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故事，从百年前讲起

曹可凡，何许人也？

答案似乎很简单—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

答案又似乎不那么简单。

作为一个上海台主持人，他自2013年起连续三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能在“两会”上拿出有质量的提案，其中第一年提出的《建议减免税收让实体书店活下去》已经在全国得以实现。

作为一个上海台主持人，他从未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的任何固定栏目，甚至少有主持东方卫视常规栏目的经历，然而他的名字却能被全国观众所熟知。

作为一个上海台主持人，他能与中国百余位影视明星一起客串出演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大片《建国大业》，更能在《金陵十三钗》中出演“孟先生”这个主要角色。

作为一个上海台主持人，他与华语主持界赵忠祥、白岩松、崔永元、董卿等央视顶级名嘴，沈殿霞、曾志伟、张小燕、吴宗宪等港台大腕谈艺论道。

作为一个上海台主持人，他与孙道临、程十发、陈逸飞、黄永玉、黄苗子、丁聪、傅聪等许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大师有着忘年之交。

作为一个上海台主持人，他和余光中、白先勇、王家卫、唐国强、谭盾、余华、麦嘉、张伟平、姜文、曾志伟、梁朝伟、刘嘉玲、庾澄庆、陈冲、汤唯、孙俪、邓超等无数文艺界的明星翘楚相视莫逆。

如上种种，还有很多，不胜累举。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应是一个地方电视台主持人可能得到的待遇。然而对曹可凡而言，一切都又显得如此理所当然，举重若轻。

那么曹可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14年3月6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篇“两会”专题报道。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全团审议，与上海代表团共商国是的相关内容。新闻的标题叫“我时刻关注着上海发展，惦记着大家”。

新闻的全文总计两千五百字，详细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参与上海团全团审议的具体行程安排，对上海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与上海代表团部分团员的亲切交流。而在新闻末尾一段，记者用短短92个字符讲述了现场的一件趣事：

结束审议后，总书记又绕着“回”字形会场的外圈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走到曹可凡面前，他说，你好像瘦了。一旁的韩正代表解释：“他去年瘦身成功。”总书记幽默回应，就像上海政府瘦身一样，效果显著。

此文一出，立刻被网络各大媒体广为转载。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所有转载的媒体都将新闻标题改成了《习近平调侃曹可凡变瘦：就像上海政府瘦身显著》。甚至有不少网站将新闻主体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最后一段的这92个字，把时政专题改编成了八卦新闻。

一叶知秋。通过这篇网络趣闻我们可以发现，曹可凡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言行涉及各个不同领域，曹可凡都是一个十分特别的话题人物，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媒体人。

在他的身上，既有高山流水的“雅”，又有下里巴人的“俗”；既有入室升堂的“深”，又有平易近人的“浅”；既有博古通今的“广”，又有八面玲珑的“细”。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小民，他的社交网络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意气少年，他都能自然而然地同对方意气相投，打成一片。

全家照

在我看来，他的这一份“内功”底蕴、这一份“江湖”地位，足以被称为是现代“上海滩”当仁不让的“大先生”。

曹可凡是怎样“炼”成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基因造就了今天曹可凡的成功？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培养出了曹可凡这样的主持人？作为一个从事主持人研究与教学的教师，这是我多年以来十分好奇的问题。

在我看来，曹可凡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次抉择，每一个脚印都是值得仔细研究、反复玩味的。通过对他的剖析，我们既能获知一个优秀主持人从成长到成熟、最终获得成功的必备要素，更能对整个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队伍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这，正是我加盟本书创编团队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同样，我也希望通过这二十万字的整理，能够让各位读者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我们面前的这位极其普通又极不普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了解这位开创了上海电视最辉煌时代的电视传媒人，了解这位将大俗与大雅融为一体的社会文化人。

我祖籍江苏。虽然我自小生长在上海，父亲也是上海出生，但我的祖上是无锡人，是一百多年前从江苏跑来上海打拼的第一代“移民”。

在无锡，有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国家AAAA级景区，叫作蠡园。相信去过无锡旅游的朋友多少都会有些印象。这个相传因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偕美人西施泛舟于此而得名的湖园，与我的祖上有着很大的渊源。

同样，在清末民初上海滩的发展历程中，也留有我的曾外祖父与我的祖父的名字。作为一代民族企业家，他们都曾在那个中华民族的乱世，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才干，推动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很难说，在我的身体里，究竟还留存着多少祖辈们的血液，在我的人生中，到底受到了多少他们的影响。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想用他们的故事来作为本书的开篇，用薄薄几页文字向我的曾外祖父、祖父以及那一代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拼搏的实业家们聊表敬意。

（一）“三姓六兄弟”的创业史

故事先从我的两位曾外叔公说起。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是江苏无锡青祁村人。十几岁的时候，他和胞弟王禹卿便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当学徒，一个在煤铁油麻店，另一个在染坊。他俩小时候都曾在私塾里念过点儿书，所以很快就从学徒“升任”了会计，同时也负责店里商品的销售工作。

凭借着出色的生意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两位曾外叔公很快就在同乡圈里有了小名气。几年后，同为无锡老乡的荣家兄弟—荣宗敬、荣德生看中了他们的生意头脑，而这两位“荣先生”，正是后世鼎鼎大名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荣氏家族的掌门人。

当时，荣家兄弟在无锡建立了茂新面粉厂，采用最先进的机械化手段生产面粉。虽然产品质量远胜于土面粉，却一直因为销路不畅而举步维艰。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问题，荣宗敬高薪邀请他们加盟茂新面粉公司，专门负责面粉销售工作。

在曾外叔公的不懈努力下，荣氏面粉成功打开了北方地区的广大市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后来荣氏兄弟一度投资失利，纱厂陷入危机，曾外叔公在荣家最危难的时刻挺身相助，帮助荣氏企业转危为安。多年商海沉浮，两人逐渐在中国面粉界打出了名号，也成了荣氏家族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然而，无论业绩再大、收入再高，只要在荣氏家族的企业一天，自己就只能做一个“打工仔”，这显然与两位曾外祖父的志向不符。1912年，王尧臣、王禹卿与当时的工作伙伴，同为荣氏面粉厂“重臣”的浦文汀商谈，打算在上海另立山头，创办属于自己的面粉厂。

那时候的浦家，和曾外叔公王尧臣、王禹卿一样，也是两兄弟—浦文渭、浦文汀一同在荣氏面粉厂打工。四人均在荣氏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王家兄弟在经销方面人脉亨通，浦氏兄弟在采购方面资源甚广，倘若两家联手，必能在这一行里做出一番成绩。

然而，对于荣家来说，一旦这四员得力干将变成竞争对手，自家的企业必将陷入困境。但在得知此事后，荣氏兄弟心胸宽阔，立刻找到王、浦两家兄弟商谈，希望能够共谋大事。

三姓六兄弟资料照片

最终，经过商议，荣家、王家、浦家的六个兄弟达成了一个“多赢”的决定—荣家同意王家与浦家兄弟另立门户，开办新厂，但考虑到王、浦两家财力有限，不足以在上海购置厂房机器，故由荣家入股20000银元，连同王家的8000银元、浦家的12000银元，总计40000银元，在上海合作开设福新面粉厂。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商界被誉为美谈。人们将其称之为“三姓六兄弟”合作创业。也正是此次创业，使得荣氏家族在日后树立了“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的历史地位。

而在这家新建的面粉厂里，虽然曾外叔公家的股份最少，但自那时起，他们终于不再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别人的企业工作，而是以创业者的身份站上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舞台。

（二）崭露头角的“面粉二王”

在新公司，曾外叔公充分施展了自己在营销方面的才能—凭借着在茂新面粉厂建立起的信誉，福新面粉厂能够以赊账的方式收购小麦，还没等小麦做成面粉，全额付款的订单就已经源源不断地放在了公司账台。也就是说，购买原材料的钱完全由面粉买家提前支付，公司在不投入一分钱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就可以获得盈利。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福新面粉厂又开始大规模扩张，很快就从原本的一个厂扩展到了八个厂。在这其中，曾外祖父王尧臣担任了3个面粉厂的经理职务。

在这之后，王尧臣、王禹卿两人又协助荣家在上海建立了面粉交易所，并将自家生产的“绿兵船”面粉确立为市场标准粉；又在上海建立了纱布交易所，并与荣宗敬一同获得了经纪人字号，开始从事纱布买卖、证券投资等方面的生意。在帮助荣家确立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商业地位的同时，也给自己赢得了“面粉二王”的美称。

曾外祖父王尧臣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传统商人，做生意稳字当头、步步为营；而他的兄弟王禹卿则是一个做事头脑灵活的人，他对下属员工的要求非常高，管理非常严格，任何人只要做错了事情，就坚决开除。两人一个放眼宏观，一个主抓细节，默契配合，将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

荣家两兄弟同样性格互补。大哥荣宗敬处事果断，敢于冒险；弟弟荣德生则处事稳重，脚踏实地。所以，荣氏管理的棉纺系统，扩张速度极快，但资金链出现问题，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国民党官吏的各种压榨、盘剥，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巨大亏损，企业负债累累。

此外，荣氏家族在对待员工的态度上，与王氏兄弟也截然不同。作为一个纯粹的家族企业，荣氏兄弟在一些事务的处理上往往会因为碍于家人情面而束手束脚。就好像棉纺厂的工头制度改革，明明已经箭在弦上，迫在眉睫，荣氏家族却因为各种人情世故、利益关系的纠葛，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样对荣氏棉纺系统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加速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我国民族资本发展陷入危机。受日本商品倾销的影响，荣氏家族旗下的上海申新纺织系统遭到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荣宗敬曾希望从福新面粉公司支取一部分资金给申新纺织公司救急，但遭到了曾外叔公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申新系统所存在的问题绝不是靠一个福新面粉公司可以解决的。

再往后，申新系统的危机愈发危重，国民党政府也趁机打算把公司收归国有……

一系列的状况最终发展到了连荣宗敬都解决不了的地步。在那段时期，荣宗敬被迫隐退，王禹卿临危受命，担任了“茂新、福新、申新”三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全权管理荣家的所有生意。

（三）风云乱世创辉煌

虽然大权在握，但那时候的曾外叔公却丝毫不愿意坐上“三新”总公司经理的宝座。他很清楚，在这样的乱世，以他的能力与实力，能够保住福新面粉公司已经不是易事，能够救申新的，只有申新的创始者—荣家。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申新系统最大的困境在于，银行停止贷款，企业急缺周转资金。因此，作为总经理的他必须要出面向当时的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借钱。但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即便交情再深，想要借钱终究得拿出上千万金额的资产抵押才行，而这显然不是他能够做到的。

既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就不该赚取“临危受命”的虚名。没过多久，王禹卿就坚决辞去了三新总经理一职，将三新总公司交还给了荣宗敬的弟弟荣德生，自己则依旧与哥哥王尧臣一起管理福新面粉公司的相关业务。

最终，在荣德生及各方人士的努力之下，荣家危机得以解除。在那以后，荣家再次走上正轨，并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团。与此同时，曾外叔公们也同样继续着自己的创业之路。他们先在无锡创办了布厂，随后又创办了毛纺织染厂，这些企业在当时都办得有声有色，颇具规模。

而在老本行面粉生意方面，曾外叔公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无论是在一战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黄金时期、二三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还是在抗战中的“孤岛繁荣”时期，王氏兄弟都将面粉看作是自己事业的根基，稳步扩张，量力而行。

不仅如此，作为民族实业家的代表，曾外叔公更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了中国民族商人应有的气节。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为了加强对农副产品资源的管制，日伪政府在1943年先后成立“伪粉麦统制会”“伪米粮统制会”，并试图邀请王禹卿担任“伪粉麦统制会”的主任委员，但遭到了严词拒绝。

抗战胜利后，荣家与王家陆续收回了之前被日军夺取的棉纺厂和面粉厂，并在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战后重建工作中去。在这过程中，荣家的第二代逐渐崭露头角，特别是荣德生的小儿子荣毅仁，在接管了茂新面粉公司的相关业务后展现出了很强的商业天赋。于是，年事已高的曾外叔公便渐渐将福新面粉公司的大权交还给了这位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两兄弟一同过起了退隐后的闲逸生活。

（四）商场大亨的闲情雅致

除了在商场上的叱咤风云，曾外叔公王禹卿在人文艺术方面同样有着很高的造诣。

王禹卿小时候读书不多，只是在老家的私塾里学过几年，放在如今顶多也就是个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天资，同样也不妨碍他对高雅艺术文化的追求之心。甚至可以说，相较于商场上雷厉风行的“霸气”，数十年来在绘画、书法等领域熏陶出的“文气”在曾外叔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曾外叔公王禹卿

在上海经商期间，曾外叔公对古玩字画等艺术品钟爱有加，家中藏品颇丰。而且与普通附庸风雅之徒不同，他的收藏大多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即便在现今的藏品市场上，依然留存着很多由他上款的名家书画。足见他在艺术领域的眼光之独到、品味之高雅。

曾外叔公喜欢收藏书画，更喜欢结交书画名家。他与张大千等许多后世的国画大师都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在那个时候，这些艺术大师还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远不像现在这般名声显赫，但曾外叔公依旧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张大千视作自己最欣赏的画家之一，两人结为至交。

在那段时间里，张大千时不时地会把自己的画作赠予王禹卿，而在这其中，有一幅《醉翁亭记》堪称是他的最爱。后来，当王禹卿打算举家迁往香港时，他苦于无法将自己的所有藏品一同带走，百般割舍之下，终于还是将这幅《醉翁亭记》随身带了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移居南美，与住在香港的曾外叔公就此断了联系。直到后来，张大千在日本偶遇我的曾外叔公，才得知挚友过世的消息。唏嘘之余，大师再次将自己的一幅山水画作送给我的曾外叔公，以表追思之情。

除了与张大千等大师的交往，在苏州蠡湖畔建蠡园也是曾外叔公王禹卿在追求高品位文化艺术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经历了整整30年的商海打拼之后，曾外叔公在上海积累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许是中国商人传统的“衣锦还乡”心理，又许是看中了家乡青祁村的秀美风光，1927年，他决定在家乡蠡湖北岸“青祁八景”的基础上“凿池亩水，叠石为峰，植梅建阜，种莲成沼”，建蠡园以“慨慕范大夫蠡之为人”。

蠡园的建造前后总共历经近10年的时间，花费金额超过20万元。而在同一时期，同样在上海做生意致富的无锡人陈梅芳也在蠡园的边上造了一个“赛蠡园”。在新中国成立后，无锡市政府将两所园林合并在一起，改建成了现在无锡著名的风景名胜—蠡园。

而除了蠡园以外，位于无锡市中心的君来梁溪饭店同样也是曾外叔公王禹卿名下的产业。在那之前，王家的祖屋位于无锡郊县，交通很不方便，于是曾外祖父便请来著名的风水师在无锡市中心“择地”，又买来大量古木怪石，建造了一个私家花园供妻儿居住。整个私家花园由三幢小楼组成—一幢英式风格、一幢法式风格、一幢美式风格，都是十分典型的民国时期的花园洋房—而这，也就是现今无锡有名的君来梁溪饭店的前身。

梁溪饭店

（五）住在锦园的上门女婿

曾祖的故事，就草草说到这里。托他们两兄弟的福，在无锡我的家族也算是颇有名望的一族。按谱记载，家族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在北宋末年的时候，我的先祖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武将，曾经保护皇帝南迁临安府，建立南宋政权。

到了民国，托曾外叔公们的福，家道复兴，族人又重新修了家谱，听说以前岳飞还给祖上的家谱题过词，至今依旧保留着。现在，这本家谱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内，也算是近代中国的一份见证。

相比起我的曾外祖父，我祖父的故事就简单得多了。

同曾外祖父一样，我的祖父同样出生于一个清贫之家，同样没念过几年书，同样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跑到上海来做工。而他工作的地方，正是我曾外祖父创办的福新面粉厂。

祖父从工厂的最底层开始做起，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逐渐晋升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后来又被曾外祖父慧眼识珠，提拔为公司高层。到了最后，曾外祖父更是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了他，足见对其为人与能力的欣赏。

当然，那时候中国的门第观念还是非常强的。凭我祖父的家境条件，是断不可能将上海滩“面粉二王”家的大小姐娶回家的。所以，我祖父只能入赘到王家，当王家的上门女婿。但说是入赘，曾外祖父还是给了祖父与祖母充分的尊重与自由，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做太多的干涉，也没有要求祖父的子女随母亲姓王。同样，在结婚以后，我的祖父祖母也没有和曾外祖父一起居住，而是一同生活在荣氏企业的高级员工宿舍—锦园里面。

锦园，地处长宁区愚园路805弄，是上海西区著名的里坊之一。当初荣宗敬在上海办面粉厂、棉纺厂的时候，为了解决公司员工的住宿问题，在公司附近建造了32栋三层楼房。因为荣宗敬原名荣宗锦，所以就把这个员工宿舍区命名为“锦园”。

与普通的居民区不同，锦园内弄堂宽敞、环境优雅，园内不仅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在园中央还有一个大型的喷水池，足见荣氏家族的风范与气派。

按理说，以我祖父在荣氏企业中的地位以及他和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兄弟的这层特殊关系，完全可以住在更好的地方，就算买一幢小楼来住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即便如此，祖父依然低调地在锦园住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搬家的打算。直到几十年后，我又在锦园里出生、长大。锦园记录下了我祖父、父亲两代人的人生，同时也记录下了我童年的美好岁月。

（六）夹缝中守家业

在成为王家的女婿之后，祖父身上的担子就不再仅仅是管理好公司这一件事，他同时还要担负起王家“大管家”的职责。

那时，曾外叔公的产业越做越大，已经成为上海滩颇有名望的实业家。都说“打江山易，保江山难”，自己的基业早晚是要传给子女的，然而子女能不能守住自己留下的财富，是把家业发扬光大，还是败个精光？这是每一个民族资本家都非常担心的问题。

如何避免子女变成只会花钱、闯祸的纨绔子弟？如何帮助子女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和理财观？在这方面曾外叔公可谓煞费苦心。指望自己的妻子，孩子的妈妈，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在儿女面前，母亲总是显得慈爱有余，严厉不足。孩子一哭一闹，母亲的心就软了，什么要求都会答应。

再三考虑，曾外叔公王禹卿决定让我的祖父全权管理家族日常开销。每个月的零花钱，都由祖父统一发放。因此在孩子们眼里，这个大姐夫简直就成了掌管整个家族财政大权的大管家。

其实，事后想来，曾外叔公之所以看中了祖父这个与自己一样白手起家、靠勤劳与智慧获得成功的年轻人，或许正是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一定也希望，自己的子女们能够从大姐夫身上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将王家第一代的创业精神不断保持下去。

而实际上，祖父的表现并没有让家族失望。作为曾外叔公的左膀右臂，他在工作上小心谨慎、八面玲珑，在乱世之中牢牢地保住了福新面粉公司。抗战期间，福新下属很多面粉厂都遭受了致命打击，但自始至终福新总公司都能保证盈利，这与祖父勤勉的工作业绩是分不开的。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祖父经常给我讲以前的故事。战争期间，面粉生产与销售作为关乎百姓生计的民生工程，在战事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人找他来要面粉，他不得不给；国民政府找他来要面粉，他同样得给；新四军找他要面粉，他更加要给。但一味予取予求也不是个办法，如何能在不得罪各方势力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这些都是“生意经”。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之间“夹缝中求生存”，“脚踏几条船”，还能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淡定自若，足见祖父在商场上的睿智与老道。

也正因为如此，福新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都对祖父无比尊敬。在我小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锦园里面居住的老人，每次见到我的祖父都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彼此在社会地位上已经没有什么尊卑之分了，但老员工们依旧保持着对我们全家的恭敬态度。在我看来，这显然不仅仅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更重要的还是员工们对祖父能力、人品的高度认可。

（七）低调祖父的“高光”时刻

当然，无论在公司做出多大的成绩，无论员工下属对他多么尊敬信任，祖父一生都过得异常谨慎、低调。而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受到了曾外祖父家族的影响。毕竟，和曾外祖父一族显赫的家世、富足的家底相比，祖父的家庭背景实在是太过寒酸了。因此，保持谦虚、谨慎，不张扬、不招摇，或许才是祖父在那种环境下的立身之道吧。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曾有过一次，祖父被时代的洪流推上风口浪尖，在临新中国成立前的特殊时刻稍稍“风光”了一回。

那是1948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最糟糕的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的工人眼见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纷纷起来抗议示威，各类工潮活动层出不穷。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来到上海，并且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誓要控制物价、稳定通胀、打击官僚资本、稳定民心。

然而，由于整顿触犯了自家亲戚的利益，“打老虎”行动最终荒唐落幕，无疾而终。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上海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控制局势，解决问题。特别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任期间曾竭力控制经费预算，打击黑市奸商，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在他的邀请下，我的祖父被选为福新面粉公司的资方代表，前往市政府与其商谈平息工潮的相关事宜，协助政府稳定上海的社会局面。

祖父曹启东年轻时代

回过头来看，祖父之所以能够作为福新面粉公司的资方代表参与会谈，或许正与他特殊的身份背景有关。一方面他是老板的女婿、企业的高管，在公司手握大权；另一方面他又是从基层职工群体中走出来的，与普通工人同吃同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政府看来，能找到这样的人作为企业代表参与协商，显然是最有效果的。

这次会谈，是祖父一生中唯一一次与政府高官要员近距离接触的经历。在祖父晚年的时候，他时常会将这件事情挂在嘴边，向子孙们说道。虽然当时的吴国桢并没能稳定住上海的金融局势，更无法阻止上海解放的步伐，但作为一介百姓，能够和上海的父母官面对面“共商国是”，按现在的时髦说法，确实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我想，即便像他那样低调的人，心里总会有一两件事值得去自满夸耀一辈子的吧！

只是，当时的祖父一定想不到，在整整六十年以后，他的孙子竟然会在电影《建国大业》里客串饰演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而且出演的那一段正是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的情节—六十年前祖父亲眼所见的那个吴国桢，当面交谈的那些维稳事宜，在六十年后竟成了我所饰的电影角色、所演的历史故事。

不仅如此，祖父更不会想到，在六十多年后，他的孙子竟然还能在美国见到吴国桢的女儿，并与这位历史的见证者共进午餐，追忆往昔……

有时历史，就是这般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