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圣城

贝赫扎德与我搭车前往库姆。我们几经折腾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尽管终日闲散，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对这趟长途沙漠旅行兴趣缺缺。只有一位司机有意跑这么一趟——他就是那个有天晚上让我在车上听了一大串《古兰经》广播的司机——可是，车资要七十美元。贝赫扎德说，这真是漫天开价；他认识一个司机，不必花这么多钱，就可以载我们到圣城。

我们挨上一大段时间，专门等候贝赫扎德的司机，等他把车开到宾馆，我们才发现，他的价码已经比我们原先在电话里讲定的又涨了几成。他身形矮小，不是易与之辈，他还特别声明自己不是穆斯林。其实，那不是他的原意。他只是要说，他既非什叶派信徒，也不是波斯人。他是个“部落成员”，是卢里人，老家在伊朗西部的卢里斯坦。

库姆城内有一座知名的圣殿，供奉着什叶派第八伊玛目妹妹的墓龛。近千年来，库姆一直是信徒朝圣的圣地，同时也是好几所经学院的所在地。霍梅尼曾经在库姆授课宣教。伊朗国王被迫退位，他得以重回伊朗之时，曾在库姆建立他的指挥总部。他在库姆时，周遭往来伴随的都是些阿亚图拉，这些伊斯兰教大阿訇本身的地位就已经相当尊贵了，而其中一位随侍高层的人物，阿亚图拉哈勒哈利——或许，此行我还有望与之一晤相谈。

霍梅尼负责接收政权、发表演讲与赐福信徒，哈勒哈利则负责绞吊叛徒。他是霍梅尼的绞刑法官。许多速审速判的伊斯兰法庭都是由哈勒哈利召开主审的，最终判决都以处决结案，处决后还公开张贴生死前后对照的官方档案照片：一张行刑前尚未送命的；一张受刑人断气后，裸身平躺在停尸间滑动式停尸板上的。

近日来，哈勒哈利连续接受外界专访，着重介绍他身为一名法官的日常活动。德黑兰绘声绘色地传说，由于他最近饱受高层冷落疏远，才会接受这些访问，企图重振名声。他跟《德黑兰时报》的记者表示，他光在德黑兰一市，“说不定”就判处了四百个人犯死刑。“他说，某些晚上，监狱还得将三十几具，或是更多的尸体，装上卡车运送出去。他还宣称，许许多多胡齐斯坦省叛徒的死刑执行书，都是经他签署发出的。”胡齐斯坦省是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省份，也是伊朗原油的产地。

他还向另外一份报纸说，当年有人企图谋反——主要是在韩国大使馆策划的阴谋——打算营救伊朗国王的总理胡韦达[1]，以及一群前朝遗老与重要人士，越狱逃离德黑兰看守所。而当他，哈勒哈利，一听说有人图谋不轨，就当机立断——要让美国中情局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措手不及，重重挨上一记——提前审理他们的案子。“我花了一个晚上的功夫，看完他们的案子，就叫他们跟行刑队报到。”他还对《德黑兰时报》详细说明胡韦达是怎么死的。第一颗子弹打中胡韦达的脖子，没打死他。接着，行刑者，也是一名教徒，就命令胡韦达双手扶正脑袋。第二颗子弹正中脑门，终于打死他了。

我跟一位新闻通讯员谈到哈勒哈利的种种之时，我问他：“他会答应见我吗？”

“他巴不得跟你见面呢。”

而贝赫扎德也认为安排面见哈勒哈利不是难事。贝赫扎德说，我们一到库姆，他就可以打电话联络哈勒哈利的秘书。

电话、秘书，这些现代化设施似乎跟哈勒哈利不搭调。可是，哈勒哈利素来以走在时代前端自诩。根据《德黑兰时报》披露的，他说：“宗教领袖努力在伊朗落实穆圣先知的正道法统。过去在先知的时代，战斗只靠挥刀舞剑，现在，刀剑已经为幻影战斗机取而代之了。”幻影战斗机不是美国战斗机，也不是异国科学的产品，而是像刀剑一般的国际性武器，全球大市集库存中的一环，只要下单订购，就可以合乎伊斯兰教教义，协助宣扬伊斯兰教威严。

贝赫扎德内心也有类似的困惑，虽然他的宗教信念淡薄，信奉的其实是共产主义，而且从小就被已加入共产党的父亲隔离在宗教之外。贝赫扎德的父亲在伊朗国王时期曾经下狱监禁过一段时间，而贝赫扎德继承了父亲的梦想，向往着“真正的”革命。诸如此类的革命尚未降临伊朗。可是，贝赫扎德咀嚼着所有不断学习的唯物辩证法，逼着自己剥除霍梅尼革命的宗教狂热，勉力辨识着这场动乱之中还有哪些事件或特质，符合他心中真正的革命。我们开车南行，穿过德黑兰，第一眼看来像个市集，再看就像一处屯居在遭到污染的沙漠上的村落——当地就是曾经发生无产者起义的城市，也是他一心急着要指给我看的革命地标。

低矮的砖造建筑，掩上尘沙的色泽；围墙似乎尚未完砌；室内虽明亮，感觉反而跟墙上的灰泥一样不持久。居民一波又一波地从乡间地带涌向德黑兰南区的平坦低地；一个个传统的四角黏土砖房聚在一起，低矮的屋檐相互衔接，乍看像个村落一样。

我们经过一个大工厂的仓库。每个窗口下方的墙壁上，都晾着一种灰褐色的毛皮。贝赫扎德跟我说，这是一家布料工厂，也曾经是革命的中心。当时政府军冲了进去，许多工人都惨遭屠杀。

车驶过炼油厂，炼油厂的烟囱不断吞吐着火焰。过了这里，我们就来到真正的沙漠了。此时，极目所至，几无立木，视野无限宽广：沙堆、丘陵、小型山脉绵亘在前方。道路先爬坡上行，再俯冲到开阔的谷地。山丘和沙丘起伏极为柔缓，而且从远处看去，或是掌握住某些特定视角，偶尔可以在棕色坡面上看到星星点点的色泽极为优美的绿色色块，许是高低杂草混生集合的草丛，彼此间隔得相当疏阔辽远。

我们站在山丘上向左看，一边就是地图上详加标示的盐湖。远看盐湖小而洁白，仿佛整个湖面即将蒸发结晶，堆成盐丘。白色的湖面还围了一圈浅淡的绿色。贝赫扎德说，有时候，整个湖都映着湛蓝的光泽。过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经常用直升机载着许多尸体，倾倒在湖里。这湖实际上要比看起来的大多了。我们开车通过时，湖区四周荒无人烟，我们距离圈围着白色湖面的淡绿湖水还远得很。经过淡绿湖水之后，土地就更加残破不堪了。山丘不再浑圆，尖峰峥嵘地刺向天空。

这里的确是沙漠，可是，道路上却交通繁忙。路边偶见小店卖些冷饮瓜果消暑。贝赫扎德认为，我们在到达库姆之前，应该先吃喝一番。库姆圣城可绝对不会松懈斋月封斋的教规，日落之前，城里找不到地方解渴救饥。

我们在一个公交车及卡车休息站稍作停留，休息站里有一家洋溢着地中海色彩、简陋的大餐馆，路边站台上，还有一个卖西瓜的小摊子。西瓜摊子上撑着一把棉布做的遮阳篷，篷下几乎没有半点阴影，卖西瓜的人坐在摊子上，枕着手臂呼呼午睡。

我们将他摇醒，跟他买了个西瓜，他借了我们一把刀和几把叉子。贝赫扎德将瓜从中对剖，再切碎瓜瓤，我们三个人——包括那个不请自用的司机，就围着西瓜吃起来，就像三个人共用一个盘子一样。我看得出来，贝赫扎德十分喜欢这样一个服务与分享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这其实也是个属于穆斯林的时刻，这正是穆斯林应当身体力行的分享德行——那个司机也理所当然地，大大咧咧地跟我们蹲在一起举叉大嚼。司机是个工人，贝赫扎德把西瓜分给人民的一员，他在一片荒漠之间，举行他自己的仪式。

站台上种了两棵小树。一棵树皮早被剥了个精光，只剩枯干；另外一棵也奄奄一息。两棵小树中间躺着一位裹着黑衣、面有病容、蜷屈在阳光之下遭到高热无情蒸烤的老女人，这是距离德黑兰一个小时车程之外，一片无法解释的人形残骸。瓜摊上的报纸碎屑随风卷起，荡过漫漫尘沙，飞上树干，就这样牢牢纠缠在树枝上。跨过大路，路边一辆卡车踟蹰不前，引擎不断喷吐废气，同时间，汽车飞驰而逝，不舍分秒。

我们蹲在沙地上吃瓜。那个司机不时吐出西瓜子，用力啐在马路上。我也像那个司机一样，猛啐瓜子；贝赫扎德也不遑多让，只是动作比较谨慎。接着，出其不意地，那个脑袋古板的小个头卢里人，什么也没说，猛地将叉子扔进瓜瓤，站起身来，跃下站台。他吃完了，他已经吃够了西瓜。他走过餐馆前方肮脏的沙地广场，进到餐馆里面，找地方清洗，贝赫扎德的分享时刻就此结束。

之前，我想象中的库姆，应该是个建立在山丘上的圣城，城中应当处处可见严峻高耸的岩壁石墙，投射出重重阴影，虔诚的信徒在岩石中穿凿出窄小的巷弄，再就着两侧挖出一个个栖身小室或是石穴，人便居中冥想。事实上，库姆四平八稳地摊在沙漠中央，与其他沙漠城市没有太大区别，除了简陋的小屋之外，就剩下加油站了。越接近圣城，道路就越加整齐清洁，临时搭就的棚屋少了，人家的住宅多了。环状交叉路口处，还有一处花园，春花怒放——波斯花园总有一种突兀、封闭、绿洲一样的特质。远方一座金碧辉煌的圆形屋顶，闪熠在幢幢尖塔之间。那是圣城库姆远近闻名的圣殿的圆顶下的清真寺。

贝赫扎德说：“那座屋顶是纯金打造的。”

纯金圆顶金碧辉煌了一百年。可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致富纯因开采原油。整个城市像个重新组合过的大市集，除了纯金的屋顶与塔楼之外，这座城市毫无其他特征。

贝赫扎德说：“我该怎么介绍你呢？就说你是某个大报的通讯员好吗？哈勒哈利最喜欢驻伊朗通讯人员。”

“可是，那样子我就没法儿跟他谈些我想谈的东西了。其实，我只是想跟他聊聊。我想了解，他是怎样成为现在的他的。”

“那我就说你是个作家好了。我该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可就棘手了。说我是从英国来的，最符合实际情况，可也有误导之嫌。说我是特立尼达人的话，只会令他迷惑，而且同样会误导。南美洲可以考虑，只是，说我来自南美洲，随之引发的联想也是不正确的。

“你能不能就说我是从美洲过来的？这样子讲，波斯人听得懂吗？”

贝赫扎德说：“我就说你是从美国过来的，但是你不是美国人。”

我们就直奔圆顶清真寺，将车停在圣殿外面的停车场上。下午才刚过了一半，镇上比沙漠还热，纯金圆顶看起来更是滚烫。那个卢里司机，虽然之前与我们共食西瓜，这会儿却开始喃喃抱怨起吃食无着了。管他斋月不斋月的，他想开车离开库姆，出城去找点东西吃。他也想知道，我们到了库姆以后，究竟怎么打算。

大路对面，圣殿入口处附近一个西瓜摊子旁边，有一座德国设计的透明电话亭。贝赫扎德过马路去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

圣殿四周的高墙上，喷着波斯文的标语。其中也有两条英文标语，大意是“我们要共和”、“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这两条标语一定是为了方便西方电视台记者拍摄而设计的。第二条标语显然直译自Khomeini e Imam——霍梅尼即伊玛目，可是如此翻译并未完整阐述原意，读者只能意会到伊朗人民效忠的对象——多亏前一条标语帮忙——从伊朗国王转变为霍梅尼，却漏掉了这位领袖在宗教上的神圣权威，以及这样一位领袖给予人们步入天堂的通道。一千一百年来，伊朗人民不断地耐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重回故土，“伊玛目”一词在伊朗承载了重大意义。而在圣城库姆，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之处，伊玛目的意义尤其崇高。库姆宣扬的共和国，立国宗旨就在于搭建极乐登天的通道，以及摒斥所有非神圣的统治。

贝赫扎德打开电话亭的玻璃门，握着电话听筒，挥手示意，要我过去。

我走过去之后，他说：“秘书说哈勒哈利正在做礼拜。等他开斋之后，他可以在今天晚上九点的时候接见你。”现在不过三点三十分。先前，我们跟司机说过，我们在库姆不过待上三四个小时。

贝赫扎德说：“你要我跟秘书怎么说呢？”

“跟他说，我们会准时到的。”

接着，我们就过去将这个坏消息告诉那个不耐烦的卢里司机，或许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是论钟点计费的。他嘟囔了些贝赫扎德没翻译的话，随即扬长而去，开车出城去找东西吃，留下我跟贝赫扎德在一旁伤脑筋。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烈日焦烤、让人昏昏欲睡的城市里，我们该如何消磨接下来无所事事的五个半小时。其中五个小时里，还找不到地方消饥解渴。

圣殿对面的店铺里陈售着便宜的纪念品：浮印着霍梅尼大脸的碟子、便宜的陶土瓦罐。还有些甜食：扁扁的棕色圆形蛋糕，软软的，看起来甜得腻人，蛋糕边缘已经逐渐松开了。贝赫扎德说，斋月期间，店家还是卖东西给旅客吃，可是利不及费，实在不必耗上这番蠢力气。周遭旅人根本就寥寥可数。一名老妪不良于行，无疑是朝圣客，自己缓缓地推着轮椅经过店门口。我们还吓着了一个躲在亭子里、小口小口偷吃棕色蛋糕的圆胖男孩儿，那蛋糕不过是他的部分存粮而已。经他判断，我们应该不会对他不利，他又对着我们憨憨一笑（虽然说，几天以前，才有两个人因为馋嘴破戒，挨了一顿鞭子）。

纪念品店里也卖一种小型的黏土板，板子上印着阿拉伯文字。黏土采自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阿拉伯城市（这可是当地人的独门好生意），小板子专供虔诚信徒礼拜之用，信徒匍匐躬身行礼之时，可以将前额贴抵在这块黏土板上，接触到神圣的土壤。而我猜想，圣殿高处，蓝白相间的亮面瓷砖上，一定书写着一段《古兰经》引文。可是，贝赫扎德没办法翻译出来。这段引文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他可读不了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按理讲，在伊朗看到阿拉伯语，不该出乎我意料，可是我还是饱受震撼。因为在我心底某个角落，我是通过古典时期的历史来了解伊朗的，我也对波斯文化的源远流长肃然起敬——征服埃及、对峙希腊、顽抗罗马等等；而在我内心另外一个角落，我是借着印度来认识伊朗的，印度人，至少西北地区的人士，还是将波斯视为人类史上最辉煌的文明成就，就跟过去欧洲人推崇法国一样。波斯的语言、诗篇、地毯与食物，处处令印度人惊叹不止。克什米尔人说，波斯菜是最上乘的佳肴；他们还说，切纳尔，也就是从波斯移植过来的悬铃木，或是梧桐树（一度十分抢眼地描绘在波斯与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绘画中），其树荫还有特殊疗效呢。可是，来到库姆，一定要扔掉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在这里，他们看到阿拉伯，如同看到路边的泉水一样。

贝赫扎德建议我们应该进去参观圣殿。要是有人问起来，我就说自己也是个穆斯林就好了。我说，我恐怕装不出来。我一进清真寺，一定会手足无措，举止行动都出差错的。进入清真寺的时候，应该先踏出右脚吗？是不是只有进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才能先迈左脚，还是顺序正好相反？逊尼派信徒沐浴净身时，是不是规定要从肩膀往下冲洗到手指？而什叶派信徒是不是需要逆向操作，水流从手指倾泻到手肘？行礼之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呢？关卡实在太多了，一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即使我紧跟着贝赫扎德，完全仿照他行礼如仪，看起来还是不能让人信服。

贝赫扎德说：“你可别指望跟我学。进了清真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不进去的。”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庭院里走一走，游园还不必脱鞋呢。庭院内十分宽阔，光亮亮的，一边是一座钟楼，嵌着一面朴实无华的现代时钟，钟面上一个数字也没有。另外一边，就是圣殿的入口。圣殿大门高耸，整个建筑往内凹，四处闪耀着银光，像个银色的洞穴，抑或就像个中间挖开的银色拱形圆顶。其实，大门上闪熠着发出银光的，不过是玻璃而已，成千上万的小片玻璃，从各个不同角落捕捉并反射阳光。而我们总算在这里看到前来朝圣的信徒了，面皮被阳光烤成焦褐色的农民，带着一家老小不远千里而来。他们沿着庭院围墙，各自找个露天小室，径自就搭起营帐，每个小室都是过去某个知名人物，或是皇家成员埋骨之处，同时，这些人展现着不同的民族类型，正如古老的波斯跨大陆迁徙中，不断兼容并蓄各个部落与人种。

我听贝赫扎德说，某一群黄皮肤的蒙古人其实是土库曼人。我几乎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在一本出版于一八二四年的英国小说《哈吉巴巴》里，读到过土库曼劫匪，而我手上这本小说还是在旅馆里买的盗版，翻印自牛津的“世界经典文学丛书”。此外，还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间展室里，看到一幅绘制于十七世纪的印度素描，主题就是一个双肩受缚的土库曼囚犯，犯人两只手铐在颈背上一块木板里面。所以说，中亚一带的土库曼人，其实曾经是一个令人丧胆的民族。他们又是如何融入波斯历史之中的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个民族往昔四处征战劫掠的历史，好像已经远去，跟这些扎营在圣殿旁垂头丧气的朝圣者，似乎一点也不相关。他们身型矮小，衣着褴褛，肤色焦褐，有如某种文明边缘上的零碎杂屑，而此等文明本身，已经长期退缩到世界边缘。

清真寺附近有一栋两层楼的黄褐色砖造建筑，霍梅尼曾经在此执教演讲。楼房外观平平，毫不起眼，而今人去楼空，建筑也空置了下来。贝赫扎德与我漫步在市集里。此时，正是大部分看顾摊子的小商家的午休时间。面包摊上，一圈圈打了洞的甜面包摞得老高，老板平躺在靠墙的一层货架台面上呼鼾不已，拿他的存货当枕头。贝赫扎德买了一份报纸。天气热到流金铄石；库姆城内无景可观；城内居民的生气还隐而未现。我们开始四处寻找阴凉，找地方坐下歇脚，耗时间。

我们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里面十分狭窄，却是刚刚整修装潢完毕的。柜台后面坐着两个人，装作没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就在前厅找个地方坐下。除了我们以外，厅里没有其他人了。几分钟过后，有个坐柜台的过来要我们离开。斋月期间，旅馆暂停营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他跟他同事未曾起身相迎，他说话的语气如此和蔼可亲，让你想发脾气也难。

我们只有走出旅馆，再度走进阳光与灰尘之中，再次经过纪念品店门口、棕色的蛋糕与阿拉伯黏土板。最后终于获准落座在标语“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对面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面。餐厅地方不小，设计与装潢却敷衍草率，柱子上拼贴着大理石板。

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入口，瓶装的可口可乐饮料，看来像是足以穿肠破肚的化学毒水，餐厅里被烹调羊肉的刺鼻气味熏得暖烘烘的。可是，光是能避开烈日就能让人情绪舒缓了。松懈后的疲惫随即如潮水般袭来，我亟欲休息，贝赫扎德则在一旁看自己的波斯文报纸，这样也挺方便一分一秒地打发时间。

餐厅远处，靠近上菜柜台的一个角落里，几个人围坐一桌，我猜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裹着一袭长长的黑色衣衫与面纱。我心想，这么小的女孩儿，竟然就已经戴上面纱了。可是她活跃得很，喋喋不休，一张嘴从没闭上过，偏偏一旁的家人还十分捧场，好像不管她讲什么，他们都觉得很有趣的样子。时不时地，那个男人还会朝着我微笑，仿佛邀我一同加入欣赏的行列。小女孩儿忽而在一处平台上尖声嘶喊些什么，忽而纵身跃上几级阶梯，冲到上层长廊，再驻足尖叫些什么，引出楼下观众另一波笑浪。她又步下楼梯，让其他家人看看她从楼上拎了什么好料过来。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跟贝赫扎德走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她的脸。

她可不是什么小女孩儿。她个子很矮小，约莫四英尺高，非常老，说不定已经疯了。她朝我们示意，她从楼上带了下来的好东西：一盘白米，上面还铺着一片菱形的棕黑色羊肉片。她究竟是因为人家给了她这盘米跟肉而欢喜，还是在跟我们抱怨？贝赫扎德什么也没说。她说话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听着，可是，他什么话也没对她说。然后，她就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