经想自杀。那么郭沫若怎么能够拯救自己呢？他的情况与当时许多的欧洲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当时有不少欧洲人觉得丢掉了原来的传统而绝望，所以他们不少人从印度和中国找出路，从印度和中国的经典里找出路，他们大部分人都找到了。但是郭沫若不能从传统中找到解决自己忧郁问题的办法，那他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以郭沫若为例，我们会发现，郭沫若想通过政治行动来拯救自己。他在这个方面比较成功。到了30年代以后，他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最后成了政治家。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也提出破坏这个概念。破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主张的，而梁启超的这个概念是从法国革命来的，指在破坏原来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同五四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郭沫若好像要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一个是不好的，一个应该是好的；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年轻人。我自己觉得这样一个分裂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完全允许年轻人打老人，允许年轻人把传统破坏。30年代还有作家认为老人是有罪的，而年轻人才代表前途。郭沫若面对旧社会，盼望新的社会尽快到来。他翻译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所以觉得新来的人、代表未来前途的人不应该对旧社会给予同情，也就是说不应该保留什么仁爱。“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以此为由去打人，去打他们的老师，去杀人。在尼采看来，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堕落，即不要拯救旧社会，包括旧社会所有的传统、语言和文化。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是思想家，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他，我们应该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是说明我们将来不应该再看他的作品，而是我们不得不看他的作品，不管是好的作品还是不好的作品。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郭沫若，我们才能明白他为什么是如此重要的作家、翻译家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郭沫若不但是中国的作家，而且还是世界的作家。
我研究郭沫若的时候完全能够了解整个20世纪的背景和中国的灾难。郭沫若的思想和当时留学法国学生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现在德国有许多哲学家都在研究郭沫若的思想。1989年以后逐渐衰落的民主德国有不少哲学家在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德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左派或者具有左派的倾向。所以那时候不但忧郁是一个新的课题，而且还有一些完全新的词，其中一个新词来自英国：fellow traveling，德文里面没有这个词，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如果将其翻译成中文，是否可以翻译成“跟跟派”？其意思是，有什么运动就跟着什么运动走。从1989年以后的欧洲来看，当时也是一个“跟跟派”，因为它不想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郭沫若完全支持过“文革”。他是“文革”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所以他也是一个“跟跟派”。
德国人尼采说过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上帝死了。”它不光说明上帝死了，还说明欧洲死了，欧洲的传统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谁还在活呢？就是尼采他自己。他就是新时代的新上帝。从今天来看，我们可能觉得他可能有点狂妄自大，但是从那个时代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18世纪的时候，“尼采”们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他们也要设法表现自己的存在，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对贵族和教堂的权力表示反抗，表示他们不光存在，而且他们也要权力。但是他们与“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不同，他们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考虑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有一批“五四运动”的代表认为他们应该教育农民。郭沫若看过尼采的作品以后觉得中国也需要所谓的“超人”，这样的“超人”能够帮助中国再生，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全新的生活。从今天来看，这个希望有点过分。无论是尼采、鲁迅还是郭沫若，他们的希望都没有多少基础，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希望是需要基础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基础。
如果我们从郭沫若的《女神》来看这个问题，包括上帝，整个的欧洲社会，都是“屠宰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喜欢孔子、宋代的散文、明代的小说？如果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当时的中国是“屠宰场”，怎么会有唐代的瓷器、宋代的书法呢？如果一个人公开地说“上帝死了”，传统死了，文化死了，什么都死了，他很可能是想把他自己变成他批判的；他唾弃的；他嘲笑的人和神。海德格尔说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人的基础不可能还在什么上帝那儿，新的基础是“我是”（I am）。如果你们还记得郭沫若的《天狗》，《天狗》包括三十八个“我”。郭沫若看过海德格尔的作品吗？没有。那他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从美国诗人惠特曼那儿来的，因为他翻译过的《草叶集》。但是更可能是从《圣经》来的，从《旧约》来的（可能也有其他来源）。因为在《旧约》中上帝才能说“我是”。在尼采以前，没有人能够说“我是”，只能说“我听”“我做”。“我是”是郭沫若给中国创造发明的一个新的自我。在中国和欧洲的传统里是不可能这么说的。如果一个新的自我上台以后，这样一个自我会跟谁接触呢？只能跟自己接触。这么一个自我的背后什么都没有。在他的前面也是什么都没有，在他的前面什么都应该去做。这样一个自我需要自己去做一切的发明和创造，那他能够成功吗？这么一个自我很快会发现，他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觉得什么都不需要，爸爸、妈妈、老师、上帝、神都不需要。但后来他会发现这个新的“自我”完全是空的，这是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他们觉得自己完全需要一个新的领导。如果我们从《天狗》来看，我们就会非常容易了解郭沫若在《天狗》中的“自我”完全是空的。这个新的“自我”什么都有，包括太阳和月亮在内，但如果世界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世界还能够活下去吗？当然没有可能。但是在《天狗》里，人可以创造新的太阳、新的月亮。如果我们从苏联来看这个问题，苏联和民主德国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什么上帝，我们不需要什么太阳，我们什么都由自己来做。你们现在可以去看看，现在的俄罗斯根本无法和中国比。如果没有传统，如果一切都由自己做，人会活得非常累。另外，他将按照什么标准做呢？今天，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危机，中国作家没有什么标准。他们不知道好的文学是什么，不好的文学是什么，好像什么都是文学，又什么都不是文学。
《天狗》是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我们不管是否喜欢它，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德国来看，这首诗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文本，我完全能够通过这首诗了解现代性，不少国外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文化、哲学、艺术应该是从传统留下来的，和传统是割裂不开的。我们从《天狗》来看，中国同德国、法国的现代性一模一样，是一个以分裂为主流的现代性：现代性和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超越所有的传统。
我的一个同事对郭沫若的研究非常深入，他老想在中国找到《女神》的第一个版本。他说找不到。但是他为什么想去找呢？《女神》有一些问题，最早的《女神》里面有一个声音，表示对一个文人兼德国法西斯的代表表示崇拜，但这个名字在后来的《女神》里找不到了。也可能《女神》的第一个版本有这样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我们今天可以对他进行批评或者批判，但也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中国的20世纪，而且还能代表德国和欧洲的20世纪，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跟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模一样。很多的德国和法国知识分子都觉得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我们应该参加所有的政治活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都常常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认识，跟他们的经历和经验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他们已经犯过的错误。不管你是否喜欢郭沫若的《女神》，我认为它完全能够代表20世纪所有的中国文学，还能够代表20世纪所有的德国和欧洲文学。我们应该通过他们的错误去了解他们面对的困难，从而使我们在将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不管你是否喜欢郭沫若的《女神》，我还认为它具有世界代表性。郭沫若写的传记是很了不起的，在20世纪恐怕没有第二本传记能与之媲美，德国也没有。欧洲是否有，我也表示怀疑。郭沫若写传记的时候还没有从政治的角度审视自己。他想通过写传记表达一个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这是很了不起的，可能还没有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想写自我的历史。他的传记语言美丽，思想深邃，富于幽默。
郭沫若对中国翻译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郭沫若不一定是最好的歌德翻译家，但是郭沫若是歌德翻译的先驱者，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郭沫若翻译的歌德作品是非常有影响的，如果没有郭沫若的歌德翻译，中国的现代文学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五四运动”以后，不少作品都受到郭沫若翻译的影响。如果没有他的影响，今天就可能不会去讨论郁达夫和他的作品。无论是歌德还是郭沫若，从某一角度看，他们的作品都是18世纪或者20世纪的经典。郭沫若的翻译不但能让我们了解20世纪的中国，而且还能了解20世纪的德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了解知识分子的悲剧。因为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德国，知识分子的要求都很多，但他们经常不清楚自己要求的基础在哪里。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清楚他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要求，还是什么都要求。如果从德国看，尼采这一批人看不起商人，看不起政治家，他们完全能够建立起一个精神世界，包括海德格尔在内。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完全错误的。20世纪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创造的“自我”是空的，是没有基础的。30年代以后他们觉得只有文化的基础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政治的基础，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到经济基础。这并不是责怪他们，我们也是逐渐才明白的。将来还会有人批判我们，批判我们了解得还不够。所以从郭沫若身上能够了解到中国、德国乃至欧洲的困难和问题。
早期的“郭沫若”们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公平，所以很不满意。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完全满足自己要求的社会和世界。其实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有同样的思想。从法国大革命到1989年的200年间，无论是法国人、鲁迅还是郭沫若都觉得他们应该先破坏原来的世界和社会，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完全新的世界。这个破坏思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不少中国人没有传统价值观，不少中国学者缺乏传统价值标准，他们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所以1989年以后，凡是具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欧洲人都在思考过去和未来应该怎么办。此后不再有人提出要破坏原来的世界，因为我们已经破坏得太多了，中国、德国、法国都是如此。法国人曾经对文化的破坏也是很大的。所以我总是讲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进入了合作时代。
我去沙湾参观郭沫若故居时发现在介绍郭沫若的文字中有很多“家”的头衔，但怎么也找不到“翻译家”三个字。郭沫若也是位翻译家，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翻译家，但在中国好像不太重视翻译。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还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翻译创造了世界文学。如果一个作家只能看懂中国文学作品而不能看懂翻译成的德国文学作品，那他怎么能够懂得世界文学呢？什么时候开始有世界文学呢？从歌德的时代开始有世界文学。那为什么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呢？因为歌德本人也是翻译家，歌德学了很多种语言。歌德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诗人、翻译家，他把不少诗歌翻译成德文，他用古希腊语的韵和语调来写德国诗。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郭沫若，我们也会发现他受外语的影响很深。
一个人在翻译时通过翻译找到自己的话语，这是德国作家波尔说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作家没有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通过翻译找到自己的语言。“五四运动”前后可能也是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作家在找他们的语言。所以也可能郭沫若通过翻译工作才找到自己的语言。在找到自己的语言后，郭沫若不想再搞纯文学翻译了。他跟30年代以后的很多文人一样发现，如果太依靠个人主义，很难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他首先是一个文人，但他觉得文人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他感觉到他提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他选择离开自己原来选择的道路。所以他觉得他如果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就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五六十年代有很多问题，但他当时不一定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只不过他很有代表性。那个时候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德国的、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中国的路完全是对的。所以1976年前，欧洲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认为郭沫若是错的。
今天我们批评郭沫若，是因为我们通过回顾与反思历史了解了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所以我说他代表了解20世纪的中国、德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悲剧。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和德国走过的道路。德国和法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左派，都受到“文革”的影响。他们都歌颂“文革”，都觉得“文革”完全是对的。现在我们批判郭沫若“文革”时写的诗，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是错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去发掘他会写这些诗，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便警醒现代人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既从事翻译，也在波恩大学教过翻译学。无论什么样的翻译，我们都应该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才能明白翻译是什么。汉学家在看译文时并不是去给译文挑错，因为我们都是人，错误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有人可以去找郭沫若翻译中的错误，我觉得是在开玩笑。对一个翻译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外语，而是他的母语。郭沫若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水平是非常高的。搞翻译的人母语一定要好，但母语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比外语还复杂。有时候明明知道外语是什么意思，但你根本或很难用母语表达出来。翻译不但可以破坏原来的意思，还可以破坏一个作家。现在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重视歌德，是因为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中国式的歌德。
搞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破坏一个人。如果没有郭沫若，也许在中国就没有歌德，或者歌德在中国起不了什么作用，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国还出了个歌德。所以歌德在中国的地位是由郭沫若建立起来的。很多人还不知道翻译是一种艺术。搞翻译的人应该懂很多东西，如果什么都不懂，那就什么都翻译不出来。
郭沫若在做翻译时，生活时常很拮据。他为了糊口，有时翻译的速度很快。德国也有不少翻译家也是如此。曾经在德国开过一个翻译家的会，我碰到一个翻译家。他已经在德国翻译出版了126本书。他说他将来不能再翻译第一流的作品，因为他想过日子。每次他翻译一部优秀的作品前都要先寄出5000欧元，因为他需要很多人帮他查资料去弄懂这位优秀作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出版社是在出版后才付给你稿费。你在翻译鲁迅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去了解民国时的中国，甚至辛亥革命时的中国，否则你翻译什么呢！翻译《红楼梦》、李白、杜甫也是如此。假如我只是翻译家而不是汉学家，我怎么可能把鲁迅、郭沫若翻译出来呢？！我需要很多人给我当助手，比如遇到我不懂的文言文，他就可以帮助我。但是我是汉学家，这个助手就可以不要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翻译家就说，出于生活的考虑，他将来要翻译通俗文学赚钱，不能老跑银行把钱寄出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批评郭沫若有很多的不是，但我们应该从历史来看。此外，他不光是翻译家，他还是作家，也是政治家，他什么都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做翻译家，那我们对他的要求可以更严格一些。但是对郭沫若我们应该更宽容一些。他的功劳是不小的。我现在对翻译家比较宽容，因为我也是翻译家，也在不断地翻译。翻译中的错误人人都会犯，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考虑物质基础的，我们不是在天上、在空中过日子。现在搞翻译的条件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我听说有的翻译家译得并不认真。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些人认为郭沫若为了生存而翻译得这么快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翻译家在中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德国很重视翻译家。德国现在有非常著名的翻译家。
翻译家和作家是分不开的，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还是1945年以后的德国。他们通过翻译创造自我，通过写作掌握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所以翻译家的艺术水平一般而言是非常高的。鲁迅、郭沫若、卞之琳、林语堂、钱钟书等都是搞翻译的，但他们同时又用两三种语言写作。所以文学的艺术影响到翻译的艺术，而翻译的艺术同样也影响文学的艺术。如果你想评价一个翻译家的翻译水平，你应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评价，从语言的角度来评价。
现在研究郭沫若的人，包括研究郭沫若翻译的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外语水平不高，或者只会一两门外语。其次，研究者不一定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去研究郭沫若的翻译。郭沫若作为一个世界作家，我们可以通过郭沫若了解20世纪文学和历史的所有问题，即上帝死了以后人怎么办的问题。人在现代性背景下还能找到自己的故乡，因为海德格尔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了现代后找不到自己的故乡，所以鲁迅总是描写在路上追求理想的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们的追求注定要失败。郭沫若在作品中表达的理想是19世纪欧洲就有的理想：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们一切要求的世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德国，生态环境已经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问题，我们的力量还未达到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
片段 回忆顾城和谢烨
顾彬 著
张枣 译
我把刀子给你们。
——顾城：《水银》，第35页。
我们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杀死我。我不想自杀。
——谢烨：《袖珍汉学》（1993年1月），第23页。
我愿意死
去那生活的边缘
去看看大海
那儿玫瑰花叶和风帆掠过。
——谢烨：Die horen 156，第23页。
我来了，没带鱼网
只带来我的心
在辽阔的大海里，我想
只要有句爱的话语
鱼儿就会跟我上岸。
——顾城：《瑛儿》，《九十年代》（1993年9月），第95页。
零
许多电话太遥远，显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十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杀了，请于某月某日来某某墓地参加葬礼。这回电话是从特里尔打到波恩来的：听说了吗？还没有，我天真地盼着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尔所显的预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矶和奥克兰之间还是未能消解掉。后来跟在悉尼的杨炼通话，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双双殉情，不是冲动的情杀，而初步猜测是蓄意谋杀。于是我在周六的晚上（10月9日）揣测似的给朋友们写了个通告：
亲爱的朋友们：
顾城和谢烨去世了。这不幸地应验了《袖珍汉学》1993年第一期春季号所载高力克和张穗子与他访谈中所显露的兆头。
顾城和谢烨先是应“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处”DAAD（艺术家项目）之邀，于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写了组诗《城》，她在写她的回忆录。这一年对两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想过渡一段时间，等位于艾弗尔的日希·伯尔基金会的一份为期三个月的资助金。顾城埋头写他的《忏悔录》，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选发了一些（“我有两个妻子”）——指谢烨和瑛儿。据《法兰克福汇报》所载，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书市拍卖得了好价。
在艾弗尔就出了危机。顾城打了谢烨，谢烨决定分手。幸亏伯尔基金会处理周到，双方和解，提前离开。就在他们8月27日回去前我们还在波恩见了面。双方看来都有信心，想再试试。
经美国回新西兰后，谢烨可能决定最后分手。双方开始独立生活。两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顾城用斧头砍杀了谢烨，然后上吊自尽。留下一个快六岁的儿子。
很少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了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因为精神错乱，更多是因为他们历来关系的逻辑后果。这一点高力克和张穗子写了很多。
在柏林时，谢烨生气勃勃，有许多的计划，不过她也知道他的危险。顾城在柏林时严厉地批评中国，他总是将自身的危险归结于“文革”。
顾彬，1993年10月10日
对一个我们自认为认识的人，我们到底了解多少？顾城和谢烨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对吗？总是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的？在柏林时从未听到说起另一个女人，顾城的“我想死”无非是夸大其词，周围的人轻快地回答说：“那请便吧。”只有张穗子1992年显灵节时在伦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们常常面对了死，谢烨对她说，我的路是死路一条。
如果谁日子显得这么快活的话，我们又怎样能了解他呢？这些年来，死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多次来访维也纳，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亲属中体验到对死的仪式般的渴望。他们大都长寿，没谁是自杀的。“我要是能死该多好”，像是个社会游戏。为何顾城竟与众不同呢？他身边不是有个为他牺牲了一切，并准备一丝不苟按他设定的形象来生活的妻子吗？她正忙着笔录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与我和他人的谈话时，忙着录音，记录，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开始在记忆和旧日笔记下追根究底。
一
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岛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准备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活，顾城和我便坐到一张沙发上。于是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因“文革”的缘故，他只有上三年学的机会。他的语文和知识，归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话》和《辞海》。是婚姻才使他有了谈话的能力。他觉得在一个互为陌路人的社会里，人变成了昆虫，他自己呢，像只蚂蚁。只有灵魂才能使人超越东西和动物。后来他一直称让·亨利·法布尔（1823—1915）的《昆虫故事》（1908—1914）是他爱读的书，多年后还让人将那本童年读过的中文版寄到柏林来。
二
对后来三次在北京的晤面，记忆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宫青年作家与德国作家的聚会上我见到他（可能还有谢烨）；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区百万庄。有两点我还记得：一是谈老子，再是讲他与谢烨颇具命运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车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见了她，他便认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这样便开始了他们连体双胞的生活。
三
我的小小中国当代文学档案库很快就被顾城和谢烨用其生活和创作的史料添加了许多，它的里面一直保存着他们1987年1月30日应邀来明斯特参加诗歌节的机票。临到他们抵达前还不清楚，是否他们真能来。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给北京挂长途。那个周六的上午也如此，当时他们该朗诵了。他们来是来了，带着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许再来。但来得太晚，已经错过了朗诵会。张穗子在法兰克福机场没接到他们，车开得再快还是没赶上，所以我们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邮局之间碰上。我第一次看见他戴那顶帽子。我在宾馆认真劝他在正式场合脱掉那玩意儿，终归无效。顾城在那晚的招待会即席写的那首诗，充当了安排在市政厅的朗诵会和明斯特诗歌节的结束语，它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来在明斯特他们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腻人的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食品。日子过得沉闷（5月31日—6月2日）。在维也纳也阴郁，顾城和谢烨是在奥斯纳布鲁克和海德堡朗诵后7月5日赶到那儿的。他们随身带了大量肥皂，因为他母亲担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东西。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维也纳，里边那么多块，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对朋友的记忆不愿在时间中消逝一样。
生活显得很充实：在老史密德文化宫朗诵，去山顶的庆典台观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园和圣马克斯墓地看看，寂静的时辰与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努斯多夫（普罗布斯巷6号）的大树下聚会，那儿贝多芬曾生活过。小别（6月13日）：我们在阔气的维也纳人宽敞的厨房里安逸地包饺子，惬意的阳光照着露台，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开始沉郁，东方语言系办的朗诵会不多不少来了一些人，顾城的开场白总是这样：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这声音对我讲话……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多年来我所认识的他确是一个比我还穿得糟糕的人。不过我的耳朵却听到一个矛盾：它后来在柏林总是听到并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和其各种可能的变体：“我想吃点东西。”领着谢烨一道，在我们的储备角里到处翻找，令人吃惊地抖落出一些早忘了的甜点的，不正是他本人吗？
再次去维也纳前（7月12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和顾城在城南栗树下漫步在古堡街头。听见他再三讲一句话，“我很想回去看看”。他后来不记得这句话了，却暗地里付诸实行。这些年头我不仅成了他的档案库。还成了他的记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中文名字都姓“顾”，我们的儿子，奥莱尔（顾小彬）和塞穆儿（顾木耳）是同时在维也纳怀上的，也许在同一个城区，梅德林城区，饶赫巷16号，在17和平20门后面。不过他们在维也纳时倒不是生孩子高手，而是睡懒觉能者。散步时他们大都像尖兵般走在前面，树下找到长椅就补睡。但我总是把他们轰起来，带他们去观看维也纳众多的死神和美酒的场所。
四
一直有这样的传闻：他不爱这孩子；一直有这样的传闻：她要管俩儿子，一大一小。他们拿DAAD的基金于1994年3月16日到了柏林，没带孩子。他们住在哈愣湖，夹在高速路和公路的中间。我每次去他们那儿总走丢。3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踢完足球后我和奥莱尔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他们家。正好有客人。荷兰诗歌节的马丁·莫耶伊在那儿。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我们浏览塞穆儿和他们在奥克兰附近岁赫科岛上的农场的照片。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瑛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顾城在柏林时忽儿又开始想他“一去不返的爱情”，“灵肉的真正结合”的瑛儿了。谢烨得去找她，就像那次在奥克兰一样。但她找不着她，因为瑛儿早就跟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据说是一位开按摩厅的老色鬼，远走高飞了。后来还是找到了，顾城在柏林也激烈地以自杀来威胁，然而据说那女孩在电话里说，他顾城要死要活她管不了。
然而在当时并没人知道这些事，我们所见只是这幸福的一对，有才华的诗人和温暖贤惠的妻子。五年前在波恩的雨中我们去看过老墓园，在维也纳时也去过中心墓园的犹太墓地：而在这个三月的星期天（3月22日）我们在柏林的第一次散步就是去了克罗茨伯格的那些历史性墓地。我们在默林坝21号看的第一个墓园后来三个月成了这对求静的夫妇常常去散步的地点。
五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里他俩大都出了门，因而开先几月我们是靠电话和通信保持联系的。8月中才再见面，一起在柏林散步。他们总是满怀眷恋地谈起新西兰的大自然，我便想指给他们看，森林和流水其实离得很近。星期一上午，天空阴沉沉的，我们乘着119路经国王街，过了瓦尔特·拉特瑙被害的地点，到达终点站罗森内克，几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绿森林。谢烨开始讲她如何跟一个叫贝蒂娜的人学德语，不过谈话马上转到老一套话题上：这儿如何如何像承德，俩人一块儿叫道。他们的意思是，这些树木，这些断裂的枝丫，阴沉的雨天让他们想起了北中国。而我却发现自己身在柏林，我爱的柏林，带着我的孩子，他不是在林地上找枝竿就是要人背。从绿森林湖的围猎宫到克如门兰科的路对他们就像一条穿越中国之路，穿越记忆的中国，五年过来它成了谈话中可用以开心的话题。“文革”的那些悲哀的事情他们笑着唱着当笑话，那是他们童年的历程。谢烨谈到她父母的吵架和离婚，说她在承德的一家医院一个人整整过了有一年。顾城抱怨母亲的分离，那幼儿园里没有她的不可忍受的六天，孤零零地面对四壁，白得像死亡，他为了自慰跟它讲话。根据我的笔记，顾城第一次在柏林谈到他想死，谈到这种渴望是一般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我对他说话的学院似的把握使我没能完全理解他下一层命题。他神秘兮兮地说。中国人的自由是栏杆前的自由，只要我不承认界线，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此话可怕的真相直到后来我才领悟。走了四小时无处停歇，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告别。我们还穿着夏装。冷得发抖，地上一片泥浆，头顶天空摆出一副我在柏林从未见过的模样。
六
我们在星期四下午（8月20日）约好去动物园散步，却没有碰上头，我们等在动物园门口，他们等在火车站正面。打了电话，几小时后才碰上。奥莱尔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不肯从围栏脱身。他使我也对野兽着了迷，今后他还会引我去那儿。我后来对顾城说，我了解了你的生活，你就像柏林动物园的那些没有亮光住在深底的动物。他同意我的说法，答应一起去看看。
这天下午去斯图克温科的路上我开先又迷路了。孩子舒畅疲倦地睡在膝上，公交车远自王侯坝开出，好不容易到达哈愣湖桥，我却在错站下了车。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我里面抵触着不让我很快到达目的地，也许是王侯坝末的那片荒凉的景象，它只会对顾城焕发异彩，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只是他回忆北京和他的梦的跳板。
顾城有中国情结，他因远离故土所以只能谈过去。他常自言自语，谈这谈那，从毛泽东到父母到婚姻，毫无选择。每次总是谈某种缺陷：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她在灶台旁，给我们做饺子。她什么也不说，说什么呢。她的一生不是奉献，不正是无言的爱吗？他是通过她才学会讲话的，他的言说，还有他的书写都得归功于她：她帮他校正初稿，抄录，将作品变成了那种以他的名字发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劳动。如果谁将他的言说和书写给了我，而自己再不能公开或偷闲来言说和书写，那他不是给了我与事物和动物相区分的灵魂吗？为何他要听那些空话，那些随意的，在中国本不寻常而在西方到处泛滥的空话呢？
七
我常常对顾城谢烨谈到我在柏林喜欢的一幅画：勃克林的《死岛》。最好的那幅从前挂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内现归国家博物馆所有。我们星期五（8月21日）上午的郊游就是去那儿。我们从动物园出发，经过护城河的那个地点，那儿暗探把罗莎·卢森堡的尸首扔进了河里。不久我们从动物园里战前的凋敝的使馆区走过，顾城和谢烨一下子变得兴高采烈起来，使我感到很陌生。似乎某种东西诞生了，大自然恢复了其本性，人也从巨型缩回到原样。我们到了从前的国防部，还剩一点儿时间可参观抵抗希特勒的展览和试图刺杀希特勒的斯道芬伯格的纪念场。看《死岛》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我会梦见过——顾城唯一的评语。
在消逝事物前引起的兴奋几小时后又在勋卑格的圣马太墓园再度降临。我们站在一个银行家豪华的墓前。没有诗人能如此安葬，顾城也不行，只能默默无闻如作曲家马克斯·布鲁赫，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些修葺一新的墓碑，往年的风流人物和那些初绿点饰引人思睡的长椅感激地看我们离去，隐进夕阳里。
八
万湖有两条路我很喜欢，特别是那条孤寂地通向孔雀岛的。我乐于从记录了破碎之美的那段路出发。高树下旧时代精美的别墅间有一座堂皇的房子，人们也许不敢正视其恐怖：纳粹在这决议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处理，那个星期一（1993年8月24日）纪念地关门，我便建议顾城和谢烨改天来。他们来过却没找到地方。那是轻快的一天，浅浅的阳光和淡灰的气色，水边我们走了四小时，话题似乎只有中国，因为万湖他们又回想起了承德。谢烨半开心半沉思地用丰满美妙的声音唱起童年和“文革”时的歌曲。唱到一些地方他们便大笑起来，而我感到莫名其妙。过去的伤痕像在愈合，生活充满轻松的愉快，像万湖的道路和台阶一样有轨可循。从前的木匠顾城注意到地板，他在激流岛的家园就是用这些东西稳固的。我们歇了两次，第一次在弗伦茨堡群狮下，再是在孔雀岛对面的水湾，这凉天里只有鸭子在戏水。我们临水骋望。毛泽东是他自己制度的囚徒，顾城认为。
九
一天我们在斯图克温科跟诗人、翻译家约阿西姆·萨托里乌斯聚在一起，晚饭吃的又是饺子。我是顾城和萨托里乌斯的中间人，他们都通过我说话。谈到了写作和什么是好的中文（如鲁迅、周作人）和差的中文（郁达夫、刘心武和张洁），谈到了既简单又神秘的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萨氏提问，顾城大段独白：诗是不能写的，它自然而来，跟文字一样，它在与不在，人不能强求。因而写作从道家的意义上来讲是无为：你只有不去碰触玻璃杯才能把握这玻璃杯。写作和修改在内部是找“气”，如此理解才对。说到修改我便有机会提出有关顾城身上有个父亲的论点：正如当年他父亲把儿子的诗改动去发表或锁起来一样，顾城如今也任意改动自己的作品：其实呀，得从他那抢救诗稿才是。这有点玄的谈话很快被现实追上了：谢烨指着听录器提到她在计算机上的编辑工作，提到他的错别字，有时她没改好就送去付印了，比如中德版的《水银》就是一例。但顾城乐于再错。他第一次来德国的时候他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似乎那只是想象的生活和在树下睡上一觉。眼下在柏林就不一样了：得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五年来因为人在新西兰和政治形势，他跟出版社没什么关系，最近才考虑出版的事，主要在香港，因为大陆上唯一的法律就是需求关系。
十
参观克特·珂勒惠支文物馆后我们坐到法萨嫩街的文学屋的阳台上，秋气清凉。这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9月14日）。谈话短快地触及刚刚看的，他认为珂勒惠支的作品太现实了。谈话的焦点又是中国。这次他批评文人。1949年后他们就只知道谋私利，不像西方和中国1911年前的文人。头号例子是郭沫若，他到处投机取巧，丑态百出。他对诗人李白与杜甫的研究完全是投“文革”意识形态之所好，是丧尽天良地以精神自残对毛泽东做知识献媚的表现。很难找到例外，或许沈从文，他被妻子出卖，想寻死，后来干脆不搞文学。
在告发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作家协会比公安局还坏。临出国前他顾城还得在会上听任人家骂他写诗是为了“搞破鞋”。
送别的路上还有片刻时间可用以跳回柏林的现实：我们回到王侯坝角，回到当年罗伯特·穆西尔写着《没有个性的人》的地方，回到从前的中国大使馆，它的国民党旗一直挂到了70年代，如今有一家中餐馆高高在上，最后在记忆中回到那幅题为《怀疑者》的转画，那是我们两周前（8月28日）参观那里的墓园后在布莱希特屋看到的。
最后回到世俗的事儿，它既是每次聚会的结尾又是它的起始：首先是在电话里问那个习惯了的问题：我要不要应邀到他们家来吃煎饺子；再就是谢烨针对她丈夫说的那句一贯评语：这家伙讨厌死了（或烦死人了）。
十一
整整过了四周（10月25日）我们又在斯图克温科见面，又吃饺子。顾城马上又谈他的两个话题：中国和谢烨。中国的每种语言都是撒谎的语言。这点我们没谈多久，他又引入了第二个话题：谢烨呀，只会通过包饺子来表达感情，或者他只有在她的作品中才知道她的思想，她总是不说话。结婚前她有两年没跟他讲过一句话，要讲也是用命令的口吻：我告诉你……她从没对他说过爱他。
“不爱说话”的谢烨在为柏林的女读者准备三次朗诵会。她想选读在新西兰写的笔记《岛上一千日》和《赛咪》，对儿子的回忆。她也想拿出点她早期的诗，都是我从波恩找来的，以后再也没还我。她后来泪汪汪地谈起了这些朗诵会，说她的心是那么沉重。
十二
顾城12月15日18点在波恩大学礼堂又是用那些不久前在柏林DAAD画廊讲过的话开始他的朗诵会的：每次在北京坐公交车我都害怕，售票员喊，下一站是“故宫”，听上去就像下站是“顾工”，我的父亲。或者：《城》是一组写我的诗，因为它跟我的名字相同。
与柏林不同的是朗诵后可提问。为什么戴那顶诗人帽？回答总一样：因为它给我安全感。晚上也不脱，这安全感一直进入睡眠。问到的时候，他坦率地谈到了他的危机：1985年前他想做一个人。他还不了解世界。他希望像个孩子，相信灵魂和希望。并抱有回归的愿望。但世界变成了幻象，所以他认清了自己，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结束了“思考”，告别了社会。如果做人太难，太无聊，他也不愿作为物，今后只想走鬼或幽灵的道路，作为影子自乐于缥缈中。
从科隆和波鸿的朗诵会回来，又去了南部城市海德堡参加中国流亡文学讨论会，谈话就此告一段落。会上顾城和北岛争了起来，他认为诗歌是从精神中诞生的，北岛说是从语言，但语言不正是从精神中产生的吗？
这次在波恩我们去看了画家马克屋，去看了他在艺术博物馆的昼展，又经过克罗茨伯格和坡培多夫墓园去了小教堂，最后去看了坡培多夫堡的矿物博物馆。对顾城这位石头诗人和爱好者来说，这就等于他近期波恩观光的高潮。他和谢烨很融洽，大饱眼福。路上我试着提示他从前想回中国看一看的愿望，不过他无数次重复他在柏林说过的话：中国太可怕了，受不了，因而他组诗《城》的那些鬼魂不过表达了对中国的某种拒绝态度而已。
这中国恐惧症与他从农村回到北京有关。1974年他认识到，现在再也听不到自然之声了，只有实用的交通的喧闹。十六岁时他父亲就总是规劝他，叫他学他大写“文革”赞歌。为了回避与父亲的冲突，他这潜在的自杀者，作为缓解专门去当了五年的木匠。这冲突的效力到后来才展示出来，也使得顾城在新婚之夜对谢烨说：我们一起去死吧；也使他1987年到新西兰，为了缓解和扼杀思考，整整四年都在敲击石头。
难道他什么也不爱吗？当然，他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美国化未来临之前的北京。他没有高兴的事吗？有，他说只要北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读王蒙吗？不，王朔。
剩下的时日如何度过？顾城在厨房存好了食品，这样我们可一起为他的诗歌爱好者做一些鱼。然后又是煎饺子并谈了谈唐代诗人李贺。
十三
星期天晚上（1993年1月17日）我坐夜车回波恩前，我们足足有两小时时间在哈愣湖待在一起。在谢烨餐桌上包饺子的地方。顾城摊开了巴黎观光时的照片。“讨厌死了，这个人。”这话我听过。他们没办签证，是坐朋友的车过境的，去看了全身瘫痪的马德生。顾城把照片从桌上清开，又拿来了画和书法。那幅题为“在碟子里想家的鱼”让我们开心。画画猴子或用左手来书写“革命”的字样倒是挺适时的愉快。他难过的时候就画，只有高兴了才写。
好像我们不是在柏林似的，晚上唯一的话题又是：自私的人和批评声音的沉寂。在一个只庄重物质的世界里，每个人只想自己，对未来谁也不负责。过河拆桥，老子天下第一……
最后，在119公车站两个蹦跳地挥手作别的人影。一个回波恩开会，另一个回去写诗写文章，回到中国。
十四
我们想利用寒假最后在柏林聚聚。DAAD一年的资助快完了，谢烨想孩子，顾城想他的农场。我们躲开了波恩的狂欢节，于星期六和星期天（1993年2月20日到21日）聚在一起。张穗子和顾城忙着看《袖珍汉学》春季号他访谈录的校样。问题出在中国似的逻辑上，含蓄的说法显得没有重量，对20年代文学的传统关联也显得过强。这克罗茨伯格之夜过得飞快，像是要来象征这一年的飞逝。谢烨催着去电影节，夜半后有一部香港的功夫片。顾城呢，就会在她身边扮演一个瞌睡者的角色。
第二天晚上用来回顾哈愣湖的时光。我问他中国到底有什么那么可怕。他指着自己说，在新西兰老子最可怕。他显得苍白而邋遢，站在因屋里来客而推到墙边的纸堆间，都是些书法，他二百马克在柏林出卖。他根据庄子鱼之乐的寓言写了一张，送了给我做留念。
柏林的收获是那首组诗《城》，其诞生他完全归功于这冬天和鬼魂。北京以前是个“城”，现在却是个“市”，失落在买卖中。它的毁灭跟罗马和其他城市不一样，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十五
顾城改变了主意，不想错过伯尔基金会三个月的资助。但到正式开始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得过渡。他们1993年4月中搬进了我在柏林克罗茨伯格的住房。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闭门写作，每次我想进去打电话或看体育新闻时，他们就把笔记本合上或遮住，飞快地换个房间，容不得中断。最终我才知道原来在写《忏悔录》。顾城在读《圣经》，开始谈自己如何坏，如何恨自己。谢烨帮着写下和修订他读在听录器上或写在纸片上有关他新西兰的生活。这时她已知道，他在写遗嘱了。或许是这点使她越来越不安，使她伏案记录而不是那些顾城讲的与瑛儿具体又色情的冒险故事。他们狂热地工作，只有吃饭和散步时才停下。她去厨房时，他就躺在瓦藤堡街7号的后院梨树下的长椅上，让邻居们颇感惊慌。他说他实际上在工作，在追思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在怀想一个宁静的地方。好几次我得去叫他吃饭。
他们散步是出去玩玩，到临着克罗茨伯格的虹恩街的儿童游戏场打打乒乓球，或去默林坝的旧墓园看看。谈话的时间很少，但打打几分钟的乒乓球倒是其乐无穷的。
十六
五月中的一个周末(5月14—15日），正逢柏林最美的时光。法布尔那本书的中文版寄来了。这书简直是他的《圣经》，他赞叹其语言美。他也谈到另一本《圣经》的文笔，他只能用中文读，他说没译好，中文读起来一点都不美。除了法布尔的书外，他说《奥赛罗》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读物，但他指的恐怕是《哈姆雷特》吧？还有两本书也使他想做个“好人”，一是哈代一本不太有名的书，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欺凌者》。
我问组诗《城》里的人称代词“她”这一人物是怎么回事。她是顾城离开中国前在北京认识的一个小女孩，谢烨神色愉快地说。她也喜欢这女孩。我不太明白。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孩子，多吃点），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待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我们站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做酸辣汤用肉泥我需要一把快刀或菜刀。顾城给我磨了一把中国菜刀，特快，亏得他叫我小心。谢烨骄傲地说，他磨刀真内行。
吃饭的时候，顾城给呛了，他吃不来辣的东西。我们在谈人的幸福。他从前的幸福是在山东省农村度过的时光。他送了些当时的照片给我的档案库。
我们站在阳台上望着约克桥前旧车站的一场大火。大战后铁道就再没投入使用，荒草萋萋，爱去那儿散步的不止他俩。看见火光，谢烨想起了木耳。
十七
我柏林的房子若住了人，我就一般睡到厨房里。顾城知道我起得早，而他自己又失眠，便总爱有违习惯地很早遛到厨房来。他总爱提些问题，而我正低头批改试卷，一时答不上。一个星期天上午（1993年6月13日）他想从我这儿知道，为什么人与人不同？那是为了让有谢烨这样的人来爱你，几小时后我才对他说。他不太满意。最好既没有男人又没有女人，说这些的是一个把自己当作女性而把谢烨当男性的人，一个只想像贾宝玉那样生活在女人中的人。奇怪的是，《红楼梦》的问题他又看得很清楚：只有对美的零落哀悼，而不是对人之死，比如说对别人的逝世林黛玉就无动于衷。
死又这样潜入了我们的谈话。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其他的人只是“人口”也就是说是动物，没有神正好，他可以任意随便杀人。他把死理解成“无生”，它是某种变化或梦或睡或某种“未知”的东西。
这个阴雨绵绵的柏林周末，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聚，哪些尚可追忆？《忏悔录》完成了，他又在写《城》，并同意想着法兰克福神学和哲学家请他去做的报告，专题是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我帮了他，不过是在其他领域里。我们一起用一根木棍修好了洗衣机，那里面塞住了一件衣服。
不久，他做报告的那个前夜（报告后来俩人兴高采烈说很成功），好容易才阻止了他自杀的想法。
十八
8月中，他们从克罗茨伯格迁到艾弗尔的兰根布罗伊赫。还没过一周，顾城就在8月23日虐待了谢烨。她进了医院。直到8月16日的周六他们都一直在吵，她要求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她想单独回新西兰。然而，没有找到救护车。星期五他们说和好了。他们想经波恩和柏林回家，但先得去心理医生那儿。顾城要不要送医院，就看谢烨的决定。她因他的哀求心软了，并声明说，她爱丈夫，愿意跟他一起回新西兰。
他们在人的陪送、下于下午到了波恩。我跟我的工作人员约好，早就到了城里来送行。我看着静悄悄的顾城，他答应改进，愿意变好，关怀儿子，做个好丈夫。打谢烨的不是他，从前谢烨手上最小的一点伤疤都会让他最最心痛，因而打她的不是他而是“它”。他说，《城》这组诗他难能写完。这听上去像是某种变化的征兆似的。是的，他保证再也不写东西了，甚至《忏悔录》的写作他也发誓放弃，这部作品今天他也无法写了。我看着谢烨，她隐蔽着伤痕，一如既往地微笑，容光焕发。但为何告别后她还在阶梯上久久回望？我们多年后或许会在新西兰的“无历史”中再见，我还以为这是说着玩儿。厅里她身后站着顾城，他的瞥视较短促，却依旧那么温暖，而世界不久就会质疑这种温暖。
第二天打电话到柏林没找着人。但他们到了克罗茨伯格，并给一熟人留了张条。我9月10日才读到：我们开路了，再见。那么在永别前呢？他们跟柏林许多朋友都告了别。顾城跟人玩牌，显得很好处，赞叹死之美。谢烨却惊恐不安，似乎她预感到他有关身体哲学的后果：如果某一部分想死，那么整体就得跟着走。
十九
他们在美国待了几天或几周，那儿发生了什么，现在只有猜测。在柏林我就注意到他们总是像对夫妇一起出现，他不让她单独出门。她若想去看电影，他就陪她去，毫无兴趣，打着瞌睡让电影放完。我闭目可见他跟她在克罗茨伯格一起购物回来。突然间日常事务对他产生另一种含义。据说她在美国时就像他的俘虏，他对她越来越坏，像待一个奴隶似的。谢烨早在伦敦时就讲到过虐待的事。到了奥克兰据说不准她跟人说话和打电话。24小时地监视。从来就是他说了算，现在他也不准她跟儿子在一起。
谢烨本来几周来就憔悴不堪，回去后（9月24日）更恶化，而顾城却越来越冷静。他回去后马上就想去借枪。未果。朋友们都想来帮帮。她想带孩子逃跑，没成。有人出面干预了。劝他分居，他同意了并住到了他姐姐顾乡那儿。最后分开前他还有个最后的心愿：再给他十天时间，他想跟她一起为儿子写本书。谢烨同意了。白天他们在顾乡的家里一起工作，晚上便各走各的路，直到星期四晚上，他受不了啦。星期五上午他在研读交通规则，给她打了个长电话，请她下午来教他开车。他在停车场手拿交通规则的书等她。她跳出车来，因他准备了一把斧头，想逃脱，他从后面击中她，头骨破裂，背上满是伤。谢烨并没死，喘息着。他到一棵树边系好绳索，然后去屋里洗手。他严词喝命他姐姐说，他杀了谢烨，现在要自杀，她不准来阻止他。他上吊了。他姐姐去找谢烨，叫了急救车，把弟弟从树上解下。他还活着，沉重地呼吸着。她根据他的指示，没有帮他。谢烨两小时后因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
二十
顾城是从“文革”以来就一直想自杀而未果的人，某天突然自杀成了，这想来似乎不太难理解。但他为何之前要杀妻并夺走他孩子的母亲呢？对这问题的回答已经搞得神乎其神了，像当年斐特拉·克丽和尔德·巴斯蒂安一样：美国和新西兰的报纸都在说悲惨的情死，有第三者，是谢烨在柏林时认识的。这里又把受害者当作了行事者。以顾城在柏林时就采取的监视格式来判断，是不可能有第三者的。当他怀抱自杀计划时，谢烨可能寻找的不过是同情与交谈的温暖。其他人在这点上或许比我精明，而我只要想到顾城所熟练掌握的外在形式，我就会执迷不悟。他确实在新西兰从言论到行为上折磨过妻子和孩子。她人死了，难道还要成为这样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开承认与第三者有色情关系并像他从前鄙视的郁达夫那样用青春期的笔法公诸于世吗？(见《九十年代》1993年第9期，第95—103页。)
真相自在别处，《忏悔录》结尾的认知过程，因那少儿似的甚至可笑的爱恋的结结巴巴，十分贫乏。或是可算作自以为是的婚外恋的主题认识和一场自负其咎的损失。顾城在柏林时就知道瑛儿离开了他，因而他便推迟回程并张扬回去就等于死。谢烨是他的言说与书写，他剥削她直至精疲力竭。她想将所剩的力量献给孩子。他兀然孑立，西厢也空了，生活得从头学起。这他是无能为力的。
但如何解释那种残忍呢？顾城不是总在追求绝对的美和真吗？他不是在谢烨身上找到了吗？他不是冲动杀人，而是谋杀。但他为何眼看她独自死去而自己去洗手呢？为何一直愿意跟她一起赴死的他竟冒这个死后天各一方的险呢？死后的第三天在小圈子里举行他的火化仪式，骨灰根据中国习俗不土葬而是交好友保存。谢烨的尸体警察局后来才发放，她也火化了，十来个好友参加，骨灰移交给她弟弟，找到最后安息。已经宣布说她一部分骨灰要运回中国。将来他们共有的只是激流岛上人们为纪念他俩种植的一棵树。
世界会骂顾城是一个被惯坏的不承认原则的孩子。出门在外他显得有节制，回家却对妻子孩子为所欲为。他的绝对意志，他的无我状态，他作为“幽灵”的存在，整个这些，加上他的霸道，使他觉得像神，操掌生杀大权。他的爱恋只是一种手段，迫使他人为他的生活而交出自己，只为他而生活。给予谢烨自由就意味着他艺术制造的世界的完蛋，也使她能够给后世留下另一幅顾城的画像。
二十一
问题仍未解答：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顾城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例。我想征用罗曼罗·戈瓦蒂尼奇妙的著作《论忧郁的意义》的一段来结尾：
这使我们接近了忧郁的价值中心：最本质地讲，忧郁是对爱的渴望，对爱的所有形式和阶段的渴望，从最基本的色相到精神的最高级的爱。忧郁的中心力量是爱欲，是对爱和美的渴求……它体验到消逝的苦痛：爱侣的被夺，生气之美的昙花一现，美的邻居乃死神……这儿勃发了两种生命基本冲动，一是对于满足的，一是对于毁灭的：它们赋予了忧郁者以特别色彩，使他体认痛苦的矛盾……对绝对的渴求是与忧郁者的某个一切皆徒然的深层意识相关联的。对绝对如此焦躁的渴求，如此直接而对中途状态视而不见直至踏上幻觉的快捷方式的渴求，这种方式本身就意味着绝对的求之不得。
二十二
最后是那些通话，那些简单的问题：有新的消息吗？回答者这边总是绝望：作为最终的原因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最后是那些信件和负疚感。她，“这不平凡的女人”，本来是可营救的，可她自己很显然不愿意。顾城在德国的精神病院，谢烨在新西兰，这不闹得满城风雨吗？她若扔下他，他也就再不能写作，而时刻可能自杀，她会怎样对儿子和奥克兰的那个孔孟圈子谈这一切呢？是一个清醒、有预谋的意志而不是一个神经病者干了这一切。
最后是那些图片：照片和录像带，波恩拍的，维也纳的，到处都有。最后是去柏林(11月11日）在纸篓里找寻踪迹，抹掉信箱上他俩名字的遗迹。俩人的骨灰天各一方，一去不返，他们留在身后的东西却近似好玩似的四散着，以至于我孩子问道：他们死了，对谁有好处呀？
最后是那本书，一本官方版的一本非官方版的《忏悔录》，画了个半裸的女人，有时遮掩，有时没有，有人从北京带了回来。
最后对于人，人到底了解多少？如何回答？或许答案就像日常的事物如饺子一样简单。它跟人一样有层外皮，里边是什么，只有在太平凡的生活实践中才显露出来。顾城的《忏悔录》无非给自己出丑，他对弱者的所作所为，只有种子能原谅。而长年奉献了自己的谢烨，尽可相信人世的残忍，却万万想不到死会出自顾城之手。她留下了一个沉重负担：去亲近那些人世间的弱者，既不要被表面的热情也不要被那一个微笑所迷惑。
- 这篇文章是根据我1993年10月14日在波恩大学召开的顾城谢烨追悼会上的发言整理扩充而成，其摘要会载1993年10月25日的《日报》，第15页。
- （译注）因一时找不着作品中文原文且无法与出差的原作者取得联系，此处引文均从德文译出。
- 顾城和谢烨美好的通信中会谈到他先前的失语。见《作家》（1987年3月），第52—60页。德文选译见：《龙舟》（1988年2月），第83-84页。
- 我记得是这样的。有的文章说顾城和谢烨是（1979年？）在京沪列车上认识的。
- 根据1993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的消息顾城和谢烨曾在1993年3月回了北京一周住在父亲顾工家里，他们在柏林从未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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