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

《对倒》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连载于《星岛晚报·星晚版》。创作灵感来自作者同年向伦敦吉本斯公司投得的“对倒”(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旧票。作者专注玩味这旧票的构图与品相时，闪过移借“对倒”方式于小说上的念头，遂这样下笔：一位耽于回忆的年长男人和一位热衷梦想的妙龄少女，互不相识，各自出门，在几乎平行的历程里，两人的见闻和感受交叉铺开，一一展现了社会的百相和人欲的扭曲。作者似想暗示：世事难再，年龄、出身和成长背景不同的人，即使相处也绝难相融。小说不拘泥于故事情节，悉心实验全新的“双线格局”，但稍后却发现了绕不过的“拦路虎”：“香港报纸的负责人多数重视经济效益，刊登的连载小说必须有离奇曲折或缠绵悱恻的情节去吸引读者追读，像《对倒》这样没有纠葛的小说，纵有新意，(至少我自己认为这是尝试性的写法，)也不可能得到报馆方面的赞许。”作者坦言：“因此写了一百多天(每天一千字)，我将它结束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也斯等人创办的不定期文学杂志《四季》创刊。过了两年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二期推出前，作者应也斯之约，将分成六十四节、十万余字的长篇《对倒》改写为四十二节、两万来字的短篇，交付《四季》。长篇小说《对倒》在报上连载时，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浓缩为短篇在《四季》披露后，以文字更简劲、对称结构更完整而颇受瞩目，咸认为不同凡响。不久，便有日、英译文出现；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的中文教授本桥春光在日译本《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九七五年荣光版)里，将它并置于中国现代短篇杰构(如鲁迅的《孔乙己》、师陀的《期待》、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和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等)之中。作者在和笔者交谈与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表示对它有所偏爱。

编者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发表的《刘以鬯及其文学成就》里，有感于作家艺术创新的苦心孤诣，曾希冀有人能“将(长短)两篇《对倒》做个比较研究”，窃信从中“一定会看到作者创造时的许多智慧和辛劳的”。整整十一年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首先印行了长篇《对倒》；接着，又过了整整七年(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悦纳作者意见，第一次“将长、短篇《对倒》合在一起，加上各地学者、作家的评论，结成《对倒》香港版”，为此，作者特地对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中国文联版长篇小说《对倒》再做修订。而后，再过了将近十五年(二〇一五年十月)，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行人股份有限公司)重排加注的台湾版。这个加注版是《对倒》首个台湾版，有《新版前记》和《序》：前者将二〇〇〇年获益版的《<对倒>新版前记》做个别修改并把文末五段浓缩为一段，另补上五段新文说明加注版的出版因缘，还有对有关人士的感念语；后者重用《对倒》中国文联版《序》。研究者如今得了越来越多的文本资料，实现同题长、短两篇小说“比较研究”这一夙愿，条件似已成熟。一九九八年，短篇《对倒》收入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中国卷)》，内地著名学者杨义先生在《编选者序》中对《对倒》如是评价：

“港台一些出色的小说家对审美形式的追求，简直称得上呕心沥血。刘以鬯的《对倒》以叙事结构形式作为题目。结构形式的灵感来自作者买到一枚一正一负对倒相连的邮票，它描写香港闹市大街上一个老者满怀忆旧情绪，一个少女满怀浪漫的世俗理想，从街道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橱窗和风波做出或忆旧的、或浪漫的不同联想，最终不期而遇地走进电影院邻座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相互间又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猜测。这种把意识流手法用于陌生人街头对行，从而产生隔代人不同心态的强烈对比的叙事谋略，实在是匠心独运的创造。”

二〇〇〇年九月，香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公映，片中有三处字幕引自《对倒》，片尾还打上“特别鸣谢刘以鬯”的字样。于是，二〇〇一年二月催生了作家出版社的《对倒》(长、短篇合集)，小说正文前有作者的《写在作家版<对倒>的前面》，正文后有与电影《花样年华》相关的四篇附录。影片和《对倒》的关系，一时引起探讨的兴趣。“比较研究”这一设想，由是更拓展到了小说和电影不同领域，越界比较和异界如何相融相生等课题引起了重视，而有关创作时空与手法交错的启示也有了实践的尝试。

为了让内地广大读者更方便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者商定出版《对倒》新版。新版采用的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付梓的《对倒》长、短篇合一的版本，序文依据的是一九九三年中国文联版的初版序。编者在此基础上，改正了一些手民之误，并增加必要的注释及作者手迹照、相片；在小说正文后附录八篇评论的节录或全文，以及史料。关于《对倒》的评论研究资料很多，迄今每年都有新作，编者只列出《对倒》长、短篇问世后近四十年间部分评论的见解和一份有意思的史料，未克求全，聊备一格，希望有助于读者的深入阅读和欣赏。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初稿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定稿于香港

1. 见本书附录中沈西城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