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野念的人

有次采访吴文光，问到他的作品是给什么样的人看的，他说，是给一些心怀野念的人，那些人是极少数，但他们存在。

心怀野念的人。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说法。

我想这种人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群体，只因为一些内心的野念，他们生机勃勃，与众不同。

前日搬家，搬家公司派来了三个民工。其中一个见我扔了一地的书不带走，忍不住想弯下腰来仔细看。其实那些书大都是些不好的书，我经常会以扔掉某本书，或者把某本书拿来垫桌子来表示我对某个作者的愤怒。

我对那个工人说，你想要就拿走吧。他真的挑了一本，而且非常准确地选出了其中相对最好的一本。后来在等电梯的空档，他又在我的家当中拿出一本画册来看，先是看了画作，后来又仔细地在读前面一学者写的深奥莫名的文章。我开始注意他，他其实太不像一个民工了，完全是一副书生气质。我跟他做简单地交谈，只知道他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其间走了很多城市。

在更早以前，一个给我修水管的年轻工人还跟我讨论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观点精到。

而我平时接触的大众更像我的北京房东。他们全家搬到郊外住平房，把房子租给我，我成了她家的唯一经济支柱。她年纪不算大，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坐很久的汽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工作，她说，我二十岁都不上班，为什么四十岁反而要去上班？上班不就是打工吗？打工我可不干。

那些大众里的异类，就是我眼中的心怀野念的人，他们拒绝命运的安排。

昨日到北师大参加一个活动，看纪录片《铁路沿线》。杜海滨拍的。

他在一个春节前后记录下了一个车站附近的一群人。一群流浪者。

他们有青年，有老人，更多的是少年，半大的孩子。

他们有的是有家难归的，也有的有家而不愿回的，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过着流浪的公社式的生活。

这个群体中也有一些有野念的人，怀揣着一些梦想，哪怕遥不可及。

在杜海滨的镜头前，他们自然呈现着他们的状态和想法。

片子演起来很漫长，杜海滨肯定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里面，也投注了个人的情感，所以他舍不得剪辑，差不多150分钟的长度。这样的长度，又没有连贯的故事，明确的线索，看的人居然都很耐心很专心，时不时会发出一点笑声，因为这帮流浪者身上的勃勃生机和生活的幽默支撑着观众的兴趣。特别是看到流浪者在春节前夜围在火边唱起自编的流浪歌谣时，观众居然和片中人同时鼓起了掌。

吴文光的纪录片《江湖》讲述的那一个大棚马戏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和杜海滨拍的群体有很多共通之处。

我就想到为什么国内现在好的纪录片都拍的是这样相似的群体，为什么不涉及城市生活。是城市生活限制了人的野念，还是被掩藏起来不易发掘？

彻骨之凉

两个月前，看《小团圆》，看得很不耐烦。好些天，才看到一半，就扔在那儿了。今天忽然捡起，很顺利地看完了剩下的一半。很惊讶。前一半的感觉和后一半的感觉很不一样。之前看这小说的时候，觉得写得真不好。反复和絮叨。像老年失了神。

看这后一半的时候，才找到感觉。

之前，因为怕被各种说辞引导，所以，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也一概不看。倒是听两个朋友谈了他们的看法。

一个男性朋友说，她是爱他的，别看她和代理人宋氏夫妇通信，用的是无赖人这个名词，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庸俗，她一向孤高，才懒得跟他们解释什么。不过是借用他们的说法。

这个男性朋友是个有意思的人。一向喜欢胡兰成。

这书看到只剩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就很相信这个朋友的话。不过，看到完结，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她最后是明白了的。她不再爱他了。而且心里也渐渐地看不起他，只是不肯说出来。

也是这位朋友，听到另一女朋友说，要写小说来报复曾经的上司，他笑，说，文学上报仇从来没有成功的。

其实，《小团圆》当然也是这样。张爱玲肯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她不耐烦他了，但写的时候，仍然好好写，投入到当初的情景中写。她是好作家，当然明白。但并不是还爱着他。

一个女性朋友说，这小说倒不是写爱情，最重要的是写母女关系，多么特别的母女关系。

但整个小说看完，我觉得那些，也都不过是张爱玲对自己的一个讲述，解释，和总结。

她小时候的生活背景，造成了她的冷淡、自私，造成了她与人的相处模式，总是那么冷眼旁观，无论大事小事，别人死在眼前，也可以不眨一下眼。但心底她又渴望爱，想和母亲好好相处，挣钱来给母亲，以为这样就不欠母亲的了。但她也误解了母亲，母亲因此伤心，也因此误解她。

这时，也才明白，她在小说前半部，不厌其烦地啰唆那些家族小事是什么缘故。

这些，都造就了她，她和母亲的关系，和爱人的关系。

这小说读起来不像小说，的确是自传，很赤裸裸的自传。没有小说好看。但是却深得让人害怕。

读完以后，我在想，如果先读了她的这本小说，那才看她早期的小说，可能就觉得意思不够了。她在这里面全部剖析完了，别的虽然比这个好看，但都浅了。

这也是她不同其他作家的地方。别人都是先讲述一遍自己，后来就驾轻就熟地，用文学来讲别的了。

她正好反过来。

搞得那么深刻也怪吓人的。她不仅对他人凉薄，对自己是更加凉薄。一点开脱都没有。

建在巴黎街头的农庄

罗伯特·米兰，粗看是个快乐的黄发背包客，背个黑色的双肩背囊，年龄虽大，但走路总是一蹦一蹦的，细听才知原来是法国一艺术学院的院长。

这次来北京，一是来探探以后在这儿搞艺术活动的路子，同时来逛逛。顺道带了些作品来，在一个使馆区的小画廊搞了个展示。

幻灯的内容是他在法国的很多地方挂上艺术作品，让这些作品融入公共空间。比如郊外的村舍的门上、窗上，比如厕所的外墙……

接着放Video，我觉得是异曲同工的思路，但更有趣。

他们在巴黎的一个繁华地区，用从垃圾堆里拾来的木头之类的东西搭了一个小房子，圈了一个小院子，种上蔬菜，养上了鸡。好多市民目瞪口呆也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尤其是那个请来合作搭房子的西班牙老头，灵活地用着各种工具，一点点建起了一个家园。

几十天以后，他们拆除了这个都市农庄，把草坪恢复原样。

当然他的这个作品是得到巴黎市政府批准的，而且还得到了拨款。

他放的第二个Video也是有些类似的作品，但是放在一个公园中。

如果有人在中国做这样的一个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吧。但我从中能够感觉的东西是很多的，他们的幽默，他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他们对世界的关心……

自然我就联想到了做行为的中国艺术家。尸体、死婴、人油……一切极端的东西他们都用上了，比西方的艺术家不知要凶恶多少，但从中你感觉到的只是他们对成名的疯狂。除了能吓人能让人恶心，还能怎样？

从罗伯特的作品你能看出人家的胸怀是宽阔的，想象是自由的。行为艺术的高低优劣从此处便可知晓。

一个艺术青年听说了罗伯特的作品便说，如果是我做这个作品，应该让个肮脏的叫花子穿了华丽的衣服去各个豪华场所，看看那些侍应如何应对，看看这个叫花子如何表现，到时间了，再让叫花子恢复身份，看他又如何反应。

我对她讲，你这里面毫无善意，只有对别人恶意的捉弄，和国内的那些行为艺术家是一样的。

罗伯特在北京的同时还在继续他的另一个作品，拍人发呆的图像。他去到别人的生活中，等候别人出现发呆的瞬间，然后拍下那人发呆时看到的景象，记下那人发呆时的想法。

已经拍了很多，内容五花八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从开阔处一下又到了细微，满世界走下来，拍下来，又从细微到了宏大。

莎士比亚的影子

这就开始了。

话剧《理查三世》。

舞台上空空如也，背后高大的砖墙露了出来，最普通的红砖，让我一下就能想象当年首都剧场建设时的情景，朴素的年代，没钱的年代，连涂料都舍不得刷一层。不过，这么多年过来，想必也不要紧，因为这前面肯定都有花花绿绿的布景把这层砖墙遮掩起来。只有今天，舞台的装饰全无，让剧场露出了出生时的容貌。

很多男男女女都一样的打扮，黑外衣，白衬衣。

在空旷的舞台上走来走去，渐渐就走出了花样。

他们的黑色的影子投在背后的砖墙上，因为灯光的不同，有的高大有的渺小，有的急急向前，有的缓缓后退。很有趣，也很有意味。

主人公理查三世出来，靠独白来塑造性格交待剧情。故事里的人物一个个被他拎出来，所有的性格，故事脉络也都是靠语言来塑造交待。

演员都很抽象，衣着和语调都一样，情节在这种抽象中发展，你集中注意力，才能辨明这个黑衣人是谁，那个黑衣人是谁，这有些像智力游戏。

舞台上还模拟好多童年游戏来表现各种场景，比如用老鹰抓小鸡引出理查三世与各个人物的争斗，两队人手牵手的冲撞来表现战争，还比如一列人的“开火车”游戏，沙包游戏……

舞台上始终是简单的，没有更多的布景，除了一些活动的白幕布和一个从上面放下的金属丝网。但加上变化的灯光，抽象的人物和他们的影子，幕布上再放映一些影像片断。极简的东西组合出了无穷的变化。也因为抽象就有了想象的空间，这种抽象和想象呈现出了人的欲望，人与人的争斗，人性的复杂，简单的东西就变得极丰富。

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不像是在看一出戏，而像在观赏一个前卫的综合的艺术品，比如其中有装置艺术，有行为艺术，有Video，都比我们平常所知的这些门类的艺术家的许多作品要好。

虽然我知道林兆华年纪挺大了，65岁，可看他的东西怎么都不像。

虽然他再三地对别人讲，他不前卫，可把强调叙事的莎翁的名剧排成了这么个抽象的东西，他不前卫，还有谁前卫。

只是市场效果不好，据说，票房收入20万，场租就要付18万。

不知是观众怕一个65岁的导演，还是怕抽象，或者怕莎翁。

饿着了的幽默神经

如果我要看《读书》杂志，就会把前两页连着翻过去。因为我怕看见丁聪的漫画。跟丁聪一拨的有一大群漫画家，老一代漫画家。他们如果看见此说，肯定会认为我一定是他们笔下讽刺的人——因为他们是以画笔为武器的，我怕他们的漫画，肯定是被他们刺中了。

我记得我的童年就是在他们的刀光剑影中度过的。那时看的一份报纸叫《讽刺与幽默》，其实看不见幽默，只有讽刺。而且讽刺还很简单化。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华君武有幅漫画是讽刺当时市场销售要搞搭配，就画了一个老头买豆腐也要搭白菜。好在那些老先生多数都偃旗息鼓，颐养天年去了。只剩下丁聪。

如果按我的标准，丁老先生的漫画算不得漫画，他不过是给画下面的文字配了幅插图罢了。文字如是借古讽今的故事，丁聪就多半画个县令；如果是忆苦思甜的题材，画面多半就有穿破衣的瘦子和穿皮袄的胖子。但这也罢了，我尤其受不了的是丁老先生画面的难看。别人的漫画讲究的是夸张而简洁，求神似，而丁聪的画却是另一种夸张，人物画得极其复杂丑陋，为了突出这种复杂，丁聪还要给他的每个人物穿上条纹衣服。这让我联想到《老残游记》里描写一幅画，说那牡丹的每一根经脉都清清楚楚，像是用真花瓣贴成的。其实一想都明白，这种局部求真的画，不要说神似，整体来看，形都不似。

在丁老先生老一代的漫画家的教化下，我们一代人成长了起来。学会了讽刺，却不知何为幽默，以为漫画就是要一部分人看了跳起来，另一部分人感到解气。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把问题严重化才叫幽默，也可以说，这是败坏了我们的品味，教大家仇恨。

但问题显然没这么严重。正是丁老先生们饿着了我们的幽默神经，所以当那些轻松的、机智的，让人恍然大悟、会心一笑的漫画一进入我们的视野，就让我们喜欢上了。这其实是丁老先生们的功劳。

所以，从此我不看《读书》，看《天涯》。因为《天涯》封二上是我喜欢的赵汀阳的漫画。

生命的最后一站

刚刚看了赖声川的《红色的天空》。本来以为这样的名字会涉及政治，涉及概念，却完全不是。

这是一出关于养老院的戏，关于一群等待结果的老年人。

他们有的是被儿女送来，有的是自己散尽最后的家业进来，有的是因为孤单一人进来。

在这里，他们晒太阳，下棋，唱歌，拌嘴，发呆，生病，生气，争长短，他们互相安慰，互相取暖，他们被世界遗忘，也慢慢忘记了世界。

演员演得非常好，那些琐碎的，哀伤的，孤单的，无奈的，被排斥的，无法言传的情感，那些破碎的回忆，破碎的心情，破碎的时间感，一下子就把观者击中了。让我想到了老年，想到了生命的意义，想到了人生的虚妄，让我的心沉到最低处。

说了这么多感觉，其实舞台上却是一点不抽象，全是很具体的样子，让你看到他们就想起了你曾经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

戏里的老头们，相互取乐，为一盘棋的胜负争执，拉琴，唱戏，虽都不大成调子，但他们比那些老太太有活力些，开朗些。老太太们更羸弱，更不容易开阔，更容易陷入对结局的害怕。

我有一阵在桂湖公园看书、写生时也发现过这一点。老头们往往聚在一起，以下棋为基础进行社交，老太太们往往只踽踽独行，更没有活力。我想，也许是因为老年女性的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失去以后，她们更容易失去世界。她们的心灵更无所依托。

但这出戏带给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让你沉没在悲伤里。在戏里，老人院建院八年有个联欢会，老人们各施所长，参加表演。那最年老的陈老太太平时只能靠推着一张椅子走路，她所表演的就是“活着”。这些有趣的地方让你一下子被逗乐了，但还没笑完，你的心又沉下来。老金表演他的全家福，他去世的太太，他去世的女儿，他去世的狗。他用一种方式来表演全家。天衣无缝的幽默，我不禁被戏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笑之后的心酸，无法言表。我一直抗拒看杨绛的《我们仨》，也是这个原因。我不能想象那样的世界，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你关心的人关心你的人，他们都在遥不可知处。这样的世界，会有多寒冷。

从戏里出来，我仍在为演员们叫绝。这出戏，绝大部分内容都来自演员们排演时的即兴创作。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怎么体会到那些老年状态的细节的，那些琐琐碎碎，那些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到的东西。而且在戏里，演员们除了服装，并未化妆，完全是靠表演和方言来表现角色的年纪。

但我真的就看见了老年。看见每个人都将面对的生命的最后一站。

我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拥有一切的人要求智者在他的戒指上刻一句话，让他高兴的时候不要忘形，让他失意的时候不会一蹶不振，智者给的那句话是“连这个也会失去”。

这出戏就像这句话。

它让我想到很深远的地方，但在这冬日，却也很容易让人忧郁。

我想到那些今天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好的人，不知他们看这出戏会是什么感想。

前几日，朋友文迪去给大学生们做了个演讲，他讲到传统教育永远只讲光明的一面，永远不肯承认，人的一生中孤独、失意、挫折，更像是我们的常态。这样的教育让我们丧失心灵的敏感。

其实，赖声川这出戏正好是反过来，再迟钝的心都能被他击中。他让我们变得脆弱，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

另外，我还想到，这出戏在台湾是进行巡演的，台湾的观众会买票来看这样一出戏，他们的观众真是有极好的文化素养啊，他们会思考“生命是什么”。我想，这样的戏，除了台湾，也许只能在欧洲有市场吧。

精致的法式甜点或日本寿司

我一直觉得女性写作有一个大忌，就是喃喃自语。很多女性写作都逃不开这个问题，通常会从头到尾都充满呓语，喋喋不休，自爱自怜，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多情多才，同时，男人不是好东西，自己所遇通通非人。

自述式写作，对于女人非常容易上手。这可能和女性思维方式相关，女人思维直接感性，心理活动细腻纷繁，直接记叙下来似有一点文学性。所以，不少女性一开始写作就从第一人称出发，从我出发，直抒心怀，把所受的情感创伤全部放进作品，就容易落入这个泥坑。

因此，很多有文学理想的女作家，会从一开始就避免第一人称写作，她们选择了更理性的角度，选择了和女人本性更远一些的距离。

但我惊讶地发现，法国女作家妙丽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是个意外。

《刺猬的优雅》是第一人称的作品，但完全不是上述的那种女性自恋型小说，那种是苍白无聊，除了作者外没人能读的作品，而《刺猬的优雅》却出人意料的有趣。

这首先跟作者设定的人物有关。主人公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一个看起来丑陋贫穷的女门房，却是内心无比丰富，非常有学问的人。她要把自己隐藏在门房的身份里，为此，还要装出大众想象中的门房的样子，买庸俗的大众食品，看肥皂剧，说话不讲究语法。但其实她有一颗骄傲优雅的心，她读了非常多的书，热爱托尔斯泰，关心艺术和电影，自己跟自己讨论哲学。

这样一个角色，再从她的内心出发，显然，我们就不会看到一般女性第一人称写作会呈现出的那种面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趣的内心活动。看到女主人公冷静地旁观她所处的那幢大楼里的上流人士，看到庸俗、自私、无情、愚蠢、自大、势利和绝望。她一边观察世界，一边读书，一边做哲学思考。

仅这些哲学思考都十分好玩。这可能跟作者是哲学教授，同时又是女人有关。这些哲学和艺术的思考，碎碎的，唠唠叨叨的，从笛卡尔、康德、马克思，到拉斐尔、鲁本斯、霍珀、普鲁斯特，甚至到小津安二郎。

这些有趣的流动状态的思考，导致了这本小说读起来轻松惬意。我想，这本书获得法国书商奖，销售超过一百万册，跟这种既有意味，又轻松好读有关。

当然，我以为，这本书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那么受大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中对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的热爱。

女门房最终遇见了一个能勘破她身份的人，一个日本人。那个人甚至也叫小津，并且还是小津安二郎的亲戚。

小津是个优雅的人，有文化，有教养，没有等级观念。同时，两人在思想和兴趣上，惊人的一致。小津带着日本的优雅而来，带来一个新的世界。

小说里有大量对日本文化的向往和歌颂。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假想自己是个西方人，觉得只有日本才有真正的优雅。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思维角度。

在小说里，作者借主人公的絮叨，歌颂日本文化的一切。茶道、推拉门、优雅的女人、山茶花、日本漫画、日本电影、盆景、不对称的家庭陈设……

这种对日本的向往，并不是作者的个人特质。法国乃至欧洲对日本文化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倾慕。早在印象派画家中，就有许多人对浮世绘进行研究和模仿。

哲学家科耶夫说：“日本已经推出一种文雅的、审美的生活文化——文学、戏剧、插花艺术、艺妓、武士——在这种生活文化中，即使没有‘历史’，也能很好地生活，这是一种由仪式、礼仪、风格、模仿和模拟组成的生活文化。”科耶夫认为，法国与英国的文化与此相比，简直是没教养，日本的生活文化是使附庸风雅民主化，日本的模式预示了未来社会。

其实，这也是小说《刺猬的优雅》的主题。

门房在世人眼里是粗俗卑贱的，只有日本人小津才能发现她的优雅，才能与她相知。

说到主题，就还要提一下“刺猬”这个概念。

小说中借桀骜聪慧的小女孩帕洛玛之口说：刺猬外表丑陋，包裹得很严实，但内心却细致优雅。但这绝不是作家对“刺猬”的全部解释。要记住，作家是个女哲学教授，她已经在作品中大量地放入了她的哲学思索，她不可能不放入“刺猬”这个哲学中的经典解释。

以赛亚·伯林在当初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概念时，认为人分为两类，“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在文中集中讨论了托尔斯泰就是典型的“刺猬”。

《刺猬的优雅》中，主人公也非常热爱托尔斯泰，甚至和小津相知也是起源于此。显然，作者想说，这两人都是刺猬，有着大知，他们所钟爱的日本文化，也是刺猬。

小说中充满着这种思考和讨论，顺滑流畅，繁多却有些清浅，没有多少外在情节和冲突，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它是标准的法国式的，细腻精致的。我想，对于那一百万的西方读者，吸引他们的，可能是这种有东方感的，对东方文化有些幻想和描摹的况味。

对他们来说，是日本寿司，对中国读者来说，它却是法式甜点。

一个勇士的成长

上周末，我们去锦江图书馆的杜玛咖啡看了杨勇拍的纪录片。

杨勇，二十年前长漂的队员，现在成了环保人士，去夏今冬，他和同伴去长江源头做了两季详细的考察。他们只代表民间，用的是最有力的亲历，最有力的影像。

长江的源头已经萎缩到可怜的程度，在夏季，庞大的河床中，都只有一小股幼细的小水流，周围已经被大片的沙漠包抄过来。

很多地方的水永远断流，形成一些死湖，死湖慢慢变成咸水，慢慢地，那个地方就死去了。

一些城镇因为缺水，已经没落，沿江，已经有了一些死城。而新城也面临缺水的危险。

就在这样的可怜的长江源头之上，将有七座电站落成。已经修好的，很多时候，因为无水，其实也是个死的电站，但死的电站和水库，早已把当地变成一块死地。

长江源就这样慢慢死掉了。

一点点，被人的贪欲杀死。

还不是一点点，简直就是飞快地杀死，用的是一把快刀。

杨勇他们二十年前立下的那块长江源头的碑，和现在的源头之间，已经至少差了三百米。

这些画面，看得人触目惊心，看得人沉默无语。只能向杨勇他们，报以掌声和敬意。

那些镜头里，有如仙境似的美丽，也有像史前般的苍凉，还有就是大量的考察遇险的镜头。人陷在沙里，车陷在沼泽里，他们所开的两辆车互相救援。在看到一辆车在悬崖上被斜着弹跳起来的一个画面，我和几位女观众都失声惊呼。

所幸，车在崖边上正了过来，没有翻下去。

我知道，在那样的高原荒漠上，生命是很脆弱的，人要翘掉也是很容易的。在这里，就显出了杨勇不单是个环保人士，他还是个探险的勇士。我开始琢磨杨勇这个人。

二十年前，他那时多么年轻，漂长江，插红旗，他那时就只是个热血青年。如果他就停留在漂流、攀登之类的冒险中，停留在青春中，就算把全世界的大河都漂完了，把每个洲的高峰都登过了，然后呢？这样的人是有不少的，有的人足迹印遍地球，心灵却永是那么狭窄。但杨勇是一直在往前走，他成长了。从他把环境保护纳入思考起，他有了别的研究者都不具备的优势：行动力。

所以，在这部纪录片里，他拍到了许多科学家尚未发现的，新生的沙漠。也正因为这行动力，这部片子才这么让人震撼。

只是，我仍旧担心这部片子的传播，以及是否会对重要的人士产生影响。

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作用，我不知道。杨勇他们的这番心血，能有多大作用，谁也不知道。但这么做了，就是一名真正的勇士，尽了自己的努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平常日子的诗意

去美术馆看杜泳樵的画展。

美术界的大脑壳（大脑壳，四川俚语，意为大佬）来了一圈。何多苓、罗中立、张晓刚、周春芽、程丛林……

美术馆太小，小小的外厅，还兼着书画用品的卖场。人却太多了，老中青三代艺青，挤做一团。天大热，热气从一个人的口中呼出来，又被另一个人吸进去。

第一次在成都看到艺术展览有这么多人来。这么挤、这么杂的人。平时，一般的展览，哪会有老少齐来的阵仗？

开幕式讲话的人，都被众脑壳和众相机挡住了，我只听得那些艺术界的大佬们，一个个恭敬地叫着“杜老师”。

杜泳樵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当年在川美读书的时候，杜泳樵就算那里最牛的大师。

上一年，我因为杜泳樵妻子的原因，去到他的家里，看到过他正创作的一些风景油画。当时，就觉得，他把国画的意韵画进西画里了。因为杜泳樵年轻的妻子实在是个个性十足的女人，她也在画画，热情洋溢地向我们推荐她的各个时期的作品，我们当时完全被她的性格吸引住了，杜的作品倒没来得及多看几幅。

前几天，恰好听到何多苓的学生在私下讲，何多苓和另几位大师，一旦画风景，就带上了杜老的影子。

这我倒不以为然，何多苓的风景一向有俄罗斯的调调，冷，而且抒情。只有这抒情的这一点，可能和杜泳樵有相通的地方。

展览剪了彩后，外厅的人一下子涌进了大厅。大厅也显得那么小，那么局促。人那么多，更重要的是画作那么多。

无数的人举着相机，在里面闪来闪去，这似乎是最能够和观众交流的一个展览了。没有当代艺术惯常的距离感。

展览中杜泳樵的画作大都是近几年的，多数是四川的风景。小街小巷，市场棚屋。这部分画作特别让我心驰神往，我也喜欢四川的这些小景致，也特别喜欢去画它们。可成都平原的天气总是很暧昧，雨啊、雾啊、阴天啊，我常常对着画本发呆，我没有办法捕捉到那些细微的感觉，那种细致的光啊影啊……我甚至在想，也许我应该去云南、西昌画画，那里天高气爽，阳光明媚，就像法国南部，光啊影啊，节奏分明，就好表现了。

可杜泳樵真的就把这最困难最细节的暧昧成都表达出来了。他有极强的光影色彩的把握能力，再微妙的变化，他都能捕捉。这些我们日常所见，在画笔下清晰可见的时候，一下子显得特别的温暖和诗意。

这诗意，就是平常日子的诗意，最有牵动人心的力量。

画展的前言有杜泳樵的自述，也有大佬学生们的文章。我看见学生们尊敬地评价他是天才大师。我觉得此言不虚。杜泳樵自己在前言中说，自己人直，不会处事，只会画画，画画就高兴。我从他仔细描述的那些很日常的风景中，真是能感觉到一个喜欢观察眼前世界的人，他画着，就是高兴。这跟现在美术界的滚滚洪流是完全不相干的。

这个展览还有个最特别的地方。杜泳樵得了重病，这个展览是他最后的心愿。他的妻子和各方都不忌讳谈这个事情，都明白，杜老不久于人世。此时，他的心情如何，我很难揣摩。

从诗歌到时评，以前倾的姿态

在灯光昏暗的小房子酒吧，长平说：“这个想法起源于去年，翟永明对我说，朗诵，不止可以是诗歌，作品都可以朗诵，比如你，可以朗诵时评……我想了很久，所以，我决定在后天要参加的传媒大会上的发言，就是朗诵时评，这样，既解决了我不擅公共场合讲话的问题，又能表达我的意思。……这次看奥巴马的演讲，也让我想到这些。中国以前也有演讲传统的，但现在断了，朗诵时评是个起点……时评是公开发表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公开朗诵，我还希望在更广的范围推广，年轻人都可以开展，从朗诵时评开始……将来我的儿子，至少我的孙子可以享受演讲的快乐，现在我们要从朗诵时评开始……”

一群老友拍手称好，我提议那不用等到大会，我们先搞一个小型的，明天就搞。我马上打电话给翟永明，翟永明一听，非常爽快，约好第二天，在白夜举行第一届时评朗诵会。

第二天下午三点，在新白夜坐下，天光穿过屋顶的玻璃，照亮了这十二个人。这些人，都是多年的老友，最早的已经相识了十九年。

作家文迪主持，他为这个筹备匆忙的朗诵会命名为：“从诗歌到时评，以前倾的姿态”。文迪向长平表示感谢。今年，因为一篇文章，长平的处境艰难，但他顶住压力，最早在公开媒体上为成都的环保问题呼吁。

长平也有一段开场白，他拿起话筒，向在座的挥手，模仿奥巴马的演讲，向朋友们致意，向翟永明致谢，他说：能提出这样想法的诗人，必定有着宽广的胸怀。他同时解释，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在写时评。他说，时评，跟在座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不同，文字粗糙，讲的都是常识，是针对普通读者，相当于在人群中，在大街上呼号呐喊。大家理解，这是他的自谦，同时，也是他的一片苦心，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人、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不厌其烦地，向着大众讲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他非常让人敬佩的地方，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做不到的地方。

他的声音恳切有力，和他的文字一样打动人。我们都发现，用这样的声音进行时评朗诵，是完全成立的。它不同于朗诵表演者的节目，它不只有形式，有声音，更有内容，它促使你倾听，同时思考。

阿潘朗诵的是长平的一篇时评：《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后来燕明也朗诵了这一篇，不同的是用的乐山话。我们发现，用乐山话，朗诵时评也非常好。这听起来朴素诚挚，照顾了每个最普通的人，似乎在写作时，就用的是乐山话。

燕明朗诵道：“……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

翟永明和文迪，朗诵的是诗歌。由叶朗诵的是她写在杂志上的主编留言。

西闪朗诵的是他的一篇书评《规划与统计：独裁的视角》。

大家发现，今天朗诵的，无论是诗歌还是书评，还是卷首语，其实都是时评。翟永明也讲，她的诗，最近的也是在关注这些。

在这块土地上，无论关注什么，必定要关注到时事。

我读了我小说的一个章节，以此纪念我们几位老友共事的一段经历。

我对他们说：“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艰难和压力，我非常骄傲的是我拥有你们，我们一直在一起，一起往前走。你们没有辜负我，我也没有辜负你们。”

其实这心意，不说出来彼此也明白。但要说出来，我希望表达我的感激。

我们相约，明年，长平再回故乡，再搞我们第二届时评朗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