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南

怜余九九浑忘老，

却尔三三共上城。

偶为江楼来一览，

喜从杯酒接群英。

登临尽日芳春兴，

倡和联篇大雅声。

自愧无能追作者，

漫歌击壤荷升平。

——侯尧封1

1 龙江村

展开一张公元1600年左右的江南地图，如同从空中俯瞰大地，映入眼帘的是不计其数的河流湖泊，蜿蜒曲折，纵横交错，仿佛不是河流把陆地分割开，而是一片片陆地漂浮在漫无边际的水面上。南直隶、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昆山县、上海县、嘉定县……每一片陆地的形状各不相同，轮廓圆润，仿佛被流水打磨了棱角。

《尚书·禹贡》写道：“三江既入，震泽厎定。”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三条大江，以及数不清的支流，共同孕育了物产丰富的江南。2

在吴淞江、泖湖、浏河形成的巨大水面上，漂浮着嘉定县的土地。在嘉定县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有一千两百多条，将土地划成无数支离破碎的小块，包括五个乡、二十四个都，涵盖三个市、十七个镇，以及更多的小村庄。3从地名里的浦、湾、泾、浜、塘、渡、沥等字可以看出，所有的村镇、田地都与水为邻。

河流把陆地分开，桥又把分开的陆地连接起来。从县城到周边的村镇，嘉定县至少有一百七十多座桥。4一座座桥横跨灰绿色的河道，隐没在一片片低矮的灰黑色房屋中。有的桥身精雕细琢，石柱上刻着精致的楹联，彰显着修桥者的威望，有的桥面朴素实用，只是一块石板，却凝聚了几个村子的苦心。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维护，一座桥能供来往的百姓用上几百年。

缓缓流动的水面上，不时有船划过。在江南，几乎没有哪个村镇不通舟楫，家家户户都有船只。也有生意人以经营客船为生，客船有不同的班次，按航程计费，无论白天夜晚，随时可以买舟出行。一声锣响，缆绳解开，轻棹划动，水上的旅程便开始了。顺风顺水时，一日一夜，水路可行二百五十多里地，速度远超在陆地上骑马坐轿。5

水、桥、船，将本地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把人们带入更广阔的空间。

蟠龙江是嘉定众多河流中的一条。当地人说，蟠龙江是吴淞江的故道。它源自太湖，出苏州后向东流，途中汇集多条小河，在嘉定境内水势渐大，如游龙般蜿蜒，时而向东北，时而向东南，汇入吴淞江后一路向东，注入四十里外的大海。

在嘉定城南五十里外的蟠龙江北岸，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叫龙江村。6村子建于元代，面积不大，东西沿江约一里，南北长仅半里。龙江村临水而建，风景宜人，近处绿柳拂水，池鹭踱步，远处舟楫穿梭，白鹤飞舞，依稀可以听到渔家的歌唱。7

村墟摇落后，诘曲一溪中。

竹树余衰绿，烟云冒晚红。

鸦栖浑似叶，芦静不交风。

早稻新收得，江阡说岁丰。8

这是侯峒曾笔下龙江村的夏日风光。

侯峒曾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侯岷曾、小四岁的弟弟侯岐曾就住在龙江村。比同龄人幸运的是，侯氏兄弟出生在村里最富有的家族。

沿着蟠龙江北岸，双鹤浦以东，小泾以西，山池以南，绝大部分是侯家的房屋和田地，面积约占龙江村的三分之二。9侯家主宅内，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朝廷对侯家先祖的封赠；家宅后的水岸边是太初园，园内有假山，有凉亭，种植着梅竹桂柏；村东有侯家出资建造的关帝庙，以其科举灵验，受到村民的膜拜；不远处有观音堂，是侯家的香火院，在重要的日子里，住持道人会为侯家诵经祈福；侯家在蟠龙江一带拥有近千亩田地，雇佣佃户耕种，定期坐收地租；家中的聚会总是高朋满座，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朋友，有文徵明、王世贞、归有光、陈继儒、徐学谟……10

在侯家兴起之前，龙江村也出现过几个大家族，有聘请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为塾师的沈家，有北宋文学家秦观的秦家后人，当时的侯家只是以耕田为生的平民。为了家族的兴盛，侯家已经努力了几代人。

真正改变侯家地位的，是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他是龙江村侯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官员。

侯尧封虽出身寒门，但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得益于他的父亲。侯家的祖上是过继到侯家的，四代单传，才有了侯尧封。侯尧封的父亲深知家族贫弱的滋味，终日勤劳耕种，赚钱为儿子聘请塾师，并拿出毕生的积蓄修建关帝庙，树立了侯家在村里的威望。侯尧封牢记父亲的苦心，皓首穷经，终于在五十七岁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从此改变了侯家的命运。

侯尧封一辈子娶妻一人，妾两人，三人分别为侯家生下八个孩子，加起来一共二十四个11，顺利长大成人的不到二十个。侯家自此以诗书继世，侯峒曾的父辈、祖父辈都是读书人，交游广泛，常在自家的芙蓉池畔举办诗会，月下赏花，对酒吃蟹。酒饮光了的时候，家仆只需折一枝芙蓉池的荷花交给酒肆，酒肆便欣然赊酒。12在族人中，峒曾的父亲侯震旸尤为好学，年纪轻轻已经考中举人，远近瞩目，前途无量。

峒曾的母亲龚氏十八岁嫁到侯家，她来自嘉定县最有名望的龚氏家族。龚家自宋元以来就是仕宦人家，明朝中期更加声名显赫。龚氏的父亲龚锡爵曾任广西布政使，为正三品高官。龚氏家族的家业之大，从私家园林可见一斑。龚家在嘉定至少有两处园子。一个是城内的龚氏园，园内山光潭影，镂窗飞檐，以精致玲珑闻名江南；另一处是郊外的石冈园，凝聚了龚锡爵晚年的巨大精力，成为龚家与社会名流的聚会场所。13

在富足的家境中，侯峒曾和他的兄弟们无忧无虑地成长。不过，让孩子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家族的显赫地位，而是曾祖父侯尧封常说的一句话。

每逢清明或中元，侯尧封率领族人在家庙举行祭礼时，总会对满堂儿孙做出训诫。他在外为官二十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14

年幼的孩子们并不清楚“第一等官”和“第一等人”是什么意思，他们只能从长辈口中了解曾祖父的官场浮沉：

侯尧封担任监察御史时，发现福建建宁县令的受贿行为，不顾此人与权相张居正有私交，毅然发起弹劾，由此得罪权贵，受到降职处分；他在江西为官时，重修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为明初建文朝的殉难大臣修建节义祠；守卫湖北襄阳时，力排众议，为汉水岸边的百姓修桥，惠民无数；担任福建参政时，拒绝属下暗示的中饱私囊之法，留下了清廉正直的官名。15他年近八十岁时告老还乡，成为备受尊重的乡绅。

当孩子们围绕在侯尧封的膝旁，侯尧封常回忆起自己年少时在母亲的纺车旁借光读书的情形，勉励儿孙勤学上进。16侯尧封还创建了侯氏家塾，每年出资邀请优秀的塾师，教导家族子弟读书。17孩子们可以明白，侯家的一切荣耀都源自读书。正是几代祖辈埋头苦读，考场打拼，走上仕途，才带领侯家过上了雅致的生活，赢得了旁人的尊重。

峒曾和兄弟们知道，要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他们依然要在科举道路上奋力前行。

峒曾和他的兄弟从出生的一刻起，就浸润在绵长浓厚的华夏文化中，这从长辈花费心思为他们取的名字可以看出。

峒曾和弟弟岷曾是双胞胎，岐曾比两位兄长小四岁。峒曾、岷曾出生时，七十六岁的曾祖父侯尧封非常欢喜，为两个小婴儿分别取了乳名大忠、大孝，希望他们能光宗耀祖。18峒曾长大后不再用“大忠”这个乳名，但如同预言一般，这个乳名伴随了他一辈子。

孩子们开始识字后，长辈为三个男孩取了正式的名：峒曾、岷曾、岐曾。三人的名来自中国西北部的三座大山：崆峒山、岷山、岐山。崆峒山是人文初祖黄帝、伏羲的故乡，号称“道家第一山”。古代典籍《庄子》一书中记录了黄帝向崆峒山的仙人广成子问道的故事，按照名、字、号相关的取名法，峒曾把“广成”作为自己的号；岷山绵延千里，是传说中玉皇大帝与众神栖居的天庭所在地，是嫘祖、大禹的故里，也是道教发源地；岐山是另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的生息之地，是周朝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儒家经典《周易》的诞生地。

与高山之名呼应的是，兄弟三人后来取的字：豫瞻、梁瞻、雍瞻，分别来自华夏九州中的三个：豫州、梁州、雍州。瞻，当然是高瞻远瞩的意思。

驻足山巅，俯瞰九州。侯氏三兄弟的名字带有一种天然的气势。

峒曾兄弟年幼时，和族人一起在龙江村侯氏家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19孩子们描红识字，熟背“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练习声律和对偶。20对偶是作诗和写文章的语言基础，来源于大自然最常见的对称现象，代表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审美趣味。任何能看到、想到的事物都可以寻求对偶，比如当别人说“弯弓月”时，如果能对出“大人星”，便是足以让人称赞的了。21

远近的村民都知道侯家有三个有出息的儿子，年少聪明。村里流传着不少侯家兄弟年少读书的故事。

三人在家塾读书时非常勤奋，放学回家后，知书达理的母亲龚氏也常教导他们。家塾老师是来自松江府的林老先生，尤其疼爱他们。据说，林老先生告别嘉定时，对学生们说了一句“师生话别情难舍”，没想到侯峒曾应声对出了下句。儿童的文思敏捷让林老先生非常惊奇，成为众人传诵的故事，以至于侯峒曾具体对的是哪句话，流传出不少版本，有人记得是“道义论交迹转疏”，也有人说对的是“朋友相孚谊共敦”。22

侯家父辈交往的朋友，也给峒曾兄弟带来很大的影响。侯家经常高朋满座，宾客无一不是饱学之士，有苏州人文震孟、姚希孟，常熟人钱谦益，昆山人王志坚，也有本县的唐时升、娄坚、李流芳，他们是侯震旸的朋友，与侯家的亲家也相熟。

不过，在巨大的家族朋友圈子里，年幼的峒曾最佩服的却是一名秀才。他的名字叫徐允禄，是侯震旸的好友。徐允禄说话口吃，却博学多识，擅长研究《周易》《尚书》和《春秋》，在史学方面也有著述，对古往今来的军国大事了如指掌，且能与人辩论；他参加乡试时受到朝廷公卿和主考官的赞赏，却不说一句请对方关照的客套话；他家境贫寒，只能贩卖字画替父母还债，却坚决不为罪犯写诉状，哪怕对方带着上千两银子求他。他虽没有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没有官员的身份，却赢得了官绅和读书人的尊重，成为嘉定的知名学者。峒曾佩服他的学识，更佩服他的品行，经常和两个兄弟去他的家中拜会，与他交流读书心得。23

峒曾十五岁时，和岷曾、岐曾一起参加童试。他们连续通过县试、府试和在省城南京举行的院试，在同一年考中了秀才。峒曾进入嘉定县学读书，岷曾和岐曾进入苏州府学。据说，府试过后，苏州府的主考官林文熊让峒曾和岷曾坐在他左右两侧，让年纪最小的岐曾坐在他膝盖上，和他们一起谈文章。24

嘉定县每年录取的秀才约六十人，峒曾三兄弟考中秀才的时间比几位叔父还要早。25秀才也称生员，在嘉定，百姓称秀才为相公，以示尊敬。26有了秀才的身份，不用交赋税，不用服劳役，犯法后不用受刑罚，见到县官不用下跪，可以免费领取粮食，在科举之路上踏出了第一步，只是还谈不上做官。

侯家的三名少年才俊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南直隶督学亲自为侯家三兄弟题字“江南三凤”。27“江南三凤”匾额高悬在侯家的正堂上，每个去侯家的客人都能看到。峒曾兄弟三人用才学换来了无上的荣耀。

2 游学

儒家先师孔子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兼备，在读书之外，也注重培养音乐、体育、数学等修养和技能。不过，在明朝初年，随着科举竞争日渐激烈，学校的功课转向以科举应试为主，只强调读书和作文。

地处江南的南直隶是全国文风最盛的地方，进士、举人的录取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在这种环境下，科举考试的竞争异常激烈。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考，嘉定全县每次只能考中三四名举人、一两名进士。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学子，只在家塾和学校读书远远不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以使他们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无法走太远。他们还要研究当下的文学潮流，琢磨优秀考生的应试文章，分享近几年的考题动向，用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水准。简单来说，他们还要走出去。

嘉定人深知自己的弱势，承认嘉定只是个海边小县城，位置偏僻，民风淳朴。同时，嘉定又是个淳朴到一心崇尚学问的地方，“缙绅之徒与布衣齿，苟匹夫怀文，揖公卿而平视”28，只有读书才能打破不同阶层的界限。

有实力的家族不断创造机会，带领子孙见识更大的世界。游学是峒曾兄弟的必修课。在十八岁之前，峒曾至少去过两次苏州，一次杭州，一次南京。

峒曾第一次去苏州是十一岁。当年，他的祖父侯孔诏以明经科受到举荐，要去北京参加策试。峒曾随父亲侯震旸一起送他，并在苏州虎丘留宿几日，在铁花庵读书。父亲侯震旸自从考中举人后，一直在为考取更高一级的进士发愤读书。

这是峒曾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嘉定县，来到苏州府的府治所在地——苏州城。嘉定县隶属于苏州府，但位置比吴江、昆山、吴县等苏州大县偏远，距离苏州城有一百四十多里。

行政上，苏州府的上一级是南直隶。南直隶的级别高于一般的省，它因明朝的留都南京获得特殊的地位，与京师北京所在的北直隶遥相呼应。

如果说南京和北京是明朝一南一北的政治中心，苏州则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自宋代以来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俗语。苏州地处长江下游，濒临太湖，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港口，云集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商客，自唐宋以来一直闻名天下。文化上，无论生活时尚，还是文学潮流，苏州都领天下之先。在外地人看来，苏州人“浮游逐末”，苏州是个出“奇技淫巧”的地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州作为大都市的繁华和包容。29

峒曾十七岁时，又一次来到苏州。他最感兴趣的是苏州浓厚的文化气氛。

苏州是全国著名的书籍产地，汇集了几十家专做书籍刻印的私人治书坊。同时代的全国大部分城市，连一所治书坊都没有。木版印刷效率高，速度快，加上原材料便宜、物流发达，普及率和印刷质量远高于活字印刷。发达的印刷术促进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当其他地方的读书人还在埋头抄书的时候，江南的读书人可以流连于书肆，以公道的价格直接购买典籍，也可以出版自己的作品。

在苏州城内，沿街的书肆不仅出售“四书五经”、古典文学、优秀科举文章的选集，还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时下流行的插图本小说，《西厢记》《窦娥冤》等前朝人写的戏剧，署名唐伯虎的真假难辨的画作，名为《几何原本》的西洋教材汉语译本，以及医药占卜、旅行地图、名媛诗集、市井笑话，包罗万象，价格适中，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除了读书人，市民百姓也买书读。苏州府是全国识字率最高的地方，乡下孩子熟背《神童诗》《千字文》，闺中妇女吟诗作对，这些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景象在苏州都不是稀奇事儿。

峒曾的父亲侯震旸每次去苏州，必去城郊的虎丘。虎丘号称“吴中第一名胜”，宋代文学家苏轼写道：“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一日四时，一年四季，虎丘游人不断。赶上元宵节、中秋节，虎丘更会成为天下盛会。苏州百姓倾城而出，装扮一新，涌至虎丘。山间水边，松下石上，有唱戏的，有卖货的，有玩杂耍的，有烧香拜佛的，有聚会饮酒的，煞是热闹。30

尤其吸引读书人的是，虎丘不仅风景绝佳，热闹繁华，还汇集了江南最有才华的一群人，成为他们交流才学的开放空间。上千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在虎丘流连忘返，品味清香的白云茶，聆听禅寺中的袅袅佛音，与远道而来的同仁谈古论今，在彩灯高悬的游船上吟诗唱和。

另一次，岷曾、岐曾也与父亲同游苏州，与他们一起的是嘉定友人李流芳。李流芳来自南翔大族，刚刚考中举人，习得一手浑然天成的诗文，书画并重，爱好富有嘉定特色的竹刻艺术。侯家与李流芳交往已久，此时峒曾已经与李流芳的侄孙女定亲。他们登上苏州的灵岩山，漫步“秋山黄叶”，欣赏奇石林立，去山顶的灵岩寺参禅。31

与父亲游学之余，峒曾不断结交苏州的文人，如饥似渴地吸收全国最先进的文学思想。他把兄弟三人在苏州写的诗编成一册《韡韡编》，刊刻印行。《诗经》有言，“常棣之华，鄂不韡韡”32，赞颂的是兄弟友爱。他和岷曾、岐曾的感情，正如一簇簇淡红色的常棣花，在明亮的阳光下盛放。

《韡韡编》一出，侯门子弟的才气吸引了不少人。峒曾三兄弟在苏州结交的朋友中，有苏州本地文人冯梦龙。冯梦龙时年三十六七岁，比侯震旸小五岁，算是峒曾的父辈。他当时只是一名生员，与侯震旸颇有来往，他和号称“江南三凤”的侯家子弟亦师亦友，常常和他们一起切磋文学，准备科举考试。33冯梦龙擅长研究《春秋》，此时的他，还没写出流传后世的通俗小说“三言”，也没完成几百首苏州民歌的编选评注。

结社也是结交天下名士的重要方式。“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结社是读书人圈子里的流行事。做文章有文社，写诗有诗社，鉴赏书画有鉴赏社，还有茶社、酒社、花社、弈社等，任何一种爱好都能集结起一批同道中人。各类社团中，以文学社团最为繁盛。从西北的山陕，到北方的齐鲁，到中部的江浙楚，再到南部的闽粤，几乎每个省都有文学社团。

加入文学社团的好处很多，可以切磋学问，出版作品，广交朋友，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获得第一手科举考试资讯，甚至将自己的交际圈扩大到官场——毕竟，未来的官员会从这些读书人中产生。

峒曾、岐曾兄弟第一次去南京，正是去参加文社集会。当时，在众多文社中，公安派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主导人物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本是湖北荆州的小型文社，后来影响力扩及全国，在多座城市巡游结社，吸引了大批读书人。袁氏三兄弟的文章风格清新，酣畅明快，一反当时文坛的复古雕饰风气，受到江南读书人的推崇。

峒曾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学情有独钟，他想参加公安派的南京集会，无奈当时身在苏州。当他听说文学精英张宾王在南京发榜，倡导冶城大社，吸引了不少读书人，便和岐曾不失时机地奔赴南京，递交作品。能把自己的作品和优秀读书人的作品并列在同一本文集中，作诗酬和，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资历。江南人才济济，年轻的侯氏兄弟未必是最优秀的，重要的是，自由结社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在更大的空间中结交天下名士，在更高的平台上攀登知识的高峰，正是侯家父子四处游学的原因，这是在嘉定小城无法获得的资源。

十八岁之前，峒曾还和父亲去过杭州——一座与苏州齐名的繁华都市。

如同虎丘之于苏州，去杭州不能错过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绝代美人，人人都想一睹其容颜。一座西湖，也涵盖了上千年来杭州的文化精华。保俶塔、西泠桥、灵隐寺、苏公堤、苏小小墓……每一个到西湖的游客，都希望寻觅前辈先贤的足迹。

一年四季，西湖的游人络绎不绝。在独具慧眼的文人雅士看来，西湖最美的是冬天。大雪过后，万籁俱寂，天、云、地、水融为一色，叫上一二好友，手捧暖炉，对饮舟中，看玉树琼枝，群山皑皑，大概是天地间最怡然的事了。34

峒曾和父亲来杭州时，冬天尚未来到，不过深秋的西湖足够他们陶醉了。游览过西湖后，更让峒曾父子向往的是杭州城外的“九溪十八涧”和五云山。

黄昏时分，他们骑马到山下，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徒步前行。远处群峰高耸，薄雾笼罩，近处枫林染霜，翠竹摇曳。淡紫色的晚霞消散了，天色渐暗，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循着溪边的小径蜿蜒而上，耳边的水流声越来越大。他们行至山涧深处，眼前赫然冒出一片瀑布群。暮色中，瀑布飞流直下，如一条条银色的蛟龙从天而降。他们的耳边，只剩下瀑布的呼啸；他们的眼前，只剩下狂舞的银龙。一瞬间，整个天地似乎只为他们存在。

望着眼前的秀美风光，峒曾想起五百多年前苏轼的杭州之游。他禁不住诗意大发，用文字向自己的文学偶像致敬：

解鞍一散步，群峰乱将夕。

浮岚幕遥青，乔柯拂深碧。

须臾落霞散，银紫纷狼藉。

寻蹊得绝涧，惊潨互喷射。

有如翠蛟舞，飞下三千尺。

一步一回顾，已觉耳目易。

此景宜急追，一失难再获。35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与身心的交融，给他们带来惬意的感觉。

他们不只为游山玩水而来，历经一番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五云山云栖寺。云栖寺是杭州郊外著名的宝刹，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传说五云山顶的彩云常栖止于此，由此得名。站在山顶，向南便能看到钱塘江。不似其他宏伟壮观的名刹，云栖寺的外观简朴粗陋。山寺在几十年前被山洪冲塌，莲池法师远道而来，重建禅院，招纳弟子。四十多年来，在质朴静谧的环境中，莲池法师潜心修炼净土宗佛法，以高深的学识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僧，吸引了众多名儒、官员前来受教。

峒曾一行人要拜访的，正是莲池大师。

清晨，熏香袅袅，绿竹环绕，侯氏父子毕恭毕敬地聆听莲池大师论道。大师端坐堂内的莲花垫上，他年逾七十，耳聪目明，声如洪钟。莲池大师为峒曾父子宣讲的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36这部经书讲的是在家修佛的居士应该遵从的“五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戒。“五戒”的内容并不复杂，不杀生、不盗窃、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对应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信、智。平民百姓能够接受行善去恶的朴素道理，读书人也很容易将它纳入自己的儒学价值观中。

随后，莲池大师从“五戒”说开，谈论出世入世、禅净一心的道理。37说到尘世的忙碌纷扰，莲池大师的观点是：“人生闲忙，亦有分定。必待极闲而后办道，终无日矣。忙里取闲，得一时空，便收拾散乱之心，摄归正念，久之自然有得。”38人生在世，没有彻底闲下来的时候，只能忙里偷闲，在行走中参禅，在尘世中悟道，在纷纷扰扰中保留一份自然之心。

多年来，无数官僚、富豪、读书人远道而来，向莲池大师吐露自己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心理。他们身在人情世事的包围圈，心中却向往超然的田园生活，既想出世以求清净，又舍不得世间的功名利禄。对此，莲池大师将现世的需求与佛家思想融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身在尘世的文人士大夫，可以一边追求仕途，一边参禅悟道，但要做到心中有济世之心，不要因为富贵功名而迷失了自己的本心。39

佛家的人生道理看似简单，实则需要长期的参悟。修身养性、恪守道德、自律自制，这些佛学思想与峒曾从小接触的儒学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他的人格。在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时代，他们在佛门外修行，称为居士。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吸收佛教与儒家的相通之处，在出世与入世间自由游走。

侯震旸听了莲池大师的一席教诲，心中的苦闷烟消云散。他考中举人已有十四年，始终没有接到朝廷的任命。他决心继续苦读，为考取更高一级的进士而努力。峒曾在听讲之后，返璞归真的想法也充溢心间，成为莲池大师的俗家弟子，法号广雅居士。40

莲池大师的著作《竹窗随笔》，峒曾请走了两本，一本留给自己，一本带给弟弟岐曾，这本书也成为岐曾一辈子的枕边读物。一如莲池大师深入浅出的现场讲解，他的《竹窗随笔》也平易近人，让峒曾感到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书中除了佛教故事，还出现了庄子、苏轼、五行等他经常接触的主题；陌生的是莲池大师从佛法的角度论述和感悟这些主题，是峒曾之前没有想过的。

从云栖寺听完莲池大师的讲道，峒曾又回到了世俗社会。高僧的教诲如春风化雨，其中的为人处世道理，年轻的峒曾要用一生去消化。和当时一些虔诚的读书人一样，取个佛家的法号，过居士的生活，时常进庙参禅，并不妨碍他们的俗家生活。他们可以继续过文人的生活，继续喝酒吃肉，继续争名逐利。小酌是人际往来的必备项目，居士五戒中，峒曾受了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等四戒，唯独没有受酒戒——虽然他酒量不大。41

读书，交游，旅行，习佛，几乎是每一位读书人的必修课，也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对年轻的学子来说，这几项是融在一起的，既要参禅以修身养性，又要广泛交际以拓展人脉；既要旅行以开阔眼界，又要专意于读书科考。

这个时代也有专门以旅行为业的人，比如徐霞客，他与侯峒曾同是江南人士，年龄相差无几。十八岁的峒曾在苏州游学的时候，二十二岁的徐霞客几经科举挫折，发出“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豪言壮语，取得母亲的支持后，踏上遍访名山的旅程。像徐霞客这种年纪轻轻就抛弃学业、无意仕进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年轻人和峒曾一样，靠读书改变命运才是他们的目标。即便是以经商起家、不愁吃穿的富豪家族，也会要求族人读书科考，追求仕进，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从而保证财富的持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终指向的现实目标是用知识改变命运。

3 科举之梯

转眼，峒曾到了二十弱冠的年纪。前后几年间，侯家至少有三件喜事。这三件喜事托举着峒曾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攀升。

第一件事是父亲侯震旸在中举十六年后，终于蟾宫折桂，获得进士的殊荣。

侯震旸考中进士后，授职行人，正八品，专掌“捧节、奉使之事”，也就是作为皇帝的使者，负责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事务。这份职务需要长年在外行走，从闽越到荆楚，再到比广东更远的海岛，单车匹马，旅途奔波。侯震旸的用心之处在于，每到一处，他都将沿途的山川、形胜、战场、营垒等一一记录，以备为朝廷建议之用。42行人的职位虽然不高，声望却不低，好处是可以很快得到升迁。

峒曾也继续跟从父亲增长见识。在苏州虎丘，峒曾和弟弟岐曾跟随书画家陈元素学习书法和绘画。早在一百多年前，苏州就聚集了擅长诗、书、画多项才能的“吴中四才子”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徐祯卿。在他们之后，诗文和书画并重的风气更加浓厚，书法和绘画成为读书人在文学之外的又一必修课。

第二件喜事伴随侯震旸考中进士而来，那就是侯家酝酿已久的迁居县城计划终于实现。

住在城里能更轻松地赚得收入，进入更广的交际圈，获得更让人放心的治安环境，享受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只要实力能达到，任何一个江南富户都会选择由乡村移居城内。

迁居嘉定县城，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考中进士后的打算。侯尧封去世十几年后，他的心愿终于达成。侯震旸考中了进士，在城内偏西的地方买了一所杨姓官员的旧宅，修缮一新，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城南的龙江村老家，搬到城里的宽宅大院。

与“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43的仕宦人家的豪宅相比，侯家的新宅并不算大。与平民百姓的茅屋相比，自然是光鲜夺目的府邸。院落分为前中后三进，主房面阔五间，左右带有耳房，为两层小楼。第一进为正堂，沿袭之前的名称荣寿堂，东房供奉祖先的牌位，西房为侯震旸的房间，兼供宾客休息。再往西的三间侧房，是峒曾兄弟读书的场所。荣寿堂后面有两进房屋，第一进为侯震旸的儿子和儿媳们的房间，第二进也有五间，峒曾的祖母和侯震旸夫妇分别住在两侧，中间是饭厅。楼上有书房、卧房、闺房、梳妆室。整座房子的后面是厚厚的土墙，墙外是鸡鸭场。土墙两侧，建有更多的平房，供家仆居住。主房东北侧，还有单独的三间平房作为未来的家塾。44

作为城里的官宦人家，私家园林必不可少，一来愉悦家人，二来招待宾客。侯震旸在城东的晏海门内买了一块地，营建了一座园林，人称侯氏东园。园内有古木流水，有仙鹤游鱼，融自然盛景于眼前。45侯氏东园内，“堂开金谷酒，楼贮石渠书”，往来宾客皆为名流。46以文学著称的“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唐时升、娄坚、李流芳，松江大画家董其昌，无一不是侯家的座上客。47

第三件喜事，是侯家的儿女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侯震旸从任上告假回家，为孩子们张罗婚事。

侯家为峒曾选中的是南翔李家的女儿李氏。李氏是进士李先芳的孙女、“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侄孙女。

侯家与南翔李家素有往来。南翔是嘉定最富庶的镇，南翔李家的功名与商业闻名远近，是南翔第一大族。李氏的祖父李先芳曾在户部、刑部任职，几次为嘉定公共事业发声，是备受尊重的乡贤。李氏的父亲李绳之虽生于富家大族，却衣食简朴，言行正直，是一名虔诚的居士。本地人皆知的一个故事是，李绳之的父亲李先芳死后，牌位崇祀在乡贤祠，当李绳之发现有个品行不端者的牌位也立在乡贤祠后，便将父亲的牌位抱回家，不屑地说，我父亲怎么能与你这种人为伍。48

峒曾与李氏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时代绝大多数的婚姻一样。二人婚后相敬如宾，受到族人的赞誉。49

峒曾的双胞胎弟弟岷曾虽然体弱多病，侯家依然为他安排了与大户人家俞家的婚事。

很快，比峒曾小四岁的岐曾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在长辈的安排下，岐曾娶本县进士张恒的孙女张氏为妻。张恒是侯震旸的朋友，他担任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时，曾经不顾上级的压力处理冤案，替平民夺回被富户抢走的田地，以“不徇请托，不畏强御”知名，是江西声誉第一的官员。50

峒曾的四个姐妹，也相继嫁入门当户对的家族。其中一个姐姐嫁到了广福镇第一大族须家，一个妹妹嫁入功名卓著的金家。51

显而易见，侯震旸考中进士后，与侯家联姻的无一例外全是本县的进士之家，也都是官宦门第，并且口碑良好。

如果说与大族联姻得益于侯震旸考中了进士，那么，为这一切奠定基础的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在侯尧封考中进士的前后三十三年间，朝廷共举行过十一场会试和殿试，嘉定共有十三个家族成为进士家族。52这一成绩在当时的嘉定县令看来可谓“寥寥”。即便如此，侯家仍从“寥寥”的进士家族中，为子女安排了龚家、李家、张家、须家、金家、俞家等多个名门望族联姻。

生活的一帆风顺只是表面现象。即便是衣食无忧的上流家族，也有难以抵抗的人世悲哀。

自万历朝以来，全国各地气候恶化，旱灾席卷大江南北，蝗虫吞噬了田里的庄稼，旱灾、蝗灾又引发了疟疾、天花、鼠疫等流行病。峒曾出生前，素有水乡之称的江南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重大旱灾，农业大幅度减产，贫苦人家吃不饱肚子，随之而来的流行病加剧了人口的消亡。峒曾出生后，大旱刚刚过去，但流行病没有消失，不时向体质孱弱的人发动袭击。

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同，流行病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天花，有的是鼠疫，有的是霍乱。在江南，最常见的是疟疾。一个人患上疟疾时，身体会遭受极热和极寒的交替折磨，一天交替几次，整个人很快瘫软下去。疟疾本身不足以致命，但会让人丧失活力。强壮的人能勉强抗争，体虚的人则可能丧命。在流行病蔓延的年代，能长大成人已是一种幸运。

从小埋头苦读的孩子们，在流行病不时暴发的时候，尤其显得羸弱。峒曾婚后第二年，他的孪生弟弟岷曾被疟疾击倒，卧病在床。之前，峒曾也遭受过疟疾反复发作的痛苦，身体虚弱，几乎危及性命。他们喝了多种汤药，都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许是上山祷告起了作用，峒曾的病情稍有好转。岷曾则没那么幸运，病情不断加重，这一年还没过完便离开了人世。

“江南三凤”少了一个，峒曾悲痛欲绝。岷曾和他相貌相似，身材同样清瘦。两人是心有灵犀的伙伴，经常是一个病了另一个也不舒服，一个被父母责骂时另一个在旁边哭。两人的性格又不太一样，岷曾才高气盛，性格急躁，时常遗憾没有知音，而峒曾自小看淡得失，处事不温不火。53

岷曾的病亡，成长的挫折，让峒曾对唯一的弟弟岐曾增添了几分爱护，也让他积极交游名士的热情减了不少。

除了弟弟的病逝，妻子的身体也让峒曾担忧。峒曾结婚后不久，妻子李氏就身患重病，一度卧床不起。他在家愁眉不展，出门见朋友时强颜欢笑。到他结婚四年时，依然没能有一儿半女。此时，弟弟岐曾的妻子张氏已经病亡，岐曾续娶，为侯家生了第一个孙子，取名玄汸。

弟弟已经有了儿子，年长四岁的哥哥还没有孩子。朋友劝峒曾纳妾以延续香火。当妻子无法生育时，男人为了传宗接代，纳妾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尤其在富贵人家，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蓄姬养妾。峒曾以弟弟已经生子，侯家后继有人作为推辞，拒绝了纳妾。

他把没有子嗣的失落感转化成科考路上的动力。在接下来的南直隶院试中，他考取了第二名，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科举路漫漫，他还要通过乡试考取举人，通过会试和殿试成为进士。到那时，他才是国家的精英。

当然，这并不容易。在接下来的两届南京乡试中，峒曾都出师不利，与举人的功名擦肩而过。

1617年，结婚七年的峒曾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新生儿的啼哭声传来，家仆告诉他是个女儿，他的心情似乎有些复杂。他想起唐代的一句民谣，“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唐朝平民女子杨玉环入宫为贵妃，一时社会上“不重生男重生女”。接着，他又想到江南贫民溺杀女婴的风气，越贫穷的地方此风越盛，原因是养女儿等于白养了劳动力，还要搭上嫁妆钱。想到这里，仿佛自问自答，他感慨了一句：“谁说门楣生女好，自多偃蹇抱儿迟。”54嘴上说女儿也能光耀门楣，抱着怀里的男孩却掩饰不住优越感，这种情景谁没见过呢。他无法干涉穷人的溺女习俗，只能保证自己的女儿受到良好的抚养。

随着孩子的出生，妻子李氏的身体慢慢好转了，意味着他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儿女。这年，岐曾的第二个儿子玄洵也出生了。之前回乡养病的父亲侯震旸也康复了，奉命出使遥远的广东琼州。生活重归稳定，峒曾和岐曾在侯氏东园读书，继续准备科举考试。

以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始于隋朝，畅行于唐、宋、元、明。科举考试有一套完善的体系，相比地方官员推荐、参考门第高低等传统选官办法，它的门槛更低，百姓不分贫富，只要身家清白，几乎都可以报名。全国或各省统一考试，匿名选拔，择优录取。简而言之，科举让所有读书人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想在科场上写出优秀的命题作文，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科举考试的题目主要出自“四书五经”。“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四书五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上千年的解读与强化，成为一套历久弥新的价值观。无数流传后世的思想都来自这些著作，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宇宙观。

当“四书五经”变为考试题，就不那么可爱了。一道考题看似区区几句话，却是考官翻遍古籍、绞尽脑汁策划出来的，极尽刁钻。一篇优秀的应试文章，要具备多个要素：格式上，要有对仗工整的骈句，也有不拘于此的散句；结构上，先要破题、承题，再起讲、入题，然后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论述，每段各有两股排比对偶句，加起来即“八股”；风格上，既不能空讲道理，也不能放任抒情；思想上，一如八股文也叫“时文”，要求考生结合政治、战事、民生等现实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

苛刻至极的规定，似乎让考生没了发挥的余地。事实上，一篇优秀的应试文章，往往既有语言上的美感，又符合结构上的要求，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清晰的逻辑，还不乏对国计民生的见解。

能考取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考生，必定是耐着性子熟背“四书五经”，研读数十种考试用书和考场范文，苦练单调的格式，经历过月考、季考、岁考、童子试、院试等数不清的考试。科举之路有丰厚的回报，只是过程漫长而痛苦。金榜题名当然好，科举落第也不新鲜，屡败屡战，像爬梯子一样，不同的高度会带来不同的收获。

了解过这些，侯峒曾兄弟就能明白，父亲和曾祖父的举人、进士头衔来之不易，摆在自己面前的路任重而道远。

好在除了单调的八股文，诗、赋、经、史也都纳入了考试范围。在“五经”中，《诗经》和《周易》是热门科目。江南考生大多选择《周易》，原因是本地的《周易》研究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峒曾和他的家人、朋友也都选择研习《周易》。峒曾、岐曾兄弟从小跟从外祖父的族人龚钦仕学习，龚钦仕是嘉定本地研究《周易》的名家。55

1618年，又是乡试的一年，侯峒曾又一次奔赴南京，踏入应天府贡院。之前的两次，他都榜上无名。乡试三年一考，他已经为眼前的乡试准备了至少九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很差，疟疾不时骚扰。在疟疾肆虐的几年里，无数人由于疟疾影响了生活，其中侯家的亲友龚用广参加乡试时就赶上疟疾发作，结果名落孙山。56炎热的夏天，疟疾格外猖狂，峒曾的心情惴惴不安。

应天府贡院是一套巨大的考场，用于考试的房间有七千多间，称为号房。每间号房占地约两平方米，考生一人占据一间，白天考试，夜间住宿。号房内有两张宽大的木板，一高一低摆放时可作桌椅，两张平放时就是床位。五六十间号房组成一排，房前是长长的巷子，巷子一头有水缸、号灯，另一头有便桶。贡院的中心矗立着几米高的明远楼，专供监考官瞭望号房、巡查考生。乡试主考官一般是进士出身的朝廷高官，监考官则为本省巡抚。

在乡试中，峒曾一共要考三场。每场考一天，每隔两天考一场。第一场是最重要的一场，考“时文”，也就是八股文，考题出自“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都是官场常用的文体；第三场考五道时务问答题。

考试前两天，峒曾和其他考生在墙上贴的榜文里查到自己的号房编号。考试当天，天刚蒙蒙亮，考生们抱着棉被，提着饭篓，捏着纸笔，排着长长的队伍，依次从监考官手中领三支蜡烛，搜身后没有问题，就可以对号入座。

考场里，峒曾的疟疾再次发作，身体忽冷忽热，时而如身处燃烧的火炉，大汗淋漓，时而如落入酷寒的冰窖，不停颤抖，他的精力几乎无法集中。他努力克制自己，尽量发挥出最高的水平。几天后，他走出考场，感觉又要落榜了。

八月底，桂花飘香时，成绩揭晓。整个南直隶参加乡试的考生有五千多人，只录取一百三十五人，峒曾考了第三名。就这样，二十八岁的侯峒曾成了举人。中了举人，就有做官的资格了。

峒曾中举后，回到嘉定，受到家乡读书人的瞩目。嘉定县这次只考中了两位举人，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57能忍受疟疾的折磨坚持考试，更赢得众人的赞赏。

“南直隶举人第三名”的身份，使他名震江南。远近的读书人慕名而来，递交文章，请求指教。之前峒曾不在家时，岐曾不得已接收了一些士子的文章，现在峒曾回来，兄弟二人更被海量的文章包围，他们要细细阅读，一一点评。一些书商、书贩也闻讯赶来，上门寻求合作，请峒曾编选畅销文集，被他不客气地谢绝。58

中举后受追捧的场景，峒曾经历的不算夸张。据亲历者描述，报录人去中举的人家宣布好消息时，常随手带着木棍，身后簇拥着一群人。他一进门就挥舞木棍，把厅堂的窗户统统打碎，口中大喊一声“改换门庭！”，跟在他身后的工匠立刻快步上前，卷起袖子，掏出工具，将门窗修缮一新。从此，新中举人家的修缮事宜就包给这名工匠了。几天内，拜师的、提亲的、通家谱的、送轿子的、出资赞助会试的，几乎要踏破门槛。59

拥有了举人身份的峒曾，一下子结识了很多朋友：

顾咸正，昆山人，来自赫赫有名的昆山顾氏家族。他的祖父顾鼎臣是早年间的状元，官至内阁大学士。他的身上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给侯家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马世奇，无锡人，他也向侯家兄弟请求指教。在峒曾、岐曾看来，他和顾咸正的文章是登门求教的士子中写得最优秀的。

夏允彝，松江人，和峒曾在同一届乡试中考中举人，互称“同年”。同年关系将是他们人际网络中重要的一环。

张溥，太仓人。他的祖父曾任杭州知府，他自己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他正筹备文学社团，希望有一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杨廷枢，苏州人。他和峒曾是表兄弟，他的母亲是峒曾的姑姑。他和张溥一样，热衷于结社，正准备组建文社。

黄淳耀，一个年轻的新面孔，刚刚十八岁，比峒曾小十四岁。他刚在嘉定县的岁试中考取第一名，成为廪生，可以定期领取稻米和赏银。廪生的身份来之不易，一座县学有上百名学生，仅有二十个廪生名额。这不是他第一次考第一名，在苏州府和嘉定县的各类考试中，他至少有二十四次名列第一。60

黄淳耀的祖父做过小官，但他的家境并不宽裕。黄家多次搬家，最近一次是住在县城西侧的方泰镇。他的父亲每天勤诵《白衣经》，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平步青云，改善家庭条件。黄淳耀年少聪慧，三岁跟父亲学《千字文》，五岁跟老师念“四书”，十一岁读《资治通鉴》，十五岁向本县的文学名流归子顾拜师。他酷爱阅读，家中没有藏书，他就借书来抄。他还喜欢临摹王羲之的小楷、颜真卿的行书，喜欢画山水和人物。

侯氏兄弟和马世奇第一次看到黄淳耀的文章时，啧啧称赞。黄淳耀以侯氏兄弟为兄长，有了更大的朋友圈子。夏允彝、杨廷枢、张溥也愿意结交黄淳耀，拉他入自己的文学社，只是黄淳耀没那么活跃，没有参与他们的社团。61

几个青年才俊年龄相仿，一辈子的交情由此开始。其中侯氏兄弟年纪最长，被大家奉为前辈。加上对本地文学名家“嘉定四先生”的传承，嘉定一时间人才辈出，形成浓厚的文学风气。

来年春天，北京还有更高一级的会试在等着侯峒曾。通过会试，就能成为身价倍增的进士。

4 朝廷

峒曾二十九岁这年，平生第一次离开江南，跟着父亲侯震旸来到全国的首善之地——北京。父亲要去北京赴任，他陪父亲北上，准备春天的会试。在这之前，他的足迹仅限于江南，最远只是到南京参加乡试。

对峒曾来说，跟父亲一路旅行可以增长见识，一如侯震旸年轻时也跟随去湖北任官的祖父侯尧封游历长江两岸。有眼光的父辈乐意带着孩子看世界，熟悉官场，结交名流。毕竟，学有所成的孩子将来都要走向官场。

当时，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在辽东兴兵，明朝三路军马受到重创，震动了北京城。峒曾在侯震旸的官邸中侍奉，旁听到一些东北边境的战事和朝廷的举措得失，这些都是他之前没有过的经历。

东北境外的女真族，三年前就在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立了金国，也称后金。女真族是独立于明朝的部族，同时接受明朝的封赏，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他们的头顶梳着草原民族特有的小辫子，生性剽悍，喜好骑马打猎，过游牧生活；有时候，他们会抓捕周边的汉人、朝鲜人作为俘虏，帮自己耕种。

五百年前，女真族的祖先在中国北方建立了金国，先灭了辽朝，后灭了北宋，可谓烜赫一时。女真族的国力衰落后，几百年来扎根东北，对明朝俯首称臣。不变的是，他们的血脉中继承了祖先好战的基因。

明朝朝廷深知女真人可能造成威胁，不时打压他们。明朝初期，从明太祖朱元璋，到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一直对女真人采取强硬政策。明朝对东北上百个小部落“分而治之”，前前后后在东北设立了一百八十四座卫所，严防女真人与蒙古联合。到了侯峒曾生活的年代，明朝皇帝疏于朝政，内外战事频发，国内有西南地区的族群混战、西北地区的饥民起义，在国外还参与了朝鲜与日本的战争，大大分散了朝廷的财力和精力。在警惕之外，明朝官员对女真人一直持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这从他们将女真人称为“奴”、将努尔哈赤写成“奴儿哈赤”可以看出。62

当东北边事引起朝廷担忧的时候，女真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遏制了。尤其近几年，勇猛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周边的小部族，占据了辽东半岛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对明朝形成巨大威胁。努尔哈赤本是明朝敕封的龙虎将军，从小通晓汉语，当他的父亲、祖父与明朝发生冲突被杀害后，他发誓要摆脱明朝的控制。后金的扩张速度很快，已经攻克了明朝的抚顺、铁岭，抢夺牲畜、粮食、铁器、棉布、钱财，掳走当地汉族百姓充当奴仆，为他们服侍生活、开荒耕田、上阵打仗。在他们的骚扰下，辽东百姓的生活鸡犬不宁。

抚顺是明朝控制女真人的前哨，也是女真人进出辽东的门户。抚顺一失，明朝在辽东局势上陷入被动，于是朝廷紧急调兵，扩张军备。由于国库储备不足，朝廷向全国百姓征集“辽饷”，也就是由百姓出钱出粮，支援国家解决边患。两年内，朝廷三次加派“辽饷”，直接导致粮食价格暴涨，各地民怨沸腾。

全国上下都在助战，征得的军饷却没能缓解边患。原因之一，是大量的“辽饷”并没有用于前线，而是被巡查的官员、军队的将领一点点克扣，最终所剩无几。士兵拿不到饷银，激愤难抑，不时发生哗变。朝廷不停撤换经略辽东的官员，却无力改变局面。官军节节败退，整个辽东逐渐被纳入后金的版图。

没有资料显示年轻的峒曾对此有何看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峒曾不时听说边患，但他未入仕途，无法为朝廷出力。专心准备会试，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

当时，全国的才子名士云集京城。不同的籍贯，迥异的乡音，使京城的读书人形成不同的圈子。来自嘉定的侯震旸父子，自然与江南同乡来往最多。

与侯震旸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苏州府同乡文震孟和姚希孟。文震孟是江南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博通经史，只是久困科场，三十多年来，他至少参加过十次会试了。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自幼丧父，跟随文震孟读书，他的写作风格受到公安派的影响，与峒曾的文学观完全一致。

春天，会试很快来到，侯峒曾和文震孟、姚希孟一起走进会试的考场。金榜题名不是件容易事，三人都名落孙山。

虽未考中进士，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倒是有一项优待，就是准许进入紫禁城参观。峒曾在西华门附近观赏了瑰丽气派的皇家宫殿，又花了几天游览西山。三个月后，侯震旸的官职迟迟定不下来，峒曾便辞别父亲，回到家乡。

闲居在家的日子里，峒曾经历了一些悲喜。对于个人，悲的是两岁的长子玄淙因病夭折，喜的是另一个儿子玄演出生了；对于国家，悲的是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后驾崩，喜的是新皇帝继位后重振朝纲，增补了不少官员，包括他的父亲侯震旸。

侯震旸官升一级，为吏科给事中，从七品，这一职位他已经等了大半年。给事中属于监察部门，品级不高，话语权很大，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监督官员的品行，甚至可以封还皇帝的敕书，驳回不合理的皇帝旨意。

1620年，又一个秋天来到前，峒曾、岐曾和父亲侯震旸一起北上。峒曾陪父亲到北京赴任，岐曾去南京参加乡试。

峒曾和父亲刚到京城，就听说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新继位的泰昌皇帝才登基一个月，忽然莫名其妙地死掉了。他驾崩后，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改次年年号为天启。

明朝皇帝一般在世时就选址建陵，位置在京郊昌平的天寿山脚下。泰昌皇帝驾崩得太突然，事先没有准备陵墓。时间紧急，财力有限，天启皇帝便下令将泰昌皇帝安葬在闲置的庆陵。

侯震旸奉命为泰昌皇帝的葬礼监礼，护送梓宫去天寿山的皇陵。峒曾身穿素服，与父亲同行。从紫禁城到风景优美的天寿山，有一百多里。天寿山是明朝“龙脉”所在地，散布着十座明皇陵，安葬了十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见证了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

正值霜降时节，百草枯败，万木带霜，远处层层叠叠的红叶越发鲜艳，整个天空笼罩着悲戚的钟声。沿途经幡招展，哀恸声不绝于耳。当肃穆的文武百官簇拥着梓宫缓缓前进时，送葬队伍的最后面，却是悠然地乘坐豪华大轿的“奉圣夫人”客氏。63父亲和同僚们不悦的脸色表明了这是多么无礼的举动。

朝中臣子，无人不知客氏的名声。她是天启皇帝从小依恋的乳母。天启皇帝即位后，对她和她的家人大加恩宠，待遇远超一般的帝王乳母。天启皇帝还嘉奖了贴身太监魏忠贤，将他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朝廷官员一片震惊。他们认为万历和泰昌两位皇帝刚刚去世，大肆封赏内廷不合时宜。他们更担心，客氏与魏忠贤私下相好，客氏受到恩宠，魏忠贤必定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会将手伸向朝政。

皇帝与朝廷官员的关系，类似行政机构中的上下级，可以共事，难以为友。皇帝与太监的关系则不同。皇帝如果宠信某个太监，二人能从生活上的主仆关系，发展成无话不谈的私人朋友。从上千年前的汉朝，到唐朝，再到明朝，太监得志的现象数不胜数。

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避免宦官干政，下令禁止太监读书识字。可是没出一百年，太监的地位逐步上升，可以读书识字，可以担任官职。尤其是原本只负责皇家礼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甚至可以代替皇帝批阅奏章。

在天启皇帝之前，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代，一百多年里，皇帝不理政事成为常态。天启皇帝即位后也沿袭了这种风气，他疲于朝政纷争，隐匿在后宫，将朝政大事交给魏忠贤，自己沉浸于木工活儿。

朝廷官员经常几个月见不到皇帝，由忧转怒。他们上书的奏章本应由皇帝亲自批阅，现在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办。他们没法接受一群生理不健全、身份本卑微的太监处理朝政大事。何况，魏忠贤作为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本不识字。

在明朝，弹劾宦官的声音随着宦官势力的增长而产生，到天启朝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负责弹劾的官员称为言官，也叫谏官，涵盖六部（吏、户、礼、工、刑、兵）的给事中、都察院的都御史、大理寺卿等职位。朝廷鼓励言官给皇帝和朝臣“挑刺儿”，并且有“不杀言官”的规矩。从万历朝以来，言官“挑刺儿”的风气越来越盛，好处是有效监督朝廷的运转，坏处是导致皇帝不堪指责，更加不理朝政。

侯震旸担任的吏科给事中就属于言官。他生性耿直，年轻时就在书房里悬挂了一幅“虚公正直”的卷轴。他担任行人时，地方上超规格接待相府公子，唯独他不参与，反而揭发公子的货船偷税漏税。64不过，奸佞当道，要秉公谏言，他需要勇气。

与魏忠贤和客氏对抗，侯震旸要冒极大的风险，他可能会触怒龙颜，受杖午门。在朝的官员中，几乎无人不知午门廷杖的场面。在太监、大臣、锦衣卫的众目睽睽下，受罚的官员趴在布满尘土的地面上，身上套着麻布兜，手脚被绑住，露出屁股和大腿，随着一声号令，棍棒如雨点般落下，顿时皮开肉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场面惨不忍睹。65除了廷杖，还有可能丟官、流放。大部分言官在表态前，不得不摸摸自己的乌纱帽，三思而后行。

出于正直的个性和言官的职责，侯震旸打算弹劾客氏和魏忠贤，使皇帝看清内廷干政的危险。

他需要写一篇优秀的疏文，有条有理地劝谏皇帝。他趁机考验儿子的写作能力，让峒曾按他的意思，先拟一篇草稿。峒曾冥思苦想，花费了一番功夫，写完交给父亲。侯震旸看了，点头说还不错，只是措辞上书生气太重。66之后，他研墨挥毫，用端端正正的楷书，重新写下一纸弹劾客氏的疏文。峒曾捧来仔细阅读，叹服父亲的威严正气：

《礼》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鲁昭公慈母死，欲为之练冠，有司执论，乃止。夫古之慈母职兼教养，犹恩以义绝。何况今之幺嬷里妇，其可数昵至尊哉？

女德无极，高明不祥，陛下即为客氏富贵计，亦当蚤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宠，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徘徊眷注，稍迟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时出时入，尤不可。

宫闱禁地，奸珰群小率睥睨其侧，内外钩连，则借丛炀灶，有不忍言者。昔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构曹节、王甫之变，祸贻宗社，良可寒心，此陛下之殷鉴也。67

侯震旸弹劾客氏和魏忠贤的奏章一出，他的同僚有人担心，有人沉默，志同道合的朋友则拍手称快。

一天，侯震旸与文震孟、姚希孟、周顺昌三位同乡在官舍饮酒小聚，峒曾出入侍奉。北方的冬天气候寒冷，屋里烧着温暖的炉火，几杯酒下肚，四人的情绪高涨起来。

年近五十岁的文震孟，历经十次会试的涤荡，终于一举夺得状元头衔，入职翰林院；姚希孟也已经考中进士，成为翰林检讨；周顺昌在吏部任职。

四人探讨朝廷政事，时怒时笑，赞赏侯震旸的果决上疏，其中一人还转身对一旁侍奉的侯峒曾说，可惜你不是朝官啊！四人谈笑中，不知不觉吸入了过量的煤气，文震孟、姚希孟、侯震旸三人先后体力不支，趴倒在桌上。周顺昌哈哈大笑，边喝酒边嘲笑他们，夸耀自己身体好，没过一会儿，他也趴倒了。好在草木结构的房屋通风效果好，煤气消散后，几个人陆续醒过来，大笑一番。68

在峒曾的印象中，这是父亲和朋友们最后一次欢笑畅谈。后面的政局变化，让父辈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侯震旸弹劾客氏和魏忠贤的奏折上交后，收到的皇帝回应是：沽名钓誉。他本应被押到午门受廷杖，皇帝考虑到他是言官，弹劾是分内事，才没有深究。69

他不为所动，继续履行言官的职责，指陈朝政弊病，提出解决方案。八个月内，他连上几十道奏折，有的是继续弹劾客氏和魏忠贤，有的是揭发魏忠贤的党羽雇凶杀人，还有的是请求制定惩罚辽东逃臣的法令。

辽东战事日益急迫，辽东的两位最高长官——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却矛盾重重。两人不和的背后原因是党争。熊廷弼受到东林党的支持，王化贞则是魏忠贤阉党的亲信。东林党希望举一朝之力坚决对抗后金，阉党则想放弃关外，只保住山海关内的国土。截然不同的立场让两人处处抵牾，大大影响了辽东战局。大臣纷纷上奏皇帝，侯震旸也上疏朝廷，希望朝廷专任一人统领。峒曾读了父亲的奏章，心生敬佩。当时，讨论辽东战事的官员，不是袒护熊廷弼，就是袒护王化贞，必定倾向其中一方。侯震旸没有因为自己是东林党人就偏袒熊廷弼，他从国家安危出发，超越派系纷争，“随方设法，因情定罪”，表明了不偏不倚的态度。70

朝中官员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山海关外传来了广宁失陷的消息。广宁卫是明朝辽东总兵府所在地，是明朝在东北的最高军事机构。广宁一失，北京岌岌可危。最终，熊廷弼和王化贞都逃回北京，王化贞受到魏忠贤的袒护，打着“戴罪立功”的旗号无罪开释，熊廷弼却因谗言被撤职，之后被判死刑，传首九边，弃尸荒野。

官军溃败，“鞑虏”逼近北京，朝中人心惶惶。六部九卿终日开会，评论战役得失，讨论应对策略，争吵如何奖惩当事人。他们看起来忧国忧民，但没有人能提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制敌方略，并顺利地付诸实施。在姚希孟看来，他们开会时如同“悠悠坐谈”，讨论的策略“同于画饼”。71

讨论的最终结果，是继续换人经略辽东。熊廷弼死后，孙承宗任兵部尚书，袁崇焕任守备。孙承宗、袁崇焕就任后，开始在渤海岸边的宁远修建城堡，向东北方向经过连山、塔山、松山，构筑一道防线，延续到锦州。此刻朝廷已经不求平定后金，只要能阻止他们前进就可以了。

侯震旸的上疏批评，带动了更多言官对朝政的指摘。他们暂时没有受到廷杖，但也没有收到皇帝的积极回应。皇帝对不中意的奏折经常“留中不发”，装作没看到，不采纳，不反驳，不回应，任凭上疏的官员焦心地等候。况且，皇帝许久不理政事，言官们的奏折通常还没到皇帝手中，就被魏忠贤扣下，上了黑名单。这是更可怕的。

魏忠贤身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统管锦衣卫，网罗了众多党羽。他的耳目遍布每个角落，官员私下畅谈时事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侯震旸和他的同僚文震孟、姚希孟、周顺昌等人，在朝廷中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林党。东林党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被魏忠贤一方这么叫的。东林一词源自无锡东林书院提出的思想，他们不满社会道德沦丧，反对宦官干政，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建立廉洁的官僚机制。

东林党针锋相对，称魏忠贤一方为阉党。阉党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包括宫廷太监，还包括大批结交宦官、谋取私利的外朝官员。两党之争愈演愈烈，矛盾无法调和。更多地域性的党派也参与进来，包括浙江官员组成的浙党、湖北官员组成的楚党、山东官员组成的齐党等，朝政更加复杂了。

侯震旸弹劾阉党的时候，阉党的势力尚不算大。随着魏忠贤的权力走上巅峰，阉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对东林党的反击越来越强，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清洗异己。用当时人的话来说：“逻卒伺息于门庭，缇骑欢嚣于道路。一人扣户，百口魂飞。”72锦衣卫的便衣遍布各个角落，人人都有因言获罪的可能。这一刻妄谈朝政，下一刻就能听到门外的镣铐响声。

身为东林党人的父辈们，再也没有欢聚过，甚至可能没再见过面。侯震旸为自己的直言极谏付出了代价。他受到严厉的斥责，被调往京外，最终被贬官回乡。他的吏科给事中生涯只持续了八个月就结束了。

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歌功颂德，无数官员跟风为他修建生祠，无数读书人想拜他为干爹。一时间，朝廷内外出现“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局面。

峒曾陪遭遇贬官的父亲回到江南后，继续准备会试。

1625年，乙丑科会试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六千名举人和国子监生云集北京，角逐三百个进士名额。

侯峒曾，这个来自苏州府嘉定县的学子，在金灿灿的榜文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顺利通过会试，意味着进士的身份已经胜券在握。与二十多岁考中进士的青年才俊相比，峒曾三十四岁考中进士不算年轻，若按照“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科场俗语，峒曾可谓正当年。

接下来，他只需要通过最后一关——殿试。

所有通过会试的考生，都能成为进士，只是没有排名次。殿试的作用就是为三百名通过会试的考生授予进士的身份，并确定名次。经过层层选拔的考生，其学识、文笔已经无须质疑。殿试通常只考一道时务题，也就是结合社会现状，提出治国安邦的见解。一番论述下来，通常不下三千字，篇幅长的有七八千字甚至上万字。

殿试名次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考生未来的职位高低，名次高的能在中央朝廷任职，名次低的只能担任地方县令。影响名次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文章本身的水平、评阅官的主观喜好，也有考生的幕后利益、考官的暗箱操作。

殿试开始前，即将步入官场的精英们受到不同党派的拉拢。祖籍昆山的内阁首辅顾秉谦派人找到侯峒曾，声称首辅大人与侯家是苏州府同乡，侯峒曾的文才闻名江南，如果峒曾从此为顾秉谦效力，就可以名列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任选。73一甲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靠近权力的中心。

峒曾当然知道，顾秉谦是魏忠贤的心腹，是东林党的死对头。顾秉谦年届七十岁时，带着儿子拜会魏忠贤，不顾自己比魏忠贤年长十八岁，让儿子称魏忠贤为爷爷，他自己也就成为魏忠贤的白发干儿子。拜干爹的好处显而易见，顾秉谦的仕途青云直上，在七十四岁高龄成为炙手可热的内阁首辅。加入阉党意味着荣华富贵，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何况对方上门邀请。

峒曾拒绝了。

最后，殿试选出的三百名进士包括一甲三人，二甲五十七人，三甲二百四十人。峒曾名列二甲第二十四名。

他不知道的是，阉党当道，科场的每一步都在别人的操纵之下。他的第二十四名也非常侥幸。当殿试试卷呈送给首辅时，顾秉谦看到峒曾的名字，拿起他的试卷，吹毛求疵挑了个失误，说如果名次定太高，会让人误以为事先通了关节，要将他定在二十名外。苏州府官员与他争辩，最后给峒曾定了第二十四名。74

所有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都会镌刻在石碑上，称为进士题名碑。刻有侯峒曾名字的石碑，将与本朝的六七十通进士题名碑一起树立在京城的孔庙中，沐浴圣贤的光芒。如果仔细寻找，其他题名碑上还有更多侯峒曾熟悉的名字：父亲侯震旸、曾祖父侯尧封、状元文震孟……每一块御制的进士题名碑，都是一份崭新的国家精英名单，也是对无数读书人的激励。未来，亲友们的名字，侯岐曾、黄淳耀、夏允彝、杨廷枢……会不会也出现在精英名单上？

金榜题名后，最重要的事是做官。在阉党一手遮天的年代，峒曾身上流着东林党人的血脉，又“不识时务”地拒绝投靠阉党，自然失去了授官的机会。

其实，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授官。东北的战事让他心情沉重，疟疾的反复发作使他身体虚弱，朝政的混乱已经令人惊悚。他只想回到家乡。

阉党的锋芒日渐炽烈，一浪又一浪地兴起大狱，试图将朝廷内外的东林党人消灭殆尽。任何对魏忠贤不利的言行都会受到惩罚，以文字影射魏忠贤的官员被革职，以东林书院为首的天下书院全部被毁。一些书院毁掉后，直接改成了魏忠贤的生祠。当嘉定知县谢三宾接到拆毁书院的旨意时，他不知所措，便依照同年友人侯峒曾的建议，表面上上报毁掉，实则将书院改名“劝农公署”，由此保留了嘉定县著名的明德书院。75

早在峒曾考中进士前，东林党人杨涟揭露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了反对魏忠贤专权的高潮。两个月内，呈送皇帝的奏章达上百道，但绝大部分到了魏忠贤手中。皇帝看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章，表示难以置信。魏忠贤则假借皇帝的圣旨，将杨涟革职为民，抓捕入狱。

侯震旸卧病在家，不断听闻友人的悲惨消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前六君子”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无一幸免；好友文震孟遭受八十大棍廷杖，受尽羞辱；姚希孟遭到了削籍的惩罚，削籍意味着永远失去做官的资格；侯家的亲家须之彦，在升任尚宝司少卿后被魏忠贤下令削籍；侯震旸的同僚周顺昌，在苏州上万士民的目送下被押赴京城处死；带头反抗阉党的五名苏州读书人被处死；为周顺昌请命的杨廷枢遭遇科场除名；号称“东林后七君子”的七名东林党领袖，除了周顺昌，其他六人也无一人逃过魏忠贤的魔爪，或投水自杀，或死于牢狱。

几次清洗后，东林党人完全失去了生路。侯震旸看到昔日的同僚陆续被害，明白自己也难逃厄运。他担心死后被阉党开棺戮尸，嘱咐家人不要给他置办棺材。他离世前没有受到迫害，算得上幸运。他可能不知道，魏忠贤确实向属下官员问过他的下落，巧的是，那名官员早年受过侯震旸的恩惠，便对魏忠贤撒谎说侯震旸早已老死，魏忠贤才不再追究。76

除了东林党人的悲剧，阉党在东北战事上的掣肘也让侯震旸父子痛心。

后金已经打败了北部的蒙古科尔沁部，进一步扩大了版图。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对明朝虎视眈眈。

明朝辽东官兵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率领下，筑起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绵延两百里长，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暂时阻挡了女真人的入侵。

可惜不久，阉党掌握了东北战事的话语权，解除了孙承宗的兵权，替换成拥护阉党的高第。高第上任后，全面收缩战线，撤回关外的戍兵，放弃关外的城堡，只将兵力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外，只剩袁崇焕独自镇守宁远城。

努尔哈赤瞅准孙承宗罢官，高第撤兵，宁远变成孤城的机会，发兵进攻宁远。袁崇焕顶着高第的压力，率领一万余名官兵誓死反击。借助西洋红衣大炮的威力，袁崇焕成功地击退了女真人。这场“宁远大捷”是明朝第一次打败女真人。

“宁远大捷”的功臣之一是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始造于天启初年，又称“红毛夷大炮”，是朝廷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先进火炮，是当时几十种火炮中威力最大的一种。

提到红衣大炮，有位侯家的朋友不得不提——孙元化。孙元化是祖籍嘉定的上海人，与侯震旸有同乡之谊。侯震旸担任吏科给事中时，看到孙元化的军事才干，有意提携他，推荐他到辽东任军职。孙元化曾跟从天主教大臣徐光启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和火炮制造技术，撰写了一部详尽实用的火炮著作《西法神机》，是明朝优秀的火炮专家。他在辽东任职时，成为袁崇焕的得力助手，在宁远城修筑炮台，布置十余门火炮，力保宁远城坚不可摧。

在1626年的“宁远大捷”中，明朝军队凭借红衣大炮，共歼灭了一万七千多名女真士兵。女真人的首领、年近七十岁的努尔哈赤也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努尔哈赤病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

皇太极即位后，迅猛反扑，再次攻打宁锦防线，被已经升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用红衣大炮再次击退。女真人尝到了红衣大炮的威力，也开始想方设法研制红衣大炮。

不久，袁崇焕受到阉党的诬陷，被削去官职，只能无奈地离开辽东。宁锦防线无人维护，不攻自破。

侯震旸听着远方的消息，黯然神伤。

他在病榻上给友人写信。他的字没有因为病痛而失去平日的端庄，每一个字都露出深深的忧虑：

国势渐已不支，比者根本之地，宫府灶炀，庙堂龙战，日甚一日。此之为患，又在兵食之先。而吴中巨浸稽天，类戊申岁。将来山栖野客，不得高其枕歌咏太平矣。77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的戊申年，江南发生大涝，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百姓无人能吃饱肚子。社会动荡加上仕途不顺，他带着儿子峒曾远赴杭州拜见莲池大师，佛家的谆谆教诲伴他度过了焦虑的时光。

但这一次，更大的危机笼罩了明朝，内忧外患，国力不支。如果朝政清明，也许战事还有挽回的余地，一旦朝政陷入无尽的黑暗，等于自寻绝路。芸芸众生，已经到了无处安身的地步。

1627年的明朝，在侯震旸眼里恍如末世。

他的病再也没有好转，最终含恨离世。临死之前，他给子孙留下了遗言：明哲保身。78

转过年后，明朝换了新皇帝。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因服用“仙药”暴毙，他没有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崇祯。

崇祯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拳铲除阉党。他争取朝臣的支持，在多名有良知的太监的帮助下，突然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逐条宣布罪状，将他驱逐出北京，迫使他在去凤阳守皇陵的途中自缢身亡。

两百多名阉党党羽被清除一空，或处死，或戍边，或禁锢。他下诏重新起用被罢黜、被流放的东林党人，恢复已故东林党人杨涟、周顺昌等人的名誉。

在解决边患方面，皇帝召回劳苦功高的袁崇焕，任命他为新一任兵部尚书，督师京津和辽东。

侯震旸也在重新起用的东林党人名单中，可惜他已经离世。皇恩浩荡，侯峒曾不失时机地为父亲侯震旸上疏陈情。很快，侯震旸受到朝廷的追封，受赠太常寺少卿，牌位崇祀在嘉定县的乡贤祠中，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侯震旸的妻子龚氏受封恭人，侯家受到朝廷的抚恤。

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希望扭转混乱的局面，但朝廷已经危机四伏了。

北京城的政治乌云暂时散去，西北上空的乌云却久等不来。在陕西，大旱已经持续了两年，烈日炙烤着龟裂的土地。农民望眼欲穿，不见半点雨星儿。大地荒芜，草木焦枯，粮食颗粒无收。百姓困于饥荒，成群结队与催缴赋税的官府对抗。一个叫高迎祥的人被推举为首领，他的外甥李自成赶去投奔。李自成本是银川驿站的一名驿卒，负责骑马运送邮件。不久前，朝廷承受不住东北战场的巨额耗费，大规模裁减驿站，节省开支用作军饷。李自成正是在邮递系统大裁员中失去了工作，生活无以为继，杀向了另一条路。

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来自陕西延安府的官员向皇帝上疏，详细讲述了家乡的大饥荒：饥饿的百姓为了填饱肚子，争相采山里的蓬草吃。几个月后，蓬草吃尽，百姓又剥树皮吃。年底，树皮也吃光了，只剩山里的石头。饥民把石头磨成粉吃，但石粉无法消化，不几天就会腹胀而死。一些不想饿死的饥民开始结伴偷抢，稍有存粮的民户都被抢掠无遗。城外每天都有弃婴，活不过一日；年幼孩子的失踪案也频频发生，他们都是被饿红眼的无赖掠到城外煮肉吃了。城外的几个大土坑堆满了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地方官府迫于上级的命令，依旧严刑催科。饥民四处逃亡，从延安逃到安塞，从安塞逃到庆阳，逃着逃着都变成了盗贼。79

崇祯皇帝关心民生疾苦，痛恨官吏蛀虫，然而，他有心无力。

从他即位起，国库就是空的。一个原因是自嘉靖、万历朝以来，宫廷生活日渐奢靡，消耗巨大，加上明朝在全国广泛分封藩王，造成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另一个原因是战争损耗。早在万历年间，明朝为了援助藩国朝鲜，几次与日本开战，虽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却耗尽了国库的储备。后来，朝廷多方征税弥补，但国库再也没有充盈起来。

国库空虚极大影响了东北战场的形势。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明朝的东北边疆如同生出一个顽疾，时刻威胁着明朝的安全。东北战场急需支援，国库却空无一物，朝廷只能向全国百姓加派粮饷。百姓无法承受沉重的负担，或举家逃亡，或揭竿反抗，带来了地方骚乱。而边疆的士兵得不到充足的军饷，无心作战，使边事更不乐观。由此，形成了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东事日溃一日，无屋栖兵，无粮饱众，恐所忧在我师，而不在倭耳。”当时的战况，连隐居在乡的病弱文人都看得很明白。80

西北的骚乱、东北的边患让崇祯皇帝头疼不已。当他看到党争还在延续，最后一丝励精图治的信念也垮掉了，转而对朝政极为敏感，变得疑神疑鬼。崇祯三年，他听信谣言，以谋叛罪处死袁崇焕。袁崇焕死后，明朝失去了最擅长作战、最善于使用大炮的将领，防御后金的希望一步步化为泡影。

5 侯氏家塾

“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山海关外的“铁马秋风”。

侯峒曾闲居在家，看着他的朋友们奋勇向前，一路高歌。他的苏州朋友张溥、杨廷枢分别考中进士和举人，率领复社同仁涉足政治，向阉党宣战；他的松江朋友夏允彝、陈子龙组建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几社，在文坛上占据一方。

峒曾没有参加朋友们的社团。一来父亲生前告诫他远离政治，二来他已经考中进士，无须参加社团。他祝贺杨廷枢科场得志，也表达了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时危渐觉科名薄，道在还知礼乐尊”。81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峒曾除了忙一些应酬，比如应邀写序、写碑记、出资修桥82，做的最大一件事是续修族谱。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族有族谱。从某种角度来说，拥有族谱，是一个家族家大业大的象征。编修族谱、修建家庙、修缮祖坟，都可以彰显家族的实力，强化家族的凝聚力。

侯家的族谱始修于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侯家的祖上本姓杨，是没有子嗣的侯家从亲戚杨家过继过来的。侯尧封出身寒门，他走上仕途后，将自己的家族渊源追溯到古代巨族。他写过一副对联贴在家庙：“一代文明承上谷，百年清白自弘农。”83弘农杨氏是汉唐时代西北的望郡巨族，上谷侯氏是古代北方的另一大族，侯家的杨姓先祖未必与弘农杨氏有关联，嘉定侯家也未必源自上谷侯氏，但侯尧封对此津津乐道。

侯尧封的儿子们也看重自己身上的杨姓血脉。其中一个儿子侯孔龄（峒曾的叔祖）认为，杨姓先祖本是侯家的表亲，虽过继到侯家、改姓侯，但按照礼制，他的子孙后代不应姓侯，应改回杨姓。据说，侯尧封在世时，也几次想恢复杨姓，只是没有实现。84

到侯尧封的孙辈，也就是峒曾的父辈，侯家继续在清明、中元举行全族祭祀，但在祭祀杨姓先祖方面，意见似乎发生了分歧。峒曾的父亲侯震旸迁居县城后，把龙江村家庙的祖先牌位迁到了城内的家庙，龙江村的家庙随之衰落。侯震旸身为长房长支，倡议其他支系聚集到他这里祭祖，不过，随着亲戚关系逐渐疏远，一些支系来城内祭拜的次数和人员越来越少。85

现在，1632年，在侯尧封修谱六十年后，峒曾再次修谱，不过他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他重新整理侯家的祖先世系，没有改回杨姓的打算，反而弱化了杨姓先祖的地位，把杨姓先祖的儿子作为自己这一支的始祖。他认为，明朝品官的家庙仿照宋朝，但礼法并不严格，所以才会出现侯尧封当年设立家庙时并排祭祀侯姓、杨姓两个始祖的现象。从侯尧封开始，侯家变得人丁兴旺，侯尧封一共有六个儿子，十二个孙子，十一个曾孙，六个玄孙。在庞大分散的族谱中，峒曾只续修了自己这一支的世系，换句话说，他修的不再是“族谱”，而是范围更小的“家谱”。86

在家庙祭礼上，峒曾也有类似举动。续修家谱前，他在城内的家庙举行祭礼，保留高祖父的牌位，不再摆放杨姓先祖及其儿子的牌位，新设立曾祖父侯尧封、祖父侯孔诏、父亲侯震旸及其妻室的牌位。参与祭祀的成员都是侯尧封的后人，除了峒曾、岐曾兄弟，还有他们的叔祖、叔父、堂弟，以及六个年少的子侄玄汸、玄洵、玄演、玄泓、玄洁、玄瀞。在圆沙海滨的家族墓地中，峒曾修葺了父亲侯震旸以上五代人（不包括杨姓先祖及其儿子）的墓，在碑上镌刻了逝者的生卒年月、墓穴位置、子孙的名字和婚姻情况。87

峒曾在祭礼和修谱上的改变，或许有这么几个原因。侯峒曾所在的一支是侯尧封的长房，也是功名卓著的一支，在侯家的支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侯尧封在世时，侯家家族薄弱，难免附会古代著姓，辅助本族立足；到了侯峒曾成年后，侯家家业壮大，地位不可撼动，不需要再攀附古人，只需要强化清晰的世系。

家族不断繁衍，枝干变得分散。侯家没有再恢复杨姓，但延续了侯尧封的精神，自称“上谷侯氏”。峒曾无暇顾及整个家族，只能专注于自己这一支。侯家六子初长成，他和岐曾更加重视对六个孩子的培养。

峒曾赋闲期间，侯家的孩子们渐渐长大。峒曾有三个儿子：玄演、玄洁、玄瀞。岐曾也有三个儿子：玄汸、玄洵、玄泓。六个孩子的年龄最大相差不到十岁，按照长幼排列，数岐曾的长子玄汸年龄最大，即将举行二十岁弱冠之礼，已经考中秀才，在县学读书；玄洵也已经考中秀才，玄演、玄泓、玄洁都是十多岁，开始知晓一些国家大事，学习写诗、做文章；年纪最小的是玄瀞，不到十岁，正在学习声律和对偶。

要把六名少年培养好，不能只依赖学校，还必须重视家塾。十年来，峒曾的朋友徐时勉、马世奇都在侯氏家塾教过书，后来陆续考中进士去了外地做官。侯家又请过两位老师，他们的教学平淡无奇，没有给孩子们留下太深的印象。

峒曾、岐曾开始在朋友中物色优秀的塾师。在1633年的南京乡试中，岐曾又一次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重逢了老朋友黄淳耀，不算空手而归。黄淳耀也没有考中，他接受了岐曾的热情邀请，到侯氏家塾教习，这样既能拿到薪水，又能和友人一起准备科举考试。

在过去十年里，黄淳耀在嘉定多个大家族担任塾师，其中四年受聘去松江教书。在教书之余，他四处拜师求学，直接受教于大文学家归有光的高徒——嘉定文学家娄坚。

黄淳耀喜欢读《史记》，将读书时的思考和疑问写成一本《〈史记〉质疑》。他还喜欢探究内心，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知过录》《自监录》《吾师录》等一系列作品。

他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好文章要像浙江菜，柔甘清齐，五味协调，喜欢哪种口味都可以从中获得满足；如果做成了四川菜，用浓汤厚酱覆盖了食物原有的味道，就失去了食物本身的韵味。88

写科举文章时，黄淳耀从老师娄坚那里学到的思想是“不如放纵”。文章精致固然好，如果能打开思路，让肺腑之言自然流淌，文章就能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89

这种师承让黄淳耀写得一手好文章，只是未必完全适合科举。他虽然喜欢文学，也喜欢钻研科举文章（称为“制艺”），但他从心里抵触科举考试。他写过三篇长文《科举论》，详细陈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朝的积弊，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倡导实用之学。90他认为，科举最大的弊端，是使读书人华而不实，士气卑弱。91黄淳耀的师长们，从归有光到“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娄坚等人，都算不上科场得意，但他们依然是出色的文学家。

一方面努力钻研科举文章，一方面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黄淳耀将看似矛盾的两方面集于一身。峒曾和岐曾选他为塾师，足见他们对黄淳耀的赏识。

黄淳耀与归有光的文学品味一脉相承，他最推崇的文学家是东晋诗人陶渊明。92前朝学者这样评论陶渊明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93黄淳耀年少时本名金耀，读书后改名淳耀。天然淳朴，率真纯粹，黄淳耀将陶诗的真谛标记在自己的名字中。

黄淳耀和峒曾、岐曾兄弟都喜欢写和陶诗。和陶诗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他们推崇的宋朝文学家苏轼开创的。苏轼曾说过：“吾前后和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黄淳耀也喜欢写和陶诗，至少写过一百零三首。无论是与友人饮酒，还是随手翻阅《山海经》，他都会追随陶渊明的题目和韵脚，另外唱和一首。94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陶庵。

黄淳耀来侯家后，很快主导了侯氏家塾。孩子们对这位新来的塾师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好感。

在黄淳耀来之前，家塾的两位先生讲“四书”时只是照本宣科，将坊间的传本鼓吹演说一通，要求孩子们熟练背诵就算了事。孩子们深感无聊，峒曾和岐曾也认为老师的讲解毫无启发可言。

黄淳耀主掌侯氏家塾后，将一贯使用的“四书”撤去两种，抛弃坊间流传的版本，自己撰写讲义。当玄汸把作业交给黄淳耀时，黄淳耀对孩子们说，你们都被书上讲的东西禁锢了，我教你们时，你们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他讲解书中的章句时，孩子们看到他的神情斩钉截铁，一是一，二是二，三言两语就能把令人迷惑的语句讲解清楚，启发式的教育方式使孩子们看到陌生字句时也能触类旁通。95

在他的教导下，孩子们明白了，“四书五经”是博学多识的前朝学者撰写的，是为了将知识和思想传递给下一辈人，为后人指点迷津，不是为了让人将原书奉为完美之物，求全责备于后人。96

为了增强家塾的学风，黄淳耀还推荐自己的朋友夏云蛟、陈俶来侯氏家塾讲学。岐曾欣然接受，全部邀请过来。有时候，黄淳耀还带来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弟弟黄渊耀，和年龄相仿的侯家子弟一起学习。孩子们按时将写作的诗文交给黄淳耀，由他点评。

在教习与交流中，黄淳耀逐渐掌握了侯家子弟不同的风格。

玄汸年龄最长，刚满二十岁，才高气清，“为文缓急丰约，动中精要，章止句绝，余思满衍”。他的祖父侯震旸在世时，他尚年幼，却很关心朝政大事。当他听到祖父与长辈谈论宫廷里的“红丸案”时，毫不客气地提出了疑问，直问得长辈哑口无言。不过，他长大考中秀才后，兴趣发生了变化，更喜欢实用性强的经世之学，比如钱粮、水利等。97

玄洵比玄汸小三岁，形体虚胖，体弱多病，有时无法跟兄弟们一起学习。他性格倔强，不甘心因为疾病落于人后，经常鞭策自己写作。有一次，他的舅舅和父亲岐曾在船里饮酒，舅舅给他出了两道题，他完成后交给童子，由童子交给舅舅。急于知道结果的他，趁着夜色趴在河边树底下，悄悄聆听舅舅在船里朗诵他的诗句。98在侯家友人陈子龙看来，他的诗文“风仪整秀，规简贞令”。99

玄演的文章“如园林雨过雕葩刷芒，又如上帝阴兵截然而下”，可谓奇、法并存。他喜欢思考哲学问题，喜欢研究程朱理学。100

玄洁文笔飘逸，爱好书法，喜欢临摹前代名家的作品，“沉思独往，不阡不陌，汗澜卓诡，诘曲幽异”。101

玄泓是黄淳耀最赞赏的侯门子弟，他的文笔清新俊逸，写情景诗时雅致淡泊，如“秋水芙蓉依风独笑”，写应用文则充满气势，如“千金骏马注坡蓦涧”。102玄泓的阅读兴趣广泛，经史典籍、天文地理、医药占卜、佛道宗教无不涉猎。他口才好，擅长辩论，喜欢和别人讨论天下大事。他的写作习惯也很有趣，有时文思泉涌，一天能写几篇，有时灵感匮乏，几个月都写不出一篇。103

玄瀞年龄最小，却不甘示弱。他是黄淳耀眼中的“圣童”，他的诗文“渊然有奇气”。104

不到两年，黄淳耀的教习就有了显著成果。继玄汸和玄洵考中秀才后，玄演、玄洁也考中了秀才，其中玄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廪生。105仿佛是上一代“江南三凤”的荣耀重现，新一代侯家少年再次引起人们的瞩目，获得“江左六龙”的赞誉。

看到孩子们积极上进，峒曾非常欣慰，对他们的教育也更加上心。他时常考察孩子们的作品，加以指点。

什么是峒曾眼中的好诗文？他拿唐代文学家韩愈写给儿子的长诗《符读书城南》举例子：

……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

韩愈的这首教子诗以父母的口吻，告诫孩子人与人的差距在于后天努力，要珍惜时光，勤学上进，不要过分倚赖物质条件。整首诗的风格平易近人，朗朗上口。不过，前朝学者崇尚典雅的文风，用一个“俗”字评价韩愈这首诗，否定了它的文学价值。

但这是峒曾眼中的好诗。他向孩子们传达了他和岐曾的文学观——“夺华践实，文艺其末事也”。106一篇好诗文，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至于华美的辞藻和别致的写作技巧，很多人趋之若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他鼓励孩子们写作。孩子们年幼时学习对偶、排比、八股文，写好后放在一起品评；年少时练习宫体诗，做联句游戏，推选优秀者为考官。峒曾、岐曾看到孩子们舞文弄墨的情形，笑骂他们浪费纸笔，但不多加干涉。107有时候，峒曾找来府试、院试等不同阶段的试题，让孩子们按照题目写文章。他一一点评，心中暗暗满意黄淳耀的教习。

当亲朋好友索要孩子们的试卷时，峒曾把几年间儿子、侄子的优秀考卷搜罗出来，加上评语，交给刻书坊印装成册，分发给亲友。

对刻书坊、书肆来说，优秀的应试作品集永远是市面上的畅销品。峒曾为孩子们能出版自己的文集而高兴，一如他多年前在苏州游学时出版了《韡韡编》。在科考竞争激烈的年代，年轻时能在文坛上占得一席之地，不算坏事。陶渊明为自己的孩子不喜欢读书而烦恼，感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相较而言，侯家“六龙”声名远播，让峒曾兄弟和黄淳耀倍感欣慰。108

同时，峒曾也有一些担忧。他感慨时代风气的变化，告诫孩子们说，前人只有功成名就后才敢出版作品，现在的年轻人追求虚名，急于刻印作品，徒费木版和纸张。他告诫他们，一定要有真才实学，不要做外强中干的轻浮之徒，以免给人留笑柄。当孩子们把峒曾的话告诉黄淳耀时，黄淳耀深表赞同。109

侯氏家塾的文学交流并不局限在高墙内，还融入日常生活中。文学，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味调料。

无论名山大川，还是花鸟鱼虫，无论翻阅典籍，还是游览古迹，无论落寞独坐，还是群聚宴饮，他们吟咏世间万物，随时随地抒发情绪，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他们赋诗、和诗、联句、彼此赠诗、以诗代信。他们的才艺，在点点滴滴的文学修炼中不断进步。

当他们举行家庭聚会时，文学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聚会时，酒桌上必不可少的是行酒令。行酒令，是他们的文字游戏。在有限的时间内，按规定的题目和韵脚作诗，按水平高低排出名次，本来就是一件紧张而刺激的事，再加上掷骰子、角色扮演等元素，更让人兴奋。

状元令是时下新兴的骰子玩法，是在县学读书的族人侯孔释带来的。一圈人围坐桌前，摆上纸笔和酒杯，从掷骰子开始游戏。骰子点数最大的为主司（主考官）。主司出题，其他人按题目作诗，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完交给主司，由主司一一评定高下。诗作优秀者为举人，最优秀者为状元，书法优秀者为誊录，其余人充当巡察，最后一个写完的要被罚酒。另一种类似的玩法是报子及第，骰子点数最大的为报子（成绩报录人），报子充当主司，其他人交上考卷，由报子评定成绩，第一名为状元。之后，每个人按自己的名次给报子敬酒，报子再一一回敬。下一轮开始时，由上一轮的状元担任主司，继续出题。

把严肃的考试变成娱乐，在虚拟世界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状元令受到大江南北读书人的欢迎。侯家每次亲友聚会，都要玩上几轮，玄演、玄汸、玄洵都得过状元。110

一次，轮到岐曾当主司时，年仅十三岁的玄瀞伸手向叔父要纸。岐曾一乐，递给他几张。岐曾出的题目是《弓》，要求大家以弓为主题作五言绝句。众人或皱眉沉思，或仰头望天。黄淳耀写道：“拟处秋毫准，弯时二石强。木心元正直，持汝献文皇。”111他在诗中引用了一个典故，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一定能得状元。所有人的诗作上交，成绩揭晓，获胜的居然是玄瀞。“干姿揉劲木，弯引尚新弦。猿臂何时得，能令半月圆？”玄瀞的诗句一出，众人称奇。他的力气还不够将弯弓拉满，却想到了“猿臂善射”的汉代将军李广。儿童的志向让众人耳目一新，岐曾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名给了他。112

“猿臂何时得，能令半月圆？”玄瀞的佳句一时传遍远近。十里八乡的读书人慕名而来，请求侯门师长的指教。黄淳耀应时而动，亮出了新举措——每月在侯家举行公开会课，开展诗文竞赛。无论富家公子，还是寒门子弟，来者不拒。他负责出题和点评，在规定的时间内，谁写的诗文最优秀，谁就胜出。赛场设在侯家的正堂仍贻堂内，堂中的陈列架上摆着文房四宝、小件古董作为奖品，上面用纸条标着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黄淳耀、侯岐曾依序为弟子发放奖品，勉励他们再接再厉。113

在登门求教的弟子中，最令人欣赏的是陆元辅和苏渊。

陆元辅是嘉定马陆镇的年轻人，酷爱读书。据说，酷暑时节，他与同学一起读《十三经注疏》时，胳膊上的汗水打湿了稿纸，蚊虫环绕着他嗡嗡响个不停，他毫不在意。114他富有才气，自尊心强，当黄淳耀鞭策他的学业时，他常常羞愧得落泪。他继承了黄淳耀的气质，给自己取了“默庵”和“菊隐”两个号。115

苏渊是从侯家的公开会课中脱颖而出的。他住在嘉定城南，相貌清瘦，性格木讷。他自幼爱好写作，擅长写八股文，但毫无名气。在侯氏家塾的一次竞赛中，岐曾偶然看到他的文章，啧啧称奇，在他的卷面上写下一句评语：“如此文一字十缣，犹云薄赠”。116众人叹服，从此对苏渊另眼相看。苏渊则与侯家子弟成为朋友，一起读书旅行。

此后，每月一到会课日，侯家门庭若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登门求教，希望拜黄淳耀和侯岐曾为师。岐曾虽没有考中举人或进士，文学名声丝毫不逊于峒曾。他笔耕不辍，喜欢奖掖后学，后辈公认他“为江左文章名教之宗者三十年”。117他不参与文社间的门户之争，致力于促进江南文学圈子的和谐。118

自由交流和兼容并包的心态，使侯氏家塾不再是封闭的私塾，更像是读书人切磋学问、扩展人脉的开放式空间。在普遍重浮名、轻实学的大环境下，侯氏家塾“搜罗实学，不事浮名”的精神声名远扬，成为“吴下教子第一家法”。119

侯峒曾欣然看着这一切。下一代人的教育走上正轨后，他也该继续筹划他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