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司马迁和孔子

一 教育之效

身为道家的司马谈给了他儿子的教育却是儒家的，勉励儿子却是做第二个孔子。这好像很奇怪了，其实完全是时代转变的结果。在时代转变中的人，往往如此，就像清末民初的人，自己也许还在作摇头摆尾的桐城派的古文或骈俪的选体，但对儿子就或者送他入新学校，受新教育，学科学，甚而练梁任公式的新文体了！

司马迁的青年时代，已是儒学大盛，黄、老有点过去的时代了，所以他父亲便也设法给他受新教育，并且鼓励他做一个新时代中的大学者。

这教育奏了效。司马迁虽然在本质上是浪漫的，虽然在思想上也还留有他父亲的黄、老之学的遗泽，可是在精神上却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儒家——尤其孔子，在了解着，在欣赏着，在崇拜着了。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在整个《史记》一部书里，征引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本纪赞》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孝文本纪赞》

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封禅书》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吴太伯世家赞》

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禘禘如也。”——《鲁周公世家赞》

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宋微子世家赞》

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留侯世家赞》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传》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伯夷列传》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荀卿列传》

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吕不韦列传赞》

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耶！——《万石张叔列传赞》

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田叔列传赞》

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夫。”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儒林列传》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酷吏列传》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滑稽列传》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

这些话有的是引自《春秋纬》，有的是引自《礼记》，有的是现在已不晓得出处，但大部分是援用《论语》——最可靠的孔子的语录。又有很多地方，他却已经把《论语》的成句，熔铸成自己的文章了。

很妙的是，司马迁已经把孔子当作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例如说田叔，就用“居是国，必闻其政”，说万石、张叔，就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有时甚而自己不加判断，直以孔子的话作为自己的代言，如“殷有三仁”，“吴太伯可谓至德”了。

司马迁以他那卓绝的天才的文笔，又常常袭用孔子的话，使人不觉，而且用得巧。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本来是说文化上的演变法则的，可是在司马迁愤憎佞幸的时候却也说：“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本来说：“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代表一种冲淡的胸怀的。可是在司马迁描写了“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以后，就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方面袭用孔子语，一方面却配合这个故事，文笔多么巧！

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所以当他褒贬吕不韦时，只用一个字，就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原来孔子所谓闻，乃是包含“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和“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达”是正对待的。司马迁的褒贬够经济！其养育于孔子精神中者，够凝炼！

孔子的教化是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的，这也让司马迁发生一种明显的共鸣。司马迁在《卫康叔世家》的赞里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这有人伦的至性的感慨在！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的序里又说：“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这儒家的亲亲之义，也是司马迁所深深体会的。

雍容博雅的风度，就是孔子所理想的人格——君子。司马迁也每每称君子：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律书》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吴太伯世家赞》

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樗里子甘茂列传赞》

蒯成侯周禘，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傅靳蒯成列传赞》

塞侯微巧，而周文处禘，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万石张叔列传赞》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

所谓有德，所谓闳览博物，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廉行修，都是君子一义的内涵，活画出一个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格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马迁的理想人格。人格的衡量，这君子的标准就是尺度，司马迁受孔子的精神影响有多么深！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赞里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别人折中于夫子与否，我们不敢说，但他自己却确是如此了。而且，也不只在谈六艺时如此，就是对于一般人物的品评，对于大小事物的看法，也几乎总在骨子里依孔子的标准为试金石。他直然以孔子的论断作自己的论断处不必说了，此外如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大义是什么呢？也无非用孔子的尺度，而居高临下地看，而见其如此而已。“考信于六艺”是司马迁所拳拳服膺的，在六艺之中，而“折中于夫子”；尤其是司马迁所实行着的。他心悦诚服地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其中有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假若说司马迁是孟子之后，孔子的第二个最忠诚的追随者，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了吧！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这点上，司马迁了解最深澈，也最有同情。

《孔子世家》里记载孔子厄于陈蔡，粮也绝了，跟随的人也病得起不来了，子路已经发脾气，子贡已经不能忍耐，于是孔子用同样的“《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问话来开导弟子。子路在这时是最动摇的，他便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给他当头一棒：“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贡对孔子的信仰稍为坚定一点，但也觉得和现实未免有些脱节，于是也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殊不知孔子的真精神就在不顾现实上，所以孔子也不满意，因而驳斥他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可见他们两人都不能了解孔子。最后却只有颜渊说得好：“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在己，不顾现实的精神，才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以孔子不能不很幽默地加以赞许了：“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个故事有意义极了，孔子的真精神在这里，儒家的全部精华在这里！不错，孔子因为不顾现实，直然空做了一个像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而失败了，然而是光荣的失败，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恒地不朽着！

司马迁便是最能在这个地方去把握孔子，并加以欣赏的。一篇整个的《孔子世家》，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之光荣的失败的记录。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热肠，然而另方面决不轻于妥协，他热中，但是决不苟合。他的热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费这个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兴得小题大作地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已经想建立一个东方的大周帝国了！然而他并没有真去。（《史记》上在这种地方写得好！）而且后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极为干脆。——司马迁是能够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心灵拍照的！

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说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是非常难能的，尤其在一个热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难能。小己利害，容易冲得开，大题目一来，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样坚定了。救世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择手段，而理论化，而原谅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协，偏不受诱惑，他不让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袭击的污点。司马迁最能体会孔子这伟大的悲剧性格。

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禘，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庸人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

这其中都有极深的了解和极大的同情。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称“三以天下让”的泰伯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于无益于身的事，比起孔子来，虽高明，但实则多末渺小！

也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在列传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称他“末世争利，维彼奔义”），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颈交的张耳、陈馀终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赏识商鞅、李斯的才干，却只因为他们主张不坚定（商鞅对孝公既说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则惧祸重爵，苟合赵高），只因为他们单为现实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个较低的估评而鄙夷着了。

司马迁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

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距离的，这就是：孔子看到现实的不可靠，遂坚定自己的主张，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静下去了。司马迁则不然，现实既不可靠，自己虽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没有平静下去，却出之以愤慨和抒情。他们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敛到自身了，司马迁却发挥出去。因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马迁对孔子能够从心里欣赏，而向往着，却又因为有屑微的差异，所以司马迁只可以羡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荡的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对于一个不可及的平静如镜的湖面在羡慕着了！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

可是在事业上——尤其在由司马迁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业上，却是可以继承的。

司马迁所认为的孔子的大事业是什么呢？这就是论述六艺。下面都是司马迁讲到孔子和六艺的关系的地方：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世家赞》

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