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遥想九八年负笈吴门，从先师严迪昌先生治清诗。先生为授业，开篇不久即云：“治清诗不可孤立拘囿于有清一朝，不懂明诗，无以言清诗。而论明诗，李梦阳承上启下，为最大关捩。”得先生提命，退而读《空同子集》。虽仅泛览大略，已惊诧其气节文章，规模魄力，足以雄跨一代，非仅后人蔑称之“瞎盛唐”也，乃知为教科书所误不浅。日后撰博士论文《清初金台诗群研究》（出版时改作《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时尝有斯语：

如何辨认前后七子的诗史功过及其对于清代诗歌的巨大影响？这是明清两代诗史论者不能绕过不谈的重大命题，且是近年来已颇有公允之音而仍未被充分认同的。辨析这一命题需要一部专著的篇幅，非本书所宜言，姑举其要点：

其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云云诚然是七子们最有代表性的纲领，却不足以概括其整体理论系统和理论祈向。且不论康海、徐祯卿的“主情”，王世贞、宗臣的“倡实”，即以始作俑者的李梦阳而言，除了高自标置，他还有诸多主“情志”、主“真”、主“比兴”等颇具合理性的论调。他甚至教学诗者谓“若得似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李开先《词谑》），对民间歌谣给予崇高的评价；徐渭《曲序》也记他把《西厢记》比为《离骚》，声称“艳者固不妨于《骚》也”，这简直已近乎李卓吾、袁中郎的口吻了！如果不考虑及这些“非主流”话语对于其主流理论的巨大修正作用，则势必将难以解释七子先后“为天下雄”的史实，须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八字是不可能掩尽天下才人心眼的。

其二，与理论相对应的，七子们的创作也并非尽是“假古董”。七子大力提倡的学盛唐集中于“学杜”，与“台阁体”、茶陵派关心的温厚气象有着“形似而神不似”的本质区别。在很多时候，七子之学杜（学唐）并非只学到皮相而颇能得其神髓。试平心取读《空同集》、《何大复集》、《四溟集》、《沧溟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等，这一事实应不难认知。文学发展的规律已经证明且也适用于七子群体：没有雄厚的创作实践支持，任何一个群体、流派都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的。

其三，当天下群起厌弃七子们的“优孟衣冠”，公安三袁、竟陵钟谭奋而矫之以后，七子流风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它在明清之际云间、西泠、娄东、山左、中州等地域、流派、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全面“还魂”，正也可从另一向度支持前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这一群体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仍有着相当的生机、活力以及自我更新的机制和余地。

十几年前写下的这段话还是得到迪昌师有保留的首肯的，略谓作为谈清初诗歌的前提背景，大体可以。遗憾的是，当初虽动念头拿“一部专著的篇幅”再深究一下此问题，而毕业即回母校执教鞭，先是谋食不遑，无所用心于学问。后来则穷心力治二十世纪诗词，恍惚间，若干年过去，那当初的一闪念即渐淡而终至于无了。

所以，当刘坡发来她的“专著”《李梦阳与明代诗坛》索序，首先是点燃了多年前的那些“闪念”，其次是想起飞逝的时间，颇觉心惊。

刘坡读本科时，我承乏担任“明清文学史”的教学任务，于明代诗文讲得不少，以至于挤占掉了不少讲自己专治的清代文学的时间。那时候刘坡肯定是听得最认真的学生之一，因为现在还能想得起来她异常专注的神情。或者是受了我一点影响的缘故，攻读硕士学位时，刘坡选择了明清文学方向，在孟兆臣老师指导下确定了《中晚明秦淮名妓考略》的论文题目，并在答辩时赢得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迨毕业任河南理工大学教职，刘坡的“明代文学情结”愈益坚牢，遂投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先生门下深造。当年知道她有机缘得明师指授，很为之高兴过一阵儿。几年来与刘坡联系不能称多，没想到时间过得这样快：一晃儿的工夫，她已经博士毕业，这本博士论文沉甸甸地置于案头，即将付梓面世了。一年年花草荣枯，有时想来会觉伤感，但像刘坡这样几年中就自浅淡萌芽长成葱茏小树，确实也给人带来格外的欣喜。

李梦阳是个大题目，也是个难题目。大与难都表现在他与明代诗坛的密切关联上面，某种意义上来说，抓住了李梦阳，就等于抓住了一部明代诗史。或者反过来，心里没有一部明代诗史，就不要去碰李梦阳。从我这个浮光掠影的认识看来，刘坡这部书是很好地完成了《李梦阳与明代诗坛》这个重量级课题的。以言历时性关系，自吴中四子、台阁体下迄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以言共时性关系，自李氏的哲学政治思想，至前七子群体的凝合与分流，再至李氏与关陇、中州、吴中等地域性诗群的密切关联，刘坡此书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相当立体完整的明代“诗歌场”，很具纵横捭阖的意态。其中很多章节都是作者苦读敏思的结果，读之颇能启人心智。如第二章谈李梦阳与李东阳的弟师关系，整体上都很细致、富于新意，而“对待宋诗的态度”一小节最能体现出问题意识。明人总体上尊唐，对宋诗究竟是不是一概斥之？李梦阳对宋诗的态度如何影响到他以后的明代诗歌以至清初诗歌的走向？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大倡宋诗的“远背景”如何？在这部分里，我们应该能找到比较满意的答案，至少是思路。又如第五章谈关陇、中州、吴中诗坛，作者能将眼光南北扫描，视野很宏阔，所论也很充实。单看标题中分别使用了“领导下的”、“影响下的”、“互动”几个定位词，即可以感受到作者心思的敏锐与精准。

相对于这个几乎纵贯了明代诗歌史的大题目而言，刘坡已经完成得相当出色，当然也还有诸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追究。如对于“台阁体”，我就提出过其形成的文化机制应该产生在洪武朝，而非永乐以后。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对知识阶层的仇视轻蔑，加上晚年的心理畸变，导致了对文人的大面积无理性的屠戮。此后，文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全以自保为第一义，“台阁体”必然要粉墨登场（参见拙作《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另如李梦阳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关系（本书中称为“浪漫主义思潮”），刘坡的框架已经搭建得不错，但还称不上是座完整的建筑，还需要进一步修饰充实，或者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一篇大文章。凡此皆有待于来日，刘坡其勉之！

作为外行写序，似没必要啰嗦太多。不妨就抄本书所引李梦阳的《相逢行赠袁永之》诗移赠刘坡以结尾：

清晨客叩门，投我一书札。开缄锦云烂，铿然玉相戞。问客何方来，新下黄金台。扬鞭指河洛，回斾陵高崕。选珎掇琪草，探美收玙瑰。路逢赤松子，并举收氛埃。道同心乃随，神投谊难乖。古人重良契，岂必声影偕。行行报嘉绩，贡此明堂材。

马大勇

癸巳荷月于佳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