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进京赶考　成绩斐然

毛泽东（1893～1976），1893年12月6日生，湖南湘潭人，原字咏芝，后改润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02年至1906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07～1908年停学在家务农。1909年复学，秋，入湖南省湘乡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1年10月投笔从戎，参加新编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一营左队，为列兵。1912年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秋，退学自修。1913年春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5年11月至1917年10月连任四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文牍。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1918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主编《湘江评论》。1920年先后筹建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同何叔衡等创建长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922年起任中共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书记。在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任中央局秘书。1924年初参与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25年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同年12月起任《政治周报》主编，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1926年2月起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讲习班理事，5月起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同年秋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到湖北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汉口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与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1928年5月起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30年6月起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起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总政治委员，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10月至1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书记。1931年1月至11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主席。1931年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2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任政治委员。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1936年12月起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主席团成员。

1937年8月至1976年9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席。1941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1942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1943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席。

1949年6月起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月起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主席。1954年12月起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59年4月起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局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8月至11月任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增补）、委员（六届五中全会当选），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1935年1月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届（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任职）、第七届中央政治局主席，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六届（1935年1月至1945年6月任职）、第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六届（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职）、第七届中央书记处主席，长期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席。

中南海的新主人

1949年初，美国人搁下危境中的蒋介石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赴美乞援的宋美龄被迫悄然离开华盛顿。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并在西柏坡描绘出新中国的蓝图。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关于共和国的都城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南京，建都北平（今北京）。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古城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春天。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就要离开西柏坡了。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啊！”

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凝视着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到达北京后，风景优美秀丽的双清别墅便成为他进京的第一个住处。在这里，他会见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揭露了蒋介石、李宗仁假和谈的阴谋，并留住了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

为迅速摧毁国民党统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通过和谈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权派的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反抗的一切国民党军队，并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歼灭该地区的国民党军，捣毁国民党统治的老巢。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队、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东、中、西集团，三军过江，势如破竹，蒋介石精心布置的长江防线不堪一击。4月23日，南京解放，全国人民都为之欢腾。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预示着一个旧王朝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渡江战役开始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只吃了三顿饭，睡了两个多小时的觉。

在此之前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和宣传。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北上，进入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朱学范等55人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赞成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政府的独裁统治，建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

至此，中国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自觉接受这种领导，这是建立新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

为了筹建新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6月15日，134名筹备新政协的各方面代表齐聚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作了振奋人心的报告。代表们彻夜操劳，拟定参会代表名单，确定新中国的象征——国号、国旗、国歌等，制定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筹备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政协代表聚集在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建国的各项事宜。30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会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开国盛典。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毛泽东感慨万千：新政权的建立，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任务还更艰巨，更伟大，道路更漫长。毛泽东没有丝毫的轻松，只是觉得自己肩负领导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更重大，但他有信心，共产党人能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能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

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将士是在战壕里听到领袖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的，但全国的疆土还没有完全获得解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采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取得了横扫西北、全歼国民党白崇禧部队以及解放大西南等战役的伟大胜利，同时又促进了新疆、湖南等地的和平解放。1951年，西藏经过和平谈判也获得了解放。至此，人民解放军终于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历史任务。

在解放全国大陆的同时，毛泽东又将眼光投向了沿海岛屿。与陆地作战不同，渡海攻岛对毛泽东及人民解放军而言是个全新的课题。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摸索经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思想，取得了解放海南岛和一江山岛等重大胜利，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治安状况十分严峻，特别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窜台湾前夕，在大陆上有计划地潜伏和留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武装特匪，还有散居在各地的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他们兴风作浪，猖狂破坏，成为新生共和国的心腹大患。

对于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毛泽东早已有所预料。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一旦成立，一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后来成立公安部，任务之一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有关南京解放的报纸新闻报道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下达“双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华大地上匪患极其严重，这实际上就是数千年来未绝匪患的再起，而已经失败了的国民党反动派为颠覆和破坏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趁机加入其中，并加以组织、指挥、发动，使匪特状况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严重得多。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毛泽东决策进行大剿匪，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在剿匪过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及时指示，经过几年的斗争，中国大陆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还存在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封建婚姻制度残余较重等。这些丑恶现象是旧中国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严重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各级党政、公安机关，紧密配合进行清匪反霸、镇压残余敌特的运动，开展一场清除社会丑恶现象的伟大斗争，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

建设一个强大的共和国

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陆续建立和正式办公，新的社会秩序开始确立。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建立和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6月，在毛泽东“大行政区”思想的指导下，全国被划分为若干大行政区，分别建立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政府授权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分别对全国各地进行领导。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毛泽东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给少数民族提供施展其才能和更加自由的天空，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扬长避短，有力地推动各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采取“包下来”的用人政策，由于政府之中人员过多，造成行政经费的急剧增加，为此，毛泽东主张进行简政。他考虑到不同时期精简机构的侧重点不同，在征求多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后，提出了一条既明确又通俗易懂的原则：一不死人，二不废事，被裁减的人员有归宿。强调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精简机构才能取得效果，同时又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定人心。

在国家行政机构进行精简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在保存实力，巩固国防的前提下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这次整编大约复员了140多万人，既减少了军队的开支，又使更多人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中。同时，毛泽东还致力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以利于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

毛泽东历来重视思想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因而在巩固政权的斗争中，他领导和指挥了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运动。首先是对旧文教事业进行改造，废除那些不适应新社会的因素，对旧有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并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使其思想逐渐适应于新社会。大批知识分子获得了参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心和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业，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扭转这种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和有力措施。首先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运筹帷幄，有退有进，有理有节，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大气概、大智慧，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组建了中央财政委员会，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全场起立鼓掌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三件大事，即土地改革、工商业的调整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费用。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计划不得不有所推迟，“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思路就是这时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据此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在这些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祖国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迅猛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仍举步维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运动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运动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从1950年到1952年，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瓦解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封建生产关系，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治理黄河、淮河、长江的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遭受的水灾之害得到显著的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

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实出发，制定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下来。同时，根据以往与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毛泽东得出了三个观察国际形势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打开了局面。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1969年、1973年毛泽东连任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