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以前来过这里。”我说。我来过这里，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的六月，一个天空万里无云的日子，和塞巴斯蒂安一起来的。当时，水渠里长满奶黄色的绣线菊，空气中充满夏天的气息。那一天仿佛有着特殊的光芒，无论我后来又在不同的心境下来了多少次，但在这最后一次旧地重游时，我内心回想的始终是这第一次。
我那天来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就是这里。当时正值牛津大学划船比赛周。当时的牛津还是一座精雕细刻的城市——可现在，它就像被汹涌而至的海水迅速淹没的莱昂内斯
，被人遗忘，也无法挽救。当时的牛津，街道是宽敞的、安静的，人们像纽曼笔下的人物那样走路、说话；牛津秋天的迷雾、春日的灰绿，还有她难得一见的夏季光芒——都散发出已存在数个世纪的青春而温柔的气息。我来时正值夏天，栗树开着花，嘹亮清晰的钟声飘荡在山形墙和圆屋顶上空。遁世的静谧让我们的欢声笑语有了回声，带着它穿越一切干扰嘈杂，欢快地久久回响。划船比赛周期间，一群女人不请自来，大约有数百之众，在鹅卵石小路上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爬上台阶欣赏风景，寻找乐子。她们喝着干红葡萄酒，吃着黄瓜三明治，由船夫带领，坐在方头平底船里游河，还成群结队地涌上学校游艇。在《艾瑟斯》杂志社与辩论社，迎接她们的是吉尔伯特与苏利文式笑话，这些笑话突兀、奇怪、滑稽，又让人难堪；在学院教堂，迎接她们的则是音效独特的圣诗合唱。这帮入侵者的喧嚣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在我就读的学院，虽然没有这样的喧哗，却出现了一场它独有的最粗俗的骚乱。我们要举办一次舞会。我住的四方院前院被铺上地板，搭起帐篷；门房小屋的周围摆满棕榈树和杜鹃花；最糟糕的是，住在我楼上的导师竟然把他的房间借出，用作舞会的女衣帽间。这位贼眉鼠眼的导师还和自然科学会有些关系，他把将要举办舞会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印成通知，挂在离我的橡木大门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没有人比我的校工对此反应更强烈。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请没有女士作伴的先生尽可能远离此地用餐，”他垂头丧气地说，“你会在这里吃饭吗？”
“不会，朗特。”
“他们说，这是为了给下人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呀！我还得去给女衣帽间买个插针包。你说他们为什么办舞会？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以前，划船比赛周里从来没有舞会。校庆舞会，那是另一码事，那是在假期期间，不是在划船比赛周。难道茶会、游河还不够吗？先生，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都是战争导致的。要不是打仗，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当时是1923年，对朗特来说，对千千万万其他人来说，一切都和1914年再也不一样了。“现在，刚到傍晚，大家就开始喝酒，”他习惯性地一半身子站在门里，一半站在门外，继续说道，“或者是一两位绅士一起吃午餐。这些都不算什么。可舞会有什么道理啊。都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搞出来的。他们年纪大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愿意学。真的是这样。还有人跑到共济会教堂，和镇上的人一起跳舞呢——不过，学监会抓到他们的，你看着吧……哎呀，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能站在这儿聊天了，还得去买插针包呢。”
塞巴斯蒂安走进来，他穿着鸽子灰法兰绒衣服，配着白色绉纱，打着夏尔凡领带，而我系的是印着邮票图案的领带。“查尔斯，你们学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来了个马戏团吗？我看除了大象，马戏团的一切你们这里都有了。我不得不说，整个牛津突然变得极其怪异。昨天晚上，到处都是女人。你得马上走，免得危险。我弄了辆汽车、一篮子草莓，还有一瓶佩拉庄园的好酒——你肯定没有尝过，所以就别装了。美酒配上草莓，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
“我们去哪儿？”
“去看一个朋友。”
“谁？”
“霍金斯。你带点钱，万一看到什么想买的就买。车是哈德卡斯的。我如果把自己害死了，你把车子剩下的部分还给他。我开车技术不太好。”
大门外，曾是护院住处的冬季花园旁，停着一辆敞篷双人座莫里斯·考利小汽车。塞巴斯蒂安的玩具泰迪熊坐在驾驶座上。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俩中间。“照顾好他，别让他晕车了。”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圣玛丽教堂的大钟敲了九下。在商业街上，我们差点撞上一名神父。他胡须花白，戴着黑色草帽，静悄悄地骑着自行车，沿马路逆行。接着，我们穿过卡尔法克斯，经过车站，很快进入开阔郊野的伯特利路。在当时，去郊区还是很容易的。
“时间还早吧？”塞巴斯蒂安说，“那些女人还在做她们下楼前要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懒惰把她们给毁了。我们走了。愿上帝保佑哈德卡斯。”
“无论哈德卡斯是谁，请上帝保佑他。”
“他原本打算和我们一起来的。懒惰也把他给毁了。哎，好吧，是我告诉他十点出发。他是我们学院非常悲观的人。过着双重生活。至少我觉得他是这样。他总不能不分白天黑夜，一直扮演哈德卡斯吧？——他会死的。他说他认识我父亲，但这不可能。”
“为什么？”
“没有人会说自己认识我爸爸。社交圈里，人人对他避之不及。你没听说过吗？”
“我们都不会唱歌，真可惜。”我说。
我们在斯文登驶离大路。艳阳高照，周围全是不用灰泥、仅以石砖和料石砌成的房屋。大约十一点，塞巴斯蒂安没有提醒我，便将车开上一条马车道，停下来。天气炎热，我们只能找地方遮阴。在山丘上的榆树林中，我们坐在被绵羊啃过的草坪上，吃着草莓，品着美酒——塞巴斯蒂安所言不虚，两者确实美味无比。接着，我们点燃粗大的土耳其香烟，仰面躺下。塞巴斯蒂安的眼睛盯着头顶的树叶，我看着他的侧脸。蓝灰色的烟雾升起，一直飘向绿色的树荫深处。没有一丝风扰动烟雾，烟草的香味与周围甜蜜的夏日气息混合在一起，醇香的金色葡萄酒让我们仿佛悬在离草坪一指高的空中，飘飘欲仙。
“应该在这里埋下一坛黄金，”塞巴斯蒂安说，“我应该在每个我得到过快乐的地方都埋下一点宝贝。等我又老又丑又痛苦的时候，可以回到这些地方，把宝贝挖出来，回忆过去。”
这是我大学第三学期的事。我认为，我的牛津生活始于我和塞巴斯蒂安的初次见面，那次偶然相遇发生在第二学期期中。我们就读于不同的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他那天晚上如果不是碰巧在我们学院喝醉，而我的寝室又如果不是正好在四方院前院的一楼，那我在三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他。
堂兄贾斯珀警告我，住在一楼房间是危险的。我当时刚来学校，他认为应该对我进行一番详细的指导。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那段时间，他和往常一样，避免同我进行严肃的对话。我还有两周就要来牛津时，他还完全不曾提及这个话题。后来，他异常羞涩地说：“我和别人谈起你要去念书的事。我在阿西纳姆绅士俱乐部遇到你未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鲁里亚人对不朽的理解，他想谈谈为工人阶级开设业余课程的事。于是，我们各让一步，谈起你。我问他应该给你多少零花钱。他说：‘一年三百镑吧，不能再多了，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多。’我觉得三百太少了。我读大学时，零花钱比大部分人多。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大学，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别的阶段，能让几百镑对一个人的重要程度和受欢迎程度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在考虑是不是给你六百镑，”父亲抽了一下鼻子，他开心时总是这样，“但又仔细想了想，院长如果知道了，可能会觉得我是故意对他不敬。所以，我打算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过他。
“是，我是太骄纵你了，不过这些钱都是存款利息，你知道吧……我想，我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你一些建议。以前，除了你的堂伯阿尔弗雷德，从来没人给过我建议。你知道吗？在我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你堂伯阿尔弗雷德特地骑马跑到伯顿来，给我提建议。你知道他的建议是什么吗？他说：‘内德，我必须要求你做一件事。请你在开学后的每周日一定戴礼帽。这是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比其他任何标准都重要。’”父亲深深地吸了吸鼻子，继续说，“你知道吗？我还真一直戴着礼帽。有些人戴，有些人不戴。我从来不觉得没戴礼帽的人有什么不同，也从来没有听见别人对他们评头论足，但我自己一直都戴着礼帽。这个例子表明，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给别人提出明智的建议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我希望自己能对你提些建议，但我没什么可说的。”
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一遗憾。他是我父亲哥哥的儿子，不止一次在提到自己父亲时，用半开玩笑的语气称他为“一家之主”。他当时在读大学四年级，上学期，他差一点拿到划船比赛最高级别的蓝色奖。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本科生联盟的主席，学院响当当的人物。在我来念书的第一周，他就正式登门拜访，并留下来喝茶。他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蜂蜜面包、凤尾鱼吐司和富勒核桃蛋糕。他吃完饭后点燃烟斗，靠在柳条椅上，列出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涉及各方各面。直到今天，我还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他的许多原话：“……你念的是历史？这是一门很好、很有声望的学科。最差的是英国文学，倒数第二差的是现代经学。你要么争取一等荣誉学位，要么混个四等。两者之间的名次没有任何价值。花时间取得一个二等学位，那是浪费。你应该去听最好的讲座——比如，阿克莱特关于德莫斯蒂尼的讲座——不管这些讲座是不是你们学院的……衣服，要像在乡间别墅里那样穿。永远不要穿粗花呢外套配法兰绒裤子——要自始至终穿套装。还有，去找个伦敦的裁缝；那里的裁缝做的衣服更好，赊账时间也能长一些……俱乐部，现在加入卡尔顿俱乐部，第二学年初，再加入格瑞德。你如果想通过竞选参加辩论社——也不是件坏事——但先要在外面树个好名声，比如，先加入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或先在报纸上发言……离野猪山远点……”对面山形墙上的天空霞光闪耀，接着变得黯淡。我往火炉里加了些炭，又打开灯，两者的光芒照亮他穿的伦敦定制灯笼裤和利安德领带……“不要像对待中学校长那样对待大学导师，要像在家里对待牧师那样对待他们……你会发现，要花第二学年一半的时间甩掉你在一年级结识的坏朋友……要小心盎格鲁天主教——他们都是口音难听的鸡奸犯。其实，要与所有宗教团体保持距离，宗教里的人只会干坏事……”
他终于要走了，临走前说：“最后一点。换个地方住。”我的房间很大，有深凹的窗户和18世纪的彩绘镶板。我只是一年级新生，能分到这样的房间已经算幸运了。“我见过太多因为住进前院一楼房间而堕落的人，”堂兄异常沉重地说，“大家会顺道走进来。他们把衣服丢在这里，又在晚餐前来取。你请他们喝雪莉酒。你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念书时，已经给学院里所有的坏学生开免费酒吧很久了。”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自觉遵守他的建议。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有换过房间。夏天的傍晚，窗台下盛开的紫罗兰总是让整个房间芬芳四溢。
回想起来，人们总是容易赋予青春或早熟或纯真的虚伪色彩，就像篡改门框上对应身高的日期。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确实这样想过——我要用莫里斯的艺术品和阿伦德尔的画装饰房间，用17世纪对开本大书，和以俄罗斯皮革、波纹绸缎装订而成的法国第二帝国小说摆满我的书架。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在入住的第一天下午，就骄傲地将梵高《向日葵》的复制品挂在壁炉上，又竖起罗杰·福莱普罗旺斯风景画屏风——我在欧米茄工艺厂变卖资产时以低价买来的。我还贴上了一张麦克奈特·科夫的海报，以及从诗歌书店买来的诗歌配图贴画。可回想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我竟然还把波莉·皮彻姆的陶瓷小人放在壁炉上两根细长的黑色蜡烛之间。我的藏书很少，也都很普通：罗杰·福莱的《视觉与设计》，美地奇出版社的《什罗普郡少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诗选》，《罪恶的街》《南风集》——我最早结识的朋友都很适合这样的背景，这些朋友包括柯林斯，毕业于温彻斯特学院，很有成为牛津大学未来导师的潜力，阅读广博，有着孩童般的幽默；此外，还有由学校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小圈子，他们处在浮夸的“唯美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学者之间，维持中立的文化路线，而无产阶级学者还在伊夫利路与惠灵顿广场的寄宿屋里疯狂地收集真相。第一学期，我发现，这个小圈子接纳了我，他们给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时得到的那种有朋友相伴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它让我为大学生活做好了准备。我刚入学时，有自己的房间、支票簿，光是在牛津生活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兴奋，但内心深处仍然感到，这应该并非牛津可以给予我的全部。
塞巴斯蒂安出现后，这些模糊的身影悄悄隐入背景中，消失了，就像在迷雾天隐入石南花丛的高原山羊。柯林斯向我揭露现代美学的谬论：“……来自蕴意形式的全部论据是否成立，取决于其数量。你如果允许塞尚在他的二维画布上呈现三维效果，那就必须允许兰塞尔画笔下的西班牙猎犬露出忠诚的目光……”可塞巴斯蒂安慵懒地翻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一书，并念起其中一段话，我才睁开眼睛。他念的是：“一个人对一只蝴蝶、一朵花的感觉，和他对一座教堂、一幅画的感觉一样吗？”我说：“有啊，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认识塞巴斯蒂安之前很久就见过他。这是必然的，他从入学第一周开始，就是全年级最引人注目的角色，这既是因为他摄人心魄的俊美，也是因为他看似出格的怪诞行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杰曼理发店门口，那天，我震惊于他的外貌，但更震惊于他手里那只大大的玩具泰迪熊。
“那位，”我坐在椅子上时，理发师说，“就是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他是个相当有意思的年轻人。”
“显然。”我冷冷地说。
“他是马奇曼侯爵的二公子。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伯爵，是上学期走的。那也是个特立独行之人，一位很安静的绅士，像个老头。你猜塞巴斯蒂安少爷来干吗？他想给泰迪熊找把发梳，必须是鬃毛很硬的那种。塞巴斯蒂安少爷说了，不是用发梳给它梳毛，而是要在它生闷气时用发梳吓它，说要拿发梳打它的屁股。他买了一把上好的象牙背的梳子，还让人在上面刻了‘阿洛伊修斯’这几个字——那只熊的名字。”这个男人这么大了，应该有很多机会消除对大学生的幻想，可他显然也被塞巴斯蒂安迷住了。倒是我，一直保持吹毛求疵的心态。此后，我又见过他几次。有一次，他坐在带顶篷的双座小马车上。还有一次，他戴着假胡须在乔治餐厅吃饭。柯林斯当时正在研究弗洛伊德，可以用一大堆专业术语解释塞巴斯蒂安的这些行为，但我对塞巴斯蒂安的态度并未有所缓和。
最终，我们见面了，见面的情形并不令人愉快。三月上旬的一天，临近午夜时分，我一直在招待学院的知识分子喝加热过的红葡萄酒；炉火正旺，我的房间里充斥着浓浓的烟雾和香味，脑子里塞满各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感觉格外疲惫。我推开窗户，从外面的院子里传来熟悉的醉酒者的笑声和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站稳啦。”另一个声说：“快点来。”还有一个声音说：“有的是时间……学院……汤姆钟楼的钟声敲完再说。”有一个声音比其他声音都更加清楚：“你们知道吗，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要走开一分钟。”紧接着，一个面孔在我的窗口出现，我认出他就是塞巴斯蒂安，可这张脸并不像我之前看到的那样生动活泼。他涣散的目光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俯身栽进我的窗口，吐了。
晚宴聚会常常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会很有默契地付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在不断尝试和失误中学会了喝酒。塞巴斯蒂安在走投无路时，偏偏选中我这扇窗户，这似乎是种疯狂又让人欢喜的宿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相识的情形不吉利。
他的朋友把他架到大门口，过了几分钟，聚会的东道主来道歉。这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伊顿毕业生，性格温和。他自己也大醉酩酊，翻来覆去地解释，最后，还眼泪汪汪起来。“酒的种类太多了，”他说，“不是酒的质量问题，也不是数量问题。是因为混在一起喝了。你要是明白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你要是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原谅一切。”
“好吧。”我说，但声音里带着怨气，我担心自己第二天早上会受到朗特的指责。
“你们五个人喝了几桶热红酒，”朗特说，“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就连走到窗口都来不及了吗？喝不了的就不要喝了嘛。”
“不是我的朋友吐的。是从学院外面来的一个人吐的。”
“好吧，不管是谁吐的，清理起来都一样恶心。”
“橱柜上放了五先令。”
“看到了，谢谢你，可我宁愿不要钱，也不愿意一大早来收拾这种残局。”
我拿起外套，让他做事去了。在那段日子，我还经常去课堂。十一点过后，我回到学院，发现房间里摆满鲜花，好像有人把集市上某个卖花小摊一整天要卖的花都搬来了——事实的确如此，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可以用作花瓶的容器里都插上了花。朗特正偷偷把最后一些花用棕色的纸包起来，准备拿回家去。
“朗特，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是昨天晚上的那位绅士，他给你留了张字条。”
字条是用蜡笔写的，占满我整整一张上好的华特曼·H.P.绘画纸：“十分懊悔。阿洛伊修斯不愿意跟我说话了，除非它看到您原谅了我，所以，请您今天与我共进午餐。塞巴斯蒂安·弗莱特。”他想当然地以为我知道他住在哪里——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他典型的行事风格。幸好，我确实知道他住在哪里。
“这位先生很有意思，我相信，为他打扫将是我的荣幸。我猜你要出去吃午饭了吧，先生？我已经这么跟柯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说了——他们原本想在这里跟你一起吃个便餐。”
“是的，朗特，我要出去吃饭。”
那次午餐聚会——事实证明，它确实是一次聚会——开启了我生活的新篇章。
我去时犹豫不决，因为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耳中回响着一个微弱而又严肃的声音，这个声音用柯林斯的语气警告我，叫我不去为妙。可那段日子里，我正急切地寻求关爱，心中充满好奇和一种连自己都不想承认的隐忧。我担心，在那里，我将最终找到围墙上的一扇矮门。我知道，很多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它，它通向一个与世隔绝的迷人花园，这花园位于灰暗城市的中心，但从任何一个窗口都看不到它的存在。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学院的草甸大楼。我去时，只有他一个人，他正从桌子中间一个满是青苔的大鸟巢里拿出一只凤头麦鸡蛋，剥着蛋壳。
“我刚刚数过了，”他说，“每人五个，还多两个，所以我正在吃多出来的两个。我今天无缘无故觉得特别饿。我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多贝尔与古德尔药房的人，现在感觉晕晕乎乎的。我开始怀疑，昨天晚上的一切只是个梦。请你不要叫醒我。”
他令人神魂颠倒，有一种中性的美，那种美在极致的青春中，高声歌唱爱情，可第一股寒风吹来，它便凋落了。
他的房间里堆满各种奇怪的东西——装在哥特式琴盒里的小风琴，象脚废纸篓，一筐蜡制水果、两个大小不成比例的塞弗尔花瓶、几幅挂在画框里的杜米埃的画——而朴素的学校家具和巨大的午餐桌让这一切看起来很不协调。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各大沙龙女主人送来的请柬。
“那个禽兽霍布森，把阿洛伊修斯带到隔壁去了，”他说，“也许这样更好，因为这里没有多余的蛋给它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恨死阿洛伊修斯了。我真希望有你那样的校工。今天早上，他对我的态度可好了，别的校工说不定会对我很凶。”
其他人也到了。三个大一新生，都是从伊顿公学毕业的，态度温和、举止优雅、神情超然。他们都在前一天晚上去伦敦参加了舞会，但他们说起舞会，就好像在毫无感情地说某个近亲的葬礼。每个人走进房间时，都先去拿鸡蛋，再看塞巴斯蒂安，最后才用客客气气但不感兴趣的眼神打量我，仿佛在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暗示您，我们还素未谋面呢。”
“这是今年的第一批鸡蛋，”他们说，“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寄来的。母鸡们总是为了我妈妈提早下蛋。”
我们吃完鸡蛋，正在吃纽堡酱龙虾时，最后一位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之前一直脱不开身。我和我那可——可——可笑的助教一起用午餐。他对我的离开感到非常奇怪。我跟他说，我要去换踢足——足——足球的衣服。”
他又高又瘦，肤色黝黑，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们其他人都穿着粗花呢外套和粗革皮鞋，他却穿着布料光滑、带宽白边的深棕色西装和小山羊皮鞋，系着大大的领结。他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取下手上黄色的软革手套。他有部分法国高卢血统，部分美国北方血统，也许还有部分犹太血统，看起来很像异国人。
来人不用我多说，正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出类拔萃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外号从查韦尔河畔一直传到萨莫维尔。他像孔雀般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时，经常有人会把他指给我看；我曾在乔治餐厅听到他大声批判陈规陋习；现在，我终于认识他了，我发现自己在塞巴斯蒂安魅力的影响之下，也相当喜欢他。
午餐过后，他拿着扩音器站到阳台上。我不知道这个扩音器是怎么神奇地出现在塞巴斯蒂安房间的各种古董之中的。一群穿着运动衫的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正朝河边走去。他用衰弱的声音，对着他们，朗诵起《荒原》中的段落：
“我，帖瑞西士，早已忍受一切。”
他站在威尼斯风格的拱门下，对他们哭诉：
就在这张沙——沙发和床——床上上演过的，
我曾在底比斯的城墙下坐过，
也在最低——低——低贱的死人中走过……
然后，他轻轻地走进房间。“我把他们都吓了一跳！对我来说，所有划——划船的人都是格蕾丝·达令。”
我们坐着，小口喝着君度酒，最温和也最冷漠的那位伊顿毕业生拿起小风琴，自弹自唱起来：“他们把她战死沙场的士兵带回了家。”
四点过后，我们才散。
安东尼·布兰奇第一个走。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彬彬有礼地正式道别。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亲爱的，我恨不得在你身上扎满带刺的箭，就像插——插——插针包那样。”他对我说：“塞巴斯蒂安能找到你真是太厉害了。你一直都躲在哪儿呀？我要去你的老巢看看，像赶鼬——鼬——鼬鼠一样，把你赶——赶——赶出来。”
其他人也在他之后很快离开。我站起身跟在他们后面，可塞巴斯蒂安说：“再喝点君度吧。”于是，我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要去植物园了。”
“为什么？”
“去看常春藤啊。”
这似乎是个很好的理由，我和他一起去了。我们走在墨顿学院的围墙下时，他挽起我的胳膊。
“我还从来没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植物园有个漂亮的拱门，有好多不同种类的常青藤，我之前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如果没有植物园，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
最后，我终于回到自己的房间，它还和我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但我察觉到一丝幼稚浅薄的气息，我以前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困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金色的黄水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不真实。是屏风的问题吗？我把它转过去对着墙。感觉好点了。
这就是那架屏风的结局。朗特一直就不喜欢它，几天后，他把它拿走，放在楼梯下一个隐蔽的角落，后面堆满拖把和水桶。
那一天，是我与塞巴斯蒂安友谊的开始。然后，就是六月的那个清晨。在高高的榆树树荫下，我躺在他身旁，看着从他嘴里喷出的烟雾飘向我们头顶的枝桠。
没过多久，我们继续开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饿了。我们在一家半是旅店半是农庄的地方停下来，吃了鸡蛋、火腿、腌胡桃和奶酪，又在阴凉的客厅里喝啤酒。一台老旧的时钟在暗处滴滴答答地走着，一只猫在空空的壁炉里睡觉。
我们继续开车，下午早些时候，到了目的地：经过几扇铸铁大门，绿色田野里两幢一模一样的古典木屋，一条林荫大道，又经过更多的大门和开阔的公园，车道拐了个弯。一片崭新而神秘的景色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到一个小山坡的顶上，脚下半英里之外的地方，树丛中露出灰色与金色的光芒，那是一所古老宅院的圆顶和柱子在闪光。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停下车。圆屋顶后面，是渐行渐远的溪水，溪水周围是小小的山坡，山坡守卫着溪水，掩藏着它。
“怎么样？”
“多么好的住处啊！”我说。
“你一定要去看看前院的花园和喷泉，”他往前俯身，把汽车挂上挡，“那是我家里人住的地方。”即便是在那时，我全神贯注欣赏美景时，他说的这句话也让我立马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没有说“那是我家”，而是说“那是我家里人住的地方”。
“别担心，”他继续说，“他们都不在家。你见不到他们。”
“但我想见见他们。”
“哦，你见不到的。他们都在伦敦。”
我们开车绕过前门，来到侧院——“到处都上着锁。我们最好从这条路进去”——穿过以石板铺路、以石板作顶的碉堡般的用人院——“我想带你去见见霍金斯奶奶。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爬上没有地毯但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榆木楼梯，又走过中间铺着一条粗毛窄地毯的宽木板走廊，再穿过铺着油毡布的过道，经过有许多小楼梯和几排深红色和金色消防水桶的天井，最后爬上一段楼梯，楼梯的尽头是一扇门。屋子的穹顶是假的，这一设计的用意就是让屋子从楼下看起来就像是香波尔城堡的炮塔。圆顶只不过是附加的一层楼，被分隔成很多房间。这里就是育婴室。
塞巴斯蒂安的保姆坐在敞开的窗前，她的前方是喷泉、湖水和寺庙。在遥远的最后一个山坡上，有一座闪闪发亮的方尖碑。她双手摊开，放在膝上，手里松松地握着一串念珠。她在熟睡。年轻时长久的劳作，中年时权威的地位，老年时的宁静与安心，都在她满是皱纹的安详脸庞上刻下深深的烙印。
“呀，”她醒了，“这真是个惊喜。”
塞巴斯蒂安吻了吻她。
“这位是谁？”她看着我说，“我想我还不认识他。”
塞巴斯蒂安为我们作了介绍。
“你来得正是时候。朱莉娅今天来了。他们可玩得真开心。没有他们在，这里格外无聊。只有钱德勒太太、两个女孩子和老伯特。往后，他们又都要去度假了。八月份要清理锅炉，你要去意大利看老爷，其他人也都出去了，我们要到十月份才能安定下来。我认为朱莉娅应该和其他年轻女孩子一样享受生活，但我永远都搞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要在夏天最好的时候离开这美丽的花园，跑到伦敦去。周四，菲普斯神父来过了，我对他说了这一模一样的话。”她最后加上这句，仿佛她的观点得到了神灵的权威支持。
“您刚刚说朱莉娅在这里？”
“是的，亲爱的，你刚才一定是和她错过了。还不是那个保守妇女组织。夫人原本想要招待她们，但她身体不舒服。朱莉娅在家待不了多久，她一演讲完立马就走，不会等到下午茶开始。”
“我们恐怕见不到她了。”
“别这样，亲爱的，她看见你一定会非常惊喜。我跟她说过了，她应该喝完茶再走，保守妇女组织的那些人就是来喝茶的。好了，说说你的情况吧。你在认真念书吗？”
“恐怕不是很认真，奶奶。”
“啊，我猜一定天天玩板球吧，跟你哥哥一样。可他也抽时间学习了。圣诞节之后，他就没回来过。我想，他应该会回来参加农业展。你在报纸上看到那篇关于朱莉娅的文章了吗？她带了一份来给我看。朱莉娅比那上面写的好多了，不过，文章里的话还是相当中听的。‘马奇曼夫人携其可爱的女儿亮相本次社交季……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孩……是最受欢迎的初入社交圈少女’，哎呀，都是实话。她把头发剪了真是可惜，她那头长发多好看啊，和夫人一样。我对菲普斯神父说，这是违背自然的。他却说：‘修女也剪头发。’我说：‘哎呀，神父，修女当然剪头发了，但你不是希望朱莉娅小姐当修女吧？这是个什么话！’”
塞巴斯蒂安一直和老太太聊天。这是个很漂亮的房间，奇特的造型配合穹顶的曲线。墙上贴着绸缎和玫瑰图案的壁纸。墙角摆着摇摆木马，壁炉上挂着一幅圣心石版画，南美蒲苇和芦苇草遮住空空的壁炉。抽屉柜的顶端放着各种小玩意，都被细心地拂去灰尘，那是她的孩子们在不同时期给她带回家的小礼物。有贝壳和火山石的雕刻，压花的皮革制品，漆画木制品、瓷器、橡木化石、镶嵌银器、萤石、雪花石膏工艺品、珊瑚，以及各种节日小纪念品。
没过多久，奶妈说：“拉铃吧，亲爱的，我们喝点茶。一般是我下楼去找钱德勒太太喝茶，今天我们就在楼上喝。平日里照顾我的女孩子和其他人去伦敦了。新的一个才从村子里过来。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不过她学得很快。拉铃吧。”
可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该走了。
“不见见朱莉娅吗？她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她见到你会多么惊喜啊。”
“可怜的奶妈，”我们离开育婴室时，塞巴斯蒂安说，“她的生活太无趣了。我真的很想把她带到牛津和我一起住，但她肯定会一天到晚叫我上教堂。我们必须趁我妹妹还没回来赶紧走。”
“你是在为谁感到羞耻吗，是她，还是我？”
“我是在为自己感到羞耻呢，”塞巴斯蒂安严肃地说，“我不想让你跟我的家人混在一起。他们都太有魅力。我这一辈子，他们都在夺走属于我的东西。你如果被他们的魅力迷住，就会变成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我的朋友。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
“好吧，”我说，“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能不能看看这屋子的其他地方？”
“都锁起来了。我们是来看奶妈的。亚历山大女王日那天，这里到处都会开放，只需要一先令。呃，你如果想看，就那时候再来吧……”
他领着我穿过一扇四周垫着粗毛呢的门，走进昏暗的走廊。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鎏金的檐板和头顶拱形的石膏吊顶。接着，他打开一扇沉重却灵活的红木大门，带我走进一个黝黑的大厅。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照射进来。塞巴斯蒂安拉开窗栓，把百叶窗折起。午后柔和的阳光如流水般倾泻而入，照亮光秃秃的地板、两个巨大的一模一样的雕花大理石壁炉，照亮画着古典神灵和英雄人物的拱形天花板、鎏金的镜子、人造大理石壁柱以及用布遮盖的一堆堆家具。这短暂的一瞥，就像是站在公共汽车车顶瞧见灯火通明的舞厅。然后，塞巴斯蒂安迅速关上窗户。“你看，”他说，“就是这样。”
自从我们在榆树下喝过酒之后，在拐过车道的转角之后，在他说过“怎么样”之后，他的情绪就变了。
“你看，没什么好看的。有些东西是很漂亮，我想有一天带你看看——不是现在。有个小教堂，你倒是应该看一下。它可是新艺术主义的代表作。”
在布赖兹赫德工作的最后一位建筑师为这里增添了一处石柱廊，在侧翼添了几个小房子。其中一处便是这小教堂。我们从公用门廊（另一扇门直通正屋）进去。塞巴斯蒂安把手指伸进圣水池里蘸了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屈膝半跪下来。我也照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生气地问。
“只是出于礼貌。”
“唉，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你本来只是想看一看。这里怎么样？”
教堂的内饰曾被悉数破坏，后来，又按照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和工艺风格重新装修和精心布置。墙壁上画满穿印花棉罩衫的天使、蔓枝蔷薇，还有鲜花盛开的草地、活蹦乱跳的羔羊、用凯尔特文写成的经书，以及全副武装的圣者，它们清晰明快的色彩排成错综复杂的图形。用浅色橡木雕刻出的三联画有独特的质感，像是在黏土模子里做出来的。圣体灯和所有的金属家具都以青铜制成，表面是手工敲打出的点点铜绿。通往圣坛的台阶上铺着草绿色地毯，地毯上点缀着白色和金色雏菊。
“天哪。”我说。
“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你如果看够了，我们走吧。”
我们在车道上与一辆窗户紧闭的劳斯莱斯擦身而过。司机开车，后座上有个模糊的女子身影，正回头从窗户里看我们。
“是朱莉娅，”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走得正是时候。”
我们停下车，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了几句话。“那是老伯特。”塞巴斯蒂安说。接着，我们便出发，穿过铸铁铁门，经过小屋，最终开上回牛津的大马路。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塞巴斯蒂安说，“我今天下午脾气恐怕不太好。布赖兹赫德总是能影响我。但我必须带你来看看奶妈。”
为什么？我不知道，但什么都没说。塞巴斯蒂安的生活由一系列这样的“必须”组成。“我必须买一身邮筒那样的红色睡衣”，“我必须在床上睡到太阳照窗户”，“我今天晚上必须喝香槟”。当然，他也常说“这东西对我有反面效果”这句话。
过了很久，他突然暴躁地说：“我可没有一直问你家的事。”
“我也没有问你呀。”
“可你看起来满脸疑问。”
“呃，那是因为你在关于家人的事上太神秘了。”
“我倒是希望自己在每件事情上都很神秘。”
“我也许的确好奇别人的家庭——你看，我一点也不了解家庭。我家只有父亲和我。有个姑姑照看过我一段时间，可父亲把她赶到国外去了。我妈妈在战争中死了。”
“哦……你的家庭真是不同寻常。”
“她跟着红十字会去了塞尔维亚。从那以后，我父亲的脑子就不太正常了。他一个人住在伦敦，没有朋友，喜欢收集东西。”
塞巴斯蒂安说：“你不知道自己避开了多少麻烦。我们家的人太多了。你找本《德布雷特贵族年鉴》翻翻就知道了。”
此刻，他的心情很轻松。我们离布赖兹赫德越远，他似乎也就把自己的不安抛得越远——被抛开的还有一直暗中困扰他的烦躁情绪。我们开着车，太阳就在身后，我们看起来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
“现在是五点半，还来得及去格德斯托吃晚餐。我们在鳟鱼酒馆喝点酒，把哈德卡斯的车停在那里，再去河边散散步。这不是最好的安排吗？”
这就是我第一次短暂参观布赖兹赫德庄园的全部过程。那时，我怎么会知道，有一天，自己会变成中年步兵上尉，眼含热泪地回忆这段经历呢？
- 古代传说中沉入海底的一块陆地。
- 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罗马天主教神父、诗人及宗教学作家。
- 创办于1892年，是牛津著名的学生杂志之一。
- 创办于1823年，牛津辩论社，也译作牛津联盟，是牛津最古老的社团之一，曾有众多政治精英、时代名人、诺贝尔奖得主在此演讲。
- 吉尔伯特与苏利文是指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幽默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与作曲家亚瑟·苏利文。他们共同创作了多部喜剧。
- 于1838年创立于巴黎，高级服装品牌。
- 古代位于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国家。
- 由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成的跨学科课程，首家提供该学位的高等院校即为牛津大学。
- 英国大学学位根据学生的成绩分为一等荣誉、二等荣誉、三等荣誉学位和普通学位等。
- 古希腊雄辩家。
- 成立于1818年，牛津划船俱乐部成员都戴着粉色领带。
- 约翰·盖于1728年所写《乞丐歌剧》中的女主角。
- 塞尚（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
- 埃德温·兰塞尔（1802—1873），英国画家，擅画动物与人像。
- 克莱夫·贝尔（1881—1964），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
- 格蕾丝·达令（1815—1842），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女英雄，1838年与父亲从沉船上救起十几个人。
- 一款法国出产的橙味甜酒。
- 位于法国卢瓦尔—谢尔省，全世界最有特色的城堡之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融合传统法国中古时代风格与古典意大利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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