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间万事塞翁马

在我采访曹可凡的过程中，他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致的意思是说：“我的一生波折不断，无数次几乎穷途末路的时候，都幸有贵人相助，才能转危为安。所以现在，只要是我能帮上别人的事情，我都会尽力而为帮助对方。”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曹可凡的人生轨迹是一帆风顺的，既不像孟非那样从社会底层苦苦打拼成名，也不像董卿那样经历了职业生涯的大起大落，自1987年主持人大赛出道以来，他一直向上发展，并且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获得更高的成就，这样的人，究竟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穷途末路”呢？

随着交谈的不断深入，我才真正发现，每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物，其背后都有着无数的辛酸与坎坷。通往成功的大道永远伴随着乱石与荆棘，而不是灯光与红毯。

特别对于曹可凡而言，在他读小学、中学的岁月里，道路的坎坷曲折几乎伴随着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如果说3岁时的“批斗”、小学时的骨折只是转瞬即逝的小小插曲，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困扰，着实要比同龄人多得多。

这种波折，既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遗留物，又是家庭环境的必然，同时也与曹可凡天生的能力特点紧密相关。总而言之，他的少年生活，绝不像歌中唱的那样“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不得不说，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变化最大、最纷繁复杂的二十年。在这段时间中，各种社会变革—新旧政策的交替、社会风向的转变、潮流交替转瞬即逝……反反复复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这其中，有的人在应接不暇的新现象中忙忙碌碌、随波逐流，有的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中翻江倒海、钻头觅缝，也有人被一扇又一扇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大门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

而对于少年曹可凡来说，他的生活注定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简单懵懂。优越的家庭条件，能为他提供多过普通孩子的人生选择；高要求的长辈，向他施加了高过普通孩子的成长压力。而当这一切遭遇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时，又会产生无数计划之外的突发与变故。

是该读书，还是学手艺？是学文，还是学理？是出国留学，还是追求艺术？学习该怎么学，考试该怎么考，考不上大学是去工作还是复读？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擅长的，什么又是自己适合的……

原本做梦都不敢想的幸运竟会在一日间变为现实，原本以为已经牢牢在握的机遇又会在一夜间烟消云散。命运的洪流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转向再转向，早早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身处其中的少年曹可凡全然看不清自己的未来究竟在哪一个方向。

然而，幸运的是，每次在“几乎穷途末路的时候”，都会有“贵人相助，转危为安”。而对于少年曹可凡来说，所谓的“贵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某件特定的事，而恰恰是“命运”本身。

无论是在前行的道路上被绊倒，还是被突然关闭的大门撞破了头，或许当时的曹可凡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得不轻，可回过头看，每一次的挫折都没有变成他成功路上的阻碍，反倒成了将他从歧途带回正路的人生指引。

当我听着曹可凡细细讲述他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时，我不止一次地感慨，其中的戏剧性简直比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还要曲折；当我将所有的故事整理成线索清晰的文字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有些迷信的念头—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曹可凡命中注定就是要做主持人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命运”几乎为他排除了所有的其他选项，只留下了唯一的这条最适合他的道路。

若是这样想来，那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切挫折、一切苦楚，反倒是成年后最大的福祉、最大的恩惠了。

（一）恢复高考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算不上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始终就是在这样一个中游水平徘徊。现在想来，这和我当时比较顽皮、在学习以外花费的时间比较多有关系。相比起“学霸”们每天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电影、看演出、学琵琶、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上，学习只是靠平常的小聪明勉强维持，因此始终处于班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整个国家对读书、学习都不是很重视，虽然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碰到过因为“停课闹革命”之类的事情，教学秩序始终比较有序，但总体上大家对知识并不重视。那时候，工厂的工人是最“吃香”的，收入殷实、社会地位高、谈恋爱找对象也更受欢迎，而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那是“臭老九”，只有被批判的分儿。

当然，无论社会主流观念如何判断，我父亲心中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终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重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但即便有这样的想法又能如何呢？“文革”期间高考被废止，考大学不看成绩看成分，只有出身“又红又专”的人才有可能上大学，像我这种“资本家”的孩子，就算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羡慕的分儿。

所以，我的父亲才会让我去学小提琴、学琵琶，掌握一技之长，而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校的课程上面。至于学习，那也是必需的，但是所学的内容更多的是课堂以外的东西—历史、文学、艺术、外语……这些知识都由父亲手把手来教我，或是经由父母创造条件让我去体验、感受，与学校所学的知识、学校考试的内容关系不大。

1975年，我小学毕业。和锦园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们的初中几乎也是就近分配的。我读书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甚至说，用“普通”来形容，已经算是对它的褒扬了。当时学校里，时不时会有学生因为打群架什么的，被送去“工读学校”。足以见得这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多么淡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看着长辈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当时年仅13岁的我并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会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顿时，我猛然发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扇原本被锁得死死的大门忽然打开了，我也可以像父亲那样，享受高等教育了！

这个消息对父亲的刺激甚至比我更加巨大。一直以来，父亲都希望我能努力读书，像他一样考上大学，成为高文化、高学历、高素质的社会栋梁。只是一直苦于所谓“家庭成分”的限制，这样的“痴心妄想”只能默默藏在心中。而现在，大学之门终于又一次面向所有读书人平等开放，这种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怎能不去争取，不牢牢抓住呢？

在那之后，父亲对我学业上的要求明显提高了不少。受此影响，我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成绩从原本的班级中游提升到了班级前列。然后，在中考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与锦园多数小伙伴不同的道路—离开学习了三年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考到了离家较远的复旦中学。

（二）高中偏科

复旦中学是一所创建于1905年的老牌学校。听说今年学校正式升格为“市重点中学”，教学质量应该比我当年就读的时候又强了很多。当然，即便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它依然是上海老牌的“区重点中学”，起码和我初中就读的十八中学相比，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生源都提升了一大截。

记得当时，我的中考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那一届总共有11个班，排班顺序基本按照中考成绩来定—也就是说中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在1班，次之的在2班……以此类推。而我，则被分在同样算是不错的3班。至于4班之后的成绩，就比前三个班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了。

但进校时成绩好，并不意味着永远成绩好。进了高中之后，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才学了一个学期，成绩排名就从原本的前百分之三十掉落到了后百分之三十。

客观来说，当时成绩退步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学校环境的变化。初来乍到，对新学校的氛围总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从普通学校到区重点中学，学校层次的提升也意味着校内竞争的加剧，再加上我所在的班级整体水平又在学校平均之上，这么一来，我过去的学习优势荡然无存。

更主要的，是高中教学内容的变化。在初中的时候，我的理科成绩并不差，那时候总以为自己遗传到了父亲在学习方面的优秀基因，中学这点知识学起来自然是轻轻松松。然而从高中开始，“数理化”课程的难度一下子提升了许多。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继承到的只有父亲在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在理科方面真叫作是“有心无力”。初中的时候理科学得浅，靠仔细和小聪明还能应付，到了高中知识点越来越深、题目越来越难，于是就越来越吃力，越来越跟不上。

看到我这个情况，父亲也非常着急。

那时候的父亲在厂里从事化学、环保方面的工作。电镀车间使用过的水中残留着大量有毒有害的成分，过去人们不懂，就直接把废水排进河道，到父亲那时逐渐有了环保的意识，于是工厂自行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如何对污水进行处理，以确保排放的污水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在那时，父亲的工作绝对属于高端的科学研究。

起先，父亲也曾经尝试过在理科方面帮我做一些辅导。可是也不知道是父亲的教授方法有问题还是我的接受能力有问题，无论怎么教，成绩依然不见提升。更要命的是，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使我对学习数理化兴趣全无，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

尽管父亲的学问渊博，可是“高射炮打蚊子”终究产生不了效果，于是父亲决定转变策略，从延安中学请了一位数学老师来给我补课。要知道，当时学生请家教补课之类的情况远不像现在这般普及，延安中学又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市重点中学，一对一的学习效率显然比在教室里上大课提升不少。然而，即便是高水平教师的一对一单独指导，依然没能“挽回”我那“无可救药”的数学成绩。

（三）硬着头皮学理科

久而久之，学校老师也对我的理科学习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看来，像我这种学习“跷脚”的学生，想要考大学那就只有一条路—老师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以及我父亲暗示：其实学校里还有一个文科班呢，你文科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呢？

对于这个提议，我个人是乐于接受的。在我看来，只要不学物理化学，什么都好。然而，父亲却对老师们的这一建议坚决反对，理由有两点：

其一，父亲认为学文科的人容易“出事儿”。对于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见过解放前的战乱，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对于“因言获罪”的事情看得太多。在他们看来，学文科的人大多关心政治与历史，这些人受到风波牵连的概率远高于学习理工科的人。所以，为了我将来的人身安全，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去学习“容易闯祸”的文科专业。

其二，父亲认为学文科没有必要上大学。作为一个学理科的大学生，父亲在语言、文学、历史、音乐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水平，而这些都是他自学得来的。因此，在他十分传统的学习观念中，文科的知识只要自己感兴趣，自学都可以学得很好，在大学学习文科完全就是浪费青春。

特别是当时老师们重点推荐的外语专业。在父亲看来，外语就是一个工具，一个用来获取其他资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工具，专门为了学外语而在大学里攻读一个学位，是一件极其没有必要的事情。如果在大学花费四年光阴却只掌握了一样工具，那就等于在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既没有学到能够改变世界的知识，也没有学到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

应该说，当时的中国，持有和父亲一样观点的知识分子非常多，所以才会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也就是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学理强于学文，理科生多过文科生的情况在中国各省各级中学持续了好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便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学习我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自信能学好的“数理化”了。

就这样，比起我在小学、初中阶段自信、愉快、饶有趣味的学习经历，我的高中生活可谓是百无聊赖、苦不堪言。没有了与小伙伴嬉戏玩耍的趣味，没有了看演出、看电影的休闲，只有永远答不对、做不完的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还有来自父母、老师和自己的无形压力。

当然，到今天再回过头看当初的选择，我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如果没有那段学理科的经历，且不说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少我不太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逻辑清晰、思维缜密，用一个理科生的理性头脑来“思考人生”。

书读得不好，考大学的机会渺茫，那时的我，和现在许多学生的心思一样，总希望能找出一条比读书、高考更便利的捷径，以逃开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高考这座“独木桥”。

在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四）留学梦碎

第一个选择是出国。

改革开放之前，出国留学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到了1981年，一项新的留学政策正式出台—国家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顿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普通学生也有了梦想成真的可能，特别是像我这样有着“海外关系”的家庭，只要海外的亲戚担保，出国读书的手续很容易就能办成。

备注：

新中国的留学制度，从1964年至1981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4年，当时的新中国曾经公派过一批学生前往欧洲各国留学，计划培养一批精通外国语言的专门人才，为国家外交工作提供帮助。这批学生的选拔标准非常简单—家庭出身要“根正苗红”。至于语言天赋和外语基础，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便如此，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批学生多数被急召回国“参加革命”，原本的学习任务全部终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是为了外交需要，国家再度零星选派了几批学生出国留学。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女儿丛军，就是在“文革”时期送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比出国学习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们是维系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纽带。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国留学的大门才被重新打开。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留学生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随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和学者公派出国留学。

1981年，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我国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自费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此，自费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解放前，我的祖父曾有意将他的儿子们陆续送到国外念书。作为长子的父亲本应是第一个出去的，却因为身体抱恙最终未能成行。这件彻底改变了父亲命运的旧事，可以说是父亲终生的遗憾。现在国家终于对外开放了，出国的机会再次摆在了眼前。

在这种情况下，把儿子送出国，获取国外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实现父亲当初未能实现的愿望，显然是父亲最大的念想。因此，对于我出国留学的打算，他是举双手赞成的。

于我而言，能够出国读书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首先，出国留学不仅意味着我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与生活环境，更能帮助我摆脱痛苦不堪的数学、物理；其次，英文是我高中时仅有的“拿得出手”的科目之一，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只要稍微冲刺一下，达到出国所需要的标准并非难事—起码比学好数学、物理考高考简单得多。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简直是发了疯般地想要出国，去美国读书。

在家庭成员统一意见之后，父亲立刻开始为我奔波联系。当时对我家而言，最大的优势便是我的叔叔在美国定居。于是父亲立刻与叔叔联络，希望叔叔能够做我出国留学的担保人。

和二叔合影（左三）

对于这样的请求，叔叔欣然接受。他深知兄长在国内遭受的苦难，任何能改善亲人生活的事情，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忙，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再说，我是曹家的长子嫡孙，担保我出国既是父亲的请求，也是祖上的心愿，叔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然而，就在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各项准备一帆风顺，出国留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却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其他亲戚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出国的机会，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这着实给我叔叔出了一个大难题。

最终，为了平衡整个家族的关系，出国的事儿还是“黄”了。出国梦的破碎令我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低落的心情、沮丧的情绪持续了好久才逐渐平复。

当然，现在看来，命运的这番戏弄反倒是将我带上了另一条更加光明的大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十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还特地和叔叔说：幸好那时没去成美国，要不然现在过得肯定还不如在国内呢。叔叔也觉得非常欣慰。他说，每次在中文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时，都觉得特别高兴。在他那里，还保存着一张刊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期与我合影的英文版报纸。他常常会想，当初没担保我出来还真是“错进错出”，为曹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五）与译制片结缘

第一个选择没能成功，我只得把逃避高考的希望寄托于另一个可能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既是我一生的爱好，更和我现在从事的职业有点儿关系，那就是当配音演员。

我从小声音就很洪亮。小时候我就是大块头儿、大嗓门，再加上因为遗传到了父亲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我的普通话在上海人当中也算是相当标准的。因此，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爱好—读报纸，或是跟着广播念新闻。

老师发现我在这方面有特长，也非常支持。“文革”时期上课经常要读《毛选》、读语录，我总是老师们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文革”结束，《毛选》不读了，那就让我领读语文课文、晨读。总之只要是张嘴的工作，我都是班里的不二人选。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那段时间，广播里循环不断地播放由夏青、陈醇这些老一辈播音艺术家们播报的讣告、悼词、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那时的我年仅13，在沉痛哀悼之余也会有意识地对照着报纸，跟着广播里播音员的播报一起读。

那个时候，夏青老师、陈醇老师都是我的偶像，我就像是一个小追星族一样，疯狂迷恋他们的声音，不但喜欢，而且还模仿，反复推敲，拿捏两位老师的发声、吐字方法，播报时的风格技巧，时间长了，也算是模仿得颇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学夏青老师的声音，那时的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

于是，每时每刻，每当我拿起一张报纸、一本书，乃至看到布告栏里的一张通知，我都会张开嘴去大声朗读。久而久之，我就练成了极快的看稿速度和极强的识稿能力。这也为我后来主持节目，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基础。

而比起播音，当时的另一种语言艺术—译制片配音更令我心驰神往。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电影。最先是跟着父亲一起去看，然后和同学们一起看，直到现在我都依然非常喜欢看电影。当时国产电影的数量非常有限，能看到的好电影差不多都是国外的，因此在欣赏电影精彩剧情的同时，我渐渐被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艺术家们惟妙惟肖的配音深深吸引。

那时候总觉得，电影配音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们的声音总是那样迷人，而且与电影中的角色形象完美贴合，又生动、又洋气，让人觉得外国人说话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一段时期，真是对译制片如痴如醉，像是《佐罗》《简·爱》《冷酷的心》……这些译制片我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里面的台词、旁白几乎都能背下来。

在这其中，最让我着迷的同样有两位明星—毕克和邱岳峰老师。我对这两位配音大师的迷恋程度简直能与现在青少年“哈韩”的劲头儿有得一拼—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上帝，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目标。继而我就觉得，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简直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

于是，我就缠着我母亲说，我要去搞配音。那时因为我成绩不是很好嘛，所以父亲也没有明确反对。但是我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上译厂的“大门”究竟该怎么“进”，简直是毫无头绪。后来好不容易，母亲通过一个病人家属的朋友……总之是绕了好几层关系，可算认识了一个上译厂的工作人员，再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当时的配音演员翁振新先生。

第一次见到翁振新老师，他让我随便选一段电影片段的台词念给他听。于是我就挑了一段我最喜欢的、最有自信的，像模像样地念了一遍。

听过之后，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的声音确实不错，要当配音演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干我们这行，你今天干也可以、明天干也可以，专业干也可以、业余干也可以。但首先你应该先去上大学，学好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翁老师的这番话，再一次击碎了我逃避高考的小算盘。既然连专家都“否定”了我的想法，我只得老老实实读书，恶补数学、物理，先努力考上大学，再考虑其他的兴趣爱好。

事实上，即使在我考上大学之后，我对译制片配音依旧痴心不减。借助父母、朋友以及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我四处托人，几乎是削尖了脑袋拼命想往译制片厂挤。后来也确实给我找到了一些机会，我就时不时跑去那里去看看，在这过程中，必须要感谢我从母亲身上继承到的交际能力。译制片厂里的老师们都不讨厌我，甚至有时候运气好，还会给我一两个“跑龙套”的角色配配。每当碰到这样的机会，我更是会高兴得睡不着觉。

同时，对于我心中那两个念念不忘的“偶像”—毕克和邱岳峰老师，我这个超级“追星族”更是想尽办法，在上译厂里寻找他们的印记。邱岳峰老师早在1980年就过世了，未曾得以一见；但与毕克老师的见面机会就比较多了。

记得那已经是在1990年后了，毕克老师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长期住在瑞金医院的高干病房接受治疗。那时我正好在瑞金医院实习，能够轻易地在医院各处行走。再加上我还在电视上主持一些节目，也算有一点小名气。我便借助这两方面的便利条件，经常跑去高干病房看望毕克老师，在他人生的暮年也算是与他结下了一段缘分。

毕克老师看过我主持的节目，他也知道我非常喜欢配音艺术，时常会去译制片厂玩儿，所以老爷子对我一直宠爱有加。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他仍然在病床上为我创作了一首小诗。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语言很直白、很朴素，内容主要就是他对我的印象以及对我的期许。当时我拿到的时候非常兴奋，一直珍藏着，但后来不知怎么的，给弄丢了，找不着了……

高中时代

后来，我开始做《可凡倾听》，重新回想起了这件事情，愈发觉得无比后悔，不禁慨叹那时的我实在太过年轻，没能察觉那张纸的分量。只有到现在，当我深切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离去对所有后辈、对整个时代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并试着用《可凡倾听》去尽可能地挽留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精神的时候，才真正地发现，当年那个把纸条弄丢的我，是有多么不懂事。

（六）高考失利

就这样，寄希望于逃避高考的两条出路全部行不通，现实再一次把我拉回学习“数理化”的苦恼中来。三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决定命运的高考终于降临了。

首先是填报志愿。起先，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学习理工类的专业，将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可考虑到我三年来在数学、物理课上的表现，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他的儿子真学不了理工科。于是，家里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让我考医科，走母亲的那条路。

对于这个建议，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的。母亲在单位中人缘好、影响力也不小，她的同事们都爱来我家玩儿，其中有不少都是母亲所在医院各处室的医生，甚至是院领导。和他们处得久了，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了解也就比较全面、深刻，感觉做医生各方面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其次，家里有一个医生，全家的身体健康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科学的处置。我父亲的身体一直都比较弱，祖父也上了年纪，作为护士的母亲在照顾家人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让我体会到了医护工作者对家庭的重要。毕竟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老病死、寻医问药都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如果我未来的职业能给家庭谋得些许福利，那显然是我十分愿意的。

此外，母亲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她通过工作关系结识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像杜家姐妹那样，为我们全家提供了很多便利。这又让我感到，医护工作是一个可以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交朋友，扩展自己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的好职业。特别对于我这种喜欢并且擅长和他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也的确是极具吸引力的。

于是，我鼓起勇气，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填在了第一志愿。

备注：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医科大学，综合实力在全国医科大学中排名前列。其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这三所学校的医学院合并组成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7年入选“211工程”项目；2005年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下属有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市第九人民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六人民医院等7所综合性附属医院，市儿童医院、市胸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等5所专科性附属医院。12所附属医院中有11所是三级甲等医院。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齐名的综合性医科大学。当时选择二医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附属的瑞金医院就在我家边上，也是我母亲非常熟悉的医院，里面很多医生都是母亲的好朋友，这些医生又同样是二医大的老师，我要能进二医大，各方面都能有个照应。而且颇有渊源的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又与父亲当年就读的圣约翰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所以父亲对这个学校也非常有感情。

既然目标明确，接下来就得靠分数说话了。毕竟二医大的分数线着实不低，以当时我的理科水平来看，考上的希望虽不至于用渺茫来形容，但也确实没有太多把握。

考试的时候，感觉发挥还算正常。分数出来一看：410分出头，距离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就差那么几分，名落孙山。

但还好，很快我就被通知，虽然第一志愿没录取，但还不至于没有书念，第二志愿或者专科志愿还是可以进的。当时我的第二志愿填报的是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纺织也算是我们家族的老本行吧，还是比较亲切的；专科志愿则是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立信会计学院）。

聊胜于无，就算进不了自己最想进的学校，只要有书读总归是件好事。于是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心想着就去华纺或者立信读书吧。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然而，眼看着我快要实现大学梦了，命运却再一次和我开起了玩笑。

（七）体检“作弊”

读大学不仅需要成绩合格，身体检查合格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与高考相关的体检，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要经历两次。先是在高考前检查一次，根据体检结果确认哪些专业可以报考，哪些不能报考；进校报到之后，还要在学校检查一次，以确认学生的身体状况是否能够完成学业。

我那时候也是如此。高考前的检查十分顺利，没有任何问题。可万万没有想到，接下去学校里的体检却是一波三折，最终令我与“华东纺织工学院”失之交臂。

照理说，我母亲是护士，从小我就是在医院消毒药水的味道中长大的，对于检查身体之类的事情理应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鬼使神差—也不知是因为考上大学太激动还是怎么回事—学校体检那天我特别紧张，心跳加速，满脸通红，浑身冒汗。结果血压莫名其妙地蹿上了130，校医认为我身体有问题，不能录取。

检查的结果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十分委屈，心想着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读不了大学，那实在是太冤枉了。好在学校还有一次复查的机会，只要通过依然可以读书。

复查前一晚，我又开始紧张了，毕竟明天的检查将决定我的命运，万一又测出高血压什么的，那该怎么办才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确保明天的检查万无一失，我决定未雨绸缪，想个办法确保我在检查的时候能够血压正常。

于是，我向母亲求助。当时我谎称睡不着，让母亲给我吃一粒安眠药。母亲看我确实挺紧张的，也就相信了，给了我一粒“安定”，让我吃了赶紧睡。我当然没有立刻吃掉，而是偷偷把药藏在了口袋里，打算明天体检前吃下去，以保证身体不会出现过度紧张、过度亢奋的异常状态。

第二天，又一次来到学校。检查前，我偷偷溜进厕所，想着把“安定”服下，然后再去量血压。没想到，就在我掏出药片，准备放进嘴里的时候，招办老师忽然出现在厕所，把我抓了个“现行”。

健康问题直接上升为诚信问题，招办老师也不管我到底有没有高血压，直接以体检“作弊”为由取消了我的复查资格，或者说，直接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

尽管事后我和我父母想尽一切办法，拿出了很多证据证明我血压没有问题，又反复地向招办老师解释我真没有作弊的必要，可学校招办依然不予认可。于是乎，我的第一次高考，就以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落榜了。

当然，时至今日，再来回顾这场30年前的风波，我非但没有丝毫怨念，反倒有一种暗自庆幸的感觉。倘若当年真的进了“华东纺织工学院”，那我可能就早早地走上工作岗位，成了一名普通的纺织行业技术员。那样的话，或许我能在纺织行业做出一些成就，但更大的可能是：我会在上海90年代的轻纺业大改革中遭受下岗再就业的人生考验。总之无论如何，我肯定无法从事我所深爱的语言艺术工作了。

（八）第二次高考

高考的失利，特别是以这样一种有点儿冤枉的方式失利，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比之前“出国梦”破灭还要巨大。然后就心想着，或许这就是命吧，命中注定我上不了大学。于是我就对父亲说：“既然这样，我就去参加工作算了。”

我参加高考那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28万，高考报名人数259万，录取率不足11％。大学生真正无愧于“天之骄子”的称号。谁家出了一个大学生那可真是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大事儿。那些年的大学生都喜欢把校徽别在衣领上，既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炫耀，走在路上，往来的行人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至于那89％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是更多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高中毕业直接工作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尤其是在1981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还没毕业，高中毕业生依然是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学历最高的。

然而，对于我的这个想法，父亲坚决反对。在他的安排下，我重新回到了中学课堂，在延安中学复读一年。

在当时，复读并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高考失利后选择复读的学生远远少于现在。因此作为一个复读生，尤其是市重点中学的复读生，那种“寄人篱下”的压抑与苦闷，没有体会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同在一个学校，人家是正式注册的在读生，而我只是“借读”的高复生，彼此间很多政策和待遇全然不同，不由得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例如，每天早上，正式生是要下楼做早操的，而借读生是不用做早操的。看着人家都在操场列队出操，只有自己在教室里傻等着上课；学校会经常性地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公益劳动、春秋游等，这些同样是与借读生无关的……这种特殊待遇让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十分强烈的自卑情绪。

因此，在复读的一年里，我收敛了以往活泼、外向的性格，电影也不看了，广播也很少听，一切娱乐活动皆与我无关，每天只是闷头读书、做功课，和同学间的交流也很少，更不用说一起玩耍嬉戏了。

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苦行僧”般的生活，然后再一次参加高考。志愿依然和去年相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第二次高考的成绩还算不错，430分，超出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不少—这么看来，一年复读所受的苦也算是值得了。当然，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训，即便成绩合格了我依然不敢懈怠。直到确认体检合格，正式录取，我心中的这块大石头才算是放下了。

历时两年，理科成绩不好的我可算是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期间虽然一波三折，起码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要是第一年运气好一些多考几分，也不至于会出现后面的波折了。然而于我而言，这一年复读的经历，恰恰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正是因为我复读了一年，直到1982年才考上大学，我才有机会以“大学五年级学生”的身份搭上上海电视台1987年举行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的“末班车”，并从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走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岗位。

而倘若我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假如考进二医大，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大学六年级的我肯定已经分配到医院去实习了；假如考进华纺，本科只需要读4年，那么1985年我就毕业工作了；假如进的是立信，专科只需要读3年，那么1984年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无论怎么选择，我都将注定与“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一工作无缘，深爱的译制片配音也早晚会被放弃。

都说戏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是人类生活的艺术化表现。我反倒觉得，有时候人的生活比戏剧更精彩，比戏剧更有戏剧性。当我最终站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取得可喜成绩之时，回头再看看自己这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之前的种种阻碍、磨难、坎坷与不幸，并不是命运之神对你的拒绝，而是为你将错误之门逐一锁上，指引你径直走向人生成功的指路明灯！

（九）课堂里的名医

从1982年到1991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一读就是9年。毕业之后，我又留校当了三年老师。也就是说，在我的人生中有整整12年是在二医大度过的。它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在我读书那时候，二医大内可谓是星光璀璨，大师如云。无数在上海医学界叱咤风云的权威、名家都是我们的指导教师。能够在课堂里欣赏到那么多名师的风采，对我而言着实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当时二医大的老师基本上分为两波：一波是“美系”的，1952年二医大合并前都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另一波是“法系”的，来自合并前的另外一个分支震旦大学医学院。这些老师在给我们授课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与临床经验，都是上海医学界鼎鼎有名的医学专家，其中有不少老教授在教完我们这一届之后没几年都陆陆续续退休了。所以，能得到他们的指导，我们这一批学生是非常幸运的。

在我的任课老师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老师—王振义。王振义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经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内分泌血液学的权威。

每次王振义老师带着我们查房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因为他每走过一个病床，就会要求你报出该名患者的所有化验指标。如果你背不出来，那他就会告诉你—他提前一天就会来病房了解情况，全部记在脑子里。然后，他的教育都是启发式的，不是告诉你这是什么病、该怎么治，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来引导你说出答案。如果你没说对，他就逐一指正，非常认真。

此外，陈竺部长的母亲，中国内分泌血专家许曼音教授，是我内分泌课程的老师。和王振义教授一样，许曼音教授也是出自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法系”医学专家。曾有一次我见到陈竺部长，他很热情地拉着我说：“哎呀，我妈妈一直很骄傲地说，曹可凡是我的学生！正儿八经的学生呢！”就在前不久，90高龄的许教授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与世长辞。回想起她给我们上课的点点滴滴，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名誉外籍院士、瑞金医院的老院长傅培彬，也是我们的老师。我第一次外科手术见习，指导教师就是傅培彬教授。大外科专家不愧是大外科专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疝气手术，但他每切开一层组织都会给我们做分析，局部解剖结构非常细致。

另外，还有个“美系”的教授董方中，中国血管外科的权威。周恩来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手术，就是由他担任主刀医师。因而他在当时的医学界非常有名，还担任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高级医学顾问。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80年代的时候，就开着红色跑车来学校上课，同学们看得都啧啧称奇。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他竟然是中国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的小舅舅，连周小燕的婚礼都是在董教授家办的。这么说来，董教授那么“洋气”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肝胆外科专家张圣道教授。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手术，就是成功挽救了原教育部副部长、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教授的生命。那是在1999年，当时年仅40出头的吴启迪突发高血脂诱发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抢救过程中连续8次心脏停止跳动。张圣道教授历经整整146天抢救、治疗，才把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记得有一次，他来给我们上课，走进课堂很和蔼地与我们打招呼：“同学们好！”我们全班都懒洋洋地回答：“老师好……”声音稀稀疏疏、懒懒洋洋。然后他就开始上课了。四节课上完，同学们一听他说“下课”，立刻拿起饭盒打算去食堂吃饭。他忽然说：“等一下。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和你们打招呼，你们非常不认真，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说什么师道尊严，但是说‘老师好’的时候你们应该全体起立，这是对老师最基本的尊重。将来你们进了医院，也要对病人有足够的尊重，懂了吗？”大家依然稀稀拉拉地应付道：“懂了……”没想到他竟然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来一遍！”然后便径直走出教室，又重新走进来，对大家说：“同学们好！”这次我们都不敢怠慢，很认真地起身回答：“老师好！”这才算是下课。

大学时代和同学

后来，我成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有一次节目刚好请来了张圣道教授。在采访他的时候，我还特意提起了这件事情。虽然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张教授对待教育、对待患者的这份严谨、这份尊重，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触动很大。

（十）学医趣事多

说起在二医大学习的感受，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如鱼得水。

首先，托母亲的福，在我成长过程中曾经和许多医生、护士打过交道，对医学、医护工作的了解程度高于班中的其他学生。因此与同学们相比，刚进校时的我就具备了较为明显的基础优势和心理优势。

第二，学医对外语能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需要看很多原版的医书，记很多非常复杂的医学类英语词汇。在这方面，我的语言优势同样明显。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我的英语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遵循着父亲“imitation”“practice”这两大学习英语的法宝，我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记住与医学相关的各种英语词汇，学习专业自然事半功倍。

第三，学医需要学习大量理科，特别是化学方面的知识。这方面原本是我的弱项。但经过“三年加一年”地狱般的理科训练，我的整体水平已经足够应付二医大的学习要求。而且虽然我的理科成绩不怎么样，但意外的是，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很强，对事物的分析能力、推断能力深得老师们的欣赏。这对我在医学领域的学习与研究，帮助巨大。

当然，有优势也会有劣势，我在医学院的学习同样也是严重“跷脚”—理论水平强，动手能力弱，内科成绩高，外科完全不行。

医学院和别的高校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学校与行业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几乎所有的名牌医院都是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学校的教授都是医院的专家医师，学校的学生既要在课堂接受课程学习，又要在门诊部坐诊、住院部查房、手术室开刀……协助老师承担一系列的医疗任务。

因为动手能力差，每次我参与外科实践，都会闹出或大或小的笑话，给患者们造成不少麻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给一个病人割阑尾。那时候该学的差不多都学完了，基本具备了手术的能力，只不过在瑞金医院这种大医院，我们这种实习生肯定是轮不着“动刀子”的，所以学校安排我去松江的泗泾卫生院开刀。

开阑尾需要把腹部切开，我刚拿起刀就紧张得要命，一刀下去，血往外一溅，更是吓得双手发抖。偏偏患者还有点儿发福，腹部脂肪比较厚，怎么划都划不开。患者的血越冒越多，我的心里也就越来越紧张……

好不容易手术做完了，老师过来检查，一看，气得叫了起来！别人开刀的创口都是一条直线，我的手抖得不行，在患者的腹部划出了一道极不规则的锯齿形口子。老师实在看不过去，只能帮我重新去修补，回过头来又把我臭骂一顿。

还有一回更“雷人”，学校安排我去妇产科实习—给别人接生！

当时那个孕妇的胎位不是很正，总之怎么折腾就是生不出来。我在那里“努力奋斗”了半天，满头大汗但还是束手无策。那孕妇疼得哇哇直叫，拼命向在一边“看热闹”的指导医生投诉：“医生啊，还是你亲自来帮我接生吧，这个大块头实在不行啊！”

没想到边上的指导医生却异常淡定，坚决“只动口不动手”。他不慌不忙地对那个孕妇说：“你不要着急，我今天要是不教会他怎么接生，二十年后你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还有谁能帮她接生啊？”

最终，小孩儿可算是生出来了，那个孕妇却被折腾得够呛。她心有余悸地对我和指导医生说：“今天碰到你们真是触霉头了！”

（十一）老师救了姨父的命

由此可见，我在外科尤其是手术方面的能力，实在是令人汗颜。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要是我去开刀，她天天都会睡不着觉。但与之相反的是，我的头脑思维很灵，特别是逻辑推导能力相当强，所有的内科大夫都非常喜欢我。在内科诊断方面，我的实力排名全校前列。

在内科学习方面，有一位老师同我非常有缘，那就是瑞金医院消化科的唐振铎教授。

唐教授在名气上并没有之前我提到的那些教授响，但论业务能力，他的水平着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生从未出过国，但说的英语却是标准的伦敦口音，他说的法语又是标准的巴黎口音。唐振铎老师上课从不带书，不带讲义，所有的知识全部在他的脑中，张口即来。任何一个病症，无论是腹痛还是发烧，他都能讲出一百多种病因。

唐振铎教授在医学方面的文献阅读量大得惊人，那个时候凡是能看得到的医学资料他几乎都看过，而且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记得有一次，瑞金医院收治了一个病人，需要在腹部开刀。但那个患者有个问题，腹部粘连。而且粘连的程度非常严重，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该如何解决，只好向他请教。他想都不想就说：“没错，有这种肚子的。这种肚子不能见光，一见光就粘连。这个案例在什么什么书里面出现过，多少多少页，自己去看去！”

唐老师对我留下印象，是在一次医院查房的过程中。那次唐老师带领我们去医院巡查，遇到一个17岁的男孩，左上腹有疼痛，胃口不好，精神也很差，还出现了严重的贫血症状。那时候的医疗科技还很落后，CT之类的高端检测仪器都没有，而像B超那样简单的设备根本查不出病因。所以，医生必须要通过患者的外部病症分析、推断出所有的可能性，然后逐一排查，最终确定病情。

在了解了那个男孩的病症后，唐老师问我们：“根据这个症状，你们说说看，他的病有几种可能性？”他指指我，让我先说。我说了几种可能。他听了之后又说：“不用想太多，就用你的直觉告诉我，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直觉告诉我，有可能是胰腺癌。不明原因的疼痛加上极度贫血，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胰腺癌。”他点了点头说：“我也觉得是胰腺癌。”过了一段日子，男孩体内的肿瘤长大了一些，确诊了，果真就是胰腺癌。

那一次的诊断让我在唐老师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自那以后，每次去住院部查房，他都会让我第一个发言，听我的意见。我对病症的分析、推断，他也非常欣赏，称赞我的判断能力非常强。

唐老师不仅在学习方面是我的恩师，在学习之外，他同样是我们全家的恩人。1988年，上海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甲肝疫情。因大规模食用了江苏启东的有毒毛蚶，全城共有30万人感染甲感病毒，最终造成31人死亡。

在这场疫情中，我的姨父因为甲肝造成大出血，怎么都止不住，看了好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去请唐老师帮忙。记得那天正好下大雨，唐老师听了我的讲述后，一刻不停，立刻批了件雨披跑到瑞金医院的传染科，给我姨父诊断。

看过之后，他告诉我：“这个病挺严重的，弄不好可是要‘翘辫子’的。这样吧，我给你配个药，你让你姨父试试看。不过这个药上海没得买，得去香港才有，你香港认识人吗？”正好我有不少亲戚都在香港，我说没问题，于是他就把药方给我了。我去香港买来了那个药，姨父一吃就痊愈了。至于其中的原理，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总之非常神奇，药到病除。

在那之后，我和唐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他曾经非常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虽然最后我没能拜在他的门下，但我和他之间的师生情谊却依然深厚。

后记

就在我采访完曹可凡老师的启蒙老师张汝襄老师后不久，热心的封伟静又一次与我联系，说他们打算去看望中学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俞汝坚老师，并邀请我同去。于是，我又一次拜访了曹可凡的中学老师，尝试从她那里了解更多青少年时期曹可凡的成长经历。

（一）登门拜访

然而，还没到老师家中，我便被泼了一盆冷水。在车上，曹可凡的同学程亮有些得意地说：“俞老师肯定不记得曹可凡了。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可比他好，俞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要比曹可凡深。”

确实，随着年岁逐增，初中时的曹可凡不再像小学时那样顽皮可爱，在成绩方面也没有特别的优势。桃李满天下的老师究竟还能记得多少这位大明星的往昔事迹？今天的采访能否依然像上次那样有所收获？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俞老师的年纪比张汝襄老师略小一些，但也已经年逾古稀。她的爱人姓汤，和俞老师是同行，当年在五十五中学教高中物理。两位老先生相濡以沫，生活在徐汇区吴中路附近的一栋老式高层里。为了方便照顾，他们的儿子也住在同一栋大楼，楼上楼下。二老退休后，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了小孙子身上，给孙儿买菜烧饭、辅导功课、接送上下学成为两人的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同事聚会，或是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像这样高学历的退休教师，在日益讲究文化建设的社区中可是相当“吃香”的。

听说我们要来，俞老师的儿子早早就在小区门口等着了。我们一来，便招呼保安协助我们把车停好，把我们带上了楼。

到俞老师家的时候，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们打算接上俞老师和她的爱人汤老师，一起去周边的饭店边吃边聊。起初汤老师觉得有些尴尬—毕竟来的都是爱人的学生，自己是一个都不认识的—可当他看到了我，听说我想要打听一些有关曹可凡的事情时，他立刻改变了主意。

他说：“既然你们要问曹可凡的事，那我是一定要去的。我跟曹可凡的交情，可要比你们俞老师更深呢。”大家甚是好奇，都想听听究竟汤老师和曹可凡会有什么样的渊源。看来今日拜访，还能获取一些计划外的信息呢。

（二）初中班主任俞老师

坐定下来，最先开始说话的依然是曹可凡的班主任俞老师。俞老师介绍说，她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接手曹可凡所在的这个班级的。当时这个班在学校属于“提高班”，所有的学生都是通过数理化三门课的成绩选拔出来的，颇有一种培养精英的意味。为了让这个班的学生真正能够在成绩上“提高”，作为班主任的俞老师每周都会在完成计划内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义务给同学们额外加一节课—当时教师的师德师风着实令人敬佩。

在这个“提高班”中，曹可凡的理科成绩确实算不上拔尖。但即便如此，在俞老师的印象中，中学时期的曹可凡依然是一个学习非常努力的孩子。俞老师至今仍记得，在那届考到外校去的学生中，只有两个人中考数学成绩是满分，其中一个就是曹可凡。这对于以文科擅长的曹可凡而言，着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进了复旦中学之后，曹可凡依然会偶尔去俞老师家里拜访。当时俞老师、汤老师住在延安西路，离曹可凡家并不算太远。而就在看望初中班主任的过程中，曹可凡渐渐同俞老师的爱人汤老师熟络了起来，两人之间还产生了一段特殊的“师生情分”。

（三）高复补习汤老师

那是在曹可凡高考失利，去延安中学复读的1981年。物理一直是曹可凡最弱的一门课程，能否提升物理成绩是他第二年高考的成败关键。之前去俞老师家玩儿的时候，曹可凡偶然得知他的爱人汤老师是教物理的，于是他便偷偷留了一个心眼儿。在“高复”那年，他特意找到了俞老师的爱人汤老师，请求他帮助自己补习物理。

汤老师深知曹可凡是一个认真好学的孩子，与自己也颇为投缘，便答应帮他补课。于是，在那一年里，每星期曹可凡都会去俞老师、汤老师家学习物理。

汤老师说，那时候学校的学习气氛可不像现在，学生在校外补习的现象并不多见。那时的中学老师也极少有在校外兼职做家教赚钱的情况。他给曹可凡补课，仅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教师这份职业的责任，从没有收过曹可凡一分钱补课费。

高中生去初中班主任家探望老师，这或许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高复”期间拜托初中班主任的爱人帮忙辅导高中物理，能想到这一招还真是不易。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曹可凡巧妙利用身边资源的精明意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为曹可凡主动求学的积极态度拍手称赞。

而汤老师与曹可凡的渊源还不局限补课这一件事。汤老师说，在考上大学之后，曹可凡并没有忘记这两位恩师，他依然保持着每周来俞老师、汤老师家“嘎三胡”的习惯。每次曹可凡来，汤老师都要给他准备一暖水瓶的热水—他一说起话来，就要口渴喝水，每次都能喝光整个暖水瓶的水。

当然，“嘎三胡”并不是曹可凡拜访的主要目的。汤老师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他和曹可凡的父亲一样，有藏书的爱好，家中藏有大量不同时代的经典小说名著。虽然其中一部分在“文革”时期不幸损坏，但依旧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曹可凡正是看中了汤老师珍藏的这些小说。

每次在与汤老师闲聊之余，曹可凡都会从汤老师家中借几本小说去看，曹可凡看完，还转借给他父亲看。下一次来，把上回借的还上，再借几本别的小说带回家……日积月累，汤老师家的小说书被曹可凡看了个遍，两家之间的交情同样也是日益笃厚。

后来，曹可凡去电视台主持节目，渐渐成了社会名人，但与俞老师、汤老师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断。两位老师最疼爱的孙儿小时候性格有些内向，不爱与人说话，即便和家里人说话也是轻轻的、怯生生的。这一度令两位老师非常苦恼。

在这时，两位老师忽然想到了那个擅长语言表达、擅长人际交往、说话嗓门特别大的学生曹可凡。通过曹可凡的帮忙，两位老师将小孙儿送去了中福会少年宫小主持人班学习。过了不多久，小孙儿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了，说话的声音也响了，原本内向害羞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观。

提起这事儿，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表示，还真得谢谢曹可凡呢。

说实话，在我向第三方询问有关曹可凡过去的情况时，有关他高中这一部分的经历一直是一个的“盲点”。

依靠着天津卫视《明星同乐会》的契机，我联系上了许多曹可凡童年的玩伴，其中不少人都是曹可凡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通过他们的讲述，曹可凡中、小学时期的形象已经十分鲜活地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然而，由于曹可凡高中考到了外校，原本的小伙伴们对他的高中生活并不了解；曹可凡手头也并没有高中老师或同学的联系方法，所以对他高中时期的学习生活，除了他本人提及的内容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其他方面的信息。

而这一次汤老师所提供的信息，着实让我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喜悦感。虽然这只是曹可凡老师高中生活中的一个侧影、一个碎片，但依然能帮助我们了解青少年时期曹可凡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

中学老师俞汝坚和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