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辑

动乱

一

我是一架吃角子老虎，不是老虎。老虎有生命，我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没有生命的东西才可以吃角子。我与我的同类被几个人用货车载到这里，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那几个人在人行道上挖几个洞，将我与我的同类像小树般“种”在洞内。小树有生命，我没有。镍币是我的食粮，我吃了不少，却不会像小树那样长大。人们对我的印象都不好。有钱人将镍币塞入我的口中时，脸上的表情不好看。穷人虽然不将镍币塞入我的口中，却常常对我怒目而视。我肚中的钱，他们拿不到。他们对我不满，我不在乎。我甚至对自己的受伤也不在乎。这天晚上，几百个人像潮水一般从横街冲出来。有人大声喊口号。有人用红漆在壁上写标语。有人焚烧计程车。有人捣毁垃圾箱。有人走到我面前，两眼一瞪，用很粗很粗的铁棍击破我的脸孔。我受了重伤。他仍不罢休，继续用铁棍打我，直到我弯了腰，才快步走去别处。

二

我是一块石头。在极度的混乱中，有人将我掷向警察，那警察用藤牌抵挡。我不能冲破藤牌，掉落在地，任人踢来踢去。

三

我是一只汽水瓶。说得更清楚些，我是一只“七喜”汽水瓶。一个女孩子将我肚里的汽水喝光后，我被放在汽水架里。我一直在等待，等工友将我运回汽水厂，继续装汽水在我肚里。这天晚上，一个年轻人走来，伸出右手，握住我的脖颈，疾步下楼。我见到一片混乱。餐室门前有一辆计程车在燃烧。吃角子老虎被毁坏了。路牌被拔起。几百个人在乱七八糟的长街上奔来奔去。警车疾驶而至，警察们各持木棍与藤牌，在街中心列成队形。那年轻人像支箭般穿出人群，将我掷在警察的钢盔上。我粉身碎骨。

四

我是一只垃圾箱。在混乱中，根本不知道事情怎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有好奇，很想对当前的混乱情形看看清楚。几个人忽然围住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我捣得稀烂。这是一群愤怒的人，我看得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恨我。我受重伤时，身上只剩六个字：“保持城市清洁”。

五

我是一辆计程车。这天晚上，我停在计程车停车处。几百个人从横街像潮水般涌出时，有一名三划警目走进我的肚内。之后，我被人群围住。人群围了一个圈，像铁箍。有人将火油浇在我身上，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火油。我被灼伤了。那警目面临生死关头，拔出左轮，对人群射了一枪。枪弹穿入一个中年男子的大腿。中年男子跌倒。人群散开。三划警目逃得无影无踪。我在燃烧中，像一盏汽油灯，照得大街通明。

六

我是一张报纸。我身上印满了字，诸如“骚动区各校今停课”“香港华人婚姻须一夫一妻制”“劳资纠纷应忠诚解决”之类。这天晚上，一个妇人用我包了一件银器，走入当铺。当掉银器后，妇人将我掷在当铺外边的人行道上。不久，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我被吹到骚动地点。我在空中飘舞时，见到一片混乱。路牌、交通灯、垃圾箱、吃角子老虎……都被破坏了。我有点怕，希望大风将我吹去别处，但是我的希望落了空。风势转弱时我逐渐下降。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却在完全无能为力的情况中，飘落在那辆正在燃烧中的计程车上面。计程车还没有完全焚毁，我已变成灰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此牺牲。这里边应该有个理由，我不知道。

七

我是一辆电车。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的年纪可能最大。每天从早到晚，沿着路轨慢慢行驶。论速度，我无法与私家车、货车或巴士相比，有时候甚至连脚踏车也赶不上；不过，大部分香港人都对我有好感。尤其是闲着无事而想看街景的人，总喜欢将我当作游览车。这天晚上，我从上环街市开出，向筲箕湾驶去，经过骚动地区，有人用镪水向我掷来，灼伤了两位乘客，逼他们从车厢里跳出。就在这时候，那司机也被人用石头击中额角，流出很多血。我再也不会动了，呆呆地停在那里。对于我，这是新鲜的经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只有好奇，一点也不紧张。我看到吃角子老虎被人用铁棍打弯腰；我看到一辆计程车在燃烧。与那辆燃烧中的计程车比起来，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只是被人掷了一瓶腐蚀性液体，这种液体给我的伤害不大。至于那位司机，虽然受了伤，救护车驶到后，就被人抬走。救护车与警察队几乎是同时开到的。警察开到后，列成队形，用扩音机劝告群众散去，群众不散，就劝告邻近的居民关上窗户，然后发射催泪弹。我是不怕催泪弹的。那些群众终于疾步散开。气氛越来越紧张。我倒觉得相当有趣。作为一辆电车，我对人类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了解。

八

我是一只邮筒，警察队还没有开到，就有人将一根燃烧中的木条塞入我的嘴内。我一向将信当作食粮，吃下燃烧的木条后，胃部出毛病。

九

我是一条水喉铁，性格向来温和。被人削尖后，竟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在这天晚上，有人将我插入交通灯。

十

我是一枚催泪弹。在混乱中，我最具权威。我发散白烟时，人们就像见到一种古代怪兽似的，快步逃避。我从来没有见过人类。这是第一次。人类实在是一种有趣的动物，尤其在惊惶失措时，奔来奔去，煞是好看。不仅如此，我对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类也很感兴趣。他们早已将窗户关上。透过玻璃，我仍能见到四个人在打牌、学童在温习功课、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在戏弄十七八岁的少女、夫妻相骂、有钱人点算钞票、病人吃药、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有一个美丽的女人、两个中年男子在下象棋……我看到的种种，都很有趣。想多看一些，却不由自主地消散了，消散了，消散了。

十一

我是一枚炸弹。人们替我取个绰号，叫作“土制菠萝”。我觉得这个名字比“炸弹”文雅得多。当人群因警方发射催泪弹而向横街疾步奔去时，有人将我放在那辆电车的前面。电车司机已受伤，被救护车载去别处。大街一下子静了下来。我的周围没有一个人，那队警察也离我约莫七八十码。我觉得孤独。那种凌乱的场面忽然缺少生命的动感，使我对这个世界益感困惑。刚才还是闹哄哄的，此刻只剩难忍的寂静。我不知道在等什么。不久，有一个军火专家穿着近似臃肿的衣服走来了。

十二

我是街灯。对于这天晚上的事，我看得很清楚。八点钟之前，一切都很正常；电车驶来驶去，人们沿着人行道走来走去。一切都很正常。八点敲过，有几百个人拿着刀子、炸弹、铁棍、石头、汽水瓶、削尖水喉铁、火油、木条等物从横街像潮水一般冲出来。这时候，警察队还没有开到，只有一个三划警目在向街边小贩提出警告。当人群开始捣毁吃角子老虎与交通灯与垃圾箱与邮筒时，十几个人疾步走去追赶三划警目。这三划警目是个小胖子，奔不快，急中生智，进入一辆没有司机的计程车的车厢，企图乘车离去。群众将计程车团团围住，用火油从车顶浇下。点上火。那三划警目拔出左轮，发射一枪，一名男子腿部受伤，人群散开。一辆电车驶来了，人群用镪水掷向车厢。电车司机受了伤。警察大队分乘五辆警车瞬即开抵。警察们在街中心排成队形，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头与汽水瓶。站在最前面的那个警察，用扩音机劝告群众散去。群众不散，继续用石头、汽水瓶之类的东西向警察掷去。警方再一次用扩音机向邻近居民提出警告，要大家关上窗门。邻近立刻起了一片关门窗声。催泪弹爆发。人群散开。救护人员将受伤的电车司机抬入救护车。救护车响起尖锐的警铃声。紧张的情势渐告缓和，骚动似已平息；但是街中心还有一枚炸弹。警车里走出一个军火专家，将那枚炸弹爆了。炸弹爆开时，有不少弹片从我身旁飞过。我没有受伤。我看到骚动过后的凌乱与恐怖的宁静，恨不得将光芒收敛起来。约莫一小时过后，警队离去。人们又从屋内走出。就在渐次恢复正常的时候，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用刀子刺死。

十三

我是一把刀。警队离去后，一个青年将我插在另一个青年的腰部。那被刺的青年跌倒在地，不久便停止呼吸。我在血液中沐浴。

十四

我是一具尸体。虽然腰部仍有鲜血流出，我已失去生命。我根本不知道将我刺死的人是谁，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将我刺死。也许他是我的仇人。也许他认错人了。也许他想借此获得宣泄。也许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总之，我已死了。我死得不明不白，一若蚂蚁在街边被人踩死。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将来，会不会全部被没有生命的东西占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香港

链

一

陈可期是个很讲究衣着的人，皮鞋永远擦得亮晶晶的，仿佛玻璃下面贴着黑纸。当他走入天星码头时，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拿一份日报，用牙齿咬着香烟。这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天色晴朗，蔚蓝的天空，像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蓝绸。“真是好天气，”他想，“下午搭乘最后一班水翼船到澳门去，晚上赌狗；明天看赛车。”主意打定，翻开报纸。头条标题《英镑不会贬值》。他立刻想到一个问题：“英镑万一贬值，港币会有影响吗？”陈可期是个有点积蓄的人，关心许多问题。报纸说：昨日港九新界发现真假炸弹三十六枚。报纸说：秘鲁小姐加冕时流了美丽的眼泪。报纸说：月球可能有钻石。报纸说：食水增加咸味，对健康无碍。报纸说：无线电视明天开播。陈可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因为是个胖子，发笑时，眼睛只剩一条缝。早在海运大厦举行电视展览会的时候，他已订购了一架罗兰士的彩色电视机。“明天晚上，从澳门赶回来，”他想，“可以在荧光幕上看到邵氏的彩色《杨贵妃》了。”生活就是这样的多彩多姿，一若万花筒里的图案。此时，渡轮靠岸，陈可期起座，走出跳板时，被人踩了一脚。那只擦得亮晶晶的皮鞋，变成破碎的镜子。偏过脸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彩色迷你裙的年轻女人。这个女人姓朱，有个很长的外国名字：姬莉丝汀娜。

二

姬莉丝汀娜·朱在天星码头的行人隧道中行走时，一直在想着昨天晚上看过的电视节目。那个澳洲女丑给她的印象相当深：学玛莉莲·梦露，很像；唱“钻石是女人的好朋友”，也不错。最使姬莉丝汀娜感到兴趣的，却是女丑手腕上戴着的那只老英格兰大手表。“穿迷你裙的女人，就该戴这样的手表。”她想。她穿过马路，穿过太子行，疾步向连卡佛公司走去。在连卡佛门口，有个胡须刮得很干净的男人跟她打招呼。这个男人叫作欧阳展明。

三

欧阳展明大踏步走进写字楼时，板着扑克脸，两只眼睛像一对探照灯，扫来扫去。他是这家商行的经理，刚从新加坡回来。前些日子，香港的局势很紧张。有钱人特别敏感，不能用应有的冷静去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情势，像一群失林之鸟，只知道振翅乱飞。欧阳展明也是一个有钱人，唯恐动乱的情形不受控制，将一部分资金携往新加坡，打算在那个位于东西两方之间的钥匙城市另建事业基础。结果，遇到了一些事先未曾考虑到的困难。幸而香港的局势还没有失去控制，他就回来了。香港街头已不大出现石块与藤牌的搏斗，炸弹倒是常常发现的。不过，使欧阳展明担心的却是刚才听来的消息：英镑即将贬值了！尽管当天的报纸仍以“英镑不会贬值”做头条，欧阳展明得到的消息竟是“英镑可能在十二小时以内贬值”。对于欧阳展明，这是“金融的台风”，既然正面吹袭，就得设法防备。商行的资金，冻结在银行里的，有二十万。他有办法使这二十万元不打折扣吗？正因为这样，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当他走进经理室之前，大声对会计主任霍伟俭说：“你进来一下，有话跟你讲！”——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每一个字都像弓弦上射出来的箭。

四

霍伟俭很瘦，眼睛无神无光，好像一个刚起床的病人。虽然是商行的会计主任，却没有读过经济学。他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总觉得别人比他强。别人笑，他也赔着笑；别人愁，他也皱紧眉头。别人说这样东西好，他也说这样东西好；别人说那样东西坏，他也说那样东西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走进经理室，欧阳展明要他到银行去一下。他匆匆走出商行。在银行门口遇见史杏佛。

五

史杏佛是个好经纪，也是一个坏青年。喜欢赌钱。喜欢喝酒。喜欢撒谎。喜欢玩女人。当他见到孕妇时，就会联想到交合。他与霍伟俭寒暄几句后，走去太子行与历山大厦兜了一个圈。一点半，走去“金宝”饮茶。在进入“金宝”之前买了一份西报，报上有两则新闻：(一)一个名叫尼哥尔斯的赛车选手在澳门赛车时受伤；(二)玛莲·德列治有可能来港表演。史杏佛对尼哥尔斯的受伤毫不感到兴趣；不过，他很想看看六十三岁的性感老祖母究竟在脸上要搽多少脂粉。他在“金宝”与纱厂老板陶爱南打招呼。

六

陶爱南虽然也露了笑容，完全记不起这个跟他打招呼的人姓甚名谁。这一类的事情，他是常常遇到的。他不在乎。他用筷子夹了一块乳猪，往嘴里一塞，然后翻开那份夜报。香港有些夜报，与午报出报的时间差不多。那夜报的头条标题是：《本港金价突狂涨》。陶爱南心中暗忖：“英镑一定要贬值了。”正这样想时，几个孩子吵着要到对街皇后戏院去看《北侠神枪手》。陶爱南不大喜欢看打斗片，但也不愿使孩子们不高兴，当即吩咐伙计埋单，带着几个孩子去看电影了。看完电影随着人潮出来，还不知皮夹已被扒手偷去。

七

扒手名叫孔林，二十九岁，不务正业，西装穿得笔挺，专门浑水摸鱼。扒到陶爱南的皮夹后，穿过戏院，在德辅道中搭乘前往筲箕湾的电车。“今天晚上，可以到香港会球场去看溜冰团了。”他想。……电车驶抵湾仔，停了。电车摆长龙，据售票员从前边听来的消息，说是英京酒家附近有一枚炸弹。孔林不愿意坐在车厢里苦等，下车，穿过马路，向那个摆香烟摊的高佬李买一包“好彩”。

八

高佬李手里拿着一副四边被太多的手指摸得起了毛的扑克牌，正在与擦鞋童大头仔聊天。大头仔说：“又要打风了。”高佬李猛烈咳呛，咳了半天，吐出一口浓痰，痰里有血丝，用鞋底一拖，以免大头仔看到。“发神经！”他放开嗓子说，“今天是十一月十八了，哪里还会打风？”大头仔扁扁嘴，走去报摊拿下一份《华侨晚报》第二版往高佬李面前一摊，用食指在报纸上点了两下。高佬李定睛一瞧，果然看到了这么八个字：“飓风洁黛逼近本港”。这是报纸刊出的新闻，当然不会虚假；不过，为了掩饰心情上的狼狈，转过脸去问生果佬单眼鑫：“你信不信，十一月打风？”

九

单眼鑫歪着头，将耳朵凑在那只原子粒收音机边，聚精会神，收听“东南大战”的赛事广播。“南华今年添了龚华杰与黄文伟两员虎将，攻守力俱已增强；但是东方亦非弱者，MG与泰仔要是演出正常，也有可能取胜。”他想。他是一个波迷，有大场波，宁可不做生意。如果这场“东南大战”不在对海举行，他是一定要去看的。现在，只好收听电台广播了。就在黄志强攻门的时候，一个穿花布衫裤的少女走来买金山橙。这个少女名叫何彩珍。

十

何彩珍买了四只金山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吵架

墙上有三枚钉。两枚钉上没有挂东西；一枚钉上挂着一个泥制的脸谱。那是闭着眼睛而脸孔搽得通红的关羽，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令人想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戏剧。另外两个脸谱则掉在地上，破碎的泥块，有红有黑，无法辨认是谁的脸谱子。

天花板上的吊灯，车轮形，轮上装着五盏小灯，两盏已破。

茶几上有一只破碎的玻璃杯。玻璃片与茶叶掺杂在一起。那是上好的龙井。

坐地灯倒在沙发上。灯的式样很古老，用红木雕成一条长龙。龙口系着四条红线，吊着六角形的灯罩。灯罩用纱绫扎成，纱绫上画着八仙过海。在插灯的横档上，垂着一条红色的流苏。这坐地灯虽已倾倒，依旧完整，灯罩内的灯泡没有破。

杯柜上面的那只花瓶已破碎。这是古瓷，不易多得的窑变。花瓶里的几枝剑兰，横七竖八散在杯柜上。杯柜是北欧出品，八呎长，三呎高，两边有抽屉，中间是两扇玻璃门。这两扇玻璃门亦已破碎。玻璃碎片散了一地。阳光从窗外射入，照在地板上，使这些玻璃碎片闪闪如夏夜的萤火虫，熠呀耀的。玻璃碎片邻近有一只竹篮。这竹篮竟是孔雀形的，马来西亚的特产。竹篮旁边是一本八月十八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是插在月球上的美国旗与旗子周围的许多脚印。这些脚印是太空人杭思朗的。月球尘土，像沙。也许这些尘土根本就是沙。月球沙与地球沙有着显著的不同。不过，脚印却没有什么分别。就在这本《时代杂志》旁边，散着一份被撕碎的日报：深水埗发生凶杀案；精工表特约播映足球赛；小型巴士新例明起实施；利舞台公映《女性的秘密》；聘请女佣；梗房出租；“名人”棋赛第二局，高川压倒林海峰；观塘车祸；最后一次政府奖券两周后在大会堂音乐厅搅珠……撕碎的报纸堆中有一件衬衫，一件剪得稀烂的衬衫。这件稀烂的衣领有唇膏印。

餐桌上有一个没有玻璃的照相架。照相架里的照片已被取出。那是一张十二吋的双人照，撕成两边，一边是露齿而笑的男人，一边是露齿而笑的女人。

靠近餐桌的那堵墙上，装着两盏红木壁灯。与那盏坐地灯的式样十分相似：灯罩也是用纱绫扎成的，不过，图案不同，一盏壁灯的纱绫上画着《嫦娥奔月》，一盏壁灯的纱绫上画着《贵妃出浴》。画着《嫦娥奔月》的壁灯已损坏，显然是被热水壶摔坏的。热水壶破碎了，横在餐桌上，瓶口的软木塞在墙脚，壶内的水在破碎时大部已流出。壁灯周围的墙上，有水渍。墙是髹着枣红色的，与沙发套的颜色完全一样。有了一摊水渍后，很难看。

除了墙壁上的水渍，铺在餐桌的抽纱台布也湿了。这块抽纱台布依旧四平八稳铺在那里，与这个房间的那份凌乱那份不安的气氛，很不调和。

叮啷啷啷……

电话铃响了。没有人接听。这电话机没有生命。电话机纵然传过千言万语，依旧没有生命。在这个饭客厅里，它还能发出声响。它原是放在门边小几上的。那小几翻倒后，电话机也跌在地板上。电线没有断。听筒则搁在机上。

电视机依旧放在墙角，没有跌倒。破碎的荧光幕，使它失去原有的神奇。电视机上有一对日本小摆设。这小摆设是泥塑的，缺乏韧力，比玻璃还脆，着地就破碎不堪。电视机的脚架边，有一只日本的玩具钟。钟面是一只猫脸，钟摆滴答滴答摇动时，那一对圆圆的眼睛也会随着声音左右摆动。此刻钟摆已中止摇动，一对猫眼直直地“凝视”着那一列钢窗。这时候，从窗外射入的阳光更加乏力。

叮啷啷啷……

电话铃又响。这是象征生命的律动，闯入凝固似的宁静，一若太空人闯入阒寂的月球。

墙上挂着一幅油画。这是一幅根据照片描出来的油画。没有艺术性。像广告画一样，是媚俗的东西。画上的一男一女：男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穿着新郎礼服；女的化了个浓妆，穿着新娘礼服，打扮得千娇百媚。与那张被撕成两片的照片一样，男的露齿而笑，女的也露齿而笑。这油画已被刀子割破。

刀子在地板上。

刀子的周围是一大堆麻将牌与一大堆筹码。麻将牌的颜色虽鲜艳，却是通常习见的那一种，胶质，六七十元一副。麻将牌是应该放在麻将台上的，放在地板上，使原极凌乱的场面更加凌乱。这些麻将牌，不论“中”“发”“白”或“东”“南”“西”“北”都曾教人狂喜过，也怨怼过。当它们放在麻将台上时，它们控制人们的情感，使人们变成它们的奴隶。但是现在，它们已失去应有的骄矜与傲岸，乱七八糟地散在地板上，像一堆垃圾。

饭客厅的家具、装饰与摆设是中西合璧而古今共存的。北欧制的沙发旁边，放一只纯东方色彩的红木坐地灯。捷克出品的水晶烟碟之外，却放一只古瓷的窑变。不和谐的配合，也许正是香港家庭的特征。有些香港家庭在客厅的墙上挂着钉在十字架上而呈露痛苦表情的耶稣像之外，竟会在同一层楼中放一个观音菩萨的神龛。在这个饭客厅里，这种矛盾虽不存在，强烈的对比还是有的。就在那一堆麻将牌旁边，是一轴被撕破了的山水。这幅山水，无款，有印，不落陈套，但纸色新鲜，不像真迹。与这幅山水相对的那堵墙上，挂着一幅米罗的复制品。这种复制品，花二三十块钱就可以买到。如果这画被刀子割破了，绝不会引起惋惜。它却没有被割破。两幅画，像古坟前的石头人似的相对着，也许是屋主人故意的安排。屋主人企图利用这种矛盾来制造一种特殊的气氛，显示香港人在东西文化的冲击中形成的情趣。

除了画，还有一只热带鱼缸与一只白瓷水盂。白瓷水盂栽着一株小盆松，原是放在杯柜上的，作为一种装饰，此刻则跌落在柚木地板上。盂已破，分成两边。小盆松则紧贴着墙脚线，距离破碎了的水盂，约五六呎。那只热带鱼缸的架子是铝质的，充满现代气息，与那只白瓷水盂放在同一个客厅里，极不调和，情形有点像穿元宝领的妇人与穿迷你裙的少女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热带鱼缸原是放在另一只红木茶几上的。那茶几已跌倒，热带鱼缸像一个受伤的士兵，倾斜地靠着沙发前边的搁脚凳。缸架是铝质的，亮晶晶，虽然从茶几掉落在地上，也没有受到损坏。问题是，鱼缸已破，汤汤水水，流了一地。在那一块湿漉漉的地板上，七八条形状不同的热带鱼，有大有小，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死前，它们必然经过一番挣扎。

这饭客厅的凌乱，使原有的高贵与雅致全部消失，加上这几条失水之鱼，气氛益发凄楚。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生命。那七八条热带鱼，有过生命而又失去，纵纵横横地躺在那里。

电话铃声第三次大作。这声音出现在这寂静的地方，具有浓厚的恐怖意味，有如一个跌落水中而不会游泳的女人，正在大声呼救。

与上次一样，这嘹亮的电话铃声，像大声呼救的女人得不到援救，沉入水中，复归宁静。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固然可怕，宁静则更具恐怖意味。宁静是沉重的，使这个敞开着窗子的房间有了窒息的感觉。一切都已失却重心，连梦也不敢闯入这杂乱而阴沉的现实。

那只长沙发上放着三只沙发垫。沙发垫的套子也是枣红色的，没有图案。除了这三只沙发垫之外，沙发上凌凌乱乱地堆着一些苹果、葡萄、香蕉、水晶梨。……有些葡萄显然是撞墙而烂的。就在长沙发后边的那堵墙上，葡萄汁的斑痕，紫色的，一条一条地往下淌，像血。

水果盘与烟碟一样，也是水晶的，捷克出品。因撞墙而碎，玻璃碎片溅向四处。长沙发上，玻璃片最多，与那些水果掺杂在一起。

长沙发前有一只长方形的茶几。

茶几上有一张字条，用朗臣打火机压着。字条上潦潦草草写着这样几句：

“我决定走了。你既已另外有了女人，就不必再找我了。阿妈的电话号码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要我到律师楼去签离婚书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电饭煲里有饭菜，只要开了掣，热一热，就可以吃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改

除夕

云很低，像肮脏的棉花团，淡淡的灰色，摆出待变的形态。然后，淡灰转成昏暗于不知不觉间。大雪将降。这样的天气是很冷的。他身上那件棉袍已穿了七八年，不可能给他太多的温暖。要不是在城里喝过几杯酒，就不能用倔强去遏止震颤。郊外缺乏除夕应有的热闹，疏落的爆竹声，使沉寂显得更加沉寂。这一带的小路多碎石。他无意将踢石当作游戏，却欲借此排除心头的沉闷郁结。几个月前，死神攫去他的儿子。他原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现在喝得更多。就因为喝多了酒，在小路上行走时，摇摇摆摆，身体不能保持平衡。他仍在踢石。举腿踢空时，身子跌倒在地。他是一个气管多积痰而肥胖似猪的中年人，跌倒后，不想立即站起。有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中啾啾觅食。他很好奇，冬天不大有这种事情的。然后见到一只咬尾的野狗，不断打转。这野狗受到自己的愚弄，居然得到乐趣。(多么愚蠢，他想。)他的理智尚未完全浸在酒里，神往在野狗的动作中，思想像一潭死水，偶有枯叶掉落，也会漾开波纹。他眼前的景物出现蓦然的转变，荒郊变成梦境：亭台楼阁间有绣花鞋的轻盈。上房传出老人的打嚏。游廊仍有熟悉的笑声。黑猫在屋脊上咪咪叫。风吹花草，清香扑鼻。院径上铺满被风吹落的花瓣。几只蝴蝶在假山花丛间飞来飞去。荷花池里，大金鱼在水藻中忽隐忽现。他甚至听到鹦鹉在唤叫他的名字了。(不应该喝得那么多，他想。)难道走进了梦境？他常常企图将梦当作一种工具，捉拿失去的欢乐。纵目尽是现实，这现实并不属于现在。他是回忆的奴隶，常常做梦，以为多少可以获得一些安慰，其实并无好处。说起来，倒是相当矛盾的，在只能吃粥的日子，居然将酒当作不可或缺的享受。

紧闭眼睛，想给梦与现实划分一个界限。

再一次睁开眼来，依旧是亭台楼阁。依旧是雕梁画栋。依旧是树木山石。依旧是游廊幽篁。他甚至见到那对石狮子了。耳畔忽闻隐隐的钟声，这钟声不知来自何处。他见到两扇朱漆大门在轧轧声中启开，门内走出一个少年。(奇怪，这少年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他想。)正这样想时，那少年对他凝视一阵。看样子，少年也觉得他有点面熟了。这件事使他感到困惑。当他感到困惑时就会习惯地用手搔搔后脑勺。思想像一只胡桃，必须费力将它敲开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个少年，原来就是他自己。

面前的景物又有了突然的转换，情形有点像翻阅画册。草丛中仍有虫声。那野狗仍在咬尾。远处响起两声爆竹。他眨眨眼睛，用手掌压在地面，将身子支撑起来。天色虽黑，还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自从搬来郊外居住后，他常于夜间回家，未必想考验自己的胆量，倒是希望有一天会见到鬼。

他常常渴望时光倒流，走进过去的岁月，做一个年轻人，在亭台楼阁间咀嚼繁华，享受热闹，将人世当作游乐场，在一群美丽的女人中肆无忌惮地笑；肆无忌惮地挥舞衣袖；肆无忌惮地讲述绮梦的内容；肆无忌惮地咒骂；肆无忌惮地喊叫……

风势转劲，吹在脸上，宛如小刀子。脑子仍未完全清醒，继续沿着小路朝前走去，只是不再踢石子了。四周黑沉沉的，使他看不清小路上的石子。远山有几间茅屋。点点灯火，倒也消除了一些荒芜感。那几间茅屋当然有人居住。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到了除夕，总会燃放爆竹。点燃爆竹不一定是儿童们的事。住在郊区的人，只有儿童才会浪费小钱去增添除夕的气氛。这一带的爆竹声疏落，是必然的。没有爆竹声的时候，空气仿佛凝结了。在黑暗中行走，一点也不害怕，因此进入另一个境界。“喂，你回来啦？”突如其来的问话，使他吃惊。睁大眼睛，虽在黑暗中也见到一棵树。树已枯，幽灵似的站在那里。没有枯叶的树枝在风中摇晃，极像长有几十条手臂的妖怪。然后他听到微弱的叮当声，有个女人从树背走出。这个女人的脸孔是鹅蛋形的，一对隐藏深情的眼睛，白皙的皮肤，美得使他想起天仙，因此丝毫没有恐惧。其实，在黑夜的荒郊见到女鬼，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事。当他仔细打量对方时，只觉得女人身上的衣服十分单薄。“你应该穿多些。”他说。女人咳嗽了。她是常常咳嗽的。

她走在前边。他在后边跟随。

“这些年来，你在外边怎样过日子？”语调低沉。这就使他更加好奇。然后听到微弱的叮当声，自己已处身于一个大庭园中。她走在前边。他在后边跟随。那些东西都是熟悉的：白石甬路边的花草树木、火盆里发散出来的香味、游廊里挂着的鸟笼与笼中的画眉，以及玻璃彩穗灯都是他熟悉的。他一向喜欢这地方：辉煌的灯烛照得所有的陈设更具豪华感，连门神对联都已换上新的了。这是三十晚上。小厮们早已将上屋打扫干净后悬挂祖宗的遗像。鹦鹉在叫；丫头在灯下闲看蚂蚁搬家。当他与那个女人穿过甬路时，一只黄狗走来嗅他了。单凭这一点，他知道他并不是这里的生客。这里，路灯高照。这里，香烟缭绕。有人掷骰子。有人放爆竹。到处弥漫着除夕独有的气氛。这种气氛，具有振奋作用，像酒。人们显已喝过酒了，每个人的脸颊都是红通通的。然后走过那座小木桥，一眼就望见几点山石间的花草。有清香从窗内透出，窗槛边有一只插着蜡梅的花瓶。那女人掀起垂地的竹帘，让他走进去。坐定，照例有丫鬟端龙井来。

“依旧住在这里？”

“依旧住在这里。”

“身体好些？”

“还是老样子。”

“应该多休息，多吃些补品。”

“不会有什么用处。”

“闲来还写诗？”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你怎么样？这些年来，在外边怎样过日子？”

“一直在卖画。”

“将画卖给别人？”

“人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就要将画卖给别人。”

“我很喜欢你的画。”

“我知道。”

“你从来没有送过一幅给我。”

“我会送一幅给你的。”

“在那幅画中，你将画些什么？”

“暂时不告诉你。”

泪水不由自主掉落，她低着头，用手绢轻印泪眼。这是除夕，不应该落泪。她却流泪了。女人不论在悲哀或喜悦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一个突然的思念使他打了一个寒噤。(我已老了，她怎么还是这样年轻？他想。)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窗外的花草在摇曳。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正在寻找失去的快乐与哀愁。另一阵狂风，将屋里的烛光全部吹熄。来自黑暗的，复归黑暗。眼前的一切消失于瞬息间，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也没有。四周黑沉沉。依旧是除夕，两种不同的心情。

落雨了，当他跌跌撞撞朝前行走时。雨点细小似粉末，风势却强劲。衣角被劲风卷起卷落，扑扑扑、扑扑扑地响着。又打了一个寒噤，将手相拢在袖管里。痉挛性的北风，摇撼树枝梢头，发出的声音，近似饮泣。他继续朝前走去，甚至连雨点已凝结成雪羽也没有发觉。虽然四周黑沉沉的，树根石边有了积雪，依旧看得出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仿佛洒了面粉似的。积雪并非发光体，在黑暗中居然也会灼烁。气温骤降，不能不快步行走。他应该早些赶回家去。他的妻子正在等他吃年夜饭。(年夜饭？恐怕连粥也是稀薄的。)蓦地刮起一阵狂风，雪羽泼洒在他的脸上。他必须睁大眼睛仔细看看。狂风卷起的雪羽，在黑沉沉的空间飘呀舞的，看起来，像极满屋子的鹅毛在风中打旋。他从小喜欢落雪的日子。现在，这到处飞舞的雪片变成一群白色的小鬼了。小鬼包围着他，形成可怕的威胁。雪片越落越紧，越落越密。

积雪带泥的小路，转为稀松，鞋底压在上面，会发出微弱的吱吱声。袜子湿了，冷冰冰的感觉使他浑身鸡皮疙瘩尽起。他自言自语：“不会迷失路途吧。”随即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在这里！”用眼一扫，只见漫天雪片。不过，他辨得出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十六七岁年纪，大大的眼睛。她曾经是大庭园里的一个丫鬟，糊里糊涂失去了清白，还以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这些年来，他倒是常常想到她的。

前面忽然出现灯光。

这灯光从木窗的罅隙间射出来。(在黑暗中，一盏昏黄不明的油灯也能控制一切，他想。)雪仍在劲风中飘落，使他不得不用左手拍去右肩的雪片，然后用右手拍去左肩的雪片。醉意未消，仍能记得他的妻子此刻正坐在油灯旁边等他回去吃饭。他见到了那条小溪，溪中的几块垫脚石是他亲手放的。如果是别人，在雪夜踏过垫脚石，即使不喝酒，也会跌倒。他没有。

“我回来啦！”他嚷。木门启开。他的妻子疾步走出来，屋里的灯光，在风中震颤不已。自从孩子死去后，这个女人就不再发笑。当她搀扶丈夫通过树枝编成的栅门时，不说一句话。进入屋里，使劲将风雪关在门外，舒口气，双瞳依旧是呆定的。她脸上的表情一直好像在哭，只是泪水总不掉落来。“这是除夕，我为你煮了一锅饭。”语调是如此之低，显示她的健康情形正在迅速衰退。

火盆里烧的是潮湿的树枝，青色的烟霭弥漫在这狭小的茅屋里，熏得他猛烈咳呛，脖颈有血管凸起。

北风压木窗，阁阁阁，阁阁阁，仿佛有人冒雪而来，蜷曲手指轻敲窗板。

炉灰被门缝中挤进来的北风吹起。那半明不灭的油盏，阴沉沉的，使泥墙涂了一层阴惨的淡黄。泥墙很薄，令人获得一种感觉：用力打一拳，就会出现一个洞。可是在这些薄薄的泥墙上，居然挂着几副屏条与对联。都是他自己的手迹，并非用作装饰，而是随时准备拿进城去换钱的——当他想喝酒的时候。

油灯的光芒，虽微弱，却跳跃不已，投在墙上的物影，有如一群幽灵。当他的视线落在这些物影上时，回忆使他得到难忍的痛苦。想起豪华门庭的笑声与喧哗，有点怫郁，咽了几口唾沫，始终无法压下烦躁。痛苦的回忆像一件未拧干的湿衣紧裹着他，难受得很。平时，回到家里，总会对他的妻子唠唠叨叨讲述城里遇到的人与事。今晚，连讲话的心情也没有。坐在床沿，怔怔望着那些震颤似幽灵的影子，被过去的欢乐缠绕得心乱，只想呐喊。他的性情一向温和，常常以此自傲，偶尔也会失去理性的控制，多数因为想起了往事。

大声呐喊在他既无必要，叹口气多少也可排除内心的郁闷。不提往事，反而帮助了痛苦的成长。这些日子，借钱买酒的次数已增多。避居郊外也不能摆脱世事的牵缠。那无时无刻不在冀求的东西，使他困惑。有时候，喝了点酒，才知道自己正在努力抢回失去的快乐。“吃吧。”声音来自右方，转过脸去观看，他的妻子没精打采地坐在那只粗糙的小方桌边，低着头，像倦极欲睡的猫。

桌面上的几碗饭菜有热气冒升。这是年夜饭。坐在桌边，他想起了去年的除夕。(去年的除夕也落雪，他想。去年的除夕，也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去年的除夕，孩子还没有死。)他将刚拿起的筷子又放下。叹口气，走去躺在床上。他的妻子望着他。

火盆里有一条潮湿的树枝，发散太多的青烟。他咳了。咳得最厉害时，喉咙发出沙嗄的声音。他的妻子将潮湿的树枝抽去，这间茅屋才被宁静占领。宁静。落针可闻。雪落在屋顶上，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此刻，他却听到了沙沙的雪声。这地方的宁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可怕。(那种结局太悲惨，他想。)每一次想到那结局时，心烦意乱。(那种结局太悲惨。)他的手，下意识地捉揉着那条长长的辫子。那辫子，像绳索般缠绕着他的脖颈。他想到死亡。当他想到死亡时，连青山不改的说法也失去可靠性。骤然间，生命似已离他而去。这种感觉不易找到解释；不过，每一次产生这种感觉，心中的愁闷就会减去不少。他渴望再喝几杯酒，让酒液加浓朦胧恍惚的意识。忽闻一声叹息，神志恢复清醒，不管怎样装作没有听见，心境依旧沉重。他不敢多看妻子一眼。这个可怜的女人早已懂得怎样接受命运的安排；从不埋怨；终究瘦了。她的脸色是如此的难看，显示她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

“不能有这样的结局！”

声音有如刀子划破沉寂，使这个痛苦的女人吓了一跳。她没有开口询问，虽然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一滴雪水从上边掉落在他的额上。额角的皱纹很浅，因为他是一个胖子。那雪水留在额角，冷冷的，使他又打了一个寒噤。翻身下床，有意无意用眼搜索，墙角有一只死老鼠。这地方，可以吃的东西实在太少。

“不能有这样的结局！”他说。

木架上有一叠文稿。抽出底下的一部分，投入火盆，熊熊的火舌乱舐空间。他烤手取暖。他将思想烧掉。他将感情烧掉。他将眼泪烧掉。他将哀愁烧掉。他笑。这笑容并不代表欢乐。他的妻子将文稿从他手中夺过去；他将文稿从妻子手中夺过来。“为什么？”她问。他将她推倒在地。这个题材只有在他笔底下才能获得生命。现在，他将这个生命杀戮了。“不能有这样的结局！”他笑。但笑声不能阻止北风的来侵。门与窗再一次阁阁阁、阁阁阁地响起来。这是除夕，久久听不到一声爆竹。当他停止发笑时，乜斜着眼珠子对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妻子望了一下。她很瘦，眼睛无神，好像刚起床的病人。从她的眼睛里，他见到自己。他不认识自己。觉得冷，渴望喝杯酒。有了这样的想念，再也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虽然没有充分的理由，也想骂她几句。这些日子，当他情绪恶劣时，就会将她视作出气筒，将所有的痛苦与愤怒宣泄在她的身上。她能够忍受这样的委屈，只是不肯流泪。她忘记怎样流泪，也忘记怎样发笑。当她将饭菜端到后边去时，只不过叹了一口气，声音微弱，好像树上的枯叶被北风吹落在地上。(明天是元旦，他想。明天没有人买画。)纵目观看，没有一点新的东西。他们的窗子是木板的，无须糊裱。但是，不贴春联，不悬门神，就不像过年。他的视线落在那只死老鼠身上。那只死老鼠忽然像墨汁浸在清水中，溶化了。(奇怪，这几天老是觉得头昏脑涨，不知道什么缘故。)用手指擦亮眼睛，意识清醒了。他手里仍有一叠文稿，一页继一页投入火盆，看火舌怎样跳舞。那不幸的结局被火焚去时，他产生释然的感觉。(没有糖瓜水果，没有糕点水饺，都不成问题。没有酒喝，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应该设法弄些酒来。)继续将文稿一页又一页投入火盆，盆火映得他的面孔通红。当他失去耐心时，他将剩下的文稿全都投入盆内。起先，火盆仿佛被这过重的负担压熄了，没有火焰，只有青烟往上升。稍过些时，刺鼻的青烟转变为滚滚的浓烟，虽浓，却常常被熊熊的火焰划破。火焰企图突破浓烟的重围，火与烟进入交战状态。他的妻子一边咳一边疾步走出来，火焰占了上风，像螺旋般地往上卷，往上卷，往上卷……他笑了。他的妻子用手掌掩在嘴前，咳得连气也透不转。浓烟消散。火焰像一朵盛开的花。他纵声大笑。火焰逐渐转小，像不敢穷追的胜利者带着骄傲撤退。黑色的灰烬到处飞舞。他的妻子不清不楚讲了两句。他在狂笑。眼前突然出现一阵昏黑，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醒醒！醒醒！”——当他苏醒时，尖锐的唤声有点刺耳。(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城里的时候只喝了几杯酒，绝对不会醉成这样子。)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一定饿了，我去将饭菜烧热。”他摇摇头，说是不想吃饭，只想喝酒。又有一滴雪水掉落在他的脸上。(明天是元旦。明天没有人买画。今晚城里可热闹了，兜喜神方的人并不是个个避债的。)望望泥壁上挂着的屏条与对联，不自觉地叹口气。(这些字画都卖不出去。想赚钱，还得赶几幅。)翻身下床，使他的妻子更加担忧。“你不舒服，应该多休息。”她说。但作画的兴趣已激起。“我还要进城。”“什么时候？”“今晚。”“外边在落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黑夜进城很危险，绊跌在地，有可能会受伤。再说，你刚才已晕厥过一次，万一在雪地晕倒，一定会冻死！”他倔强地将白纸铺在桌面，拿起画笔。(明天是元旦。明天没有人买画。)将郁结表达在白纸上，每一笔代表一个新希望。对于他，画就是酒。当他作画时依稀见到许多酒壶与酒杯。然后他的视线模糊了，一些好像见过的东西，忽然乱得一团糟。摇摇头。那些乱七八糟的思念蓦地消失，一若山风吹散浓雾。他笑了。用笔蘸了墨，将他的感情写在白纸上。然后他的视线又模糊了。这一次，有如向空间寻找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固执地要实现一个愿望，必须保持理智清醒。当他画成那幅画时，仿佛有人在他背上推了一下。手臂往桌面一压，半边脸孔枕在手臂下。他是一个胖子，血压太高。在追寻存在的价值时，跌入永恒。他已离开人世，像倦鸟悄然飞入树林。他的妻子从后边走出来，以为他睡着了。望望画纸，原来画的是一块石头，没有题诗，未盖图章，左侧下端署着三个字：曹雪芹。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成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修改

赫尔滋夫妇

新加坡发生暴动那年，我住在惹兰勿刹的N旅店。

这是一家古老的旅店，楼高四层，二楼与三楼是旅店，用板壁分成十几个房间；四楼则是某业的俱乐部。俱乐部与旅店并不属于同一个机构。旅店的住客不能随便走上四楼的俱乐部去；俱乐部的会员也不会随便走到旅店来。

旅店的设备不但简陋，而且陈旧。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吊在天花板的电风扇。风扇年代已久，转动时，会发出卜洛卜洛的声音，听起来，像一锅放在熊熊柴火上的清水因沸腾而溅起泡沫。

由于所有的房间都用板壁间隔，不必要的纠纷常常发生。单身男子抵受不了某种声音的引诱，半夜趴在板壁上偷窥邻房的动静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每个月总有一两次。

N旅店的设备既然如此简陋，营业当然不会合乎理想。不过，它已开设了几十年，始终没有因亏蚀而关闭。战后，新加坡日趋繁荣，现代化的旅店不少，像阿达菲酒店，像东海酒店，像大使酒店，像国泰酒店，像白沙酒店……都是第一流的酒店。照说，时代已不同，N旅店这样的古老旅店早该淘汰了；它却没有被淘汰。我是N旅店的长期住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比别人容易找到解答。依我看来，它的存在有两个理由：(一)有些在歌台做工的艺人，生活极富流动性，从联邦来到星洲，或者从星洲前往联邦，少不免总要住几天旅店。大旅店租金贵，不是一般歌台艺人所能负担；小旅店太脏太杂，也不相宜。只有N旅店，不大不小，而且邻近游艺场，正是歌台艺人最理想的寄宿处。(二)N旅店与别的旅店不同，它欢迎长期住客。贪图茶水以及其他方便的单身汉或小家庭，都可以在这里长住。旅店方面对长期住客特别优待，大房每月房租叻币五十至六十不等，小房每月房租仅叻币三十至四十。

那时候，我在一家报馆工作，经常于深夜或凌晨回家，向别人租一个房间，很不方便，也不受欢迎。当地的同事们知道我是“新客”，就介绍我到N旅店去长住。在旅店做长期住客，起先多少有点不习惯，因为旅店是为旅客而设的，旅客应该像走马灯上的纸人那样，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过，日子一久，习惯成自然，倒也不觉得什么了。

N旅店的长期住客不算多，二楼有七八个，三楼也有七八个。我住在三楼，对于二楼的情形，并不清楚。

三楼的长期住客中，有一位是从外地来的体育教员。此人在一所中学教体育，独身单口，与我是同乡，谈得最为投机。至于其他住客虽然每天见面，却无来往。

在所有的长期住客中，最受我注意的，是一对外籍夫妇。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国人；也不知道那男的干什么营生。见面，有时点一下头，有时假装不见。

这一对外籍夫妇的外形很有趣，男的既瘦且长，像竹竿；女的既矮且胖，像木桶。当他们站在一起时，我常会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在互相讽刺。

我刚搬去N旅店居住的时候，旅店的伙计就告诉我：这一对外籍夫妇已经欠了两三个月房租，常常吵架。

他们确是常常吵架的。有时候，当我从报馆做完工作回到旅店，别人睡得正酣，他们就吵起来了。两人的嗓音都提得很高，有如鸡啼一般，各不相让。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讲的是哪一国的语言。不过，从他们的生活情况看来，争吵的原因，多数与贫穷有关。

说他们贫穷，大概不会错。第一，N旅店的账房先生经常上来向他们追讨积欠的房租；第二，新加坡地处热带，衣着比较随便，他们却连干净的衣服也没有；第三，他们经常不吃早餐，中午与晚上，总是由男的从外边带一只长面包回来，和以滚水，分而食之。

凡是N旅店的长期住客都不愿与这对外籍夫妇打交道，见到他们时，总会投以鄙视不屑的目光。

我与这位外籍瘦子第一次交谈，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能够清楚记得这个日期，因为这是新加坡发生大暴动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点一刻，直洛亚逸街福建会馆，前边，突然发生了暴乱事件，几个市民纷纷用木凳和石子袭击警察，情况混乱，警察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到了十一点左右，吉宁街有一个十二岁的华籍孩子被催泪弹击中，急召救伤车送院治疗，因为伤在要害，不治毙命。下午一点，一辆停在吉宁街附近的广告车被人纵火焚烧。不久，老巴刹的电油站也燃烧了。半小时过后，群众出现在吉宁街，用木棍石子作武器，与警察搏斗。警察开枪，群众散去。下午三点左右，牛车水一带情形更是混乱。暴乱情形如同野火一般，一下子燃遍整个狮城。警方利用直升机低飞，向各街道的群众投掷催泪弹。此时，巴爷礼峇新飞机场也发生暴乱了。

暴乱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惹兰勿刹一家理发店理发。刚修过面，就听到“丽的呼声”播出警方的宣布：

“……从今天下午六时半起，至明晨六时半止，全岛实施戒严。各色人等，在戒严期间必须留在户内，不准违令外出。否则，被警方逮捕后，可能被控，并判处三年徒刑；或无限额罚款；或两者兼施。任何人在戒严期间犯有纵火或掠劫之罪行时，可能被开枪射击。……”

听了这广播，催请理发师赶紧替我洗头吹风，然后走去邻近士多买了一些罐头食品，捧回旅店。

这天晚上，当然不到报馆去做工了。夜色未合，新加坡已变成死市。吃晚饭的时候，我以罐头食品充饥。就在这时候，那个外籍瘦子走来了。他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

“晚安，我叫赫尔滋。”

我也顺着他的语气做了类似的自我介绍：“晚安，赫尔滋先生，请坐。我姓刘。”

他坐下了，脸上呈露抑郁的表情，眼睛里满是疑虑与失望，显示他的内心已陷于极大的困扰。他似乎很疲倦，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白得像抹过粉似的。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的声调很低，有点发抖，“单是学生集中开会，还不能算是十分严重的事；现在，事情变了质，可能变成种族抵牾！”

其实，所谓“种族抵牾”，未免言之过早。赫尔滋是白种人，最怕这种可能性的形成。

“现在，当局已采取断然的措施，”我说，“相信此次骚动事件，不久就会平息。”

对于我的看法，赫尔滋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只是低着头，仿佛一朵枯萎了的蒲公英。经过一番噤默后，期期艾艾说出这么几句：

“我……我听到戒严的广播后，匆匆赶……赶回来，什……什么东西也没有买。现……现在戒严了，不……不能出街。不知道你……你有余剩的食物吗？”

辨出他的来意后，立刻拿了两罐罐头食品给他。他将罐头食品接了过去，感动得流了眼泪。当他走出房门之前，他一边用衣袖拭干泪眼，一边做了这样的诺言：

“明天紧急戒严解除后，我一定到外边去买两罐罐头食品还给你。”

我笑笑。他疾步回入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赫尔滋一早就出街。我走去报馆看看。在报馆里，我听到两个消息：(一)警察当局于凌晨时分逮捕了几百个人；(二)当局的戒严令将于下午四时开始生效。

下午三点，我从报馆回到N旅店，看见赫尔滋垂头丧气地坐在会客厅的藤椅上。当他见到我时，他邀我坐下。他对于种族抵牾仍有过分的忧虑，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只是没有提到那两罐罐头食品的事。他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但咬字不准。我断定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当我称赞他的英语讲得流利时，他脸上立刻浮起自得的笑意。他说他除了英国话外，还会讲法国话、德国话、西班牙话与俄国话。

“你是一个人才。”我说。

他叹口气。

我询问他的国籍，他迟疑片刻，说是黎巴嫩人。这种不必要的迟疑，证明他在撒谎。关于这一点，我倒有点困惑不解了。赫尔滋故意隐瞒他的国籍，应该有个解释。

谈到他的职业，他说他曾经在飞机场做过翻译员。这“曾经”两个字，意味着一件事：他目前并无职业。我相信我的猜测不会错，赫尔滋的自尊与傲慢还没有因为贫穷而消除。

由于实施戒严令的关系，闲着无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发现赫尔滋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他说他曾经在开罗开过小店。他说他曾经在旧金山一家大公司做过联络员。他说他曾经在马德里做过小贩。他说他曾经在柏林一家旅行社里做过秘书。他说他曾经在中东一个小国家做过政府官员。总之，赫尔滋是一个喜欢陶醉在过去而又必须用“过去的光荣”维持自尊与傲慢的人。过去的种种，对赫尔滋来说，等于燃料，经常在替他制造生命的推动力。他的苍白的脸色，说明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力仍强，并未因贫穷而失去挣扎的勇气。

我们谈得起劲时，“丽的呼声”又播出当局的决定，说是自即日起实施全日戒严，除上午八时至十时内，市民可以出外购物，其余时间必须留在户内。至于何时解除戒严令，当视情势而定，另行公告。

赫尔滋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一点血色也没有。我正欲提出问话，他却霍地站起，疾步走入自己的房间。这天晚上，N旅店的房客多数很早就上床，我也不是例外。午夜过后，我被杂乱的吵架声惊醒。吵架声来自赫尔滋房内，声音嘹亮，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八时，我走出N旅店前往报馆时，在街角遇到赫尔滋。

“早安，赫尔滋先生，到巴刹去买东西？”我问。

他露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后用低沉的语调反问：

“你去买东西？”

“我到报馆去看看。”

“十点以前必须回旅店。”

“我知道。”

一辆计程车疾驰而来，我挥手截停。抵达报馆，才知道情况仍极严重。梧槽律、阿拉伯街、惹兰苏丹、文达街等处依旧有小规模的骚乱。我当即赶去莱佛士坊，在一家士多买了一些罐头食物，搭车回去。

中午，赫尔滋先生与他的太太又吵架了。吵了一阵，只剩下赫尔滋太太的饮泣声。晚上，那位肥胖的太太忽然像一匹脱羁的马似的，从房内奔出，快步走下楼去。毫无疑问，她已暂时失去理性。这是宵禁期间，任何人出现在街头，必遭警方逮捕。我见到这种情形，忙不迭追下去，在旅店门口一把将她拉住，用英语对她说：

“不能走出去。”

她歇斯底里地大声呐喊：

“我饿！我要吃东西！”

“你上楼去，我拿些东西给你吃。”

她的理性迅即恢复，被赫尔滋拉了上去。我又拿了两罐罐头食物给他们，赫尔滋红着眼圈对我说：“不知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笑笑，走去电话机边，打了一个电话给报馆。据报馆的同事说：情况依旧严重，宵禁可能还要继续几天。搁断电话后，我立刻想起了赫尔滋夫妇。要是宵禁继续实施的话，这一对贫穷的夫妇必将遭遇更多的困难。

这天晚上，我在会客厅休息的时候，赫尔滋又走来跟我聊天。他承认他是犹太人。

宵禁又继续了五天。在这五天中，赫尔滋夫妇不知道吵过多少次。赫尔滋太太在宵禁解除的前夕突然晕厥。大家以为她患了急病，由旅店账房打电话急召救伤车送去中央医院救治。第二天早晨，宵禁解除，赫尔滋从医院走回来，我在电梯口见到他。

“情形怎么样？”我问。

“好得多了。”

“患的是什么病？”

“没有什么，只是饿昏了。”

我取出烟盒，递一支烟给他。我说：

“你必须找一份工作。”

赫尔滋目无所视地望着前面，仿佛完全没有听到我讲的话，沉默片刻，说出这么一句：

“我是犹太人！”

这样的答复，使我百思不解。我不明白：一个赫尔滋这样的犹太人怎会连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也找不到。记得暴动刚发生的时候，赫尔滋曾经对“种族抵牾”有过很大的忧虑。

宵禁解除后，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一清早出街，中午时分带一只长面包回来。每一次带长面包回来时，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紧紧包裹着，蹑足而过，仿佛那面包是用不名誉的手段弄来的。其实，我对他的心情倒是相当了解的。一个自尊心尚未完全消失的人，天天吃长面包，总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不能顾到体面的事，越来越多。除了夫妻吵架外，旅店的账房先生也在加紧向他追讨房租了。赫尔滋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哪里还有能力缴付积欠的房租？我断定：赫尔滋是迟早要被旅店当局赶出去的。

关于这一点，赫尔滋太太也知道。因此，在一个大雷雨的晚上，赫尔滋夫妇又吵了起来。这一次赫尔茲太太发了很大的脾气，将茶壶茶杯之类的东西摔碎后，犹如一支飞箭般从门内冲出，一边哭，一边嚷，脚步搬得很快。使我感到困惑的是：赫尔滋太太离去时，赫尔滋并不追赶。

第二天早晨，在会客厅见到赫尔滋，发现他的眼睛布满红瘀血丝。

“你的太太走了？”我问。

“是的，她走了。”赫尔滋答。

“为什么不将她追回来？”

赫尔滋叹口气，答话时，声调微抖：

“她迟早要离开我的。”

对于赫尔滋的际遇，我相当同情；但是除了送些罐头食物给他充饥外，不能给他更多的帮助。

赫尔滋太太出走后，不到半个月，赫尔滋本人因为积欠房租太多，被旅店当局赶了出去。赫尔滋离开旅店时，我在报馆做工。我回到旅店，从伙计的嘴里获悉这件事。我不知道赫尔滋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每一次经过他曾经住过的房间时，心里不免有点惆怅。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赫尔滋睡在康乐亭旁边的石凳上。醒来，脑子里听到的第一个思念便是：赫尔滋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居住问题。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尔滋，是非常偶然的。那一天，我从报馆出来，走去“红灯码头”的邮政总局寄信。信寄出后，需要一些日用品，走去莱佛士坊的罗便臣百货公司选购。

莱佛士坊是银行区，也是新加坡的心脏地带。凡是外地来的游客，想采购货物，莱佛士坊必然是第一站。正因为这样，白昼的莱佛士坊总是熙熙攘攘地挤满行人。

当我买好日用品走出罗便臣公司时，后边忽然有人用英语对我说：

“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回头一看，竟然是赫尔滋。

他瘦了，比在N旅店时更瘦，两眼深陷，颧骨高耸。

“还没有找到工作？”我问。

他想答话，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塞在他手里，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涌出。他用泪眼向我呆望片刻，费了很大的劲，说出一句“谢谢你”，掉转身，仿佛一只受惊的兔子，疾步窜入人群，瞬即不见。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赫尔滋了。有时候，午夜梦回，因为听不到这对贫贱夫妻的吵架声，反而觉得宁静，有点可怕。

有一天晚上，我到“新世界”邻近的麻将馆去打牌，赢了钱，几个在歌台做工的朋友要我请他们到三龙街去吃消夜。在这些朋友中间，有一个常在烟格赌档出入的驼子忽然提议到一家下等客栈去看“隔壁戏”。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就谈呀笑地走去寻找刺激。

那是一家下等客栈，肮脏，黝黯，说是客栈，其实是妓寮。当伙计明白我们的意思后，立刻带我们走进一个没有灯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有很多小洞，将眼睛凑在小洞上，可以看到精彩的“隔壁戏”。当我将眼睛凑在小洞上时，我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了。那个在邻房出卖肉体的女人正是身形像木桶的赫尔滋太太！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九龙宵禁解除后写成

俯视

将夜空视作大海，那一朵朵的云就是海上的风帆了。秋风飒飒。云似风帆般迅速飞去，使十五的圆月忽隐忽现。树叶在秋风中飘落。落叶遍地。那座塔的木门已损坏，被风吹开时，因铰链生锈而发出刺耳的轧轧声。走入门内，在黑暗中摸索。上楼始知栏杆已倒，每一块梯板都在摇动，不用手掌撑着墙壁，不易保持身体的平衡。蛛网一再罩在他的脸上，使他不得不用手去拭脸。这楼梯原是走惯了的，即使闭着眼睛也不会踏空。当木梯还很坚实的时候，常常趁粗心的看塔人忘记闩上木门，潜入塔内，到塔顶去眺望嵯峨的远山。现在，他又站在塔顶了。景色未变，围筑在顶层的栏杆已虫蚀。“她怎会这样愚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看塔人用颤巍巍的手提着灯笼，像疯子一般在铺着石子的小路上边奔边喊。人们相继从睡梦中惊醒，纷纷走出来观看究竟。就在塔门前边，左颊有酒窝的婉芬躺在血泊中，一对大若桂圆的眼睛，望着天空而再也见不到什么。叹息与廉价的同情都缺乏真诚，谁也不敢坦白表露好奇。问题是很多的，答案将永远锁在死者心中。当时，他曾蹑步上楼，泪水已使视线模糊。在塔顶的栏杆边，有一只绣花鞋。当他伛偻着背将绣花鞋拾起时，他叹了一口气。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用衣袖拭干泪眼。银色的河水像一条丝带。建于“丝带”两旁的瓦顶石屋参差不齐。月光给小河涂上一层银色油彩。月光给小河旁边的石屋涂上一层银色油彩。云块掩盖月亮，小河与石屋都是灰色的。有一块大石也是灰色的，在镇之尽头。当他们对人生的反复全无认识时，耳边的戏言必能引起银铃般的笑声。此外，还有一些应该引为骄傲的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曾在雨中奔跑，奔入凉亭等待呼吸恢复均匀，无意中见到两只野狗在泥径上交合，婉芬就慌乱无主地将视线落在远山上。雨中的远山，像画。

河上有桥。站在桥上总会见到脚划船将白米或花布载到河埠头。这小镇像一个孱弱多病的老头子，不论日与夜，都想用睡眠补偿耗损的精力。偶尔也会在鼓笛声中出现不常见的热闹，不外乎米行老板娘患急病离开人世，或杨有财之类的人物做寿。这里的生活十分刻板，与河水一样，不会有巨大的波澜。清晨必有鸡啼起于太阳上升之前；日落则有牧童牵牛而归。的笃班每年来一次，茶馆里的说书先生经常让朴实的听众获得大笑的机会。在他的记忆中，河边小船上的炊烟随风向河边的树梢慢慢吹去，与尼姑庵里的木鱼声随风向镇上送来，一样平凡。这里的一切都缺乏新鲜感。倾圮的墙壁。杨有财家的鸦片灯。小姑娘穿着布底鞋踩到狗粪。木窗里的夫妻相骂。秋天的树叶枯黄了。每年春天的桃树总会开出鲜红的花朵。逢到落雨天，店员们伏在柜面打呵欠。这里的空气一直好像凝固似的。尽管晚霞有太多的颜色，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似乎只是米缸里的米与柴间里的柴。那时候，大家虽然辛苦，饭还是能够吃饱的。那种日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单调些。他与她常到草木很多的地区去捉蟋蟀或蚱蜢。

然后山中蓦地响起机关枪声。从睡梦中睁开眼来的女人推醒男人。“你听！”“别吵，让我再睡一会，天还没有亮。”“你听，这是什么声音？”“打仗了？”“不打仗，怎会有机关枪声？”……变化由此开始。人们推开窗子就见火光。狗在狂吠。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掮着箱子或铺盖逃走的时候了。婴孩哭哑嗓子。整个乡镇乱糟糟的。月光依旧皎洁。河水依旧静静地向西流去。石桥上突然竖起膏药旗，一队日本兵从桥的这一边走到桥的那一边，另一队日本兵从桥的那一边走到桥的这一边。他们的长枪上插着刀子。那些刀子在月光底下晃呀晃的。这是农历新年前几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日本兵将猪圈里的猪牵走。日本兵将牛栏中的牛牵走。日本兵抢米。日本兵抢面粉。柴间里传出女人的叫喊。男人为妻子女儿甚至母亲的清白而丧失生命。第二天早晨日本兵全部退入山中。小镇静悄悄的。将熄的灰烬仍有白烟冒起。茁壮的乡民被日本兵刺死在石子路上。竹竿上挂着三个无辜者的头颅。不见猪与牛。不见鸡与鸭。野狗嗅探泥路，在寻找可以吃的东西。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被日本兵抢去了。他能清晰记起这件事，因为在第一批从山中回到镇上的乡民中间就有他。那时候，从半开半闭的木窗中，他曾经见到一个被剥去裤子的女人躺在草堆中。

过去的事情重现在他的脑子里，像妥为保存的字画，多年后再一次展开，色彩依然保持原有的鲜明。他仍能记起每一个细节，虽然隔了七八年。他离开这小小的乡镇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此番重回家乡，说是愉快，倒也有点怅然若失。当他站在塔的顶层时，俯视这别离已有七八年的乡镇，所见仍极熟悉。单看表面，这乡镇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月光照射下的河水依旧像一条丝带。使两岸居民产生一区之感的仍是河上的石桥。尼姑庵里的木鱼声日夜不停。杨有财家里的鸦片灯通宵不熄。田野里的犬吠常使林中小鸟惊飞。甚至七八年前倾圮的墙壁依旧未加修葺。战争并没有使它的外貌有太大的改变，只是看塔人早已死去。谁也不喜欢走进这座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塔；谁也不肯出钱将它拆除。木门与栏杆因虫蚀而失去应有的坚实。没有人提议另外雇一个看塔人。塔内布满蛛网。

为了捕捉失去的时刻，他又站在塔的最高层了。这里，他曾对婉芬说过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他们曾经做过一番约言的，此刻仍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对大若桂圆的眼睛。那笑时窝现的神态令人益觉娇娜。当他俯视塔门前那块泥地时，见到泥地上那些在风中打转的落叶，甚是伤心。那天晚上的种种是不容易忘掉的。看塔人的呼叫将他从睡梦中惊醒。当他奔到塔前时，见到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就吓得浑身沁汗。他疾步奔到塔的最高层，果然拾到那只绣花鞋。他似已失去生存的凭依；却没有勇气跳下去。他在塔上站了一夜，流了一夜的泪水。第二天上午，从乡民的嘴里获悉问题的解答。就在日本兵走来掠夺的那晚，婉芬被奸污了。

婉芬不愿求取他的谅解，毅然走上塔去。……这件事，促使他离开家乡。当他离开家乡时，只携一把油纸伞与一只包袱。在包袱里，放着那只绣花鞋。

现在，他俯视塔下的泥地。手里依旧紧紧握住那只鞋子。七八年了，许多新的东西变成旧的东西。许多旧的东西被他拋弃了。他没有拋弃那只绣花鞋。

悲伤像一支针，将往事不断注入他的脑子。泪水沿着脸颊滑落。那种难忍的痛苦感觉，仿佛心脏被小刀子割开。当云块像风帆般被吹向别处时，月光再一次在小镇的表面涂上一层银色。他既是走来寻找失去的时光，就该拭干泪眼看看镇上的比栉瓦顶与镇外的田畦。那村舍，那冷亭，那草木很多的地区，那荒芜的庭园……都是他过去常到的地方，多看一眼，多增一分惆怅。他能忘记在凉亭避雨的情景吗？他能忘记在莽莽苍苍的地区捕捉蟋蟀或蚱蜢的情景吗？这些都是过去了的事情，他只能从过去的岁月中发掘生的意义。当他在外地时，他常在梦中见到家乡的树与小河。此刻站在塔顶，秋风使他频打寒噤。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四日

龙须糖与热蔗

一

他叫亚滔，一个卖龙须糖的。那天下午，他在油麻地一幢大厦的入口处卖龙须糖。有几个人围着他。这几个人并非全是顾客，除了一个掏钱买糖的，其余几个都将他的工作当作一种表演。他感到骄傲，集中精神去“表演”。就在这时候，有人刺了他几刀。他倒下，手里拿着未卷成的龙须糖。

二

虽然死得凄惨，所谓“前因”，却是缺乏曲折与离奇的。

三

亚滔死的时候，只有十九岁。与所有的年轻男人一样，喜欢留长发，喜欢穿苹果牌牛仔裤，喜欢看打斗片，将李小龙当作“神”来崇拜。当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他常看公仔书。现在，被人刺死了，走来调查的警务人员发现他的衣袋里有一本武侠小说。他的父亲是个搭棚工人。十年前，建筑业一枝独秀，搭棚工人的工资提高，每个月可以赚两三千块钱。那时候，亚滔才不过九岁。日子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坏。坏的日子是在他的父亲离开人世后开始的。他的父亲在一个有雨的下午从棚架跌下，留下五千块钱与一只金戒指与一只震坏了的腕表。亚滔十五岁之前，母亲替别人洗熨衣服。亚滔过了十五岁，母亲常常咳嗽，咳出来的痰，带有血丝。为了生活，亚滔做过写字楼的后生；也做过清洁工人。尽管赚的钱不足维持这个家的开支，却不愿拿了刀子走去公厕抢劫。当他在写字楼做后生的时候，曾经将墨水泼翻在文件上，被经理责骂几句，愤而离去。当他做清洁工人时，为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话，与一个同事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两种工作都不合理想，决定改行做小贩。起先，贩卖生果；后来，贩卖猪肠粉。几个月前，港九忽然多了一些卖龙须糖的，生意都很好，亚滔决定改卖龙须糖。

四

龙须糖不是什么新花样，在别处早已是一种普遍的零食。几年前，海运大厦设立“星光邨”，有一档卖龙须糖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这档龙须糖的生意特别好，卷糖的老师傅只有一个，时间变成他的敌人，顾客想吃龙须糖，必须先缴钱，然后拿了筹码，隔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才能取到。生意是很好的。不论晴天或雨天，不论夏季或冬天，生意总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这种在香港原不普遍的零食，忽然像牛杂、猪肠粉与臭豆腐那样普遍了，港九各区都有卖龙须糖的小贩出现，旺盛的地区如皇后道或弥敦道固然有；即使偏僻的地区如九龙塘或半山一样也有。吃龙须糖的人越来越多。贩卖龙须糖的人越来越多。亚滔并不愚蠢，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争取较大的利润，也改卖龙须糖了。这一次的“投机”，使亚滔的收入增加一倍。不过，他之所以被人刺毙，并不是因为贩卖龙须糖的收入太好，而是为了珠女。

五

珠女是个卖热蔗的，今年十七岁，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不大开口，也不大露笑容。

六

珠女的热蔗档是一架用杂木钉成的车子，摆在大厦门口，有青皮蔗，也有红皮蔗。

亚滔的龙须糖则装在锌铁箱里，简简单单，下面放一只折凳，就可以做生意了。警察来时，只要右手提铁箱，左手提折凳，拔腿飞奔，多数不会被抓入猪笼车。亚滔年纪虽轻，“走鬼”的经验倒也相当丰富。

七

珠女的热蔗档，摆在大厦门口的左边。

亚滔的龙须档，摆在大厦门口的右边。

当亚滔决定将档口摆在那地方时，他当然会注意到那个热蔗档的。由于贩卖的货物不同，亚滔不会将热蔗档视作竞争的对象。同样的情形，珠女也不会因为多了一个龙须糖档而妒忌。

在最初的两天中，因为生意好，亚滔不断卷龙须糖，连片刻的休息也得不到。第三天，气候骤变，北风呼呼吹，衣服穿得单薄的人就会发抖。买龙须糖的人减少了。看亚滔卷龙须糖的人减少了。亚滔站在北风中，为了御寒，不得不将那双染满糖粉的手插入牛仔裤。

偶然的一瞥，他发现坐在热蔗档旁边的珠女正在看他。当他们的视线接触时，珠女忙不迭低下头去，两颊羞得通红。

热蔗不断有热气冒出。

坐在热蔗旁边是温暖的，亚滔想。

八

尽管每天都见面，亚滔与珠女一直没有交谈过。亚滔喜欢那对大大的眼睛，没有顾客的时候，就会转过脸去看珠女。珠女怕羞，老是将视线落在别处，只有在亚滔忙于卷龙须糖的时候，才敢悄悄偷看他一眼。

九

另一个寒流袭港的日子。很冷。天文台说是新界某些地区已结冰。亚滔起身后，手指麻痹，总觉得身上穿的衣服不够。他对母亲说：

“天气太冷，今天不想出去做生意了。”

母亲点点头。

吃过早饭，手指依旧麻痹。亚滔对母亲说：

“天气虽冷，不做生意就赚不到钱。”

母亲点点头。

亚滔提了锌铁箱与折凳走去老地方卖龙须糖。北风呼呼吹，天气是很冷的。亚滔见到坐在热蔗档边的珠女时，虽然身上穿的衣服相当单薄，也不觉得冷了。

十

这天下午，气候更冷。买龙须糖的人，很少；买热蔗的人，更少。亚滔望望坐在热蔗档边的珠女，想起那些坐在电炉旁边打麻将的女人，觉得珠女很可怜。珠女望望站在龙须糖箱旁边的亚滔，想起那些在暖气房喝酒的男人，觉得亚滔很可怜。

有一个阿飞走来向珠女买热蔗了。这个阿飞的头发比亚滔更长，电成波浪式，像女人。他的右颊有刀伤的疤痕。

他选了一条五毛的热蔗，要珠女削去蔗皮。珠女削蔗皮时，他用油腔滑调的口气说：

“你叫什么名字？”

珠女不答。

“今天晚上有空吗？”

珠女不答。

“要是有空的话，请你去听歌。”

珠女仿佛聋了似的，只管削蔗皮。

“怎么啦？不愿意跟我讲话？”

珠女仍不开口，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怒意显明。

“喂！”阿飞放开嗓子说，“别假正经，好不好？”说着，伸出手去，用食指在珠女下颏刮了一下。这一个佻的动作，使珠女恚怒到了极点。珠女将那条未削好的甘蔗掷在地上。

阿飞恼羞成怒，肆无忌惮地将珠女搂住，强吻她。亚滔见此情形，再也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三步两脚走过去，一把捉住阿飞的衣领，往后一拖。那阿飞没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心理上全无准备，身子失去平衡，跌倒在地。纵然如此，亚滔的怒气仍未平息，扑过去，将拳头犹如雨点般落在阿飞身上。那阿飞显然不是亚滔的对手，挨了打，不但不回击，反而飞步窜逸。

珠女低声对亚滔说了一句：“谢谢你。”

亚滔说：“那个阿飞太可恶了！”

珠女走回热蔗档边，坐定。

亚滔走回自己的档口，呆站着。

天气太冷。没有人走来买龙须糖；也没有人走来看亚滔卷龙须糖。亚滔闲着无聊，心情有点局促。为了掩饰这种局促的心情，即使没有顾客，也毫无必要地卷龙须糖了。

卷好三个龙须糖，走去递与珠女，不说一句话。

珠女将龙须糖接了过去，放在一边。

她选了一条红皮热蔗，削去皮，走去递与亚滔，不说一句话。

亚滔接过热蔗，咬了一口。

珠女回到摊边，坐定，开始吃龙须糖。

吃龙须糖的时候，珠女偶尔也会望望亚滔。

吃热蔗的时候，亚滔偶尔也会望望珠女。

偶尔，他们的视线接触了，亚滔对珠女笑笑，珠女也会对亚滔露出一个浅若海鸥点水的笑容。

十一

天气回暖。买龙须糖的人，多了，走来看亚滔卷龙须糖的人，也多了。亚滔很忙。当他忙得连回头看珠女的机会也得不到的时候，珠女就睁大眼睛怔怔地凝视他。有一次，一个小孩子走来买热蔗，珠女的注意力给亚滔吸引住了，竟将削去皮的甘蔗又削了一遍。

十二

亚滔曾在梦中请珠女看电影；也在梦中请珠女在餐厅的卡位里喝咖啡。但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没有勇气开口。不开口，并不是对珠女没有好感；相反，他对珠女的情况却有太多的猜想。他猜想珠女是个独生女。他猜想珠女的父母已不在人世，寄居在亲戚家里。或者，珠女的母亲已不在人世；而她的父亲则是一个性情暴躁的酒鬼。他猜想珠女没有读过什么书，即使读过，也不过是小学程度。他猜想珠女喜欢吃甜的东西。他猜想坐在热蔗档边的珠女在想些什么……

卷龙须糖的工作，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唯其简单，成天做着这种工作，难免感到乏味。亚滔能够站在大厦入口处久久做这种简单的工作而不觉得乏味，主要靠这些没有根据的猜想支持。这些猜想，虽然缺乏根据，却极具娱乐性。

那天下午，当他一边卷龙须糖一边猜想珠女是否会拒绝他的邀约时，被人刺了几刀。

警察疾步赶来，凶手已逃得无影无踪。警察向一个目击者询问凶手的面貌，目击者的回答是：凶手是个长头发阿飞，右颊有刀伤的疤痕。

警察向珠女提出一连串询问，珠女的喉咙好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发不出声音。

亚滔的尸体被抬走后，大厦入口处的地面上还有几摊血迹与糖粉。血是红的，糖粉是白的。两种不同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珠女依旧坐在热蔗档边，呆呆地凝视地面上的血迹与糖粉，很久很久，视觉才被泪水搅模糊。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第二天的事

镜子里的他。

不算英俊；也不算丑陋。眉毛太浓。嘴唇太厚。大蒜鼻。鼻孔很大。皮肤是黧黑的。一脸暗疮。

长头发。

他的头发是鬈曲的。

穿上高领恤。粉红色的。他有好几件恤衫。每一件恤衫的领子都很高。现在流行高领恤。年轻人必须穿高领恤。

从衣柜中取出黑色的西装。

昨天晚上，走去参加派对时，穿的是蓝色柳条西装。

昨天晚上的事情，像梦。此刻想起来，似乎不大真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少女。虽然不过十七八岁，却有一个成熟的体态。胸脯发育得很好。是的，胸脯发育得很好。没有戴乳罩。森森型的头发。大眼睛。那对眼睛的诱惑力很大，要不然，我也不会走去邀她跳舞。这是需要一点胆量的。遇到这样的女人，没有胆量的人也会勇敢起来。……迷人的大眼睛。那一对大眼睛太迷人了。……她的舞姿很美。在那个派对上，她的舞姿最美。……她是不同的。她很天真，她的体态不像一个少女。……她有男朋友吗？

这个问题，像一支长针插在心上。

穿上皮鞋。走出家门。

刚从厨房走出来的母亲问：“到什么地方去？”

他不答。

电梯里有个女人。

这是一个中年妇人，胸脯发育得很好。

一个中年妇人，有这样的胸脯，很平常。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有这样的胸脯，就不多了。……胸脯发育得这样好的少女，不会没有男朋友。……何必理这些？就算有男朋友，又怎样？她对我有好感，是千真万确的。要不然，跳过舞之后，也不会陪我到酒柜边去喝酒。……这是不容易忘记的。在喝酒的时候，我们的谈话虽简短，却不容易忘记。……“一个人走来参加派对？”“跟巧玲一同来的。”“巧玲是谁？”“同事。”“什么地方的同事？”“工厂。”“哪一家工厂？”“现在不做了。”“现在做什么？”“什么也不做。”“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欧阳妮妮。”说了这一句话之后，有一个长发青年拉她去跳舞。……

电梯降到地下。

中年妇人婀婀娜娜走出去。

他跟在背后。

大厦入口处，有两个男人在对骂。一个是狗主。一个是摆报纸档的。狗主的狗在报纸档边排尿。

这一类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站在人行道上等小型巴士。

坐在小型巴士的车厢里，想起欧阳妮妮与那个长发青年跳舞的情景，仍有妒忌。

……那个长发青年绝对不是好人，跳舞时的动作很难看……有些动作，对欧阳妮妮来说，简直是侮辱。如果我是欧阳妮妮的话，一定不陪他跳舞。我不是欧阳妮妮。欧阳妮妮也不是我。她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她继续陪那个长发青年跳舞。当她陪那个长发青年跳舞时，她闭着眼睛，头发依照音乐的旋律左摇右摆。看样子，她对这个青年很有好感。看样子，她对任何一个青年都有好感。……我不喜欢那个青年。我不喜欢欧阳妮妮陪那个青年跳舞。我喜欢欧阳妮妮。她有一对大眼睛。她的胸脯发育得好。那个青年一定像我那样喜欢她。要不然，他不会将欧阳妮妮拉到后边去了。……那个青年真可恶。……他将她拉到后边去做什么？……这个问题，我已想过一夜，直到现在，还找不到答案。我只有猜想。这些猜想使我不安。想起这件事，心里就不舒服。欧阳妮妮不应该陪他到后边去。欧阳妮妮是个坏女人？……

望望车窗。

湾仔永远那么挤塞。太多的人。太多的车辆。灰尘像风沙。汽车喷出来的废气令人想呕。新楼夹在旧楼中间。旧楼像白鸽笼。

小型巴士在挤满车辆的长街穿来穿去。

蓦地响起救伤车的铃声。

救伤车在拥挤的湾仔无法增高速度。

湾仔有太多的车辆。

湾仔有太多的居民。

修顿球场附近的家庭计划指导会劝人不要生育太多的孩子。

卢押道上有许多酒吧。

小型巴士在轩尼诗道卢押道口停定。

一个少女上车。

这个少女长得很难看，脸上搽着太多的脂粉。她有很长很长的头发。比欧阳妮妮更长。

欧阳妮妮是一个坏女人？不，她不是一个坏女人。当她从后边走出时，她走到我面前。她对我笑，这种笑容是非常可爱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笑容。……她跟我讲的话，我每一句都记得。……“跳舞？”“我不是一个喜欢跳舞的人。”“喝酒？”“我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不跳舞，不喝酒，为什么走来参加派对？”“我喜欢热闹。”“我——”没有将话说出，另外一个长发青年走来拉她去跳舞。当她在舞池里跳舞时，她睁大眼睛望着我。……

小型巴士驰过死亡弯角。

这地方清静得像住宅区，与湾仔形成强烈的对比。

香港在蜕变中。

旧兵房迟早要拆掉的。

小型巴士穿过天桥，展现在眼前的，是希尔顿酒店与木球场。

“汇丰银行有落！”一个乘客放开嗓子嚷。

车子在汇丰银行门口停定。有三个人下车。他是其中之一。他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穿过马路，穿过没有皇后像的皇后像广场，穿过行人隧道，随着人潮进入天星码头。

坐在渡轮上，心情紧张。

维多利亚海峡有太多的船只。

派对很热闹。我相信有人服食过迷幻药的。我不敢服食迷幻药。我只想与欧阳妮妮在一起。欧阳妮妮常常陪别人跳舞。当她与别人跳舞时，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不知道怎会产生这种感觉的。……欧阳妮妮对我有好感。这一点，相信不会错。每一次见到我时，她总会露出迷人的笑容。她的笑容十分迷人，此刻想起来，心里也是痒孜孜的。……虽然有许多人拉她跳舞，她对我最好。只要有空，就会走来陪我谈话。……她对我有好感，谁也看得出来。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长得并不英俊；身上那套蓝色西装也不漂亮。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也许——也许这是缘分。……对了！这是缘分！如果没有缘分的话，我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就不会将地址告诉我了。将地址告诉我，当然希望我去找她。这种意思是明显的。……我为什么这样紧张？虽然没有跟她约好，相信她见到我时，一定很高兴。说不定此刻正在家里等我去找她。我要是不去找她的话，她会失望。……这是用不着紧张的，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应该老练些。追求女人，不能太稚嫩。……

砰！

跳板放下时发出的声响，打断他的思路。渡轮抵达尖沙咀。随着人潮走出码头。尖沙咀有太多的行人。

尖沙咀有太多的车辆。

走去搭乘巴士。

虽然是总站，搭巴士也不容易。

坐在车厢里，心情更紧张。

巴士驶过半岛酒店，转入弥敦道。这条街道是宽阔的。两旁的大树使这条现代化的街道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没有欣赏街景的心情。

局促不安。

再过几分钟，就可以见到她了。她住在柯士甸道H大厦十一楼A座。我没有去过H大厦。不过，绝不会有什么困难，只要向别人询问，很容易就会找到的。……见到她时，应该说些什么？……我应该对她说：“请你去喝茶。”……不，不要这样说。我应该对她说：“请你去看电影。”……她可能是个影迷。少女都喜欢看电影。请她去看电影，她多数会接受。她既然希望我去找她，当然会接受我的邀约。我请她看电影，她不会拒绝。……看过电影，怎么办？请她到餐室吃常餐。常餐比较便宜。……这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我身上有一张“红底”，即使到旋转餐厅去吃东西，也不会不够。但是……吃过晚饭，到什么地方去？……

在伦敦戏院邻近的那一站下车。走回几步，就是柯士甸道。

不知道应该朝哪一边走。

问别人，才知道H大厦在那一边。

穿过马路。

找到H大厦时，血液循环随着心跳加速。

站在大厦入口处，没有勇气走去搭乘电梯。

既然来了，何必害怕？这不是一件值得害怕的事。欧阳妮妮要是不希望我去找她的话，也不会将地址告诉我了。我一向不是一个胆小的人，现在怎会变得这样胆小？应该拿些勇气出来。她要是肯陪我去看电影的话，我们就可以常常在一起了。她很美。她有一对美丽的大眼睛，跟她在一起，我会非常快乐。……看电影，吃晚饭，到公园里去散步……

走入电梯。

电梯上升。

心似打鼓。

电梯门打开，紧张得像临盆的孕妇。

一点也不错，墙上有一块胶质的牌子，白底黑字：十一楼。

找到了A座。

咬咬牙，伸出手去揿门铃。

走来应门的，是个中年妇人。

中年妇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他露了一个不自然的笑容。

他问：“欧阳妮妮小姐在吗？”

中年妇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然后粗声粗气说：“姓欧阳的人家去年就搬走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

时间

除夕早晨，天色阴霾，有风，风势强劲。当他们走出大厦时，淑芬打了一个寒噤，说要回楼上去拿羊毛衫。子铭看看腕表：九点十分。“我们搭的是十点那一班水翼船，”他说，“现在已经九点十分，万一赶不上这一班的话，度假计划只好取消。”

“昨晚电视台的天气报告说：寒流将于新年期间抵达华南海岸。”

“现在已经九点十分了，”子铭说，“平时，搭不上十点那一班的水翼船，可以改搭十一点；今天是大除夕，所有的船票早已卖光，搭不上这一班，就不能到澳门去度假了！”

“今天改吹北风，气温骤降，还是多拿一件羊毛衫的好。你在这里等，我上去，要不了五分钟。回头，我们搭计程车到码头去。”

未得子铭同意，淑芬掉转身，疾步走去搭乘电梯。

淑芬拿了羊毛衫下来时，九点二十分左右。他们站在街口等计程车，总不见计程车驶来。

“我们应该早些走出来的。”子铭有点焦急。

“不要担心，从这里到港澳码头，通常二十分钟就够了。”淑芬说。

依旧不见计程车。

小型巴士一辆又一辆地打从他们面前经过。有些小型巴士挤满乘客，有些小型巴士则是空的。

“不如搭乘小型巴士吧。”淑芬说。

“搭乘小型巴士，就不能经由海旁大道前往港澳码头了。这样，费的时间更多。”

“搭不到的士，有什么办法？”淑芬说，“站在这里呆等，浪费的时间更多，还是搭小型巴士吧。”

一辆小型巴士开来了，停在他们面前。淑芬首先上车；子铭只好跟着上去。

“不要担心，”淑芬说，“现在才不过九点半，要是顺利的话，九点五十分一定可以到达码头。小型巴士的速度不会比的士慢，只是搭客上落时稍微浪费一些时间。”

话虽如此，小型巴士朝中环驰去时，每一次遇到红灯，子铭就会埋怨起来，说淑芬不应该为了省几块钱，坚持在家里吃早餐。

淑芬将他的话语当作耳边风，不理他。

小型巴士经过铜锣湾时，子铭又咕哝了：“上楼去拿羊毛衫，浪费了几分钟！”

淑芬偏过脸去，将视线落在车窗外的景物上，装作没听到。

子铭意犹未尽，加上这么几句：

“平时，浪费几分钟，不成问题；今天不同，差一分钟，就搭不上水翼船！”

小型巴士到达中环汇丰银行门前，子铭焦躁不安地看看腕表，对淑芬说：

“赶不及了！”

“现在几点？”淑芬问。

“九点四十分。”

“还有二十分钟，应该赶得上。”

“中区交通灯多，而且车辆挤塞，我们不一定赶得上那一班水翼船。所以——”

“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下车。”

“在这里下车？为什么？”淑芬不明白子铭的用意，“你当然不会不知，从这里走去港澳码头，还有一大段路。”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什么？”

“改搭计程车。”

“改搭计程车？”

“是的，”子铭说，“计程车比小型巴士快得多。只要改搭计程车，一定可以赶上那一班。”

“但是，”淑芬说，“在这里，也不一定雇得到计程车。雇不到计程车，岂不糟糕？”

这时候，小型巴士又开动了。到达电车站旁边，又是红灯。子铭更加焦急，一再低下头去看手表。

“赶不上这一班的水翼船了。”他说。

淑芬心里也焦急，脸上却装得很安详。她不再说什么。

小型巴士过了电车站，转入雪厂街。有人上车，又停了一分钟左右。车子驶入皇后大道中，车辆有如一网鱼似的，挤在一起，动也不动。

“糟糕！糟糕！”子铭急得连声音也发抖了，“不如在这里下车吧！”

“这里是禁区，怎能下车？”

“司机！”子铭放开嗓子嚷，“我们能不能在这里下车？”

“这是禁区，”司机说，“要到安乐园门前才能下车。”

“但是，我们要赶去港澳码头搭乘十点开出的水翼船！现在已经九点三刻了，要是车塞的情形继续几分钟的话，我们就搭不到那班船了！”

司机是个好心肠的中年人，听了子铭的话，探首窗外，左顾右盼，见邻近并无警察，冒着被罚的危险，竟在“禁区”将门启开了。子铭随即付了一块钱车资给司机，以极其敏捷的动作偕同淑芬下车。

下车后，从铁栏杆钻入人行道，将脚步搬得像旋转中的车轮一般，朝前奔去。淑芬不知道他奔去什么地方，一味跟随。

奔到娱乐戏院旁边，子铭站定，伸手朝计程车停车处一指，说：

“穿过马路！”

为了争取时间，不顾来往的车辆，疾步穿过马路，经安全岛，又穿过马路，朝计程车停车处奔去。幸而这时候的交通并不通畅，车辆行驶的速度比平时慢得多。

计程车停车处停着三辆空的士。

这是上午，从中环到别区去的人不多。子铭与淑芬奔到计程车停车处时，无须排队，拉开车门，进入车厢。

“到什么地方去？”司机问。

“港澳码头，”子铭说，“请你开快些，我们要赶搭十点那一班水翼船。”

司机点点头，将车子朝前驶去。

驶到街口，车子停下来，既不能继续向前，也没有办法后退。子铭急得连额角也有汗珠流出。

“怎样啦？”子铭问。

司机探首窗外，望望前边，用低沉的语调答：

“前边发生车祸！”

“什么？”子铭大吃一惊，“前边发生车祸？”说着，低下头去看手表，“糟糕！现在已经九点五十分了！再过十分钟，那班水翼船就要开出了！”

“看情形，十点开出的那一班水翼船很难搭到了；你们还是改搭十一点那一班的水翼船吧。”司机说。仿佛被人突然刺了一针似的，淑芬尖声叫了起来：

“改搭十一点那一班的水翼船？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是大除夕，所有的船票早已卖完！”

焦躁不安的子铭眉头一皱，转过脸去对淑芬说：

“这个时候还讲这些做什么？”

语气中的责备意味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是平日，淑芬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生气；但是现在，她对子铭的心情非常了解。

子铭探首车窗外，望望前边的情形。前边是十字路口，中区的交通要道。此刻，黑压压地挤满车辆。“怎么办？”子铭急得连声音也有点发抖。“我们一定赶不上了！”

淑芬大声说：“不如步行吧！”

那司机听了这句话，立刻附和：“如果你想赶搭十点那一班开出的水翼船，走得快些也许赶得上。依我看来，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步行比搭车快得多！”

子铭再一次看表，摇摇头，说：“只剩八分钟了，即使奔，也奔不到港澳码头。”

就在这时候，前面的车子开始蠕动了。原极沮丧的子铭，见此情形，心中顿时燃起希望之火。

“看样子，前边的问题已解决，”子铭说，“这是整个中区的心脏地带，即使发生车祸。警方一定会尽快使它恢复正常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及时赶到码头了！”

车子折入干诺道中，子铭用释然的口气对淑芬说：“我们可以及时赶到港澳码头了！”

但是，事情并不如子铭想象那样简单。车子到达惠罗公司门前，又停下。

“怎么啦？”子铭原已松弛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

司机不假思索答了两个字：“塞车！”

“塞车？”子铭说出这两个字时，语气像一个易于激怒的孩子。

司机做了这样的解释：“每天上午，干诺道中大部分时间都会出现塞车现象。”

子铭正要开口时，前边的车子开动了。司机将车子朝前驶去；驶了十码左右，又停。

“怎么办？”子铭低下头去看表，“还有五分钟，水翼船就开了！”

司机说：“还是走路吧。”

“不，不能走路，”淑芬说，“这么一段路程，五分钟怎能走得到？”

司机说：“既然要赶搭水翼船，为什么不早些走出来？”

“现在还讲这些做什么？”子铭不耐烦地说出这句话之后，另一线的车辆开动了。子铭忍不住用埋怨的口气对司机说：

“我们排错一条线！刚才要是排那一条线的话，就可以——”

话没有说完前边的车辆又开动了。子铭望望旁边，发现旁边那一线的车辆已停下。他知道错怪了司机，不敢继续讲下去。

车子有如蜗牛爬，驶了二十码左右，又停。

“怎么办？”淑芬说：“这种情形，可能再过半个钟头也未必能够赶到港澳码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司机说，“上午的干诺道中常会发生塞车的情形。我看你们还是走路吧。”

淑芬问子铭：“你的意思怎么样？”

子铭答话时，语气好像在跟淑芬吵架：“此刻下车的话，除非世界第一流的长跑家，否则谁也无法在四分钟之内赶到港澳码头！”

淑芬不再说什么，心想：“看样子，今年又要在香港过年了。那几百块钱等于掷在水中。”

车子又开动。

这一次，居然驶了一大段路，驶到统一码头的红绿灯前才停下。子铭低下头去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

“还有两分钟！”他叫了起来。

司机默然不语，提高警觉等待交通灯转色，神情紧张，很像严阵以待的战士。淑芬也紧张得圆睁双目，仿佛有一把火在心中燃烧。

红灯转成黄灯时，司机抢闸，以高速朝前驶去。这种高速是违反交通规例的。司机虽然并不赶搭水翼船，但是，一种责任感使他必须在十点之前将子铭与淑芬载到港澳码头。

车子抵达港澳码头时，刚刚十点钟，子铭将车资给司机后，飞步奔去移民局检查处。

他们是这一班水翼船最后两个接受检查的乘客。受过检查，飞步走去码头。上船，正是开船的时候。这一班的水翼船迟了两分钟开出。

一九七六年作

圣水

戒绝荤酒已有二十多年的大姑，是个很相信菩萨的人。一个月前，金价狂涨，儿子容辉炒金赚了十几万，大姑骄傲地对她的儿媳妇爱丽丝说：“要不是今年年初我向观音菩萨‘借富’，亚辉就不会赚大钱。”爱丽丝说：“去年股市大跌，恒生指数从千七点跌到三百多点，亚辉手上的蓝筹股，一年前值二十多万，现在只值两三万了！”大姑说：“买股票蚀本，是亚辉头脑不够灵活。明知股市要大跌，却死抓蓝筹股不放。”

大姑的日子过得很舒适，与儿子、儿媳妇、四岁的孙儿小宝一同住在半山区一层新楼里。这层新楼，两千多呎面积，是前年买的。前年，容辉做生意赚了一笔大钱。入伙时，大姑在客厅中央煮了一壶滚水，将滚水浇在四个墙角。“这样做，”大姑对爱丽丝说，“可以赶走邪魔。”爱丽丝是香港大学毕业生，在加拿大留过学，思想很新，总觉得大姑的言行有点古怪。

古怪的言行，很多。不说别的，单是那个神坛，就像名画一样，成为客厅最具吸引力的东西。

神坛朝南而设，靠墙，放在那套价值一万六千元的巴西沙发旁边，位置是由风水先生鉴定的。神坛是一只酸枝木的八仙桌，缚以织锦的桌围。桌面，除香炉烛台外，还有经书、念佛珠与水果。靠墙处，设有容家历代祖先示神位。神位旁边是神龛。龛内放着福建出产的观音白瓷像。神龛旁边是一只长方形的玻璃盒；盒内装着十吋高的“坐关公”，一边是周仓，一边是关平，都是景德镇的产品。关公前边放着济公，也是瓷像，造型相当别致：一只大酒坛，手执破扇的济公刚从坛内钻出，神态像小偷。济公旁边有一只葫芦形的玻璃球，瓶颈相当长，五六吋，倒插在瓦盅里。瓦盅盛水。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容家的人，包括小宝在内，都知道这是“圣水”。

“圣水能治百病。”

每一次，新的女佣走来上工，大姑在回答女佣的询问时，总是这样说的。

有些女佣并不好奇，听了大姑的话，耸耸肩，不再说什么；有些女佣，喜欢东探西问，听了大姑的话，少不免多问一句：

“圣水？什么圣水？”

“是齐天大圣赐给我们的圣水，”大姑说，“这圣水，非常灵验，像仙丹一样，喝一杯下肚，随便什么病痛都会消除！”

如果有人听了这样的解释仍不满意的话，大姑就会加上一句：

“有时候大圣会走到这里来的。”

这种话，能够引起别人的惊诧；却不能说服别人。大姑本人，倒是深信不疑的。

如果新来的女佣问：“你怎会知道齐天大圣来到？”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大姑总是指着玻璃球说：“齐天大圣来到时，那玻璃球就会发出一声冰梆。”

正因为这样，凡是在容家打过工的女佣，都知道玻璃球的重要性。容家的女佣经常更换，但没有一个女佣曾经听到过玻璃球发出的冰梆声。

大姑是常常听到的。

大姑常常问小宝：“你有没有听到？”

小宝总是圆睁双目，怔怔望着大姑，不说“听到”，也不说“没有听到”。

根据这一点，大姑常常对亚辉或爱丽丝说：“小宝也听到的。”

其实，在小宝的心目中，那玻璃球形状古怪，只是大人玩的玩具罢了。他将它称作“冰梆”。

每一次，“冰梆”发出冰梆声，大姑就会放下任何工作(包括打牌)疾步走去神坛边装香燃烛，迎接大圣来到。

寒流袭港的那天晚上，大家很早上床。大姑念过经，也回房安睡。深夜向尽时，从睡梦中蓦然转醒。她听到“冰梆”发出的冰梆声，忙不迭翻身下床，披了衣服，踉踉跄跄走入客厅，装香，点烛，跪在神坛前磕了三个响头。天很冷，磕头时，浑身发抖。她应该回房去了，却固执地抬起头，东张西望，企图凭借跳跃的烛光见到齐天大圣的仙体。那“冰梆”虽已发出冰梆声，齐天大圣的仙体并没有显现，大姑见到的，只是贴在墙上的那幅画像。那是孙大圣的画像，孙大圣穿着赭黄袍，神气活现地坐在宝座上，后边有一面旌旗，上书“齐天大圣”四个大字，旌旗旁边有朵朵祥云。

依照大姑的想法：她膜拜齐天大圣已有这么多年，如果齐天大圣肯显圣的话，这是最适当的时候。

在昏黄不明的烛光中等了五六分钟，不见仙体，叹口气，缩头缩脑走回卧房，上床。她很失望，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孙大圣走来做什么，更不知道孙大圣为什么不肯显圣。天亮后，翻身下床，走去盥漱时，但觉头重脚轻。女佣端早饭出来，她吃了一杯牛奶与两块面包。到了十点左右，忽然呕吐了。爱丽丝要陪她去看医生，她摇头，她的脾性，凡是认识她的人部知道。当她不愿意做一件事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她做。这天中午，因为有热度，饭也不吃，躺在床上盖了两条棉被。她知道自己是在装香时受了风寒。

爱丽丝打电话给亚辉，说大姑的热度增高。亚辉从中环匆匆赶回，要陪大姑去看医生。大姑说是没有病，不肯去。亚辉摸摸她的额角，很热。于是，打电话给一个熟悉的医生，请医生出诊。二十分钟过后，医生赶到，把过脉，量过热度，为大姑注射两针，还开了一张药方。女佣拿了药方到邻近药房去配药，拿了一包药丸与一瓶药水回来。大姑对药物全无信任，说什么也不肯吃。亚辉见她如此固执，不能没有担忧，费尽唇舌，才使大姑让了一步。大姑虽然吃了药，对药物依旧一点信心也没有。这天晚上，全家都上床后，她翻身下床，蹑手蹑脚走入客厅，捧起那只盛“冰梆”的瓦盅，昂起头，骨嘟骨嘟，将盅内的“圣水”喝了好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