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我的故乡江苏宜兴，古代曾先后叫过义兴、阳羡、荆溪，据说建置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东边紧靠太湖，往西越省到了安徽，往南也越省，是浙江的长兴县。南面是山区，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是平原，偶有小山。很多年来，京杭一线的北方人去浙江，几乎必经宜兴。所以，宜兴虽小，却算得上繁华。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故事也多。晋代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苏东坡从海南岛被赦免回来，看到宜兴美好的山水，就希望终老在这里。他写过几首赞美宜兴山水的诗词，其中有“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的句子，多么美啊！我小时候生活的故乡，与他所见的不知有多大的差距，但也是非常美的。不过，没多久他就客死在宜兴了，并未实现悠闲生活多年而后终老于此的理想。

宜兴是江南鱼米之乡，人的秉性忠厚温和，“耕读”向来是老百姓推崇的人生安排，小孩念书是正事，万不得已才失学。宜兴的文化水平比周围几个县都强，小小的一个县历史上竟然出了五个状元、十个宰相，清代文坛上还有陈维崧和以他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到了现代，担任过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就是宜兴人；还有政论家储安平，在民国后期很有影响，1957年“反右”受打击，现在又受到推崇。宜兴还出大画家，徐悲鸿、吴冠中、钱松嵒都是宜兴人。有意思的是，宜兴高塍镇上竟然出了两个大学校长：共产党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国民党的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他们小时候还是高塍小学和中学的同学，现在这两个人的塑像都在高塍小学的校园里……

宜兴县有宜城、丁山、张渚、和桥四个大镇，湖、汤渡、蜀山等一些小镇。宜城镇是县城，平常我们说去宜兴，就是去宜城。丁山镇是我的老家，在最南边，因为陶瓷业的发达，丁山是最繁华的。宜兴有个称呼叫“陶都”，其实，真正出产各种陶器包括紫砂陶的，只在丁山镇。不过，听说原先旁边的蜀山比丁山还要强，丁山后来才赶上去，又远远地超越了蜀山。从我童年起，丁山、蜀山曾经不止一次分分合合，还把汤渡也并了进来。如今，我的老家正式建制叫“丁蜀镇”，但在当地百姓的习惯用法里，丁山、蜀山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小时候的丁山，从远处就能看见多处冒向天空的黑烟，是正在烧制陶器的“龙窑”冒出来的。龙窑大概有十几个吧，分散在镇区，大部分从平地上矗立而起，夹杂在民房中间；也有依山而筑的，很少。龙窑一般四五十米长，自平地向土坡上延伸，伸到头就是冒烟的窑头了。到这里土坡戛然而止，呈九十度直角向下，因此一个龙窑从侧面看去，是斜面很长的三角形状。龙窑底部有很大的灶膛，可以投入大量松枝和“桩头”燃烧，走近点，就能听见烧窑的声音。烧窑用的燃料就是松树枝和松树下半段的桩头，桩头大部分是埋在土里的树根，木质坚硬又富含松脂，烧起来“噼里啪啦”，声音大得很。大火进入烧制陶器的长长的窑肚，窑肚约一人高、两三米宽，里面放着很多已做好将被烧制的土坯。四五十米长的窑肚子顶是圆拱形的，两边有一个个圆脸盆大的加柴火的洞。丁山的窑后来才烧煤，如今还用上电和油，窑变小了，样子也完全不同了。说也奇怪，那时候烧窑有那么多的黑烟，可我们从来没感觉到环境多么不好，天空远比现在清朗。

龙窑一烧，要四五天才能停。歇火之后要“冷窑”，不过只有两天，不等窑里冷透，就要“开窑”了。烧窑的工人穿厚衣服、戴厚手套进去把陶器搬运出来，这叫“出窑”。不等冷透就开窑出窑，是为了烧下一窑的时候能够节省松枝、桩头——这里面讲究很多，烧窑的过程中，没有仪表来显示温度等种种数据，还要顾及季节、天气；成品如何完成、烧透，主要凭师傅们的经验，一旦出差错，一窑的损失是很大的……我知道得不多，也就不多说。当然，紫砂陶器只是庞大的陶业的一部分，丁山出产更多的，是大缸、花盆、砂锅、碗、茶壶、盘子等日用品。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缸和花盆的“贴花”工序吸引过：用比较稀的泥直接贴到坯胎上去，贴的是花草、山水画或者动物的图形。还有在茶壶上刻山水画、松竹梅、动物，或者刻字什么的，都是一次成功，也只能一次成功，没法改的，厉害极了。

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外景

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内景

与大多江南水乡一样，丁山是一个河道交织的小镇。内河四通八达，好像什么地方都能去。我小时候，丁山已经通了汽车，但很少有机会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去宜兴一般要坐轮船。坐上丁山到宜城的船，刚开出去还不到蜀山，只见河道东侧沿岸堆满了称作“粗陶”的大缸，有几处把大缸一层层错开往上堆，越堆越高，远远看上去像一座座金字塔，塔顶是平的，壮观哪！我就不知道这些数十甚至上百斤重的缸是怎么堆上去的，一旦要把大缸运走，又是怎么取下来的？内河是货物进出的通道，水运廉价又安全，陶器制品通过水道源源不断流向全国各地，各种生活用品又通过水道集中到丁山……既然丁山的繁荣连县城都不能比，那么镇上的居民，对宜城也不大看得上眼。能让他们刮目相看的，是“外面”。那时候做生意，货物都从无锡进，“外面”通常指无锡或者更广大的范围。在丁山人的眼里，经常在外面跑，在外面交际广，就意味着很能干，油然而多出几分敬意来。

如果从东边的水路到丁山来，或者从丁山的水路去蜀山，就会看到绝妙的“蛤蟆桥”。流经丁山的河道，源头在西南山区的湖，经过汤渡拐弯入丁山，直向蜀山流去。河道离开丁山后，非常开阔，中间有个岛，岛上有座庙，叫“大王庙”。不知哪一年，聪明的丁山人通过“大王庙”的小岛造了三座桥，称作“蛤蟆桥”。河这边到大王庙是座小桥，桥下供北侧河道的小船通过。大王庙到河对岸的潘家潭是座雄伟的大石拱桥，漂太湖的大帆船都能够通过——这两座桥便是蛤蟆的两只前腿。蛤蟆的后腿自然在大王庙的后侧，也是座小桥，它和第一座小桥一样，连接河的北侧。蛤蟆本是四条腿，为什么这座蛤蟆桥只有三只脚呢？原来，三脚蛤蟆在民间被认为是招财的吉祥动物，著名的传说“刘海戏金蟾”里的蟾蜍，就是三脚蛤蟆。

记忆中的蛤蟆桥（咸国英绘）

解放以后，大王庙被改成丁山镇的派出所，真是大煞风景啊。这样一来，一般老百姓没事也不去，后面那座小桥也就没什么用，用木架子堵死了。我小时候经过大王庙大门，总会有意靠近门口张望一下，想看看派出所南侧的小牢房，“里面关着人吗……”，可我只看见粗大的木栅栏，里面黑洞洞的。我这个人，一辈子有好奇心，从小就开始了。

蛤蟆桥既有神话背景，又有大王庙配合之下的绝妙构图，尤其那座浅红色花岗岩做成的大石拱桥，精美雄浑，真是丁山人的骄傲。可大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丁山的领导头脑发了昏，为了河水流淌的畅通，竟然把大王庙连同蛤蟆桥全部拆掉，另造了一座丑陋的水泥桥。这件事，现在年长的丁山人说起，真是恨透啦！这种没文化的蠢材，怎么可以当一个镇的领导呢？

别的地方看到龙卷风很稀罕，而在丁山的夏天却能够看到。大风乍起，乌云滚滚，我们在晒台上向东面看去，远处太湖里突然有一股水和天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慢慢移动的黑柱子。这个黑柱子，就是龙卷风形成的水柱，很是壮观。

蜀山和丁山就差三里路，它的命名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此山似蜀。”苏东坡是四川人，到了这里想念故乡，把佳话留给了后人。到了清朝，这里建过东坡书院、似蜀堂，遗址都在如今的东坡小学里。这些都是让孩子们很自豪又能接受教育的人文遗留。

在故乡的山山水水中，自然生出我的“田园之梦”和“山林之想”。只有在田园与山林之间，才能找到我最温暖最踏实的家园。我晚年经常带着希望与乐趣旅行，就是想在故乡的水乡或山村寻访终老的安身之处……

家庭

我家祖上是从湖南迁到苏南的，年代就不知道了。在宜兴，成姓一直是孤姓。我们知道的成家历史，一般从爷爷成步瀛开始。爷爷十几岁从无锡来丁山当学徒，忠厚老实，勤劳刻苦，后来自己做生意，开办了成家店号，创下了一些家业。他晚年在地方上很受尊重，但早年很苦。父亲经常讲爷爷年轻时的一个故事教育我们：那时经常没饭吃，有一次爷爷弄到一碗稀饭，太凉了，只好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暖和了一点才吃下肚。那时能够吃饱肚子是多么不容易，不能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就忘本，“忆苦思甜”哪！

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成毓文，是我伯父；小儿子叫成毓灵，就是我父亲了。我们当地把姑妈叫“伯伯”，爷爷的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伯伯、二伯伯。大伯伯嫁给了镇上的高家，二伯伯嫁在太湖边的下邾街蒋家。

据说分家的时候是“四六开”，伯父家四，我家六。伯父比父亲大十三岁，他讲究生活的享受，并不努力，也染了一些旧社会的坏习气。店里的营生，在外面跑东跑西的事，多半是父亲去的，钱主要是父亲赚来的。

分家后伯父家和我们家是邻居，仍然开杂货店，主要经营一些食品和特产，卖油、特产盐、酱、醋、茶叶、陈酒、食糖、火腿、桂圆、笋干、月饼等等，也卖一些黄纸、香烛、锡箔等“迷信品”。“迷信品”在当地只是商业上的一个名词，并没有贬义和涉及信仰。譬如过年或者清明之前，一位信佛的老太太来店里说：“给我买些迷信品，蜡烛一对，锡箔一刀，香一把——要大把的。”因为店里的商品不少是南方出品的，江南一带把这种杂货店叫“南货店”。我家大门上方用黄底红字写的大字店号就是“成鼎隆南货店”。伯父家的店号是“成鼎昌”，就在隔壁。两家既是近亲、近邻，又存在商业竞争关系。但伯父和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做生意都不热心，生意一直不如我家。前些年，宜兴地方上出版的“文史资料”里还有人专门写文章谈到这个有趣的往事。

丁山镇上最有钱的，属“窑户”，就是那些开陶器工厂的，这我们比不了。但要论开店铺，我们家和大木桥下的“三茂”是数一数二的。日子过得很殷实，因为父亲读过私塾，有些文化，写得一手好字，又常常接触“外头”，眼界开阔，很会做生意。当时的店铺没有现在常用的卷帘门，都是用十几块可装卸的竖长条门板拼接起来，每几米一个单元，叫做“一开间”。在我们当地，一般小的店面是一开间，中等的是两开间，大的是三开间，镇上并不多。我家就是三开间，而且中间的开间比两旁的大许多，店面算很大的了。临街的作店铺，铺子后面有住房、仓库，另外还有在别处的房子作仓库，存放一些大的工具、木料，不放食品，但是经常放置大油桶，一种装豆油的可以在地上滚动的大铁桶。一旦用这种油桶从码头上卸货，把它放在地上用手脚推滚，一个接一个，整个大中街上发出一阵阵“隆隆”的声响，震耳欲聋。父亲经营得好，还在附近买了些田地和小山，通常田地租给农民种，山地大都荒着。和桥镇上有家布店叫“协大祥”，父亲好像有份额还是其他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父亲经常出去进货，进货又多半是去无锡，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外面”的人。丁山人做生意，比较一板一眼，偏偏父亲就不一样，人特别聪明，喜欢动脑子。我们都知道“成鼎隆”经营中很得意的事情：那时丁山还没有通电话，宜兴城里有个电话中转所，父亲去无锡进货，会用电话把货物的资讯传回来，店里派个人去宜城接受这些资讯。没多久，别的商家发现了这个渠道，也去电话所询问和索要，等于商业机密都泄露了。怎么办呢？父亲想了个办法，把所有的货物都编了号，自己和店里留一份，发回的货物资讯就成了“一号，多少多少钱；二号，多少多少钱”。这样一来，别的商家即使问到，也不明白某某号是什么货了。这虽是最简单的密码运用，足可见他的聪明。我后来甚至觉得，做生意对他来说像在娱乐，就像下棋、打球，是一种爱好。

解放前后，父亲的生意最红火。他去无锡定做了很多竹子制作的圆纸扇，扇子正面是京剧的图画，我记得的就有武戏《雁荡山》、宣扬孝道的《吊金龟》、三国戏《借东风》、讲乞丐莫稽的《金玉奴》，还有大家都熟悉的《霸王别姬》……不是古代戏文的只有一个，穿蓝色“士林布”旗袍的时髦女郎。扇子背面写着“成鼎隆南货店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的字样，并注明本店经营什么，无锡办事处的地址等等。在店里买东西满一元（解放初是一万元），就算是比较多了，可以送一把扇子。这在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可在当时的丁山，也只有熟悉“外面”的人才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

约1975年，父母亲来济南山东京剧团同住

成公亮（右），1942年。照片背面有父亲写的“右成公亮三岁”。左为堂侄成正平

1940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哥哥：成公范和成公望。这一年，父亲三十二岁，母亲二十五岁。

母亲叫范秀娟，是宜城往北、太湖之畔的金兰村人。她家乡那边是有新思想的，主要和实业家周文伯有关。周文伯创办了一个蚕种场，销售“蝴蝶牌”蚕种，在宜兴很出名，对地方经济很有贡献。他也办教育，创办过一个新式学堂。母亲识一点字，好像上过新式小学，可能就是他创办的那个吧。后来她似乎还上过一个刺绣学校。母亲曾说起，她小时候曾经看到周文伯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走过。这位周文伯，有个儿子后来很有名，就是物理学家周培源。

我外公是当地的地主，这自然是“好”出身了，到解放之后变为“坏”出身时，母亲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妇女的出身、成分好坏并不重要，政府认定的是户主我父亲的本人成分。到我和兄妹一代人，本人成分是学生，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要跟随你一辈子，关系重大，左右你的上学、工作、婚姻、升迁等等。

三年后，母亲生了大妹成曼萍，又过了三年，生了小妹成君穆。在当时的条件下，出生时的死亡和幼年童年的夭折，概率都很高，生七八九十个孩子，只养大了四五个，这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五兄妹，全都健康地长成，至今都六七十岁了，这也是不多见的。

童年之一：初上小学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但丁山这个水乡小镇很安静，让我对当时的战争几乎毫无印象。唯一能依稀记起的，是似乎曾经跟着家人逃难，时间也很短暂。可能因为没吃过苦头，连对1945年胜利的记忆都很稀薄，只记得当时唱过这样一首歌：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胜利是多么光荣。欢迎啊欢迎，民族的英雄，请你接受我们歌颂。八年的痛苦和牺牲，得到了今天的成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抬起头来挺起了胸。

音调我大部分记得，歌词如今已经记不全了，大哥还能完整地唱出来。他告诉我，在当时，几乎人人会唱这首《迎战士》。我最近才得知，它是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的上海作曲家陈歌辛写的。我和陈歌辛的儿子陈钢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大学的校友，他正是以写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出名的作曲家。

《迎战士》“迎”的都是国军“战士”。说真的，当时我对共产党了解得很少，更不知道共产党也参加了抗日。最近才知道，原来丁山还是共产党的新四军解放的，然后国军才接收过来。那《迎战士》一定是国军来了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吧？可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只是偶尔听见大人们说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打仗。如果有两个小孩子打架了，大人就会在旁边骂：“打什么打！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党谁好谁不好，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从这里感受到一点时代的气息。

据说抗战胜利后是蒋介石声望最高的时候，可当时我们只知道孙中山是“好人”，并不怎么知道蒋介石。我们还总听到“我们四万万七千万同胞”这个词儿，这是当时全中国的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时常用的词，不过后来就很少再用“同胞”这个词了。不到十年，“反右”、“大跃进”的1957、1958年是“六亿人民”，毛主席1958年的诗词里就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后来是“八亿人民”，直到现在的“十三亿人民”。

解放以后我们知道两件大事情：一件西安事变，起因是蒋介石不抗战；另一件平型关大捷，林彪打日本人。再加上接受的宣传和教育，比如抗日电影什么的，给我的感觉，那八年里完全是共产党在打日本人。前几年又看到一些史料，说抗战的主战场上仍然是国民党军队，可见历史有时真像胡适先生讲的那样，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6年秋天，我念书了，在镇上的东贤小学。课程有语文、算术、珠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就是手工）。一二年级的每个星期一早上，学校要在礼堂举行周会，由校长带领大家默念礼堂中央墙上的“总理遗嘱”，最后两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解放后自然就没有了。

那时候学校里有体罚，不但是经常的，而且几乎所有家长都赞成——这让现在的家长很难理解吧？如果学生做错了事情，最轻的体罚是罚站墙壁，让你一个人“面壁思过”，重的就是打手心，再重一些便是打屁股了。而且，老师的体罚决定是即时做出、即时施行的，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或者校长的口头同意。我还好，打屁股没经历过，但挨过打手心。老师用一根长方形的称作“戒尺”或者“戒方”的“刑具”，让学生摊开手，老师握着或者不握学生的手，打下去。如果正赶上老师心绪不好，那一下下去，学生就是钻心裂肺的痛啊！——“戒方”用红木、花梨之类的硬木做成，现代弹琴人一定会想到这是做古琴岳山的好材料吧。当时还听说，私塾的体罚更常见，下手也更重，我们念书的时代很少有私塾了，所以我们都很庆幸。不过，凡是从私塾出来的人，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们又都很羡慕。

那时候语文课是教汉语拼音的，“拨、泼、墨、佛……”，用的都是有点像日文又有点像古琴减字谱的拼音符号。五十多年之后我到台湾南华大学教书，又看到这些符号，不禁若有所感，不过我已经不认得了。现在在大陆，电脑上的拼音都用abcd的西文字符。

那时候大哥参加过“童子军”。二哥没有，可能是年龄没有赶上，我就更不必说了。我对童子军的印象有两处，一是童子军的领巾是蓝色的，前胸有一个电镀的小铜圈，蓝色领巾的两端穿过它，那块蓝布就戴在脖子上了；二是我们年龄小的孩子看到童子军，一定会念唱“中国童子军，油炸铜鼓饼”。这两句话既无恶意也无善意，完全是因为押韵和玩笑。铜鼓饼就是油煎的“油炖子”，萝卜丝馅，丁山人叫“铜鼓饼”。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我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和大哥相比，是从“三民主义”的理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了，蓝领巾也变成红领巾——“解放”了。

童年之二：“拆天了”

我读书一贯不用功，而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总是全班第一名，语文和美术的成绩最好，渐渐地就幻想着将来做个画家。长辈们聊起我来，都说这个小孩聪明。而我呢，心思完全不在学校里，而在一个字：玩。

大哥长我五岁，等我稍微懂点事，他就去苏州念中学了，而且他是个文静的人，玩不起来。能跟我疯玩的，是大我三岁的二哥。二年级时，一次我正和二哥在一起玩，不知什么原因，忽然腿摔坏了，躺在地上。家里请了一个据说是烧窑的师傅来看，他认为是脱臼，帮我接，一阵让我永生难忘的剧痛过后，我的情形更糟糕了。再去镇上请专业的骨科医生看，说我的骨头被弄碎了。这让我躺了整整半年，学业也中断了一年，只得上了两次二年级，用五年才读完了初小四年的学业。

我总是顽皮的，好动的，爱凑热闹的。和二哥一起，在大中街、学校操场、青龙山、黄龙山、大水潭，到处都好玩。镇上孩子的滚铁环啦，打弹子（小玻璃球弹子）打弹弓啦，放“鹞子”啦，跳白果啦，造房子啦，打铜板啦，扯天龙啦，官兵捉强盗啦，捉蟋蟀斗蟋蟀啦，抓鱼、养蚕和“洋虫”啦，我几乎无一遗漏，样样精通。大人们常说我玩得要“拆天了”——天都被我们拆了，多厉害！

青龙山的石头完全是青色的，被人开采去做水泥。山下有一个劳改犯干活的“青龙山水泥厂”，至今这个丢弃多年的工厂残躯还在那里。紧挨着它的黄龙山，石头却完全是黄色的，人们开采山肚子里的泥土去做陶器。六十多年过去，青龙山已经挖没了，黄龙山也矮了许多，成为一个大土墩，现在上面造了许多房子。故乡的社会与民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很多已经退出如今孩子们的生活了。

那时候好玩的东西比现在要多，趣味性、创造性强。会玩的孩子通常身体健康、智商高，善于动手动脑子，不像现在的小孩，一头扎到游戏机里，没完没了。回忆这些当时极其普通的游戏，我既心神激动，又感到失落，因为我的下一两代，像红雨她们，已经不玩这些了，多可惜啊！现在我选几个罗列出来，回味一下。

跳白果：白果就是银杏。白果有不同的品种，用于“跳白果”的是一头圆一头尖的长形白果。作为“武器”，要把白果存放一段时间，里面的肉干燥之后变硬变小，白果跳出去不容易滚动；还要用棉花沾些豆油包着养一段时间，这样白果外壳牢固一些，甩出去后落地不容易破碎。游戏的规则，是双方各自用脚拇指相对夹着白果抛出逼近对方，根据距离估摸着有把握的时候，把自己的白果“射击”过去，击中对方的白果为赢。如果击不中，你的白果一定在对方的白果附近，下一步他击中你就很容易了。

打铜板：和跳白果的规则很像，但使用的玩具为铜板，用手扎出去。那时候康熙年间铸造的铜板很容易得到。小朋友先各自把铜板往地上一扔，轮替着逼近对方，到合适有把握的距离时，对准砸过去，砸到就赢了。如果砸不到，通常落在对方的铜板旁边，对方就很容易砸到自己，很讲究技巧和经验。小朋友也在开始运筹小小的战略和战术，除了技巧也要动脑子。

扯天龙：就是现在南京的“扯嗡”，我们家乡叫“扯天龙”。与南京不一样的是，宜兴的天龙是竹子做的，分开的两段竹筒中间有竹棍连接，竹筒上面开一个长方的斜向的风门，玩的时候用线绳连接两根竹棍，线绳的扯牵方法和南京的“扯嗡”是一样的。

放“鹞子”：“鹞子”就是风筝。大人放的正儿八经的风筝，上了天后能稳稳地站住，小孩子做不了。我们常放的叫“乌龟鹞”，就是最最简陋的风筝。用两根竹篾，两横一竖扎起来，再用纸糊上，用稻草做个尾巴，装上线。刚放的时候要拼命奔跑，让它鼓足风才能起飞。没想到五十年后，我又重新放起风筝，那么着迷！

抓鱼：我们没好的渔网，可也有简易的办法，用交叉的竹片撑开麻袋口，固定好，放到河里去，也能捉到鱼，不过是很小的。这小鱼我们总是把它贴在墙上风干，然后装在小碗里放进灶膛煨熟了给猫吃，称作“猫鱼”。

养“洋虫”：“洋虫”是一种被认为有滋补作用、可以直接食用的小虫子，比芝麻大一点点，硬背壳，用装香烟的小铁盒或者别的金属小盒子养。盒子里放些“洋虫”吃的食料，有红枣肉、桂圆肉，还有一些在药材店里可以买到，如杜仲、红花等。我养洋虫很盲目，人家养，我也跟着养，打开看一看，闻到一股类似中药的香气，拿一个洋虫放在嘴里，活的，吃进去……

1951或1952年

1952年成公亮小学五年级

初小的后来两年，我受了二哥的影响，和很多男孩子一样迷上了武侠小说，大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丐侠》等等。不过，二哥着迷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想练书里写的一种武功，据书上说，这种武功一定要吃素才能练。大人们发现以后，都觉得很可笑。二哥顶着大人的嘲笑，真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自然还是没坚持下去，奇功也没练成。不过这不妨碍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草上飞”。我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是什么记不得了，可笑程度一定不在“草上飞”之下。常和他一起玩的有住在后面的吴一中，我们喊他的小名“红枣”，“红枣”的年龄和二哥相仿，绰号“玄真子”。他后来学了体育，在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工作，是奥林匹克排球的国际裁判，后来又当过山东省的体委副主任。70年代我在济南工作时找到他家，经常有来往。

1956年暑假三兄弟合影。左起：大哥成公范、成公亮、二哥成公望

50年代初，丁山镇忽然刮起了一阵打篮球的风气，二哥也就十三四岁，竟然成了镇上著名的篮球健将。打篮球我也积极参与，但是年龄小，怎么也不是二哥这一等级的人。当时镇上组建的篮球队有“机联队”，各机关单位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还有“速风队”，回乡学生组织的，是当时水平很高也很出风头的篮球队。二哥和“红枣”他们组织了“海浪队”，还缝制了球衫。名义上，这个篮球队我也挤进去了，是最后一名，球衫背后的号码是“10”。现在二哥七十多岁了，还每周打两次篮球。

我有时掺和在二哥的圈子里玩，但大部分时间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一起玩。从来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更不会想到应该如何“用功读书”。每天的脑子里总是想：“现在玩什么？”想好了就走，立刻去玩。——怎么会不“拆天”呢！

童年之三：大中街

大中街是丁山镇的主干道，西面小拐弯处一过就算大西街。大西街与大中街相连，等于是一条路。整个丁山镇，就在这条路的两旁，我家也在这条街上。

我家正对面有一家面馆，店号叫“朱永兴”，因为店主是个前胸的驼背，丁山人一般都叫“朱骆驼面馆”。稍微斜一点的对面是一家茶馆，叫“丁荆泉”，主人叫丁三保。如果你用热水壶去茶馆里烧水的“老虎灶”打开水，就要事先买好“水筹”——一种一寸半长的薄薄小竹片，上面有火烫的“丁荆泉”三个字，用它去打水。当时在宜兴，人们大都喝本地产的红茶，很少喝绿茶，因为烧窑的师傅们干很多体力活，消耗大，只有红茶能提精神，能“杀渴”。茶馆里桌子很多，一张桌子可以坐七八个人，客人都是乡下的农民，来街上办事情，茶馆是他们休息和接头的地点。这里早上四点多就有人了，渐渐地多起来，七八点人少了一些，下午人又多起来。一拨客人刚走，他们没倒完的壶中茶水都被集中倒在一个水缸里，再续上开水，这就是提供给过路人喝的免费“路茶”。

大中街旧居

茶馆里的人来来往往，最热闹，经常是人声鼎沸。同时，街上还有叫卖声、车马声、说话声、脚步声、东西的碰撞声，甚至哭喊声、吵闹声……我天天对着这生气勃勃的一切，觉得有意思极了。就连街边的乞丐，吆喝起来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如果听到“镗锒镗锒”的声音，那是骡马队来了。骡马队据说是抗战期间兴起的，那时国民党驻军把几个乡镇之间的公路选择几处破坏掉了，日本鬼子运输物资和兵力自然不方便，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类似于现在运输公司的骡马队就应运而生。到我家来的骡马队，通常是湖、张渚山区的商家来采购货物，这时候伙计们就忙活起来，全力以赴地给他们配货。山区来的人豆油一买就要几大桶，就把本来装汽油的桶洗干净了装豆油。可气味还在，怎么办呢？拿出过年时燃放的小鞭炮，点着放进去，几声闷响后，火药味道就把汽油味盖住了。现在看来，这绝对过不了卫生关的，可在当时却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做法。

如果街上发出连续的拖拉东西的巨大噪音，那就是运输毛竹的队伍正从大中街上经过。这些人是从湖或者张渚山里下来的，要把毛竹挑到竹行里去卖掉。满脸汗水的“山里人”一人挑一副毛竹担子，粗的一头在前面，竹梢拖在后面的地上，这样就减轻了重量。大片的竹子刮着街道上的黄石板，声音很大，街道两边的房子再把这声音共鸣混响，巨大的声响就好像把整个小镇都给覆盖了。这时候我一定会奔向门口，去看这个拉得很长的壮观队伍。有时候也会看到其中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也挑着一副小一点的毛竹担子，和大人一样艰难地向前行走着。这时候街边的大人，特别是一些老太太嘴里就会发出“啧啧”的感叹：“这个细佬多可怜啊……”也有大人趁机教育自己的孩子：“看到没有？要用功念书啊！”

大约在新春时节，或者天气刚转暖，街上会有“出会”。“出会”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但肯定和佛教信仰有关。“出会”时，大中街上过来一对穿着戏服的男女，头戴满是珠宝的帽子，脸上戴着面具——笑着的面具，手上拿着大纸扇，在锣鼓声中舞蹈着。这叫“男欢女喜”，是宜兴的民间舞蹈。我们小孩紧跟着看，周围呢，人山人海，个个满脸喜气。

“出会”里还有个节目，我至今想起来，仍然瞠目结舌。那是一个很壮观的队伍，最前面的人开道，他穿着戏服，手里晃着一种类似“戟”的武器道具，指向挤过来看热闹的人，阻止汹涌的人潮。武器的头上有几个铁片，一动就发出“仓啷仓啷”的声响。他后面是两个赤膊大汉，一左一右，敲着大锣。队伍最后才是坐在高架轿子上的主角“南方菩萨”，“南方菩萨”自然是泥塑的，但它的眼珠子吊在眼眶里，轿子一动，眼珠子也动，非常好玩。

使我瞠目结舌的倒不是主角，而是前面开道和敲锣的人。一根又长又粗的铁针，从开道人腮帮的一边穿到另一边！他张着嘴，可以看到铁针在嘴里通过——他当然也不能说话了。敲的锣呢，不是京剧里用的那种，而是更大更重的，后来我上了音乐学院，才知道这种大锣竟然是西方交响乐团里唯一使用的中国乐器——“中国锣”。我们敲这种锣，是用右手举锣锤，左手握着竹子或木头做的把手，把手的两端用绳子穿进大锣上方的两个分开的洞眼。可是，眼前穿进“中国锣”上方两个洞眼的绳子，却系在几根比筷子细一些的大铁针的两端，这几根大铁针呢，竟然穿过敲锣人左臂下面的肉里！几根大铁针排成一排，两端的绳子吊着重重的大锣，把敲锣人左臂下面的皮肉紧紧地吊下去，进针和出针的地方竟然一点血也没有。啊呀，又恐怖又神秘，实在是不可思议！我那时一直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疼、为什么不出血，得到的答案却很简单：“这几天他们是吃素的。”吃素就能这样吗？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答案我至今不能满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哪儿热闹我就往哪儿钻。街东面收购和出售柴禾的“柴行”那里，有一处小广场，经常有卖唱的做营生。我就跟着好多人一圈圈地围上去，再钻到前面去，看一两个人以小锣伴奏说唱。说唱的内容很庞杂，什么都有，多半是些滑稽风趣的笑话。笑话的内容和逗趣的方式，跟生活结合得很紧密，有点像现在赵本山的小品，不过经常有一点“荤”的，也就是男女两性的话题，也有《水浒》故事之类的。等大家听得入迷了，他忽然停下来，拿出梨膏糖来向大家兜售，不买他就不讲。有时候梨膏糖卖完了，还会继续讲一点。这叫“小热昏”。“小热昏”也有自己的名字，记得水平很高的是“来得乐”、“来得利”兄弟俩，他们的说唱非常吸引人。听这些“小热昏”的口音，多半不是当地人，苏、锡、常那一带，特别是无锡口音的比较多。谋生也很辛苦，和戏曲剧团一样，要“跑码头”，不断地到新的地方去唱，收入全靠卖梨膏糖的赚头。“跑码头”是当时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家乡一带正是江南水乡，几乎所有乡镇都可以通过单个船只或者定时班次的轮船方便来往，每个乡镇都被笼统地称为“码头”，这个小镇的经济繁荣，人们就会说“这只码头不错”。

帮谈康林摇铃（成公亮自绘）

镇上有个戏院，我们称作“戏馆子”。来演出的，也是“跑码头”的外地戏班子。但戏班子再小，至少也有二十来个人吧，乐器啊服装啊舞美道具啊，东西特别多，所以都是自己开一条船来。

每到演戏的时候，镇上除了贴出海报，一到傍晚，还会有人扛着一个牌子，手里拿个铃铛，摇啊摇啊摇，从街的这头摇到另一头，告诉大家今晚要上演什么戏。大家也都会兴奋地奔走相告。我四五岁的时候，觉得那人摇铃摇得很好玩，每天等他到了附近，就奔过去帮他拿那个铃铛，在前面摇头晃脑地摇将起来，很开心。时间长了，只要一听到铃声，家人或者邻居就会说：“哎呀！公亮去摇铃！”或者说：“谈康林过来了，公亮快去！”我就飞奔过去，接过铃铛，摇好长一段路。街边的人都看着我笑，我呢，便更得意。这一情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连摇铃人的名字我都记得：谈康林。

小镇封闭，西洋音乐难得一听，如果听到，那只有在马戏团。马戏团要吹洋号（小号、长号）、打洋鼓（小鼓、大鼓），和唱戏不一样。用布围一大圈，外面就看不见了，只能听见音乐声，再外面围一圈粗麻绳的网，不买票进不去。我和小朋友们常常从麻绳的网底下钻进去看，走钢丝啦，马戏啦——是真马！这之前，我只在看戏时注意到一个人摇晃着马鞭就意味着他骑马了，这时看到真正的马，能不兴奋吗！

在这条街上，人来人往，闲人忙人，好人坏人，什么人都有。几百户人家，没有哪家的事能瞒得了别人，没有一点点隐私能藏得住。张家长李家短，是大家最及时的谈资，不过夜，全镇人都知道了。我还小，人情世故不大懂，那些飞短流长的神态，那些丰富曲折的情节和第二天就可以知道“下一回”的期待，让我感受到人生大戏的神秘和深邃。

这条街每天都是那样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姿。它在我心里似乎从来不会安静下来，一直都那么热闹、新奇、有趣。如今我们看戏，要打开电视机，可整个大中街就像一出故事层出不穷的电视剧，永远不会乏味。

大中街上有我的整个童年。

童年之四：看戏

戏馆子是用一个废弃的庙改建的，并不很大，观众席分左中右三栏，每一栏都摆着长条椅，中间空出两个走道来。如果坐满了，再挤挤，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吧，但平时观众一般只有百来个，最少在三四十个，多的时候也会基本满座。总的来说，“上座率”不高。这样的“上座率”，一千五百块（相当于1954年后的一毛五分）的票价，可以想象，戏班子的收入是很低的；而且他们经常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有时就晚上一场，是很辛苦的。后台呢，不仅是演出时化妆的地方，也是晚上的住处——讨生活真不容易啊！

观众席的最后面靠近庙的墙壁，这里原本是放泥菩萨的地方，现在大多数泥菩萨已经搬走了，只留下安放菩萨的神座还没拆掉。这些神座，就是我们小孩子看戏的“观众席”啦。

看戏过程中，有些如今早已消逝的风尚很有意思。一是戏馆子里有茶水服务——当然是要钱的，但很少。如果有人要茶水，戏馆子里的“堂倌”（服务人员）就会用一个较粗的铁丝圆圈插在这人座位的前面，也就是前一排对应的那个座位的靠背后面——有个地方可以插铁丝圆圈，铁丝圆圈的一端直角弯过来，比较长，可以插稳。这个铁丝圆圈呢，可以放进一个上大下小的茶杯，然后用长嘴水壶的开水一冲，就成了。冲完以后，他就在场子里转个不停，要么忙下一个，要么看看有没有人需要续水，有时还会配合另一个堂倌“甩毛巾”。

“甩毛巾”现在看来就更离谱。那时很多观众喜欢在看戏的时候用热毛巾擦把脸，戏馆子也提供这样的服务。好多毛巾，一大卷，在开水里一烫，然后一绞，好了。怎么在保温的同时递给远处要的人呢？只见堂倌对着远处“噢噢”两声算是招呼，随即“啪”地一下，毛巾就甩过去了，另一个堂倌一把接住迅速飞来的毛巾，分给那些要擦脸的人。这个过程非常快，扔得纯熟，接得轻松，十来米的距离，从不出意外，真有点像惊险的杂技节目。

那时候看戏，不像现在观众席是暗着的，而是有一点灯光的照明。那个舞台呢，也不像现在这么亮，因为条件简陋，偶尔也会停电，就用一种可以打气的“汽油灯”，比较亮。但无论暗还是亮，整个观众席的秩序毫无例外地差，聊天、吃瓜子，都可以。有的还边看边吃边聊，有的就完全不管舞台上在演戏了。对大人来说，看戏也是交际，比如下邾街的二伯伯来了，如果戏馆子里正有戏上演，父亲就会说：“啊，今天来了，看戏去！”这是对客人的招待。所以这样的秩序也算是一种传统吧。聊天还好，还有吵架的呢。吵架就不免太影响别人了，后面的人就会喊道：“喂，别吵了！”

戏馆子里经常上演各种戏曲，主要是越剧、京剧、锡剧三个剧种。这些戏的模式千篇一律，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戏里都有反对才子佳人婚姻的员外或者老太太。镇上的人们看得可投入啦，特别是老太太们，对戏里的老太太恨得咬牙切齿。可有意思的是，她们回到家里，和戏里老太太差不多，必然要操纵子女的婚姻。而小镇上呢，也常常听说类似戏里的悲剧，受苦受难的，通常是一些抱有戏文里浪漫理想的贫家女孩。

那时还有“连台本戏”，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天一本接着演，大都是讲侠义故事的。边演边编，有时会出现非常滑稽的事。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一本了，咦，这人不是已经被杀死了吗，怎么又在戏里出现了呢？——原来编戏的人把这事情忘记啦。

看完戏，我们小朋友在一起也讨论。现在听来都特别好笑，比如一个问：“你最恨谁？”一个答：“我最恨那个女的唱半天！”原来我们看戏就图新鲜热闹，最喜欢武戏，而那个青衣一唱就要老半天，连走路都看不见脚动，我们哪受得了。我们说到戏里的人物，总是“好人”、“坏人”，世上所有的人都被分作两类，或者“奸臣”，或者“忠臣”，不管他是不是官——哪怕是个乞丐，好乞丐就是忠臣，坏乞丐就是奸臣。我们在生活中评论刁滑蛮横的人，那男的就是奸臣，女的是奸臣婆。直到现在和家乡人说话，有时还能听到。

现在回头想想，丁山有两个舞台，现实生活的舞台和戏馆子的舞台。这两个舞台相距数百年或者数千年，古中有今，今中有古，相互印证，社会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大变化。镇上的老百姓常常白天生活在现实生活的舞台，晚上就生活在戏馆子这个舞台上，白天的生活内容不能够选择，而到了晚上的舞台，老百姓就可以自由选择角色了。这些男女老少们，现实生活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吃穿无保障，婚姻更不浪漫，但他们把理想都寄托在戏里，相信世界上还有那么美好的书生和小姐，自己也成为梁山伯祝英台、莺莺和张生、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及那些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事物。他们平时谈什么事情，也会用戏里的语言和情节来说：“××家新来的媳妇又聪明又厉害，真是个王熙凤！”要说中华文化在底层老百姓当中的传承，主要就是靠这些戏曲。也就是说，未必要通过读书或者上学获取知识，受到熏陶；戏曲对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起到了传授知识、艺术、道德的功效，在汉族人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母亲没读过多少书，但她跟人谈话，能讲很多道家的、儒家的、佛家的哲学，还能谈历史，汉代是怎么样的，唐代是怎么样的，甚至偶尔有《论语》里的原文，这些多半是从戏里面看来的。戏曲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啊！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关注到它的人不是很多。

夏天晚饭后，在家门口搭好竹床，我们几个孩子手里都握把扇子，舒服地躺下，开始听母亲讲《聊斋》或者戏文里的故事，这是我们最最开心的时候了。母亲的记忆力好，讲得又特别生动，大家都夸赞她。要不是吃透了这些故事，哪能讲得这么好呢。

说起我家的娱乐活动，还有一套京剧的锣鼓呢！大锣、小锣、铙拔、板鼓，样样俱全。这并非为演京剧买的，而是每逢过年拿出来敲敲打打，热闹一下。更重要的，父亲竟然不知是从无锡还是上海买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可以放七十八转的胶木快转唱片。唱片有两箱，箱子按唱片的大小做的，每箱大约可以放二十来张唱片，主要是30年代流行的电影歌曲和一些京剧老生的唱段。京剧唱片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全无印象，而电影歌曲印象很深，听得烂熟，到现在还可以部分唱出来的有陈云裳、梅熹演唱的《木兰从军》，姚莉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李香兰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周璇演唱的《渔家女》、《疯狂的世界》、《月圆花好》等等。周璇的唱片最多，我们也最喜欢。《月圆花好》开头的唱词：“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还有《西厢记·拷红》：“夜深深，停了针绣，和小姐细谈心……”这些现在看来数量并不多的唱片，对我们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父亲也经常讲述他在无锡、上海看的这些电影中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三纲五常”、“二十四孝”伦理道德之外的社会、人生道理，看到“外头”最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的生活情态、文化娱乐；或者从相关画片上看到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另外一路“小生”和细腰烫发的洋派“小姐”。在音乐上，除去和京剧、地方戏曲唱法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歌曲，还能够听到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管和爵士架子鼓演奏的音乐或者歌唱伴奏。我们这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头脑里又多了一种和戏曲舞台上截然不同的理想社会、梦幻境地。以我后来的政治认识，旧戏曲应该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周璇的歌曲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

我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大戏考》，封面上有一个大唱片，唱片上站着一个穿西服的青年，伸开手在歌唱，旁边半躺着一个绝顶漂亮、摩登的烫发女郎。书里按笔划索引的曲目、唱词一应俱全，主要是京剧和歌曲。1998年我去德国海德堡参加“十九世纪以来胡人对于中国弦乐器管乐器的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这题目的意思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胡人”是那些西方人的自嘲和幽默，同时也调侃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古代中国人。有个研究中国早期唱片的德国学生一边介绍他的研究，一边打幻灯片。突然，我看到他打出一张大大的、清晰的书影：《大戏考》，和记忆中的那本一模一样！刹那间，我兴奋得不得了，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1929年11月出版的《大戏考》

镇上的人业余学点唱戏，非常普遍。我跟你学学，跟他学学，又在看戏时现场听听，学会了很多段子。《龙凤呈祥》里乔国老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捉放曹》里陈宫的“听他言，吓得我……”，我全能背唱下来。好多京剧唱段我只会开头几句，比如《四郎探母》：“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后面的我就不会唱啦。只要有人说公亮你唱个什么什么，我就很开心地唱起来，如果再被夸奖几句，就更愿意唱了，虽然水平一定很低，低到可笑。

我那时的很多行为，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完全出于童真。我能感受并学到很多最初级的东西，就是因为这种幼稚的热情。

童年之五：胡琴、丰子恺的画和小人书

九岁那年春天，宜兴解放了。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中街上很多人扭秧歌、打腰鼓，气氛非常热烈，处处欢欣鼓舞。从那时候开始，一些内容和风格都完全不同的歌曲，开始传唱起来。我至今还能完整唱出来的有两首，《跟着共产党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共产党走》歌词是这样的：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指引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从歌词和曲调来看，朝气蓬勃，有点浪漫，并不是很大众化，知识青年和学生们唱得比较多。《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的人就多多了，一般群众集会时老百姓都会唱。

我那时太小，也跟着别人唱。《跟着共产党走》的第一句词儿“你是灯塔”，我们这群小孩子怎么听都听不明白，怎么听都是“你是等他”。“他”是谁啊？“等他”干吗呢？都糊里糊涂的，不过没多久也就明白了。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倒字”，谱曲时没注意唱词字调的高低走势，使歌词唱起来像另外一个词，产生了歧义。主科作曲的同班同学樊祖荫经常和我聊一些作曲方面的话题，因为“你是灯塔”大家都知道，就经常拿这句歌词做例子讲“倒字”。

大哥的业余爱好是拉拉胡琴。大约二年级的时候，我看着好玩，就跟他学会了。音乐老师许竟和知道了，在音乐课考试时，同学们要一个个唱歌，他就让我在旁边给同学伴奏。我又出风头了，挺得意的。

那时候共产党宣传政策，不像现在发个文件了事，用的是热闹的方式——比如派个宣传队来，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把政府的意图就传达给大家了，大家也乐意看。到了三四年级，学校里有什么宣传任务，许老师就有意给我一把很大的胡琴，让我参加宣传队上街拉胡琴。小小的孩子，大大的胡琴，真吸引了不少人来看，每次后面都跟了长长的一串人。宣传队常常到我家对面的“丁荆泉”茶馆停下来，结合其他文艺表演，在茶馆里宣讲政府的政策文件，或者通知镇上的重要事情。这样的宣传活动有好多次，效果非常好。我也就十岁出头，在小镇上可出名啦！我们当地人碾米，把石磨向前向后的推拉叫“牵笼”，所以拉胡琴叫“牵胡琴”。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回老家遇到老朋友或者长辈，他们还会提到这个事：“哦！公亮啊，牵大胡琴的！”

四年级开始，有一件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我迷上了丰子恺的画。在学校图书馆里，我读到丰华瞻译的格林姆童话（现今通译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啊，《灰姑娘》啊，里面的插图是丰子恺配的。哎呀，配得太好了！我读了又读，看了又看，反反复复，爱得不得了，整个感情，无边无际的想象，全部倾注到里面去了。

大哥已经在苏州的草桥中学念初中了，假期回来，经常带一些《中学生》、《新青年》之类的杂志，还有开明书店的一些出版物。我好奇地翻看着，也经常会看到丰子恺的画，甚至杂志的封面上也有。这可真让人兴奋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开明书店有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们出版的儿童读物既健康又丰富。

离家很近的东贤小学不是完全小学，没高小，四年级念完，我只有去镇中心小学继续念五六年级。丰华瞻译的格林姆童话陆续在出，《白雪公主》、《大拇指》、《金鹅》……好像等我念到初一的时候才出齐，我也一直追着看。那个年代，我没机会接触西方的世界，也没有影像资料，所以，我不仅由图画去想象童话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里对西方的印象就是丰子恺这些画里的样子。有一次，在他的一本书里看到他画的世界十大音乐家之一德国的“白提火芬”，也就是后来的译名贝多芬。现在想想多好玩，“白提火芬”……

如今，只要一看到丰子恺的画，就像看到了我的童年，甚至在乡村流连时，我也常常会不自觉地寻找茅屋、篱笆、小狗、脸上不画眼睛的小孩……那些画中的景色。丰子恺的画水准有高有低，但在我眼里，全是好的！

除了生活类的漫画，还有故事类的漫画，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都是我们小朋友津津乐道的。看小人书可是小朋友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初小识字不多时就开始看了。镇上租小人书的地方大约有三四家，我家附近就有，租看方便，还特别便宜，记不得一百块能看一本还是两本了。每天下午我和二哥放了学，到家差不多三点钟，就去母亲那领三百块零花钱。这三百块，相当于我念初二之后的三分钱，我们可能去买点吃的，烧饼啊山芋啊，也可能去租小人书看。小人书，我们叫“小书”，与此区别的是“字书”，自然就是小说之类了。小朋友们最爱看的小人书，题材都差不多，主要是武侠故事，和岳飞抗金兵、戚继光平倭寇这些历史题材，要不就是改编自文学名著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不愿意看，婆婆妈妈的复杂事情实在弄不清楚，不感兴趣。

长年累月地看小人书，自然有了欣赏和辨别能力。画得好的就特别喜欢，让我印象最深的，多半出自赵宏本、顾炳鑫、王叔晖这几位小人书画家之手。王叔晖画仕女比较好；而看赵宏本画的比较多，他的小人书题材比较广，故事性也比较强。一本小人书到手，只要看一两张画，我就能知道是谁画的。几十年以后，面对着念旧的读者重新追捧的这些小人书，以及被赋予很高艺术地位的画家时，我想，这几个人对中国民间孩子们的影响，的确是不容低估的。

初小升高小那年春天，丁山一带有过一次春荒。有一次我和店里一个叫小元的伙计去我家川埠的山里，那里种了几片地的山芋，盖了一间草房，我们就住在那里。一天，一个穿着破烂的国军衬衫、满脸络腮胡子的人忽然来了，吓了我们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店里另一个伙计王洪元的舅舅金敖大。王洪元是大家公认的忠厚老实人，干起活来吃苦耐劳，他没其他亲人，就依靠这个脾气很坏的做国民党小军官的舅舅，经常挨打。大哥说，有一次看到金敖大教训洪元，先要他跪在地上，然后再打，一边打嘴里还发出粗暴的吼声，好像很享受这种威权的感觉。一解放，金敖大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没想到在这里出现，可能一直躲在山里吧。他好像有事求我们，不知是要吃的，还是打听镇上的情况或者外甥的近况。他还对小元说：“你要是需要衣服，跟我讲，我有办法弄得到……”那时候不像现在，哪怕一件衬衫，都是很贵重的物资。可是，看着他自己都一身的破烂，谁还能信他的话呢？

不知怎么回事，我念高小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胡琴拉得有了些进步。我拉过《孟姜女》、广东音乐《寄生草》等，还有一本大哥买的陈振铎二胡曲集，拉他写的《弓桥泛月》这些曲子，但也就是拉拉而已。十二三岁的孩子，没什么高明的老师，全靠自己摸，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最初的音乐基础终究是童年时在故乡奠定的。

现在回头看看，丁山镇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对戏曲、胡琴、丰子恺的画、小人书的热烈爱好，都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在当时，不要说我，任何人都没有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学点什么的概念，这只是一些有趣的生活内容，娱乐、享受，大家都在玩。艺术里有生活，生活里有艺术，二者融为一体。这种状态最可贵，也最自然，可以说，我是在这里进入一生艺术活动最初的门槛。而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这些艺术和其中表达的人生道理，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不像现在充斥着无病呻吟的东西，既单调又无聊。

一句话，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丰富，精神上也非常快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

童年之六：小镇风雨

刚解放的丁山似乎没什么变化，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看到一大帮人从戏馆子里走出来，他们面黄肌瘦，路边三三两两的人在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快走到东贤巷口时，我发现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后来大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吸鸦片的，被共产党集中训话，不许再吸了。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大了一点，开始懂点事情了。新政权也站稳了脚跟，着手实践他们理想的社会改造，渐渐地，丁山镇有了一些改变。感受到这些改变，是从我的家庭开始的。

从1950年10月起，首先对我家造成影响的是土地改革。“土改”的首要步骤是鉴别成分，根据店里的资产、房产和经营、雇佣情况，父亲属于工商业者。但父亲的成分有点特殊，因为买过田地、山地作为资产，所以他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意思是以工商业为主要性质，兼有地主的成分，政治待遇和工商业者一样，和“地主兼工商业”不同。这个不同极其重要，因为工商业者还是统战对象，共产党与工商业者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地主是“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之一，与地主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对于我们一家人今后的数十年来讲，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父亲买土地是为了“置产业”，这是当地生意人通常的做法，这些“不动产”可以抵制纸币的动荡。能不能收到租米倒不在乎，父亲也不把它当回事，派人去收租之前，就好像知道收不到似的。有一年，职工小元骑着自行车去乡下，说去收租，要我跟着玩，坐在车后面。到了乡下，只是问问“还是你们家在种啊”之类的话，当然什么都收不到。经过“土改”，这些山地啊田地啊都分掉了，父亲也无所谓。可能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失去东西已经不在乎了，但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不指望地能生钱，毕竟做生意来钱快。

店里七八个职工，分工不一，地位和工资都不一样。“学生意佬”是学徒工，待遇最低，我们直呼名字。多数是一般的“朝奉”，年轻的也直呼名字，很亲切，都不带姓；年长的称呼为先生，譬如陆先生、许先生，有时也称作“陆朝奉”、“许朝奉”——这是在背后对他们的称呼，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最高的一位职工叫钦雄培，相当于现在的总经理，重要的事情父亲一定和他商量，父亲不在家、去了无锡或者上海进货，他在店里是最高的领导。父亲平时对职工都不错，工资和福利也比其他商店高一点。其中钦雄培先生的工资最高，记得母亲说过：“雄培最顾店，功劳最大，他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人。啊，他老婆生了十来个小佬！”想来钦先生的薪水一定很高了。父亲对职工最厉害的惩罚，是一次他从无锡回来，发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意佬”跟一桩失窃案有关，找他谈话，打了他一巴掌。这个“学生意佬”其实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罢了，是我们的玩伴，人挺好的，也很聪明，善于动脑子想办法，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狗头军师”——这叫法也是从戏文里学来的。十年后，他离开公私合营之后的“糖业烟酒公司”，当了镇上建筑公司的书记。“文革”初期，我父亲和他都挨整了。“造反派”为了省事，规定他们每天下午按时自己挂牌自己游街，两人遇到，还打打招呼，坐在街边石头上聊聊过去“成鼎隆”的往事，感慨一番。

与“土改”差不多同时进行的是“镇压反革命”，这对小镇的影响就很大了。我的记忆里就是枪毙人。枪毙人之前，先游街，动员全镇的人都去看，然后开公审大会。会场上面是主席台，旁边是刑台，犯人被分开手臂绑着。接着，主席台上宣布犯人的罪行，有人上台控诉，下面呼口号响应，完了就把犯人架出去枪毙。这样的公审大会开过几次，先是零零星星枪毙了一两个，有一次一下子枪毙了十四个。我听长辈们在说：“这次是十四个头！”后来，“十四个头”成为丁山镇上的一个名词。到今天，在丁山上了年纪的人里讲“十四个头”，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不需要解释。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闲聊，随口问：“你老婆家里是做什么的？”他答：“哎呀！她的爸爸是——十四个头！”

每次遇到枪毙人的事，我是不敢去现场的，只敢远远眺望一下。一听到枪声，就和小朋友们相互关照：“拍拍巴掌呀！拍拍巴掌呀！”然后一起拍拍巴掌——这不是欢呼的意思，而是祈求死人的灵魂不要附到自己身上来，可能是我们那儿的风俗吧。

那时候，大点的单位都有上面布置的宣传任务，宣传任务最重要的单位是文化馆和学校。把政府的宣传画成图画贴在街上，是很主要的办法。“十四个头”里最主要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王森，美术老师布置我们画他的罪行，要上街张贴的。既然是通过绘画控诉“反革命”，那总该给我们一份描述他罪行的材料吧，可并没有；而是找了一本画册，画册上有活埋人的场面，我们就照着画，说他活埋人。当时，我们这些孩子谁都没觉得荒唐，反而很自然地认为，被枪毙肯定是有命案，写什么命案当然无所谓了。

现在回头想想，被“镇压”的人里，手上有血案的的确有，可全都是吗？他们多半是当过旧国民政府的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官。这些人都已经是阶下囚了，应该算是新政权的俘虏吧，最多也就是政治犯。哪一家哪一户只要被杀掉一个人，这户人家就属于“被杀、被关、被管”者的家属，我们习惯简称为“杀、关、管”，这是最为严重的政治名词，其中包括数量更多的被判入狱的人、虽不坐牢但被交给地方上管制的人。“杀、关、管”属于敌我矛盾，这一家人也全完了，子女难以出头，必须小心翼翼过日子，低人一等，一不留神说“错”话做“错”事，那就属于“阶级报复”了。

1953年小学毕业

“镇反”运动的开展，杀人起到了震慑的效果。丁山的老百姓一下子全被震慑了，小镇笼罩在一种异样的气氛之中。小镇的历史上一直没有过砍头斩首这样的事情，“镇反”一来，前后枪毙了那么多“反革命”，实在是很突然的。对我们小孩来讲还好点，我的恐惧情绪只是受到了大人们无声的感染。而大人们的心理是非常紧张的，平时聊天，一旦涉及政治，都会紧张地盘算什么可以讲、可以做，什么不可以讲、不可以做；一旦发现小孩讲了涉及政治的话，一定大声呵斥，严厉教训，要小孩记住。

“镇反”运动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的枪毙人了，之后是零星的枪毙有命案的刑事犯，那一阵令人恐惧的一两年就过去了。

然而，安宁而热闹的生活再也没有了，运动从此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952年头几个月，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来了。“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和我家关系不大；“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我家就逃不掉了。

那时候，不断地有恐怖的消息传来：我家亲戚，大伯伯（大姑妈）的小叔高汝舟，吃安眠药寻死了；父亲的朋友中，一个窑户跳大水潭寻死……全镇都轰动了。我们家最严重的时候，是镇上把父亲叫去一个地方交代问题，不让回家。全家处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特别是母亲，揪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所措。

1953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童年结束了。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长兴中学解放之前至“文革”的老校门（原孔庙石牌坊）

小学毕业，我报考了宜兴中学。又听说南边的邻县浙江长兴可以报考，考试时间是错开的，也考了。后来宜兴中学没考取，考取了长兴中学。那一届宜兴有好几十人跨省考到长兴去了，由于宜兴的教育水平比较高，这几十人的成绩普遍比较好。

从丁山镇到长兴中学有六七十里地，我们只能一个学期回家一趟，平时住校。第一学期结束，大多数从宜兴来的同学都坐车回家了，我却和几个同学约好一起步行回去，好像这样很令人兴奋。我们一早走，路上饿了，就买点东西吃。到了江浙两省交界的地方，那里竖着一个界碑，从江苏这边往对面看，上面写着“浙江”；从浙江这边往对面看，上面写着“江苏”。我们觉得跨省很好玩，纷纷摆出各种奇模怪样来——我算比较好的，一脚跨在界碑这边，一脚跨在那边，表示脚踩两省；而有人竟然站在界碑这边，向对面撒了一泡尿！这就意味着一泡尿从江苏省撒到浙江省去了，不是吗？！实在是胡闹。这样边玩边走，走了一整天，走坏了一双草鞋，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发现大伯伯在我家里，她听先回去的同学说了我们的情况，很担心，一直等着，看到我回去才放心地走了。

长兴中学50年代第一幢苏式工字形教室

初一的生活刚开始比较平淡。除了继续读几本丰华瞻译、丰子恺插图的格林姆童话，还有一些乐趣的，就属我把小提琴当二胡拉了。这件听起来很胡闹的事是这样的：学校里文艺演出，我们班排了个海军舞，我呢，演出的时候负责站在舞台侧面拉小提琴曲《人民海军向前进》作为伴奏。小提琴是班主任周匡国老师的，他好像不是很会拉，我当然也不会——但我认为自己会，能拉响不就是会拉嘛！拉小提琴的照片我见过，于是我模仿大人拉小提琴的样子，煞有介事地摆个姿势，把小提琴外面的E弦当二胡的外弦（sol），第二根弦（A弦）当二胡的里弦（do），只用这两根弦——其他的弦我也不会用，就把整个曲子拉出来了。当时很得意，后来才知道，我对音乐的理解多么幼稚可笑。

第二个学期，忽然从杭州分配过来一位刚刚音乐师范毕业的音乐老师，叫周涵初，他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也可以说，他的到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周老师刚来的时候，学校里有个晚会，他拉小提琴曲《牧歌》。我第一次听到西洋音乐，后面还有《托赛里小夜曲》。“哎呀！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那优美的旋律、高贵的音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我被彻底震惊和征服了。

周匡国老师早就向周涵初老师讲了我的音乐爱好。学什么呢？周涵初老师认为我有些二胡的基础，就说你不要学小提琴，继续学二胡吧。

这样，初中的后两年，课余我就一直跟着周涵初老师学二胡。周老师教得尽心，我也学得刻苦：每天吃完中饭，也没什么午休，还有晚饭后到夜自修这段间隙，都会抓紧时间来练习二胡，成天脑子里也是二胡曲子的旋律。我学得很快，一个曲子很快能背下来。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刘天华的曲子除了《悲歌》，其他九首《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苦闷之讴》、《良宵》、《闲居吟》、《独弦操》、《烛影摇红》、《光明行》都学全了；还学了阿炳的两支曲子，《二泉映月》和《听松》。

1955年周涵初、沈贵仁老师赠送的合影

虽说我从小总上台演出、上街宣传，但稍微上点台面、正规点的演出，还是在初中。把小提琴当二胡拉只是其中一次，那时学校里的文艺活动很多，学校和学校之间也会有联谊，或者某个学校有庆典，长兴中学派人去参与余兴等等。我经常代表学校去演出，记得还因此去过湖州。演出时，我拉的曲子一般都是《空山鸟语》和《光明行》——因为这两首演出效果比较好：前一首有模仿鸟叫的段落，音乐形象很鲜明，大家都听得懂；后一首是进行曲风格的，雄壮有气势。但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病中吟》、《月夜》、《闲居吟》这几首。当时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喜欢的曲子都是恬静、闲适和深沉的。这个偏爱，五十多年一直没变过，也包括古琴曲。现在回头去看，就能把这一偏爱的由来、发展轨迹看得很清楚了。

顾西林先生（1892-1968）

这些曲子拉下来，我对刘天华崇拜得不得了！但刘天华二十多年前就成了古人，离我太遥远。让我感觉很近的，是周老师的老师顾西林先生。在学习二胡的两年中，我不断地听周老师提到这位让他尊敬和热爱的老师。他告诉我，顾先生是苏州人，六十多岁了，中西音乐都通，精于小提琴、二胡。她的小提琴是直接跟一个在上海的白俄尼格罗夫学的。那个白俄每周从上海到杭州给她上课，由她负担学费和交通费。而且，她一直从事音乐教育，没有结婚，还有点洁癖。这些叙述，很有传奇色彩，我不免既好奇又神往，挺想见见她的。

周老师也就比我大个七八岁，我们相处久了，很多话都可以讲。他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的低级军官，没跟着去台湾，留在家乡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在农村被作为敌我矛盾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管制。有时候，他跟我说起他的一些朋友，怎么在政治上谨小慎微，如何逃过劫难，每到此时，感慨不已。我能感觉出生活经历和家庭成分造成了他过分胆小的个性，从而加深了对政治残酷的体会。

现杭州师范大学校园内纪念顾西林老师的“西林亭”

如今，我在音乐院校呆过多年以后，再想想，还是觉得周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并不比那些音乐专业院校的老师差。他把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我也相当于受过了专业训练。我的二胡演奏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原先相比，已经上了好几个层次。而在此基础上，我对音乐的敏感被培养出来了，也就是说我的乐感很好——对音乐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这时候，我真的开始梦想将来做一个音乐家了。

“汤渡人”

1956年寒假，我回到了家里。这时，宜兴陶业的公私合营刚刚“胜利完成”，没多久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我家，也完成了从“剥削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变——父亲的店已经收归国有，两代人经营的财产一下子就没了。过去人家喊父亲“成先生”，现在接着叫“成经理”，父亲还顶着一个公私合营“糖业烟酒公司”下门市部私方经理的名义，其实已经彻底成为自家店里的一个普通职员了。这样的滋味一定不好受，但全家的情绪却非常微妙——难过固然有限，却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兴奋。原来，那时候解放已近七年，共产党今天这么一弄，明天那么一弄，大趋势如何，父亲看得很清楚。那些亲戚、朋友的遭遇，让他不寒而栗。他早就做好了失去财产的准备，甚至觉得保留着就多一分危险。大哥对我说，早在“抗美援朝”那会儿，政府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父亲就捐得很多，同在大中街上开一家棉布店的舅舅范庆荣却很不情愿似的。父亲对大哥说过这样的话：“二娘舅昏了头了！他还以为那些钱是自己的，共产党来了以后这些钱就不是你的了。”所以，在这次工商业改造中，他的表现非常积极——他对“共产”两个字看穿得比较早，远在公私合营之前哪。

作为私方经理，父亲的工资是一月五十九元。政府还按原来“成鼎隆”店铺价值的百分之五返还利息，连续七年，算下来一个月所得和工资差不多，这样的收入算比较高了。母亲仍然不工作，父亲养着全家。当时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叫李康年，提出“二十年返还利息”，二十年返还下来，就等于还到百分之百了。这被作为很坏的典型和猖狂的言论，狠狠地批判了一阵子。

公私合营还让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就是“汤渡人”不再算我家的佣人，而成为新企业的店员了。

“汤渡人”是个五十岁出头的妇女，因为来自丁山和湖之间很小的汤渡镇，大家都这么喊她。要不是我们兄弟平时要应付一些户籍登记之类的事情，恐怕也不会知道她的名字叫“王法娣”。除了我们，镇上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平日里就喊她“汤渡人”。

“汤渡人”什么时候到我家，我不知道。从我有记忆起，家里就已经有这么一个中年仆妇了。因为家里开着店，店员好几个，都要在家里吃饭，多少也有点其他杂务，这些一直是母亲在打理，极需有人做帮手。父亲找过人，但因为手脚不干净，走掉了，后来没找到合适的。这时，就有人介绍“汤渡人”过来做工，说：“这个人比较‘木’，细活她不会干，但肯定不会偷东西。”随后就过来了。她果然很木讷，平时很少说话，反应迟钝，情绪表达直接而简单，更不大懂人情世故，家务稍微精细复杂点她干不了，只能在厨房里干点粗活儿。那时候炒菜用灶，要两个人，上面有人炒菜，下面有人烧火。炒菜的是我母亲，她烧火，另外就只能洗洗碗、洗洗菜了。

“汤渡人”的过去，我们知道得很少，但都听说她是有一些“故事”的。有人告诉我，她年轻时曾经反抗婚姻，好像曾经出逃，或许是结婚时有过暴力抗争，但终究还是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孩，不幸的是这孩子没能存活。这一段故事，大家在闲聊的时候会讲“汤渡人”有些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她和丈夫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孩子一死，她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丈夫也不要她，只有出来做帮工。可她又实在不能干，别人对她完全谈不上重视和尊敬，不时被别人当面调侃戏谑几句。所以，在别人心目中，她是没名字的，或者有没有名字都不重要，随意换个名字也行。可能刚来时就叫她“汤渡人”，这个与户口本上不一致的名字，她用了一辈子。一旦和她发生争执，我们就叫她“汤婆子”——一种铜或锡制成的在冬季用来焐手脚的取暖器，“汤婆子”是接近于骂她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汤渡人”很少坐着，不干活的时候，她也喜欢站着，双手放在前面，一只手扣着另一只手，这是她数十年不变的标准姿势。她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变化，如果别人责怪她，她也会生气，大声地和别人对话，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