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山举目^[1]（代序）
——重读太宰治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战后的废墟上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新戏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文学虽属于日本文学的另类，却是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坐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文学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他的作品中对于挣扎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少有可以比肩者，其后期重要作品被评价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为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身于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贵族家庭，父亲曾任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排行第九的太宰治自幼由姑母及保姆照顾。父亲的严厉与母爱的缺失造成了太宰治纤细而敏感的个性。初中时他开始创办同人刊物，决心以文学为业。1930年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系就读，师从井伏鳟二。大学时期的太宰治积极参加左翼运动，生活放浪不羁，一生四次自杀未遂，1948年6月13日深夜，与崇拜他的女读者一起投水自尽，时年三十九岁。

1935年太宰治以《丑角之花》初登文坛，在十五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三百篇作品，佳作众多，大部分以私小说形式写成，可以说是他的人生的真实写照。由于太宰作品的主人公大多贫困潦倒，个性孤傲而自卑，加上自虐反俗的作品题材，以及作者经历与作品里人物高度契合等，而被称为“弱者的文学”、“败北的文学”、“破灭型作家”。太宰文学虽具有独特的魅力，但在他生前及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其文学价值未得到应有的评价。

没落乡绅出身的文学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悲剧的命运，既无法回到旧时代，也无法融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他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相克，为了拯救自我而投身写作，文学即是他的人生。文学不仅造就了伟大作家太宰治，也对那个时代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今天重读太宰治，希望可以带给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新的思考和启迪。

这套选集精选了太宰治最有代表性的七篇作品。太宰的重要作品多创作于中后期，其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维庸之妻》（1947）、《斜阳》（1947）和《人间失格》（1948）都集中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间。《女生徒》和《快跑，梅洛斯！》属于他的中期代表作，《潘多拉之匣》和《樱桃》也是后期作品的白眉。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一下每篇作品。

《女生徒》（1939）是太宰治中期的重要作品，根据一位十九岁的女读者有明淑寄给太宰的日记写成。太宰将该日记压缩为一位十四岁女学生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的一天之中发生的事，以独白体笔法细腻地刻画出了思春期少女摇摆不定的自我意识，以及厌世心理，生动揭示了少女特有的内心变化。发表后受到了川端康成等文学大家的赞赏，并获得第四届北村透谷文学奖。女主人公反复纠结的东西，乃是作者的生命感悟与苦恼的投影，是一种极端的自卑与自弃，不同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类的无病呻吟。

《快跑，梅洛斯！》（1940）描写了明知会被处死，仍恪守诺言，维护友谊的梅洛斯，最终使不相信人心的国王明白了信任别人的可贵。虽是一篇寓言体小说，却是太宰治根据自己类似的体验，有感而发写成的杰作。据檀一雄写的《小说太宰治》中披露，有一次太宰治在热海某旅店时，身上没钱了，就拜托作家朋友檀一雄给他送钱来，檀一雄把太宰治妻子凑的钱带去后，太宰治拉着檀一雄到附近高级餐馆吃喝玩乐，三天就把钱又花光了，太宰治借口去找人借钱溜走了，留下檀一雄当人质，说好三天内回来，可等了十多天也没见到他的人影。老板只好跟着檀一雄去找太宰治，却在太宰治友人家看到他与人下棋，太宰治辩称正苦于找不到借钱的理由而发愁呢，结果被檀一雄大骂了一顿，于是太宰治发出感慨：“不知是等人难过，还是被等的人难过？”檀一雄认为，这篇小说的灵感应该来自这件事。

由于有这样的自身经历，太宰治在这个短篇中，颂扬了主人公梅洛斯信守诺言的行为，展示了正义、友情和信念的巨大力量。情节引人入胜，环环紧扣，人物形象立体，对白生动，堪称精品，常常入选日本中学教科书。

《潘多拉之匣》（1946）是一篇书信体小说，其素材也是来自他人的日记，是根据太宰治年少的朋友木村庄助的日记改写的。该日记记述了身患肺结核的庄助在“健康道场”疗养时的琐事。

主人公是患了结核病、自暴自弃的富家公子小柴利助，在日本战败日他突然醒悟，决定去名为“健康道场”的疗养院接受治疗。在这里，他被起了“云雀”的绰号，他的情感在稳重温柔的护士长竹姑娘和可爱多情的护士麻儿之间摇摆不定。他将自己纷乱起伏的思绪记下来，寄给诗人朋友。此外，通过与极富个性的病友们的接触，“云雀”逐渐恢复生命活力……小说充满诗意地歌颂了青春和爱情的美好，被界定为青春小说。

从采用《潘多拉之匣》这个题目来看，也可以探究作者的用意。希腊神话中，宙斯用黏土做了个女人潘多拉送给人类，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潘多拉来到人间后，出于好奇打开宙斯让她带来的魔盒，于是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邪恶通通被释放出来，当她赶紧盖上盒子时，里面只剩下了“希望”。因此，潘多拉之匣象征了不幸与灾难，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反其意而用之，即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不幸，至少还有“希望”存在。

作者借主人公和病友之口将苦闷的心绪用诙谐幽默的笔法写出，寄托了自己在战后废墟上萌生的对未来的憧憬。内容令人振奋，文笔十分流畅。是太宰治不多见的积极而阳光的作品。

也许因此之故，早在战争期间，即1943年10月已完成小说《云雀的声音》，却因出版社怕通不过审批而延期出版。翌年准备出版途中，又因印刷所遭到空袭而使原稿被烧毁遗失。直到1946年才发表的《潘多拉之匣》，是在《云雀的声音》基础上重新执笔再创作的成果。

2009年，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潘多拉之匣》被搬上了银幕。

《维庸之妻》（1947）是以妻子的视角展开的作品。丈夫大谷是个落魄小说家，一个维庸^[2]式的人物，生活放纵、颓唐，与《斜阳》《人间失格》里的男主人公有着共同之处。大谷的妻子为了替丈夫还清债务，背上孩子去了丈夫欠债的酒馆打工抵债。在与食客的打情骂俏中，妻子找到了某种快慰。一天在酒馆里，她见到了丈夫和情人，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很淡定，生活就这样平静似水地继续着。在小说的结尾，“维庸”之妻缓缓说道：“人不是人也无所谓啊，我们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貌似平静的生活，却掩盖了万般无奈与绝望。体现了太宰治对人生对自我的否定。作者的化身大谷觉得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免不了被生活玩弄，即便妻子被人强暴，他也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他们夫妻看来，“只要能活着就行了”。小说通过这样可悲可叹的故事情节，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出场人物虚无的生活态度。

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斜阳》是作者依据情人太田静子的《斜阳日记》写成。采取穿插手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凄凉景象。有人称之为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小说出场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着笔刻画的是两个人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状态。

和子在短暂婚姻失败后，回娘家生下了死婴。父亲病故，胞弟出征，与病弱的老母二人相依为命。因没有经济来源，母女俩不得不卖掉宅邸，过起了自食其力的乡下生活。和子在坎坷境遇中经受了锻炼。因偶然一次交往，弟弟的前辈——颓唐的小说家上原二郎的放浪不羁令和子想入非非。她决意和上原生个孩子，来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其实上原不过是挂着作家头衔的无赖，并不是否定一切权威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者”，和子将自己比做德国女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作为第三者痴爱上原，使得其“爱情”带上了滑稽的色彩，犹如落水者想要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同时也体现了超越喜剧的女性的生命力。

《斜阳》成功塑造了和子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真实女性”，她不但以柔弱之躯支撑摇摇欲坠的家计，照料母亲，还不放弃寻找新生之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她作为颓废青年直治的反衬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透过这个想要放下身段，在俗世中活下去的女人，也可看出作者内心的挣扎。

与和子相反，弟弟直治无法在这堕落的时代苟活下去，最终走向毁灭。他与上原的交往根本无法挽救他，因为上原不过是通过否定人生来肯定自己的虚无主义者，而直治本质上是一个因对人性产生怀疑而烦恼，无法忍受高贵的美和伦理衰落的贵族青年。直治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协，却始终没能如愿，可谓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

面对民众极端贫困化和精神荒废的战败后的日本，太宰治感到日本人丧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传统的美意识，于是天生的反俗感便充斥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直治认为“人都是相同的”是非常自卑的说法，不但轻看他人，也轻看了自己，是让人放弃一切努力的托词。直治厌恶庸俗的“平等主义”思想，宣称：“我是贵族！”他无法忍受民众的卑俗，也无法忍受上原的庸俗。面对上原的具有日本传统女人美德的妻子，直治竟然说不出“我喜欢你”这句话来，可见他永远不会成为上原那样的无赖。他的贵族气质也传承着日本日渐衰败的美。

《樱桃》（1948）是太宰去世一个月前发表的。他自称是“夫妇吵架小说”，实际上通篇都在诉说自己悲惨的处境，为自己辩解，思考自杀的事情。作为不能尽责的可悲的父亲，他愧对孩子们，而妻子口中的“泪之谷”（出自《圣经·旧约》）更让他难以为情，只好出去喝酒消愁。在太宰文学中，频频出现《圣经》、耶稣、马利亚（如《续西方的人》《黑衣圣母》等），开篇那句“我要向山举目”（出自《圣经·旧约》），表现了作者对于主的拯救的渴望。然而，《圣经》里的话虽可以拯救世人，也让人们更深地感受到人生的苦恼。尽管有“维庸之妻”这般圣母马利亚式的妻子，太宰又是否能够得到拯救呢？

1948年6月19日，人们在太宰治生日那天发现了他的遗体，为了纪念太宰治，人们用《樱桃》这篇小说的题目来命名这一天，即“樱桃忌”。由此也可知，此短篇在太宰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遗作《人间失格》（1948）（又译《失去做人资格》）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写于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奥野健男）。

小说由序曲、后记，以及三篇手札构成，是典型的太宰治式套匣式结构。塑造了一个不幸的人物大庭叶藏。这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沉湎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如果说《斜阳》里对“弟弟”的自杀原因没有详细交代的话，那么在《人间失格》里，几乎可以找到完整的答案。

叶藏从小体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互相欺骗的“人类”的伤害。他必须通过扮演“小丑”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寻求“他人”的认同。上学期间曾经积极参加非法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后来因为与女招待殉情时，女方身亡而他获救，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入狱。结婚之后，纯洁的妻子因轻信他人而遭到玷污，使他精神彻底崩溃。对自己的无能和“罪孽感”、对“人类”的恐惧和失望，使叶藏认为自己不配作为一个人而活着，沉湎药物，终日买醉，放任堕落，最终被送到了疯人院，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叶藏的不幸似乎是天生注定的——家庭环境、幼年的经历使他不具有与其他人平等交往和拒绝他人的能力，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其结果，总是受制于人，因而愈加懦弱和不幸。对他人的敌意、对家人的恐惧、对女性的不信任等，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对于虚伪的人世间，他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同时也不做任何抵抗，以堕落作为对浊世的抵抗。

在小说的最后，酒吧的老板娘说：“我们认识的阿叶……也是一个天使一样的好男人呐。”由此可知太宰治并不认为叶藏真的没有做人的资格，只不过不具备做浑浑噩噩的人的资格。太宰治至死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将自己驱入绝境，也正是这执著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学的大家地位。

太宰治在这部小说里，透过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同年，自杀身亡，走完悲剧的一生。

综上所述，面对现代社会，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边缘性人格障碍，与社会格格不入。同时又因无力反抗而厌倦自我，遂以不作为的颓废堕落来抵制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理性思考与非理性行为之间反复拉锯，最终在自我沉沦与放逐中毁灭。

无赖派文学以自谑的姿态来表现战后日本社会的萎靡，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废抵抗社会化，抵制身陷其中而又难以脱离的现代人的异化，因此“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影响深远。

太宰治在《东京八景》中有段话很形象地表明了无赖者的七宗罪。“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

太宰治的文学是昭和时代的，也是他的人生自画像。他虽眷恋人生，能够欣赏人世间的种种美好，却不愿在浊世中苟且。无力也无心与现实调和，是他的懦弱，拒绝一切妥协，是他的骄傲。他的软弱与孤傲使他在文学中写尽了想说的一切之后，飘然离去。纵使他熟读《圣经》也终究未能拯救自己，投身虚无或许是唯一可以解脱痛苦之道。与一些文学家以拯救者自居，俯瞰众生不同，太宰治对人世间总是饱含温情，嬉笑怒骂，放浪不羁，无不令人为之感伤。他貌似懦弱，却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也无情地解剖他人，在作品中追求真诚、善良与爱，这些特色都构成了太宰文学的独特魅力。

奥野健男说：“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新潮文库《快跑，梅洛斯！》解说）

竺家荣

二○一五年七月于北京

[1] 出自《圣经·旧约》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篇第一首前句。表达朝圣者祈求神灵，免除旅途中一切危险之意。

[2] 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法国中世纪抒情诗人。其一生是逃亡、入狱、流浪的一生，他的诗歌充满了自嘲、悔恨、绝望和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