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出版社老总就编选融汇古今的好文章这一创意，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这是一桩利在当今、泽被后世、功德无量的善举。鲁迅先生说过：“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这是就其社会效应而言；而从写作者的角度，鲁迅先生指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同时，我还进言：选本的编辑、出版，应该有所依托，按鲁迅先生提示的，“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要请一位名望重、学问深的权威人物来掌舵，哪怕是挂名也好。岂料，老总竟然施行“请君入瓮”的故伎，说：“已经选定了，就是您。”理由比较简单：“且不说古文功底、品藻水平、社会声望，单就您从小曾经读过多种古文选本，您该是最明了选什么、怎么选的。”

他指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曾就读私塾。当时按照塾师安排，先读“四书五经”，主要是发挥童年记忆力强的优势，反复背诵，基本上是“食而不知其味”；接下来是读史，《左传》、“前四史”、《资治通鉴》；然后是“诸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最后选读《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中的名篇，压轴戏是《昭明文选》，这时，确有一种“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快感。塾师说：“《文选》烂，秀才半。只是现在不考秀才了。”

尽管反复推脱，但最后担子还是落在了肩膀上。

具体操作起来，委实不易，起码是碰到了这样三个难题—

古代传世名文浩如烟海，有如“弱水三千”，而这个选本至多容纳二百篇，这是“只取一瓢饮”。“以蠡测海”，劳作之艰辛，可想而知。好在披沙拣金，“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纪昀语）的工作，前人做得足够了，历代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学选本，可供直接借鉴；然而，那些都是前人所做的，今天，面对的是现代读者，总不能跟着前人“步亦步，趋亦趋”呀，必须具备现代眼光，体现时代精神。

衡文、选文，是一件主观性很强的事。正由于要面向广大读者，而不是自我欣赏，就不能只凭个人趣味与偏好加以抉择，而应以读者为依归，这就要切实调整视角，认真研索读者的审美需求。

选择、品藻，贵有创见，应该自具手眼，提出一己的独到见解；而面对古人与时贤海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立足于恒河沙数的读者的审美选择，以执掌文衡、唯我独尊的文昌帝君自命，固属愚妄、狂诞，可是，如果缺乏定见，依违两可，更是断然难以成事。那么，选编中应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三个问题汇聚到一个焦点上，是个“衡文标准”问题，也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称得上“中国好文章”。对此，前人之述备矣，诸如，“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言有物，言有序”、“有作用，有意思”、“美无思则浮，思无美则枯”，等等，说的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可读性的统一，思想震撼、心灵启迪、美的享受兼备。具体落实到文本选择上，应该是着眼于意义深、影响大、审美价值高的名篇。

正是循着这一准则，从浩瀚无涯的古代文海中，划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七个畛域，遴选出一百八十一篇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在本文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佳作。窃以为，既然称作“文章”，按照中国文学传统分类的做法，那就是除了诗歌、词曲、戏剧之外，其他都可以涵盖进来，所以，除了各体散文，也选入了少量的寓言、传奇、短篇小说。全书的体例，每篇正文之前，附简要的作者介绍，并对本文“好”之所在作扼要解读；正文后面，由毕宝魁教授加以“只求注明在具体语境中该词语之意义，能简则简，不炫博，不避难，不烦琐”的注释。

至于读者定位，大体上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职员，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期望他们通过这一普及文本的泛览，得窥我国历代古文名篇的概貌，深入研读之后，能够增进欣赏古典文学兴趣和品鉴能力，进而提高写作水平；如获更高层次的学人的青睐，手执一编，庶几可免检索之劳。

限于编注者的精力和水平，本书难免存在某些纰漏，敬请方家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