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梦阳与明代复古诗风之消长

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明确提出复古口号的文学运动有四次，分别是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恢复“汉魏风骨”的诗文复古运动，中唐韩愈、柳宗元复兴儒学道统的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主张“明道致用”的诗文复古运动，以及明中叶李梦阳等七子派倡导的复古运动。其中明代的复古运动受诟病最多，引起的文学论争最多，但明代的复古运动亦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波及整个有明一代的一次文学思潮。然李梦阳等领导的复古运动并非突然发生的，其虽正式兴起于弘治年间，但复古思潮在明初便已萌生，可以说，复古意识绵延于整个明代诗坛，成为一种主流，正如清人沈德潜所云：“明诗其复古也。”而明代的复古诗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批判、此消彼长的过程，朱彝尊在其《静志居诗话》中对这种变化做了较为详尽的概括：

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独闽、粤风气，始终不易，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变，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谢在杭、徐惟和辈，犹然十才子调也。粤自五先生后，惟兰汀小变，而欧桢伯、黎维敬、区用孺辈，犹是五先生调也。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倡和，而能皭然不滓，尤人所难。

本章即以政治、社会、思潮等大的历史背景的变化为切入点，对从明初到明中叶李梦阳等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结束这个时间段的复古诗风的消长、演变进行梳理、论述。

第一节 明代复古诗风兴起的原因及背景

关于明代复古诗风兴起的历史原因，廖可斌认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且，“从唐中叶到明中叶，伴随着中国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在逐步衰落的道路上滑行了几百年。早期的分化，如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歌，同时还具有开拓题材、丰富表现技巧的意义。江西诗派还可算别开生面。以后的诗派便一蟹不如一蟹，言理的愈来愈肤浅烂熟，写日常生活的越来越庸俗琐碎，艺术技巧方面也黔驴技穷。总之，到明中叶时，中国古典诗歌确实到了‘极鄙极靡、极卑极滥’的地步。如果突破古典审美理想而建立新的审美理想、抛弃古典诗歌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重倡古典审美理想，整顿古典诗歌创作的局面，力图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因而也成为一种时代要求。”这里廖可斌将明代文学复古的起点定于明中叶，然而考察明前期诗歌的发展，复古始终是诗人寻求创作生长点的取径之一，这与明代诗坛生态有着密切关系，后文将详论。虽然廖可斌对江西诗派以后到明中叶以前的诗派评价过于贬斥，但以整个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发展变迁为背景考察明代复古运动产生的原因，所得出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明代的诗人与批评家往往从先秦、汉魏、唐宋的文学中去寻找认为优秀的审美范式作为学习的对象，以期在自己的创作中呈现古典审美理想。

除了诗歌内部逻辑发展的原因外，明代复古诗风的兴起还与明代作家所生存的外部环境，即诗坛生态有关。

明代开国之初，四方始定，亟须稳定民心，创造升平之象，因此，以武功开国、以文治守成便成为君主的必然选择，杨士奇曾云：“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圣文武……暨天下大定，茂兴文治，广德教，征用儒术，以复隆古帝王之世。”经历了元代近百年的异族统治，重新恢复汉家江山的明朝君主，自然以“复隆古帝王之世”为己任，并严辨夷夏以除“胡元”旧习。不同于元代的“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无意于法度，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始就措意制度，他首先选择的是“复汉唐之制”，并奠定了有明二百余年之国基，孟森曾说：“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汉唐盛世成为明王朝始终想要追复的目标，陈书录在其《明代诗文的演变》一书中就写到：“在明代诸多文化的群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显然是庙堂文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为明代庙堂文化奠定了恢复汉唐、崇儒复雅的基调。”这种在治国理想上的复古，自然也影响到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汉唐盛世的正大、醇雅成为一种追求。

同时，朱元璋的“茂兴文治，广德教，征用儒术”也为明初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李梦阳的“草昧之际崇儒绅”可谓是对明初重文治的最好概括。明代选举之法有四种，分别为学校、科目、荐举、铨选。“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明之前，已有国学、郡县学，但学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且为经制之普及”，“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对于教育的重视，使得明人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水平得到了整体性地提升，为文学之士的出现提供了人才储备。另外，文士亦可以通过学校的学习直接被荐举或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从而通过操持权柄而发展文学。科目之制则沿袭唐、宋旧制，但其考试内容则改为只取《四书》、《五经》中的内容为题，仿宋朝经义，必须以古人语气为之，句句要出自典籍，体用排偶，称之为八股文。朱元璋对于科举取士十分重视，他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初一颁布诏书曰：

朕闻成周之制，取材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俱贵词章之学，未求六艺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或纳奔竞之人，辛勤岁月，辄窃士禄，所得资品或居士人之上。怀材抱德之贤，耻于并进，甘隐于山林而不起。风俗之敝，一至于此。今朕统一中国，外抚四夷，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才抱德之士，务在明经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

明代之所以专用经义考试，其初衷是为了以宋儒理学之正，矫治前代科举考试专尚词章之弊，以求治世之才，朱元璋“明经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的要求则决定了明初文学尚质尚理的倾向。但八股文这种严苛、呆板的考试内容引导着士人自读书之始就浸淫于《四书》、《五经》、理学典籍之中，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羁绊了文学的自由。但正因为如此，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选择从前人那里汲取营养去对抗理学对文学的钳制，追寻文学的自由与古典的审美理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明代科举开文、武两科，但“终明之世，右文左武”，始终以文治为主，为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而明初数代君主又雅好文学，常以词章之事与臣下遇合，更加推动了明初的诗文创作，试举几例如下：

黄佐《翰林记》载：“洪武中，上尝召词臣赋诗歌以为乐，且与评论诗法……永乐七年，仁宗东宫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道说赋诗之法……时仁宗监国视朝之暇，专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

杨士奇《圣谕录中》载：“上（仁宗）在东宫，稍暇即留意文事，间与臣士奇言欧阳文忠文，雍容醇厚气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时之叹。”

王直《赠陈嗣初谢病归姑苏序》载：“昔仁宗皇帝在位时，锐意文学之事，特置弘文阁，择天下之名能文章者，处之朝夕，备顾问，典著述，最为华近，他人莫得至焉……士之承下风而望余光，以为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不过矣。未几仁宗皇帝宾天，诸公亦罢其高文大册，所谓浑浑灏灏者未传于天下，君子盖深惜之时，方修两朝实录。”

尹直《謇斋琐缀录》载：“宣庙最好词章，选南杨与陈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宫应制，杨思迟，陈思敏。”

《明史》载：“宣宗立，还朝。是时海内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与诸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礼接优渥。”

黄佐《翰林记》记太祖朱元璋多命臣下赋咏作文，并亲加评骘，赞道：“圣祖之重温如此。”又记：“宣德中每遇令节，令词臣应制赋诗，是时太平无事，上留意词艺……”“弘治初上注意讲学，遣太监戴义传示圣意，命学士李东阳等各撰诗十首，用寓启沃。”

可见，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明初数代君主对诗文的喜好，使得文学之士能够锐意诗文。但统治者对于文事的重视，也促使其加强了对文学的控制，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庶吉士的培养。明前期文坛执掌于翰林，明洪武初年，选进士于六部诸司及翰林院之下观政。翰林院之下者称庶吉士，六部之下者称观政进士，据黄佐《翰林记》记载：“庶吉士之选，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上以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其在本院承勑监等近卫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改称为庶吉士。”永乐二年（1404）始专隶于翰林院，选进士之长于文学及书法者充任，黄淮《送翰林庶吉士王道归省诗序》云：“会皇上大兴文教，思得全才以恢弘治道，黼黻太平，乃选拔进士之颖脱者，得二十有八人，以象周天列宿，俾居馆阁，尽阅秘藏之书，以充其德器，道获在选列……”据黄淮按王道永乐甲申进士，此乃记永乐二年庶吉士之选。因此，作为翰林的后备人才库，庶吉士在翰林院进学时所习内容直接影响了其日后成为翰林成员，执掌文柄之时所持的文学倾向，并对文坛风气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所以，当对各朝庶吉士所学进行详细的考察。

永乐时：

洪惟太宗文皇帝聪明睿智，缉熙圣学，以开万世文明之治，即位之初，深惟古昔圣王作人之盛必赖培育之深，故于甲科之外复简其文学之尤者为翰林庶吉士，俾读中秘之书，以资其博洽，学古文辞，日给笔札膳羞以优异之，盖宸虑深逺。以谓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帝王之治，虽曰有间，至于儒者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班固，唐之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欧阳修、二苏、王安石、曾子固诸贤，皆能以其文章羽翼六经，鸣于当时，垂诸后世。

——杨荣《送翰林编修杨廷瑞归松江序》

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中选材质美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学……上谕勉之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集所萃，尔各食禄，日就阁中，恣尔玩赏，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黄佐《翰林记·文渊阁进学》

（李时勉）永乐初取进士第，太宗皇帝锐意文学，择进士之优者，俾尽读中秘书，学古为文辞。（王直《故祭酒李先生墓表》）

及时勉取科第来京师，与二十八人者同时选入秘阁读书，为古文辞，恩遇既隆，名声大著。

——梁潜《李氏兄弟倡和诗序》

宣德时：

（宣德五年）乙巳命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新进士多年少，其间岂无有志于古人者？朕欲徇皇祖时例，选择俊秀十数人，就翰林教育之，俾进学励行，工于文章，以备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选其文词之优者以闻。”……上命行在吏部俱改为庶吉士，送翰林进学，给酒馔房舍，月赐灯油钞，悉如永乐之例。

——《宣宗实录》

宣徳中，宣宗章皇帝遵永乐故事，亦选进士若干人为庶吉士，储养之意，礼待之优，皆比二十八宿，乐安姜先生实与是选……日从阁老文贞、文敏、文定三杨先生及泰和、临川二王先生游，聆其议论，观其制作，浩然有得，故其为文舂容详赡，和平典雅，一以韩欧为法，诗则清新富丽，有唐人风。

——倪谦《松冈先生文集序》

（王恕）字宗贯，陕西三原人，正统戊辰进士，仕至吏部尚书，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业治古文辞，而恕不喜为古文辞，务期以眀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以是不得留，出为大理评事。

——沈佳《王恕介庵先生端毅公》

正统时：

上方稽古右文，命选进士最优者以为翰林庶吉士，俾读书文渊阁，学古为文章，期至于古人而后已。

——王直《庶吉士王钦正墓表》

正统戊辰，诏择进士颖敏者为庶吉士，属公（刘铉）教之，公惩曩之事虚文者，慨然以师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惬者经月不置，以故诸吉士大有所造，后多以文学致名。

——李贤《中顺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刘公神道碑铭》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习，始在正统初年……正统以来，在公署读书者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所谓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本院立案以为去留之地。

——黄佐《翰林记·公署教习》

正统丙辰，上亲考选庶吉士于文华殿，取萧镃等十二人。己未以后罢之。至戊辰始纯选北方及蜀士为庶吉士，被选者万安等二十人，亲试也。自是其事付内阁，例取平日所为诗文，或翻阅殿试卷，兼采名实，行礼部，使人延请至东阁前，会同吏部，试以古文暨诗各一篇，合格者改送本院读书。

——黄佐《翰林记·考选庶吉士》

成化时：

偕状元张启昭等十八人同续学禁林，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辞。

——丘浚《送国子司业费先生归荣序》

弘治时：

治六年四月大学士徐溥等言：“比给事中徐旦建议欲选新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惟庶吉士之选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每科选用，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关平气运，而储才于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然而或选、或否，则有才者未必皆选，而所选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或弃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待新进士分拨各衙门办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视讫，编号封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词藻文理有可观者按号行取……”疏入上纳之，命今后内阁仍同吏礼二部考选。

——俞汝楫《礼部志稿·馆选·考选庶吉士》

嘉靖时：

《大学士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

一、君子之道，必本诸身。今朝廷作养诸士，固将责以治平之业。使非卓然以古圣贤为师修身，以立其本，他日何由措诸政事，光佐治平。故诸士宜致力于此，辨义利，审好恶，使此心纯乎天理之公，庶几他日事业有可观者。

二、文章贵于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况近来浮诞鄙庸之辞乎？故诸士宜讲习四书、礼经，以明义理；专观史传，评骘古今，以识时务。而读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诗，以法其体制，并听馆师日逐授书稽考，庶所学为有用。其晋、唐法帖，亦须日临一二，副以习字学。

三、每月馆师出题六道，内文三篇，诗三首，月终呈稿斤正，不许过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内阁考试一次。

四、入馆之后，各宜谢绝人事，专心学问，以求进益。

纵观上述所引可知，庶吉士于馆阁之中得到了严格的培养，词章之事是其必修之业，而“古文辞”、“古之文章”、“古作”等是其学习的范本，所作诗文之高下亦成为其是否能够继续留院学习或晋升的考核内容之一。这种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视，极大促进了明前期文坛的发展，引导官员于公务之余为文作诗以彰显世道升平，民风熙洽。而官方倡导的以古文辞为学习之内容，从正统上确立了明前期文学的走向，这样一批修习古文辞的庶吉士在走上高位、把持文柄之后亦引领一代文学之风气，导引着文学走向复古之路，这也成为明代复古诗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了这样的文学生态，加之廖可斌所讲的对于古典审美理想的追求，使得明代诗歌，乃至明代文学先天地带着复古的因子而来，复古之路也先天地成为文人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 返回中古的雅正——明初各派对于古典的复归

明代初期指明洪武元年（1368）至明建文四年（1402）年这35年时间，是明代开国的草创期，同时也是文学由元末纤秾缛丽之习向明代追复古雅之风转变的过渡期，又是一个诗家辈出、流派纷呈的多元并立时期。陈田认为明诗“莫盛于明初”，虽太过溢美，但就明初诗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言亦不无道理。李梦阳也曾盛赞明初文坛是：“高皇挥戈造日月，草昧之际崇儒绅。英雄杖策集军门，金华数子真绝伦。”

明初诗坛流派林立，大体按地域可分为吴中、浙江、福建、岭南、江西。胡应麟《诗薮》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闵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吴中诗派以杨维桢、高启等为代表，越中诗派以刘基、宋濂、王袆、方孝孺等为代表，闽中诗派以林鸿、高棅等为代表，岭南诗派以孙蕡等为代表，江右诗派以刘崧、陈谟等为代表。他们大多由元入明，经历了汉人被边缘化的压抑之后，在异鼎之际，面对新的王朝，他们希望通过文学活动恢复汉家气象的诉求异常强烈。同时，明代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亟须有才之士建功立业，士人的热情与自信被重新点燃，加之洪武初期文网尚不森严，他们亦可以“各抒心得”、“自在流出”。

一、吴中诗派的尊情与复雅

徐泰《诗谈》云：“国初之诗，莫盛吴下。”虽然生逢乱世，但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初诗人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而且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地区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趋繁荣，尤其是自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割据此地，他喜好风雅，开馆纳贤，网罗了一批文人名士，所谓：“伪周据吴日，开宾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于吴。”使得吴地一时文气大盛。吴中诗派以杨维桢、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为代表。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逢兵乱，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松江，筑园圃蓬台，与文人才俊往来酬唱。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召杨维桢纂修礼、乐书，维桢赴京叙定纂修体例，不久作《老客妇谣》一首表明不仕新朝之意后辞归。洪武三年（1370）卒于家。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等行于世。虽然，杨维桢一生有七十二年生活于元代，入明仅三年，但《明史·文苑传》却以首篇为其作传，又为何故？关于这一问题，陈书录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说：“杨维桢的诗歌是元代与明代文学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承上的方面来说，是对元末‘柔媚旖旎’等诗风大力反拨与矫正；从启下的方面来说，既有开辟‘新异’诗风的正面效应，又有滋生‘槎牙钩棘’、‘堕入魔趣’等流弊的负效应。”因此，“杨维桢是明代诗文逻辑发展的起点”。

杨维桢论诗“尊情”，他在《李仲虞诗序》中云：“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认为情是诗歌的最本体特征，其《郯韶诗序》强调道：“或问：诗可学乎？曰：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将情置于一切形式之上，诗歌的形成全赖一个“情”字，有情便有诗，因此杨维桢不满律诗讲究形式上的声律，认为“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声律拘束了情的抒发，所以，杨维桢所作律诗虽纵横排奡，但为了情的需要不免拗律而伤于矶硬。杨维桢的尊情还表现在他对于生命个体、人性欲望的肯定。其文学作品多高扬自我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无疑是相背驰的。但杨维桢的尊情思想发展得过于激进，其晚年纵情声色、耽于逸乐，创作了大量的艳诗、宫词，并毫不避讳地描写女性的身体、男女情事，大肆张扬人欲，如其《香奁集》、《续香奁集》中所载诗篇。以致有人视杨维桢为异端，指责其“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骂他为“文狐”、“文妖”。

另外，杨维桢创制“铁崖体”，引一时文人宗之，门人号称“百余”、“千数”，称“铁崖派”。然杨维桢“险怪仿昌谷，妖丽仿温、李”，呈现出偏于藻饰、怪癖奇诡的风格，“视前人瑰崛过之，雅正则远”，铁崖派末流更是在效法中加深了其负面效应，由是引起了元末明初文人的不满，所以，“元末明初的文人多力图扭转方向，倡导崇儒复雅……远离雅正的铁崖体或铁崖派，是明初崇儒复雅的文学思潮兴盛的一个诱因……铁崖体及铁崖派的盛衰，标志着元末明初尊情尚俗与崇儒复雅两种文学思潮的互为消长、盛衰交替”。

若说杨维桢及其末流以反面的力量引起明代诗风的革新，那么，高启就是“一变元风，首开大雅”的先锋。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又与王行、徐贲、余尧臣、吕敏、陈则等并称“北郭十友”。元末隐居吴淞江之青丘。明洪武元年（1368），被举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受命教授诸王。洪武三年（1370），擢户部右侍郞，辞官放还。洪武七年（1374），因苏州知府魏观所修府治旧基为张士诚宫址，高启代为撰《上梁文》而获罪，被腰斩。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行世。李东阳特推高启：“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陈田更盛赞高启：“诸体并工，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官绝一时也。”《四库全书总目》亦评价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足见高启于诗坛地位实为之首。

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的诗歌创作大体以明洪武元年（1368）为界，呈现出两种风格，前期主要表现为任情自适，张扬个性，后期则主要表现为沉郁浑雅，多忧患之音。这种变化与吴中文人所处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入明以前，吴中文人无仕进之途，多寄情诗歌，在诗歌的世界里保持精神之独立，寻求个性之张扬，如高启的《青丘子歌》：“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一个如李白一样的谪仙形象赫然纸上，觅诗闲吟以致达到忘我境界，诗人专注于创作，连续十个“不”彰显了诗人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其绝世独立的最佳写照。接着诗人完全沉浸于创作之中，“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入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心与物游，自由徜徉于精神世界。这种自适性情、张扬个性的表现无疑是对杨维桢尊情思想的矫正与深化。虽然高启、张羽等论诗在尊情的同时将诗歌创作私人化，提出诗歌的自娱性，称：“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盖所以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者，初不计其工不工也。”“若乃幽人逸士，游心事外，命驾乎莽苍之野，弭櫂乎清冷之渊，默揽万变，有动于中。于是假毫素之妍以写其夷旷之趣，不计工拙，而姑以自娱焉者，则君子所不废也。”并时有狎妓之作，如高启就有《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赠妓》、《吴别驾宅闻老妓陈氏歌》等。但高启的“独以情为诗”特重真情而非铁崖之俗情，他在《缶鸣集序》开篇即云：“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认为诗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不可遏制的结果，这与后来李梦阳的“真情说”遥相呼应。同时，他在《青丘子歌》中提出“听音谐韶乐……不顾俗耳惊”，正是以雅乐矫俗情，对杨维桢及其末流的俗情俗趣进行净化和反拨，这也是以高启为首的吴中诗派尊情与复雅互为表里的诗学观对于明初诗坛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