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记流韵

湖畔夜饮

/丰子恺/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座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张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酒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支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手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做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的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做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他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姊姊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铸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走，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账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丏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夜于湖畔小屋

载第151期（1948年4月16日出版）

渔村

/许幸之/

苏州真是东方的最幽美的水乡。

当我们的篷船走过山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两岸的屋宇，都是用石基建筑在水上；从石基缝中伸出层层的石坡，有许多妇女们在那儿洗浣衣纱。篷船由穹窿形的桥洞中穿过竹竿碰在桥石上，发出寂寞的音响。两岸间，那些复杂的角楼里有时送出些歌女的歌声，还有搭着路栅的酒肆间堆满着酒坛，更令人憧憬着中世纪的威尼斯的往事。

篷船穿过了密如蛛网的桥梁，便渐渐地离开城市了，经过十二里的水路，远远地看见一丛树林和村落，俯视着静僻的湖面。村上立着许多农家的夫妇和孩子，都在举手望我们的篷船欢呼，船夫摇慢了他的橹，把船靠紧了岸边，放好跳板，并且跑来告诉我：

“先生，这就是渔村北庄基了。”

我们由村童的引导，得游览了这渔村的全部。全部的面积共有五十亩的陆地，其余都是环绕村庄的河流。全村共有三百零八家，连婴儿在内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口，并且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职业。村上没有警队，但也不听见有什么恐怖的案件发生。因为村上的人口有限，所以各人的姓名和家族关系都互相熟识。虽然离开城市只有十二里的路程，但是乡民的风俗人性却很简朴，对岸有十数家村落互相凝视，两岸的村民隔河可以谈心。他们真和世外的桃源一般，过着那单纯而原始的牧歌的生活。

虽然乡下人总不免有些粗野，但他们却受着良好的教育，村上的学者们给他们创办了贫民夜校，通俗演讲所，民众阅报社，和民众图书馆的设备，这是普及一般年长者的教育机关。此外，还有一个素朴的小学校，可以容纳全村的儿童在那儿读书，虽然房屋不很宽大，可是教师和学生都充满着活泼的精神。一时上课铃响了，小学生们都麇集在那较大的课堂里，凝听着那位先生教授“常识”。一位小学教师带着滑稽的面孔提出许多极浅近的问题，小学生们举起他污秽的小手争相答复。有时一些白须齐胸的农父，搀着他们的孙儿走进小学校来，带着他们和霭而健康的笑颜和那年青的教师们攀谈。学校成了他们的家庭，渔村是一个安静的和平的世界。

在村里，我们还看到农父们坐在茶馆饮茶、谈心，有的架着眼镜在看城里的报纸。据说，这简陋的茶馆，也就是全村村民的俱乐部。村妇们有些抱着孩子们倚在门前，有些坐在树荫下刺绣或纺纱，常常听到她们在闲谈别村的趣事。当然我们穿过村巷的时候，鸡鸭和鹅群往往从脚边绕过，村犬并不咬人，耕牛伏在稻场上打盹。在稻场上我们还看见许多船底向天的渔船和渔网摊在阳光下曝露，因此我带着好奇心地发问了：

“孩子，这些渔船都是村上居民的吗？”

“是格，”那年轻的向导用苏州的土白回答我：“这村上的人大半的靠养鱼过活格。”

“难道一年四季都靠养鱼过活吗？”

“不，一年有三季打鱼，冬季就可以马马虎虎过活了。”

原来捕鱼的工作只有从春暮到深秋，严冬和初春之间，因为小鱼还没有长大，不能捕捉，所以大家都在空闲着。有些年轻的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出外经商去，或是临时出外帮工。一到了春夏之交，大家都回来，全村的渔夫便开始动员了。他们为了生活，早晨天明就下鱼池，年轻的渔妇们为了帮助他们丈夫的工作，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她们的翁姑，没有翁姑的，便交给小犬为他们看照。等到鱼尾装满了渔船时，渔夫便把他们的妻子送回村上，然后满载着船负摇向城里去。

直到傍晚或是明月初升时，渔夫们摇着空船，沿路高谈着市价，或是互唱着调情的山歌归来，渔船停在灯火如萤的村前，渔夫们由船舱里取出从城市里沽来的老酒，扣好船索，缓步穿过村巷，走进矮小的瓦屋。有时妻子们立门前鹄候着，接过丈夫的酒瓶，走进绿光如豆的火油灯前，渔夫在朦胧地饮着老酒，妻子立在桌边剥着花生，听他的丈夫高谈着从城市听来的闲事。

后来，向导又把我们引到村后名三角洲的湖面去游览，那儿和蛛网一般密的鱼池，布满在三角湖的周围。池边插着无数的白杨，湖水被风吹起了微波，中午的太阳正射在那儿远山之上。这时，我们又在湖岸的白杨丛中，发见了一所孤零无靠的茅屋，茅屋的周遭长着深深的草，生满了许多野花，湖水里反射着茅屋的倒影，但是那茅屋的门是静静地锁着。

“这是什么人家呢？”我禁不住地发问，“这样孤零无靠的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外乡人陈大力的住屋，”那年轻的向导告诉我：“因为他白天给人家帮工，所以门总是牢牢地锁着。”

然而，我心里正在怀疑，难道这渔村里对于外乡人就应该如此待遇吗？这时那向导好像知道我的心理似的，便开始说那陈大力的身世了。

原来，那茅屋的主人是安徽桐城县人，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强壮的壮汉，他一个人能担负两三个人的工作，所以人便给他起了一个插号叫陈大力。他本来在城厢里一家徐姓的富豪家里种菜园，后来那家主人因为奸情的关系暗杀了一个美好的丫头，私下把那丫头的尸体埋在自家的园里。两年后，陈大力因为锄地，在榆树根下发见了那丫头的尸骨。可是，当这丫头未死以前，早就和陈大力发生过情爱的，大力便带着尸骨到官厅呼冤，但他不知道当时的县官，就是他主人的未来的女婿。县官当时便把大力押起，一方面拿这案件要挟他的主人，主人畏罪，答应县官的条件，便把这不白的冤案推在大力的身上，以杀人罪判处了他无期徒刑。可是大力因得了外援和内应，便越狱脱逃了。一直流落到这里来求他的朋友帮助，可是他的朋友已经死去多年。初来这里正是工忙的时候，人家看他力大，便找他临时帮工，后来他很勇敢地打退了一个偷鱼的恶汉，于是村人发起捐给他那所茅屋，托他看管全村的渔池。他已经来到这儿二十八年，现在已经衰老，头发已经斑白，并且已经帮工不动，有时自家在公共的湖里钓些鱼，自做自食罢了。

“好了，”那年轻的向导继续着说，“老头子也没有孩子望他要饭吃，先生，这样多不好呢？”

当我们的篷船离开岸边不到半里的路程，远远地看见那边堤上走来一个衰老的渔父，他背着鱼篓和竹竿，蹒跚地向那锁闭着的茅屋走去，向导的孩童顽皮地望他打着招呼：

“大力伯伯，你又钓得几头鱼哪？”

“五六头，”那老者远远地回答道：“好孩子，你又带人来游湖吗？”

这隔水谈话的喉音不久就在湖上消失了，向导的孩童虽然没有向我说明那个老人是谁，但我已经明白，这大概就是那锁闭着的茅屋的主人吧！

载《现代》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出版）

与林语堂游苏记

/张海平/

原来秋天最宜于旅行，不知曾否有怎么斯基说过此话，我却因第十六期航空公路奖券不中，又愤乎国事之蜩螗，乃应语堂先生之约，作姑苏之行，以消来沪三月胸中所积洋楼臭气。语堂先生正从事为《天下》月刊译《浮生六记》，深喜芸娘，我亦颇爱三白，于是以寻求三白夫妇之遗迹为此行之副业。恐抵苏后，途径不熟，遂先函黎庵先生约在花园饭店相候。上北火车站，阳光四射，畅如也。

饭店不知是谁的别墅，虽改为旅馆，犹有园林味。其中有池塘、有垂柳、有菊、有盘松，壁上且有扇面画屏，扇面中有一张仕女图，画一女子，斜抱梧桐，全身重要部分均压在树干上，其下一足微翘，眼神痴痴地，有不胜其情之概，这些，在别处却不易得见。大致苏人确能风雅，连一饭店，亦不肯示弱，随意摆设，便能使人着迷。以此能产生三白等人，不声不响，即可留下杰作几部。我闻才子之名甚久，今天幸而到了盛产才子之区，别的不管，我倒要留心看看这才子区的环境究竟如何。

由语堂先生拟定游程，决议先去虎丘。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离城几里？位于何方？那是徐霞客或苏州指南编者的事，与我无干。我只说我们坐上黄包车，从饭店出发，一路尽是奇怪曲折高低不平的羊肠小径，也不知哪里来这么多的河，房舍街道都在河边。桥亦不少，好像到虎丘寺前，还经过一道。入山门，来一卖花女郎，迎头兜售，大有非买不可之势，你站着，她也站着，你看鸳鸯冢，她跟在你后面，你要上山，她走在你的前面，你说话不及她说得多，你要听她说则只是要你买两朵玉兰花。这样，我们才放了心，迈步登山。但黎庵穿得比我漂亮，人也比我高，她似乎更乐于走在他的后面，一直尾随到了二山门。三不知斜刺里忽然钻过来一位卖柑子的，他把语堂先生当着刘基，一定要谈话，所幸谈的是蓝青官话，尤幸谈的是虎丘掌故，虽说他的掌故与经传大有出入，而于我这初来游人，也不无好处。于是他代替了卖花女郎，凭三寸不烂之舌，随定了我们走到剑池。剑池前有两块石碑，一大书“虎丘”，一大书“剑池”，因无上下款识，卖柑者一定要说“剑池”二字为颜鲁公真迹，“虎丘”是后人假造的，细看也有几分道理。语堂先生近来又去研究书法，亦以“剑池”二字写得不错，于是卖柑者更振振有词。走到剑池便一口咬定，这池有一丈八尺深，说本来有三丈六，因吴王炼剑之后，有干将、莫邪二剑飞天而去，不知怎么一来，就只有一丈八了。连他也不甚明白当年经过细则，我们只好望着池上的小桥兴叹。原来此处却有些奇怪，一边是千人石，很大一块石崖，一边平敞，一边高峻，而这一面却有数丈高的石壁与千人石的高峻处相对峙，其下却留出低洼，横可五尺，长约二丈，便算是池了。池窄且狭，又积满崖水，哪里可以炼剑？但崖上之桥，偏有两孔“替二剑飞天时，冲出后所留之余迹”作证。卖柑者还申明乾隆帝三下江南，曾在这里用御眼看过，因此那两个剑孔名曰眼井。但当我们亦正用眼从桥上看下去时，遇着另外一群游人，也有一位卖水果者作他们的指导，据那一位的宣传为西施娘娘梳妆之处。西施娘娘去桥上梳妆，未免过于危险，以此，我们不敢再听那一位的下文，随着卖柑者上了望苏台，一刹那间卖柑者的脸上表现了“胜利的光辉”。

望苏台上，我们先望清楚虎丘的塔。这塔是经过太平军兵燹的残余，塔上粉色惨红似地映着斜阳，还有当年余迹。大致太平军当初亦甚反对风雅，故意处处毁坏与风雅有关之地，以示革命，后来不知如何被几位文人打得不亦乐乎，而能与文人对抗者，偏偏只有会做诗的石达开与李秀成。可见真能风雅的人，打起仗来，有时也许特别好玩，如轻裘缓带的羊祜，填满江红词的岳武穆，谁也不敢骂他玩物丧志，有误民族；不过据说飞机大炮发明以后，谈风雅亦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一切救国文人，只落得关在租界洋楼，大创作其三角恋爱的长篇小说了。

可惜受时间的限制，当前古迹名胜太多，未能一一领略。我们忙得紧，卖柑者亦随着跑得飞快，什么二仙亭、冷香阁都未走到，而望苏台上一望，苏州已经“烟火”万家了。此处四方凌空，极目均达数十里外，在暮霭苍茫中，看“狮子回头望虎丘”，煞有神气。据卖柑者言，早晨登虎丘，还可看出狮子山的两只眼睛来。似乎风景一到他口里，总要活灵活现，令人想起哪里见过游尼罗河逛金字塔，亦能遇着此种导游者。你要是不以他的瞎撰为烦，仅可得些美妙的故事，Irving的杂记不是这样写下来的么？

疑三白所谓千顷云者，即是此处，然卖柑者不知三白，只知唐伯虎，并谓拥翠山庄门首墙上，分刻龙虎熊豹四字，为唐伯虎与祝枝山所合书。看他念念有辞，似尚能追述当年唐寅与秋香恋爱之三部曲，可见唐才子入人之深。然唐寅亦似乎有些学问，虽未学过俄文日文，而他的字画诗文，都不是抄录捃摭而来，所以能深入民间，流露于贩夫走卒辈之粗口。设今日以西洋为了不得者，亦能使黄包车夫懂得其奥妙，而国家亦或从此得救，吾故曰：久矣夫中国的推车卖浆者流不知道有人在替他们呐喊了。再说三白因少年不得志，亦不津津自炫，经商时老实经商，卖画时悄悄住在仓米巷，故能老老实实写出《浮生六记》，单看他写芸娘前齿微露，便不像“苹果般的面庞”那样美丽，而文章到底可以看看，可以翻译，可以千秋了。

这时，一轮圆月已经冉冉升起，远山如七子灵岩，只能看出黑默默的轮廓，历历如围棋名家安排的黑棋子，有呼应，有照顾，而不拥挤杂沓，非似我家故乡，山尽管多，然往往重重叠叠不甚通气。我们边看边下，重新经过生公说法处、白莲池，我还去试一试那点头石，却摇不动，“点头”二字，刻得甚新，疑是好事者为之。再下，又看看吴王试剑石，一石中分，开缝处，俨然剑劈，可看出剑尖剑把，不过分口大而深，不像人手假剑所能劈破。卖柑者于此亦缺乏考据，遂引我们直趋憨憨泉。到那里，他的神话又多，而初入山门时所遇之卖花女郎忽于泉井旁出现。首由黎庵掏包付给卖柑者，语堂先生又略为润色，才算打发了他；但这一来她便一直护送我辈上车，拼命以四朵玉兰花换两毛大洋而去。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重游玉皇山小记

/许钦文/

交出了考卷和分数单，一个学期总算又告结束。疲倦和郁闷充满着身子，很想透一口气。要隔一小时才有一辆的四路车刚过去，呆立着等候不耐烦，就沿着马路踱步。西子湖畔，吴山之麓，风景委实不错。往常忙碌，虽屡次经过，并未感到兴趣。一经闲空，就觉处处可观。山林醒目，景物诱人；信步欣赏，不久到了望仙亭，知道是上玉皇山的口子。一向苦于人事，缺少游玩自然风景机会的我，以前在杭州连住十几年，连南北高峰龙井天竺都没有到过。玉皇山倒曾经游过，廿五六年，李青崖氏来杭，由郁达夫氏邀同去玩，七星缸、八卦田，还都留下着印象。山路的宽阔使我记起来了福州的鼓山；石级打扫得干净，又使得我联想到四川嘉定的鸟尤山。

钱塘江边，西子湖畔，有名的山上，大概有着寺院，如云栖、五云、龙井、虎跑、灵隐、天丝、韬光和北高峰等处，无非由和尚主持。黄龙洞和玉皇山却由道士主持，所以山上标着“黄老遗风”，那些黄墙壁的建筑物都是叫做观的。道士讲究炼丹成仙；还在山脚里，也就以“望仙”名亭了。究竟怎样炼丹，能否成仙且不说，山上的生活清静总是实在的。无怪爱好清静的人，入山惟恐不深。听着潺潺的溪流，颇有“鸟鸣山更幽”之概。以为到了这种山上，闻不到什么火药气味，可以不再嚷嚷，可是未及山腰，就见到一个壮年的道士在对老道士喘着气报告，一手握着粗竹竿，显得雄赳赳；说是好些部队里的人上来砍竹砍木头，讲了许多好话止不住刀斧，最后说到名胜古迹要保存，这才退下去。可见到了山上做道士，还得用力气斗争。本来道家崇尚返本，无非为着任其自然，并不在于保存什么古迹。如今这种山上的道士，所谓名胜古迹，直接间接，却总与其生活有关。“辟谷”之术未成，种些蔬菜以外，山上见不到什么直接生产的设备；饮食所需，恐怕也要像一般和尚的从“香火”设法，至少要能动人之心。宗教家动人之心的手段，于伟大、庄严和清静等美感以外，就是神秘，藉以激动人的好奇心。好奇固人情之常，神秘有助于信仰。西子湖畔和尚以神秘动人的有灵隐的一线天和净慈寺的运木古井。一线天无非是岩石中的一个空隙，细小得很，隐约难见。说是善心的人由此可以望见佛；有些人说确已望见了佛。其中奥妙，读过托尔斯泰所著空大鼓中皇帝的新衣的可以了然。运木古井是井底里有着一块木头，相传济颠和尚成佛以前曾从这口井里运出许多木头来造寺宇。大概因为木料长大，普通的方法不容易运输，就来了这神话般传说。和尚说得像煞有介事，听的人也似乎大半相信。一看要出蜡烛钱，这就成了运钱井。玉皇山上神秘的、固有的七星缸和八卦田以外，新有了紫来洞的布置。八卦田在山下，在平地看，只是几口田，登上玉皇山远望，才有点像八卦形。实在也只是有点像，并没有真正做到八卦的条件，连太极图都没有弄圆。七星缸虽然造起了七星亭，那七只起了锈的铁缸却仍然歪歪斜斜的乱放在露天下，新布置的紫来洞，附近一带都弄得很整齐；什么象伏地，什么狮啸天，把许多块岩石都新起了名称。紫来洞由紫东道士经营起来。“紫气东来”，确是道家的典故。《关令尹内传》：“关令登楼四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喜曰，应有圣人经过京邑，至期乃斋戒，其日果见老子”。不过洞口所题，牵连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意如何贯通，未能了然。又在近旁岩石上凿有“仁静智流”四大字，大概由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话。山是静的，水是长流的，固然不错。但这是儒家的见解，竟也做了“道山”的点缀。我国人在思想上，说得好听点是和平，说得不好听点是模糊，并无严密的区别。虽然和尚住寺院庙宇，道士住在观里，在丧家出殡，却可以吹打在一起。一般人对于有点哲理思想的事情，往往因觉神秘而盲目的信仰。自然这只是过去的事情。不过西子湖畔，寺院和观并立，和尚道士相安无事，也就不足怪了。

可是玉皇山，终究是有着点道家气味的，和尚寺院所在的，无论是五云山、北高峰、灵隐和天竺，都见不到头皮光光的小尼姑，在玉皇山上，将到福星观的地方我就碰着了小道姑，圆圆的头脸上梳着两个螳螂髻，额上养着刘海仙，脚上套着长统的白布袜，裤脚藏在袜统里。并不搽脂搽粉，皮肤白嫩嫩，脸颊红粉粉。这是自然的健康美，一跳一跃的跨着大步子，尤其显得生动活泼。而且，进了福星观，放大的紫东道士的照相，一望见就认得。固然前次来玩时蒙他招待过，“八·一三”的前夕，我跟达夫去福州，在上海碰着这位老道士，达夫托他带回杭州一大捆的木版书，是刚到上海买得的，请他吃中饭，我是同席的。如今达夫据说已去世，许多事还是无从说起，由这位老道士带归的书籍不知去向，大学路旁达夫家的房子是易主了。探问以后，知道紫东道士还健在，已有八十五岁。一时很想找他谈谈，终于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道话可说作罢。达夫比紫东道士年轻得多，老者依然，壮者已故。远涉重洋不如深居高山安稳，这或者就是所谓得道了。山上空气鲜新，阳光充足；尤其是玉皇山顶，左钱塘江，右西子湖，风景美丽，气势雄壮，足以爽神悦目。所谓修炼得道，原来处地优良，便于摄生养神就是了罢。不过福星观前固然种些蔬菜以外，见不到什么直接生产的机构，就是开凿岩洞，修屋筑路也未必由于道士的兼工匠。紫来洞口刻石所记，也是称“鸠工”的。那么同山下的社会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战争的火药气味也是会影响到的罢。

载第171期（1949年2月16日出版）

钱江看潮记

/丰子恺/

在上海时，偶然与友人谈起看潮。问到好几位广东人、北平人、湖南人，都说看过海宁潮的。他们问到我，我是住在离海宁三四十里的石门湾的人，却没有看过，大家引为诧异。言下带可惜之意，仿佛我是暴殄了天物。我自己也一时想不出为什么始终没有到海宁看潮的理由。大概总是由于自己太忙太懒吧？但仔细一想，还有一个至理存在于其中：凡物必难得也，其价值始高。海宁潮名震四海。广东人、北平人、湖南人久慕大名，一到了离海宁不远的地方，自然要去看一看。不管潮水好看不好看，“看过海宁潮”这一句话就有价值了。至于我们住在海宁附近的人，因为近在咫尺，旦夕可至，不希罕它，因而藐视它。石门湾人谈起看潮，都说“没啥看头”；或者说“月月可去看得，何必在八月十八去买座位，嬲闹热呢？”因为月月可去看，就月月不去看，年年不去看了。我的没有看过海宁潮，一部分原因在此。

今年阴历八月十八，我寓居在杭州。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寓中来了二位亲友，和二个例假返寓的儿女。上午，天色阴而不雨，凉而不寒。有一个人说起今天是潮辰，大家兴致勃勃起来，提议到海宁看潮。但是我的左足趾上患着湿毒，行步维艰还在其次；鞋根拔不起来，拖了鞋子出门，违背新生活运动，将受警察干涉。但为此使众人扫兴，我也不愿意。于是大家商议，修改办法：借了一只大鞋子给我的左足穿了，又改变看潮的地点为钱塘江边，三廊庙。我们明知道钱塘江边潮水不及海宁的大，真是“没啥看头”的。但凡事轮到自己去做时，无论如何总要想出它一点好处来，一以鼓励勇气，一以安慰人心。就有人说：“今年潮水比往年大，钱塘江潮也很可观。”“今天的报上说，昨天江边车站的铁栏都被潮水冲去。二十几个人爬在铁栏上看潮，一时淹没，幸为房屋所阻，不致与波臣为伍，但有四人头破血淋。”听了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江干不亚于海宁，此行一定不虚。我就伴了我的二位亲友，带了我的女儿和一个小孩子，一行六人，就于上午十时动身赴江边。我两脚穿了一大一小的鞋子跟在他们后面。

我们乘公共汽车到三廊庙，还只十一点钟。我们乘义渡过江，去看看杭江路的车站，果有乱石板木狼藉于地，说是昨日的潮水所致的。钱江两岸两个码头实在太长，加起来恐有一里路。回来的时候，我的脚吃不消，就坐了人力车。坐在车中看自己的两脚，好像是两个人的。倘照样画起来，见者一定要说是画错的。但一路也无人注意。只是我自己心虚，偶然逢到有人看我的脚，我便疑心他在笑我。碰着认识的人，谈话之中还要自己先把鞋的特殊的原因告诉他。他原来没有注意我的脚，听我的话却知道了。这仿佛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人，欲掩其短，往往反把短处暴露了。

我在江心的渡船中遥望北岸，看见码头近旁有一座楼，高而多窗，前无障碍。我选定这是看潮最好的地点。看它的模样，不是私人房屋，大约是茶馆酒店之类，可以容我们去坐的。为了脚痛，为了口渴，为了肚饥，又为了贪看潮的眼福，我遥望这座楼觉得异常玲珑，犹似仙境一般美丽。我们跳上码头，已是十二点光景。走尽了码头，果然看见这座楼上挂着茶楼的招牌，我们欣然登楼。走上扶梯，看见列着明窗净几，全部江景被收在窗中，果然一好去处。茶客寥寥，我们六人就占据了临窗的一排椅子。我回头喊堂官：“一红一绿！”堂官却空手走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先生，今天是买座位的，每位小洋四角。”我的亲友听了这话都立起身来，表示要走。但儿女们不闻不问，只管凭窗眺望江景，指东话西，有说有笑，正是得其所哉。我也留恋这地方，但我的亲友们以为座价太贵。同堂官讲价，结果三个小孩子“马马虎虎”，我们六个人一共出了一块钱。先付了钱，方才大家放心坐下。托堂官叫了六碗面，又买了些果子，权当午饭。大家正肚饥，吃得很快。吃饱之后，看见窗外的江景比前更美丽了。

我们来的太早。潮水要三点钟才到呢。到了一点半钟，我们才看见别人陆续上楼来。有的嫌座价贵，回了下去。有的望望江景，迟疑一下，坐下了。到了两点半钟，楼上的座位已满，嘈什异常，非复吃面时可比了。我们的座位幸而在窗口，背着嘈什面江而坐，仿佛身在泾渭界上，另有一种感觉。三点钟快到，楼上已无立锥之地。后来者无座位，不吃茶，亦不出钱。我们的背后挤了许多人。回头一看，只见观者如堵。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更有被抱着的孩子。有的坐在桌上，有的立在凳上，有的竟立在桌上。他们所看的，是照旧的一条钱塘江。久之，久之，眼睛看酸了，腿站得痛了，潮水还是不来。大家倦起来，有的垂头，有的坐下。忽然人群中一个尖锐的呼声：“来了！来了！”大家立刻把脖子伸长，但钱塘江还是照旧。原来是一个母亲因为孩子挤得哭了，在那里哄他。

这时候我觉得钱塘江可恶极了！大家越是引领等候，它的架子越是十足。这仿佛有的火车站里的卖票人，又仿佛有的邮政局里收挂号信的，窗栏外许多人等候他，他只管悠然地吸烟。

三点二十分光景，潮水真个来了！楼内的人万头攒动，像运动会中决胜点旁的观者。我也除去墨镜，向江口注视。但见一条同桌上的香烟一样粗细的白线，从江口慢慢向这方面延长来，延了好久，达到西兴方面，白线就模糊了。再过了好久，楼前的江水渐渐地涨起来，浸没了码头的脚。楼下的江岸上略起些波浪，有时打动了一块石头，有时淹没了一条沙堤。以后浪就平静起来，水也就渐渐退却。看潮就看好了。楼中的人，好像已经获得了什么，各自纷纷散去。我同我亲友也想带了孩子们下楼，但一个小孩子不肯走，惊异地责问我：“还要看潮哩！”大家笑着告诉他：“潮水已经看过了！”他不信，几乎哭了。多方劝慰，方才咕噜咕噜地下楼。

我实在十分同情于这个小孩子的话。我当离座时，也有“还要看潮哩！”似的感觉。似觉今天的目的尚未达到。我从未为看潮而看潮。今天特地为看潮而来，不意所见的潮如此而已，真觉大失所望。但又疑心自己的感觉不对。若果潮不足观，何以茶楼之中，江岸之上，观者动万，归途阻塞呢？以问我的亲友，一人云：“我们这些人不是为看潮来的，都是为潮神贺生辰来的呀！”这话有理，原来我们都是被“八月十八”这空名所召集的。怪不得潮水毫没看头。回想我在茶楼中所见，除旧有的一片江景外毫无可述的美景。只有一种光景不能忘却：当波浪淹没沙堤时，有一群人正站在沙堤上看潮。浪来时，大家仓皇奔回，半身浸入水中。举手大哭，幸有大人转身去救，未遭没顶。这光景大类一幅水灾图。看了这图，使人想起最近黄河长江流域各处的水灾，败兴而归。

载第73期（1935年10月1日出版）

采石矶半日游

/黄朝仪/

采石矶是在南京迤西扬子江边的一个饶有古迹的名胜地方。我们由南京乘车往游。到了采石矶，到站里坐了一会，问起采石的情形。据说，采石是一个比较闹热的镇市，属当涂县管。全镇约千余户，人口一万左右，泰半都是务农的。在若干年前，因乡民在山头掘得一座直径约一尺，高约五寸的香鼎，作黑紫色，上有红绿花纹，系天然生成，世代流传，奉为至宝，该镇遂因此得名。民十六七年间，曾为直鲁军阀搜去，不久仍索回，现珍藏于耆绅鲁涤文家，不肯轻易示人。采石矶头距车站约三华里，现辟为采石公园。说完，离了车站，雇人力车二辆，一同前往。

过采石镇时见新辟马路，颇宽阔整洁，毫无都市喧嚣之象。未几，过一木桥，见上书“锁云桥”三字，为当涂县长刘一公题。俯视小河中停泊民船甚多。越桥即为公园路，工人正填土铺石，修筑马路。两旁所植树，正值新绿之时，随风摇曳，倍增妩媚。途中伤兵三三两两，皆以木棍撑腋而行，想象彼辈当年效命疆场之英勇，不禁为之同情者再。

将抵江边，见右旁祠庙甚多，墙上大书“纪念先贤”四字。最后二祠，一为彭玉麟祠，一为李太白祠，建筑皆采古时庙宇形式，外表极为壮观。我们下车后，步行人内拾级而登。殿前有行政院长蒋中正亲题对联一副，上书：“胜迹画图中，莫辜负此日登临，依山枕渚；奇才诗酒老，曾记取当年狂放，动地惊天。”殿分三层，皆供有李太白像，两廊匾联，触目皆是，其中颇不乏精心之作，足征后人崇拜先贤的真挚。我们登楼顶眺望，但见含远山吞长江景物如画，不觉心旷神怡。二楼设有茶座多张。闻每届春末夏初之时，游人如织。堂中彭玉麟题联两副，颇能代表李氏当年狂放不羁的气概。“布鼓过雷门，问何人铁板铜琶，敢唱大江东去；挽经于电扫，仍往日珠梁玉栋，重看明月西来。”“击楫几登临，看白纻环来，生成画稿；推窗一凭眺，问青莲在否，同放诗怀。”

出殿后，沿山行登采石公园，至燃犀亭，俯视矶头峭壁千仞，近水处乱石重叠，洪涛汹涌不绝，令人心惊目眩。据传以前在此自杀者极众，乡人因迷信水中必有怪物，仿佛人至矶头，就会被拉下水去一般，都不敢站立矶头朝下俯视。后来经人燃犀牛之角，置于水底，怪物乃被药毙，自杀者遂亦减少。又水中有石一座，约方丈大小，突出水面，以前亦有一般无知妇女，立矶头以铜元掷之，谓如能掷中者，即可生育，今则渐无矣。

越采石公园至三元洞，有石阶十余级，盘旋而下，内有石室中供佛像。出山洞豁然开朗，有亭台一座，距水面仅丈余，备极清凉。稍憩，见天色垂暮，乃循原道返车站。

载第9期（1936年7月5日出版）

皋亭山

/郁达夫/

皋亭山俗称半山，以“半山娘娘庙”出名。地在杭城东北角，与城市相去大约有十五六里路之遥。上半山进香或试春游的人，可以从万安桥头下船，一直的遵水路向东北摇去。或从湖墅，拱宸桥以及城里其他各埠下船去都行。若从陆路去，最好是坐火车到笕桥下车，向北走去，到半山只有七里；倘由拱宸桥走去，怕要走十多里路了，而路又曲折容易走错。汽车路，不知通到了什么地方，因为航空学校在皋亭山下览桥之南三五里，大约汽车路一定是有的。

先说明了这一条路径，其次要说我去游皋亭的经验了，这中间，还可以插叙些历史上的传说进去。

自前年搬到了杭州来住后，去年今年总算已经过了两个春天。我所最爱的节季，在江南是秋是冬，以及春初的一二个月。以后天气一热，从春晚到夏末，我简直是一个病夫；晚上睡不着觉，日里头昏脑涨，不吃酒也像是个醉狂的人。去年春天，为防止这一种蛀夏—其实也可以说是蛀春—病的袭来，老早我就在防卫，想把身体练得好些，可以敌得过浓春的压迫，盛夏的熏蒸。故而到了春初，我就日日的游山玩水，跑路爬高，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有一天正在打算找出一处不曾去过的地方来，去游它一天，消磨那一日长闲的春昼。恰巧有一位多年不见的诗人何君来了，他是住在临平附近的人，对于那一边的地理，是很熟悉的。我问说：“临平山、超山、唐栖镇，都已经去过了，东面还有更可以玩的地方没有？”他垂头想了一想，就说：“半山你到过没有？”我说：“没有！”于是就决定了一道去游半山。

半山本名皋亭山，在清朝各诗人的集子里，记游皋亭看桃花的诗词杂文很多很多。我们去的那一天，桃花虽还没有开，但那一年春天来得较迟，梅花也许是还有的。皋亭虽不是出梅子的地方，可是野人篱落，一树半枝的古梅，倒也许比梅林更为有趣。何君从故乡来，说迟梅还正在盛开，而这一天的天气，也正适合于探梅野步。

我们去时，本打算上笕桥去下车，以后就走到皋亭山上庙里去吃午餐的。但一到车站，听说四等车已经开了，于是不得已只能坐火车到了拱宸桥。

在拱宸桥下车，遥望着皋亭的山色，向北向东，穿桑林，过小桥，一路的走去，那一种箫疏的野景，实在也满含着牧歌式的情趣。到了离皋亭山不远，人沿堤一处村子里的时候，梅花已经看了不少，说话也说尽了两三个钟头，而肚里也有点像贪狼似的饿了。

我们在堤上的一家茶馆里，烘着太阳，脱下衣服，先喝了两大碗土烧酒，吃了十几个茶叶蛋，和一大包花生米豆腐干。村里的人，看见我们食量的宏大，行动的奇特，在这早春的农闲期里，居然也聚集拢了许多农工织女，来和我们攀谈。中间有一位抱小孩子的二十二三的少妇，衣服穿得异常的整齐，相貌也生得非常之完满，默默微笑着坐在我们一丛人的边上，在听我们谈海天，说笑话，而时时还要加以一句两句的羞缩的问语。何诗人得意之至，酒喝完后，诗兴发了，即席就吟成了一首七言长句，后来就题上了半山娘娘庙的墙壁。他要我和，我只作成了一半，后一半却是在回来的路上作的，当然是出韵了，原诗已经记不出来，我现在先把我的和诗抄在下面：

春愁如水刀难断，村酿偏醇醉易狂。

笑指朱颜称白也，乱抛青眼到红妆。

上方钟定夫人庙，东阁诗咸水部郎。

看遍野梅三百树，皋亭山色暮苍苍。

因为我们在茶馆里所谈的，就是这一首诗里的故事。

他们说：“半山娘娘最有灵感，看蚕的人家，每年来这里烧香的，从二月到四月，总有几千几万。”

他们又说：“半山娘娘，是小康王封的。金人追小康王到了这山的半腰，小康王无处躲了，幸亏这娘娘一把沙泥，撒瞎了追来的金人的眼睛。”

又有一个老农夫订正这一个传说说：“小康王逃入了半山的山洞，金人赶到了，幸亏娘娘把一篓细丝倒向了洞口，因而结成了蛛网。金人看见蛛网满洞，晓得小康王决不躲在洞里，所以又远追了开去。”

凡此种种，以及香灰疗病、娘娘托梦等最近的奇迹，他们都说得活灵活现，我们仿佛是身到了西方的佛国。故而何诗人做了诗，而不是诗人的我也放出了那么的一“臭”。其实呢，半山庙所祀的为倪夫人。据说，金人来侵，村民避难人山；向晚大家回村去宿，独倪夫人怕被奸污，留居山上。夜间为毒蛇咬死。人怜其贞，故立庙祀之。所谓撒沙，所谓倒丝筐，都是由这传说里滋生出来的枝节，而祠为宋敕，神为女神，却是实事。

我们饱吃了一顿，大笑了一场，就由这水边的村店里走出，沿堤又走了二三里路，就走上了皋亭脚下的一个有山门在的村子。这里人家更多，小店里的货色也比较得完备。但村民的新年习惯，到了阴历的二月还未除去，山门前的亭子里、茶店里，有许多人围着在赌牌九。何诗人与我，也挤了进去，押了几次，等四毛小洋输完后，只好转身入山门，上山去瞻仰半山娘娘的像了。

庙的确是在半山，庙里的匾额、签文以及香烛之类，果然堆叠得很多。但正殿三间，已经倾颓灰黑了，若再不修理怕将维持不下去。西面的厢房一排数间是厨房，也是管庙管山的人的宿舍，后面更有一个观音堂，却是新近修理粉刷过的。

因为半山庙的前后左右，也没有什么好看，桃树也并没有看见，梅花更加小了，我们就由倪夫人庙西面的一条山路走上了山顶，登高为望远，风景是总不会坏的，我们在皋亭山顶，自然也看见了杭州城里的烟树人家与钱塘江南岸的青山。

从山顶下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何诗人将诗题上了西厢的粉壁后，两人就跑也似的走到了笕桥。

一年的岁月，过去得很快；今年新春刚过，又是饲蚕的时节了，前几天在万安桥头闲步，并且还看见了桥杆上张着黄旗的万安集半山超山进香的香船，因而便想起了去年的游迹，因而又发出了一“臭”：

半堤桃柳半堤烟，急景清明谷雨前。

相约皋亭山下去，沿河好看进香船。

三五年三月廿七日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烂柯山和仙霞岭

/姜馥森/

生平所游过的名山大川，仿佛有如尝过山珍海味似的，脑子里常常憧憬着；只要外界有所刺激，就能联想起来。病友黄少敏君是浙赣交界地方—玉山—的人，饭余茶后与他谈起浙江西陲的名山，如烂柯山、仙霞岭、江郎山、方岩等胜地，很想做篇浙西游踪，以追记之，可是事隔二十年，印象已模糊。不过当时我曾写了两篇关于烂柯山和仙霞岭记游文章，隐约的还能把胜事追述下来：

一、烂柯山访仙

烂柯山的故事，民间传说很普遍。在民国初年我刚进小学堂时，第一天所临摹的红方格小字帖，便是王姓樵夫到烂柯山去的诗：

王子去求仙，丹成十九天。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这四行字很简洁，很容易临摹，并且老师给我们讲这首诗的来历，在我幼稚的心灵上深深地印上“洞天仙境”的幻影。后来负笈衢县。衢县又称柯城，就是烂柯山的所在地。我把行笈刚安顿好，就与一个本地同学访游烂柯山去了。

是一个盛暑的早晨，出衢县南门三十里，翠峰环抱，烂柯在望。先到山麓寺院喝茶止渴，承方丈好意，领我们一道到山上去。我们在巨石堆成的月洞桥下休息着。地甚平坦，有石凳可坐。桥如长虹，高三丈，长五丈。四面都是高山，浓荫密布，虽在暑天，凉风飒飒，犹有寒意。方丈对我们说：“以前有两位仙人就在这块地方弈棋，有个王姓樵夫在此旁观，刚看罢一局棋，柯斧已烂了，烂柯山因此得名。”仙家日月，如此局促，依我说不是件快乐的事。张以宁题烂柯山图的诗：“人说仙家日月迟，仙家日月总堪悲。谁将百岁人间事，只换山中一局棋？！”也是有所感而作也。

仰视桥上石隙中有苍劲松柏，古色古香。相传已千数百年，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慢慢爬到桥脊上去看个究竟。蟠枝虬曲，绿鬣舞空，昂然玉立，非人间凡品也。俯视深壑，危壁万仞，摇摇欲坠，不敢逼视。下来时，流了一身虚汗。

桥旁有深洞，相传为仙子寝卧之处，其中有石床，我急欲进去一看，方丈说：“且慢，里面深得很，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好在我已带着火柴与束香，你们紧随着我进去，紧随着我出来。”说完话，他就点着香，预备进去，在洞口高大声嚷着：“里面有人出来没有？”历久无回答，我们方匍匐进去，因洞口甚狭，只容一人，假使有人出来，势必进退维谷，总得有一个人开倒车（倒爬），大感不便也。

进洞时，方丈第一，友人第二，我第三，洞中小且狭，蛇行前进，胸腹背骨，触着石壁与泥土，磨擦而进。每进一程，方丈插一炷香，以备出路时之遵循路线。约行二十分钟，其中豁然开朗，有曙光从岩隙中射入，名谓“一线天”，有类似石床石桌等器具，下垂钟乳，多蝙蝠，地甚潮湿，不能久留，设仙人在此居住也太受罪了。

出洞口，到寺院吃午餐，复上烂柯最高峰，倒很有意思。荒荆丛棘，几将迷途，山势极倾斜，初上时弯腰成三十角度，渐为六十度，后来几至九十度，有如爬行。山路坚滑如冰，登高峰，万山皆在脚下，不觉狂舞，饮山涧清泉，沁涤肺腑，精神为之一振。日暮时下山，衣履尽湿，遥顾山顶云气出没，方知身从此中来也。

是晚宿于僧舍，方丈篝灯论茗，畅谈祈梦王子故事，兴味甚好。抬头见窗外明月鹊巢，又念我身置千里之外，默念宋人王积翁诗：“鹊鹡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爰有归思。

二、仙霞岭寻虎

仙霞岭跨浙赣闽三省，地势险要，明人徐霞客亦曾游历此地。昔年校中旅行队曾在仙霞岭附近驻扎一星期，我就与几个淘气同学深夜寻虎，大有幼犊不畏虎气概，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可发笑的。

昔年浙赣铁路未落成时，仙霞岭为浙赣要道，尤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岭有五关，在浙境系一二关，岭上为三关，赣境系四五关，高度达千余尺，拾级以上，腰腿酸乏不堪。岭间供有杨二郎庙，遗有当年所用四十斤重铁刀一具。有古碑，碑上刻蛟螭，记述战绩颇详。昔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五关易破三关难”，今日飞机凌空而来，历史上的战迹，已不能存在了。

两旁高山峻岭，危崖削壁，苍松巨柏，丛菁蔽天，密不见人。风动时有如虎啸狼嚎，气象森严。我与游伴正在丛林中探胜，忽然发现虎迹，大如米升。心中好奇，赶忙去问庙中僧人，据说：“此山多虎，日落时即无行旅经过，庙中山门，夜间也关上，以防不测。”人说“谈虎色变”，而我们则大喜过望，预备夜间猎虎。

我们旅行队驻扎在山下十里远古庙中，深夜人静中，我们志同道合的八位同学，骑上预先向村人租来的马匹与土枪弓箭直奔仙霞岭而去。

上山时，在危崖中，我高诵石达开诗：“勒马渡崖关，挽弓射明月。头颅当酒杯，饮尽胡儿血。”另一位同学说，末一句应改为“饮尽虎儿血”，方为妥帖。他接着又说：“打虎我倒不怕，可是我忘了携带我的祖母给我的‘洪武通宝’大钱，我回去拿来作镇邪和压惊用。”大家信以为真，也知他一去不返，临阵脱逃了。

到了岭上，我们七员将布成一个半圆形的阵线，静阵以待，土枪与弓箭作预备放的姿势。好久没有响动，约莫到了子夜时分，隐约望见远山里两只牛形动物，从山腰跃出，继而怒吼起来，我们就对准一排枪一排弓箭，倏忽就不见了。大家轮流布岗，让一部人打瞌睡，一直到天明不见动静，清晨和尚开山门时，看到我们一群武装朋友笑眯眯的问：

“你们干什么啦？”

“我们要吃老虎肉，并且为师父们除害！”得啦，得啦。你们也能猎虎？你们希望见到老虎，可又怕见老虎。老虎也不好意思与你们会面哩！我说，你们是虚张声势吧！

因了和尚这句话，大家心里明白，没精打彩的归队去了。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家在陶然亭

/盛成/

由天桥到陶然亭，唯最是深秋芦花时节，那种述说不出的凄凉景象，这好像回家似地。这里是风月田园，又可说是埋香胜地。我本不预备再写这类的回忆，想一直跑进下层，描写他们的生活，可见到了天桥，不写赛金花，未免是遗憾；到了天桥，不到陶然亭，未免矫情！

陶然亭的艳史，也可说是伤心史，这是故都掌故中，特出的一部。那一对情侣，不曾到此地来过，那一对情侣，到了难解难分而受了社会上礼教的阻碍，谁又不想互抱而死，死后葬在此地呢？

“五四”之后，北平产生了不少恋爱新史，当时曾轰动一时，而今不过黄土两堆。除去我们这班不速之客，到了陶然亭，往事追怀，不堪凭吊，有许多对始爱终离的情侣，也很愿意他们都埋在此地，可供我们不时的追悼，并且可作爱情久远的象征。

我要谈高君宇与石评梅，君宇的坟上有碑，碑上有新诗一首，诗后有跋。文云：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速。

而跋云：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

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评梅的墓，距君宇的坟，约有数十步，墓石上题云：“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又文云：

春风青冢。

转角上坡，见有石，石上有铭：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耶非耶，化为蝴蝶。

这是一首最有名的《香冢铭》，早经脍炙人口，我正想评梅的墓铭“春风青冢”，或者就是这篇的缩影吧！殉情而死之佳人埋香陶然亭畔的佳城，昔人疑香冢有名无实，而今正名副其实了。

香冢旁有鹦鹉冢，坡下有醉郭墓，庚子联军，攻克北京，愤时骂世，扶醉佯狂而歌于市的醉郭，死了也葬在此地，好比西子湖滨，岳王墓、苏小坟、曼殊塔，情景杂遝；北地之荒草白杨比桃柳争辉当更缠绵悱恻。破井颓垣，凭吊不止一世。

陶然亭因白香山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而得名。亭筑在土丘之上，高过城堞数尺，为辽代慈悲院旧址。从前三海为禁地，中央公园仍是社稷坛的时代，春秋佳日，一般骚人墨客都到什刹海陶然亭来寻幽趣。陶然亭虽离嚣闹市不远，但已清净悠闲，如在世外；且芦苇深处，飞鸟满滩，登亭远眺，自然心旷神怡。

我最爱陶然亭，陶然亭好像是我的家，每次到了陶然亭，我都乐而忘返。北望瑶台，东瞰先农坛，西山莲花寺亦在望中，孤坟独墓，禾黍离离，荒烟环绕，偶听秋蝉，心中感想，极难细述其万一。以连年飘泊的我，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一根支柱，眼望着黄土累累如母乳状，极思回家，还有儿时待我最好的老万妈妈，如今她也面对铜山，作长眠了。我到陶然亭，立刻想起过去这许多家中旧话，同我目前的心境，恰巧类似，我希望哪一天打回老家去！那我就无庸再写故都回首了。

载第100期（1936年11月16日出版）

由杨树浦到济物浦

/姜馥森/

到汉城工读去！在上海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购得了一张开往济物浦（仁川）的“平安丸”船票，踏上了征途。

斜风细雨中的一个下午，我坐了一辆马车到杨树浦船埠。因为有雨丝，急于把我的笨重的五件行李卸下来，叫马车夫搬到船上去。他有些为难意思，说是杨树浦码头与十六铺不同，给码头脚夫看见要被殴打的呢！

“怕什么呢？‘阿拉’宁波人不怕上海小瘪三。”我虚张声势的说着，随手递给他四角小费。

他看在银钱上面，于是一件件的给我搬上去。刚搬完第三件，两个戴鸭舌帽的码头脚夫—说他是脚夫，无宁是说他码头的流氓为妥帖—怒气冲冲的走来：

“先生阿是到仁川去发财？”

“唔！”我也搭着十足的架子，从鼻孔里哼出声音。我是知道流氓是不能表示柔弱的。

“先生是老上海，应该明白上海的规矩，譬如杨树浦东洋码头的行李，就该叫我们来拿，不应该叫车夫拿。说着就靠近马车夫“拍搭”一个耳光：“猪头三！你赶快把船上的行李拿下来，大爷让你回去。否则，哼，哼……。”

“没有这个道理！拿上去的，还要拿下来。剩下的二件就叫你们拿吧。”我肝火也上来了。一面给马车夫车费连酒力一元四角，打发他走。他垂头丧气的接着银币，扬鞭直驰，一溜烟的走了。

那两位流氓各人措着一件行李到船上。露着一排镶金牙齿笑着说：“先生！照虹口码头的定章，每件行李一元钱，五件行李得化五元钱。现在我们总算搬了两件，就给两元钱脚力吧了！”

“给脚力的多寡倒是小事，说到定章，那我与你同到虹口老头子李先生、李老板地方去评理。”

“先生阿认识李大老板？”

“刚才他还到旅馆里来看我呢。”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说了这句谎话，好比诸葛亮摆空城计似的，解脱重围。—结果这两个流氓说了许多赔罪的话，拿着四角钱酒力走了。

我自己也觉好笑，对待流氓，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之于其人，不能与他计价还价的。可是我的内心很悲哀，我为什么要用谎话吓吓他们？他们为什么肯轻信这套谎话呢？自骗骗人的世界呀！我今天虽然平静地过去了，但是眼前一片黑暗，好像有无数的魔鬼张牙舞爪的择肥而噬。杨树浦的码头流氓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焉。

我在“平安丸”甲板上低着头很烦躁的来回走着；忽然传来叫唤我名字的女郎声音。抬头看去，在邻旁一只“大连丸”甲板栏杆上靠着我的少年至友鸠影女士与她的妹妹。

—我不相信这是现实，我不相信像旧小说上所说的冤家狭路相逢，今天居然碰到了她，居然她还叫我的名字。

“呵，呵，有六七年不见了，往事如云烟，真不堪回首呢！”我的心头渐渐的沉下来。

“别提了，秀蕙姊才貌双全，也够有幸福的哩！哈哈……你说一辈子不与旁的女人结婚！男人的心是如何地不可捉摸哟！”

从她的语调与表情上看出来，她既羡慕我，又像恨我。

“听说你在哈尔滨已与一位铁路的站长结婚了，所以我才与秀蕙结婚的呢！昔年我们曾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角色自任，而今何如？”

“谁人造我的谣言？”她睁起两个圆眼。随后她的妹妹笑着说：

“没有的事！这番，才去举行结婚仪式呢！馥森哥！您也和我们一块儿去大连转哈尔滨吃喜酒好吗？”—我很感谢她报告我这个真实的消息，可是把她的姊姊闹哭了，匆匆的奔到房舱里去，随后“大连丸”放出汽笛起碇了，她再走上甲板，拿着一个手绢与我话别。不知道是风吹的关系抑是她故意遮住面庞变成“手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一个带羞的妩媚的女郎的倩影随着轮机声渐渐的远去。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回到船舱去。我买的是普通船票，在一间宽大的房间中，四面都配着亮窗，铺着十二张洁净的席子。同船的人，日本和朝鲜的男性旅客各三人，还有三位日本女客，二位朝鲜女客，连我一共十二位。大家有说有笑，倒不寂寞；可是风浪太大，一出吴淞口，接连的二昼二夜，狂风暴雨，不能到舱面去，大家都蜷卧着。

第三天的早晨，青岛在望。—我以前北上求学时，好多次坐新铭新丰轮船，路过烟台、威海卫，而未曾经过青岛，这次到仁川去，无意中顺游青岛，欢喜非常，同时海中航程亦已走了四分之三，再有一昼夜就可到仁川了，真是喜上加喜。

青岛在近代外交史上，关系太重大了，旅游旅退，留下欧亚两大国争夺痕迹。当我们的船快驶港口时，最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有无数的带着触角的两栖动物—友邦的避暑舰队—停泊着，飘扬着七星旗、大英旗、三色旗、太阳旗。而我们的军舰，好像人家的载煤的小汽轮似的陪衬着。我流着一身惭愧的汗，几乎惭愧得无地自容。

船身渐渐的靠近码头。船上的公告牌上写着“本日十九时出帆仁川”—下午七时才开船，在青岛差不多有一天的停留，于是我踏上了青岛。青岛的码头用巨大的石造成的，比沪甬津汉的码头都坚固耐用，原是德国人的工程。

坐上了人力车与车夫说好，三毛钱一点钟，周游全市。我好像无羁之马，左顾右盼，喜气洋溢。到中山路上的尽头看到青岛《民国日报》的招牌，猛然想起我的老友易水寒（萧觉先君的笔名）不是在这里当主笔吗？进去撞一撞，果然遇着了他。久别重逢，他为我设宴洗尘，谈了半天的话。后来同到海滨游泳场去喝茶，此时正是青岛的女人季节，各色各样的女人都有。

下午回到船上静息。船到傍晚还没有开，因为潮水浅，待到明晨出帆。晚饭后在码头上遛跶。刚过八九点钟码头寂无人影，皓月东升，虫声四起，念蕙妻甚切。况且新婚后才二个多月，回想蜜月滋味，不禁感从中来，返室就寝，不能熟睡。于是在船头月光下写了一封家书，附诗一首：“皓月动乡念，辗转不成寐。遥知芳心碎，孤影入罗帷！”

写罢信，亲自送投附近邮筒，路过咖啡馆，进去喝杯牛奶。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间中，看到媚人的舞女、歌妓，伴着洋丘八狂歌酣舞，彩色纸带、轻气球、香水精，香槟酒随着爵士歌而动荡，手拿手，腰抱腰，真是纸迷金醉。闻说美兵的普通月薪美金八十元，合华币二百余元，故饱暖思淫欲，而我们的一部分女同胞—舞女与歌妓—乃得分润其利矣。返船时，在码头上有四五个渔翁在冰冷如水的月光下垂钓，静观许久，亦颇富诗意也。

船向朝鲜海峡前进，又遇暴风雨，风浪极大，除水手外差不多全都呕吐的不成样子。到了夜间舱内的气味混浊不堪，虽说我是过惯海上生活的人，亦要引起作呕，于是我跑到船头上去散发。看到万顷银涛，汹涌澎湃，说船在水上行走，毋宁说是在海水里穿阵。记得好多年前，我的乡友黄女士所领导的歌舞团到新嘉坡去演艺时，曾与我提起南洋风浪之大，船身上下都被海水所侵袭的景况，今于北洋中亲见之。—第一阵巨浪击上船舷时，早已把我们的衣衫湿透；到了后来，全身海水狂注，好比头上有一个冷水龙头喷射似的；凉快虽是凉快，看到眼前怒浪的雄伟与己身的渺小，真是说不出的惭愧。又想到这块地方正是昔年黄海大战、甲午败绩之地，我还有什么心绪痴看海浪呢！回到舱中，口占四句：“十丈银涛夜出航，孤舟击浪浪击船。狂风声里惊游客，早登彼岸释苦愁。”

离仁川十海哩，即有检疫处来检查身体，手续很慎重周到，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认真的办事精神。检疫后，驶进仁川内港，那是日本费了数千万代价筑成的海港，能容巨舶，交通便利，为朝鲜物品散集总汇。

仁川又名“济物浦”，与英国之“利物浦”居同样地位也。

船到埠时，适逢大雷雨，雨势弥漫，不辨东西。雨霁后，在晨曦中眺望月尾岛（朝鲜名胜之一）：瀑布突空，飞堕天矫，白练千丈，澎湃狂泻；山鹃竞发，芙蓉争研，五色披陈，灿如图绣。我为景物所醉，几把登岸一事忘去。因我由上海起程时，曾给汉城总领事张维城先生拍发一通电报，他就预先派了一位馆员来接我。这位馆员好容易接得了我，就叫码头工人将我的行李转移到仁川海关去，我方才跟他下来，船上的旅客只剩我最后一个人了。

步上了仁川码头，清洁整齐，有条不紊，脚夫也很和气。与神户、长崎码头相似，到底是经过一番设计与训练的。

船埠与海关甚近，我与馆员边谈边走，知道他姓黄，原籍山东，在汉城经商三十年，是个老华侨了。我本了“入国问禁”的意念去请教他，他也告诉我很多有趣的话，现在把它追记下来：

一，韩京已是日本的王道乐土了，日本内地人尽量往朝鲜迁移。韩民则迅速地往“东三省”奔波。又因为朝鲜资源充足而无东瀛地震的天灾，所以到朝鲜来的日人，都是抱了百年的大计。

二，我们华侨在朝鲜各地也有二三十万，其中以我们老乡（山东人）为多。因为烟台、威海卫、青岛……与仁川航程极近，兼我们有的是忍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到那边去筑路的、做百工的、贩布的、开药铺的全有。咱们有一个北帮会馆，颇有魄力。其次你们贵乡（宁波）人也不少，大多开西服铺。另有一个南帮会馆。其次广东人，开料理店与糖果店的很多，有个广东会馆。这三个会馆，大家意见很深，各不相谋的。还有湖北人也不少，大多经营理发生涯，现在这门生意，渐渐的将淘汰了，因为要当个理发匠，必须向当地市政机关去考试，很不容易录取呢！—至于其他各业也渐形不支，现在侨民纷纷减退了。

三，汉城总领事馆占地三四十亩，有亭台楼阁之胜，在海外所有使领馆中，要推朝鲜的为第一。因为昔年袁世凯为驻韩大臣时，就驻在这地，他要随便圈购多少地就是多少地，可见当时的势力的膨胀了。现在呢，哼！……我们连说话都不自由了。您先生（指我）年富力壮，心直口快，希望您少说些话罢，免生是非也。—萍水相逢，承他告诉我这句真实话，我真感谢他。

因我穿了一套学生装，仁川海关检查员对我很注意，又因我五件行李中有三大网篮是文学丛书，他就愣了：

“看来阁下是研究文学的，究竟带了几本书呀？”

这句问话，可把我难住了。我想笑没有笑出声，我的态度反转镇定：

“先生！我没有藏书目录，不能说出实在的本数，费心您详细检查吧。但我自信绝无危险思想与违禁的物件。”真的，他就忍心耐气的开始详细检查了。一本一本的翻阅，约莫检查四五十分钟才完事。结果把高尔基、普式金、柴霍甫几位苏俄作家的新旧文学书籍，扣留十余本。最妙的，也可说最幽默的，竟把鲁迅的《呐喊》也扣留，因为是红封面的。《彷徨》倒没有扣留，因它衬着一层淡黄色的纸皮哩。我更庆幸我没有带《马氏文通》，要不然，他就说我是马克斯的信徒，我可担当不起。

在京仁线（仁川到汉城）超特急快车中，我嚼着刚才黄君送我的一包大苹果，真大，比中国的苹果大二三倍，又清脆又多甜汁，一半是朝鲜土壤肥沃（出高丽参的地方），一半是经过日本科学接种的。

现在多年没有吃到这美味的苹果了，可是我憧憬着沫若先生《乐园外的苹果》一篇美妙的散文呢！

载第31期（1937年6月5日出版）

癸酉南归日记

/俞平伯/

二十二年九月九日晨六时半，别父母启程。七时十五分开车。占两“上铺”，同室缪老先生，八十余岁，彼后移至邻室。过津后始来一客，乃津盛锡福帽庄派至上海赛会者，人颇朴实。车上遇半农、叔平。下午室内颇闷热，殊无聊。五时余抵德州，散步月台。晚餐甚饱。十一时余抵泰安。住铁路宾馆，出站即达。管事者李蕙如君，前年在秣陵曾一晤，故招待甚好。宾馆布置极完善，予及莹环、久儿均得快浴，一洗风尘之困，晚睡亦佳。

十日游泰山，雇篮舆三，七时半由宾馆东北行至岱宗坊，入登岳大道，岱宗坊者其名耳，只见标语，并无岱宗二字矣。玉皇阁关庙俱略勾留，关庙之古柏葱翠鲜明，荫覆庭院，压垣蔽街，宜曰柏棚，以配陶厂之“松”。为看柏，小坐始发，垣上有“汉柏第一”四字。自此以上，无甚耽搁。斗母宫徘徊即出，经石峪遥望而已。柏洞约长三里，步行片刻，有北平之中央公园及香山意味，名洞似尚不称，曰弄曰巷曰街始佳。山形渐高，天色阴阴，渐有寒意。润民眩晕不适。在中天门午食稍憩，前山坳有朱阙，似市场之顽意化，即南天门也。其下磴道如悬梯。上御帐坪，云步桥观瀑，更上为对松山，翠润姿幻，如入画图。雨点渐密，寒风振衣，直上南天门，有“紧十八慢十八”之说。磴道峻密，两压高耸，攀跻久之，始登天门，饮热水休息。叩碧霞宫，登玉皇顶。山固高寒，加以风雨，遂不可久留，在岱顶徘徊片刻，虽云气迷离，而群山拱揖，觉一览众山小已尽岱之神理矣。上山约六小时，而下山未及其半，于二时半动身，四时半已在坦途，仍小憩云步桥石亭中。从原路下山，如温书理曲，亦颇有味。穿岱宗坊，入泰安北门，至岱庙。庙有城垣谯楼，其地极大，据云方三里，现则市肆罗列，如北平之东西两庙矣。至天贶殿，柱作惨蓝色，见之太息。以不开门不得观壁画，攀棂一视而已。殿极巨大，如北平之太和殿，想见当年之伟。出观唐槐，虽大半已枯，仅一枝荣。返馆舍已逾五时，拟作日记，检点《泰山小史》而骇，即余顷在庙中以为汉柏者非也，急雇车重往，导游之车夫，犹知说“汉家”。晚霞正媚，畅观四株，以清时石刻较之不差，赞叹而去。汉柏谨严老当，唐槐魁梧奇伟，岱庙故物仅此耳。返寓晚食，午夜仍登三〇一次车南行，承泰安站长拍电定房故得占一室，亦旅中之快也。睡颇好。

十一日醒已抵徐州。下午三时余抵浦口，以新建轮渡未毕工，仍乘澄平轮渡江，直待至五时二十五分，车始东行。云意浓甚，窗外密雨。至无锡时，仍淙淙不止，冒雨下车，住无锡饭店，房价不昂而嘈杂颇甚，彻夜人声直接晓市，在他处所仅见也。天极闷热，赤膊卧席上，重入夏矣。睡不佳。

十二日晨起自至码头雇得舲风船，游太湖边。其舟用橹，略领水乡之趣。穿城河行，过蠡桥后，渐入清旷，出五里湖后，眼界顿宽。舟人指点蠡园、梅园、独山等处，径泊鼋头渚，时已近午。登岸游览苦热，亭台等等布置均佳。断崖插水，刻“包孕吴越”四大字。在舟中午饭。对渡小箕山，食未竟已到，广厅临湖，略堪凭眺。下午游梅园，以天热路不甚近，未入园纵览，拟赶乘六时余车赴苏。舟入城河后，河路拥挤，不得已在莲蓉桥下船，与环相失，寻觅良久，至返旅舍始遇而赶车已不及，无聊之至，饮冰吃饭，消磨时刻。过八时后赴站待车，又值大雨，冒雨过悬桥。此行辄遇雨，殊属不巧。抵苏十一时许，赴铁路饭店时，仍雷电交作，幸未雨耳。

十三日环不适，竟日闷居斗室中，至晚始勉强入城看三姊，晚饭后始返寓。环睡不佳，对付略得朦胧。是日心绪颇劣。

十四日晨九时在新雅仙吃虾仁饺子，赴车站接珣妹，才入站车便到，偕返寓。下午同入城先至老宅，予作引导，至三姊处畅谈，至晚始行。姊自治肴馔可口，亦新添本事。发杭京信各一，睡着颇迟。

十五日起亦早，乘马车偕游虎丘，后至西园观五百罗汉似较在灵隐者尤巨伟。留园池水浓碧，语润儿以绿净不可唾之谛。一亭临水，两老树荫之，景致绝佳。小坐始行，绕园中一匝。归已逾午，未午食，以晨在冷香阁吃面已饱。小睡醒来，珣已留条入城先去，将改寓焉。至观前转至姊家，在松鹤楼叫菜四色，至彼处晚饭。

十六日偕环至护龙街郑燕生医处诊视。郑年已六十余，前曾在马医科寓诊病，看得颇细，处方亦妥，吴下医家中之老辈矣。至幽兰巷谒二姨母，出，至金太史场。下午偕姊至老宅。吾辈游息此屋尚在十八年前，十八年中未曾同到矣。由后门出，至城隍庙前，今改名景德路矣。入郡庙瞻仰，予亦是初次。与环、珣同步观前，在屠鸿兴刻牙铺前与彼等分路。在良利堂打药一剂，至护龙街为珣挂号，郑医处求诊者多，须隔日挂号也。仍晚饭后返寓，拟后日赴沪。

十七日十时入城至姊处，宝积寺访旧，塔倪巷近在咫尺，僧无识我者矣。忆儿时所见金刚似大于今日，无语徘徊而出。下午约王歗缑表叔、二姨母游怡园，三姊亦往一游。此园树石池沼均佳，结构谨严似尚胜寒碧。赏玩移时，始各散去。独登此寺塔，生长吴下十六年中未一往，今始酬愿。塔九级十八梯，登临一望，全郡在目。吴地人稠，故向南极目，唯见万瓦如鳞。西方则是虎丘塔及群山，北则田野，东则水光浮动，云系洋澄湖。下塔更至大殿一观三世佛，极巨伟，尚未毕工。此寺建自孙吴，云三吴首刹。晚饭后姊辗转觅得一吹笛人翁松龄来（富郎中巷廿三号），灯前小聚，所唱曲如下：《折柳》（平、环）、《思凡》（珣）、《学堂游园》（瑛、环）、《拾画》（平）。曲终人散，忘却天涯萍絮矣。实则重会之期，至近亦在来年，此夕固可思也。返舍已近十时，得娴致殉妹书。

十八日挈久儿赴幽兰巷祝二姨母寿，并晤麟兄，至姊处告别，约勾留一小时始行，门前登车有惜别意。至寓，饭后珣促行，即以马车二赴车站，待一小时车开。今日又雨甚，自发平后行辄遇雨，可异也。二时二十分抵上海北站，约有人来接而未见，冒雨雇汽车良久始得。抵娴寓，已三时半矣，派去相迓者并未接着也。雨甚兼风，彻夜不休。

十九日沪市有水，在日升楼一带，报亦未送来。雨渐止。下午访徐孟乾姊丈于外滩十八号稽核所，返寓五时半。娴约赴大光明观《凤求凰》，此院新开不久，设备殊佳，片则平平。又邀至麦瑞晚餐，街市“年红”触处皆是，较往年又多矣。晚治衣上墨水迹，十一时半睡。

廿日知许七有明日来之讯，环、珣去购物。下午访圣陶于兆丰路开明书店，并晤伯祥丐尊。在圣寓吃晚饭，座间有徐调孚、章锡琛诸君。饭后雇汽车返寓。

廿一日上午偕环在南京路购物，午后小眠，浴。以娴、珣昨均不适，五时半偕环至北站接许二妹、七弟，准点到，谈至十二时睡。

廿二日写三姊信，午后邀许七至大千世界仙霓社看《荆钗记》及《折柳》，做得不见佳。牙根肿颇剧，觅一医割之，良已，牙疾已逾一星期矣。本想请伯祥、圣陶在杏花楼吃晚饭，乃被伯祥作了东去，可笑也。同在马路上闲步吃冰，后在电车站分手。十一时半睡。

廿三日晨四妹属为其翁作贺联。许昂若兄来。今日天阴雨。下午环及七弟、久儿去听昆剧，余因昨日上了当未往，又去看牙，一搽药水而已。在福禄寿饮冰而归。环等尚未返。晚环患腹痛，早眠。十时睡。

廿四日拟明日赴杭，发陈葆珊快信。下午至大千世界看《偷诗》后，环等去理发，予返寓。二三四妹拟购物而尚未行，遂偕至永安。予先至福禄寿，环等已在。是晚予约小食，饭后偕环、珣、娴、久儿又往观昆剧，适值倾盆大雨，抵场楼会已过，看宋十回活捉致佳，陶深誉之。环、珣先归并未得见。

廿五日晨八时半起，环等改下午行，予仍早行，天又雨，此次出行盖无不遇雨也。九时十五分车开，车中只吸烟二支，闲坐而已。十一时三刻在嘉兴站下车，葆珊及其妇均来接，寓香花桥亚东旅店。与葆珊别五六年，欢然道故旧。渠年已六十，须发尚黑。天阴雨未出舍，而逆旅主人郑启澄君来，约在楼上唱曲。后雨略止，又约游鸳鸯湖，以小舟渡湖，至烟雨楼品茗。云水迷离，树石苍润，不愧此名。昏瞑始返。郑君待客殷至，约在全永泰酒家吃酒，酒后仍返舍唱曲，散已逾九时。是日竟日未离曲与笛，亦旅游中一快。郑虽业商贾，却纯朴爽直，并于曲有深嗜，其遇葆珊亦甚善。客去后校《认子》工谱，自春间失去后心常不足，重温过书，殊可喜也。十时余睡，尚好。

廿六日七时起，葆珊来，仍在楼上拍曲，并有一蒋君。郑邀午食，饭后即行，待良久始开。葆珊送我车站。今日天又阴雨。近午车开，一时三刻抵杭城站。径赴昂若处，因竟日雨，不能出门，间与许七拍曲耳。住湖滨八弄许宅之邻屋，屋相毗连，来往尚便。晚睡颇早。

廿七日雨止，偕环至花牌楼访劳组云表弟，在湖滨小坐。下午天色转阴，偕环、珣、娴、润民雇船下湖，至湖楼，至广化寺访体圆和尚，已作住持矣。绕至法公埠，天又雨，至安巢，夕佳厂小坐，昔葬稚翠，小碣顷不存矣。归舟雨甚，抵寓已万家灯火。

廿八日晴，以汽车至灵隐，登北高峰，午搭公共车返，往返便捷，迥异往年。同游四人同昨日。下午小睡，晚外姑宴客，予在昂若室中坐谈。

廿九日在湖滨第六公园小坐，下午以肩舆至南山，谒外祖父舅父墓。舅氏墓在杨梅岭下，偕环小立，怅恻久之。旋敬展右台祖茔。在法相寺后樟亭暂息，挈润儿观樟树，其天矫奇伟之姿，不让泰安之唐槐而葱翠过之。归至大世界间壁王万兴晚饭，约珣来同吃，醉饱而归。是日许二妹伉俪来杭。

卅日下午至湖楼访申石伽未值，搭划子而归。在冠生园晚饭。理发。是日二姨母麟伯来杭，与麟伯谈。午夜许六夫妇来杭。睡甚迟。

十月一日午前偕麟伯散步湖边，以舟至葛荫山庄，在楼外楼吃醋鱼莼菜，其结果又麟伯作东。至湖楼访石伽并晤其友刘君，搭公共汽车至灵隐，憩韬光径，山色泉声，四遭竹树，固胜地也。以麟拟赶晚车行，故即返寓。晚刘厚丞、娴挈三小儿来杭。饭后昂约唱曲，俞振飞吹笛，予仅度折格寄生草一曲耳。

二日枕上闻雨声，中午雨止。午后三时偕许氏全家至葛荫山庄，为外姑寿，备有大世界之杂耍。山庄遍悬寿言，布置甚妥。晚歗缎丈徐，章表弟来杭。月色清朗，未得玩赏，只偕歗丈在西陵小立俄顷耳。睡已午夜。

三日上午十一时至葛荫山庄，为外姑六秩寿。午后照相。下午又微雨，日戏以《群英会》为较佳。晚戏章叔三舅之《醉酒》颇有工夫，但亦尚生疏。俞振飞之《奇双会》自多昆小生味，惜配角不称耳。以《乌龙院》为劣，传为笑剧。散已晨二时半，归寓入睡，近四时矣。

四日癸酉年中秋节，天阴晦有雨，今日葛荫山庄宾客公祝。傍晚去，偕娴、厚吃冰，后雇车往，备有戏法。戏法，开场有杭音滑稽对话，颇有“狂言”味，持逊其朴雅耳，然仍富乡土风。入席时唱昆曲，悠扬可听。予歌《拾画》一支。饭后又唱曲，歌《惊梦》、《折柳》。是夜归寓略早，而入睡仍迟。

五日下午有游九溪者，予未往。天微雨，以人力车经白堤、苏堤而迄虎跑。沿途景色至佳，入虎跑后林泉，大苍蔚，在摘翠岩下品泉，池底四角各置一碗备游人以铜子抛掷，碗之四周皆铜元而中独空，盖颇不易中，亦寺中一种收入。予等掷皆不中，环一掷中之。归途沿南山，约略已绕湖一周，仍吃冰而归。晚李君约在王万兴饭，为与娴赌一东道而负故邀同人享之。菜甚丰，饱而归。是夜早睡。

六日环小不适。下午二姨母挈久游湖去，予访组云于其寓。并与其弟组安偕，游吴山，计不到此十余年矣。在四景园吃著名之蓑衣饼，坐对钱塘，望过江山色青翠层层，偶见帆船。窗前一桂方花，颇作流连。略参观庙宇，下大井巷而归。是日许氏姊妹兄弟至杨梅岭，顺游九溪，环未往，归逾八时。是日雨。

七日阴雨，以划子游三潭印月，予及许七未登岸，坐舟中以傍岸舟行。至月下老人祠，昔年所见题壁曾载《燕知草》者尚依稀可辨，惜已残缺。兹为补录，其已缺者空之。

胡蝶交飞江上春，花开缓缓唤归人。

至今越国如花女，荡桨南湖学拜神。

入门先见并头莲，池上鸳鸯不羡仙。

哪得仙翁唤明月？年年夜夜照人圆。

多情对月仙能醉，恰遇林逋放鹤□。

手种孤山梅百本，何如□□□□□？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

香云一般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丁已仲秋。（题名漫漶）

相隔又十余年矣，同游者均求签，予则否，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在壁角题同游姓名一行。至自然居饭。至安巢，桂花正繁，登安吟楼，有怀舅氏，环怆然涕下。夕佳厂小坐即返。因昂兄夫妇约在寓吃餐，晚未出游。

八日外姑命观潮，同游者十五人又二小孩，分乘汽车二，由中国旅行社代办，每车价廿六元，近十时半出发。沿路竹林如弄，约十许里，道路平坦，过海宁城外而抵八堡，已将正午。在看台上大嚼携去之面包火腿。是日为八月十九，一时半潮始至，只数尺耳，唯形势似较昔岁在海宁所看者略好，以此地眼界较开阔耳。距杭一百有八里。看二潮到后，即就归途，在竹径下车，厚为摄影。返寓后又偕作湖上游，值密雨，望坚匏别墅未登，厚、娴自去。天色已暝，船篷渗漏，衣履沾濡，登放鹤亭避雨，藕粉稀薄难吃。至新新旅馆，待在坚匏别墅登岸者，久之始至，聚餐而返，易小舟为汽车矣，为雨故。拟明日公宴昂若。

九日以同人迟眠者多，致游事辄始于日哺。今日许六约作上午之游，同行者其小姨钱女士，过旅行社见有明日游富春江之举，即购票，价六元，本拟游江干云栖，因此变计，以人力车行。游招贤寺、岳王庙。玉泉观鱼并览珍珠细雨二泉，正值晴空，细雨弥佳。昔游清涟，未曾注意及之。绕栖灵山背至黄龙洞，路不甚好走，黄龙洞昔荒废，是以客圣湖六年未得一游，今则轮奂之美甲于北山矣。游黄龙洞（天龙洞欤？）、卧云洞，下坡向道士觅食，延入客堂，前有桂花，后有芭蕉喷水，极宏敞，款以肉丝面。是日逢戊，道家有戊不朝真之说，大殿上一牌示之。步游紫云洞金鼓洞。金鼓殊局促，亦聊补昔年之缺耳。循宝石山下返寓，同人正拟作晚游，环应劳宅之宴亦初返，即偕行，在坚匏别墅门口停车，呼厚丞夫妇，而娴独下，厚丞得行，遂至灵隐，此次盖三游矣。吃馄饨，未登大殿，更偕游江干，循六桥而南，江上暮色渐苍然矣，归途为四妹觅失去之帽，余等一车复折回灵隐，大殿上正作晚课，取帽及卷烟而返。晚公宴昂若夫妇于宴宾楼，主人十二。是日闻有求签于猗园者，谈言微中，洵不愧月老矣。

十日晨五时起，六时到旅行社，同游者仍如昨日，以公共汽车至三郎庙，码头极修整，不须踏长跳板矣。乘振川轮至桐庐，六元之票为普通位，亦甚整洁，然眺望不畅，后上舱面，眼界顿宽。七时开船，溯江而上，正午抵桐君山下，在此换民船，以小汽舟江平号拖带之，方舟而行。舱中黑而闷，船头多人拥挤，又值晴日当空，颇苦烦热。近七里泷始佳，行不久即泊钓台下，其台与西台对峙颇高峻。入严先生祠，许六登西台，予不能从也。及人返船，已逾三时，经转舵下水。七里泷之胜始于钓台，今由此转船，大有正看长卷快意忽被人夺却之憾，曰留不尽之兴为重来之券则亦未可必也。在船头顾盼江山，清雄如画，此地先曾祖昔年屡经，且有卜居之意，迄未果。今匆忙投帖，山灵笑人矣。抵桐庐已五时许，振川号尚未来。闲步街市，在李裕顺吃面，楼面临江，眼界亦好。桐君山下水有一处忽清绝，与江水异，想是别浦。六时后船开，以江黑无月，止可兀坐室中，喷烟吃零食而已。十时一刻抵码头，三刻返寓。此次时间经济均省，惟不甚畅。睡逾午夜。

十一日上午偕环至清河坊一带购物食于青年会，情形尚与前仿佛。四时三刻从二姨母至湖上，在俞楼晤石伽，刘君以一书见惠。舟出西泠而归。一时睡。雨。

十二日天阴，有时略透晴色，拟明日成行。上午申石伽、刘东明来访。下午在旅行社购票，平浦轮渡尚无确期。偕许氏姊妹访茹香，未值，晤其夫人，至商品陈列所购物。晚昂设宴同人，聚丰园菜，颇好。明日珣妹约作西溪之游，亦忙里偷闲矣。十二时睡。

十三日九时余游西溪，先至松木场搬两舟行，芦荻尚紫，柿实已丹，沿溪有清旷致。至茭芦厂，重省旧题，有己未年舅氏题名及一九二一年予偕佩弦题名，兹为重题而去。食于秋雪庵，食物是带去的。更拟游花坞，以时促，匆匆返舟，四时余返寓。六时至城站，珣及厚均送至站，许六七赴南京亦同行，车中颇不寂寞。十一时抵上海北站，以行李须转票，又忙碌一番始定。上京沪车，各得一座，有时尚可假眠。苏州、无锡等处均朦胧过之。

十四日醒来抵镇江。许六七去下关，予等八时渡江至浦口待车，二小时始来，得一室颇舒适。十一时车北行，午食后即小眠，补偿昨日之困。晚八时余抵徐州，即睡，睡颇好，稍觉凉耳。

十五日七时抵济南而起，下午四时半抵津总站，下车闲步街市，在新陆春吃饭。复进站待车，车到只一分钟即行，以未脱车为幸。晚八时四十八分抵前门，两亲饬人来迓，抵寓安吉。北方终较南方气候较凉。

载第9期（1936年7月5日出版）

试猎记

/李金发/

几个朋友加入了游猎会，屡次劝我加入去玩玩，自己想，打猎我没有经验，杀生又是我不喜的，试想把生生动动的飞禽走兽，一枪打过去，便倒下来，身体动弹一会就送了生命，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据喜猎的人说，当一枪开过去，生物应声而倒的一刹那，是最开心不过的，迨死禽兽拿到手的时候，便索然无味。我相信喜欢杀人的，也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久杀不厌。

但杀禽兽的还可以给执照奖励，杀人的则有的视为残忍，犯罪，有的视为建功立业，全在各人的看法如何。到了春季则不宜猎打禽兽，也不过假仁慈的作用，因为这样可以俟其子嗣长大，以作第二年的猎取。有一个人还说凡是背朝天的，都是给人食的，这又不知是什么哲学。

我决意跟他们去学残忍，我因为太仁慈太有同情心，在生活上吃了亏不止一次。

他们每星期日出猎一次，两次我都预备去参加，恰巧都是微雨霏霏（但他们仍是去的）。第三星期我决意去了，他们都说我体重一百五十余磅，一定走不了这许多路，平日又不是行惯马路的，若在半途走不动怎样办呢？起初有点胆怯，但终以毅力下了决心要去。

约定集合的地点，是在下关过江的渡头，目的地是在浦口过去的浦镇，猎野鸡野兔。我破例的五点多钟起来，穿着平日见人不得的服装：工人帽，羊毛衣，布裤，八毛钱的橡皮鞋，袜子还罩在裤子之上，恨不得有一条考而夫裤，可以美观些，或者可以像我们的少帅。

到了江边不见有同志在，站一会，看着无数匆忙渡江的旅客，心头有感。看到黄色汹涌的江水，想到许多穷途末路的人类之归宿，凄然久之，心头一想，不要站得太久，以免警察以为我神色颓丧，行动堪疑。回头一看，有提着桶子卖热水给人洗面的女人，忽然一想，今天中饭是不会有着落的，虽然在家食了四个煎蛋，不如往对面小馆子去再吃一些东西，以免途中气力不足。平日最怕的龌龊的馆子现在也居然进去了，拿来一盘子烧卖，食之不甚可口，尽其四，那边的茶是比我家里还好的。开账来，只花十三铜元，还客气的给四个铜元小账—看见对面一个人这样把的。

一会儿全部人马到来了，全是衣服鲁莽，荷枪在背，布包在腰的，有的是兵工厂的，有的是军政部的，有的是内政部的，给朋友一一介绍之后，就像熟人了。除两条狗之外—一中一西—一共是十七个人，有四五位是老枪手，百发百中的云。

我们开始长征了，向浦镇行去，铁路旁是贫民的茅屋，无数獐头鼠脑的江北人在日光下取暖，人畜同居，尿粪熏人，是何等景象呀！

路旁一个小溪里，有两个野鸭在游泳，给老猎者看见了，鸭子亦许看见一群人，知事不妙，展翅而飞，谁知，枪射去，它便坠下在水上，还拨了一阵翅子，不动了。狗不敢涉水，人又不能特别过河去取一个小鸟儿，就随它浮尸在水中。它清晨起来，也不曾梦想到这样结局呀！

路上一个同志提议去学吴稚晖屙野屎，我没有附和，迨他回来，我们已远离半里路了。江北人是无需WC．的，他们纵在多人来往的道旁，亦旁若无人的蹲在那里办公，远望去，像初出锅的大馒头，是何等的太古遗风呀！

约五里路到了目的地，于是老猎者吩咐大家散队，有左翼，有右翼，成一弧形，向前包抄，方不致打伤人，俨如打仗一样。我与胡君共一枪，交把他先去打，他的布袋可给了我，背起来十足像一个难民，里面有面包，有萝卜，有小刀，有绳子，重量亦不可侮的。初看见山，有些胆怯，但走了一会，也就不觉困难。上到山腰，仍不见有禽或兽走出来。砰然一声，一个张君打到一个斑鸠，血淋淋塞在布袋里，我初次感到杀的悲哀。再走半个钟头，仍无所见，据他们说冬天情形不对，一定成绩不好的。不一会，一个同伴发现一个野鸡在那里飞起，然后落在草丛中，于是几个人向前包围，扑的一声，野鸡向空飞着逃命，三枪齐发，但第一枪打时，它已从空中坠下，他们客气地将猎获物归打第一枪的人。

经过韩信点兵台，又爬过一旧城，然后缘着津浦路行了一会，除姓颜的在乱坟中打了一野兔之外，什么都没有—野兔还不曾死，他们就把它塞在布袋里，这是残酷的死法了。—大家都不高兴，我举枪伏在泥磊上，向树间的喜鹊发一枪，可幸没有中，它从容地飞走了。

近中午的时候了，大家提议到镇上去找饭食。镇上只有一条街，除了茶寮之外，一个可食饭的小馆子亦没有，马路是高低不平，骡子在门口横站着。我很惊讶，有两个形似俄国人的站在纸烟店里，和中国人在谈天。偶回头一看，对面是一间福音堂，私心钦佩他们的牺牲精神。

没有上等食物，除了馒头包子花生米之外，号称素菜包子，我食了一个，就不能下咽，其味有如喂猪的青菜。但同伴都狼吞虎咽似的，吃一顿饱，还带着很多烧饼、油条在布袋里；我花了五个铜元，买三根萝卜，放在袋儿，后来亦在山上口干的时候，分食了。食完了，我们又开始工作，向劳山迸发，一望苍翠的是津浦路的林场，初望去像是小丘，迨走了一阵，汗流浃背，羊毛衣也不能穿，将其脱下来，挂在背上，将两袖结在一起，悬在胸前。天空一片厚云，阳光也没有热力发出，恰好不冷不热，给我们爬山的便利。但汗从额上直流，眼镜也戴不住了，卸下放在袋里，近视地穿着松林爬着石壁，足并不觉得怎样疲倦，只是脚底因磨擦过度，起了两个水泡，小足趾甲，也擦破了，里边充满液体，行动起来开始作痛。大家仍是左翼右翼地分开来猎，但遇见的野兽，实在太少，大概因为松林中的茅草，给人割得很光，还有不少的乡人，在那儿樵采，当然不是禽兽愿意勾留的场所。除见了两个獐子，不曾猎得外，只打着五六个野兔、黄鼠狼、山鸡之类。

做梦也想不到我能继续跑五个钟头的路，走起来一鼓作气好像着了魔似的，全是意志使然罢。过了一山又一山，不知不觉到了山巅，四头一望，渺茫的一片，都是我们两足行过的。崎岖的冈岭，真不禁打一个寒噤！十年前也许不算一回事，然而在现今，真是一个奇迹。到了高峰，发觉我们的左翼人马，不知去向，把打了的枪弹壳作口箫，拼命的吹作信号，都不见有回音，张君还学野人一样高声呼叫，亦不见一点回声。虽不着急，但总觉得不高兴，我们继续向长江的方向走，以为至少可以到花旗营乘火车回去。

不久，听见山后深坑里，有一响枪声，继之以口箫，知道他们亦以我们失踪为念。

在一山凹里我们全队又集合了。有四个人从别路回花旗营搭车走了，一条狗（国狗）不幸从岩上跌下，重伤喙部，满胶着血，不料竟日的功臣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从高山上向下爬，不顾怎样崎岖，但见满望红叶，或铁紫色的干枫叶，被北风一拂，柯柯作响，如万颗金铃在远处齐鸣，此情此景，引我回想起童年的故乡，一群不为人疼爱的农村孩子，各领着一条牛，到崇山中去放，大家出去凑集一点干木或干草，便烧起烽火来驱寒，没有时间的观念，只知道肚子饿时，便赶着牲畜向家蹒跚而去。

山中有一二泥屋，低小污秽，比穴居稍胜一筹而已，在夜深人静、万籁无声时，不怕鬼魅扑人吗？

步行到浦镇，足上的水泡使我不能行动，独自坐人力车到码头渡江，迨到家，已如一病人，只好预备骨酸三日了。下次约好的到大胜关打山鸡，我还是决意去。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行云流水一孤僧

/唐蕴玉/

他，他已经长眠于西子湖畔幽林杂翠间了，当代的诗画，有没有曼殊大师的地位，他是不向你们要的；然而他遗下来的著作和丹青，既彀供我们不倦的鉴赏；他“遭逢难言之恫”的身世，令我们也在暗地里得流着同情之泪。他待人接物处处莫不是一往情深，称为情之圣者，大师当之，想非过誉之词。他浪漫的生活，为什么比甚都要好之所以然者？不外性情的率真，这一点很有风趣的，现在我把将对他的学问、行为、性情等等的见解，拉杂的写出来。

曼殊大师着实具有绝世的天才，比较西方的拜伦，实在过无不及。他虽然老是过着“行云流水一孤僧”的飘泊诗僧的生活，但诗文、小说、笔记、信札、画，创作的丰富，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当中，的确世绝无其匹，而且所通晓的中、日、英、梵各种的文字，造诣亦深。他能彀指出各国文字中的组织，谁优谁劣的区别，这也就可想见他治学心得的一斑了。

复次不论他所有的著作对于造句上的工整，使人们读着，好像吟咏诗章一样，并且在“五四”运动以前，曾经写过白话文（如“呜呼广东人”），假定他犹然生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对于文字上的运用，不管我们所盛行的文言、白话，或者甚至古文，总不能去拘束他的，至于他所创作的小说、绝诗，的确文笔之秀逸可观。

他的浪漫行为，谈起来，其所以会使我们的七情在脑海里作祟，为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灵，所观察的事物，绝不肯被恶劣的社会环境所熔化；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又绝不是矫揉造作，装饰浪漫的行为的，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谓文人的美名者可比。他与生俱来，就那样的豪放和任性，玩世不恭的态度，思想超凡的。

他一副温纯文雅的脸孔和满肚皮丰富的情感，怪不得到处总被多少妙龄的娘儿们，缠个不休，不是视他为将来的如意郎君，就是认为他日的佳婿，没奈他是一位“证法身久”的和尚，这是叫她们多失望的一回事呢？！这桩所谓人们终身的大事，他对之这般的冷淡，丽人又是这般的殷勤去款待他，和尚怎样无动于中呢？或者我们要将这一点去说他薄情，其实这正是他的多情处。每一位未出阁的丽人尽情的爱上他，自然他也是深深地的爱她，不过他若是将所有爱他其中的一位女子，真的实行结婚，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师，也许会觉得左右为人难。因为结婚呢，仅有单位的可能，其余以前的所谓爱情，便非真实的爱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曼殊大师对于爱他的女人，个个都是心心相印的，诚实的爱着的。无条件的爱着的，像这种的爱，是再神圣可贵不过的，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师，任谁也都做不到，请念出他两句的遗诗吧：“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他常得饿着肚皮；他垂涎着雪茄烟；他贫病交加的卧在医院里；他也曾匿在西子湖边的破庙里。他—如此这般的经过，心里头怎么的抑郁，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气概，穷困得怎么利害，写信向友人告贷或者有薪可领在干了职业的当中，应该要把黄白物看重些才对哩！不，绝对不！这些身外物，委实打动不着诗僧的心坎。肚子里虽然饿，钱到手了，袈裟和雪茄是不能不要的，而且一买便要花得一干二净；雪茄无着哩，就是连金牙也可以拔下来去掉换香烟，好来打几回烟圈；贫病交加得卧在病榻里，没钱也就罢了，有了钱哩？新出品的德国玩具，非买来玩玩是不行；也可以在西湖的破庙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眉宇间悲壮之气迫人”，也可以穿着笔直的西装，在上海吃花酒；难道他碰着穷苦的时候不会感觉着痛苦吗？不！在比较得快乐的时候，没有忆及飘泊的艰难吗？不！在曼殊大师看来，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当他主讲华的时候，一个月得一百二十五盾的薪金，累时整月的代价，便不惜在几十小时内花完，于是，我们可就明白了这位不识好歹的和尚，别去可怜他吧，别去原谅他吧！

复次，他第二次到华，刚教了半年的书，一心决意地的要回中国来，幸得他的好友水淇同样的待遇他，才赠金三百做旅费，但是，船资还未付，钱却丢掉了。啊！曼殊大师对于铜臭物，倒是多么写意呢。还有白布树胶鞋穿脏了；即丢在屋角，再买新的用；他尝病得一塌糊涂，还是一口气地吃着大量的可可糖；还有，“一日饮冰五六斤—人以为死”了，隔天犹然蛮干地得又饮着冰。类似这般的行为，教我们举不胜举，这可不是消极的自杀是什么？有的说他成性怕死，那可就大大的错误了，我们且读他的《秋瑾遗诗序》，首端的两句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那是何等的大澈大悟呢？这样看来，怕他究竟死不？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清雅真纯—徐志摩印象

/温源宁/

雪莱一生的恋爱事迹是尽人皆知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心目中，这些事没一桩不是岂有此理。马修·亚诺德评论起文学来，无论对与不对，总是那么逸趣横生，谈到雪莱跟女人的关系时，便做了一个大大的傻瓜。然而时间已经给雪莱辩白了，替他洗去了浑身烂泥，还把他脱胎换骨变成了遨游八表的爱俪儿—一只穿花的蝴蝶，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东西，轻飘飘的永不着地，又俊美，又天真。雪莱的埃辟卜席契底恩（Epipsychidion）是一个假托的情人的哀歌，他爱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凡是异性，无论手上、脸上，或声音里给他看到有一个“理想美人”的影子的，都是他的恋人。

说起来，志摩跟女人的关系正与雪莱如出一辙。任哪个女人也别妄想志摩爱过她；他只爱过他自己心中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即使一个女人，身上只有那个理想的一点毛影儿，志摩也爱。他的见庙烧香并不是不忠，反之倒正是他对他“理想”的精忠。像一个明朗的夏日里那云影的飘忽明灭一样，志摩从这个女朋友飞到那个女朋友；然而因为云影虽多，毕竟同出于一个太阳，所以志摩的爱也只是出于一件东西—他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对于这，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信徒，不仅在他和女人的关系上是如此，就是在他的作品里，在他和男朋友的交谊上，乃至在他那乍看仿佛只是一团糟糕的、短促而悲壮的一生中的种种妄念妄动里，亦莫不如此。

志摩之为人，比志摩之为诗人伟大远甚。我们有好多人欢喜他的诗，完全因为那是他写的。我不敢说是否有人因为欢喜他的诗而欢喜他。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天才，因此，在他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里，他的成分愈多，我们就愈觉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就因为这个，所以他的散文远胜于他的诗：那里面他的成分比在韵文里多。读了他的散文，我们马上就看到他个性的妖艳与神彩：他的面貌，他说话的调子，他言谈的神韵—它的活泼，一会儿转弯抹角岔到一些不相干的趣事上去，一会儿又得意扬扬的回到闲谈的主题上来，那么犀利，那么热烈，仿佛除了为闲谈而闲谈什么别的都不要紧—凡这一切全在他的散文里。说到他的诗，可就跟他的个性隔着一层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不是他的血肉，而可说是他撒出来的排泄物。它所享的盛名，压根儿是叨他个性的光。随着岁月的消逝，志摩的身影在人心里渐渐褪色，他的诗恐怕也要失去一些现在所有的光芒的：我不敢说，这会儿他死了才两年，它不已经有点黯淡下去了。

志摩个性的秘密在哪里呢？在身体上吗？也许有一点儿。但是身体比志摩更俊更美的人不知有多少，却没一个有他十分之一的魅力。他的鼻子太大，眉毛太不成名堂，嘴稍嫌太阔，下颚也有点蠢像，总之都说不上漂亮。不，他的魔力的秘密另有所有。这我想应当求之于他的气质，和他的心性。他那份气质和心性根本是一个活泼伶俐的孩子，永远不会衰老，对于周遭的事物有着无厌的好奇心，分不清醒的世界与梦的世界，永不能恨人，也从不想到人会厌恶他。生活经验从他身边擦过去，却不能改变他。他像小孩搬弄玩具似的玩玩这样，玩玩那样。观念，相对论，强德拉·波司（Chandra Bose）在植物学上的新发见、爱尔兰文艺复兴、泰戈尔、梁启超、赛尚（Cezanne）的素描、辟卡梭（Picasso）的油画、梅兰芳、克赖斯勒（Kreisler）—这些都曾给他无穷的快乐。他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串门儿看朋友。他住的地方只能算是他朋友来往的走廊。谁也猜不透他怎么有工夫写出那么些作品。有些事旁人会认为是讨厌的打岔，他看起来正是可喜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一个孩子便是生活。

当然，志摩的生活中也有种种的悲哀：剧烈而且锐利，像一个孩子的悲哀一样；可是都和朝露差不多，一会儿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常常把痛苦给他的朋友受，但这痛苦却失去了一半的锋芒，因为放它出来的那只手是纯洁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弄死鸟儿或扯去苍蝇的翅膀，志摩有时也能对人残忍无情，自己并不知道。心地纯洁而全凭感情用事，志摩是把摔茶杯、扯花瓣儿、以及在荆棘丛里跳跃嬉笑当做每天的娱乐节目的。

有人说在志摩的最后几年看到了好多成熟的征兆。果尔，他死的倒是正得其时了。而且是何等富有童味意外的死法呵！死在飞机的砰然一响中，又是撞在一座高山上！死为诗人，生为赤子，天之厚人还有过于此的么？

倪受民译，载第8期（1936年6月20日出版）

一代艺师吴昌硕

/陆丹林/

纯乎金石气，发于笔墨间；得之者仙，学之者死。

相对辄忘言，久别又苦忆；世重其画，我重其人。

这是方药雨（若）挽缶老的联。缶老的诗书画金石，有特殊的作风，表现着他崇高伟大力的存在。虽然他有许多弟子，升堂入室的造诣很深，可是无论怎样，一望便知；因为他可以说是特有的天才，独拓千古。方药雨挽他的联子，可谓描写最切当最深刻的了。

缶老是浙江省安吉县人，少年遭逢世变，经历了许多艰苦，从他的高足王个簃所撰《贞逸先生轶事》，便知道他当年的流离苦况。摘录数则于下：

先师十余岁，即好弄石。读书之余，奏刀砉砉。偶为塾师所察，严止勿许，然辄隐牖下无人处为之。太翁辛田先生知其癖好，说之曰：“金石之学，难言也，诚能致力，亦有所事矣。”先师固善治印，宗汉铜而风趣略类文河。先师尝以一二示贤，泫然曰：“庚辛劫后存者益寡，不复能衰为帙矣。”

庚辛之劫，先师族人三千余就歼，乱定存三十人，母万太夫人既殉难，仓卒断楼木为棺，不能尽礼。每值忌辰，先师必端坐沉思，戚容悲叹。而聘室章夫人以岁饥来食于家，死瘗桂树。厥后发之不获。先师尝于印石之侧，刻背面像，印文则曰“明月前身”也。

寇始至，村大饥，先师不得食，曾一至其佃舍，为佃看包米。数月匪至，复遁去，辗转值其宋母。母曰：“我家绝粒亦百日于兹，有南瓜，来共啖之。”既而曰：“速去，吾儿且归，归必嫉汝。”言讫，挈师之田陟，摘一小瓜，大如拳遗之。当是时，饿莩盈野，同食必争。其奄奄欲绝者，道左墙根，往往而见。师言状至凄侧，弥眼微息，疲骨黎颜，投之食仍能咀嚼云。

乱中先师与太翁亡走穷谷，榛莽多蛇蝎，翁命师企足鸠行，佩斤从鞘中作丁丁声，可惊辟毒虺。一日过小溪，脱屣褐而渡，既济，问屣所在，师指所负裹而言曰：“杀在外。”翁叱曰：“毋妄言，此何时邪！”盖惧成谶语也。

既先师与翁走失所，行穷谷中一日闻盗至，隐伏洞下，侧身屏息，藉草而寐。晨起见啮余牲腥遍地，取而啖之，察其迹，乃野彘窟也，足战遁去。

先师尝倦卧溪畔，有老人唤之苏，告以盗且至，不可久留，遂负师过溪，且言树下有米，汝其往搜。从之，果获一瓿，纳米于袜，回顾老人，已不复见。又一日，涂遇数人，同行至古屋，见壁上悬牛革一，宰割入浴釜，（安吉俗家有浴釜，釜大可合抱，汤温跃入。）煎一昼夜，聚而大嚼，视为珍羞，初不以无盐醯之味为难入口也。盖先师避难数载，日剥树皮草根果腹，食无见粟，几及三稔。先师尝云百卉皆可食，唯青草有芒刺，不堪咽耳。

吴昌硕先生治印

缶老生当胡清末年，诗值同光闽赣派汹涌之时，画当山阴鸳湖风靡一世之际，书后安吴仪徵，刻印后西泠八家（见谢玉岑撰《吴昌老之创造精神》）。他则一无所染，绝不受他们的束缚，而能独辟蹊径。“其篆刻本秦汉印玺，敛纵尽其变劙鑱造化，机趣洋溢。书摹猎碣，运以铁钩锁法。为诗至老弥勤苦，抒摅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画则宗青藤白阳，参之石田大涤雪个”（见陈散原撰《安吉吴先生墓志铭》）。冯君木所撰《安吉吴先生墓表》于他的艺术，则说是“夙耽文艺，兼擅治印，盘盂鼎碣，沉浸追琢。恢恢游刃，冥合秦汉。孤文小石，获者矜异，等于璆璧。先生之书，出入方圆，肃若栗若，籀篆隶草，靡不赅赡。先生之画，浑噩諔诡，独辟隅奥，千紾万变，无迹可蹑”。可见他的书画金石，皆具有古人所未有之境界意味，而自成一宗派，能学能变，切合今之所谓创造真谛的了。

上面所引的，是客观的好评，我今把他主观的话，略引几句，合拢来看，那就对于一代宗匠吴缶老艺术的究竟，不啻探骊得珠，赤裸裸的表露了。他所论画的诗，有说：“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又说：“谓是篆籀非丹青”。又说：“癞竵匾幻作枝连蜷”。那么，他是主张和实行用篆笔来绘画的。他论刻印有说：“赝古之病不可药，纷纷陈邓追遗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陈邓外古仍无功。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不知何者为正变，是我作古空群雄。……兴来湖海不可遏，冥搜万象游洪濛。信刀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又说：“铁书直许秦丞相，陈邓藩篱摆脱来”。可见得他不特写石鼓文是要略变原形，就是治印也要“自我作古”，而力空依傍了。

他论诗有说：“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不知为同。”他的朋友施旭臣（浴升）叙述他的诗，是“初为诗学王维，深入奥窣，既乃浩瀚恣肆，荡除畦畛。兴至擩笔，抒写胸臆，雷激雷震，倏忽晦明。皓月在天，秋江千里，至忱深思，跃然简编。呜呼世之学者，誉合毁离，喜甘恶辛，其于仓硕诗刺于目而棘于口，方摈抑之不妨遑，而仓硕独于荒江墟市之间，抱膝长吟，悄乎以思，旷乎以放，时而几傲，时而愁悲。凡以自达其性情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所谓克自树立者，其庶几乎！”记得董其昌论书法有说：“其始必与古人合，其后必与古人离。”合是探求古人的矩矱，离呢，是表现自己的精神；缶老的诗画刻印，从他的自白，我们把黄山谷所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两句话，很贴切的做了他的文艺绝对相对的注释。

他有《缶庐诗》七古一首，是记述他在光绪八年四月，金俯将（杰）赠他古缶一颗，说是从古墓里得来，没有文字，但很古朴，所以把缶庐做了室名，同时也别署老缶，诗云：“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俯将持赠情独厚，时维壬午四月九。雷文斑驳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既虚其中守缺口，十石五石颇能受。……吾庐风雨漂摇久，暂顿家具从吾苟。折钗还酿三升酒，同我妇子奉我母。……”缶庐得名的由来，于此可知了。

无疑的，缶老的文艺，“艺术大师”他是当之而无愧，国人固已非常的钦佩珍视，而日本的人们，更狂热的爱慕他的作品。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的写字绘画，差不多十之六七都是从日人方面所来求的。日本的书画收藏家，和中等以上嗜好艺术的人物，他们家里多有缶老的作品，若果得不着的，也要多方设法请画请让或公开征求的罗致。不特缶老本人的书画日人高兴搜罗，就是他的公子和学生们的作品，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重视。日本人对于缶老的艺术，可说是独具只眼了。他们因为崇拜缶老的艺术，曾集资替缶老铸个铜像，藏在杭州的西泠印社，表示永远诚恳的崇拜。缶老自己撰有赞语，是这样子说的：“非昌黎诗，赞木居士。非敦煌碑，呼石人子。铸吾以良金，而吾苦铁耳。重吾以越蠡，而吾无补于国耻。吾何道而遂东，滋吾作而曷已。辛酉秋日，海东士夫，范金貌余，赍达沪上，环堵之室，与我周旋。歌鸣鼓缶，得此同调。有如梁会稽王所云，喜荷交并矣。沧江岁晚，故我依然，抑又不能无感。书此并识岁月，非敢为东方自赞也”。艺人妙语，湖山生色不少了。

缶老绘画，渊茂姿衍，劲实奇瑰，超以象外，真是可以推倒百世的豪杰，开拓万古的心胸了。在未专心致志从事艺术之前，在家读书，补诸生，因为贫困，出就江苏的小官，不久，晋直隶州知州，署安东县，只有一个月的时候，便即辞职。后来刻有“一月安东令”的图章，常常钤在书画上。辞官以后，隐居苏州，和杨见山、任伯年等切磋尤多。晚年住在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与朱疆邨、陈散原、诸贞壮、程子大、周梦坡、沈子培、冯君木、王一亭等相与往还。年老病聋，因别署“大聋”，但有宾友到谈，上下古今，恣谈不倦。有一天和位朋友闲谈，友人说市上的鉴赏择取，是把耳当眼的居其多数；他闻着就说，要是他们都是善用眼的，那我们就要饿死了。这虽是幽默话，也可以见得他绝不自护其能来矜夸自己的所长了。

他的题画，也常常借题发挥，别有风趣，况惠风曾请他画荔枝屏幅，谐音“为利是图”，他画就并题云：“夔笙属作是图，以玩世之滑稽，寓伤心之怀抱，可为知者道耳。为设色荔枝，以取荔利谐声立意。”替王一亭题盲趣画云：“眼无天日耳犹听，听到天河洗甲兵。天意斯文留一线，其间著个左丘明。心地光明我佛同，男争足赤女头蓬。诗成今日凭谁赏？编入盲词擘阮中。蜗牛满地作跏趺，中有穷涂识字夫。病足与予同调否？出门一样倩人扶。”借画讽世，谑而不虐。

从他的《癸亥元旦》诗，便知是他八十年的诗史，不啻一篇自传。诗云：“癸亥之岁寿八十，忆前癸亥陷粤氛。搜山翦径贼长技，青天难上跳无门。北风雨雩供咀嚼，祖母叔伯母弟昆。室非高明瞰多鬼，车隆隆处嗥成群。甲子上元贼势靡，父归鄂皖苍颜温。走收白骨辟灌莽，托命仅尔长镵存。未精帖括捉入汼，一字不识卧碑扪。父言读书缓未可，父复见背愁只身。佣书润州佐淮榷，钱不工数以摈贫。继走江南作俗吏，安东一月惭吾民。辛亥大变惨目睹，身未死国人陈人。学佛未敢剩枯坐，发以晞吟何如髡。福寿天赐告宗祜，铿钟伐鼓陈彝尊。竭来人心大发见，道行其道臣称臣。香风作邻梅吐萼，沧海变酒杯耽醇。鼎铸罔两文驱鳄，豺虎化作驺虞仁。”他的逝世，是在民国十六年的冬天，享寿八卜四岁。死后，他的弟子们私谥他为“贞逸先生”。到了民国廿一年的冬天，才安葬在杭州附近唐栖的超山。会葬的一天，我曾写了五十六个字，表示个人的景仰与哀思，今把它记出，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仓老安葬超山感赋

宋梅古树屈蟠间，缶老风流一再攀。

却与逋仙同返鹤，塘栖风景比孤山。

孤山石象试重描，诸老题诗兴尚饶。

傥有诗魂来月夜，万梅花里百杯浇。

廿五·八·三一，上海红树室

载第15期（1936年10月5日出版）

画人张善子大千兄弟

/陆丹林/

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画界兄弟齐名的，在华南有高剑父、奇峰兄弟，在华东有张善子（泽）、大千（爱）兄弟，（张氏原籍四川内江，但他二十年来住在上海的时候较多。）这是稍为留心当代画人的，都已知道。高氏兄弟，不久以前，已有许多人绍介过，用不着赘说，我今所写的是张氏兄弟。

善子在胡清末年从事排满，民初，反对袁世凯窃国，做过很多革命工作。癸丑之役，曾被抄家，亡命江海。过了不久，才在西北军及总统府做事。因为亲老而辞职，奉母移居上海。“闲来画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两句诗，不啻替他写照。后来虽然各方的旧同志常常请他出来从事政治军事工作，他都推辞了。他觉得艺术是他的第二生命，天天在那古画中、实物上（他家里豢养了许多鱼鸟走兽，及种植许多名花）、山水名胜古迹里，找寻他绘画的对象。他是深于世故，通达人情，和各方面的朋友交际，都异常周到。守信约，重然诺，答应亲友所托的事，没有不努力去干，要是他自己干不了，也要辗转托人代办，务必办妥，才肯罢休。而且事必躬亲，负责任，人家的事，看做自己的事，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相比，是绝对相反的，所以朋友间都说他是“够得上的朋友”，乐意和他交游。

善子和大千，都是“美髯公”般的大胡子，有些人常常把他们兄弟俩辨别不清；因为胡子一样长，面貌既相似，阔袍布袜又相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家制的布袜），行动举止也相像，无怪陌生的人认不清楚。其实善子在他兄弟辈是行二，大千是行八，善子今年五十六岁，大千年方三十九，年纪相差有十多年。若果我们和他们兄弟相处稍久，即知道他们的个性生活有很大分际。虽然他们兄弟个性有点不同，但是爱好艺术却是一致，而且他们真是算得“兄弟和翕”、“兄友弟恭”、“兄弟怡怡”、“兄弟如手足”，这几句成语，都可以表示他们兄弟的友爱。老实说，在我许多亲戚朋友之中，还没有见着别人的兄弟们有比得上张氏兄弟那般的亲切友爱，（容许有之，但我没有见着。）他们家内的事和在外的一切，没有不开诚布公的互相谈论，兄的事等于弟的事，弟的事等于兄的事同样的关切。善子与大千的中间，现在还有两位兄弟，他们都是一样的友爱。第三（业农的）第四（业商的）的两位兄弟，不因所业的不同、居处各异而有些疏阔。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大千生日，他的四哥恰从重庆赶到，一入门两兄弟见面，就相对鞠躬作揖，端茶递巾，客气之中，饱含着雍穆和洽的气象。我十五岁时，我的小弟就失踪了，见着他们兄弟如此友爱，抚怀身世，钦羡之余，不禁有点黯然了。

他们不特在兄弟间是这样的彬彬有礼，他们对于师弟间更是重礼。他的老师李梅庵（瑞清）、曾农髯（熙）在生时，他们每到李曾公馆，执弟子的礼甚恭，非得师赐坐不敢坐；三伏天气，非得师说脱长衫不敢脱。逢着年节和生日，必肃整衣冠前去叩头请安。李曾死时，穿了孝服去送殡，痛哭尽哀。李曾逝世之后，对于师母还是一样的行礼，逢着李曾的忌辰，设奠叩头致祭。他兄弟俩所收的许多学生，拜师时也要行拜跪礼，说这是尊重师道的表现。

善子五十岁那年，作了自寿诗两首，不啻是他的诗史和人生观的自白，诗云：“五十飞腾过，艰艰憩海滨。青山如可卖，白屋未妨贫！老去神犹王，诗成句渐醇。魏塘鱼茨足，卜筑奉慈亲。（注云：八弟大千，奉家慈居嘉善，拟长此卜居，朝夕尽莱舞之乐。）匹马怜予壮，纵横关塞间。拂衣猿可学，入画虎能闲。东渡留残藁，西行忆故山。虚名愧相误，浪墨几时删！”

善子绘画，山水、人物、走兽，无所不能，尤其是画虎最有名。有十二金钗图，拈《西厢记》语来画虎十二帧。又和大千合作“山君真相”。曾农髯题词有说：“……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一日持善子所为十二金钗图乞题。髯曰：‘向不喜为闺阁绮丽之辞。’爰曰：‘虎耳。’大惊，展示，果十二虎，踞者，立者，渴饮者，怒者，媚者，极数变态，皆奇想天开。嗟夫，善子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或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道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嗟夫，张生何讽世之深耶？然予观古来画虎者，每多类犬，写生家又但能传其皮相，不能得虎之天性，君操何术至此？善孖曰：‘予因画虎，遂豢虎有年矣。虎性贪利得肉，予每日以肥豚大方饲之，待其饱，然后弛其铁绳，纵之大壑，须臾风生，若怒若醉，长啸奔舞，山谷异势；及其饥，复置肥豚柙中，虎且摇尾而前，若敬主人者。’髯曰：‘虎得肉足耳，且知有主人耶？’……”去年夏天，有位朋友，从贵州得了一个乳虎送他做画虎的“模特儿”。他本为卧病在苏州的网师园，闻着老虎运到汉口，马上精神奕奕亲自到汉口去迎虎，“虎痴”真是名副其实呢。

大千呢？天姿奇逸，聪慧绝伦。读史读经，过目成诵；作诗作画，到手即精。能挥霍，心之所好，千金一掷没有吝色。袋里一文或无存贮，但是遇着名画，虽值万千金，也必先行留下，再行设法筹款交易，故他十余年来，所得名画富而且精。估客因他精鉴别而牲豪爽，能出高价，得着名迹，必先送他欣赏购置。因此，大风堂藏着精品很多。他对于饮食，极为讲究，最推重川粤菜。精于烹饪，每遇嘉宾莅止，常常脱下长衫，跑入厨房弄菜奉客。好吃冰淇淋，一年四季，随时一口气吃完十几杯。往往为要吃几角钱的冰淇淋，而化去一两元的汽车费往来，满不在乎。平时不饮酒，要是碰着好友良会高谈阔论的时候，一碗一碗的连饮几斤，绝没有一点醉容。每逢旅行，舟车旅馆，必择头等而乘用，衣服虽极朴素，但享用则极奢侈。戚友因急需有所求，莫不尽力佽助，遇差手头紧，则立即伸纸写画给人换钱。有时为着朋友求借甚急，或其数很钜，则将所藏名画押去取钱付友，这种急人之急，是很难得的。他作画润例，取销了七八年，平时外间求他绘画，若没有因缘，虽送钜金，不肯下笔，就是有人绍介，他常常搁置一年半载，也不肯挥毫，但是他若在高兴的时候，往往只须几个钟头，便可以一气绘成十多张画，尤其是宾客尽欢酒酣耳热的场会，口讲手挥，山水花卉，仕女人物，随兴即画，画好即题，真有“手挥五指[弦]目送飞鸿”之概。要是他的好友，则随时可以请他作画，而送给朋友的，又是精品的居多。朋友中得他画最多的，要推亡友谢玉岑。我得他的画，大小也有数十帧。有一次，他画好一张仕女，标价三百元，预备即交展览会陈列，刚要送出的时候，我恰到大风堂谈天，对这张画说了几句话，他就把画送给我。原来他所画的仕女面貌，酷似亡友心丹女士。华阳林山腴（思进）游沪，题诗有说：“云阶月地寻常过，雾鬓风鬟想象难。不是当时人似画，如今谁作画中看？”又有一次，柏林中国绘画展请他出品三张，他画好一张荷花大堂幅，我见着表示爱好，他也送给我，而出品呢，只交去两张。他常说：“最好的是友情，尤其是认识得他的书画的友人，金钱有什么宝贵呢？若果金钱是可宝贵，现在也可以拥着几十万做富翁了。”是的，金钱在他的手中放出去，前前后后，真有数十万元之多呢！

大千行动，是很率真洒脱，也是很有风趣。他是基督教徒，但他少年时为着恋爱的关系，一度在松江禅定寺做过几个月的和尚。他好游览名山古迹，要是他的念头一转，不论何时，想着立即动身，往往在起程前几个钟头，他的家人还没有知道。这种独往独来即知即行的行动，确是艺人妙事。他的经济，常常在难困之中，同时他对于用钱，又毫不吝啬，大有“千金散尽还复来”之概。

大千的画风，我在《大千画集·序》（在中华书局出版）里曾经说过：“大千绘画之成功，固然因他生在四川，环境的山水奇险而雄壮，日相狎接，蕴在胸襟；又富于艺术的天纵才思，兼以不断地用功，才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他的大风堂里，珍藏着历代名画千余件，纵览百家，不拘一体一格和什么派别，都下过一番苦功，尤其是尽得石涛、八大、石溪、渐江、大风、冬心、新罗各家的奥秘，融会贯通，撷取古人的精华，去掉他的糟粕，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用笔纵横，浑厚苍润的气韵，熔合南北宗于一炉，自成蹊径，这是已达到神化的最高峰，绝没有一点拘牵迹象的了。加以二卜年来，游历国内外名山大川，……游踪所到，莫不在那穷山荒谷的断压绝壁古刹长松的地方，领略风雨晴晦的真趣，采取大自然的材料，来做画材，如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藁’。所以他的画一切布局设色，无不匠心独运，简直以造化为师，来自写他胸中的宇宙境界。又如恽南田的《瓯香馆画跋》所说：‘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想所独辟’了。……”

大千临橅古画的功夫，真是腕中有鬼，所临的青藤、白阳、石涛、八大、石溪、老莲、冬心、新罗等家，确能乱真，尤其是仿作石涛，最负盛名，不特画的笔墨神韵，和石涛真迹一样，题字图章，印泥纸质，也无一不弄到丝毫逼肖，天衣无缝。但是他当作是游戏的工作，在好友前，绝没有一点隐讳。故一般艺人画商和藏家好古的，得石涛画纸本稍精，莫不诧叹惊讶“这是大千所作的”的疑问。然而大千所作的石涛，固已散遍世界，颠倒国内外的鉴赏家了。本来以赝乱真，是文艺家的狡狯手段，朋好谈笑，也可以取乐一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中国学画必先临古，临古必求他的维肖维妙，可以乱真，这是学画必经的途径，不可忽视，所谓温故而知新。可是近年“大千好梦”，“人间乞食”，（这两句话戏借他所用的印文。）厌倦橅古，而归于自然，在艺术过程说，他是屏绝依傍而独立的了。这些制作古画，在他的生命史上，只是游戏人间不可磨灭的一页罢了。

大千跌宕风流，语多幽默，略写一二，便知其余。数年前他游高丽，恋着韩女春红，红袖添香，雅人艳事。曾绘画册纪念，册尾题跋云：“客舍无俚，春娘日来侍几砚，意有未达，以画询之，会心处辄相与哑然笑，因缀截句于画末，亦客中一段因缘也。”赠春娘诗云：“夷蔡蛮荒语未工，那堪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轻描意已通。”再赠春红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砚角眉纹微蓄愠，厌他俗客乱清谈。”另有一册，每页题着自作子夜歌一首，诗画皆艳绝，如题红莲云：“欢如芙蓉花，生长湖心里。移湖安依屋，牵郎伴侬宿。”最后一帧是画晒衣架挂着新洗红素雨衣，坫边蹲一个女子，停杵凝眸，思念远人似的，题云：“欢如洗红裳，洗红日日浅。依心似洗素，洗素素不澹。”当大千把两画册给我欣赏时，我问他这宗艳事，嫂夫人知道吗？她的玉照怎样？他就出示与春娘的合照，一个是雪肤花貌的美人，一个是长髯宽颐的画师，是情伴。照片上他还写着寄给凝素夫人的诗两首：“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是真名士自风流”，也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在故都的中南海，几位朋友聚着谈天，相约各说一胡子笑话，上下古今，把留胡子的讥讽得谑而又虐。大千闻着，态度安闲的说：“我也来讲一个胡子笑话：从前读《三国演义》，见关兴、张苞随刘玄德兴师伐吴，替乃父关云长、张翼德复仇，兴和苞争做先锋，刘呢，无法决定，乃说你们试各说你父亲的战功，多的当先锋。张苞年长于兴，因先说我父当年喝断当阳桥，夜战马超，义释严颜，历历如数家珍。关兴口吃，气得无话可说，良久才大声疾呼：“我父须长数尺，人多称他美髯公，先锋一席，应由我任。”这时关云长英灵立在空中听着，气得凤眼圆睁，大骂“你这不肖的小子，你父在日，过五关，斩六将，暂颜良，诛文丑，以及水淹七军，单刀赴会，威镇华夏，这些都是千秋功业，你全不记得，为什么单单只说老子这一口胡子呢？”各友闻着，都佩服大千的急才和幽默，相与大笑而散。

廿六年一月二日写于红树室

载第22期（1937年1月20日出版）

再述柯劭忞轶事

/徐一士/

关于柯凤荪氏（劭忞），前略有所述，载于《逸经》第二十五期。近与其老友章丘张曼石先生（景延，曾为汉军旗籍，复籍章丘）晤谈，于其轶事更有所知，爰绩为叙述，以作前稿之补充。

柯氏之大父易堂，曾与曼石之大父荣堂同官于闽，罢官后，曼石之父梦兰受业其门，其后梦兰又延柯父佩韦课子，为曼石之师。柯氏自少年即与曼石相善，曼石挽联谓“通家三代”，以此。梦兰官于豫，历知安阳、遂平、鹿邑诸县，柯氏每随侍其父于县署，力学攻苦，异常勤奋，见者咸加叹异。

当柯氏在籍进学后省父于安阳县署也，其父挈之谒居停暨各幕友。翌日，柯氏如厕，值厕所有修葺之处，账房幕友某往视，柯见之，不忆昨已见过，且施礼矣，复向之作揖致敬。某方与工人语，未之措意。柯乃大恚，其父睹其愤愤之态，异而询其故，具以状对，于被人看不起之辱，言之有余怒焉。父笑曰：“本来是尔多事。昨日尔已对彼作过揖矣，今日何必又作揖？尔不过一后生小子，被人看不起，亦甚寻常；使尔能中举中进士者，何人敢看尔不起乎！”柯聆训大为感动，誓努力前程，以雪此耻，故孜孜矻矻，几有废寝忘餐之势。有志者事竟成，卒掇巍科，入词林，为读书人吐气。其父欣然谓之曰：“尔当深谢某氏；非由彼之一激，尔未必能成名也！”

以用功太过之故，柯氏少年多病，在鹿邑县署时，尝身兼咯血、梦遗、关格、怔忡四大症，甚为憔悴，识者多忧其不寿，而晚年身体康强，享八十余之高龄，为当日所料不到者。柯氏兼通医理，亦即由少年多病而留意歧黄之故。又闻其父一日晨起，入其室，见烟气弥漫，盖时当冬令，柯氏坐近炉火、衣袖误被燃着，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不知觉也。其父于其勤学，甚嘉之，而亦未尝不以书呆戒之云。（柯氏书淫之癖，据闻实颇有父风，其父固亦酷嗜书卷而因之若有几分呆气者。）

前稿述柯氏与李季侯（丰纶）由京至豫，途中遇险，李氏淹毙一节，引陈恒庆“归里清谭”所载。兹闻曼翁所谈，于情事尤详。李氏字吉侯，为柯之母舅，其外舅宫子猷时官河南禹州（今禹县）知州，李以娇客管账房事务。入京会试，与柯同下第，作伴回豫，柯送李到禹县后，再自回遂平。当行至新郑打尖，旅店主人谓曰：“天色骤变，将有大雨，前途有深沟，遇雨恐遭大险，今日宜宿此，明日看天色再行为妥。”李不听，而又不急行，以有芙蓉之癖，过瘾既毕，始从容就道。行至两面皆山之深沟，大雨倾盆而至，山水齐下，遂罹祸难。李柯同乘一车，当此危急之际，柯闻李惊呼曰：“有性命之忧矣！”（按此数字即当时李出诸口者，盖平日作惯文字，临危犹于无意中掉文也。）迨柯顾视，即失李所在，盖已作波臣矣。时车已入水，水且挟车而行，柯升踞车盖之上，得免冲入水中。幸雨止，附近村庄有土人李长年者，十余龄之少年也，闻呼救之声而至，率人从崖二缒救，柯乃获庆更生。其车夫人等均得救，骡马亦均尚未毙，独李吉侯无踪。禹州署得讯后，所遣之人翌日始得其尸于数里外之某处。此次祸难，死者仅李吉侯一人。使李从旅店主人之言，可不死；立时速行，亦可不死；其卒与祸会，以陨其生，知其事者或谓盖属前定焉。又，当李氏由旅店登程，车甫行数步，李忽作应答之声，柯讶而问之，李曰：“适闻有人呼我也。”其实当时并无人相呼。事后柯氏与人谈及，亦以为异。此皆曼石亲闻诸柯氏者。（李长年为柯之救命恩人，知柯为名孝廉，甚为钦敬，因拜为义父，此亦患难中一段佳话。）

柯氏既脱险，归至遂平，叩见其父后，见案头有某书一部，亟取而阅览，于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也。其父检点其行装等，睹水渍之痕，询之，而柯氏方聚精会神以阅书，其味醰醰然，未暇即对。其父旋于其携回之书箱中，见有《萝月山房诗集》一册，李吉侯所作也，因问及李氏，柯对曰：“死矣。”而仍手不释卷，神不他属。父怒，夺其书而掷诸地，诃之曰：“尔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书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复询其详，始备言途中遇祸之经过焉。柯氏沉酣典籍，近于入魔，其事固多可笑，而后来之克为有名学者，未尝不得力于此种书淫之精神耳。“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其是之谓欤。

此次险事而外，柯氏又尝遇一险。在鹿邑时，侍父并偕曼石兄弟三人（均柯父门人）由县署往张老庄看牡丹，分乘骡车三辆，（柯父与曼石一辆，柯氏与曼石之弟一辆，曼石之兄暨仆人一辆。）路经涡河寨，（其地为鹿邑名胜之一，所谓“涡水风帆”也。）出寨门即下坡而过桥，地势峻陡，柯氏所乘车，以车夫指挥失宜，车忽由坡斜下，不当桥而当河，河水颇深，下必无幸，以地势关系，骡行迅疾，车夫不能止之，其危险可想。当斯之时，突见一人，奔至骡前，以手控衔，骡立止，柯与曼石之弟遂得无恙。（此人为一挑粪者，不受谢，匆匆即去。）涡河寨之险与新郑道上之险，情事虽有小大之不同，而性命亦在呼吸之间矣。

曼石之父梦兰交卸鹿邑篆务赴省垣，眷属侨寓商丘，柯父以年老辞馆休养，梦兰即欲以柯氏为曼石兄弟之师，柯父以累世通家之谊：辈行早定，不可忽改，遂使柯氏仍以平交之称谓，与曼石兄弟共治课业，切磋而兼指导，并为批改文字，此曼石挽联所以云“兄事略同师事”也。

时柯氏兼治算学，系由“知不足斋丛书”中检出旧算学书数种，加以研习，亦时与曼石等讲论，并仿制古算学仪器，盖致力甚勤也。初尝以不解天元（即今之代数）之术，恒示闷闷，而钻研弗懈；一日晨起，语曼石曰：“吾将通天元矣，昨晚梦梅定九相访也。”午餐之际，忽喜跃而起，高声曰：“我懂得了！”因即为曼石等言天元之术，如何如何，口讲指画，兴高采烈。其事颇类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斯亦足见其治学挚之一斑矣。

柯氏晚年在旧都，与曼石时相遇从，每自叹衰老，而精神固尚矍铄，步履亦尚清健也。民国二十二年春间相晤，柯氏与纵谈旧事，感慨系之，并劝其将平生所为诗，整理编次，付诸欹劂，而以作序自任。曼石欣然诺之，会因事赴豫，即携稿以行，在豫编次就绪。比归旧都，惊闻柯氏卒三日矣。人琴之痛，不同泛泛，故挽联有“远客半年，悔不早归数日，一自下车闻耗，惊心弥复伤心”等语也。是年夏，柯氏以胃部旧病复发，入德国医院调养粗痊，归寓后，以幼子吕汾赴曲阜孔氏就姻，携新妇归来，在报子街聚贤堂开贺宴宾，柯以病后精神犹不佳，未亲往，令子辈招待而已。宴后，其友多人复至其太仆寺街寓所当面道喜，柯氏不得不亲与周旋，竟缘过劳复病，再入医院，诊治无效，遂以不起云。

其大父易堂之轶事，亦有可述，兹附志之。易堂道咸间宦于闽，以才调自意，疏狂傲物。夏间出门，赤足乘轿，行至街衢，加两足于扶手板上。值某官之轿，迎面而来；某官素短视，见其足之高拱，以为向己拱手为礼也，亟拱手答礼。此事传为笑柄，某官深憾之。未几，易堂在噶吗兰同知任被参夺职，据闻即与此事有关。其被参之考语，有“诗酒风流”字样；同折被参者中，有一人之考语曰“烟霞痼疾”云云，以系瘾君子也。二人之考语，并传于时。易堂罢官后，在闽课徒自给，落寞以终。弥留之日，赋诗告诀，云：

魂将离处著精神，生死关头认得真。

此去定知无后悔，再来应不昧前因。

可怜到底为穷鬼，却喜从今见故人。

闻道昭明犹孽报，愿临阿鼻与相亲！

襟怀若揭，情致卓然，才人吐属，如见其人矣。梦兰有《哭业师柯易堂夫子八律》，亦情文交至之作，警句如：“挂冠归去惜余年，诗酒生涯即散仙。傲骨更谁怜白发！豪情直欲问青天。”“老去江湖犹作客，年来心事半书空。满天风雨人何在？千里家山梦未通。（夫子罢官后，屡欲还乡，不果。）”均挚切动人。

载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

齐白石杂谭

/陆丹林/

齐白石画人的言行，很有风趣，金息侯（梁）在《瓜圃述异》补篇，把他和吴佩孚、赛金花，列入燕山三怪之中，说“近世风日下，高逸之士，已不可睹，仅流俗所称三数人耳”。所述齐白石如下：

白石名璜，老木工也。自称受知王湘绮。余阅《湘绮日记》有云：“齐璜以诗来见，哼哼调也，一字足千古矣。”白石自不讳为木工，初至故京，习画刻印，无一人知。陈师曾卖画东瀛，携数幅，故为代定高值，竟得售，名大噪。樊山怜其老而不遇，又为诗张之。于是众震其名，争欲得一纸一石以炫人。齐大有所获，足温饱矣，乃闭门谢客，有求者故不应，自谓世无能识其画者。乃至其诗其文，皆无人能识，举世无一可与谈者，其狂遂至不可一世。余尝见其自序诗草云：“时值炎夏，浃背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笔千言，苦心锤炼，学作獭祭鱼！”云云。真奇文也。又见悼诗绝句云：“对酒高歌乞题赠，绿林豪杰又何人？”真奇诗也。如此者甚多，惜不暇详摘，与世人共赏。其画猪诗注云：“现传燕京有一人，常画猪，年久，面上生毛，两眼外不见脸肉，毛愈深密，性愈蠢恶”云云，奇人奇想，余益想见其人。辄忆昔见其小影，貂冠反裘，何高雅乃尔，先生何不自写照耶！然亦有过于自谦者，如焚稿诗云：“识字无多要作诗”。闭门诗注云：自谓画笔如天师画符。可以见此老之雅量矣。又尝自画西城三怪图，序谓“同光间，德砚香赵协叔诸人，为西城八怪，今吾与雪厂、白厂，亦西城三怪”云云。今余复合吴佩孚、赛金花，称之为燕山三怪，正用此老图意也。或谓樊陈诗画多奖词，而公独出以游戏，何也？余曰：“樊陈仍以木工视之，故多奖勉；余独视若士大夫，不免责备贤者，余之重白石，过樊陈远矣。”

金氏此文，夹叙夹议，简洁可爱，然而白石的个性和奇文奇诗奇想奇史，也赤裸裸地表露了。

杨重子（钧）在《草堂之灵》，说到齐白石云：“吾邑有四异人焉，曰张乌石、曰寄禅、曰沈山人、曰齐白石。四子者，皆余至交，故其事迹，特能详焉。夫有异禀者，必有奇功，稽之古人，逾明其意。此四子者，乌石无子，贫苦以终。寄禅孤独，披衲而逝。沈以老农，其名不称。白石抛斧执笔，名动公卿；然驰驱南北，仅能自给，其筋骨已劳，体肤已饿，……”这是把他列入湘潭四异人传中。

杨氏对于白石的刻印，也有评述，如说“齐白石力量有余，若再加书卷味，则为完全无缺之人，然为之继，亦非易事。……故刻印者，能尽石之长，彰石之美，不强其性，不塞其能，方可谓之高手。白石时有之，他人不多见也。白石刻印，其刀直下，长可一寸，深可半米，石不坚硬，立时崩裂，风驰电掣，俄顷而成，石不转方，自左连切而极于右，亦刻印之奇观也”。又论及白石的刻印绘画：“……子如（白石之子）少未失学，文字清顺，刻印成章，折枝虫鸟，已不能辨其为父为子；余令其力学以去浊，求细以去粗，跨灶之喜可得也。……余每思世人之不能精一艺，及不能兼通之故，殊不可得。至于刻印小技，究金石者，当然能之，不待苦学。白石未究金石，故费力数十年之多，然其手力之强，已超过常人数倍。只求如吴让之、赵协叔辈之学识，已足睥睨一世，若再高深，更能千古独立。但白石为少年失学之人，又当置之例外，所谓有恭维无诋诽者也。子如言乃翁画极为日人所赏，日入千金。有客在旁，喟然叹曰‘气死古人’”。我国画家，日入百金的，已是万中无一，而所谓“日入千金”，恐是形容过甚之词罢。

不久以前，大风堂主人招饮，谈天说地，宾客尽欢。某君说齐白石有学生某，将东渡求学，到齐宅辞行，并向齐说，吾师之画，日人佩服，生此次东渡，乞师赏赐佳作一幅，来壮行色。齐嘱他明天到取。及期某前往，齐说，你此次到日本去，得了老师的画，你心安吗？某闻着，有些惶恐，不知怎样应对才好，只得说不特异常感谢，而且万分安慰。说话未完，有两个小孩子从内室走出，向齐索钱买物。齐说，你们为什么不向客人行礼，他即日要到日本去了，请他买点东西给你们玩罢。某闻着知道他命意的所在，即从袋里掏出二十元给小孩。齐笑着说，这真是好了，你得了我的画，你心既安，他们得了你的钱，我心也安，大家都心安了。于此可见他的居家生活的一般。

白石的门户很严。除星期日外不会客，前后门常锁着，钥匙归他带在身边。有客来访，先在门上小窗窥探应否接见，然后开门，家人及佣仆们是绝对不能随便开门放客进屋的。白石有这样的怪癖，对于外间的酬应，也多拒绝了。他画了一幅“却饮图”，来切实表示。图中写了两人，一人右手拿著一个酒壶，左手提起向站在左旁的老翁招请，而站在左旁的老翁，右手拿了一枝笔，左手则向右方之人摇著，头向左方望，表示不肯饮的样子。并题数语在画上云：“凡我好友，最怜爱我者，不在饮食，请以心爱，吾亦心领。孔子云，老者安之。苏子云，每出劳人，不如闭门之有味也。吾年老神倦，不能冒暑热，伤夜寒，作无益奔走，画此图谨申鄙意，以免见招不应之罪。”他还写了“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镶在镜框上挂着，来拒绝无谓的应酬。

白石的画，有他个性的表现，水族中的虾蟹，比较画得神化。刻章呢，力量很大，钤在吴佩孚、华世奎、铁禅和尚等所写的字幅上，真是“二难并”，如钤在溥心畲、吴湖、冯超然等的画幅，似觉不调和了。总之无论怎样说法，白石从一个木工出身，而有今日的成就，说他是燕山三怪也好，奇文奇诗也好（金息侯语），名动公卿也好（杨重子语），甚至他本人也自说是“西城三怪”之一。艺人的行动脾气，本来多是与众不同。白石的奇怪，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白石的工作，在他本人已是成功，至若全部的评价，那就只好留待将来的论列了。

载第18期（1936年11月20日出版）

王文显

/温源宁/

清华在人事上，在宗旨上，都经过了好几度的变迁。从一所养成留美学童的中学校，它变成了一所中国国立大学。从一个专门教男孩子说道地美国话以及穿漂亮洋服的机关，它变成了一爿造就男女化学家、工程师等等的工厂。然而在这些变迁之中，清华却有一个人始终不曾变：此人非他，王文显先生是也。他是那个学校里的一个“固定装置”，没有他，清华便不成其为清华。有了他，清华尽管变来变去，将依然是清华，正如带着围嘴的张三将依然是长着胡子的那个张三。

王先生先后做过清华学校的教员、主任、副校长和代理校长。自清华升格为大学之后，王先生便做了外国语文系的主任。经过这些个“狂飚怒涛”的年头，他的系里从不曾有过什么风潮，他的能力和威信可想而知。无论你对王先生的教书意见如何，这一点你总得承认：逢到开会，他乃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主席。没有无谓的纷扰，没有剌剌不休的节外生枝。一切讨论皆被驱使着集中于某种决议。待到会散时，你心里总觉着这个会没有白糟蹋时光。

说到教书，王先生不是一个能令学生对他发生亲爱或信仰的教师。他所博得的乃是他们景慕与尊敬。从没有学生单为着谈天去找过王先生：学生只有了不得已的事才去看他。事办好了，便完了账。决没有留恋，没有意思把秒分延长成小时。学生带着轻松之感而去，同时，我敢说，王先生也因为罪受完了，难关也过了，而觉得如释重负。

王先生是我平生所见最真挚最热诚的人之一。但他这真挚热诚的一面，在教室里从不显出来。在教室里，他只是敷衍，冷淡淡几乎令人以为是个老和尚在做佛事。叫人感到一种疲惫的挣扎和单调的强制。到了下课钟一响，王先生欢欢喜喜的走出教室，同时他的学生们，我想，当也与他有同感。

王先生的容貌和举止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笑他的话，那是因为他是那样的正常，那样的循规蹈矩。老实说，他正常得叫人冒火，无论就身体或品行而言，他都是清洁卫生。他是一个无可非难的丈夫，他是一个端良方正的教师，他是一个守职不苟的清华高级职员。他爱种花，他拍得一手好网球，他打得一手好枪，他喜欢踢足球。他夏天穿西装，冬天着长袍。他抽烟斗。他家里没有一点与人不同的地方。他的一切都本本分分。然而，他的朋友背地里老是拿他开心，却是为什么呢？这答案我以为该向他的戏剧里去找。

几年前，王先生的一本戏剧《委曲求全》，在北平公演。这本戏的插科漂亮，技巧完美，演得也好，全剧自始至终没有刻不有趣。它整个的是一部灿烂的成功作品。凡是苦功、学力和机巧所能尽力使剧本叫座的，《委曲求全》是应有尽有了。然而，到了彩声停歇，灯火熄灭，我们回到外面街上，跑来跑去找黄包车或汽车的时候，为什么好多人心里对作者泛起一种愤慨之感呢？这不是因为王先生在《委曲求全》里什么都给了我们，独独缺少了那唯一不可少的东西—一点人情么？是的，我们寻不着这个；寻不着这个，所以我们不满意于王先生。成功敬礼，景仰，也许他当之无愧；可是只要他一天缺少那点人情，我们总不免有时要用笑来回报他的。

倪受民译，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胡适之

/温源宁/

在少数人心目中，胡博士不是善敌，便是良友。其他的人则把他当做一位“老大哥”。大家都承认他温柔迷人—连跟他顶反对的敌人也这么说。举凡风流人物所有的温雅豪爽，他全懂得，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个风流人物。对于一切使一个人能博得社会的，而尤其是太太小姐们欢心的那些少不了的小“枪花”，胡博士无不在行。他有的是那种巧妙的法术，能叫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觉得舒服。骄傲的人因他的殷勤而得意；蠢汉则因他的平等相待而自觉不凡。一点也不假，胡博士是一个道地的平民主义者：他没丝毫社交上或智识上的势利。

逢到星期日，胡博士就大开方便之门。那时任谁都可以跑进他家里。不管你是学生也好，共产党也好，生意人也好，土匪也好，他一概耐着心听你说话，耐着心向你说话。穷困的，他资助。找事的，他给写介绍信。在学术问题上需要启发的，他尽力设法叫他们满足。还有那些跑去只是说声“您好”的，他也找些鸡零狗碎的新闻来款待着。从他大门出来的人，没一个觉着工夫是白化了的。

四十开外一点年纪，胡博士看去也不过三十刚出头。脸儿刮得光光的，衣服穿得俏俏的，他就是整洁的化身。头发全乌黝黝，没有一丝灰意，凸出的“寿星式”的额，配上一双坦白的大眼睛，两片活泼溜动一望而知是滔滔善辩的嘴唇，一副愉快的面容，胡博士的面上既看不出学者的“恬淡深思”，也看不出俗人的“酒肉声色”。个儿不高不矮，身段不粗不细，举止活泼率真，胡博士的样子与其说是一个变成学者的俗人，不如说是一个变成了俗人的学者。

胡博士的学问是很淹博的。无论什么他都晓得一些，下至春药的制方，上至最奥妙的佛法。他的书读得极多：柴霍甫，他曾译过他几篇小说；中国诗词，他编过一部词选；中国古代哲学，他写过一本书；佛教哲学，我们不时看到他的零星论文；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他写文章谈论种种极不相同的题目—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文学考证，等等。我们只要打开他的文存一看，就可想见他的心灵的博大与善变。这以外再加上他那常是增人见识，而从不乱掉书袋的，活泼轻快的言谈，便可以给我们一幅他的心灵的“全身”写照。

世间尽有许多人有才干窖藏起来不使，胡博士可不是这样，他有什么就显什么。他的为人全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在他的言谈里，在他的癖性里，他不赞成人有东西藏了起来。他身上是找不着神秘的：一切都是阳光，没有阴影。他的心仿佛是一片浩淼通明的湖泊，那里面没有浪漫的深坑，没有未来世界的回响。对于这个湖，我们所觉得有趣的不是它的深处，而是它的表面，那上面反映着一切事物，并且能给我们许多简洁的、清晰的、有条理的“宇宙”的图画。在这种图画里，Nuance、灵魂和宗教皆没有地位。

一般人多佩服胡博士文体的澄澈，这是对的。布风说：“文如其人”。我们想到赫克尔（Haeckel）文体的澄澈，马上脑海里便涌现出一幅可以用物质、力量与后天特性之遗传等观念等来说明的宇宙简图；我们想到赫胥黎文体的澄澈，马上“人”就变成了很容易了解的简单动物；我们想到小弥尔的文体的澄澈，马上便看见思想的程序自动排列在种种论式与命题之下。赫克尔、赫胥黎和小弥尔对于胡博士文体的澄澈可佩，以及对于他的“信条”的尤其澄澈可佩，不多少都曾有点关系么？

胡博士因为在国立北京大学教过多年哲学，所以人管他叫哲学家。当然，他是“哲学家”；然而无疑的，“哲学家”这名辞还没有表现出他全部的活动。因为他常在杂志上写文章讨论一些通常趣味的问题，人又管他叫杂文家。是的，他是“杂文家”；然而如有人以为他具有杂文家的投机主义和居心，那可是血口喷人。因为他从不摈斥世俗的荣乐，胡博士又被称为俗人。不错，他也是“俗人”；然而这种印象只有那仅仅在酒席上见过他的人才会有。如果要找这么一个词儿来形容出胡博士的为人的话，最合适的我想恐怕就是十八世纪所谓的Philosophe了。福耳特耳、达朗贝耳（D'Alembert）、霍尔巴赫（Holbach）、爱尔法修（Helvetius）、狄德罗（Diderot）、杰尼米·边沁（Jeremy Benthem），都是Philosophes。他们都有几分之几是俗人，几分之几是学者，几分之几是事业家，还有几分之几是哲学家。他们对宇宙的组织具有精确的观察；而且他们都是抱着事业家的乐观态度与信心，运用一种亦沉着亦澄澈的文体，从事论述日光下的一切问题。对不对且不管，总之他们有胆量拿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一伙Philosophes里，胡博士不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在中国，我更不敢说他不是当代一人。

倪受民译，载第14期（1936年9月20日出版）

潘达微

/陆丹林/

潘达微是怎样的人呢？已故广州名记者，康仲荦说他是：“好察社会疾苦凄切之事，不作膏粱文绣之身。其发论，甚超脱，其容貌，枯槁如也”。只就辛亥那年的春间收拾七十二烈士遗体埋葬于黄花冈一事，已经是侠骨义行，焜耀千秋了。过了半年，武汉举义，广东反正，旧有同志，无不在军政界中，显赫一时，做了新官儿。可是他呢，耿介自守，不慕荣利，而从事社会事业，编演《声声泪》新剧来讽世。他在《声声泪》剧本序文，说明此剧，是“以积极精神，传消极主义”。南中报界闻人陈耿夫说其“言行恒涉玄杳，至于不可思议”，可谓贴切极矣。他假托答客问，来阐明所以粉墨登场演戏的原因，含有无限的哲理，他说：“善恶无定形，是非无定理，美丑无定例，孰为善？孰为不善？焉知为乎！曰：浑浑噩噩，空冥浑疆，无定者也；无定，毁之也可，誉之也可，歌之也可，哭之也可。人之生，亦浑浑噩噩而已。我之躯壳足贵耶？精神足贵耶？睡中所得者，是梦耶？抑日间所得者，亦梦耶？抑何者谓之事？何者谓之梦耶？日为主体，夜为客体耶？抑否耶？醒为主体，梦为客体耶？抑非耶？不得而知也。何也？因同为人也。同为人，则谁主谁客？谁善谁恶？谁是谁非？谁美谁丑？焉得知之，彼亦焉得而自知之！一言以蔽，不外幻象”。幻象，等于无定，无定要是强而为有定，那天下就此多事了，真一针见血之语。

他又接续自白他所以演剧的真相，说：“戏者，推著书之心以为心也，所以分别善恶是非美丑也，其实世界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也，所以表示于外者，假而已矣。知其假而必强谓为真，不亦蠢乎！不亦妄乎！彼原假也，则从而假之而已。假则变，变则通，通则化，演剧而至于化境，斯演剧之能事毕，亦又何求！如以为非假，则吾且执一问题以相质：汝以为善，果善矣乎？汝以为是，果是矣乎？汝以为美，果美矣乎？不敢决也。则假之一字，更无疑也。……则所谓戏者，无假而非真，无真而非假也。如是，则人世间，无人非戏子，无地非戏场，有用无用，更非所知也。”他的人生观怎样，也可知了。

他有一次想着澈底体念社会实际的人情世味，就不声不响，换了破烂的衣服，不带一文半厘，扮着叫化子，度那沿门托钵的生活，残羹冷炙，席天幕地，和那些鹑衣百结讨饭乞儿，在一块儿厮混了几天，人世间的辛酸苦辣滋味，他深深的亲尝了。他对于社会，更加了解，同时更加惹起他要努力社会的下层工作。过了不久，他任孤儿院长，数百无父母伶仃孤苦的苦儿，都靠他做唯一的保护教育者了。幼吾幼，以幼及人之幼，切合他理想中的工作。

他在民六的时候，约了几位同志，发刊《天荒》画集，他在原起，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是—

阿景嗜哀，复媾难，镇日恒不宁，调脂抹粉之余，无在非悲哀之境。第以百忧丛矢，万愁压石，层层纫结，既纷且固。奈何天地，虱然一身，似醉似狂，度日如岁。……语及故旧，益用凄其，落叶飘零，天涯惆怅。间有相讯，音哀以思。吾生如是，吾友复如是，为之咽梗不已。然忧与生俱，众生当亦复如是，业力升沉，畴不如我，畴不如吾友，言念及此，更不寒而颤。

他内心的抑郁愤恨，和一般同志的哀鸣，也在此段宣泄出来。他再说明《天荒》的旨趣及希望，是“取天荒地老之义，写往古来今之情，香草美人，幽兰空谷，闻足音而蛩然喜，窥色相使意也消。丁兹世道晦盲否塞之际，正使读者如服清凉散，超以象外，其快为何如哉！顾此恨海愁城中，同意谅不乏人，投文投画，当共欣赏。而吾侪万点之泪墨，一枝之哀毫，其庶庆得所乎！……”那么，《天荒》的编刊，和《声声泪》的出演，事虽不同，但旨趣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他本是热血奔腾的志士，见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如友人王秋湄序《声声泪》所说：“朱门酒肉，遍野哀溺，华屋笙歌，四郊多垒”。放开冷眼，来透视社会，神经并未麻木，感慨自然万端。从他《编天荒志成书感》七绝两首看来，也可以知道他的孤愤感想了。诗云：

人事苍茫百感哀，拚将心力付蒿莱。

余情漫道无归宿，断幅零缣费剪裁。

一回检拾一辛酸，恨草啼花半泪痕。

愿向情天重抖擞，纵罹忧患不须论！

悲天悯人，如闻其声。

达微慧根夙具，性嗜哀冷，致力社会事业的余暇，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惟寄情于艺术。绘画摄影，都有独到的工夫；山水花卉，楚楚有致，雅逸清秀，恰如其人。但很自矜，不轻易写作，且没有润例，如果是他的同道友好，则乐意挥毫，否则虽致千金，也不肯下笔。故一般朋友，得着他的画，都异常珍宝。当他最后一次（民十七夏）由香港到上海，返香港的一天，我们几位朋友，在秋斋茶话。这一天他高兴极了，一起画了几张画，我得了三张，第一张是松竹梅折枝，画题“岁寒”，易大厂题云：“珍重绿衣人，添君意外春。要知朋友意，都在冷中新。又值冷残上人于最可畏之沪上，而竟为丹林写得此帧，亦奇闻也。”柳亚子题诗云：“师画骑鹤出红尘，画笔长留太古春。莫话黄花冈上事，几人能葆岁寒身！”他与大厂合作的秋山红树册页，大厂题云：“天涯何处无红树，辛苦家江不忍归！飘影空濛渺无际，滩声憔悴病谁依！燕支要写离人泪，茧纸宁甘居士诗。幸侍冷公尊者坐，一勾一笔爱如丝。秋斋画约，丹林要与冷残合成，离怀如海，不觉在言，大厂并记。”还有一张，是仿米元章的溪山春霁。这是他游沪最后的作品了。他的摄影，配光取景，都可以说是成功。有一次，日本举行写真展览会，出品全属世界名家，中国人的出品，只有两帧，都是他的作品，得着国际间的好评。他摄影署名，是用“冷道人”的别号。

晚年耽于禅理，持斋念佛，布衲芒鞋，在九华山受戒，不知的以为他思想落伍，意志颓唐，其实在这个吹牛拍马奔竞钻营的社会，争权夺利贪爱痴嗔的环境中，益足证明他的愤世嫉俗与人格纯洁罢了。虽然因着友人的邀请，一度投身卷菸业，和充任广州市公益局长，可是环境的关系，使他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不过多一模糊痕迹而已。

达微从事革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又有丰富精明的才干。他的患难同志，多是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党国要人，如果要向政治上讨生活，何求而不得！可是他名利的心，异常薄弱，只知向他所认定的目标—艺术和社会事业—努力去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像这样子的人，真是放得下，撇得开，如古人所说的“大丈夫”。民国十八年秋天，他在香港逝世的时候，国府明令褒扬，当时有许多人都不知他的履历，因为他是素来不出风头，就是有些文艺作品，也是用了许多笔名，如铁苍、阿景、影吾、觉、冷道人等的别署。那么，“志洁行芳”四个字，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中国画的文人画

/傅抱石/

中国的艺术思想，还是受着几千年前的儒家道家思想的支配，直至今日，或亦不能说有了多大的变化。虽然洋风已吹了若干年，但大多数，还只是表面，只是某种极小限度的表面，对于传统的一切，可谓依然故我，维护得相当周密的。所以中国画的历史，只有技法上的歧异，表现的最明显，因此就把所以歧异的内在原因遮没了。此外只是些画人的传记，和画坛的故事，此外便没有什么。这种情形，在民国计六年六月以前，决无例外。

中国画两条不同的道路，南宗北宗，作家画文人画，作不得已的进展。因为如此，到了南宗的时候，便大家都感着疲倦、乏味、牵强……，而同时又想不出超越死范围的办法。于是南宗也好，北宗也好，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流派”而流派化。自元代以后，固然稍稍换了换面目，但不过是文人画—假定南宗—更合乎传统的思想，把院体—假定北宗—打倒了而已。明代的文沈唐仇，清代的四王恽吴，谁又不是文人画流派化后的小流派化？缩短一点说，二百年来的中国画，都被流派化的文人画所支配。这种势力，说起来怪可怕。日本足利时代起，也被它征服得利害，虽然日本人善变，然我们不能说不是十三世纪日本刊刻《论语》等经书的原因吧？

客观的看看，文人画的确是代表中国的绘画。它的源远流长，简直非后起的欧洲绘画可比！因为它抓住了中国人的心，任何反动的势力，都不能有所摇动，有所改变。它具备某种程度的固定样式，只要你见着它，便会起一种“神游于古画”的共鸣。大多数画人，无非是这些“样式”的复制。再严格的说，自南宗以来，文人画家只有技巧的熟与不熟的问题，没有新样式的创造。只有“公式”的练习，没有自我的抒写。一部分人虽提“笔墨”、“性灵”等口号，试问躲在斗室之中，下笔即为古人所囿，有什么“笔墨”、“性灵”呢？

基于上面的论述，中国画是“求心状”的，从外向内面钻。钻的太久，自然会头碰头。所以中国画人的相对，惟有来一个会心的微笑，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画便在这种状态中，反复的咀嚼古代的残余。

作文入画，要有必需的几个条件。清代的画论，讨论这条件的很多。陈师曾作《中国文人画之价值》一文（见《中国文人画之研究》）说文人画家，第一是要有“人品”，第二是要有“天才”，第三是要有“学问”。再看扬子云说的“画，心画也”，和邓椿说的“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的话，可见陈师曾的画法，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因为中国自元以后，已把绘画看做画家一切的寄托，是画家人格思想的再现，是纯粹的艺术。所以绘画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现在的一切，只要将五十年前的一切来比较，任何部门，都起了急剧的变动。处在今日，耳目所接，当非从前那种形象，甚至因了生活方式的转易，每个人的感受，也自不同。根据文化的历史，中国在这时候，需要一种适合现实的新艺术，自无问题。然而我们放眼看看，现在的中国绘画，和“现代性”有关系么？许多批评中国画不合现实的理论，姑不管它。就中国画的本身而论，它的缺陷实在太多。不过这里所谓缺陷，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是说画的本身早已僵化了，布局、运笔、设色……等技法的动作，也成了牢不可破的定程。我们很明了，若是画家的脑子没有死守着传统的方法的话，恐怕谁都有极度的烦闷，谁都有想改革的念头。然而结果似乎太惨，虽千年来的潜势力，还整个笼罩了画家的心，束缚得使你动也不能动。中国画的不进步，说明了又没有多大希奇。

就取材上说，文人画是“消极”的，“颓废”的，“老”的，“无”的，“隐逸”的，“悲观”的。它是中国士大夫狭义的人生观，譬如在政治上玩得腻了，看看—或者画画—这种东西刺激刺激，博一个风雅的名儿。我们想想，今日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是什么环境？若把艺术从“伦理”“道德”上看，这种制作，是否有继续发扬的必要？况且这种大理石似的公式，许多年来没有人打得破，发扬也终究是一句似是而非的空话。

中国绘画，无论如何是有改进的急迫需要。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谈严范孙

/徐一士/

“少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岂知白发急催人！两番失马翻徼悻，甘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原相待几交亲！”此天津严范孙（修）自挽诗也。严氏卒于己巳正月（民国十八年），寿七十，遗命不发讣，不收礼。玩味此诗，亦可相见其天怀澹定情致卓越矣。

严氏壬午（光绪八年）领乡荐，时年二十三，翌年癸未连捷成进士，入翰林。甲午（光绪二十年）以翰林院编修督学贵州，课士有声，任满回京，值戊戌政变，乞假归里。致力兴学，绩著誉隆。袁世凯督直隶，举新政，稔其学识，深相引重，癸卯（光绪三十年）以“经术湛深，通达时事”奏保，赏五品卿衔。翌年甲辰，奏准充学校司总办，于直隶教育事宜，多所擘画，世凯益钦重之。翌年乙巳，中央设学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为左侍郎，赏严氏三品京堂，命署右侍郎。其得此峻擢，亦由世凯论荐，政府兼采物望也。（后真除，并署左侍郎。沈祖宪、吴闿生为世凯所编《容庵弟子记》，于光绪三十二年内云：“是岁改学务大臣为学部，行省皆设提学使，专筦学务。公既荐举京堂严修入为学部侍郎，因胪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按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虽三十二年丙午四月事，而学部之设，既严氏之简署学部侍郎，则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事也。）在部以勤敏笃实称，为当时卿贰中之表表者。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两宫殂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罢斥世凯（时官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严氏旋亦引疾辞职返津，仍以办学为事，孜孜罔懈，于开通民智，造就人才，瘁心力以赴之，不更置身政界，而以教育家终。其事业如南开大学等，长为国人所称道。（卒后，天津学界开追悼会，陈宝泉报告其苦心兴学之历史时，当场有痛哭者。）

世凯与严氏善，累加保荐，其戊申突被放逐，几遭不测，一时朝士大为震怖，向日以宫保厚我相夸者，率避亲袁之嫌，送行者寥寥。严氏送至车站，申倦倦之意，并抗疏论罢袁之非，继遂引退，具见对世凯之风义，而因之世亦颇以袁党目之。然辛亥革命军起，清廷复起用世凯，使入京组阁，授以魁柄，袁阁阁员发表，度支大臣一席属之严氏，严坚辞不就。迨国体变更，世凯以大总统当国，屡邀相助，授参政院参政，并劝任教育总长，亦概予谢却，介然自持，胸有成竹，世凯无如之何，是岂能以袁党论哉？立身自有本末，圊非势位所能转移也。

戊戌维新，诏举经济特科，从上年丁酉严氏在贵州学政任所奏请也。会政变而停止。（郭则淫《旧德述闻》卷五，述其父曾炘事有云：“戊戌新政举经济特科，值政变而罢。庚子后，东朝欲以新政收人望，严范孙督黔学，后以为请，乃命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以应廷试。文安公时以裁缺通政使权少司空，疏举五人，严范孙修、杨子勤钟羲、张坚白鸣岐、叶揆初景揆、林畏庐纾也。范孙时官编修，旋超擢侍郎。……”叙次稍失。严氏请举特科，实丁酉年在黔将任满时所奏，戊戌正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议复获允。至庚子后，严氏早已任满离黔，在籍办学，并未“复以为请”也。曾炘曾于经济特科旧事重提时举严，亦征荐贤之雅，至严之超擢，自以世凯之力为多。此次特科，系于癸卯举行考试，严未应考。）大学士徐桐壬午顺天乡试、癸未会试均以礼部尚书充正考官，两为严氏座师，时方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守旧派领袖，以严氏建议经济特科，且讲新学，经李端棻荐举，大恶之，摒诸门墙之外。严氏之乞假归里，盖亦所以避其锋也。自挽诗“两番失马翻徼倖”句，一盖指以忤桐去官而不罹庚子之祸，其一则似指解侍郎职而得洁身于清末自亡之局也。

癸未会试，张之万以刑部尚书为副考官，严卷其所取定也。之万在闱中，忽文兴大发，就首题“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自撰一篇，甚得意，欲广其传，而京闱（会试及顺天乡试）闱墨素无刊载考官拟作之例，乃将严氏此篇易以己作刊布之。此为张二陵君所谈，谓闻诸座师定成（壬寅河南乡试正考官，亦癸未进士）者。

江庸《趋庭随笔》有云：“清季……王大臣中亦多喜延揽新进，惟严范生师之爱士，出于至诚，然事权不属，不能尽如其意。”又有述及严氏者二则如下：

民国元年，天津初设审判厅，某民事案件，传严范生[孙]师作证人，推事书记官皆来自田间，不知师为何许人。师至审判厅，证人室已无隙地，师鹄立廊下二小时。嗣厅长至，见师，亟肃入客室。师不入，曰：“吾来作证人，非拜客也。”或谓师不必赴厅作证人，师曰：“作证人乃国民义务，审判厅初设，吾不可不为之倡也。”

余光绪三十二年归国，三十四年始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为严范生[孙]师所闻。写榜时，范师适过其处，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人力车马车卷及第否？”答曰：“列优等。”师曰：“不可，不可！”言毕而去。于是专门师互商严侍郎以为不可者。或谓：“置诸优等不可耳，如核减其分数，降至中等，当无异言。”君九力持不可，谓：“主试襄校已出场，专门司无核减分数之权。”其论甚正，无以难之，而又别无解决之法，于是去其文凭分数，专以试题各门所得分数平均之。不料核算结果，某君竞至下第。盖是年考试，学部内定以文凭分数与各门平均分数以二除之为及格分数，某君在外国某私立大学毕业，其文凭分数为百分，平均分数只四十余分即优等，去其文凭分数，故不能及格也。范师后曾语余：当时云“不可，不可”，并无深意，不过闻其竟列优等，不免惊讶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为歉仄。

第一则可见严氏平民之风度，守法之精神，雅量高致，洵堪矜式群伦。第二则所云，其过在学部专门司，因误会堂官之一语，而使例可及格之考生落第，严氏本无所容心也。（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等，七十分以上为优等，六十分以上为中等，犹今之言甲、乙、丙等也。不及六十分，便为不及格。所谓文凭分数，系按其肄业原校而定其次第，于西洋定分较多，某君既百分，当是西洋留学生。）

周桂笙《新庵随笔》卷上有云：

严侍郎某，未达时，本一介寒唆，既而成进士，入词林，然翰苑清苦，冰衔虽贵，究不足为温饱需也。未几，乞假归里，无所聊赖，乃构一书舍，招集旧时生徒，以为讲习之所。旋闻政府有奖励学堂之举，乃乘机以开办学堂当自乡里蒙学为始基之说进，且以自立之小学附陈于当道焉。其办学之费，初仅津钱五十千文；京津故事以制钱五百为一千，故核其实数，仅得二十五千文而已。禀既上，门稿见之，疑其有误，以为此区区者胡足以办一学堂，遽援笔为之增一撇于“十”字之上，改为五千千文。豪奴眼光，固百倍寒唆。时直督方亟亟谋办学堂，而以款无所出为虑，阅禀大喜，以为绅之能为己助也，遽为专折入告，得旨赏四品京堂，于是人咸知其为通达学务之人矣。旋得补某部堂官，未几遂擢升斯职。故知其事者皆目之为一撇侍郎云。

此严侍郎某，所指自无他人，实想入非非之奇怪传闻也。费额竟可由门稿改五十千为五千千，儿戏之谈，可以喷饭。严氏亦未尝赏四品京堂。各部于侍郎之下，不知更有何堂官。（“京津故事以制钱五百文为一千”，亦未谛。此种以一为二之钱数，虽称曰京钱，而北京实以一百文为一千，乃以一为十也。）斯固无足深论，录供噱助而已。

沃丘仲子（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传严氏于“教育家”之首，文云：

字范孙，天津人，清丙戌进士，授编修，甲午简任贵州学政，屡上疏请废制艺，复蕲开经济特科，定天算舆地诸艺学岁举法。德宗嘉之。戊戌政变，乞休去。辛丑至日本考察学务，归国，袁世凯延主直隶学务。其时北洋大学及诸专门学，皆所经始，以绩晋五品卿衔，复私立中小各学，称南开学校。已，学部成立，以世凯援引，超授学部右侍郎。宣统初乞病退，仍主持顺直教育。辛亥世凯组织内阁，授学部大臣，不起，为议和代表之一。入民国，曾被推为财政总长，亦辞弗出。袁氏促之力，乃藉辞赴欧美各国考察以避之。既还，伏处乡郡，不入京师。袁氏诸子，若克定、克文，皆其弟子，世凯亦视为畏友。其组织天津自治，修赞助力为多。以澹于荣利，故屡辞簪绂，然亦未尝自标高尚。居今之世，犹艾丛之芝兰矣。

品评甚为允当；所叙事实，亦足资参证。（间有失考处，如谓系丙戌进士及辛亥世凯组阁授学部大臣。）

范老与吾家有旧。民十六年于报端见吾兄凌霄汉阁主人笔记，以为系先艺甫兄所撰，即作函寄王小隐君转致，有“三十年阔别，亟思一接清光，敢请以尊址开示。如在津门，便拟即日上谒；或在都下，亦得时修笺札，藉领教言。公其许之乎？不胜企望之至”等语。凌霄与书相告，得其复书谓：“前因凌霄汉阁笔墨与艺甫兄相类，证诸友人王仁安，尤以为然。仁安亦艺兄旧交，且曾在大梁共事者也。弟识艺兄在戊戌政变以前，虽相聚不久，而情意相浃。今隔三十年，忽复得见其近著，不禁欣喜欲狂，而不虞竟有误也。读来札，知艺兄作古已将十年，使人怅惘。贵昆玉中，砚甫兄、莹甫兄皆吾同馆，莹兄又同官学部，而先后下世，今闻艺兄亦已仙去，何以为怀！犹喜群季惠连，尚有人在也。……倘念旧，许我纳交，则前者误寄之函，即作为进见之贽可也”云云，肫怀可见。以后更有书札往还。翌年，范老曾至北京，与凌霄晤谈甚欢。卒前一星期，犹自津以《庚子西狩丛谈》（刘焜笔述吴永谈话）一部相赠，盖病中见此书，以其可供纪述旧事之参考，遂即致送也。深情尤可念已。（先二伯父子静公，戊戌在礼部侍郎任以赞新政罹党祸下狱，庚子被释后，隐于杭州。范老官学部侍郎时，先莹甫兄以翰林院编修充学部学制调查局局长，范老语及拟与顺直京官合词请起用，先莹兄以父意婉辞而止。事虽作罢，其意良厚也。）

上稿付邮后，更考之，张之洞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以大学士内召，直枢廷，兼管学部事务，在部与严氏相引重。己酉（宣统元年）八月，之洞卒，严氏（已补左侍郎）慨其时朝政之不可为，教育措施亦益难，旋乃引疾解职，差距袁世凯之去，将一年矣，非与世凯同退也。（于罢袁时，虽尝上疏论之，见地非由阿私，界限固自分明。）其挽之洞腾云：“重任似陈文恭，好古似阮文达，爱才如命似胡文忠，若言通变宜民，闳识尤超前哲上；使蜀有輶轩语，督鄂有劝学篇，余事作诗有广雅集，尚冀读书论世，后贤善体我公心。”

载第35期（1937年8月5日出版）

王国维

/何鹏/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生于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十月二十九日，浙江海宁人。追源溯本的说，却是从河南开封迁去的。因为北宋时，他的先祖王圭、王光祖、王禀，三世皆死国难。到了宋室南渡的时候，禀的儿子王荀、王薿二人，都扈从高宗南下，于是王氏一族便长久的迁居在海宁了。他的高曾祖及祖父，都是清朝的国学生，父亲乃誉是绘画的，能仿钱叔美的作品。后值洪杨之乱，乃从事商业了。四岁时，母亲即死，靠祖姑母范氏抚育。以他的读书环境看来，实不能算怎么好，他的所有成就，完全是靠自己努力的。儿时便好学，据《三十自序》里说：

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之书，晚自垫归，每泛览焉。

这时他仅有十一岁（赵万里考证），真令我们要惊异了。自序又说：

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

这时他已考取了秀才，很热心科名，对于读书仍可以说是盲目的。

十七岁这一年，正是清光绪二十年，有名的中日战争爆发了，在政治方面，固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术界也有一个转变，便是“新学”产生了。一班人多从古书堆里惊醒，知道要救那封（建）残余的社会，非接受西洋文明不可。他也是这种倾向的人中之一。但是家里的经济困难，不能到外方去读书。其后又两次应乡试，皆不中，未免“居恒怏怏”（自序）了。

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钱塘汪康年正设《时务报》于上海，同学许默斋便荐他去做书记。第二年，恰巧罗振玉在上海办农学社，造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乃以私资创立东方文学社。他便在每天午后三时往学社听讲，因为有一次在同学的扇头上，写下了“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的诗句，被罗氏看了，大加赏识。昔在《人间世》三十九期看到龙峨精灵写的《观堂别传》，其中关于他的受知于罗氏也有一段话说及，然而完全错误了，现在抄在这里：

先生早年即负文名，……家境甚寒，三十几岁时，罗雪堂先生在上海办农报馆，先生同乡许某荐他去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馆极早，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为罗门弟子。

这简直是“乱扯一天星”了。

在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之役告平，报馆已倒闭，罗氏方做南洋公学监督，便劝他出国深造，在南洋公学东文班官费留学生中补了他的名字。他于是入了东京物理学校，因为数学不好转入宏文书院。后来为了害脚气病，便在第二年夏回国了。回国后，即在南洋公学做事，身体常不健，人生问题，终朝盘旋在他那忧郁的脑海中，便渐渐的向哲学中求慰藉了。但他有的是锐利的判断力，灵敏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情感，所以叔本华、尼采是他的知友，系统的哲学并不是他的擅长。这也就是使他四次读康德才读得下的原故。

三十一岁时，这一年他最不幸，继母死了，夫人也死了；而时局又呈现一种不安的态度，于是他对于哲学已渐感厌倦，而移其情趣于文学方面了。自序里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因为是中国人，当然不忘情于中国的东西，他所致力的便是中国的词曲。于是有名的《人间词话》便在这时产生了。其中如论“境界”一义，实出前人之所未发。他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他如气象自然之论，皆甚精彩也。

笛卡儿的第三道德规则：“是常常征服我自己，不要征服命运。要改变我们的欲望，不是改变世界的秩序，并且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件东西能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某一种天才的意志活动，便是对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的退避。于是辛亥革命使他从文学的感情活动，走向经史的理智活动了。“他在少年时厌恶的儒家学说和思想，现在又妥协了。他在少年时倾慕的西洋文化，壮年时致力的哲学文学，也完全焚弃，闭口不谈了”。试看他送日人狩野的诗说：

我亦半生若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

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

当时他研究的经史范围很大，凡甲骨文、经书的注疏、古代的典章文物、元代的史学和西北的地理等，皆无一不精。所作《殷周制度论》及《流沙坠简考释》诸书，义据精深，实近世经史学的名著。在这时期中，他冀求的是安定，他想压伏他的内心的冲突。然而在民国十五年中国又起了第二次革命，并且这次革命的光景与辛亥大不相同，辛亥不过是资产阶级之要求民主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却是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他们的主张是相同的，他们的口号是相同的，凡是社会上复杂的意识都要排除，尤其是一班所谓“遗老”者也，虽不敢反抗革命，至少是不赞成革命，更为他们所深恶的。所以革命军一到长沙，叶德辉是被杀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他是震恐的不得了，以为祸难若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便在十六年五月初三这一天，在北京颐和园自沉了。留下了这几句遗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那种着重于制伏自己的倔强之态，依然跃于纸上。

载第31期（1937年6月卅出版）

吴宓：学者而兼绅士

/温源宁/

吴先生跟世上什么人都不像：一次见面，一世也忘不了。有些人总得介绍一百回，而到了一百零一回上，还得要介绍。他们的面孔，是那么平凡；没有风度，没有“那个”，不过是平常的张三李四。但吴先生的面孔却是千金不易，简直奇特到了漫画的地步。一个脑袋像颗炸弹，而且也像炸弹有爆发可能，颜色苍白憔悴，头毛发颇有蔓延全脸之势，但因每早大刮一次，所以总还很守范围。配着高耸的颧骨和瘪下去的腮巴，外加一双瞪着人像两颗熊熊的煤球的眼睛—这一切安在一条比别人长出一半的颈脖上；底下是一个瘦削的身躯，结实僵硬得有如一根铁棒。

脑袋老是昂起，脊梁挺得像印模，吴先生简直是威严的化身。他很以自己的学问为得意，他的朋友则因在他身上发见了一位不多见的性情中人，同样的以为得意。从不卑鄙，总是渴望对一切人都有利，老是受着朋友和敌人两下的误解。对别人的品格与能力有点过于轻信，而对于外界对他个人的批评又太敏感，吴先生无论跟自己或者跟世界皆从没有和解的时候：虽不精神错乱，却是发狂似的苦干着。尽管极其崇拜歌德，他可决不会达到“Ohne Hast Ohne Rast”（不急不休）的境界，正如那说“Io fei giubbetto adelle mie case”（我给自己将自己的屋子变成绞台—但丁语）的人永不会达到温雅的境界。

世上有许多人从不知道什么叫年轻，吴先生便是一个。实际不满四十，（编者按：他今年已四十多了。）他看上去却像在三十岁至一百岁之间。他批评别人总是很宽和，对自己则铁面无私。身为“圣门之徒”的他，不折不扣的暗示了我们什么样才是一个“儒者”。庄重，把人生看得认真而且有点过于严肃，态度亦“方正”亦刚直，他却是最不难交接的一个人。

吴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此外截至今年（民二十三）为止，他又是《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者。

凡教书人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吴先生一应俱备，就是少了一样激发的劲儿。他守时有如一只钟，跨进讲堂就老牛拉磨似的讲起来。遇着要引证的时候，别人多半打开原文照念一通，他可不管那原文多长，都给记熟。无论解释什么一个问题，他无不像一位教练官那样有头有尾，“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乏味，也许是；然而从不空洞。有的教师什么都说到，但没有自己的话，他不是那一伙。他说的话里面总有点儿意思：那也许是错的，但至少不是胡吹。他对于任何问题从不瞻前顾后，老是嘭的一脚就踩上去。换句话说，他从不怕委身于某一种见解。论到事实，尤其是该向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籍里去寻查的事实，吴先生是无懈可击的。你只能在鉴赏或解释等问题上使劲挑他的眼儿。在这些方面，吴先生就现出了他的弱点；但这种弱点并非由于糊涂，或缺少真诚：这种天然附着在他见地上的弱点，乃是人文主义者—而且是白璧德人文主义者—的短处。像吴先生这样的人，竟让自己上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实在是一件憾事。就因为这个，所以他的见解全给染上了它的色彩。伦理跟艺术可怜闹得分不开家。往往你弄得莫名其妙，捞不清他是在谈一个文学问题呢，还是道德问题。

在编辑人的立场上，凡胡适博士反对的东西，吴先生全都赞成。他在几年前所发起创办的《学衡》，目的即在反抗白话运动，极力主张做古文。那回的仗是打输了，但那股劲儿却够悲壮。还有一事，其悲壮也不亚于此，就是吴先生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竭力要使中国文学界对西洋文学的“史实”发生兴趣，而撇掉它的架势和行头。是的，除去极少的特例而外，所有中国的青年作家大都决意挑取西洋文学的架势和行头，而把史实抛开了不管。史实、年代、学问：这些东西是那么寡味，那么费劲。如今人所需要的乃是随波逐流，过着水面上飘着什么就拾起什么—道孙（Dowson）、波特莱耳（Baudelaire）、梵乐希（Valéry）、薇姬上亚·乌尔芙（Virginia Woolf）、阿尔德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等，以至于无穷。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傻头傻脑的，像吴先生那样，倡言荷马、味吉耳、但丁和密尔顿值得研究，是只有自讨没趣的。

一个悲剧的而且寂寞的人物！还有使吴先生的情形更为悲剧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全盘误解。他自认是一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兼古典主义者；然而论其气质，他却澈头澈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吴先生自己是那么正直，那么诚笃，别人个个都看到这一点，他自己却莫名其妙！他的景仰拜伦是尽人皆知。他还模仿郤尔德·霍洛德（Childe Harold）的体裁写过一首很长的中国诗。这是一宗矛盾，然而这矛盾苦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无论什么时候想到吴先生，我总想到他那苦笑，他在清华的那几间整齐、干净、朴素的屋子，还有那挂着窗幔的窗户外的一片秾丽的野色。这也许只是我的幻想，可是我常常以为他的生活中一定可以少一点烦恼，他的笑颜里少一点苦味，如果他肯把窗户上的幔子一齐除下，多看一点屋子外面的东西，或者更进一步，把自己投到屋外那秾丽的野色里去。

倪受民译，载第2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周作人：铁与温雅

/温源宁/

举止沉静得像一只耗子，说话老是低声小气，走起路来几乎像个老太婆，周先生同时却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的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份亲热的一道屏障。他笑时，或者不如说他现出有声的笑容时，那枪弹形的脑袋的上下点动，是招呼你向他推心置腹，但不可以随意胡闹。我们想像不出能有谁敢对他摆架子。第一次跟他见面时总归是肃然起敬：在敌人方面，这敬意变为畏惧；在朋友方面，则产生一种亲切，亦友爱亦温和，然而诚恳—可决不！

周先生读书见客的那间书房，正是他本人一个丝毫不爽的写照。停停当当，每件东西都放得挺合适，任哪儿看不着一粒灰尘。墙壁和地板显着一种日本风的纤巧。一派饶有风致的精纯，桌、椅或陈设无不恰到好处。这儿那儿刚好有这么几个坐垫，给屋子里添上一种闲适的情味。再呢，就是书！多整齐的藏在玻璃橱子里，而且是多精贵的一锅“杂脍”呵—从论性心理的书到论希腊宗教的书，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希腊文的，弥漫在满屋子里的是一团静穆好学的空气，强烈的暗示着消磨于读书以及谈论人物书籍上的优游岁月。

周先生的住宅远在北平繁华中心之外，因此过访者不甚踊跃，然而真的过访的几个人，主人总是欢迎的：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常来找他想在写作上得一点特殊指示，或只是随意谈谈的几个热诚的景仰者。十有八回，开口的是客人，听着的是周先生。话是用幽幽然的调子说着。没有议论，所以就没有雄辩。话头左一弯右一弯，说到这说到那—只是软软的撩一下，便荡开去落在别的上：任什么也不许独占春光，以至于变成争论的对象。热情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只是对于一切事物的清明无私的好奇的烛照。

世界在周先生的眼中是何等平凡渺小呵！在他的文章里，那些使人类互相成为生死冤家的大问题他是敬而远之的。他爱读的都是小事情，使我对这罗刹世界发生亲切之感的“琐细，无名，想不起的事儿”。从这里便产出了他那种温柔可爱的小品文手法—不是带着公开法庭味的、语势铿锵的麦考莱型，而是含着不经意所以动人的唯我论的、情调幽静的伊利亚型。周先生的小品文最像朋友间的闲谈，给洗炼得入了化境。他有那宗绝技，能将一个人生活中的无聊琐事化作淡奇的闲话，他是由“腐臭”而臻“神奇”。在他那极人间味的园地里，瓢儿菜的魔力比蔷薇花大。读了他的文章，我们几乎确信苍蝇的有趣有时真能超过思索什么天道、先知、意志与命运—固定的命运，自由的意志，绝对的先知。

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式的胡子下的两片紧咬着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但看他对付北平女子学院院长经利彬吧，那劲儿够多利落，漂亮！周先生在一切实际事业上的成功秘诀，恐怕是在于他明了自己所要的是什么，并且—更要紧的—晓得自己能力的限度。逢到开什么会议，他说话很少，但他说的全到家—这是因为一切事都先盘算好，而且没有游移。从不大惊小怪，总是没事人一般。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人你听他潇洒自在他固然开心，但前面有了风暴的时候他也照样开心。

风暴！提起这两个字我们就想到海，提起海就想到船。命运的播弄真是奇巧，小品文家的周先生从前竟是一个海军学校学生！但实在讲起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还有什么比一艘乘风破浪的铁甲舰更温雅的呢？是的，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倪受民译，载第17期（1936年11月5日出版）

袁宏毅先生希涛

/白蕉/

平生风义兼师友，温饱无求独数君。

破帽敝裘勤一世，惟知损己利人群。

津门携手方倾盖，燕市推襟各履冰。

一线生机兴教育，清流党祸弭甘陵。

卅年奔走空皮骨，桑梓安危未息肩。

禹墨骈胝儒澹泊，祗赢两字谥乡贤。

环球阅遍尽师资，一病弥留不及私。

今日盖棺方论定，九京可作更谁归！

上面所录是吴门张仲老（一麟）挽袁观澜先生的诗。所谓“清流党祸”云云，是说袁观老长教次时适逢筹安之变，教育界无请愿，亦无被陷者，为士论所推服的一回事。

袁老先生是于民国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古的，至今将跨着七个年头。他的一生事业，都在教育文化方面。关于那种材料，自有许多记载，足资参考，举目如下：《袁观澜先生事略》；《宝山袁观澜先生墓表》（张一麟撰）；《袁宏毅墓志铭》（沈恩孚撰）；《袁观澜先生像赞》（黄炎培撰有略传）；《宝山袁观澜先生赴告》；《袁观澜先生研究材料》（江苏省地方教育第八区指导分区辅导丛刊第三种，上海中学实验小学编印）；《中国评论》（China Critic）第三卷第四十七期，潘光旦先生的《The lateMr．Yuan chi-Tao》；其他各报记载关于他的事件约三四十篇。

“破帽敝裘勤一世，惟知损己利人群。……禹墨胼胝儒澹泊”，张仲老的这三句诗，真是够写出一个袁先生的。

袁观老先生在我的记忆中可算是最难忘记的一个。不但是我，以最小的范围讲，至今在鸿英图书馆（即从前的人文图书馆）的老同事方面，对他老先生的印象都很深刻；不时要说起他，并且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他亲切的回忆，与表示万分的敬爱。

果然，他老先生年纪虽大—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在现代青年人壮年人里几乎难能去找到的。他主持人文图书馆，一天工作到晚，不见他有一些倦容。

在我走进人文图书馆之先，由黄任老（炎培）的介绍，初次和他老先生会面。他的形貌很魁梧，性情很温和，尤其是健谈。—但他高大的声音中带一点“雌音”。那一个晚上一点多钟的谈话，我便好像读了一本也有文学批评、也有历史考据、非常有趣的书。

他根本是一个有趣味的人。花白的胡须，是长得长长的，非常之美。他绝不是“道学先生”那样使人讨厌，正相反的使人敬爱。他也没有一般人做过什么的一种“身分”的恶俗气味。他办事并不笃责人家，但人家都很勤勉。

“歇歇罢！……你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动动！”当他自己休息的时候，他常对旁人如此说。

“以身作则”、“人格感化”，这是他老先生的办事精神与其效果所在。

记得有一次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职工教育馆听胡适之先生的演讲，在求学的题目中论到精博两个字，他讲出专务博而不务精的弊，和精而不博的缺点；最后，他喊出做学问的西洋老口号：“为学欲如金字塔，欲能广大欲能高！”袁老先生的学问，真是广博，而且是“高”的。这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但是看吧，某次，有一位什么专家来看他，他老先生谈话一起劲，又滔滔不绝起来，对那种学问，有质对的话，有发表个人意见的话；可是那位什么专家也者，好像一个不胜任的数学教授，在黑板上非常迟钝地算着他的公式。—当然啰，我不敢唐突那位专家，也许他的口才是欠缺的。

他老先生是那样健谈，所以我便爱不时去请教他，甚至故意借着一些因头去发问；因为虽然我的问题是在这一点，而他一开了话匣子，除把那一点交代得清清楚楚之外，在那问题的四面八方，可以听到许多许多。

讲到旅行的事，他老先生是高兴不过的。因为说起“白相”是最喜欢的事。随着他便讲起他游历五岳的故事了，指手画脚，豪兴还“不可一世”。到头来，他感喟地说：“现在是不成功了，可是还可以爬爬小山。”他笑着捋捋胡须继续说：“我白相五岳，都曾经‘登峰造极’，并且都测量过，也还都考查过地质，各种化石也曾带回了几箱，那时寄存在龙门师范，后来我去拿回，好的都失掉了，现在我家里还有几块呢。”他顿了一顿又说：“唔，游山独怕落雨。不过有时也很有趣，在高山上往往看见半山以下正在下着雨，半山上正太阳灿烂。山岭上的云，也非常有趣，一次我在山上古庙歇着，天色似乎有些不好，云跟着风，常常在大殿里跑出跑进，好像很忙。”

下一天，他便拿来了五岳游记给我看，我很感到趣味地读了一遍。在那游记里有载着衡山的一处石洞里佛牙的话；因此，在奉还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即问他：“游记里面你目睹的佛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他笑着说：“哪里是佛牙，那是古代巨兽的牙，我看是象牙啦！（我记得他这样说。）这不待是个生物学家便知道的。那些烧香磕头的人们也真可好笑，他们不想想佛也是人，要是佛嘴里长着那样大的象牙，还不骇死人！”他讲得我们都笑了。

不知为了什么，偶然谈起了拍照。过了几日，他老先生欣欣然拿来了三本摄影集和一个显微镜给我们看。那里一张一张都拍得很好，谁料也是他老先生一手照的呢！

摄影集里许多是国外的照片—那是他老先生任教育次长时期内到外国去考察教育时摄的，他跑过十八国。—我们看的时候，他站在我们的后面也看。有些没有注明的是什么地方的照片，我便问他这是哪里，这又是哪里，他便详为指点，这是剑桥大学的园里，这是巴黎的什么名胜地方。接着又讲了欧美各大学里的校风，老同学捉弄新同学的陋习等等，交关有趣。后来看了一张云岗石窟的照片，他说：“呵！这里的石刻真不得了，这里像胡蜂窠一样的小洞洞里，是无千无万的佛像呵！看得见么？非拿显微镜来照怕不行吧？”他又接下说：“可惜我们东方的伟大的雕刻艺术，我们古代的佛教艺术，政府不知保存，以致土人常常偷佛头去卖给东西洋人，现在已损坏了许多。壮严慈悲的佛爷，谁知到了现在也要杀头！”

文墨应酬，他老先生自然是免不了，但大都是请人家代的。“我的早年很喜欢弄诗古文，后来便放弃了。字是写不来的。人家要我做，我总请别人，最后常请某君，后来某君也常代我的，现在请你了。”他有一次要我题一位篆刻家的印谱，他这样说着，又交代了这个人如何如何，是某某的学生，接下去说：“你是内家，两首绝诗好了，算是我做的。”自然我无从推辞，而且正好趁此请教。记得有一次写对，他交代馆工磨好了墨，对我说：“白蕉先生，又要请你写副对。”因为马上要送出，所以立刻就写，他看着我写。那时候我不大写对，尤其是怕写裱好的对。那天写了四个字，就出乱子，原来是中间丢掉了一个字。我不由得“啊呀”了一声，他老先生说：“不要紧，不要紧，有法子想，你顿一顿。”他捋了一会胡须，把句子更动一下，总算写成了。那时我的心里真急，因为那家喜事人家，在一小时以后就要举行婚礼的，再去买一副也来不及了。这都是七年以前的事。

观老的心地非常仁厚，当然，这也不待一个精相术的人而后知道的。他每晚回家的时候，命馆工去叫人力车，他总是先说好，到哪里，几个钱；可是有时馆工把车叫来了，对他说明车钱，原来比他所说的要少，他笑嘻嘻说：“你们倒给我做人家呀，哈哈哈。”实际，他坐人力车，下车时，总还是多给几个钱的。

他时常还喜欢走路，走得很快，不望野眼，一直向前一冲一冲的。所以在路上，我们看见他，他不大会看见我们。他多呛，那是“老毛病”，但于健康好像并无关系。每天早上到社，在门外就可听见他的呛声。“袁老先生来了！”同事们不约而同的大家会这样说。

他大概不知道世间有“享用”两个字，无论是于衣食住行的哪一方面，都是俭朴之至，但对于告贷的人，总是尽力帮助。虽然他并不是有钱的人。

在他去世的一年，在暑期中他去了徐公桥回来，说是在那边走路，一只脚蹴在一块石子上面，不知什么一蹩，走起路来就有些不便；果然，不多几天，脚上便发起湿病来，不能到社。在一个星期日，我去看他，一直走到楼上他的卧室。他一只脚用布扎着，卧在一张藤榻上。他跷着脚给我看，说现在已经好得多了。随着我们开始闲谈起来。他指着他的一张大床说：“这张床是四十多岁了，还是我那年结婚的时候备的。你不会猜得着价钱的，那付床架子只有三千六百文，那张棕垫只有三元大洋，一共在当时也不到十块钱；可是到现在一些也没有毛病，那棕垫至今也还绷绷硬的。—虽然中间我有几年出门不用。现在讲起来，自然很不时髦，几百块钱的铜床，当然要漂亮得多。并且拿现在‘阔太太’的一双袜子来说，我的大床还只够抵他的两只袜底呢！”他老先生又精神很好地讲下去说：“我嫁小女只化去二百块钱，娶媳的时候在北京，当时连来回路费总共四百块钱零一些。……”

袁老先生的死，闻者都很哀悼，照他素来强健的身体和矍铄的精神，大家都说还可活十几年。当时报上载着他老先生“身后萧条”，耳朵里也好像听到有人说他老先生当时“官”做得很大，为什么身后竟会“萧条”起来。这一点，也只好怪他老先生“谋己不工”，不会在做“大官”的时候好好弄点钱来涨些家当，为子孙万世之业；至少也可以住住洋房，坐坐汽车，以娱晚年了，何至于“身后萧条”得令人奇怪。上文所记，只是我的零零碎碎的回忆。至于他的一身事业和道德文章，自有专传，如上所举。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曼殊逸事

/温一如/

予昨访杨邠斋先生，谈曼殊逸史甚详，殊隽永有味，今拉杂记之。先生谓柳亚子为曼殊出专集，考定其为东瀛产，最真实。盖曼殊之母为日人，再醮苏某（粤人），曼殊则所谓“油瓶儿”也。顾曼殊虽出自日，而深恶日，居常非迫不得已，不作日语，其习尚，其学问，一一皆从吾国。唯然，故不知者，皆信为吾国种而不加疑也。曼殊虽亦善属诗文，要以作画为生平绝艺，着黑不多，清逸淡远，有倪云林之致。从不轻易落笔，虽极贫乏，只有鬻小说而未鬻画。据知友之推测，欲求之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大川，并伴以美人，始可着手。其代价固非世之鬻画者可比。在沪时，叶楚伧曾强其作画，后有同贵为部长之某君见猎心喜，邀之晚餐，席间求之，推却再四，而固嬲焉。曼殊不得已展纸而画，初绘枯木数株，继复画月，某君乐不可支。不料其后竟画巨绳一，绕月重重，令某君沮丧不置。其惜画不可屈，且滑稽突梯，有如此者。曼殊天资绝高，而极富情感，尤复天真烂漫，不知人间有欺诈事。癸丑后寄居民报社，党员中佯言孙总理，将有派其行刺之使命。曼殊戚然忧之，谓吾将何以任此？彷徨绕室，不知所可。继，人谓戏言耳，始为释然。又清季曾在沪寓刘申叔（光汉）家中。申叔一学者，而好作革命诗文，初触清廷之忌，端方网罗之，因有侦探嫌疑。党人在其隔墙凿洞开枪狙击，虽复未中，时曼殊在侧，固不知人之行刺也。其后又使人纵火烧屋，曼殊懵懵，犹复胼手胝足，搬运事物，泰然绝不为意。卜余年后，人告之始复恍然。（曼殊因文字与申叔亲，遂有诋毁之者；章太炎曾为文辩之，谓曼殊可诬，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袁世凯殁后，尝与同游西湖毕，曼殊以待友故须暂留杭，先生以英语问其囊中存钱几许？答云：“温打拉。”（一元）其窘可笑。及去时，曼殊送车，汽笛一声，其颜色立变；真所谓黯然销魂者也。又尝在东京寓于居觉生家，觉生以其长于英语，曾掌教于安徽中学，因令其女公子从之学。有一次因在友人处饱啖疾困，女公子央其教读，曼殊性至柔，不予深拒；睡眼朦胧中，但悄谓吾惫矣，无能教也。其女公子坚请，不获已强起教之，书不终篇，而泪涔涔下。盖伤心人，别有怀抱，每枨触即发，匪一次而已。觉生察其隐，乃不复强。曼殊倜傥不羁，孙总理亦厚视之。一次廖仲恺发党员费用，拟吝不予；以谓曼殊尝学陆军，胡不与戎事，而颓废若此。嗣为总理所闻，卒令与之。又曼殊言动，不假矫揉，自然诙诡；每令人捧腹解颐，有东方淳于之风。性嗜雪茄，初抵东京时，一日囊空，至敲落金齿，付质以买吸之。每于批欧美小说中，有雪茄者，辄批云：“雪茄！又是雪茄！”若有余羡者。尝见先生之公子，不修边幅，和服反衽，笑其为名士派。曾不自知其名士派，固度越寻常也。偶有所蓄，便谓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某次有由沪寄到稿费三百元，乃大请其客，往往请及先生，则已成尾声矣。但偶观其日记账中，则又记数明晰，不遗锱铢，真谓贤者不可测也。曼殊性虽浪漫，好作挟邪游，但见人之眷属，则又正襟危坐，谨愿一如道学先生。有新婚夫妇，邀同访友，乃竟羞涩，甚于新妇，见者皆为匿笑。又其人言行均极忠厚。但评露漱格兰传，则特尖酸刻薄，有金圣叹之风，迥不类其为人。其行径奇突，往往有如此出人意表者。曼殊每至沪，出必御最华丽而马雄骏之车。一日同赴酒肆就餐，问其马车，日价若干？曰：八元。先生谓吾人雇车，日仅三元，君胡此昂？则曰：非此类也。盖以华贵为乐也。件好着西服，并甚讲究。尝在天蟾舞台看戏，隔座为前清财阀某眷属，艳装盛服，备极豪奢。吸水烟，吹灰屑落于曼殊外衣上，乃夷然置之，任其延烧，盖以为不宜拂美人之意也。又不知何处得一女郎邮片，乃故夸扬，作一《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俨若有其事者。不如其实一空中楼阁，了无踪影也。（此稿底仍存先生处。）先生原存有其遗札二三十事，惜不知藏庋何处，迄未寻得，大抵多属清逸之作。如其西湖来札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又一函云：“状美人得密发虚鬟，亭亭玉立八字”，以为极难。所为书，虽素未临池，但好作绝细蝇头小字，亦颇娟秀有书卷气。曼殊素患胃病，其致死之因，固为失恋，亦半由于伤心过度，不重调摄，见物辄食，致成慢性自杀。常见其饱食一餐，便卧病数日，友好劝之，终不能禁，洵可惜也。先生言已，并出示曼殊小照，旁题蝇头小字：“三月二十六日栾弘造幻影以寄邝十一惠州”，系用钢笔所写，姿态柔活，如毛笔书。复自以钢笔在目上加画一眼镜框，并连以脚，细逾丝发，真妙人妙笔也。

民国计五年六月廿六日稿

载第12期（1936年8月20日出版）

曼殊零墨

/陆丹林/

苏曼殊雅言逸行，海内传诵；而其绘画，别树一格，哀冷绝伦，益为友好所珍玩。丁未（民国纪元前五年），何震为曼殊编印画谱，其母河合氏撰序，文首冠以七绝一首云：

月离中天云逐风，雁影凄凉落照中；（吾儿画此景独多）

我望东海寄归信，儿到灵山第几重？（儿尝作灵山振衲图）

并谓“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性癖爱画，且好远游……”云云。章太炎（炳麟）亦有序文，末段则云：“今者曼殊上人善作山水，其弟子何震，集其画稿，付之印人。余愿上人他日证无生果，亦如舍利、目连二师，则是画亦一缘起已。”

何震，别号志剑，为刘申叔（师培）之夫人。从曼殊画谱自序，可知其对于国画之见解，序云：

曼殊遗画

……及至今人，多忽略于形象，故画焉而不解为何物，或专事临摹，苟且自安，而诩诩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画无师承，又不喜规摹古人，虽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学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谓也。子久、仲圭学董、巨，元镇学荆、关，彦敬学二米，亦成其为元镇、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临摹古人者哉？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丽，寂相盈眸。尔时何震搜衲画，将付梨枣。顾衲经钵飘零，尘劳行脚，所绘十不一存，但此残山水若干帧，属衲序之。嗟夫！汉画之衰久矣，今何子留意于斯，迹彼心情，别有怀抱。然而亡国留痕，夫孰过而问者？

民六七之交，蔡哲夫（守）搜集曼殊画件若干，由李印泉（根源）斥资刊行。不久，即已绝版。后则萧纫秋（萱）编印《曼殊遗迹》一册，举凡画稿、杂记、签名、名刺、戏墨，以及袈裟、戒牒、遗物，纷然杂陈。纫秋与曼殊投分颇深，曼殊遗画，亦以纫秋所藏为最多，乃集曼殊画稿，装潢成卷，时相把玩。章太炎为之题跋云：

元瑛画，已有为付印者（按即指李印泉），此又其平时粉本也。笔墨精妙，虽草草者亦见之。其间亦有不可解者。至画叶尔羌城，素所未到，不知何自得之，殆亦乾闼婆之类欤！

杨沧白（庶堪）亦有题跋一则如下：

曼殊与余交亟亲，风迹微疏。其于纫秋，则相与××于晨夕者：曼殊为人若嫛婗，纫秋则犹其慈姆；若处子，纫秋则犹其保阿。曼殊尝举纫秋告余，以为温柔敦厚，余笑颔之。以是两人，益相依为命。曼殊能诗善属文，通英梵文字，即绘事妙天下，牛鼠鸡鹜之橅，皆天机盎然。其山水乃超轶绝尘，萧寥有世外致。居平不屑为人役，虽搞饿不以片缣求鬻，世尤以此矜视之。曼殊死，搜其遗藁略无一存，其游故尝举以为深惜大嗛。越年而纫秋皆得之，若天哀怜此两人交谊，而特聚于其所好者。纫秋以余视曼殊不恶，贻两纸，皆精妙，绝等伦，余则稸以装池自秘玩。此轴殆其都辑也。曼殊行信和天研，其遗墨长留人间。言挽近画僧者必归之。纫秋亦曰：曼殊盖世之伤心人也，独其画不类。观其出离尘壒之表，翛然脱而不滞郁灵气，荡清氛，而未始有测其端厓，此亦天地之至逸也。

纫秋与曼殊之友爱狎习，及曼殊之画风，亦可于此跋见之矣。

杨沧白、柳亚子（弃疾）虽与曼殊相善，所存曼殊墨迹，以书翰为多，绘画尚付阙如。纫秋即检山水人物三帧，赠与沧白，花卉山水各一帧赠与亚子，亦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之意，宜乎得者珍重供养矣。

纫秋送画与沧白，每帧均附跋语，其一云：

庚申秋，沧白来海上，余出曼殊画稿相示，沧白欲得其一二。沧白，曼殊之友。沧白平生之待曼殊，与曼殊之视沧白，余非不知之，余又何可以辞！因以此轴，并曼殊造象归之沧白，于是曼殊长逝已三年矣。

其二云：

故人曼殊，自幼为沙门，善绘事，而时喜绘沙门，此其粉本也，为余所得六之一。余既以曼殊青峰江上图归沧白，今益以此，沧白莫恨曼殊不可复作，以此时用展对，自恍若与曼殊相见如平生。孔北海虎贲同座，莫能如是亲切也。又曼殊此种绘事，犹之司马相如、扬子云自为传，后之揽者，亦可于图画意趣中识曼殊耳。

沧白得画，睹物思人，万感交集，并将旧作挽曼殊诗两首书于画幅之上，“以志感于无穷”。

亚子得纫秋所贻曼殊遗画两帧，装成手卷，卷首有刘季平（三）题“曼殊零墨”四字。廖梦醒女士（仲恺之女）为之跋云：

民三四年间，梦醒侍父母居日本东京，屡见曼殊大师于居觉生先生处，大师每出囊中糖果见畀，时梦醒尚在髫龄也。忽忽二十年，大师墓有宿草，先父亦殉国已久。梦醒遭逢侘傺，国仇家难，尤有难言之恫。顷亚子先生出大师遗墨见示，重话旧缘，为之唏嘘不置，爰志数语于后。

汪精卫（兆铭）先生题跋云：

两三年前，余于坊间购得亚子我兄所纂《曼殊全集》，浏览再三，深叹亚子能殚其精力，以传死友。世之欲知曼殊真相者，舍此书莫属也。今更得观此零缣断简，手泽宛然，为之神往不已。

曩年曼殊怛化沪上，身后萧条，无以为殓，得汪氏佽助，始得安葬于西湖孤山。而《曼殊全集》，则由亚子广勤搜求，整理审订，前后卜余年，务期详尽，不忘死友，风义炳然，宜汪氏题辞，辄为述及也。

余以亚子之嘱，曾题二十字于卷末云：“曼殊虽怛化，遗墨存天然。亚子宝其画，岂徒在流连。”信手写来，聊以志个人之倾佩云耳。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徐凌霄

/阿苏/

在北平来今雨轩的一个婚典中，我遇着凌霄汉阁主，他那顶破而且旧的毡帽，布满汗渍油泥。恐怕在参与婚礼中任何一顶帽子，找不出比它更旧、或者相似的一顶了。似乎这些油渍，可以代表他生活史上的创痕，而且互相辉映。我向他挤挤眼，他也向我挤挤眼，我俩作会心一笑。

他投身记者生涯二十年，因此，他是具有记者风度，和蔼而严肃，敏捷而冷静。况在北平居甚久，已深具北平性质。那“京腔”才说的流利呢！

本来北平人喜欢从平淡里求奇趣，这种通个性，北平人谓之“够味儿”。阁主的生活便很够味儿。他每逢庙会，总喜欢到护国寺溜溜。沿着太平仓至护国寺街的甬道旁，有许多小骨董商，阁主即是这里的主顾。他虽好骨董，却不讲求什么周鼎夏彝汉瓦唐砖之类，却是佛品为多。他有次买了一方贵州教育厅木印，于是报界得知登载出来，其后经阁主考据所得，起而辟谣，此印乃因作假文凭而讹刻，实属赝品。他亦深感兴趣。

他虽是老记者，文章亦作的甚多，但他没有什么集子出版，最近管翼贤才劝他整理，他允许给《实报》写点东西，以便将来另行刊印。《实报》虽是小型报纸，在北平报里销路最畅，如周知堂、沈从文、许兴凯、陶希圣等，均有专稿。阁主文章，也如其人，看来虽似平淡无奇，但细细咀嚼，却有晚明风韵。诗亦一派清丽，很少堆砌痕迹。但他谈诗，却推重散原老人，而微词于樊（樊山）易（实甫）。

阁主能戏曲，且对于曲律有许多辩正，近代研究中国戏剧史者，颇不乏人，可惜多不精腔调，仅作纸上功夫。阁主好处，即在自己可以奏唱。

他不特有一顶破帽子，还有，还有一件破大氅，袖口子已经磨破了，那绒质的毛头已然没有，露出一缕一缕的麻包质，阁主穿之怡然。招待外宾的盛大宴会中，阁主尝穿此衣列席，但他却是风头最健而且发言甚多的一位，因他具有机警辩才，与敏捷的思想，不失为记者的身份。

他能利用黑眼镜掩去他的眼光，那奕奕的眼神，带出精明、敏捷与严肃—不过，他能利用黑眼镜掩去他的眼光表情，不易测到他眼神的尖锐，至少会觉得阁主是慈祥极了。

他健谈，但不及时事，他的谈料，却是一些不关要紧的闲话，且以戏剧为多。阁主说话甚慢，这许是北平味口罢。他有时要想想才肯答复，正因他是个记者，而且是个老记者。他是一个饱尝世味的人了，他经过许多的辛苦与艰难，现在月入稿费虽丰，但家累亦甚重，文墨究竟是潦倒生涯啊！

他有点饮食不时，起居无节，喜昼眠，他是过惯了记者生活，写稿常在夜里。有时也藉文字来消遣，因此，他的作风，无意中带了幽默意味。他笔名很多，有时用“凌”，有时用“霄”，又有时用“老汉”，但因“老汉”这笔名引起一幕趣剧，他的老友老太婆提出质问了，他说：“老太婆守寡十年，何来野汉子，敢称老汉？”于是阁主向之要求同居。他过着枯槁的文字生活，不得不在这里求调剂，他便以幽默对之了。

他面貌清瘦，不似老太婆之丰满，更没有半点麻子，在《国闻周报》的凌霄一士随笔，乃是与他弟弟徐一士合撰，一士的文风，比他又有不同。他是记者的遗老了，远生、飘萍、白水、公振，死的七零八落，我们的徐凌霄，还是依然，啊！一位记者的遗老啊！

老太婆：即许兴凯，主北平《晨报》妇女园地时，用此笔名。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忆鲁迅先生

/陈秋帆/

我没有正式会见过鲁迅先生，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我认识他！我从许多书本上认识他，倾听过他的说话。

那一次，大约在他死前两年，我在内山书店里，忽然，旁边的朋友轻轻一撞我的手臂说：

“你看，鲁迅先生坐在那里！”

是的，他坐在那里。就在卖台尽头的一把藤椅子上。可是他的样子呀，多么枯瘦又多么苍老！—和我所看见过的照片很不相同。

“唉，他的血，他的精力都让工作挤干了。”

当时，我的心里这样地感叹着。同时还怀着像小孩子看见亲人一样的心情，很想过去叫他一声。可是又缺乏介绍自己的勇气，终于没有叫出来。只在旁边向他注视了一会，才恋恋地走出内山书店的门口。

我，也正像别的许多青年一样，敬他爱他。更喜欢常常看见他的文章。

从十多年前起，自己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每到书店去，总是先找找看，有没有鲁迅先生新出版的书，或新刊的文章。只要发见了，一定想法子买了来。买到手就一口气把它读完。虽然有些场合，不敢说是能够完全了解他；可是他的东西里面，总好像有一股气力，有一点希望，那是使我激动，使我不能够轻易撇开的。

直到现在，还常常在书店里翻看他的东西。然而一想起他已经不在人间，再也不能看到他的新写的什么了，那些精警、泼辣的文章再不会继续出来了。这一来，心头便被压上忧伤和迷惘的大石头。

他并不很老，怎么就死去了？因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他的工作又太多了，他是被工作压倒的。

有一回，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周作人氏。那是刚好和鲁迅先生相反的，一个面圆圆、腹便便的富态样儿。看着那红润肥圆的脸相，我立刻就忆起另一个枯瘦的须发参参的黄脸来。和这位富态的先生相对越久，我越加苦苦地追忆到那一个被工作榨干了的人的样子来。而且，逐渐地由心底里兴起一种不平的感觉，一种愤怒。仿佛觉得哥哥的枯瘦原因就在弟弟的肥满。而那样的瘦和肥都像是不应该的。

那时曾经在日记上这样写过：

“他尽量地把自己养得那么舒适、丰满，而他的哥哥却把自己的血，自己的精力尽量绞榨出来，拿来供养大多数的人。关于他们两位，将来在历史上会得到怎样的评判呢？”

其实呢，肉体肥满的，灵魂也许枯瘦、丑恶。而身体枯瘦的，灵魂却是丰润、美丽的。冷静些想起来，我当时的气愤不平，未免有点儿孩子气。到今天，谁丑谁美，事实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么？

载三卷二期（1941年10月出版）

追念许地山先生

/胡愈之/

我对南洋第一次发生了兴味，是要感谢许地山先生的。这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正开始激荡。在当时的青年作家群中，许地山先生是以“南洋作家”的动人姿态出现的。不但是“命之鸟”以及署名落华生的小品，使我领略到热带地方的风光，和迷人的南国的浪漫斯，而且在一个暑假中间，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和爱说爱笑的地山在一起。他的天真，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对人生的热爱，是和生长在古老的国度的一些青年们，显然不同。我回忆着，由于当时和许地山先生的接触，南洋—这一个谜的地方—曾经有一时成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憧憬之地。

现在我已来到了南洋，来到了现实的南洋，而不是憧憬的南洋。在星期一的下午，我偶然去商务印书馆闲逛，出门的时候程雪门先生送给我一本新书，说：“这是有你的序文在里面的。”这才使我记起一年以前，路过香港的时候，去看许地山先生，他给我看一本刚才写完的稿—扶箕迷信的研究—要我写一篇序文。序文我不会写，但当时刚从内地到香港，感慨倒是有一些，所以就写了几句送给地山，不是程雪门先生送给我这本书，这件事也差不多完全忘了。回到寓所，我把地山的新著在重读的时候，我深悔那篇序文，不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时间的安排，竟像是有意捉弄人。就在这一晚上，我在想念许地山先生的时候，香港的专电却报道了地山去世的消息，使我木呆了半晌。“命之鸟”是多么飘忽无常呢！

不用说，对于祖国的文化界学术界，这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但是从地山自己来说，虽然死得太早了，却死得并无遗憾。他是尽了时代所给予的任务了。他一生忠实地为他的时代服务，他帮忙时代前进，而没有阻挡过时代的进程。

“五四的英雄”，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名称了。有的出卖了灵魂肉体，有的成为煊赫一时的显宦，有的变为尊经卫道的遗少，五四所产生的儿子，始终不背叛五四的只有是极少数，但是许地山先生却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被捧得何等样高。但是到后来，才明白他们拿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耍把戏的傀儡的。科学到了中国，也就和八股制艺一样，变成了一块敲门砖，进了“权威”先生的大门以后，就得把这敲门砖抛在门外。

许地山先生可不是这样，他到底还带着“南洋伯”的憨气与热情，他没有一天背叛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他是研究宗教学与印度哲学的，但他是用病理学家研究血毒的方法去研究的。他读了很多的线装书，却教青年不要学他，他是远东最最古色古香的古老大学的汉文学教授，但是他却主张废弃汉文，而且自己用全力提倡新文字运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许地山先生对中国的文字改革，都尽了极大的努力。

记得五六年前，我经过香港去看他的时候，我问他汉文学院有多少学生，他说：“现在有六个，这一期毕业以后也许只剩两个。”我很为他着急，但是他说：“如果一个都没有，不更好吗？”

美髯和长褂子不能代表地山，代表地山的是那种“否定”精神。在他的最后著作《国粹与国学》中，可以充分看出他的否定精神，而否定精神也就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

在现在，虽已不是“五四”时代，但是“五四”的时代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即使是起码的清道工作都还做得十分不够，我们要开来，我们也要继往。所以许地山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师法的。

许地山先生逝去了，让憧憬的南洋永远逝去罢，现实的南洋向着民主科学的大道迈进！许地山先生也一定是这样相信着的。

四一·八·六，新加坡

载第3卷第5期（1942年2月出版）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赵景深/

好几年不曾看见子恺了，偶然看见《人间世》和《良友》的他的照片，不禁为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长的胡子，像一个庄严而又和蔼的释家。

记得我与他相识，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在充满了艺术空气的立达学园里教书，他就是这个学园的创办人。当时的同事，如朱光潜、白采、方光焘、夏丏尊、刘熏宇……都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不过当时我与白采往还最多，子恺和别的同事们，都很少拜访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为了我自己的《中国文学小史》，《童话概要》和《童话论集》请他画封面，专程去拜访了他几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欢田园和小孩子的，便买了一本描写田园和小孩子最多而作风也最平和的米勒（Milet）的画集送他，还送了一盒巧格力糖给他的孩子们；这盒糖也经过我的选择，挑了一盒玻璃纸印着有一个美丽女孩的肖像的。当时我与他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能省忆；但知他的态度潇洒，好像随意舒展的秋云。

后来有一次，子恺到开明书店来玩，使我很诧异的，竟完全变过一个子恺了。他坐在藤椅上，腰身笔一样的直，不像以前那样的衔着纸烟随意斜坐；两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样的用手指拍着椅子如拍音乐的节奏；眼睛则俯下眼皮，仿佛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样用含情的眸子望看来客；说起话来，也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答时声音极低，不像以前那样的声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听丏尊说：“这一晌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恺的说法，以上的叙列就是我与他的“缘”。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无论在艺术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响他最深的人。他的《缘》和《佛法因缘》都是专写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过他的木炭画，后来出家；子恺曾特地替他绘过护生画集。《两个“？”》更明白的承认他“被它们引诱入佛教中”。我们一听说佛教或基督教，就会联想到迷信上去；其实，倘若除去了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这对于人世间的悲悯，恐怕是任何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发动力和种子吧？

我觉得子恺的随笔，好多地方都可以与叶绍钧的《隔膜》作比较观。在描写人间的隔膜和儿童的天真这两点上，这两个作家是一样的可爱。其实这两点也只是一物的两面，愈是觉得人间的隔膜，便愈觉得儿童的天真。卢骚曾喊过“返于自然”，子恺恐怕要喊一声“返于儿童”。

子恺是怎样的写人间的隔膜呢？试看《东京某晚的事》，老太婆要求一个陌生人替她搬东西，陌生人不愿意，接连回报她两声“不高兴”，因为他是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散步的。子恺见了这事，心里就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助，共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都变成家人。像某晚这老太婆的态度，并不唐突了。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再看《楼板》，楼上的房东与楼下的房客只有授受房租的关系，此外都可以老死不通往来，直是所谓“隔重楼板隔重山”。而这“楼板”，也就是《邻人》篇中那“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像“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那样的诗意，是久矣夫不可复见的了。《随笔五则》里的第四则写人们用下棋法谈话，最为警辟：“人们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我觉得太紧张，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语。安得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谈话，而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光中的花一样！”

或人都是互相隔着一堵墙，如叶绍钧所说。把墙撤去的，只有儿童。子恺在《随笔五则》之三里也说：“我似乎看见，人的心都有包皮。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略略遮蔽一点，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珑的姿态隐约可见。有的人的心用纸包，骤见虽看不到，细细捆起来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时纸要破，露出绯红的一点来。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不会破，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

子恺是怎样的写儿童的天真呢？你瞧，元草要买鸡，他就哭着要；不像大人那样明明是想买，却假装着不想买的样子（《作父亲》）。阿宝和软软都说他们自己好；不像大人那样，明明是想说自己好，也假装着谦让不说出来（《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子恺又因为思想近于佛教，所以有无常、世网、护生等观念。

他觉得人世是无常的，短暂的，所以人一天天走近死之国而毫未觉得者，只是由于把生活岁月仔细的划分，年分为日，日分为时，时分为分，分分为秒，便觉得生活是一条无穷而且有趣的路子（《渐》）。这意见，后来屡次提到。《阿难》云：“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大账簿》云：“宇宙之大，世界之广，物类之繁，事变之多，我所经验的真不啻恒河中的一粒粒细沙。”《新年》与《渐》同意，也讲到时间划分愈细，则人也愈感到快乐。

他又觉得金钱常限制了兴趣，这或者可以说是世网。第一本随笔集的第一篇，就是《翦网》，大意说大娘舅觉得大世界样样有趣，惟一想到金钱就无趣。《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则赞美孩子“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华瞻的日记》说华瞻看见先施公司的小汽车就一定要买，他不知道爸爸不曾带钱或钱不够就不能买。

他又最爱生物，尤其是渺小的生物，可见他的仁爱之是无微不至的。《蝌蚪》写孩子们用清水养蝌蚪，子恺恐怕蝌蚪营养不足而死，便叫孩子们倒许多泥土到水盆里去，后来还叫他们掘一个小池。《随感十三则》中有两则是怜悯被屠杀的牛和羊的。《忆儿时》对于蟹苍蝇的残杀也认为不应该做，尤其是文人所咏叹的“秋深蟹正肥”，他们以为风雅，“倘质诸初心，杀蟹而持其螯，见蟹肥而起杀心，有什么美而值得在诗文中赞咏呢”？

照这样说来，子恺的小品里既是包含着人间隔膜和儿童天真的对照，又常有佛教的观念，似乎，他的小品文尽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这许就是他的小品的长处。他哪怕是极端的说理，讲“多样”和“统一”（《自然》和《艺术三昧》），这一类的美学原理，也带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读来不觉其头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对于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爱，现在我的偏嗜又加上丰子恺。聊记数页，以表示我的喜悦。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林语堂与翻译

/陶亢德/

大概是前年了，有一次我去看语堂先生，忘记了谈到了什么，他给我看一封鲁迅先生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一个老朋友写给老朋友的信，恳切、真挚，绝不是叙寒暄，致钦佩的。信的大意是劝语堂先生不必为办杂志多费气力，以他的英文造诣，翻译翻译西洋名著，不特有益于现在中国，即在将来也是有用的。复信我没有看到，据语堂先生说是表谢意之外，还告诉鲁迅先生说这翻译事业还要在老年再做。事情隔了一年多，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大文章，提到此事，说语堂先生的复信意思有点讥笑鲁迅先生的老大，鲁迅先生很生了气。这篇大文，语堂先生也曾看到，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笑说：“迹近挑拨吧。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中年的我另有把中文译成英文的工作。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现在我说四十翻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里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看样子，现在的语堂先生对于翻译外国作品是不很热心的，此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我走我的路的脾气或亦是其一吧。这脾气是好是坏自然难说，但说一定是坏怕也未免过苛。天下的事情不止一端，各做各的似乎正是分工合作，当然像救国这种事是要一致的，不能够来一个你们救国我偏卖国。翻译大约不必如此。有人把西洋名作介绍进来，给我们这种不能读洋书的人读读，使我们也有“世界文坛不朽的宝库”，自然是求之不得。同样把中国的思想生活所寄的有些中国书译成洋文，让一脑子中国人是乞丐盗匪的洋人看看，似乎也不是无益之事。而且眼前译外国作品成中文的能手甚多，译中国作品为洋文的人较少。

不过他对于译外国作品的心目前并不很热，对于怎样翻译的问题却在闲谈中常可以听到（写成文章发表的有《翻译论》，载开明版《语言学论丛》）。他似乎不赞成直译。他说我不大明白直译的直是什么意思，假如说是照字或照句直译呢，那末这译文一定难于下咽。Thank you直译谢谢你是对的，但How are you怎样直译法呢？不赞成直译就赞成意译了。所谓意译，自然包含信与达，决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这种意译。又十一期《宇宙风》上的那篇《猫与文学》似可代表他的译法。

说句私话，我是欢迎他译外国作品甚于译中国作品的，因为前者我可以读到，而后者只好俟诸异日。可是这只是句私话而已。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怀念马叙伦先生

/千家驹/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带给我一张马夷初先生送我的墨宝，题有马先生自己的诗（卅五年除夕作）。

爆竹惊残岁，金尊绕百忧。

平生唯白发，检点尚淌流。

兵火黏天急，饥寒匝地愁。

长歌先砍地，更上一层楼。

岂有刑天志，能无百姓情。

独夫犹肆虐，举国欲同盟。

白浪将漂杵，哀声是胜兵。

吾侪须努力，前路日光明。

马先生赠给我的墨宝，我真视同拱璧，这不仅是因为马先生是国内闻名的书家，而且因为马先生是民主运动的健将，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导师。在前辈中，如马先生这样的老当益壮、健斗如昔者，真如鲁灵光殿，巍然独存。马先生是我的同乡前辈（浙江人），但我与他并无一日之雅。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北伐成功之后，当民十七八年间，他又做过浙江省的民政厅长。待蒋梦麟先生返长北京大学，夷老又回到北大来教书（他本来是北大的老教授）。但可惜我当时没有亲夷老的教诲，因为我学的是经济学，夷老所教的是中国哲学系的功课，所以在北平几年，我竟没有接近夷老的机会，这是我平生所引为遗憾的。当我在北大读书时，我是一个被学校当局所视为“捣乱分子”的，胡适之教授甚至取笑我是北大“捣乱的头儿”。大概那时的教授们，除少数的例外，对我这个捣乱学生的印象都非常恶劣。我对北大的名教授，即鲁迅先生所谓的“正人君子”，也不大怀什么敬意。至于马先生，因为他所教的课与我如“风马牛之不相及”，所以我对马先生的印象，也和对朱希祖、马幼渔、钱玄同诸氏差不多，换句话说，不过一位“老夫子”而已。廿四年冬，北大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我早经毕业而在一个研究机关任事，同时还兼了北大几点钟功课。在那次运动中，马先生站在正义的立场，做了北平学运的掩护者，我开始对马先生有了新的认识。当时南北两马，同为青年所爱戴：南方的马即马湘伯老先生，北马即马夷老是！廿五年我随研究机关迁到南京，开始参加救国会工作。是年冬有七君子之狱，我也被迫而南走广西，在广西教了半年书。暑假中返京接眷，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记得有一次北平有几位学生代表南下，在我家里报告北平抗日运动的情形，马夷老悄然枉驾，静听报告，于是我对马夷老的印象再一变。但我与马夷老始终无私人的接触。抗战发生，我一直在西南，夷老留居敌后，音讯阻隔，但时于友人口中知夷老不受敌伪威胁利诱（听说陈公博曾好几次访问先生，执弟子之礼，并拟馈赠巨金，先生严辞拒绝，陈逆惶恐而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闻之尤令人肃然起敬，这更增加了我对夷老的敬仰。

胜利以后，在《民主》周刊上每期均有夷老的大文，每读辄写击节。夷老的文章老练流畅，自不必说，而且观察精到，入木三分，理多于情，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真令我每读为之想往。夷老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快，每当时局有重要的发展时，便立刻可以在报纸或刊物上看到夷老的文字。例如：当警管区制在上海刚要推行，第一篇反对的文章便是夷老写的。夷老的政论无形中做了上海民主运动的指针。我对夷老的论文几乎每文必读，不但佩服他写得好，而且惊佩他写得快。自然，以夷老政治与文学的涵养之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本在我意料之中，但以他这样的高年，笔勤目健，却令我自己不能不惭愧我们青年人的疏懒！我也是一个好弄文墨的人，自然我的文章绝不能与马夷老相比，那真有如侏儒之与巨无霸，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但我总是多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所谓“文化人”之一，在朋辈中我算是下笔较快的，因此每当团体要发表什么文件或通讯之类，我当有被推为起草人的机会。然而，我总是存着得懒且懒的心理，能够推辞掉我总尽可能推辞；真无法推辞时，才勉强答应下来。香港言论相当自由，我也随时有发表文章的机会，在民主报纸或刊物上我如有文章送去，大概可以登出来的。但由于这种偷懒苟安的心理，我写的文章实在太少，看到夷老那执健笔奋斗的精神，真使我内心感到无限惭愧！

马夷老不仅是民主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一个实践家。他是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领袖，去年为了民主和平而在下关车站遭反动派特务的痛殴。以他这样的高年硕德，反动派特务竟出这种毒手，这一方面说明了反动派的无耻，另方面也适足证明马先生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我常常说：美国有个马歇尔（好在这“马”字是译音），是中国人民倒霉的，郭沫若先生甚至有“骗”字从“马”的妙喻。但中国有马夷初与马寅初两位先生，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使我们青年人可以唯马首之是瞻。我和两位马先生都无亲近的机会，夷老仅仅有一面之缘，寅老则尚未识荆（仅通过信），虽然我们是同行。但总觉得二马是我行进中的灯塔，我自然不敢谬托两位马先生的知己，但却有杜工部诗“天涯若比邻”之感，因为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我们的心弦是共鸣的呢！

载新四号（1947年7月出版）

琐忆鲁迅

/杨雯云/

噩耗传来，巨星陨落，鲁迅先生竟于十九日晨五时廿五分继高尔基而溘然长逝了！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界一个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不，是中国民族革命战斗进行中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二十日晨的《常州商报》看到了这个极简短的噩耗电讯，立刻愕然发呆，一块重铅将心压沉了下去，茫茫然无所之，空虚到堕入了无思想的深渊中。适又病剧，不克亲自到上海去临棺吊唁，作最后的一晤，真是此恨绵绵，百身莫赎。

近日屡次想动笔写一些哀悼文字，一举笔却又掷下了；一则神绪彷徨不宁，二则他在《死》的一文中亲自拟定的遗嘱三四两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以他三十年来始终不懈，老而愈壮为民族，为人类奋斗、牺牲的精神，只要除了自愿做“内奸”和“奴才”的两类人以外，谁都感动到情愿做“糊涂虫”，拿他的遗训深刻地刊镌在心上，以他救人类的心为心，以他和丑恶环境奋斗的精神为精神；依着他生前战斗的步伐，更勇猛的向前进攻。

最使我栗然不敢动笔的是忆起他的《忆韦素园君》文中的几句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街，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洁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这几句在编印《集外集》的时候，我也曾引在“编者引言”中，可是在印成书的时候，却连内中九篇最重要的文章一起给检查委员抽去了。—删去骨头而仅剩空虚架子，在当时检查者赫赫戒严下，这中内幕是读者受了损失后，还是不知道的，所以《集外集》出版以后，施蛰存既说“不值得付印”在前，宋云彬又说“不是佳作”于后。（宋云彬后曾写公开信称自己决无《集外集》不值得印的意思。）—现在虽死了仅几天，我想不久的将来，除纯诚纪念哀悼的文章，必定有鲁迅先生各种“谬托知己”文字在各式不同的刊物上出现。当他以为值得悲哀的事加到自己身上，却固因死的掩护而不知的了。在我一个槛外旁观者，却未免有些悲哀的愤怒。忿愤社会恶势力的人已死，而社会上仍充满了一部分无聊和无耻者群。

我现在可仍然要“谬托知己”般来写一点记忆他的文字。但必须先声明者：我不是他的“知交”或“老朋友”。不过由爱读他的作品，敬仰他的人格，和他有时见见面或通通信，我视他是一位尊师的关系而已。

今天翻展一回他的书简，觉得内中颇有几段论及他自己早年文学生活的历史，这是外间很少有人知道的。盖棺论定，在研究死者全部生平的作品或思想专著的人，或有一知的必要吧！所以写一点出来作纪念，间或述写个人间小事，则为述者欲藉此文字发泄，假此或可稍舒哀思。—虽后一种的动机是不十分光明的。

我和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晚的几位私人聚餐间。那次李儵也在其中，他还因在《涛声》写了：“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的几句话而引起杨邨人的公开信，这信和鲁迅的答信后都收入《南腔北调集》中。那时因是初次会面，大家谈话未免有些拘束。他谈起早年的历史说：“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后来又谈了一会白莽、柔石的死事。这次鲁迅给我的印象，是两颗绍兴人所特有光亮闪烁的眼睛，充分射着热烈和诚恳。谈锋在严肃中时杂以诙谐—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吧！我还记得他说：“中国人喜欢捧，所以对黄河也是不用挖而用捧的手段去筑堤坝来对付，哪知河道是不喜欢捧的，结果河底高于城墙，一旦水势猛烈，尽成泽国。”—那时华北正闹水灾—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后来第二次在内山书店晤面，方才看清他一如某作者所记的足穿陈嘉庚黑色橡皮鞋，吸的是品海牌纸烟，就同到书店对面一家外国咖啡馆小坐。他说：“这店主人在上海的很少，是位希腊人。我在‘一·二八’战争时，就由闸北迁移住在这个店的楼上。”又谈及“邻邦捉到左翼犯人，是给他们穿一种胸部特别狭小的衣服，令其渐渐自然死亡”。

其后因编《集外集》事，常常讨论到他早年文学生活情形，现尚存许多珍贵的资料，保留在信简中。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的信中说：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象钼》—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索士”，但也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情形，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攻击我的人物如杨邨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灭，所以令人觉得今之叭儿，远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又同年同月十五日信：

《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我因为恽铁樵却没有编过《小说林》，疑心他的第一篇小说揭载的是《小说月报》，就写信去问他，廿日的回信说：

未印的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别种化名，发表于《语丝》、《新青年》、《晨报副刊》而后来删去未印者，恐怕还不少。记得《语丝》第一年的头几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诗而骂之的文章，也是我作，此后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盖亦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之类。这一个社，曾出过一本《侠女奴》—《天方夜谈》中之小段—及《黄金虫》—A．Poe作，其实是周作人所译，那时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做学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时候盖在宣统初，现商务印书馆的书，没有《侠女奴》，则这社大半该是《小说林》社了。

后来我知道《小说林》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凡行十二期，黄摩西编辑的。时期相合，他的文章大概载在其中，我所有的《小说林》既不全，一时又无从借取。故《集外集》中没有收入。《语丝》中关于志摩的文章是《音乐》却找到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我从《鲁迅在广东》书上撕下寄给他改正，因过长未重抄一过，原稿送检查会审定时却给抽去没收了，现在想来真可惜得很。其余被抽禁的，有《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北平五讲中的三讲改正稿，送去被抽禁没收的均系抄录副稿。在去年一二月间致我的信中：

……三月以后，拟编去年一年中杂文，自行付印，而将《集外集》之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略开玩笑，点缀升平耳。

又另一信云：

……“启事”“及来信”，自己可以检得，但“革命文学……”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发见通信一则，此外当还有，拟索性在印杂文时补入。

……俟此文（指《文学》上载的《病后杂谈》，云注）发表及《集外集》出版后，资料已足，我就可以作杂文后记了。

又：

再：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录奇，因印《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时拟补入也，又及。

所以几篇改正原稿我都寄给他的了。我望最近的将来能有印出的机会，这几篇文字是积了无数青年的血写的，对于青年极有用处，我以为。

这次死讯传来，殊出意外，我也几有不敢相信的模样。因为夏间虽知道他病重的消息，可给已告痊愈的音讯取消尽了，哪里会料到突然发生得这样变故呢！他近几年来身体的不大健康，时时多病，我早疑心他有胃肠病或肺病。有一次在谈话中乘间问他的酒量何如？因我以为绍兴产酒，绍兴人的酒量大致都很不差，胃病和多饮又颇有关系。他似乎有些觉得我的用意，就笑说：“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气候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我当时听了为之一凛，想不到先生幼年的生涯竟如此凄惨！后来在信件来往中，我时常提起他的康健问题。他于去年二月中信上说：

上海天气已冷，我亦时有小病，此年纪关系，亦无奈何，但小病而已，无大害也。医言心肺脑俱强，此差足以慰锦注者也。

他还说肺强。直到今年夏天大病后，掩饰不掉了，在八月廿七的信上方承认说：

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可停止了罢。

那时我想到上海去探视他一下，他在信上说：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了。

谁知竟成谶语，在十月中竟长逝而一瞑不视了呢！痛矣。

至于他在文坛上的功绩，对青年巨大的影响，摧毁旧环境的勇猛，操守的坚贞，谈的人已很多，将来也自会有人作有系统专门的研究，姑置不论。至其愈老愈迈进的精神，在中国也无第二人，只看一九二八年顷一批自称革命文艺的青年，骂他们是“有闲阶级”，“醉眼朦胧”的人目前都退降阴消到哪里去了。孤军奋斗，荷戈呐喊至死了还仅有他一个“老人”。我们青年除愧死外，并应悬作永远的典范。

他的杂文除一贯前进的思想外，其凝练字句，深刻的嘲讽，诙谐的风趣，无往而不流露着、活跃着。最好的形容词，我很同意某君的：“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的几句话。在将来整理鲁迅全部著作的人，我却有一个建议，就是将历来骂他诬蔑他的文字，一律收集附入有关系的文章后，或另印一编作附录。《三闲集》序言中说：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

《“题未定”草》第八节中说：

而且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的报复。所用的伎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他在致我的信上也曾说过：

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

可知这事他“遗嘱”虽未曾提及，他的“遗志”确是要这样做的。这是明知范围过大，关系复杂，牵涉过多，要得罪也不少；然而这一些文人和文字的障碍都打不破，难道还说得到解放民族等大问题吗？我们要学鲁迅，要学他那种百折不回的勇气，嫉恶如仇的精神。

廿五年十月廿五日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升钉—一九四一年纪念鲁迅先生

/尚钺/

人死了，一种“盖棺”的仪式是必须的。因为这仪式活人不仅可以用作为分肥的合法根据，也可以用来作为对死者的公开咒骂。虽然这“分肥”者和“咒骂”者所作的盖棺论，并不一定就是“论定”。

这仪式用今日流行的名词来说，叫作“开追悼大会”；到了死者“一抔之土”已干的时候，如果觉着还有必要：如觉盖棺的时候或今日以前未利用得尽致，或觉未骂得痛快，就不妨改为“纪念大会”再来一次，二次，三次。但在云南，就一般落后的老百姓所知道的，这仪式却还仅仅是“升钉”。至于升钉以后，那是不在他们的仪式之中的。如果有必要，也只在口头上说一说，或保留在记忆之中，决不大举了。就是有仪式，也不过今年和去年一样，由死者的家族写在祭祀表中，每年来个老一套。至于死者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享受，那是不管的。所以，说来还不失于忠厚，颇合符我们中国的古礼：“一刀之罪”的原则。

至于那盖棺的仪式—升钉，却不能与日后的祭祀日子那样简单。因为这是多少带着是非因素的。男人死了，升钉的人物必须是他的家长和族长之类的权威。女人因为本身即是财产的一种，所以升钉的人物就必需是她娘家的有权威的重要分子，这与登报声明“遗失”或“作废”差不多。不然，不仅棺不能盖，死者也不能马上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因此，每当一个人死下去，尤其是有相当家产的人死下去，有被选举为升钉先生地位的人，总是要以轻轻的三下钉锤，敲去孝子的三匹红布，或三匹红绸子，甚至还有红缎子的，那是要看死者的家产来决定的。自然，此外还必须有一份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的厚礼。假如死者无嗣而又有家产的话，那升钉先生和孝子就多了。某位升钉先生愿否为某个孝子来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就要看这个孝子送的礼物是否相称，或能否满足他的欲望而定。不过，这位升钉先生愿意了，也许别位有同等权威，或有相当沾亲带故的关系的先生，又烦言啧啧起来。于是盖棺问题，还得这位孝子去送礼。同时这位孝子把各方面的升钉先生对付好了，也许另外又有孝子出来说话了。总之，弄得死者很长时间不能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

不过这都是落后的地方的落后办法。至于文化人那就要忍受文化界流行的待遇了。只要把“民族文学家”的帽子一放在死者头上，不管死者有嗣无嗣，就把这升钉仪式改成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同时，不管是张三、李四，或者是“第三种人”、“奴才”和“刽子手”，如果觉着有必要，就立刻摇身一变，或毛遂自荐来充升钉先生和孝子了。好在一跳到什么大会的演讲台上，就不是主席，也是名誉主席。上台以后，曲解死者的意见可以，修改死者的意见也可以，抹杀死者的主张可以，为死者捏造离奇的见解也可以，反正有听者就强迫你们听。总之，把开会的时间占去大部分，让能代死者说两句公道话的人没有时间插嘴，才是最妥当的。按着“公道自在人心”的原则，如果有人想在报纸杂志上说几句公道话吧？那也难得很，因为肯说公道话、能说公道话的报章杂志也不见得多。好在人死者不能复生，决不致再来写《论第三种人》、《奴才》、《刽子手》，自然也不能再来揭露这些“升钉先生”和“孝子”的“别有用心了”。

在许多官绅先生的赞扬和恭维声中，我想，鲁迅先生的“赶快埋掉拉倒”还不失为对付他们的好办法。因为他的真实灵魂已在广大的真实生命中成长着，并发展起来。但却在这些升钉式的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以外。

载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出版）

阮玲玉的死

/夏丏尊/

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据说：跑到殡仪馆去瞻观遗体的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是特从远地赶来的。出殡的时候沿途有几万人看。甚至还有两个女子因她的死而自杀。轰动的范围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她死后的荣哀，老实说，超过于任何阔人，任何名流。至于那些死后要大发讣闻号召吊客，出材时要靠许多叫化子来绷场面的大丧事，更谈不上了。

一个电影女伶的死竟会如此轰动大众，这原因说起来原不简单。第一，她的死是自杀的，自杀比生病死自然更易动人；第二，她的死是为了恋爱的纠纷，桃色事件照例是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的；第三，她是一个电影伶人，大众虽和她无往来，但在银幕上对她有相当的认识，抱有相当的好感。这三种原因合在一起遂使她的死如此轰动大众。

如果把这三种原因分析比较起来，我以为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第一第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现今社会上自杀的人差不多日日都有，桃色事件更不计其数，因桃色事件而自杀的男女也不知有过多少，何以不曾如此轰动大众呢？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众轰动，主要原因就在大众对她有认识，有好感，换句话说，她十年来体会大众的心理，在某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同是电影女伶，同是自杀的一年以前有过一个艾霞，社会人士虽也曾为之惋惜，却没有如此轰动，那是因她上银幕未久，作品不多，功力尚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

不论音乐绘画文学或是什么，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普式庚出殡时啜泣而送的有几万人，陀思妥夫斯基的死，有许多人为之号哭，农民画家米莱的行事和作品到今还在多数人心里活着不死。他们一向不忘记大众，一切作为都把大众放在心目中，所以大众也不忘记他，把他们放在心目中。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凡是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任凭他议论怎样巧，地位怎样高，声势怎样盛，大众也不会把他放在心目中。

现在单就艺术来说，在各种艺术之中，最易有和大众接触的机会的要算戏剧和文学。因为戏剧天然有许多观众，文学靠了印刷的传布，随时随地可得到读者。

同是戏剧，电影比一向的京剧昆剧接近大众得多。这只要看京剧昆剧已观客渐少而电影院到处林立的现象，就可知道。在今日，旧剧的名伶—假定是梅兰芳氏吧，有一天如果死了，死因无论怎样，轰动大众的程度，决不及这次的阮玲玉，这是可预言的。电影伶人卓别林将来死时，必将大大地有一番轰动，这也是可预言的。因为电影在性质上比歌剧接近着大众，它的艺术材料及演出方法，在对大众接触一点上有着种种旧剧所没有的便利。阮玲玉的表演技术原不能说已了不得，已好到了绝顶，她在电影上的功力，和从来名伶在旧剧上的功力，两相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她的所以能因了相当的成就，收得较大的效果，可以说因为她是电影伶人的缘故。如果她以同样的功力投身在旧剧中，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伶而已。这完全是艺术材料和方法进步不进步的关系。

同样的情形也可应用到文学上。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它的和大众接近，本来就没有像电影的容易。电影只要有眼睛的就能看，文学却须以识得懂得文字为条件，文学对于文盲，其无交涉等于电影之对于瞎子。国内瞎子不多，文盲却自古以来占着大多数，到现在还是占着大多数。文学在中国根本是和大众绝缘的东西。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固然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一方面还得像旧剧改进到电影的样子，把文学的艺术材料和演出方法改进，使容易和大众接近，世间各种新文学运动，用意不外乎此。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加以障碍。例如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主张作古文读经。中国自古有过许多杰出的文人，现世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众之中认识他们，爱戴他们的人有多少呢？长此下去，中国文人心口中没有大众的不必说了，即使心目中想有大众，也无法有大众吧。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载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5日出版）

袁世凯纪略

/萧寿昌/

伪皇帝洪宪姓袁，讳世凯，字慰廷，河南项城县人也。父甲三，由侍郎升云贵总督。母程，知书。凯前四代皆居官清廉，功勋卓著，建坊城南。凯以袭荫列道员，十八入泮，睥睨一乡，人咸不齿。尝将铜易父金，为母诇知。三十丧父，服阕热中，母力阻之，切诫不听。勖以数世清德，若履仕途，必先承志。凯违母训，思握大权。

适吴长庆为高丽驻兵大臣，庆由凯父保举，凯即谒庆求事，委凯镇摄总兵，随抵高丽，渐娴兵法。值高丽游学生朴咏孝、徐光弼、徐载范等回国，王召谋变政，致新旧纷争焚阙，为乱王匿庆所，凯不谙约章，妄主援救，未经照会日本，（高丽向属中国，因日本侵压，要中国订约，认为两国保护，该国有事，必会商援救，不得独往。）致酿甲午一役，割地赔款。（割台湾一省，赔英金二百兆，赎还辽东。）特命李鸿章议和，与日相伊藤博文订约马关，凯赂其左右关说，得卸罪咎。

旋随庆回国，驻天津，以慈禧太后内侄荣禄权大势重，因拜禄腹心，候补道张景崇门夤缘进身。时新练津兵五万，崇荐凯隶禄部下，统带新军，袁世凯三字遂现于津镇矣。袁族某，为天津道，尝告鸿章，言凯狡黠，必误苍生，鸿章晒之，无九龄知禄山之明，愧津道多矣。

戊戌变政，康有为、梁启超见用，凯附和之，而城府深密，阴泄康梁谋诛荣禄事，倾轧图升。禄与进颐和园直奏，太后大惊，命闭五城，饬步军统领拿办康党，康梁先遁，牵戮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六人。凯遂为禄所信，密白太后，补凯直隶臬司，超迁侍郎。

岁庚子拳匪煽乱，凯阴主以图功，复忍诛以邀奖。迨大难削平，两宫回銮，凯率兵迎驾。太后谕以母子性命，付于卿手，凯内愧无言，唯唯而已。

联军扰山东，巡抚李秉恒阵亡，太后命凯补授，其谢折末云：“伏维皇太后圣鉴”，不言皇上，希阿荦媚杨妃之心，存崔浩贬魏主之笔，致京津上海港澳各日报，同登此折，大书逆臣云。

先是联军蹂躏京师时，文华殿大学士兼北洋大臣首相李鸿章，在粤督任内，两后回銮，召还病故，以鸿章系破格超用，按诸故事，首相无用汉人者，乃以禄补授所遗直督一缺，禄请补凯，并加太子少保北洋大臣衔，兼统四镇兵权，自此凯之权势，不可复遏矣。凯又请以山东巡抚一缺，使藩臣周馥护理，凯为巡抚时，与馥结儿女亲，故力荐之。太后即允行，由李相遗折保凯与馥故也。凯任直督，三品以下，皆趋附。未几，凯登内艰，懿旨赏假百日，回籍治丧。时初行新政直隶先行试办，凯奏请在日本定造海容、海圻两大战舰，统握四镇兵权，扩张势力，皆得旨允行。

禄殁后，城社失凭，遂迭被参劾，适改兵部为海军、陆军二部，凯乘此以兵权隶陆军部，不隶海军，以陆军统辖，铁良兼陆军部尚书，当权故也。凯又致书铁良，用段芝贵，贵由兵弁出身，特与凯同乡，故凯毁凤山以总统四镇之权与贵，而又私具折本，用贵为天津巡警总局坐办。

丙午岁，东三省经日俄兵燹后，奉天将军赵尔巽，奏请派员襄办交涉招安、屯垦、善后各大政，特命徐世昌、振贝子出关。事毕返津，凯使贵设宴欢迎，凯工逢迎，固不足责，两钦使未行缴旨，而擅预私宴，不独失体，抑且罔上，宜弄出歌妓杨翠喜一事也。

乙未，凯因粤东风潮，禁止直隶商人抵制美货媚外手段，阴而且狠。天津《大公报》著论痛诋，凯衔刺骨，欲封报馆，碍难措词，乃施鬼蜮伎俩，饬邮局火车不准收寄该报，并禁入购阅。旋有洋人恨凯不合公理，代为分寄。又有一奇男子，亦因此事愤入督署刺凯不中，被擒直认，凯恚不敢杀，心服其义，亦不忍杀，遂杖而释之。

当是时财政困难，宜设法筹措，然必国与民两利，乃为善策。凯藉试办新政为名，私将长芦盐运抵借英债六百万，设局如林，差缺繁多，除正项开销外，縻费甚钜，上自道府，下及洋务局坐办书记等，约一百三十余员，总计每月开支约百余万，且多挂名领薪水者。后凯入军机荐杨士骧继任。按凯入军机时，度支部尚书泽贝子，奏请清查各省财政，凯对直隶，无庸诛凯而安社稷。（按诏斥袁罪极详，经联军扰官禁后，仅百余字可辨，字字血泪，不忍卒读。陕甘总督升允奏凯负伊霍名，怀莽操志，宜加诛戮，以警将来，太后以为过激。帝泣请退位，十年之中，频受压制，幸帝无失德，故未被废，遗诏云云，为大局计，非修私怨者可比也。）

摄政王既监国，后及妃必泣述遗嘱，示以遗诏，王宜首先诛凯，以慰先帝，及放蛟鳄于河海，使其养晦蓄锐，夷国废祚，君民悉受其毒，天数使然耳，岂人力所能挽回哉！

世有非常之奸雄，然后行非常之诈术。清逆臣袁世凯，受命征革党，而反为革党之首酋，千古未有其人也。凯之拨乱反正，而反为乱世之渠魁，千古未有其事。然一用其奸谋，而双方俱堕其术，使清廷同殿称臣之卿相俯首听命，疏请清帝禅祚，东南革命诸巨子，甘受其饵，弃甲来归，其权谋诈术，诚足冠古今而造特别之历史。

辛亥武汉事起，凯贿通卖国之奕勖，致死灰复燃，得握全国命脉。遣其党首攻汉阳，振其军威，使海内畏服。伍廷芳恐事失机，从中调和，一则义举凯为总统，逢迎意旨，一则推倒满清，以达共和目的。凯乃按兵不攻，一面使心腹爪牙恐吓逊位，一面使芳要挟革党，取消孙总统，公推己为临时总统。清帝与孙总统，俱退让。（按溥仪与孙文均拱手逊位，以民为重，以位为轻，其道德为世钦佩。）足知凯之才略智谋，驾乎魏武之上矣。观其排满推孙，不数月双方倾败，改孙文纪黄帝二千四百零六年为民国元年，分用阴阳历日，南北咸归统一，惟升允早识其奸谋，遁迹蒙古，组织独立脱离关系。而无识之革党，反发生征蒙问题，以结欢心。或有藉此练军，以伐袁氏者。而老奸巨猾之凯，虑及升允倡义，率兵直捣幽燕，又恐联络清臣倒戈北向，若稍失宜，必致功业俱败，故坚忍不为所动，遂用柔软手段，对待蒙古，以牢笼团结军心，俟羽翼丰满，谅自取消。无知巨子自夸功高，咸有总统之希望，如抱火卧积薪之上，而鼾醉不醒。惟宋教仁窥其意，漏其言。凯恐发其隐情，故先发而谋刺之，激南五省独立。分遣骁党焚掠其城而攻取之，遽为袁氏所有。奈玉石不分，解散议院，（众议院陈家鼎因宋案不平，独力质问袁氏之书约千余言，不畏权势，真所谓侠胆义肠，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所不能为者，袁氏因而解散议院，以塞言路。）尽撤天下民军，更换北军，加孙黄诸君煽乱之名，放逐于海外；计卸黎蔡兵权调京，予以嘉名，实则监督幽囚，举措不得自由，手段之辣，居心之险，概可想见。凯于是措置裕如，渐袭清制，以公仆而祭天地，俨若皇帝，难免列国贻笑。私将三权并归，用官分三等，易简用曰任命，易保荐曰荐任；考取知事，分发各省；易选补曰委任，取消初级法权，归下级行政；改内阁总理为国务卿，改御史为肃政史；予京内各官长，加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威武将军振武将军各名色，予外省官长加有上将军陆军上将中将少将嘉禾文虎各徽章职衔。文武分治，改都督为将军，统握全省兵权，改军务司为军事厅，改各镇司令为镇守使，改长江水师总司令为巡阅使，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总揽行政，监督法权，改内务司为政务厅，改司法司为高等（审判检察）两厅，仍设道尹为中级行政，分辖所属，改盐政处为榷运局，改水师营为水警察，取消教育实业两司归上级行政，设合署办公，所信用北洋派统握兵权，分布各省，为乱世残民之枭，将任用前清封疆为巡按使及各部总长，为恢复帝制之引线，改参众两议院为参政院，征聘名士及清名吏，劳乃宣误会其意，上共和正解劝退之书，由国务卿贰臣徐世昌转呈，凯笑置度外。肃政史夏寿康妒忌之，以乱党弹劾，请命诛戮，凯弗听。（康因凯留中不发，加之宣素为凯钦佩，是年甲寅春，征聘宣为参政院参政，不肯就职，康窥其上书时，徐世昌等一班清臣，均已赞成，恐凯悔误遵行，故勾通段祺瑞捕杀之，冀斩草除根，以警效尤。夏寿康为袁氏者无以复加焉。）而段祺瑞助纣为虐，饬兵捕拿，幸先逃脱，仅获其党宋育仁，欲行枪毙，凯恐激成内变。况育仁系前清翰林，为王湘绮门下士，如加杀戮，尤恐失天下人心，姑含容之，诬以徉狂，用兵护送回籍，实行递解，交地方官严加约束。凯通机变，善改复辟之事，识新旧两党，以匹夫之勇，书生之见，无能为矣。故俯视天下，莫能与之争雄并行。（李燮和附从袁党，杨度组织帝制时，和胞弟见共和世代，不宜再易专制，有碍国体，致起五族群鼓攻之，恐祸及身家，故上书国务卿转达袁氏，与和脱离骨肉关系，直陈利害，可与凯弟世彤上荣相亲供，并垂不朽矣。）不料段冯乘滇黔反抗推败袁氏，欲效司马师袭魏故事，暗勾羽党，促迫取消帝制，凯至此方悟心腹，悉成仇敌，抱忿而亡。嗟乎，天不佑凯！任其权谋诈术，诡计百出，数终难逃，可为当今权奸者戒。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元庆去世七周纪念文

/许钦文/

元庆死去已经整整的七年了，其间我曾两度入狱，上法庭廿多回；西走蜀，陷入火线，东漂海，数遇飓风；死了父亲又死母亲，所受祸思不能算不多，刺激不能算不大，但都没有元庆死时那样使我紧张。当思瑾与刘梦莹演成杀人悲剧，我首先发见时，两个血人歪斜的躺在院子里，情形是够吓人的。我并不慌张失措，一方面报告警察，一方面招呼医生，把思瑾送进医院，还用毯子盖在刘梦莹的尸体上。元庆死时我竟连一个电话都打不好—站不住，坐；坐了仍然不能连续发音。直到第二天的傍午，还是有目无光。

会得这样，并非全然由于友谊的情感，我对于父母的感情何尝不厚！因为元庆的病状是突然变重的，当初他不许我把他的病情随便告诉人，连家里都不许通知，病势一重，就来不及招人帮助。我是喜欢他的图画，重视他的艺术的，一想到挽救他的生命的责任负在我的身上，就不觉手忙脚乱起来。

虽然为他集款做坟造成元庆园，大半由于感情作用；为着保存遗作而筑纪念室，实在为着艺术。更其因为我明白他对于他自己作品的重视，往常在房间里，他宁可自己睡不安稳，不肯把作品随便乱放。虽在车上船中，总也要处置好了图画才坐得定，往往弄得汗流浃背。他自认他的作品，是他精神的结晶；“这是一口口吐出来的鲜血”，他时常这样说。他委实是把他的作品当作第一生命看待的了。

我是这样的感动，照味回在由《人间世》发表的文字：“陶先生死后，许先生最担心的是陶先生那些遗画。……那时他住在校里，那些画当然也放在那儿，他时时刻刻担心校舍会着火，简直变得有些神经质的。每次我们到他房间里去，他总是这么说：‘假使一起火，你们都得来帮个忙，把这些画救出去。’他又想把那些画带到德国去复制出来。”但我当时，并不存心怎么样，有点莫名其妙。

可是元庆，无论究竟是为着他的人，还是他的艺术，总之受他感动的人很多：且不说在他生前，很有几位青年，从台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一直跟着他学画。在造元庆园时，会有不曾认识的人，两块三块的寄钱来，说是多买几块砖头，以表敬仰之意。在元庆园里，固然常有人去献花，也有人去割草，都是单方面出于自动的。最近我从厦门回来，有位生长在南洋的青年，在当午的烈日下，拼命的跑了三四里路到码头来送我行，一半也因为佩服元庆的画，特地向我表敬意。“在那烧剩的应天塔上用的颜色，多么伟大！”临别还是这样的说个不了。前个月里，林培庐氏出版《潮州七贤故事集》，开面就是：

谨将此书纪念陶元庆先生。

照思瑾的日记，她会得整天的到元庆园里去静坐着，也会深夜到那里去默念她的大哥。她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着的：“今天学校里行开学式了，呀！我的心是怎样的感动呵！我望着一般新来的男女同学，都是这样的喜悦，……唉！惟有我的心是这样的苦恼呵！天呵！我的泪不住的滚下来了。唉！哥哥哟，我又记起了你，你建设的屋今天已洋洋地峰立在我们的面前了，多么的美丽和庄雄呵！然而你为什么独自去了呢？唉！哥哥哟，这便是你留给我们作纪念的呵！”

这里所谓“建设”，只是设计；是已经生了病，元庆还是勉强坐着车子去察看过的。当时思瑾还小，虽然有着词不达意的地方。可是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她的同学也多感着，同我当面说过。

刘梦莹在哀悼元庆的文中，有着这样的话：

唉！陶先生呀！我们真不相信你竟离我们去了呵！

先生！请念着一般可怜的孤儿，以你的神灵来护佑我们吧！

你虽永远离我们去了，你的精神同月光一般永系我侪。

黯淡的灯光射在小楼的一角，同学聚集在一张深漆的食桌边谈论着，她们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愁云，眼泪盈盈的饱含着……“哪个会相信我们的先生是真实地离弃我们去了呢？”……当静姊告诉我陶先生病的消息的时候，我的眼泪堕到饭碗里送到肚子里去……好像不测之祸已降到我们先生的身上了。……见了思瑾，我的泪也随即垂到腮上，但是我又怕引起她的难过来，偷偷的揩着。……他的死对于自己是光荣的，然而对于他的亲友弟子们是永远不能遗忘的悲哀呵！假若他再赐教我们几年，对于我们的前途，与中国艺术界的赐与和贡献，是胜过现在这轰动全世界的死还要荣耀。

元庆还能够这样的影响青年，当他在前艺术院做教授时，许多不曾受过他的课的人，画出来的一幅幅的都好像是他的作品，一时成为元庆派；不消说是表面摹仿的。但由他担任着教导的几班学生，开起展览会来，并没有什么元庆派的情形。原来他自己作画，尽量的运用他久练的技巧，一味的新创方式；对于学生，仍然着重基本练习，是使得按部就班进行的。

无妻成累，五年以来，我弄得几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保。元庆的图画，只是千百般困难中勉强维护。如今元庆园里的墙壁虽然已有点破，花木多被偷去了；纪念室里的地板，因为漆刘梦莹的棺材的时候弄脏，东一块黑，西一块黄，在刘庆荇来化经佛的时候几乎烧穿。可是图画，又已挂起在墙上，还看不出什么损毁来，是可慰的了。

受了四五年磨难，我的生活是更觉得孤寂的了。在沉默中，我静观这些久别了的画面，比前更感兴趣，也愈加以为值得保存；不但足供画家参考，从事文学的人看看，实在也很有益—吸收美感以外，从大胆构图的气概，还能使得心境开展。像《巅上舞》，空白居然占到幅面四分之三以上，并不照中国画的附题字句，是实实在在留了空白的，真是个勇敢的表现；可是别有一境界，而且形成个动态。—明显的表现着动的，《巅上舞》以外还有《处处闻啼鸟》、《若有其事》、《一瞥》、《水上戏》和《车窗外》等幅。元庆后来很注意于动的表现，可是《车窗外》画得很早，当时还没有采用“未来派”的条件，这动的表现，是全凭直觉而非理论的。

像《湖滨》，虽然西子湖畔实在并没有这样一处地方，可是一目了然，这确是西湖边上的情形。筏子篷架上的木条明明是直的，他却画得弯弯曲曲，并排三只一律如此，然而看到的人，都会认定筏子。他的题材是“印象”的“神似”的，固然不求“像”，而且有时故意避开。

不但不以“像”为目的，而且物体的状态总是歪歪斜斜的，如《卖轻气球者》的花盆，《汽笛声中》的房屋，《瓶》和《落红》等。

元庆的画，大概合着美育的原则，注意于“调和”、“平衡”和“统一”等条件，可是力求“变化”，“对照”强烈，刺激性大。《大红袍》、《苦闷》、《白鹭》和《孔雀》固然使人吃惊，《彷徨》和《坟》等，构图的紧严，也都不凡。

《书和杯》虽然因为颜色有点变坏，元庆自己早就作废。但这是个很明显的“装饰的”的表现—因为要红，才放上一本洋装书，要绿，才添画一颗梅子。而且颜色是大块的，也是充分的表现着“单纯化”的。常见初学作画的人，见了树就画大块的绿，见了花就画大块的红，为对象所拘束，给实物做当差，结果至多有点“像”罢了。看了这一幅，对于艺术的重要条件当有所领悟。

虽然颜色很多是大块的，可是物性，表现得透达：《卖轻气球者》的轻气球是飘飘然的，《新妇》的衣服一见可知是丝棉，《村》的房屋，的确是砖和石。

无论是油画水彩画，元庆作品中的笔触，也很值得注意。色彩整块的地方用大笔触，零碎的地方用小笔触，固然分得很清楚；而且方位、轻重和形态，都弄得很自然。《湖滨》、《鲁迅肖像》和《若有其事》，都只淡淡的几笔，好像原是随便“大笔挥挥”的。但他画的时候很仔细，考虑和修改的时间都是很长的。有几幅画得很细很方正，如《村》和《薄日下》等。

《庙》、《车窗外》和《夏之午》这三幅水彩画的笔触都显得很饱满，好像是作中国画写兰写梅的晕墨的。—元庆本来擅长中国画。

元庆在作品上面，更能充分的表现情调：《苦闷》固然是苦闷的象征，《一瞥》非常流畅，《夏之午》热烈，《上海斜桥墓地》和《坟》同样凄凉，《鼻涕阿二》活跃，《新妇》天真烂漫，《大红袍》是傲着起劲，《胡蝶》好玩弄，《父亲负米回来的时候》暗淡，《处处闻啼鸟》虽然不见一花一木，却明明是个春景。

虽然将死的几年元庆忙于功课，作这些画的时候还早。可是已经有了《父亲负米回来的时候》，是描写劳苦工人的家庭状况的。初期出品的《新妇》，也是农家的妇女。

最使得我感动的是《监狱》，连坐了两次牢监，我才深层的感到意义；元庆不曾入狱，能够这样了解囚徒的心理，足见他的敏感。

技巧顺熟，表达得透物性。为“装饰”而集合题材。—“人生是寂寞的路，艺术者要在这寂寞的路上播下些花卉。”元庆时常这样说；—把握得住，干脆单纯，所以他的画是“表现”的。他做人的态度表面上似乎够冷淡，凡事总以轻微的一笑了之；但他有他盛大的苦闷，他对于无告的人怀着热烈的同情，许多青年信仰他，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可是他并不乱表他的热情，也不随便直接诉苦。“播下”了这许多“花卉”—图画，不必再以他的苦闷为遗恨了罢！

元庆死时不过三十七岁，年纪不能算大。但我觉得，他的寿命，可以说是已经很长：这不但因为他的遗作来得丰富，更其因为创造力的强大。他的正式的图画，每一幅都特具一种表现的方式。在他勇猛迈进的创造过程中，许多古板的信条和规律，都被他毫不留情的踏碎了。鲁迅先生说他的画没有“桎梏”，就是为着这个罢。—他的画采用了西洋的表现方式，却仍然保持着东方的情调。

保存图画，最怕受潮湿，因此我把陈列室的地基造得很高；不料杀人案发生，刘庆荇的“帮闲”认为“藏垢纳污”之所，旅杭湘人呈国府主席的文中，且指作“淫窟”。法官问我刘梦莹怎么会在我里，我回答以她原是元庆的学生，而我造这房屋的目的首在保存图画，同一般的寓所有点两样。我这样说，只是解释她在我里的来由，并非想藉此卸却屋主的责任。因为不曾立案正式算作文化机关，就连事实都不承认了。

现在无妻之累已从官司了结演到使我失业了；负足了债的我，失业自然是可怕的。但我不敢因随便去托人介绍职位。经验告诉我，有些人会得因此造我的谣言，藉以表示，并非不肯给我设法，实在因为我有着不好的事情。谣言是会得愈传愈多的，恐非个中的过来人不能明了。虽然四年的讼累，一半因为“无妻”，犯了“瓜李之嫌”；可是杀人，“窝藏”，总都由于纪念室的场所。如果不是为着保存这些图画造房子，那就连“寄寓”也没有。但我并不懊悔，“不了解”原在意中。要是元庆的图画早为社会所认识，那就根本用不着我个人特地造房子了。借债买地，押地造屋，押屋还账，元庆纪念室原是这样来的呀！

我也无须懊悔，我已做了我认为应做的事，结果怎样原是无从计较的。即使日后负债到了破产，眼看得这房屋上的砖头一块块的被拆去拍卖，把元庆的汗血的结晶向着垃圾桶里乱抛，我也是不妨认作快举的。

四年讼累，两度进监所，不无天翻地覆之概。但一回忆着七年前的今日，觉得好像无非做了个梦。只是想到了在栊子里挨闷的情形，以为不曾拖牢洞，还能够这样写起七周纪念文来，实在已是很难得的了。

对于元庆的图画，保存并非惟一的目的，我原想印刷起来，以便广给人看。因为国内没有相当的印刷，姑且造屋保存就是。知道印刷很不容易，我也曾打算，把每一幅的特色、背景和画成时各种有关的事情统统记下来，而且实行开始写了些，以无妻之累发生中止。现在觉得印成功帖子是更难的了，只好退求其次，就是重行一幅幅的把有关的事实记载起来，并且加以说明。但这须先找到相当发表的刊物，因为失业中的我，时间更是非卖点现钱不可的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于西湖

载第14期（1936年9月20日出版）

信徒·先知·救世主

/何家槐/

闲坐无聊，忽然想起一些关于信徒们的琐事。

首先我想起“托尔斯泰主义者”。

大家知道，虽则托尔斯泰是一个出身贵族和笃信基督教义的痴汉，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虽则他那不抵抗主义的说教，对革命非常有害，可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却是无可否认的。

但自称或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一些人物，却大都是贫弱空虚，庸俗无聊，懦怯而且自私，愚蠢而且自大，特别善于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简直是些最无人格的骗子。高尔基曾经描绘过他们的嘴脸：

这是奇妙的，看见莱翁。尼古拉维奇在所谓“托尔斯泰派”的中间。这仿佛是耸立着一座庄严的钟楼，钟声不倦地震响着全世界，而它的周围，却奔窜着一群纤弱的胆怯的狗，向着钟狂吠，而且互相怀疑地怒目横视，好像说：究竟“是谁吠得最好呀？”……这班“托尔斯泰的信徒”，和飘流在俄国各个角落里，把随身携带的狗骨当作圣骨，出卖“埃及的黑暗”和“圣母的眼泪”的托钵僧，颇有其相似之处……

就是托尔斯泰自己也很明白这些人的价值。有一次，在一个所谓“信徒”也者的人当面恭维的时候，他就屈身向高尔基的耳边轻声的说：

这流氓是时常说谎的，他不过用这些话来取悦我而已。

当然，这些托尔斯泰的信徒，经不起时代巨轮的碾压，已在无声无息中慢慢绝迹了，真正继承托氏遗产的，倒是并非“信徒”的苏联公民。

可是，在我们中国，我却直到如今还看得见托尔斯泰主义信徒们的化身，这些人的特征也是狡猾、懦怯、虚伪、卑鄙，阿谀奉迎，钻营吹拍，尽管是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妨满腹男盗女娼。旧俄的托钵僧不过只能把狗骨当作圣骨，把假药当成真药，而我们目见耳闻的信徒们，却更其巧妙，他们只消弄到一张特许的护照，就可以到处横冲直撞，不但是阴暗的角落里和穷乡僻壤中，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通都大邑，他们也可以用利诱，用威胁，用命令，用布告，用传单，用标语，使人家相信他所贩卖的假货就是真货，毒药就是仙药，自己的狗骨就是什么圣骨。

最使人吃惊和叹服的，还是此辈的顽固专横，这决非托尔斯泰主义者所能企及。如果允许我穿凿附会，那末也许古代自称为犹太教正统的法利赛人，或者差可比拟于万一。其实他们的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就是那些上帝特选的子民怕也望尘莫及，而不得不叹为“飞跃的进步”。

犹太教创立之初，本来是很单纯的。崇奉者虽则原始，却大都一往情深，礼仪亦至为简朴，摩西十诫中并且禁止雕刻偶像。可是后来献祭越来越多，仪式越来越繁，固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热情，荡然无存，教义也变成了教条，了无生气。自称忠实的信徒们只知死守律法，互相欺诈，尤其是法利赛人，竟以为只有他们才能赎罪，只有他们才可以进天国。因此个个都是把上帝当作自己的背景、自己的靠山，把传教当作自己的法宝、自己的专利，真可谓气焰万丈，盛势凌人。但上帝也颇有“良知”，托尔斯泰称自己的信徒为骗子，同样的，耶和华也憎恶自己信徒的伪善与无赖。例如在《以赛亚书》中，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尔守节期，又复为恶，故我不悦，—尔曹杀人，虽举手祷告弗辍，我心不俯闻，而遐弃尔……

可见宗教的真精神也是在实践，在言行一致，决不是挂了一块金字招牌或者戴了一顶老虎帽子，就可以随便吆喝，擅作威福，百无禁忌。其实，把教义当作教条，当成符咒，当成法宝，当成工具，当成万灵药膏和无可抗拒的金钢箍，或者捧一个伟人，视同偶像，视同傀儡，视同菩萨，视同大成至圣和无攻不克的“坦克车”，都是最愚蠢的事。

只有经得起一再的试验，才能称为真正的信徒，光靠欺诈的法术和威迫的手段，纵然能得志于一时，却总有一天会被拆穿西洋镜，看透纸老虎，露出真面目，显出原形来。

因此，在说过法利赛的保守与专横以后，请再听我讲一个可尊敬的信徒—所谓弥赛亚（即基督）的故事。

原来在十六七世纪，犹太人正在水深火热中过活，不是受压迫，受裁判，受侮辱，就是被驱逐，被流放，甚至被强制着佩带特别的证章，以便恶棍们的嘲弄侮辱，因此连走路上街也会成为众矢之的，没有一点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甚至躲在自己家里的地窖中也会祸从天来，随时都有横遭抄没财产和被殴辱的危险。所以他们日夜梦想总会有一天见到光明，会再度见到弥赛亚的降临。

于是大大小小的骗子就出现了。他们自称为圣子，为先知，为上帝的代表，为惟一的真正的弥赛亚。这些巫师们大都是来去无踪，神秘莫测，他们到处念符咒，玩魔术，耍把戏，谈魔鬼，算命运，总之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哄骗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名叫萨巴泰的犹太青年，尤其特别，他装出十足古怪的狂态，在大众面前鞭打自己故意饿瘦了的身体，高声的唱歌，口中不断的念念有词，一面散发着荒谬的传单，一面宣讲着他自己的福音。

犹太人盲目的信仰他，崇拜他，仿佛大家都着了迷似的。到处说着萨巴泰，到处写着萨巴泰，到处歌颂着萨巴泰。在他们的心目中，萨巴泰就是救世主。可是，在这时候竟有另一个弥赛亚出来争风夺霸了，于是他被告密而且立刻给带到土耳其王的面前受审，因此，纸糊灯笼一下子戳破了，一切的真象都给揭穿了，这位自称耶和华惟一和真正的信徒的萨巴泰，为着保全自己的狗命，竟摇身一变而为同教徒，若无所事的除去犹太人的头巾，带上了土耳其的包头。

这一消息开始竟使全体犹太人大为震骇，有的惊惶失措得无所适从，有的因为发现自己的受愚而羞愤以死，有的却还执迷不悟，以为萨巴泰改教只是一种奋斗的特殊方法，仍然是上帝的意志，至多也不过是这位救世主一时的挫折。可是在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最无耻的骗子，只是一个最卑劣最无赖的俗物以后，人们终于纷纷的掉头不顾，不再受他的欺骗了。

自称再生的萨巴泰，而结果也和萨巴泰一样无耻地变节的佛兰克，也是如此。

其他不计其数的所谓弥赛亚，也莫不如此。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类似萨巴泰和佛兰克的政治骗子呢？

有的，而且还多着。

已经叛变了的汪精卫，便是典型。

这种人手段是很“高妙”的，技巧是很灵活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他生有一双铁腕，一对贼眼，两副嘴脸，两种心肝，在某种时候，这里开一张支票，那里许一个大愿，奔走，呼号，宣誓，演讲，通电，广播，他有的是甜头，有的是幌子；慷慨激昂的时候他也会痛哭失声，英武奋发的时候他也会欢呼叱咤，因此很容易赢得一个什么英雄的美名，所以汪精卫在未叛变以前，居然也受人家的颂扬、崇拜、拥戴，青年们当然更其热狂，几乎视之若神明，尊之如父兄，个个都是趋之惟恐之及，满望在他的领导下有所报效，有所贡献，有所牺牲。

不幸这一切都是骗局。

因为，托尔斯泰所说这一类“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苦行者”，当然是只顾自己超升的，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为着扫清一切自己飞黄腾达的障碍，这些英雄或好汉也会马上放下笑脸，举起屠刀，给你实地的“教训”。

被欺的人们和青年，开始时也许会和犹太人一样惊惶失措，一样的失望苦闷，一样的悲观动摇，一样的彷徨迷乱，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困惑，不会长此的混沌下去。

枷锁尚且可以粉碎，何况教条？上帝尚且可以捣毁，何况偶像？……

托尔斯泰主义者如今在哪里呢？法利赛人又在哪里呢？还有自称救世主的弥赛亚们又在哪里呢？汪精卫固然不必说了，就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继承托尔斯泰的并不是他的信徒，而是苏联的公民，真正能够发扬犹太教精神（如果承认这种精神真个是伟大的爱）和指出建造地上乐园之路的，也不是法利赛人和真假的弥赛亚们，却是并不以什么先知和信徒自命的卡尔，至于汪精卫们，却不但不能保家卫民，反而堕落到叛党卖国，摇身而一变再变，终于变成狗彘不如的虫豸。

这正是历史的悲剧。

载第2卷第4期（1941年6月1日出版）

记吴检斋（承仕）先生

/孟超/

虽然只有两次的会面，可是我对于这一代的朴学大师，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他老先生在天津被日寇杀害的消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感，鲁迅先生逝世之后，使我这样感到悲哀的，这还是第一次。

他老先生因为一向留在北方的关系，在南方文化圈子里的人们，对他比较陌生些；其实他在北方，领导青年，推进文化运动，而与侵略的封建的势力作殊死战，那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和魄力，实不亚于坐镇沪上的鲁迅先生。

当我从上海初到北平，就时常的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极口称颂他老先生，对于他大约有两种感想：第一，是亲切热爱，觉到他是青年队中的一个老青年；第二，是对他的崇敬，不止仰望如泰山北斗，几乎觉到他是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主帅。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之后，他执教中国大学，公开的斥责当时一般的误国的卖国的欺骗青年压迫青年的名流学者；同时，更孜孜于学术的发扬，对于中国社会史和文字学都以新的治学方法，物观的眼光，不断的有新的创见发表。可是，在当时，一般的自命京派的御用学者，已经开始对他嘲笑、中伤、排挤、攻讦了，但青年是不盲目的，围绕在他的左右，他是永远有他的群众的。其初，我听到许多人都讲“吴老头子”，还以为是指的吴稚老，后来方知道这几乎成了青年们对他的一个普遍的称呼。

我第一次会见他，大约是在西长安街一带马路遇着的，和我同行的是孙席珍兄，那时他正协助吴老先生编辑《文史》，匆匆谈了几句，大概是关于稿件方面的话；虽然话只有几句，但那种蔼然可亲的态度，和对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的确使我感到在北平一般学者们那种悠闲淡远的气态中间，他是有着另一种风格的。

第二次，是郁达夫到北平时候，他在西单忠信堂宴他，座中除达夫和他夫人王映霞女士外，有王余杞、许澎岛，客都是席珍代约的。他谈到了太炎先生，谈到了北平文化界的情形，谈到北平的习俗，更谈到他对于《文史》编辑上的许多意见。在这中间，还记得他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称许吕振羽和陈伯达二君。还记得在点菜的时候他点了一盘炒鳝丝，并且特别招呼茶房说：“要某一个大师傅掌灶！”我很奇怪，便问：“怎末能够知道确是某一个大师傅作的呢？”他笑哈哈的说：“那是作风的不同呵，是从京派悠闲的生活中体会出来的；北平的生活是悠闲的，北平的文化也是悠闲的，我在这里住过了十九年了，虽然还住着，可是早已厌弃它。”从这又引申的讲到了许多清末轶事，他慨然的说：“北平的颓靡，无生气，正因为已是几百年的帝都，封建势力的根太深了！”这话讲了以后，他马上又似乎抱了很大的希望说：“不过现在青年们都渐渐的耐不住这种沉闷，封建势力也快到末日了！”

果然，不久双十二的事件发生；在那时，他老先生也在示威的学生队伍里；而且，据说也挨过宪兵的枪把的。

他老先生对于北方刊物的扶植，据我所知道的，除了《文史》之外，在天津出版由余杞编辑的《当代文艺》，和中国大学出版的《盍旦》。在编辑上，或者在经费上，他都尽过力，而且非常爱护的。

曾听见伯萧兄讲过他老先生一段故事：说他有看篮球的瘾。在北平师大任课的时候，每次北平篮球五虎将到天津赛球，他总是要在学校告假随往的。有一次，正在考期，学校当局要求他不去，他便提出了反要求说：“赛球如果王玉增不出场，我当然就不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迷于看球，他说：“打球虽然是体育，但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动的规律性。在静的北平，是需要动的激刺的！”

他老先生还喜欢下围棋，常常一个人跑到西城某小围棋摊上，整天整晚不离开，和他相熟的人，找他不到的时候，在那里准找得出来。他围棋下得并不很高明，但把围棋当做学问研究，他说：“在围棋里，发现了辩证法的定律。”去年我读《论持久战》时，深以毛先生之以围棋做眼，喻游击战，和吴老先生的话都是新的见解；虽然，毛先生以为围棋还是形式逻辑，他们两位并不一定彼此意见相同，但这两者，都是给我们对围棋的了解上，有着相互发明之处。

他老先生离开师大，是受了京派学者排挤出去的。可是京派学者，倒没有想到他到中国大学后，给北平的青年文化运动撒下了种子，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那些所谓京派学者之流，在阻碍中国文化前进上真不比日本帝国主义来的澈底，我想他们当时最低限度也应该懊悔为什么不借着政治势力，把讨厌的“吴老头子”驱逐出境。

有一次我见到清华大学某名教授，不知为什么偶尔谈到了他老先生，那教授似讪笑似惋惜的说道：“检斋吗？他老老实实的玩他的旧学好了；何必呢？跟着一些年轻的人，弄什么唯物史观哩，辩证法哩！闹的不伦不类，乌烟瘴气”，再重复一句：“何必呢？”我默然了多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京派学者对他的态度了。

“七七”以后，每次从华北来的朋友，我总打听他老先生的情况，却得不到确实消息；今年才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北方。北平失陷，就跑到天津，曾办过宣传小报，秘密的在主持着敌后的文化工作。谁知不久便又得到了他的噩耗！

记他老先生，不禁使我想到了另一方向的京派学者的领班岂明老人。吴老先生所谓“安于悠闲”和“唾弃悠闲”只这一点，便已决定一个文化汉奸和一个身殉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者的分野了！

载创刊号（1940年8月出版）

墨索里尼这个人

/巴金/

近来偶尔读到一本叫做《墨索里尼》的小书，觉得非常不舒服。在《大众文库》这一类的丛书里列入给墨索里尼捧场的宣传小册，在我总觉得是不行的。自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睛里墨索里尼已经成了一个盖世的英雄，但我总不佩服这个人，我总高兴说几句这个人的坏话。

有人说过墨索里尼“不是一个凯撒，是一个犹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墨索里尼的确是善变的。他起初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党，现在却是反社会党；起初是无神论者，如今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起初是共和党，现在是保皇党；起初是反国家主义者，现在是国家主义者。欧战发生时，他在他编辑的《前进报》上反对参战，极力攻击那些主战的党人；然而两个月以后他自己就改变面目，做了一个主战论者。这种改变恰恰可以用法国律师亨利托列士的一段话来解释：“欧战初起时，意大利社会党一致反对参战。法国政府担心着这事情，在阁议里曾商量过。他们决定设法收买几个社会党人出来主张参战。当时提出了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付了一万五千法郎。后来每月付他一万法郎。交款人是盖德的秘书狄马。”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靠了它波洛米尼在巴黎刺杀某法西斯党人的案子才在赛勒省刑事法庭里打赢了官司。但那位写墨索里尼的传记的人却不曾知道的。

“进兵罗马”，也是墨索里尼的一件快意事。他当时不过团结了一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向革命的工人进攻而已。军火是由陆军的参谋部供给的，银行家供给他们大批的金钱，法庭保证他们无罪，政府袒护他们。他们拿了手枪炸弹扫荡意大利的工业区域，摧毁了工人的组织。墨索里尼的口号是：“我们准备杀人，被杀！”然而他们的敌人大都是赤手空拳的，所以结果被杀的总是别人。

墨索里尼进兵罗马的十周纪念在去年庆祝过了。意大利成了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在那里工人整天听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光荣的演说，为了这光荣的原故他们就得着全欧洲最低的工资。

这就是所谓怪杰墨索里尼的真面目了！

关于这，去年出版的两本书：Ten Years of Tyranny inltaly（伦敦）和Mussolini on Chemise（巴黎）就记载得很详细。前书著者P·Nenni是墨索里尼的战前的同事，后书著者A·Borghi是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总书记。

载《现代》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出版）

梅窗散纪

/英子/

为了生性懒放，对于花卉就从来不曾有过多大的爱好；沉在无绪的宽闲里，虽然有时不免是因此而觉着周遭空气的荒寂，但就此少费一点心思和手续，于自己毕竟是可以少耗一部分的精神的。

近几天，接连下了几日雨，一些时来走动的足迹都为风雨滞迟了。这才使我感到些许的不安起来：

“门无过客窗无纸，炉有寒灰席有霜……”

诵着真歇大师底偈语的时节，才知道安闲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有了情志，空惘的寂寞感总是难以克服的。于是，为了想排除这种种扰乱自己心神的无聊感，便借端把抛置半年的蠹蚀书画搬出来整齐一番，如果有惬意的，也想把来和几张停尘多时的调换一下悬在壁间了。

结果是选择了一幅钟石砜的隶联：

“香气扑尊花索酒，清光照观月寻诗。”

记得买它的时候，是为了欢喜这联句所表现的意境的幽清，现在重复读到它，想着是应该供点花来点缀点缀这清寂的岁月了。

如此想着，便踅向花家去选购了两树盆梅。

花是绿萼的，我喜欢这种韵致清寂的花：从一种哀切切的情思中兼有贞静的意味。究竟为了什么，事到如今就此难以记忆了，大概总是这种微哀的感情于我有过不易磨灭的迹象罢，所以在色调上我偏嗜了素淡的一面，因为那是能够润饰人底深远幽邈的情绪以忧郁的冥思的。

整天的时间都在淅沥的雨声中过去了，盆梅是在楼窗外的露台上开着。晚上，才听着奔窜的檐溜逐渐低沉下去，慢慢地，窗帷上映出澄净的光辉，并且横着短短的萧疏的瘦影。

莫非是雨霁月出了么？

推开窗，寒空轻快地飞着白色的浮云，天宇是泼靛似地蔚蓝了，一钩淡月隐在朦胧的云影里烘托出沉逸的幽光，风吹过，便流漾出梅花的淡淡的香味……

这使我记起杭州二月的孤山和云峰，繁蕊、寒树和逐花的蜜蜂；七年的湖上居住，不曾留意到它的好处，现在想起来，该是不胜其依依之情的。穿过了柳覆的长堤，穿过了蒙茸的细径，更像蝴蝶似的穿过了繁衍的花枝，在那里，虽埋藏了我无数年轻隐逸的梦，而现在却是了无留痕了呵。

目对着这暗香浮动的月下盆梅，正不知可以勾动若干如许温情的旧梦—猛回头，望屋里仅映出昏濛的灯影，妹妹们咿唔的书声不知何时停歇，夜已深沉了。

“欢喜得了不得呢。”

珍重地移进盆梅，做我室中底小点缀，我把今日的情怀写下，寄给我亲爱的友人马和唐，请凭此一轮悬空的新月，愿你们寄给我以湖上的梅讯。

二·二一，夜雨声中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山人辩

/玄晏/

因为公安竟陵派诗文的时髦，连带的使许多明末的文人也时髦起来。陈眉公、王百穀这些在当时自称为或被称为“山人”的作品，也颇有人扒梳着去研究了。但是不幸“山人”这个名称，在目今主张积极和战斗的青年人看起来，总似乎是消极和逃避者的头衔，觉得总不能满意。所以明末的“山人”，在当时既被同时代的文坛正宗所视为异端，在清代还被一般在朝的达官贵人狠狠的讥讽了一顿，而直到此刻现在，还同样的有人在对于这些被冤屈的在野文人肆意奚落，这真不能不算是“山人”的不幸。

我们考查陈眉公、王百穀的历史，他们都曾经有过许多机会可以做官得势，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去做官，可见他们并没有仕进之心。虽然不想做官，但喜欢谈文学，结交文友，通声气，足见对于文章之事，还是名心不死，并不是消极的人了。

这些在文艺上非但并不消极，而且是非常积极的青年，一方面不求仕进，一方面又野心勃勃地想从正统的庙堂文学势力中挣扎出一种独立自由的新文学来，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却是很艰难的。他们不能不自己标榜一个口号，不能不把自己的旗帜打出来，于是“山人”这两个字遂成为这些反抗正统文学的青年的称谓了。“山人”者，原来只是“在野者”的意思，并不一定提倡到山里去隐居，不闻世事。在那时候，第一个称“山人”者，恐怕是徐文长。他曾自署为“青藤山人”。他为什么自称“山人”呢？原来当时执掌文坛的霸主王元美、李于鳞等组织“七子社”，互相标榜，而诗写得最好的谢榛却以布衣被摈，不得入社。徐文长看了这种情形，又想想自己也不过是个诸生，对于这种“以轩冕压韦布”的气焰生了很大的反感，立誓终生不入王李之党，因而在文坛上自成了一派。虽然他的名字终其生不出于越，但后来公安竟陵这派人的诗文却受了他很多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见明末的所谓“山人”，实在只是一群在野的文人。他们要把纯文学从一般仕宦手里夺回来，要创造发抒性灵的新文学。虽然在当时未必有多大势力，但在后世却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从徐文长到王百穀，这一流人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纯文学的孤忠的祭司。至于另外有一些以“山人”之名，而为图仕宦之捷径者，当然也未始没有，这只能说是“山人”的流弊，而不能连真的“山人”都抹杀的。

至于像铅山蒋士铨那样的讥讽陈眉公，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我以为适足自见其鄙俗。盖眉公心目中未尝有宰相衙，而太史心目中却有宰相衙也。绝不做官，则宰相衙，亦犹之夫寒士白屋也。再如有人问“山人何不到山里去”，亦只是一时口头快语，与今之人问“革命文学家何不去革命”者类似。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胡风/

一九〇四年冬天，我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穷苦的滨湖的乡村。听说原来是一个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早死的祖父的前一代就已经衰落了。孤儿的父亲和母亲—一个穷苦的农民底女儿结婚的时候，当天就得向邻舍借米。那以后是夫妻二人长年间的做豆腐手艺的劳动。但到了我能够有记忆的时候，两个哥哥都成年了的家境，已经稍稍宽裕了。大哥是一个能干的做面的手艺人，二哥是一个勤劳的佃农。父亲性情刚直，治家非常严厉，母亲是一个心肠慈善而多感的女人，对于穷苦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偷偷地给与帮助；由于长年的艰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害了贫血病，常常忽然间陷入了意识迷糊的状态。

因为劳动的人手不够，在童年时代我做着牧牛、看守稻子一类的事情，到十一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才被送进了一个村学。因为看到我底性情迟笨，父亲底计划是让我读过两三年以后就送到城里的店子里去当学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不必忍受剧烈的劳动痛苦而又能够谋生的最便当的道路。但当我在村学里读了一两年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教师和同族的几个长者底称赞，一向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的父亲和哥哥也就决意让我做一个“读书人”了。

在村学里读了几年艰深的古书以后，由于和一个同伴的偶然计议，就考进了城里新式的公立小学。住了一年，得不到满足，又到武昌去考进了一个名誉不好的中学。这时候是一九二一年，新文艺作品大量地出现了，我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但因为“五四”运动退潮期的低徊忧郁的情调这时候在文艺里面强烈地出现了，也因为母亲底死亡留给我的深沉的悲哀，我陷进了近于悲观的忧郁心情。我把这写在诗的形式里面。

住满两年，终于忍受不了，就单身地奔向了南京，因为那里的一个大学底附属中学，当时是以它底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进去以后，大学里的和中学里的几个友人，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里面，我也是当地的奔走在街头和工厂里面的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人。

就在这一年的暑期，我考进了“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了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得不到满足，第二年转入了以新鲜健康的精神驰名的清华大学；更得不到满足，南方的革命斗争又正在怒潮似地发展，于是就离开那里南下了。

然而，在革命的环境中间，我还一面在写着忧郁的诗。接着就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两年后我到了日本。

那时候，日本底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地向上发展，我也走进了它底阵营。从那里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于文艺的新的理解和新的感受。这时候我才解除了社会观和文艺观的矛盾，从忧郁的文艺情调里面跳了出来。

这中间，我开始用论文参加了国内的文艺斗争。

到一九三三年春间，我受到了日本警察底逮捕和拷打，被监禁了三个月以后就被押解出境了。

回到上海，我参加了鲁迅所领导的艰苦的文艺运动，而且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一直到这次的战争底爆发，我没有离开那里。

战争爆发后，创刊了文艺杂志《七月》，一直到现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我担负了总会研究部底工作责任，也一直到现在。

著作有三本论文集，两本诗集，一些翻译，和尚未收集成书的战争以来的批评论文。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四日，棘源村之落荒土屋

载2卷第5、6期合刊（1941年8月出版）

关于《客途秋恨》（附歌曲全文）

/方霞光/

《客途秋恨》在广州俗文学上之地位

《客途秋恨》这一首南音歌曲，几乎是凡广州人都知道了的，正如北方人之能哼几句“我好比南来雁”一样，凡广州人也都晓得“凉风有信”之下，一定是“秋月无边”。

近年来广东时髦的歌者是薛觉先与月儿之流，民间文学如木鱼书南音之类是极少新编撰著的了；《越讴》虽然仍在有些报纸上占一角小小几行的地位，但却不能普遍地被歌唱，仅为文人抒写牢愁之一种文体而已。

广东东江一带地域的客人善唱山歌，即非客人亦善唱山歌，南路如钦廉、西江，及北江各地乡间，大约也有许多歌谣俗曲，抒写着朴质的情绪的；而在广州，便只是招子庸的《越讴》及缪莲仙的《客途秋恨》算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

《越讴》为招子庸所作，写的多是珠江艇上的疍户女儿底那种爱情的玩意儿，颇能动心荡魄，已为吾人所知，即国内之研究俗文学者亦大抵都知道这招子庸底《越讴》。独是这被当为南音中的白眉—《客途秋恨》—系何人所作，则大抵连我们广州人自己也多习焉不察，外省的学者们便更无处查考了。

《客途秋恨》作者考

其实《客途秋恨》底作者在曲文上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就是“小生缪艮莲仙字”的那位先生。近来坊刻那种南音《客途秋恨》，有些把这句改为“小生缪姓莲仙字”，实在是有点不通的，大约是因为艮字难懂的缘故罢。

且待我来替他写一篇新传

缪艮字兼山，因慕李青莲，故又号莲仙。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正月十三日，杭州仁和县人。有二兄，一妹早殇。八岁就塾，十三岁出学堂，十四岁学贾。未久，与兄赴京投奔姑丈沈古堂太守，再学文章，这时是他底一生学问之始。在京六年，回杭州乡试，第二次才得入学，那时已经二十三岁了。

廿五岁结婚，有了许多儿女（四男二女），生计渐渐困难，考试又考不上了，于是便以处馆度日。二十八岁那年，父母都死了。他底足迹到过北京，到过福建，到过扬州等等地方。他在广东住了至少有十二年之久，曾到南雄、惠州、澳门、广宁等地。

他自四十五岁来广州后，四十七至四十九岁均在南雄，五十一岁在永安县，其后似曾回杭一次。五十三岁五十四岁在广宁，一八一九年秋返广州，当在此时遇麦大安。次年又再至广宁。一八二一年尚在广宁。此时已五十六岁了。

他底作品可真不少，可不知道都印行了没有。作品有《涂说》（已印）、《赠言心佩》、《集千家诗》、《南楼梦话》（已印）、《集闺秀词》、《破涕新谈》、《藕花盒诗集》、《一螺吟草》、《文章游戏》一至五集（已印）、《莲仙尺牍偶存》（已印）等等，大约他在当时也是一个颇为自负而有能文之名的才子。我所见到的他底作品只有《涂说》、《文章游戏》及《莲仙尺牍》三种。

他这个人，据我匆匆地看了他底作品以后所觉到的：他是一个中国式的落拓文人，他以游幕处馆维持生活，平时替东主写些公牍信札一类的东西，教导那些蒙童们念几句书本；所交游的无非是和他一样的名士；闲来也以文章为游戏，写些牢骚的词章；无聊之际便到秦楼楚馆里去消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客途秋恨》事实及麦秋娟考

《客途秋恨》系一书生缪艮字莲仙者自述在客途、孤舟、秋晚忆念妓女麦秋娟而作。他说是曾在中秋之夜访遇麦氏，共同拜月，恩爱备至，此后共处将有两月之久，缪要归去，遂尔分别。别后贼乱，于是不免挂忆。而麦氏者，特别多情，缪既无金钱，而偏蒙青眼，所以不得不感激。麦氏又知书明理，因缪告以胭脂井事，遂得论陈后主之为人，情真一片，独不应不顾兴亡，委弃江山。全文就写这一类怀才不遇的牢骚及爱情幻灭的悲哀。文字颇为绮丽凄切，所以非常动人。

我以为麦秋娟即麦大安。据《文章游戏》上说：“麦大安喜风雅士”。而作者正是风雅之士也。有《赠麦大安师师令词》云：

翠眉双锁，又泪珠交堕。此时心事有谁知？低首向妆台斜坐。甚闲愁，难贴妥，到这般慵惰？可怜弱体娇无那，又似风吹花朵。了无情绪病恹恹，怎得个相思医可？燕子楼头人独卧，坐闷怀如我。

一八二一年春，有张某自广宁返珠江，缪托其带一封信回去给麦大安，信意颇为缠绵。与《客途秋恨》可谓同工异曲。所以我假定她即是秋娟。作者自广宁返广州之后，一八一九年重阳，曾访麦大安。次年又至广宁。《客途秋恨》当在此时作。然一八二一年作者尚有书致其“安卿”，可知《客途秋恨》中之嗟叹设想，终究都没有成为事实。

《客途秋恨》之评价

《客途秋恨》在纯文学上，情感未深刻描画，但他是出自名士之手，词句较佳，所以雅俗共赏，流行最广罢了。我很相信，《客途秋恨》必非南音之始祖，最初的南音恐怕只是由无名作者顺口唱成，并不写成文字的，即如现在的客人山歌，便是如此。

《客途秋恨》不能帮助土俗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因为它不过是文士落拓思念美人的自作多情的文章罢了。在这个观点上看，《青兰附荐》似乎比之《客途秋恨》底价值就大得多了。

久欲为《客途秋恨》作一详细之考证文章，但人事匆匆，因循未果。今春偶与某君谈及，谓缪艮实有其人，而彼等皆似疑余言之不确者，因写此示之。自度今后更无余力作此等绣花针的小巧的考据矣。兴味虽浓，其奈世变日亟，难免为同志们所讥诮也。

霞光附志

附：

客途秋恨

孤舟岑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

耳畔听得、秋声桐叶落，又只见、平桥衰柳锁寒烟。

亏我呢种情绪悲秋同宋玉，况且客途抱恨呀、你话对得乜谁言。

正系旧约难如潮有信，新愁阔似海无边。

第一系触景更添情懊恼，亏我怀人空对月华圆。

小生缪艮莲仙字，幼年曾习古人篇。

因为功名蹇滞图生计，作幕依人暂顾目前。

点想在勾栏得遇一位多情女，佰风流体态貌如仙。

面比春桃添艳色，才如锦绣可人怜。

本是世家名宦女，所以风尘堕落尚矢松柏坚。

共你相逢、一见如胶漆，个阵好似、渔人荡入武陵源。

娇呀记得青楼邂逅中秋夜，共你并肩携手拜婵娟。

我亦记不尽许多情与义，总系缠绵相爱复相怜。

共你肝胆情投将有两月，点想同群催趱整归鞭。

几回眷恋难分舍，都只为缘悭两字要拆离鸾。

个阵泪洒西风红豆树，情牵古道白榆天。

娇呀你杯酒临期同我饯别，在个处望江楼上设离筵。

你重牵衣致嘱个段衷情话，叫我要全终始两心坚。

今日言犹在耳诚虚负，屈指如今又隔年。

只估话、好事多磨从古语，半由人力半由天。

是以风尘阅历崎岖苦，鸡群混迹暂且从权。

恨我请缨未遂终军志，就系试马难扬祖逖鞭。

只学得龟年歌调唐宫谱，游戏文章贱卖钱。

只望裴航玉杵谐心愿，蓝桥践约去访神仙。

个阵广寒宫殿无关锁，何愁好月不团圆？

点想沧溟鼎沸鲸鲵变，个的妖氛漫海动烽烟。

是以关山咫尺成千里，纵有雁札鱼书总渺然。

又听得个日羽书驰牒报，都话干戈撩乱扰江村。

个的昆山玉石也遭焚毁，好似避秦男女入桃源。

娇呀你红颜薄命哙招天妒，重怕贼星来犯月中仙。

娇花若被狂风损，玉容无主倩谁怜？

又恐你幽兰不受污泥染，一定拼丧香魂玉化烟。

若然艳质遭凶暴，我愿同埋荒冢伴姐妆前。

或者死后得成连理树，好过生前常在奈何天。

重望慈悲法力行方便，把杨枝甘露救出火坑莲。

等但劫难逢凶俱化吉，个的灾星魔瘴两不相牵。

亏我心似辘轳千百转、空眷恋。

娇呀但得你平安愿，我亦任得你天边明月向别人圆。

闻击柝，夜三更，个的江枫渔火照住愁人。

几度徘徊思往事，我都怨娇呀何苦咁痴心。

风流不少怜香客，罗绮还多惜玉人。

古道烟花谁不贪豪富，做乜偏把痴情向小生？

况且穷途作客囊如洗，就系掷锦缠头愧未能。

记得填词偶写胭脂井，你重含情相伴对住银灯。

细问我曲中何故事，我把陈后主个段风情讲过你闻。

讲到兵困景阳家国破，歌残玉树后庭春。

携住二妃藏井底，死生难舍意中人。

娇呀你听得此言深叹惜，重话风流天子更情真。

总系唔该享尽奢华福，故把锦绣山河委路尘。

你系女流尚晓兴亡事，不枉梅花为骨雪为心。

重话我珠玑满腹原无价，知你怜才情重更不嫌贫。

惭非玉树蒹葭倚，正系茑萝丝附木瓜身。

洗尽铅华甘谢客，只望平康早日脱风尘。

恨我樊笼无计开金锁，好似鹦鹉羁留困姐身。

况且孤掌难鸣为远客，有心无力几咁闲文。

欲效药师红拂事，改妆夤夜共私奔。

又怕相逢不是虬髯汉，陌路欺人起祸根。

龙潭虎穴非轻易，个阵恩爱翻成误姐玉人。

思量衔石填东海，精卫虚劳一片心。

亏我胸中枉有千条策，做乜并无一计脱钗裙。

前情尽付东流水，好似春残花蝶两相分。

正系神女有心空解珮，襄王无梦再行云。

重怕一别永成千古恨，蚕丝未尽枉偷生。

男儿短尽英雄志，纵使得成富贵亦是闲文。

今日飘零书剑为孤客，扁舟长夜叹寒更。

只话放开怀抱思前事，越思越想越觉伤神。

风送夜潮寒彻骨，又听得隔林山寺报钟音。

声声似解相思劫，独惜心猿飘荡哪方寻。

既话苦海济人登彼岸，做也世间留我种情根。

风流五百年前债，结成宿恨在红尘。

又见秋水远连天上月，团圆偏照别离身。

水月镜花成幻想，茫茫空色两无凭。

恩爱自怜同一梦，情缘谁为证三生？

今日意中人远天涯近，空抱恨。

琵琶休再问，惹起我呢青衫红泪越更销魂。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郭嵩焘与中国外交

/余长河/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因马格里（Margary）案件，遵照《烟台条约》，派郭嵩焘赴英通好，惋惜滇案，并为驻英公使，其时国书无充当公使之文，至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始补发。中国之遣使驻外，以郭氏为第一人也。

初关于遣派使臣，各国公使迭以为请，咸丰八年（一八五八），美使列卫廉（William．B．Reed）曾建议于直督谭廷襄，以中国富庶无求于侨民拒之。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总税务司赫德所呈递总署之《局外旁观论》，亦以派遣驻外公使为请。同治五年英使阿礼国递交威妥玛（Thomas Francis）所著《新议论略》，亦言及之。清廷下其议于各疆吏，至同治六年，总署为预筹修约事宜计，列遣使为应筹议之一项，其重视可知。当时奏覆者，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丁实桢、沈葆桢、崇厚等虽皆认为可行，而或虑人才之缺乏，或虑用费之繁多，或虑无事可办，或虑语言不通，盖都因外人强逼之成分多，本意情愿之成分少也。清廷得奏后，亦未遣使，然当时因事实之需要，有变相行之者。如斌椿之游历，蒲安臣之Anson Burlingame出使，皆派使驻外之先声也。

一八六六（同治五年）赫德告假回英，劝说奕诉派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欧洲各国，以长见闻，许之。派斌椿广英学生凤仪等随之游历，经安南、暹罗、印度、法、英、荷兰、丹麦、瑞士、俄等处。至六年九月归国，此为中国官吏正式游历西方各国之始。同治六年美使蒲安臣回国，奕诉因赫德之劝说，请聘为办理各国交涉事务大臣，以聘于各国，其奏折曰：“……原奏内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或释者也。……”是可知遣使，在当时确为时势之需要，遣使驻外，仅为时间上之问题。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湖南湘阴人，一虚心求知、实事求是、目光犀利、胆识深远之人也。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于僧格林沁幕中，曾从事于英法联军交涉，是为其从事外交之始。后李鸿章以见在通达夷务治体，荐于奕䜣，至光绪元年，任为礼部侍郎，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至光绪二年奉命为驻英公使。

当时因士大夫之无识及无知者随声附和，对于办理外交者，无不诽谤攻击，故阎敬铭谓：“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董恂时有洋务谤薮之叹。而刘仲良遗书李鸿章，谓其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以德高望重之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天津人士犹戏作讣闻，加以讽刺。而湖南人毁之尤甚。当其寿诞时，并作诗以讽之曰：“笙歌嘹亮寿筵开，丞相登场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故郭嵩焘发表为驻英公使后，谤侮尤甚，京师作联以讥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壬秋于日记中记之曰：“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余云：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又曰：“春阶闻其子为筠仙写夷务书，戒其不谨。余曰，此小事，何用虑之！春阶云，此立身大节，何谓小事！”而激烈者，竟谓其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其受谤情形，可见一斑。其所以至此者，一部分以为堂堂皇帝子孙，竟周旋洋人，以为深耻；一部分则如李慈铭所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使其驱使，随其嚬笑，徒重辱国而已”。而最大原因，则因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及请六部堂官与洋人周旋，已为一时诟毁所集，出使一事，增其指摘之资料而已。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马嘉理抵滇迎英副将柏郎（Browns），云南巡抚岑毓英遣将李珍国，杀马嘉理及其从者，威妥玛向总理衙门交涉，清廷因岑毓英为清议所归，不欲议处，后交涉日趋严重，几濒破裂。至光绪二年订立《烟台条约》，始告结束。时郭氏在京，力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以明其未事豫防之咎，其用意诚如所谓“……体察滇案情形，但一议处岑毓英，则诸事皆可据理折之，不至过为要挟。臣所以敢犯一时诟摘而不辞者，自度捐弃一身无谓之声名，以求解朝廷之隐忧，于事实确有把握也”。不意国人不察，横加訾毁，反蒙晚节不佳之毁。至于谓六部堂官与外人周旋，亦属当时考察外情，推求事要之善举，而士大夫辈，反诟骂之，当时人之知识鄙陋，胶执偏见，诚令人失笑也。

郭氏头脑冷静，目光深刻，常以明悉洋务底蕴，及应付方法自负，其议论见解，确有过人处，在时人中固特出也。其论当时外交失败之原因曰：“……历考三十余事，亦由不能尽知洋务底蕴，往往以平易可了之事，积而为艰难生衅之端，致使挟其狡强之气乘隙思逞，嫉愤愈深，即其构衅亦愈烈。”又曰：“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而五十年来办理洋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是以其局愈蹙，其势亦愈穷……。”又曰：“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然莫测其所由，先无以然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偃然恃以为安；一战之胜，而戛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也！……”其论不知国家实力，侈言主战者曰：“唐宋之言官虽嚣，尚无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西夷之专求实用，由中国虚文无实相推相激以赞成之，岂非天哉！”又曰：“古人有言曰：目短于自见，故以镜鉴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今时士大夫无知道者，循声附影，希望朝廷意旨，以求诡合，顽然自托于敢言，日趋其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岂果有见今日兵力之强，足资一战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时道腴而已！尝记宋儒刘元甫之言：仕有三耻，相时而为道，希俗而为功，饰义而为名。古之君子以为耻，今之君子矜张自肆，泰然任之，学术之不明，人才风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其论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大臣处置之错误曰：“……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皆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求，此其弊也！传曰：惟礼可以已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披猖也！至于寇乱之生，由一二奸顽煽诱，愚民无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毁教堂者，无识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民数聚则气嚣，气嚣则法废，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乱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誉，故法常伸而民气以肃。”

郭氏出使时，年近六十矣，初虽有使臣驻外可暂缓之请，然其意固认为目前重要之举，故欣然就道，不稍延迟。李鸿章与沈葆桢函曰：“筠老三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盖纪实也。光绪二年十二月抵英后，不数月又因写日记寄呈总署，更遭人士诟骂，参奏者四起。何金寿竟谓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查月呈日记于总署，以明外国之情况，及应付之方略，实属觇国之要义，不意其中有一二言及中国不能不和之理，及主战者之非，竟遭反对，使中国日趋虚浮无实，致将来中国外交上之失败，皆无识士大夫狂妄言论所造成，其罪过岂胜言哉！

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刘两使交恶事件又起矣。刘锡鸿之为人，李鸿章谓其横戾巧诈，性情诡变，盖一不学无术小人也。其初郭嵩焘以不明其性情，荐为随员，而总署以副使界之，以公使无副使例，又改为驻德公使。不意出洋后，屡屡加以攻击。李鸿章函沈葆桢曰“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立”，其情形可见。而郭氏性格又系“赋性褊迫，少所容纳，一言忤意，抵脰求胜，一事乖方，椎心自激；又嫉恶太深，立言太快”者，故愤恨不已，卒以此去位。观其与黎庶昌书曰：“……于开端奉使西洋，颇谓朝廷用人为不虚，区区才力，尚能堪之，而于其时力举一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的，自负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龁，不独区区一生愿力无所施用，又使仰天欷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磨，才智聪明为之过塞”，其愤懑不平可见，然此事总署固有不能辞其咎者。以当时刘锡鸿行动之乖谬，李凤苞、刘学翊皆言之啧啧，李鸿章亦曾函总署曰：“……云生在德，若如李监督所云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望高明必有以处之。”而总署不一加谴责，故其与曾国荃书：“……使刘锡鸿之凶悖，译署稍能裁之以正，不过借假，嵩焘老病余生，捐弃海外，亦不至乞归。”虽愤激语，亦伤心语也。

郭氏自光绪二年出使，四年兼任驻法公使，四年九月辞职归国，计任职三年，其间虽经种种挫折，而条陈甚多，故李鸿章谓“闻枢译友人均嫌尊处条陈过多”，那拉氏亦曰：“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挨骂也挨够了。”

当时怵于欧美之船坚炮利，明达之士，力求模仿西法，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曾国藩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左宗棠请设轮船制造局于马尾。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选学生赴美留学，并设轮船局等等，然彼辈皆以为有开花大炮及轮船即可战胜外人，故李鸿章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曾国藩见华衡芳、徐寿演试所制轮船，有“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之叹。而郭氏独具只眼，以为中国不知日本模仿西法之方针正确。于光绪三年致书李鸿章曰：“……日本在英国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有之，……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后又劝扩大模仿西法范围，李氏不许，李氏识见，固远不及之也。又观其与姚彦嘉书曰：“阁下相从海外，日见吾所辩争，而幸为当者，何尝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从未敢怀轻视之心，以吾心实见其不可轻，而考览其学校，益然内自怀愧。”呜呼，郭氏固当时之卓卓者也！

最后试录其数语，以明其苦心深虑，及为国牺牲之精神，以为今日办外交者告：

曩在京都，吴江相国相戒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于谤刺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接往来，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一衅端。

蹇蹇老臣，常有取于张江陵之言，愿身化为藁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载第31期（1937年6月5日出版）

关于瞿秋白

/黄鲁珍/

《逸经》周年纪念特大号内，有雪华先生录出的瞿秋白遗著《多余的话》，我真个欢喜极了！因为我在民国廿四年瞿氏毕命的时候，就知道他有此遗著，但快睹无缘，只有“心向往之”。今《逸经》以此贡献给吾人，除披瑶编而默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外，爰将不才所闻知关于瞿氏数事，录出以谂读者。

按秋白，原名霜，旋改为爽，秋白乃其笔名，后此二字传播渐远，外间得知原名者甚鲜。《多余的话》第一节“历史的误会”，开首言“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盖秋白先世，自明末历清朝二百余年，代代为官。其祖父在光绪年间为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抚；伯父历任浙江的萧山常山等县知事。但其生父则近于纨绔，吸鸦片，不事生产。鼎革后，祖及伯相继死，家计遂异常窘迫。父亲出外飘流，仅能糊其个人之口。乃母携秋白及弟妹四人，以典当度日，为贫穷所逼极，无法自缢死。是秋白之有生，未履人世之艰难，先遭家庭之悲剧，其际遇足令人唏嘘也。秋白妻杨之华女士，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委沈玄庐（定一）之媳，与其夫不合，离婚至上海读书。适秋白丧其前妻王氏，遂与杨恋爱，不久结婚。秋白在汀州狱中集唐人诗句成《狱中忆内》一绝：

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即为杨而发者。秋白自视为文人，所谓“结习未除”，虽届生命之结束，犹未改“拥鼻”故态。雪华先生所录出的刑前一首集句，据仆所知，原诗尚有短序如次：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该诗首句用韦应物，次句用郎士元，三四句用杜子美、郎士元。）

除了上述两诗外，秋白狱中作品，我知道的，尚有《浣溪沙》词一阕，词云：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梦回口占一绝句：

山城细雨乍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音节凄楚，读之哀感动人。秋白在水口与项英妻张亮、梁柏台妻周月林同时被捕，曾化名为“林棋祥”。解至长汀，为一原在红军中当伙夫者指出，遂另辟闭室，优与待遇。尝接见新闻记者谈话，于胡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诸人，均曾臧否过，尤其对丁玲，他说：

我有一爱人与她甚要好，所以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她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所以我们也未强她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

她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自动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了。

足见秋白于此左翼女作家之关系，饶有一种意味。他既任过伪教育人民委员，据对往访记者谈，在赤区确做到若干成绩。如列宁小学之普遍设立，编订苏区教科书，识字班和流动识字班的推广，列宁师范、职业中学之计划。另有所谓郝西史小学，以极粗浅之学科，教授广多之工人。他亦嗜书籍版本，谓在瑞金时，觅获《瑞金县志》一部，系木版孤本，共六册，郑重保存于沙洲坝图书馆中，惜为人借去第五册一本，屡次索取未见还，致缺残一本。退出瑞金时，因不便携带，仍庋其五本于图书馆中，希望国军中有人取去，俾此残本不致绝版。黄昏已近，犹为所爱之孤版秘籍致殷勤也。

天津《大公报》当时载一汀州通讯《瞿秋白毕命纪》，叙述甚详，节录于后，以见秋白授命时之景象：

方提笔录诗，而毕命之令已下。……书毕，乃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瓶，彼独坐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气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瞻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

载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老舍/

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二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所以更进一步的爽性光着脖子。脚上一双青大缎千层底圆口皂鞋，脚脖儿上豆青的绸带扎住裤口。右手里一把斑竹八根架纸扇，一面画的是淡墨山水，一面自己写的一小段舒白香游山日记—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每个字旁都由林先生自己画了双圈。左手提着云南制的水烟袋，托子是珐琅的，非常的古艳。

林先生的身上自然还有别的东西，一一的说来未免有点繁絮；总而言之，他身上没有一件足以惹人怀疑是否国产的物品。这倒不全为提倡国货，每一件东西都是顶古雅精美的，顺手儿也宣传着东方文化。

林先生本打算雇一条带帆的渔船，或西湖上的游艇，在太平洋里一面钓着鱼，一面缓缓前进。这个办法既足以实证他的艺术生活，又足以使两个老渔夫或一对船娘能自食其力的挣口饭吃—后者恐怕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不过，即使大家都不怕慢，走上三五个月满不在乎，可是小船—虽然是那么有画意—恐怕干不过海洋里的风浪。真要是把老渔夫或船娘都喂了海鱼，未免有悖于人道主义。算了吧，只好坐海船吧。

为减少轮船上的俗气与洋味，林先生带着个十岁的小书僮：头上梳着两个抓髻，系着鲜红的头绳。林先生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上，书僮捧着瑶琴一旁侍立。琴上无弦，省得去弹；只是个“意思”而已。

一“海”无话，林先生吃得胖胖的，就到了美国。船一到码头，新闻记者如蜜蜂一般拥上前来，全是找林先生的。林先生命书僮点起檀香，提着景泰蓝香炉在前引路，徐徐的前进。新闻记者围上前来，林先生深感不快，乃曼声曰：“吾乃—《吾国吾民》之著者是也！没别的可说！”众畏其威，乃退。不过，林先生的像，在他没甚留神的时候，已被他们照了去；在当日的晚报就登印出来。

歇兵三日，林先生拟出宣传大纲：

一，男人应否怕老婆—阳刚不振为西方文化之大毛病，予之来所以使懦夫立也—林先生的文字是文言与白话两搀着的，特别是在草拟大纲的时候。公鸡打鸣，母鸡生蛋，天然有别，不可强易。男女平等，本是男的种田，女的纺线，各尽其职之谓。反之，像英美各国，男儿拚命挣钱，老婆不管洗衣作饭；哪道婚姻，什么平等！妇道不修，于是在恋爱之前已打听好怎样离婚，以便争取生活费，哀哉！中国古圣先贤都说夫为妻纲，已预知此害；西方无此种圣人，故大吃其亏。宜速迎东方活圣人一位，封为国师！

二，男人怎样可以不怕老婆—在今日的中国，怕老婆者穿洋服。与夫人同行，代她拿伞，抱孩子。洋服者，西洋之服，自古已然，怕老婆非一日矣！为今之计，西洋男子应马上改穿中服，以免万劫茫茫。中服威严，虽贾波林穿上亦无局促瘦窘之象。望而生畏，女人不敢大发雌威矣。中服舒服，男人知道求舒服，女人即知责任之所在；反之，自上锁镣，硬领皮鞋，以示甘受苦刑，则女人见景生情，必使跪着顶灯！猛醒吧，西洋男子！中服使人安详自在。气度安详，则威而不猛，增高身分。譬若老婆发了命令，穿大衫之丈夫可漫应之：“Yes，dear。”而许久不动，直至对方把命令改成央求，乃徐徐起立。穿西服之丈夫鲜能为此：洋服表示干净利落之精神，一闻令下，必须疾驱而前．显出敏捷脆快。“yes，dear！”未及说完，早已一道闪光而去，脸上笑容充满宇宙。久之，夫人并发令之劳且厌之，而眉指颐使，丈夫遂成了专看眼神的动物！这还了得，西洋男子必须革命！

三，中西文化及其苍蝇—东方人的闲适，使苍蝇也得到自由；西方人的固执，苍蝇大受压迫。世界大同，虽是个理想，但总有实现之一日。以苍蝇言，在大同主义之下，必有其东方的自由，而受过西方科学的洗礼；“明日”之苍蝇必为消毒的苍蝇，活泼泼的而不负传染恶疾的责任。此事虽小，足以喻大；明乎此，可与言东西文化之交映成辉矣。（此项下还有许多节目，如中西文化及其蜈蚣，中西文化及其青蛙等，即不备录。）

四，东西的艺术及其将来—西方的艺术大体上说来，总免不了表现肉感，裸体画与雕刻是最明显的例子。东方的艺术，反之，却表现着清涤肉感，而给现实生活一些云烟林水之气。由这一点上来看，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像今日。西方今日之需要静恬，就是没别的更好的办法，至少也须常常看到一种秋江夕照的图画（如林先生扇子上所画的那个）。常常听到一种平沙落雁的音乐，而把客厅里悬着的大光眼儿、二光眼儿，一律暂时收起。光屁股艺术有她的直爽与健康，但乐园的亚当与夏娃并非只以一丝不挂为荣，还有林花虫蝶之乐。况且假若他俩多注意些花鸟之趣，而一心无邪，恐怕到如今还住在那里—闲着画几幅山水儿什么的，给天使们鉴赏，岂不甚好？！

五，吾国与吾民—有书为证，顶好大家手执一册，焚香静读，你们多得些知识，我多收点版税，两有益的事儿。

六，幽默的意义与技巧—专为美国大学生讲；女生暂不招待，以使听完不懂得发笑，大杀风景。

七，中国今日的文艺—专为研究比较文学的讲演，听讲时须各携烟斗或香烟与洋火。讲题：（1）《论语》的创始与发展；（2）《人间世》的生灭；（3）《宇宙风》怎样刮风。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沈鸿英的孽账

/柳兴西/

尝忆余少时，每哭，母必甘言慰抚，弗止，则必曰：“沈马英来矣，胡尚哭耶？”闻言大骇，即趋附母怀，紧抱母，哭亦随止。又常见邻妪，亦以余母治余之法以治其子女，及今思之，当年幼稚之可笑。然处当时一闻“沈马英”三字即觉惊骇不胜。然沈马英者究为何物，竟有如是之可畏者？然一闻即觉其可畏，一若母氏之所谓虎，实则虎之为物，亦未曾睹，乃由家中所豢猫，类而推之（盖吾乡目虎为“大猫公”），并及于所谓“沈马英”，遂觉其可畏。及今思之，彼时愚痴之可笑，而当年“沈马英”之可畏，诚有其可畏处也。

所谓“沈马英”者，即余兹所述之沈鸿英。马英，沈氏为草寇时之名，受抚之后，易“马”为“鸿”耳。沈广西之雒容县人，少失怙恃，性顽劣，童时已有恶少之称。及长，辄与市井无赖游，尝流落于邻邑融县之长安镇。长安对河有地名东墟，墟有某氏豢牛甚多，马英思欲盗之，夜入其居，盗一牛出，以茶木力刺入牛下部，牛创痛甚力奔，比晓抵于柳城县之大埔墟，为程盖百有余里矣。即系牛郊外，而乞佣于一团总家（团总即该地之土豪），黄总某怜其贫，纳之。马英阴以其牛售于屠户。事发牛主控于有司，侦悉捕之，马英曰：牛主失牛为某夜，余佣于某氏家固为翌日之晓，牛固行甚缓者，安能以一夜间走百数十里耶？此固知余牛之非其牛也。有司直而释之，其计遂售。马英盗心之起自此始，其为盗亦自兹始。

清光绪末，政治紊然，群盗蜂起，时马英纠集同党窟居于融柳边境之李四洞，无以为食，乃四出劫掠，后乃创“绑票”新法，将融之一富农黄某架而去之，索价数千。黄老而胖，架时以轿至巢，黄忧伤勿食，马英日遣徒与之为叶子戏解其闷，食必饮以肥甘。价定，马英使徒带至融市，乃以金不足，愤而再絷之去。时融柳间盗虽蜂盛，惟只于劫掠财物，未闻有此“拉参”之举，故骤闻之，阎巷间人辄为之色变。且马英拥有匪徒数十，步枪十余，官警庸懦，莫如之何。乡间妇女，被其污者，不可数计，其妻何氏（前沈部师长何才杰姊），亦由“拉参”而来。而何氏之前，融之黄陵村有某氏女，色甚美，字于某家，将举婚而为马英掳去，宠之，后女以事归家，父母为之遣嫁，马英无如之何。及受抚，马英过融，招女谓之曰：“余爱汝甚，何舍余而别去者？”愿以金贷其夫，携之营中，女不可，马英无如之何，然思慕甚，常遣人以其劫掠所得贻之，女辄辞退。马英好色，妻妾多人，然所过处辄遣人搜罗城乡妇女，或以利诱，或以威逼，被其污者，遂不可胜计。

陆荣廷奉命招抚，马英从之，出为管带（约如今之营长），驻柳州。时革命先烈刘古香失败，匿居柳州，沈鸿英乃慰之曰：“有我在可无惧也。”居之于营，丰其饮食，刘以为幸，乃沈阴电陆氏，刘遂被害，沈遂以功升统领，陆更厚遇之。此后沈之屡得晋擢，以此始。沈得志，大兴土木，于其故里雒容，建居宅家祠，巍峨为一邑冠。题其家祠匾额者，乃为陆荣廷，今之过其居者犹见之也。民十孙总理令陈炯明率师入桂，时沈为桂林镇守使，见陆氏势失，率部入湘转赣，投于吴佩孚。时吴方欲用兵西南，夷革命势力，助以饷械，擢为援桂军总司令，加镇威上将军衔，使入桂。时桂人怵于战祸，求治之心甚切，而在桂之陈炯明部与刘震寰部有隙，桂局未奠，土匪骚然，闻沈归，以其兵众力厚，能重奠桂局，故桂林民众大喜，咸于户榜“万家生佛”四字以欢迎之。时陈炯明叛变，总理檄师援粤，沈应命与桂之刘震寰军，滇之杨希闵军，会师东下。及至粤，沈为陈所贿，反戈，为刘杨军所败，退入桂之平乐贺县。而桂局因刘杨等东下，空虚，陆部旧人如韩彩凤辈，电请陆氏返桂。陆自沪假道安南至邕，并赴桂林劳韩部。沈以图粤未逞，改而图桂，乃率兵攻桂林，与陆韩相持数月，城中粮尽，人民哀请陆韩离桂以息兵争，沈得入城。当沈之攻桂林时，以城坚未易攻下，乃喻部属曰：“愿诸君勉力，苟能克之者，准予‘发洋财’三日。”故沈部入城，大肆劫掠，妇女之受污者万余，至今桂人言其事者，犹为之色变也。

沈攻桂林之日，李宗仁、黄绍竑奉南方政府命组定桂军，乘虚入邕。而沈军因围攻数月，死亡甚众，而弹械亦渐竭，力遂弱，尝败于李黄部。及民国十四年，唐继尧遣其弟继虞率黔军入桂，集重兵于融县三江，沈与之合。乃黔军以气候不适多病，益以居民逃散一空，粮尽，退走宜山百色入滇。沈失利，率众横窜至平乐贺县，屡为黄绍竑军败，与其子荣光匿伏山岩中。得该地一土豪某导之，乘船自漓江下梧州。时缉捕甚力，沈化装为一堪舆家，手携罗盘，至梧，泊于梧州下之某处。将夜，沈假寐船中，闻舟子互语：“人之穷通实难说，今居舟之数客，焉知非来日之贵人。”沈闻言骇，阳谓闻此间有一佳城，颇欲相之，遂挈子及某登岸，逃而出桂境，绕道至广州，寓一旅舍中，伏居不出。一日，因结账以钱交掌柜，掌柜见而呼之为“督办”（盖沈曾任某某督办）。沈故作愕曰：“余商人也，汝何故呼吾为督办者？”掌柜曰：“余久居贺县之八步，固甚识督办也。”沈闻言惊，即挈子及某逃香港。

沈至香港，以其搜刮所得数十万，于港之新界建一“上将军第”，以为菟裘，并购田若干亩，收集其祖父下之族人同居，自此专务实业，野心遂息，日遣其妻妾率引族人耕耘田亩。居恒亦力从俭省，粗食布衣，客至始偶宰一鸡，且必留其半，为翌晨待客。尝谓客曰：“余获尝鸡肉，托君之福也。”人奇之，曰：“吾家人众，食必宰鸡十余头，否则余一人丰馔，亦殊不乐也。”其一反前时行为，有如此者。沈晚年佞佛，常至港之岑湾某寺顶礼。然好色，得血管爆裂病，虽治，亦旋愈旋病，前年乃入寺静养，终以病发死。死后，沈家报告遗产，计廿万，遗嘱以五万予伯叔后人，五万予兄弟，十万予其子，但多系不动产，且嘱不许变卖，留为后人教育抚养之需。又沈生前于宅旁购一大园，遍植果木，中为生圹，嘱死后葬其中，果值所入用为岁岁祭扫其墓。沈草莽出身，横行数省，殃民祸国，而晚年竟能一反其所为，有如此者，其所以较张宗昌辈得获善终，亦以此欤！

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无穷的追求

/林语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断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论语》四九期）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直译：半煮熟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的，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鹏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垂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的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谁能逆料我将来结果不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呢？然而我决不至流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行动者。思想生活和行动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确能兼而为之，但两者精神上是相反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至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做、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和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又怎能组织暴动，或指挥罢工，或运动正式的政治革命呢？我常赞扬一般革命者和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阻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搜讨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为什么科学家每晨到办公室去必要签到呢？这样增高的“效率”将可以帮助他们呈出多些重要的发明吗？我以为在一个科学研究馆中实施科学的管理法实是一个笑话，是名辞上的矛盾。同样，我也鄙屑一般大学教授之答复来函过于快捷。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到地方、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不幸的有极的人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柳亚子/

丹林兄替《逸经》拉稿子，要我写文章，而且出了一个题目，是《从事新闻界之经过》。我觉得这题目不甚高明，就给他改了一下，写成此篇。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绪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大概是如此：《新闻报》主笔说，二十世纪，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菲律宾大总统阿圭拉度将军刚刚失败，他就拿来做一个例子。而我的驳论，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菲律宾虽然失败，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这篇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

爱国学社解散以后，我还乡间住了半年，闲得不耐烦，就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又搅了一年多，好像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吧，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办成了一个《自治报》，是用钢笔蜡纸搅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分送，每一星期出版一次。后来，把《自治报》改成了《复报》。到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俨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版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为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起，《复报》出到了十一期而停版了。我又在家中闲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再来上海。经过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复，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去南京大总统府当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就有南社老友邹亚云、陈布雷介绍我进《天铎报》，笔名青兕，论文是犀利无前。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和《民立报》、《大共和报》都曾大开笔战过。后来，从《天铎》转到《民声》，又从《民声》转到《太平洋》。在《民声》时做随笔式的文章，叫“上天下地”栏，还不免使酒骂座的习气。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扬，一面和曼殊、楚伦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到这一年的暑天，浩然有归志，从此可说是实际上脱离了言论界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齐卢战争，我又来上海避难。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时常请我代做批评，好像是票友客串，却未下海。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在上海办党报，定名《国民日报》，委任张静江先生做总经理，张廷灏副之；我做总编辑，沈雁冰副之。结果，静江先生在广州不来，我又灰心国事，躲在乡下，而《国民日报》在法租界的照会，公董局始终不肯发出，成了僵局。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上海一部分同志盘下了《神州日报》馆的机器，《国民日报》始正式成立，好像总编辑还是用我的名义，而我却始终未曾出山。结果，《国民日报》出版不到几天，清党事起，全局推翻，我的总编辑头衔也从此取消了。

自此以后，我除了零星投稿以外，再也没有和言论界发生整个的关系过，所供是实。

完了。

一九三六·一·三〇夜，上海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1. 原文作者署名“海戈”。
2. 本文发表时署名“子恺”。
3. 马克斯：即马克思。
4. 此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作《和尚漫话》，是《班时代之苏曼殊及其他》文中的一节。
5. 华：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中华学校。
6. 标题为编选者所拟，原题作《徐志摩—一个大孩子》。
7. Nuance，音调、色彩、意味、感情等之纤微的差别。
8. 本文为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的第一节。
9. 安徽俗语，其说乱如天星之意。
10. 李长之：《长之文学论集》。
11. 本文发表时署名小秋。
12. 本文发表时署名愈之。
13. 原文署名“亢德”。
14. 此文载于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附录中。作者萧寿昌为湘中老儒，民国六年（1917年）发表此文，行文为文言。文中个别史实、论点未必准确，仅资参考。
15. 本文标题为《野草》编者聂绀弩所加。
16. 瞿秋白烈士就义后，《逸经》上曾刊登数篇有关瞿秋白的文章，本文即其中之一。尽管作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有偏见，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曲解苏维埃政权之意，但是通过此文，读者也多少可以了解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心境，尤其是他临刑时的从容气度……
17. 本文为《林语堂自传》一文中的第九节，原作为英文，由工爻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