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细雨飘落，打湿了苍天，迷失了山城。抬眼望去，天幕上，挂满了淅淅沥沥的泪滴……

我的母亲因患血癌，引发多种疾病并最终导致心衰，于2015年12月28日23点12分，极其艰难地走完了她伟大、传奇而又普通、平凡的人生旅程，享年八十五岁。

母亲原名陈素贞，“文革”时改名为陈红曲，系重庆渝中人氏。1931年1月12日出生在重庆一户民间手工艺人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居住在渝中区米花街天源堂旁边的一幢板壁房里，在家中排行老四，长兄及二哥均夭折于幼年，大姐前几年去世。据母亲讲：外婆在她一岁时也去世了，外公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地生活着。外公手巧，多才多艺，当年的他是重庆非常有名的民间手工艺人，擅长篆刻、木雕、扎龙灯，还拜师学做川菜，特别是对炖汤工艺颇有研究。外公的雕刻以装饰性平面浮雕为主，擅长雕刻窗花、牛腿、花床、箱柜等家具用品，平时还给人篆刻私章等。但外公的这些手艺都终结于20世纪40年代日本对重庆实施的大轰炸，直至外公去世，都依然惋惜他一手绝活没有男娃来继承。

母亲的两个兄长都死于幼年，母亲比大姨小六岁，聪明伶俐，于是，外公决定让母亲去读书。读书改变了母亲的命运，也让母亲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母亲十四岁那年，学校来了一位穿旗袍的漂亮教师樊汝琴，她不俗的打扮、前卫的谈吐以及头脑中的新思想，一下子吸引了母亲那颗萌动的心。母亲在樊老师的启蒙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渐渐地成为樊老师的助手和交通员。母亲前些年对我说，那时她还不明白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地下工作，也不知干地下工作究竟有多危险，仅凭着对樊老师的信任，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条隐蔽而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之路。那时，十四岁的母亲个子矮小，樊老师索性就将母亲的岁数少报了两岁，这样以小孩的身份出现，不易被人警觉。

有一次，樊老师将一张写有情报的纸条绑在母亲的辫子里面，然后让母亲扮成卖香烟的小贩，将纸条送到教场口的一家茶馆里，当母亲赶到后，发现店里面进出的伙计都是生面孔，机智的母亲没有贸然进去，于是拿出一包香烟让另外一个卖香烟的小伙伴送进去，紧接着那个小孩就被两个穿灰衣服的壮年人抓着衣领推了出来，母亲估计是让他出来指认自己，见势不妙，母亲拔腿就跑，并在跑了一段距离后假装摔倒，然后将辫子里面的纸条抺下来悄悄丢进了流水的阴沟里。

1948年，樊老师推荐母亲读董必武在重庆创办的民建中学，民建中学当时对外宣称是一家慈善学校，实际上却是党团结群众的外围组织，只要是经过学校里面的教师推荐而考取了该学校的学生，如果家里困难，可以免学杂费，一学期只交三斗米的口粮即可。当时重庆很多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都是由民建中学的地下党组织策划的。随后母亲又在民建中学认识了重庆女青年会的许多仁人志士，并在重庆组建的市委幼儿园担任保育员。但在1949年寒假之后，母亲突然和樊老师失去了联系。

母亲经过多方打听，始终没有得知樊老师的下落，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母亲只好步入由外公和大姨一手包办的婚姻，嫁给了一个姓农的裁缝，做起了别人家的童养媳，受尽了公婆的虐待，每天煮一大家人的饭，洗一大家人的衣，还要缝扣子、锁扣眼、做盘扣到夜半三更，稍不如意，就要被丈夫打、被公婆骂。她那一段地下工作经历也不敢在旁人面前提起，直到1951年，在她的好同学周邦玉的介绍下，只身前往二九六兵工厂（建设工业集团别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市民公开的招考，母亲以考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一名军工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二九六兵工厂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一家大型枪械军工生产企业，它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最早从汉阳迁至重庆。“二九六”是部队生产枪支的一个番号，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24小时全副武装持枪站岗，生产枪械的工人在那时被称为军工战士。从此，母亲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工厂，经济独立后的母亲带着只有半岁的大姐，从她那不幸的包办婚姻中走了出来。

之后的很多年，樊老师也一直没有消息。但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966年年初，母亲因公到重庆市档案馆办事，在大厅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是樊老师，母亲一眼就认了出来。多年后的重逢让她们百感交集，母亲终于弄清了老师当年不辞而别的缘由。1948年春天，樊老师在合川搞工运的丈夫因被叛徒出卖被捕，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一情况传给了她，她连夜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逃往他乡。原来樊老师真名叫樊祝萍，毕业于重庆大学，20世纪40年代和江志炜（后改名为江竹筠）同在重庆负责学生运动，那时的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她们虽然认识，但不在一条线上，也从没有进行过任何联系。樊老师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改名为樊汝琴，先后以教师的身份在重庆民建中学、重庆女青年会教书。后来樊老师恢复了真名，任重庆市档案馆第一任馆长。

依稀记得，我十四岁那年的清明节，母亲带我到重庆歌乐山去给樊老师的丈夫黄绍辉扫墓。在回来的路上，母亲给我讲了一段她和樊老师重逢后，相互倾诉的一段往事：大约在1949年春天，重庆地下党组织了一批进步学生去解放区工作，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母亲满心欢喜地回家准备行装，那时的母亲言行新潮，常常早出晚归，加上以前重庆社会秩序混乱，母亲的行踪引起胆小本分的外公和当时已经出嫁的大姨的不安，于是，他们决定中断母亲的学业，并托人说媒让母亲尽快嫁人。母亲断然拒绝，外公用一把大锁将母亲锁于厢房。一周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母亲从厢房里逃了出来，一打听才知道樊老师在几天前就搬家了。当她们再次重逢后，据樊老师讲，由于母亲未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怕母亲这边情况有变，在送走四名学生后，得知丈夫被捕的风声，她连夜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迅速逃亡。

那次扫墓回来，母亲让我写心得体会，我在一本新买来的笔记本的扉页上这样写道：“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这句话还真有几分灵验，我虽然没有本事接革命事业的班，但母亲的班我倒是真的接过来了。

1978年，十六岁的我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全国统考，取得了全校文科第十一名的名次，最终还是以六分之差名落孙山。带着遗憾我忐忑不安地接了母亲的班，顶替她进入了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当组织上为落实母亲提交的那一段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经历，再次联系上樊老师时，已经是1982年了。那时的樊老师年岁已高，加之之前受到的迫害，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为母亲写证明材料了。关于母亲离休和退休的待遇问题，我和母亲进行过一次长谈，我问母亲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觉得冤不冤枉，但母亲平静地对我说：“我阴差阳错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当年你外公和大姨不中断我的学业，不把我锁在厢房里面，也许我就在烈火中永生了。”

母亲去世后，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我在母亲的笔记本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生死离别俗间事，跟随先生亦欣然！”真可谓是字字含情，母亲终生坚定的信仰和坦然的心境令我敬佩，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我总是感慨于母亲的热血与勇敢。

从小，父母忙于工作，就将我和哥哥寄宿在位于大坪九坑子的姨妈家。现在的大坪九坑子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四十多年前的九坑子除了水厂的九幢家属区外，四周全是荒田，那里露天摆放着许多铸铁水管和下水道管，是我们一大群孩子的游乐场，春摘迎春花，夏捉大蚂蚱，秋采野果，冬则躲在直径约一米的铸铁管子里面烤各自从家里偷出来的红薯、洋芋、馒头等。礼拜天是我们兄妹俩最快乐的日子，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平时积攒一些肉票和糕点票换成礼品后，带着大姐来看我们，也只有在礼拜天，我父母来了，一大家子才能见到为数不多的油荤。

记得有一次，父亲买了一条十多斤重的鲤鱼装在一个大篮子里，用一根大红甘蔗和姐姐抬着，母亲则手提一筐橘子，微笑着跟在后面，我和哥哥欢天喜地地迎上去。吃饭时，两家人围在一张老式的方桌旁，老人和孩子坐着，其他人就站着，两家人就这样围在一起，好不热闹。最后，那条鱼的脊柱还被祖父做成了一支一尺多长的烟斗。我们经常吃的是甑子泡饭、老梭标盐菜煮胡豆瓣汤，只有满口无牙、辈分最高的祖父，才能享受吃豆腐乳的待遇。

祖父以前是水厂的技术骨干，国民党撤退时为了收买人心，给了为数不多的人每人两根金条，他就是其中之一。虽然祖父在1949年就退休了，但时常被请回厂里做技术指导，因此，他在家里享有“特权”。每每吃饭时，我总是瞅准时机给祖父端饭、递筷子，祖父见我乖巧伶俐，就会赏半块豆腐乳给我，我惦记着哥哥，总会分一些给他。

在学校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底子很差，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读多少书、上多少课，没有经受过多少正规的基础教育。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十七岁的大姐哭着准备行装。临行前，母亲将一个跟随她多年的皮箱送给了姐姐并鼓励她要扎根农村。1973年的一个暑假，母亲将只有十三岁大的哥哥送到姐姐插队的地方去，一来是带着药品去看望生病的姐姐，二来是让他提前感受一下知青生活，以免将来下乡时无所适从，没想到哥哥竟在那里溺水身亡。那些年，我们这个家乌云密布，艰辛难行，好在父亲用他海洋般的胸怀撑住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

哥哥是我们家的希望和寄托，他的不幸离世使母亲一病不起，从那时开始，母亲就身患多种疾病。我时常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手里拿着哥哥遗留不多的作业本，一篇一篇地翻，泪水长流。每每这时，父亲总是强忍泪水，默默地将哥哥的遗物收起来，尽量不要让母亲看见。那时，姐姐远在他乡，家里的家务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十一岁的我身上，自尊心极强的我努力表现，只为博得母亲的称赞，但不管我怎样努力，总是达不到母亲的要求。母亲对我严厉到苛刻的程度，那时我小，不理解母亲，总以为母亲不喜欢我，一度耿耿于怀。到后来，她对我婚恋的干涉，终于引发了我骨子里遗传于她的反抗精神，从而埋下了不幸婚姻的种子，这么多年我和母亲最不愿意提及的就是这个话题。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夜晚，医院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们母女二人，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苦了你了，孩子。”我顿时泪流满面，这么多年来，我们母女之间的隔阂以及我对母亲的积怨，被母亲临终前的这句话融化了。

著名节目主持人孟非说过：对于婚姻，父母介入的程度越深，子女的幸福感就越低。其实，步入婚姻的过程就像是拿着一只鞋子去找寻另一只鞋子的过程，如果找到了，就是完美的一对；如果没有找到，随便捡一只套在脚上，就会感到别扭，自然就想扔掉它。有时候，选择一个人独处，并不是因为性格孤僻，而是一种习惯。一个女人如果能做到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独处也挺好。当自己沉静下来，不妨听听心底的声音，确定一下，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蓦然回首，你才会发现，那些曾经的过往，曾经的刻骨铭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归于平淡，即使偶然想起来，心会隐隐生痛，但不再是心底一道过不去的坎。

母亲到了晚年，体弱多病，长年汤药不断。尽管这样，母亲仍然反应敏捷、思维活跃，而且眼疾手快。逢年过节总是喜欢让全家人陪着她玩麻将，每次她都要“血战到底”，该她碰的牌她绝不会让你摸，该她和的牌绝不含糊。不常玩牌的我还真不是母亲的对手，那十三张牌我总是拿捏不准，常被母亲戏称为“老棉裤”，被催促着出牌。玩麻将我是外行，这么多年下来，水平始终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母亲高兴，我就陪她玩。

母亲怕热，一到夏天，总是会因为开空调而感冒。前几年，我背着母亲在四面山上买下一套避暑房，为此，母亲很有意见，她批评我不会勤俭持家，不懂艰苦朴素。其实，钱挣来就是用来花的，适当的消费和投资有益无害，但这些道理和母亲是讲不清楚的，于是，我们只好连说带笑、连哄带骗地把母亲请上山。久而久之，山上幽静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渐渐平息了母亲心中的不悦。

在母亲的身上，终年怀揣一副眼镜，其中一只眼镜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被折断，母亲就用一根麻线拴住，用时挂在耳朵上，姐姐看见后就给她买了一副防疲劳的高级眼镜，母亲试戴了一下，我们都感觉挺漂亮的，但母亲笑了笑就收了起来。我明白母亲的心，那副折翼的眼镜是父亲留下来的，上面有父亲一息尚存时的体温，有母亲对父亲终生的情和爱。

母亲不幸病逝，对我们姐妹俩的打击很大。虽然我们事先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我还是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多日来无助、彷徨、颓废地飘零着。对于母亲的病故，总有一种内疚、自责、不安的情愫折磨着我。母亲在世的最后半年，生存得极其艰难与痛苦，她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早有离世的想法，只是作为子女的我们一直不肯放手，一厢情愿地挽留母亲于这个世界上，我甚至为此放弃了工作，不惜将大笔大笔的钱砸在医院，全职护理母亲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在心里暗暗地想，再有三天这一年就过去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不知道这是孝，还是不孝，我的做法是否是母亲真实地意愿，这是否是一种自私的伪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度让我寝食难安，几近崩溃。多亏家人、朋友们的一路陪伴，特别是儿子，整整一周都陪着我、缠着我、黏着我，我明白儿子的用意，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真的长大了。

岁月如歌，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组成了生命的乐章。提笔落墨与往事相拥，用笔端独品灵魂深处的温馨与苦涩，回眸间你会发现：在人生的平仄中，唯有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生命之厚重，唯有天伦之乐才是人间最完美的享受。即便有一天发丝如雪，回忆中依然会写满对父母的怀念，对家的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