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寻常

——《经典的诞生》序

解志熙

《经典的诞生——叙事话语、文本发现及田野调查》，是裴春芳的第一本书，书中所收的文献整理及考论文字，大都撰写于2000～2012年间。这其间除了在外工作的两年，春芳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清华中文系攻读学位，这些文献整理及考论文字即是她在清华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的一些学术习作之结集——尚不包括她的博士论文。今日重读它们，勾起了我的许多亲切的回忆，因为作为春芳的指导老师，我可说是这些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因此也见证了她在学术上的逐步成长与成熟过程，此番重读，岂能无感？这里就聊书所忆所感，权且作为此书之序吧。

春芳是河南武陟人，1996年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据王中忱兄说，春芳在北大毕业后就曾经报考过清华中文系的硕士，并顺利进入复试，可是初试后她就回老家去过年了，浑然忘却还可能有复试，遂致耽误。直到1999年春芳再次报考清华中文系，得以在该年9月入学就读。其时我也刚到清华，给他们这一级硕士生上过两门课。那时的春芳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主见、个性颇倔的河南姑娘，同时也带着些北大学生常有的大胆和自信，所以在学习讨论中常常率先发表不同意见，即使对一些成名专家的看法，也敢于直率地表达不同见解。这和一般地方院校学生之“善于听话、怯于表达”是很不一样的，让我格外地欣喜和欣赏。也因此，稍后蓝棣之先生便对我说，“你既然很欣赏这个倔姑娘，她又是河南人，而且也毕业于北大，与你也算有缘，就交给你带吧！”所以，裴春芳是我在清华带的第一个硕士生。春芳到了我这里之后，倒也相安无事。其实，她的倔强性格体现在生活态度上，虽然有些认理不认人，但待人处事却是识大体的，有时甚至是颇能宽容的。记得她硕士即将毕业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曾经遇到麻烦，我和王中忱兄不免担心以她的倔强性格，一定会针锋相对的，所以急忙找她谈话，力求纾解之，没想到春芳却显得出人意料地平和，坦然表示对方也是有才气的人，可惜撒野缠斗、糟蹋才华，自己是不会在意的，只想全心全意做好毕业论文。这让我和王中忱兄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春芳倔强的性格体现在专业学习上，便是特别的执着和认真。比如她的硕士论文选题是沈从文小说研究，为此她不仅苦读沈从文的作品，而且为了获得切身的生活感受，曾只身远赴沈从文的家乡，深入当地农家体验生活，历时两月之久，既颇有收获，也不无惊险的遭遇，收入本书的《湘行日记》就是她那时的田野调查笔记。她稍后撰写的硕士论文《“互观”与“反复”的交织——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文化内涵》，即以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对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文化纠结有所发明，因此获得清华大学2002年度优秀硕士论文奖，其主体部分的两章后来分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在收入本书第一编的数篇乃是其硕士论文的全文。春芳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敏感、分析能力和踏实的工作态度，曾得到一些专家如赵园先生和王中忱兄的好评。

春芳硕士毕业后，就到外地工作了。但老师们并没有忘记她。即如王中忱兄就因为对春芳性格和为人的赞赏，加上对她出色的硕士论文记忆犹在，所以当2004年清华中文系第一次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中忱兄颇为感念这个外放的学生，乃建议我把她重新招回清华。而春芳重回清华之初，正值新婚，不久就怀孕了，这不能不影响她的学业。几经考虑之后，她和丈夫还是决定保住孩子，这于理于情都是应该的，我自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而孩子从孕育到诞生再到上幼儿园，是颇耗心力的，春芳的专业学习不得不停顿，直到2008年之后才重新开始，这也就是她的博士学位念了那么长的原因——单是照顾孩子就耗去了她整整三年时间。而当她重新拾起学术时，鉴于她在沈从文研究上基础不错，我曾经建议她顺势而为，继续研究沈从文。但好强的春芳却不愿意走这样一条顺风顺水的路，而期望在博士论文上有新的开拓，为此她选择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新课题。因为了解她的性格，我只好同意她的选择。此后四年间，春芳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方面苦读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另一方面究心于历史与理论的思考，终于在2012年比较完满地完成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毕业论文也获得了当年清华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奖。

我很感欣慰的是，春芳并没有因为对现代散文的研究而放弃对沈从文的关怀，而是将沈从文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对整个京派文学的关注，尤其注意对京派文学文献的发掘，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收入本书并成为其主体的，就是关于沈从文、汪曾祺、芦焚和常风的文献发掘及相应的考释文章，加上第一辑论沈从文小说叙事话语诸篇和书末的《湘行日记》，本书直可谓是一部关于京派文学的考论专集。尤其值得推荐的乃是其中的文献发掘和考释文章——由于春芳发掘出来的并非一般的泛泛之作，而多是至关重要的文学文本，委实大大丰富了京派文学的内涵，有力地推动了京派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近些年，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不断有可喜的收获，但就所发掘的文献之重要性而言，恐怕没有比裴春芳的发现更专精也更值得重视的了。“十年辛苦不寻常”，毫无疑问，裴春芳在京派文学文献上的诸多发现及其考释，乃是对京派文学以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说起来，春芳在北大读本科时期学的就是文献专业，她后来在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方面，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这一优势，同时可能也多少受了我近年比较关注文献校读的研究趋向之感染。然而后生可畏，春芳在现代文学文献发掘方面的用力之勤、用心之细，常让我有喜出望外之感。犹记得2008年的一天，她给我发来一封函件，说是发现了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并在电子邮件里附上了新发现的两篇小说原文的录入稿，而我却因为《沈从文全集》已收录了《看虹录》和《摘星录》，误以为她发现的或者只是一个字句略有不同的刊本而已，所以我一开始有点掉以轻心，并没有细读她传来的录入稿。见我没有反应，春芳又来信强调她发现的两篇小说《梦与现实》和《摘星录》，原刊于1940～1941年香港的《大风》杂志，作者 “李綦周”乃是沈从文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笔名，《梦与现实》后来被沈从文改名为《新摘星录》、《摘星录》，而真正的《摘星录》并未收入《沈从文全集》。这让我大吃一惊，细读一过，果然如此，乃立即转请北大中文系的方锡德先生鉴定，方先生看后也欣喜异常，说是多年前他就听吴组缃先生说过沈从文有此作，他为此寻觅二十多年而不得，没想到被裴春芳找到了，那无疑是沈从文研究的重大发现。鉴于这两部中篇小说的发现对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性，我嘱咐春芳校理了原文，并撰写了初步的考释文章《“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将它们一同推荐给《十月》杂志，该刊乃于2009年第2期头条刊出，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应，而即使不全同意裴春芳考释的学者，也不能不赞誉她的文献发掘之功：“这个重大的发现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最可喜的收获，裴春芳挖掘史料的可贵精神着实令人钦敬。”（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春芳后来又撰写发表了答辩文章，心气平和地提出了补充论证，而我自己在2011年撰写的长篇论文《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也多处参考了春芳在沈从文文献上的诸多发现。人言“教学相长”，其是之谓乎！

在文献的发掘上，春芳表现出一般年轻学人少见的耐心、细心和大方。记得2007年年末，我曾整理发表汪曾祺早年的十篇作品，那其实都是我二十年前在北大读书时所得，并无新发现，不料春芳却告诉我，她发现了汪曾祺早年的另外八篇作品，此后她又陆续有所发现，累计竟达十六篇之多，大大超越了我的发现。而为了校订这些文本，她曾两次远赴昆明找原刊进行校对。可惜的是，正由于她发现的文献太多，而又不愿像别人那样为了多发文章而一一细数这些作品，只希望能一次集中发表、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即可，然而什么刊物能一次集中发表那么多作品呢？我也曾将她辑佚的汪曾祺作品推荐给一个刊物，却迟滞了四年之久也没有发表出来。可是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学史料》编辑部2011年召开新编《汪曾祺全集》会议时，春芳却毫不迟疑地贡献出了自己的辛苦收获，这让负责编辑佚文的李光荣兄非常感叹。即使作为老师的我，也不能不为春芳惋惜，所以在编辑最近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我也曾准备一次发表春芳发掘的这些佚文及其考释文章，然而临末又因篇幅所限而不得不割爱。幸好孙郁兄听说了，热情推荐给别的刊物，希望这次能够顺利刊布，庶几不没春芳发掘和整理的苦辛。不待说，由于裴春芳的这些重要发现，汪曾祺早期创作的风貌将大为改观，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远非学界所以为的汪曾祺只是沈从文的模仿者那样简单。

让我特别开心的是，有时我们师生在文献发掘上竟然不谋而合。比如，芦焚（师陀）的长篇小说“一二·九”三部曲之一《争斗》，就是春芳和我分别发现的——大概是在2007年的冬天吧，春芳在阅读1940年的香港《大公报》时，发现了连载于那上面的芦焚长篇小说《争斗》七章，觉得可能是散佚集外之作，于是录呈给我看，而我稍前些时候也偶然发现了芦焚在1941年7月15日“孤岛”上海出版的《新文丛之二·破晓》上发表的小说《无题》，乃是一部无名长篇小说之两章。稍读这两个部分，即不难发现它们在主题上和情节上颇多关联，很可能是同一部长篇小说的两个部分，因此我嘱咐春芳抽空一并过录，仔细看看是不是同一部小说。随后，春芳对《争斗》和《无题》做了认真的校读，确证《无题》就是《争斗》的另外两章，而其另一部《雪原》，也由我找到了失收的半部，遂使芦焚精心结撰的这个“一二·九”三部曲的前两部重新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这个发掘有可能使学界对芦焚的创作，尤其是小说艺术成就，做出新的判断。我和春芳也为此分别撰写了考释文字，我们的判断当然是初步的，容或有失，而重要的是文本找到了，学界进一步的讨论自会有恰当的结论，而定论不必一定出自发现者也。事实上，春芳对《争斗》的看法就和我有所不同，而对她的不盲从老师，我是很欣赏的——她的考释文章，其实就是我交付刊物发表的。

春芳跟我读书前后将近十年之久，乃是最为熟悉的学生了，而且我们在文献发掘和学术研究上也常有交集，相互支持、相互订正，可谓历有年所了，由此我也得以亲眼见证了她从一个年轻单纯的学子成长为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之过程。本书就是春芳十年苦心探索的一部分心血之结晶，无疑算得上收获不菲，如今看到它们结集出版，我是打心眼里高兴的。而可喜可贺之余，作为老师和同行的我，也想坦率地提醒春芳在今后注意改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和弱点。在学术上，春芳的优点是为学的踏实和解读的精细，但弱点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有时拘泥于文献史料并且似乎比较偏好在细节上做文章，理论的思考还不够深、历史的视野还不够广，倘能于此有所拓展，则取得更大的成绩是可以预期的。而由于春芳多年来几乎把全部心力都倾注到学术上，她在生活上有时就不免忽视了家庭和亲人，而尤其疏于学术社交，几乎不与学术界往来，只是一心埋头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这其实于她的发展是不利的。我当然很赞赏春芳“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为学态度，但其奈如今已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先贤书”就可以自了自足的时代了。算起来，从1991年考入北大本科，到2012年在清华博士毕业，春芳在为学上其实已经耗去了二十年的心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研究者了。但是她在硕士毕业和博士毕业后，却都因为疏于学术交往和拙于社交应酬，而找不到能让她一展所长的工作，而同样疏于交往的我于此也无能为力，心里是很为她可惜和焦急的，而她又在北京成了家，不能到外地去工作，这就更自为难了。应该感谢的是，就在春芳最感为难之际，她的母校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接纳她为博士后。我毫不怀疑春芳在学术上一定会好自为之、更进一步的，但也希望她能在生活和社交上有所改善，以期在博士后之后能够顺利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不负所学、一展所长。

新春之际，拉杂书此，祝福春芳，诸事顺利。

2014年2月11日

于清华园之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