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有意义的生活

仅仅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亨利·戴维·梭罗

尽管瑞秋·贝克维斯（Rachel Beckwith）不愿意承认，但9岁生日确实有点儿令她失望。在教会的演讲上，这个住在西雅图地区的女孩得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洁净的水喝，她震惊了。于是，她请大家不要送生日礼物，而是把钱捐给在世界各地为贫困村庄打井的组织“慈善之水”（charity：water）。瑞秋的目标是募集300美元，她一直紧紧盯着“慈善之水”网站的生日捐款页面，密切关注着收到的每笔捐款。

瑞秋发现，网站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将为世界另一端需要帮助的人筹款打井作为庆祝方式：丽兹·沃德和柯克·沃德夫妇将他们的水井捐款网页作为“结婚贺礼清单”；埃兹拉·马格拉姆为庆祝成人礼募集了5804美元，比他预想的两倍还要多；弗兰克·丹纳和梅根·丹纳为庆祝他们第一个女儿爱玛的降生，在“慈善之水”网站创建捐款网页，筹得375美元；蒂米·霍戒酒一年，筹到1306美元；艾丽卡·汉娜则把减肥之路变成了筹款之旅。看到大家募集善款如此成功，瑞秋很激动，但是，她自己的生日募捐成绩却不理想。她只筹到220美元，离目标还差一大截。

在家人的鼓励下，瑞秋很早就显示出回馈社会的意愿。5岁那年，她在学校听说了“爱之锁”（Locks of Love），这个组织使用捐赠者的头发，为因癌症或其他疾病脱发的孩子制作假发。瑞秋要求把自己的长发剃光，捐给“爱之锁”。瑞秋的妈妈萨曼莎·保罗回忆道：“那是她第一次剪头发——她的头发已经留得很长了，但她说想帮助得了癌症的孩子。”剪掉头发后，瑞秋宣布，她要重新把头发留长，过几年再捐给“爱之锁”。她确实是这样做的。瑞秋发现，奉献令她感到极大的满足，正是这种满足感促使她急切地在“慈善之水”网站上建立了生日募捐页面。但是，每当瑞秋满怀希望地上网查看自己的页面时，却总是看到捐款额增长缓慢，低于目标，这令她备感沮丧。

9岁生日过后不到六周，悲剧发生了。家人载着瑞秋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两辆卡车相撞，一辆撞进高速路，造成十三辆车连环相撞。贝克维斯一家的车子也在其中。车上其他人并无大碍，但瑞秋伤势严重。接下来的几天，朋友和教会的教友们一面安慰瑞秋的家人，祈祷她早日康复，一面寻找更加实际的方法和这家人共渡难关。他们想起了瑞秋的生日捐款行动，开始在她的“慈善之水”网页上捐款。捐款额不断攀升，超过了300美元的目标，然后又超过了1000美元。尽管不知道昏迷中的瑞秋是否听得见，但守在病床前的家人不久就低声告诉她，她募集的金额超过了贾斯汀·比伯在“慈善之水”上的庆生善款47544美元，创造了新纪录。“我想瑞秋可能暗恋他，但她从来都不承认，”萨曼莎说，“她知道的话，肯定高兴得发疯。”

事态越来越明显：瑞秋永远不会康复。一家人做出了心碎的决定，撤除维持她生命的机器。在家人深情的陪伴下，瑞秋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小女孩最后一次募款的传奇。这个传奇故事不断流传，世界各地的人们被这个女孩的慷慨之心感动，纷纷到她的网页上捐款，金额通常是9美元。一个5岁的女孩，把小猪存钱罐里所有的钱都捐了出来，一共2.27美元。萨曼莎动人地讲述了女儿的梦想，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她的演讲激起了更大的涟漪，捐款总额飙升至10万美元，然后又超过了50万美元。最终，瑞秋的募捐共筹得1265823美元，能够为37000人提供洁净安全的饮用水。社交网络让一个悲剧转变成一次胜利，一次对瑞秋生命和价值观的颂扬，它将跨越半个地球，拯救儿童的生命，促进他们的健康。瑞秋离世一年后，萨曼莎来到非洲。看到年幼的女儿为埃塞俄比亚那么多村庄带来的影响，她惊呆了。

瑞秋·贝克维斯想在9岁生日时筹得300美元，用以帮助“慈善之水”打井。（萨曼莎·保罗摄）

对一个母亲来说，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失去9岁女儿的伤痛。但是，萨曼莎欣喜地看到女儿创造的奇迹。村民们既为获得洁净水源手舞足蹈，也为萨曼莎失去爱女深感同情，这也令她非常感动。捐资打井并不能化解悲伤，但至少能让人感到苦中有乐，能创造出丰富的意义表达对逝者的缅怀，否则，瑞秋的离去不免会令人愤怒地感到，这只是生命随意的安排。“有时，我真的感到难以承受。我对一位妇女讲了我们的经历，她也是个母亲，听完就哭了。她真心地被瑞秋想做的事感动了，也深深地感激瑞秋。她告诉我，她给孩子们讲了瑞秋的事，教他们懂得爱和奉献。这些人拥有的远比瑞秋少得多，听到他们也从瑞秋的故事里学到奉献和无条件的爱，真的非常、非常感人。”汽车驶出村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萨曼莎蜷起身子，放声大哭。

莱斯特·斯特朗（Lester Strong）的童年与众不同。三年级时，老师告诉莱斯特的父母，说他在学校成绩差，基本上是教不好了——校方用了“智障”这个词，称家长不应该再“浪费时间”让莱斯特接受正规教育，他只适合从事体力劳动，顶多能学会独立生活。老师把莱斯特的课桌搬到走廊上，对他不闻不问，羞辱他，骂他是朽木不可雕的笨蛋。斯特朗家有八个孩子，住在匹兹堡郊外，莱斯特的父母分身乏术，帮不上什么忙。他的父亲只受过八年教育。莱斯特似乎只是又一个永远得不到优质教育的黑人男孩。

莱斯特·斯特朗。（帕特里夏·热里多摄）

幸运的是，莱斯特还有三位老师：一个剃头匠，一位牧师，以及一个朋友的母亲。他们都告诉小莱斯特，他能学习。晚上，他们检查他的作业，从他的成绩单里搜寻希望的征兆，告诉他在学校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他们告诉莱斯特，他能做到。这些成年辅导老师改变了莱斯特的生活。最终，他留级重读了一年。此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四年级成为优秀生，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获得了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进入戴维森学院，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深造。他进入电视行业，成为记者和制作人，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波士顿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

晚年的他，开始追求更大的成就。“我感到一种吸引力，呼唤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回报社会，”莱斯特说，“我不想看到孩子们被当成没有未来的人，可以说，过去的我就是这样的孩子。”于是，60岁的莱斯特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生涯，管理“经验服务队”（Experience Corps）。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年龄都在55岁以上，他们辅导小学生，就像辅导小莱斯特那样。

“我知道一个长者真诚付出的爱心和一丝不苟的关注，对一个还不习惯接受它们的孩子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力量。”斯特朗说。

“经验服务队”目前有1700名志愿者，在全美范围内辅导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三万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校。每名志愿者负责一个学生小组，在整个学年内，每周完成15小时的辅导，教会孩子们使用图书馆，挑选书籍，尤其是教会他们感受阅读的快乐。

加里·斯卢特金（Gary Slutkin）医生回到家乡芝加哥后，焦虑不安。这个满脸皱纹的传染病专家在旧金山和非洲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与肺结核、艾滋病和霍乱作战。但是，长期待在难民营已令他疲惫不堪，婚姻也支离破碎，是时候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了。接下来该找份什么样的工作，他完全摸不到头绪。

开始求职后，斯卢特金对芝加哥的黑帮暴力逐渐耳闻，听说了10岁的孩子枪击同龄人的事件。这确实令人震惊，但听起来与索马里以及他了解的其他地方也不乏相似之处。斯卢特金开始研究街头暴力，潜心阅读凶杀案和枪击案曲线图。在这个流行病学家看来，暴力案件的曲线图和传染病的曲线图惊人相像。

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利用自己在传染病方面的特长，解决美国城市间的街头暴力现象。（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摄）

“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一种传染病。”斯卢特金说。他越是深入审视城市暴力，就越是深刻地感到，它一直被错误地诊断为单一的犯罪问题，而在很多方面，它更像是一种接触传染病，与霍乱和麻风病没什么两样。和其他传染病一样，街头暴力的传染取决于其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或社区里的暴露。他认为，“暴力传染病”不仅是一种比喻，在某种程度上，凶杀案的传播确实和传染病如出一辙。

斯卢特金发现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传染病后，立即决定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抑制传染。他发起了一个名叫“治疗暴力”（Cure Violence）的组织，找来刑满释放人员和金盆洗手的黑帮成员，像疾控工作者控制传染病那样，深入社区，阻断暴力传染。有人遭到枪击时，他们就赶往医院病房，劝说受害人不要实施报复。他们收集凶杀威胁情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更宽泛地说，他们试图改变社区的规则，让滥用暴力的人受到鄙视，而不是尊敬。“暴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也能成为被抛弃的行为。”

近几年，“治疗暴力”的模式已经传播到美国其他城市和国外，甚至传到了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细致的评估显示，“治疗暴力”能够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将严重暴力行为的数量减少四分之一或更多。加里·斯卢特金认为，如果获得充足的资源，经过微调的模式能够将凶杀案发生率降低70％。

瑞秋·贝克维斯、莱斯特·斯特朗和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寻找创新和有效的方法回馈社会，反映出我们表达仁善之心的渴望。我们希望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而途径之一，就是与一个高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相连。本书介绍了在美国和国外利用研究成果、实证策略和天才创意来阻止暴力、促进健康、发展教育、传播机会的创新者，并展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我们着重描写的人们，有的募集或捐献资金，比如瑞秋和她的家人，以及从这场悲剧中汲取力量的支持者；有的是组织者，比如斯卢特金和斯特朗；还有很多是冲在最前线的步兵。在一场用新的智慧、方法和经验减少贫穷和不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变革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美国孩子辍学到非洲肠道寄生虫疾病，很多令人欣喜的全新应对方法已经诞生，能够为众多问题带来改善。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20世纪的很多社会问题都看似无法解决，难以根治。我们探索火星，把移动电话装进腕表，却不能保证市中心贫民区家庭的安全；我们能测定胶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能设计出会开车、会互动，还能击败象棋大师的机器人，却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在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战斗中，我们败下阵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长大的男孩更有可能进监狱而非上大学，这是一种不正确也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却举起双手，向贫民区的形势投降。暴力和贫穷，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芝加哥，都依然是严峻的现实。

担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期间，我们结了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最乱的街区为打击暴力出力，或者在学校当志愿者。我们大部分人只付出零星的努力，比如在这里或那里捐些钱。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两人也有必须得保住的正式工作，为抚养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这导致我们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方式寻找高尚的使命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定期去教堂，将支持献给某个宗教机构的人，而且，虽然我们想伸出援手，但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从非营利组织铺天盖地的吁求中做出选择。基本上，我们对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国内外的人们感到困惑。因此，我们考察了怎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影响，怎样才能帮助一个机构做出有效的改变。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

在最慷慨的人中，美国人民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也许并不是最最慷慨的。“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试图测量各国人民的慷慨程度，虽然每年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已有超过五年时间，澳大利亚荣登榜首，爱尔兰其次，美国位列第三。在美国人每年捐献给慈善事业的3150亿美元中，大约四分之三来自个人捐款。慈善超越了社会阶层，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层尤其慷慨。位于收入最底层的20％人群，捐款额占到收入的3.2％，显著高于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捐款收入比（1.3％）。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年为慈善捐款，男性、女性和儿童平均每人捐款约1000美元。

然而，帮助他人远比看上去困难，仅凭一番好意是不够的。人们捐钱时很少像赚钱时那么机灵，坦率地说，很多善款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我们决定，把目光投向“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机会”这个话题，因为人才易觅，机遇难寻。我们在肯塔基的房车停车场，在达尔富尓的大树下，在缅甸偏远的山区陋屋里都曾偶遇过了不起的天才。扩展机会的障碍之一，是世界很多地区对妇女和女孩的压迫，我们在上一本书《天空的另一半》（Half the Sky）中讨论了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宽，考察要获得机会所面临的其他障碍，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很显然，很多善举并不涉及争取机会：赞助面向晚期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服务，保护受虐待的动物，支持艺术创作，为教堂或寺庙捐款，或者本着喜愿基金会（Make a Wish Foundation）的精神，帮助癌症患儿实现心愿等，都是值得赞扬的努力，我们也很赞同。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挑战：传播机会，从而使一个人的未来能够不再完全依赖“出生彩票”。全世界每年出生的孩子里，几乎有一半要和他们的出身抗争。比如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降生的女孩，无法进入好学校；比如在索马里或巴尔的摩帮派横行的街区出生的孩子，生来就陷入暴力的旋涡。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对他们来说格外困难。他们是失败者，这个世界也是，因为它夺走了孩子们所能做出的贡献。传播机会，让孩子们蓬勃成长。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治疗贫穷的症状（仅美国一个国家自1965年以来在经济情况调查上就已花费了20万亿美元），其中很多的确是必需的。然而，更重要的挑战是根治潜藏的病因，而我们这些赢得出生彩票的人似乎有责任利用我们的好运，帮助消除这些根本性的不公。

好消息是，对于如何带来改变，专家们正在形成更完善的理解。研究者们开发出新的实证方法，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开始评测并追踪成果，关于怎样更好地创造改变的新兴科学正在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门学问，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最近才得以使用的、确定的干预，捐款正在产生影响。援助组织“证据行动”（Evidence Action），以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 Karlan）等发展经济学家近期的研究为基础，计划每年向非洲或亚洲的每个儿童提供50美分，用于为他们驱虫。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并更有可能去学校上学。因驱虫而获得的健康和教育，将使一个孩子在成年后收入增加20％。今天，实现它只需要每周捐出1美分。每得到1.98美元捐款，“证据行动”就能提供一台氯化器，使一个贫困家庭得到一年的洁净饮用水。现已证实，这个方法能够将痢疾发病率降低40％，而痢疾正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你更倾向于帮助美国孩子，只需25美元，就能通过相关项目联系到一位吸烟的美国孕妇，向她解释吸烟对胎儿的危害，促使14％的吸烟孕妇戒烟。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对男性胎儿未来的行为产生长期影响。母亲在怀孕期间抽烟，生下的男孩成年后入狱的概率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减少孕期药物滥用或帮助青少年避孕的行动，将为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利益。

每年捐款20美元，你就能帮助一个贫穷的美国孩子在看儿科时获得医生开出的“阅读处方”和童书。这个项目叫作“伸出手，一起读”（Reach Out and Read），由一群医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发起，向幼儿发放图书，并建议家长为孩子念书以促进儿童的脑部发育。这个项目极大地增加了儿童的词汇量和家长定期为孩子读书的时间。这些办法并不是让问题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的魔棒，但它们经过严格测试，操作简单，能有效瓦解我们面前的挑战。换句话说，它们是通往机会之路。

今天，通过互联网见证捐赠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容易了。社会企业家创立的众多组织已成为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的桥梁。美国青年康纳·博安大学毕业后去欧洲的滑雪胜地打工，赚取自己的滑雪费用。后来，他想“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就在1996年另找了一份工作：去海地的高中教英语。在康纳教书的学校，最出色的女孩是埃斯蒙德·约瑟夫。听说她毕业后要去参加文秘课程，康纳困惑不解，问她为什么不设定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埃斯蒙德解释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是连小学也没有读完的父母无力负担她上大学。康纳借给她30美元，以便她能够申请一所医学院（在海地，学生们本科就进入医学院了）。她被录取后，康纳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她支付每年3000美元的学费。埃斯蒙德自己也竭尽全力。她常在烛光下学习，有时为了省下12美分的车钱，步行5公里去学校。为了帮助更多像埃斯蒙德一样的学生，康纳发起了“海地教育和领导力计划”（Haitian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HELP，意为“帮助”），为以全A成绩毕业的海地优秀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为了让这个计划持续下去，奖学金领取者要承诺，毕业后工作的前九年内，将薪水的15％回馈给HELP。目前，已有超过150名学生依靠HELP的奖学金进入大学，而埃斯蒙德已经是一名医生了。

伸出援手所收获的好处是双向的。受益的不只是埃斯蒙德这样的学生，还有那些帮助他们的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正在了解世界以及国外的公共服务，因为他们的学校就在资助贫穷国家的学校，有的甚至在当地盖起学校。通过名为“柬埔寨世界援助”（World Assistance for Cambodia）的组织捐款45000美元，就能够在柬埔寨盖一所有三间教室的学校。其他美国人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切入点。在海地的一家旅馆里，来自加州洛斯阿图斯高中的老师赛思·唐纳利偶遇了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蕾阿·多尔。邂逅引出持续不断的交往：洛斯阿图斯中学为多尔给海地贫困学生开办的新学校募集了20万美元。向我们展示新学校时，多尔说：“没有洛斯阿图斯的学生们，我们永远都办不到。”每年夏天，洛斯阿图斯高中都组织一批学生来海地，和同龄人见面，帮助他们学习英语。说洛斯阿图斯的学生和海地学生收获一样多，未免太轻率，但毫无疑问，这种交流让加州的中学生有了审视世界的新视角，而这是他们在课堂上永远都学不到的。

今天，援助项目的运行更加顺畅，往往也更加透明，这是因为像多尔这样土生土长的项目领头人越来越多，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比外国来的援助工作者花费少得多。无论是在纽约布朗克斯，还是在海地贫民区，当地领头人能争取到社区对新项目的支持，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的价值。

津巴布韦。特芮莱·特伦特在她创建的学校前与学生们交流。（茨万吉拉伊·穆夸齐摄）

我们曾写过特芮莱·特伦特的故事，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只念过一年小学。而现在，她创造出了一些新东西。特芮莱11岁就结了婚，丈夫殴打她。她遇到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乔·勒克（Jo Luck）时，还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民。勒克让她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特芮莱写下了去美国学习的志向，她要念大学，当学士、当硕士，甚至要成为一名博士。然后，她把写有目标的那张纸裹在塑料袋，塞进锡罐里，来到她放牛常去的地方，把罐子埋在一块石头下。她开始参加函授课程，表现出色，最终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录取，并得到奖学金。拿到学士学位后，她回到津巴布韦，挖出锡罐，拿出心愿纸，画掉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她飞回美国读硕士，拿到学位，又回到家乡挖出罐子，画掉第二个目标。终于，2009年，她在西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再次回到津巴布韦的牧地，挖起罐子，画掉了最后一个目标。

现在，特芮莱·特伦特博士和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合作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也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她创立了一个基金会“Tinogona”——意思是“梦想能够实现”——这也是她自己的信条。2014年，她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当特芮莱向津巴布韦的家长和孩子讲述让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时，当她计划在偏远的村子开办更多学校时，她的信誉远远超过任何外来者。

成功人士往往鄙视穷人或无家可归的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通过脑部扫描展示出，具有较高成就的人看到穷人的画面时，大脑会将穷人当成物品而不是人类的图像处理。成功者有时将贫穷视为道德上的失败，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未来做出牺牲，遵纪守法，就能创造自己的好运。然而，如果你的母亲是个酗酒的少女妈妈，你一生下来就带着酒精造成的严重伤害，这条路就难走得多。同样，如果你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街区，你疲惫焦虑的单亲妈妈骂你多过抱你，你面前的障碍恐怕也难以跨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在3岁半之前受到的养育方式比智商更能预测出他们的高中毕业情况。

因此，结论就是，终结贫穷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是那些生来贫穷的人。就像沃伦·巴菲特说的一样，出生决定命运，我们人生的结果往往依赖于一张“卵巢彩票”。我们大谈美国梦，但来自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孩子，12个中只有一个，奋斗一生才有机会跻身收入最高的20％阶层，而在阶级意识强烈的英国，这个比例是八分之一。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深入挖掘贫穷的循环和教育赤字——后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们也将检视那些已经证实能够打破循环的策略。正如我们所见，早期干预——从怀孕和婴儿时期开始，持续整个学前阶段——对打破贫穷的循环尤为有效。我们过去的努力之所以常常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来得太晚。

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曾提出一个令人折服的观点：衡量一个社会的公平时，要在“无知之幕”下考虑。也就是说，降生在这个社会时，我们不知道母亲是投资银行家还是未成年少女；生在绿树成荫的郊区，还是帮派横行的内城；健康还是残疾；聪明还是迟钝；享有特权还是低人一等。这是一个狡猾的分析工具。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需要进入保育学校的失养儿童，我们当中还会有谁反对为它提供资金？我们应当记得，一个人是享受家庭的幸福还是流落街头，二者间的差别不仅仅是由我们的道德水平或自律决定的，更是由运气、大脑化学、教养方式、基因和外界援助的复杂组合决定的。我们也该承认，生活的成功反映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进取心和意志力，也有机遇和早期教育，同情心更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文明的标志。

我们的挑战是，培养出一种利他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化，让人们形成社会参与的本能。这就是说，不分你我，只有我们。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过去250年来，我们在扩大同情心方面的进步是惊人的。第一次为别人争取利益而非为自己索取更多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废奴运动。第一次针对全球贫穷问题的国际救灾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成形。（人们的同情是有限的：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奥斯曼帝国苏丹捐献的赈灾款不要超过一万英镑，因为这会让她区区2000英镑的捐赠相形见绌。）今天，几乎每所大学的公告栏里，都能见到为异国困难人口吁求的海报，但从历史上看，这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今天的人们对小鸡和母牛的关心，也许远胜过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奴隶和外国人的关心。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就是日益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倡导者，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歌手波诺（Bono）与他志同道合，他们身后，还有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捐赠者和志愿者队伍。

有时，人们认为这个领域令人感到心灰气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世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有多少来源于消除不公和不义、消灭奴役和饥饿的运动？单说过去这一代人，反醉驾母亲协会（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推动改变了酒驾的观念，每年挽救数千条生命。环保人士成功禁止了含铅汽油的使用，减少了脑部正在发育的婴儿暴露在含铅环境中的概率，将美国和国外儿童的平均智商提高了几分。避孕措施的改善和普及，使美国青少年的生育率自1991年以来降低50％以上。儿童死亡率也经历了一场变革，在儿童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注射疫苗、治疗痢疾、补充微量元素以及加强营养，已经使全球儿童死亡数量从1966年的2000万减少到现在的660万。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消除极度贫困。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极度贫困就是大多数人面对的生活状况。巨大的挑战和巨大的不义依然存在，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些进步提醒着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将获得什么。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完美的工具，也没有无尽的资源，但如果投入爱心和思想，我们能做得更好。

我们两人撰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加入我们，推动世界的进步。在本书中，我们首先将尝试解答很多人都存有的顾虑——捐赠或志愿活动是否真能带来改变。我们也将探寻，社会变革的领袖和执行者们是如何反思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人的。在有些案例中，这意味着支持新的方法，比如采用营利公司模式，创造财富，使改变得以持续。

说起慈善，人们总免不了冷嘲热讽。有些也的确切中要害，然而，这些缺陷不足以阻挡一个人追求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每章的附言中，我们将着重描写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来说明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谈论帮助他人很容易陷入乏味无聊的多愁善感，甚至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但是，最有力的反驳是，伸出手，尝试去帮助，特别是当我们把这当作一项社会活动的时候，它就不是特蕾莎修女式的自我牺牲，而是满足感甚至喜悦的源泉。过去几十年来，堆积成山的证据已经表明，社会行为，包括帮助他人，能够促进精神和身体健康，延长寿命。一项跟踪7000人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同等健康条件下，社会联系最少的人，其死亡率比社会联系最多的人高出两倍多。也许正是深植于每个人体内的社会因素，解释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渴求。我们想找到目标，传承衣钵。

当然，我们也在积累实践依据。在患有冠心病的成年人中，社交上处于孤立的病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2.4倍。社交孤立加快了雌性老鼠的衰老，使它们的乳房肿瘤增加，寿命缩短，不过目前我们尚不能清楚，社交孤立是否对人类具有类似的影响。近期的研究表明，社交孤立背后的生物学过程是，隔绝使慢性炎症增加（特别是男性），这些炎症引发健康问题，导致死亡。当然，社会交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通过奉献助人：加入一个乡村俱乐部也可以。但证据显示，与帮助他人有关的社交活动特别有益健康，并令人感到满足。利他主义既是健康的动力，也是幸福的动力，而它似乎就深藏在人类的神经化学之中。

实验发现，就连还不会说话的幼儿也试图做出利他行为。他们会安慰看起来手指受伤的成年人（甚至主动和成人分享一个泰迪熊）。扫描伤者和目击者的脑部时可以看到，二者脑部被激活的区域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神经学的层面上，看到他人受苦令我们感到痛苦。当我们得到礼物、享受美食、调情或做爱时，大脑的“快乐中枢”在扫描图中就会亮起来。我们两人接受了脑部扫描，检测我们在进行慈善捐款时快乐中枢的活动情况。啊哈，扯远了。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忙碌的、物质的生活中，帮助他人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满足感的巨大来源。几乎没有更自私的享受能超越利他主义带来的快乐了。

所以，不要把回馈社会想成无聊的减税手段，而该把它当作为生活注入意义、奇迹和欢笑的机会。通过举办晚宴，比如“妇女餐会”（Dining for Women），或在酒吧开派对，还有用“啤酒换图书”（Beers for Books）来帮助他人的组织已经出现。类似的计划不计其数，针对小学生、老年人和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每个人。

在试图创造改变、创造更有意义更令人满足的生活时，上一代人除了直觉，几乎无所依靠。当时，“回馈社会”是属于12月的活动，是弓着腰签支票，全凭猜测所做的事。近几年来，如前所述，神经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层出不穷的严格实验，让我们对在全世界创造机会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看到了通过奉献获得个人满足感的光明前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名句作为书名。现在，脚下已有了路，指引我们如何为周遭的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一条希望之路，也是一条满足之路：像往常一样，我们从试图鼓舞他人开始，以自己收获力量告终。

沧海一粟

一个人就能创造一点改变，每个人都应该尝试。

——约翰·F．肯尼迪

拉希达·亚也是个来自西非国家尼日尔的女孩，生下来就患有世界上最常见的先天缺陷之一：内翻足。大约每1000个婴儿中，就有一个孩子有畸形足缺陷，一只脚或双脚向内弯曲。事实上，尼克的母亲珍·克里斯多夫出生时就有一只脚是内翻畸形。不过，在美国和欧洲，医生只要把婴儿的脚固定在矫正石膏夹里待上一个月，然后，很快地，畸形足就治好了。因为具备有效的治疗手段，并且不会留下持久的外形损毁，我们西方人几乎从来都见不到内翻足，也就不知道这种缺陷有多么常见。直到写作这本书时，我俩才知道珍的脚曾是畸形。之前我们根本不会往这儿想，因为即便在80岁的高龄，她还是个活力充沛的竞走爱好者。

这种情况在西方不胜枚举。克丽斯蒂·山口（Kristi Yamaguchi），奥林匹克金牌得主、花样滑冰运动员、优雅与美丽的化身，出生时有一只内翻足；米娅·哈姆（Mia Hamm），其在国际女子足球赛中的进球数曾创下历史纪录，有内翻足；查尔斯·伍德森（Charles Woodson），曾赢得海斯曼奖的全美最佳球员、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绿湾包装工队队员、超级碗冠军，也是内翻足。曾患有先天内翻足的美国职业运动员太多了，以至于洛杉矶巨人队宣称，他们是先天内翻足运动员数量最多的球队！

内翻足的婴儿如果不治疗，到了成年，也就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或工作。（图片由CURE提供）

然而，在贫穷国家，拉希达这样的孩子往往得不到矫正治疗。他们行走困难，严重者站不起来，被诬为残疾，甚至受到诅咒。有内翻足的孩子通常不会被送去上学，结婚或工作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他们通常沦为羞辱和作弄的对象，以乞讨为生——只是因为缺少仅需250美元的医疗干预。

我们都会收到铺天盖地的邮件，呼吁我们捐款50美元、75美元，甚至250美元。我们想伸出手帮忙，但是今天世界的问题，从美国市区的黑帮暴力，到印度的疾病，如此无情又势不可当，令我们畏缩后退。一丁点儿少得可怜的捐款，能做成什么好事呢？

其实，近年来，越来越显见的一点就是，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就能为治愈疾病、改善营养不良带来帮助，革新也使各种组织在挽救生命、消除贫困方面越来越有效率。从疯狂歹徒的枪口下勇救市民的警察当然是光荣的，不过，拯救生命的办法还有许多。肯尼亚曾按照最严格的证据标准，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做过一项研究。研究表明，每收到284美元的捐款，“非洲小鼓”（TAMTAM Africa）组织分发的蚊帐，就能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用这么少的资金实现这样的效果，这种案例也许难以复制，但很多干预方式，比如给孩子补充维生素A、锌或其他微量元素，分发蚊帐，注射疫苗，都能通过几千美元或更少的花费，挽救一条生命。比尔·盖茨说，他的基金会每花费2000美元，就能救活一个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经济学家苏珊·E．霍顿（Susan E．Horton）是这方面的计算专家。她指出，就算成本更高，这也是一笔划算的廉价交易：“用5000美元拯救一个生命，仍然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些项目不仅挽救了孩子们的生命，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健康。比如，价值5000美元的蚊帐就能防止大量儿童生病和发育不良；用一笔钱为孩子们补充维生素A，就能避免他们失明。很少有比为孩子的健康投资——比如改变拉希达·亚也一生的外科手术——更划算的买卖了。

当住在加州威尼斯的肖珊娜·克莱恩收到美国援助组织“第一步”（FirstStep）关于儿童内翻足的信时，她立刻被吸引了。她的邮箱总是塞满为世界各地的人寻求帮助的信件，但打开“第一步”的小册子时，里面的照片吸引了她，因为她自己出生时就有一只脚是严重的内翻足。家里人说，当肖珊娜的第一个儿科医生告诉她的父母，她永远不能行走时，“他们真的崩溃了”。虽然对幼时的经历毫无记忆，但她说：“我小时候有两万张那样的照片，脚上都套着讨厌的石膏绷带！”

讨厌的石膏绷带矫正了克莱恩的内翻足，高中和大学期间，她的体育成绩都很出色。“我不但拥有了正常的双腿，而且成了运动健将，”她说，“一想到其他国家还有不能矫正、治愈内翻足的状况，我真的被触动了。”“第一步”的信是白涧龙（Brian Mullaney）写的。白涧龙是唇腭裂专项基金会“微笑列车”（Smile Train）的创始人之一，肖珊娜听说过他，也钦佩他，于是她寄出了250美元的支票。

加州人肖珊娜·克莱恩小时候曾患过内翻足，后来她决定要帮助全世界那些像她一样的人。（图片由苏珊·克莱恩提供）

肖珊娜告诉我们：“这件事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关心它，希望为它出一份力。”“第一步”把这笔钱转给宾夕法尼亚州的CURE，这个成立于2010年的慈善组织已经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设了一家治疗内翻足的医院。尼日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绝大多数内翻足儿童永远都无法得到救助。我们去尼亚美访问这间医院时，院务主任穆塔里·马拉姆·萨迪说：“你们走到街上，就会看见很多内翻足的孩子在乞讨。他们从来没上过学，只能成为家里的一种灾难。久而久之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地位，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只能乞讨。”

同样的命运似乎很可能降临在拉希达身上。她双脚畸形，出生在尼日尔西部边境靠近布基纳法索的偏远农村托罗迪。托罗迪是个由茅草屋、几口井、一个泥造清真寺，以及一片片谷子地组成的小村落。没几个农民识字，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很多年来，托罗迪的内翻足孩子，没有一个接受过医疗救助。在这个重男轻女现象尤为严重的国家，拉希达似乎注定只能成为又一个不能行走、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的人。

“我以为女儿再也不能痊愈了。”拉希达的父亲亚也·阿马对我们说。他是个农民，也卖茶叶。一开始，他接受了现实，将拉希达的情况当成命运的安排。但是，亚也只有三个孩子，比村里其他人的子女少得多，而活泼热情的拉希达也越来越讨人喜爱。一想到女儿可能被人嘲笑，或被迫沦为乞丐，他的心都碎了。他带着女儿去找当地的医生。医生束手无策，但他告诉亚也，听说尼亚美新开了一家外资医院，能治内翻足。希望渺茫，但亚也决心找到这家医院，请求他们帮助两岁的拉希达。他向朋友们借路费，却遭到嘲笑。

尼日尔。父亲抱着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小拉希达。她会正常地长大上学。

“大伙儿对我说，这是白费钱，”亚也说，“没人帮忙。”但是他太爱这个女儿，不能放弃。于是，他把其他两个孩子留在村里，由妻子照顾，自己带着拉希达登上了开往尼亚美的巴士。亚也进了城，走了好几里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CURE医院。他走进去，一眼就看到几十个和拉希达一样的孩子，有些孩子基本上已经治愈了。亚也有了拥抱希望的勇气。

对这个家庭来说，治疗所需的250美元是个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但是肖珊娜·克莱恩的捐款负担了全部费用。医生把拉希达的脚裹上石膏绷带，稍稍夹紧。随后七周内，医生连续使用六副石膏绷带，然后，拉希达接受了一个简单的肌腱切开术：局部麻醉，在跟腱上开一个口子，以便双足进一步打开。克里斯·卡特医生完成了手术的主要环节，他的妻子、外科护士丹妮尔在一旁握着拉希达的手安抚她。克里斯是来自加拿大的骨科医师，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非洲做传教医生。20分钟后，拉希达双脚套上了最后一副石膏绷带，几天后就可以取下来，那时她的治疗便告结束。很快，她被抱到医院的院子里，坐在爸爸的腿上，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亚也和女儿看上去都心满意足。

“我相信她会完全康复的，”亚也说，“我太爱这个女儿了，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一位加州妇女通过250美元改变世界另一端生命的故事。回到托罗迪，拉希达很快就能正常地行走、跑步、去上学，成为当地第一个被治愈内翻足的孩子。她是一个探路者，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将跟随她的脚步。之前注定成为乞丐的村里人以后也能当老师，做护士，甚至成为村里的领袖。克莱恩的捐款将在这里激起涟漪。对我们来说，看到250美元就能实现这样的改变令人鼓舞。这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个机会。

并不是每笔善款都产生和肖珊娜·克莱恩的捐赠一样的影响，我们也并不想掩盖有效利用善款的困难。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怀疑论者，比如杰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担心，在创造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援助是否有效。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慈善“产业”有诸多缺陷，其中一点是，最慷慨的捐献并不以最需要的人为目标。慈善捐款最大的接受者是教会，然后是大学和教育机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看到，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在探索宗教捐款有多少份额投入针对穷人的援助，捐给大学的奖学金有多少拨给贫困学生，却发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的善款还不足总捐助额的三分之一时，难免感到困惑不安。

整个美国的慈善机构雇用了1300万员工，每年收入1.5万亿美元，其中不只有捐款，也有针对无家可归者或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政府计划拨款。这意味着，慈善产业占到总体经济的10％，是国防的两倍。规模如此庞大的产业却缺少监督和审计，在包括教会在内的1400万个美国慈善组织中，有些机构除了让创立者大发横财外，一事无成。

我们的教训是，签支票的时候要小心，为慈善机构捐款，要像花大价钱买东西时一样谨慎。假如你打算买一台大屏幕电视，大概会事前做一番研究，确保物有所值。捐款时也该这么做。提防那些名字和著名非营利组织雷同的机构，也要留心对背景和善款用途的含糊其词。你还可以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站（www.ftc.gov/charityfraud）上查询，以防遇到诈捐。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列出一些有关慈善捐款的具体办法。不过，也一定要记住，虽然有诈骗风险，但是把钱捐给对的地方，就有可能创造巨大的影响。

写支票并不是唯一的救助方法。献血，或花一分钟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也是回报社会的方式。做志愿者也是重要的途径，这尤其令人感到满足，因为你能亲眼见到因你的努力而获益的人们。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愤世嫉俗或出于功利的动机才开始做志愿者的，比如有些高中生认为，如果他们展示出服务的热情，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就大一些。但是，当这些来自富裕地区的孩子真的接触到比他们不幸的人，并努力去帮助后者时，他们有时会发现，做志愿者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带来了深深的满足感。在美国，志愿服务一直是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方式。在www.idealist.org和www.omprakash.org两个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精彩的志愿活动。

很多志愿者每周都花几个小时参加一个名为“公民学校”（Citizen Schools）的课外活动项目，辅导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引导他们走上通往大学或职业生涯之路。年纪大的人在“经验服务队”寻找志愿活动的机会，年轻人则从慈善组织“做点事情”（DoSomething.org）那里得到不少启发。还有人去监狱教艺术，或者通过“伸出手，一起读”报名，在候诊室里给处境危险的孩子读书。来自低收入社区的问题孩子，身边没有足够多的行为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的支持，亟需管理。“大哥哥大姐姐”（Big Brother and Big Sister）项目就是发挥影响的一个渠道，这种影响是金钱买不到的。有一种全新的计划让志愿行动更加简便易行，这就是“在线导师”（iMentor）。“在线导师”将大学毕业生和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结成辅导伙伴，使双方的交往得以持续多年。辅导老师和学生可以在网上交流，也可以线下见面，或通过电子邮件通信。这个计划的初衷是帮助高中生了解大学，熟悉申请流程。1999年以来，“在线导师”已经为超过11000名学生配备了辅导老师，让他们感受到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随处可见的。

除了捐款和志愿服务，创造改变的第三种主要途径是倡议，它和前两种方式一样重要。我们有无数的机会通过倡议表达对他人的支持。我们需要以大规模实证为基础的创新项目——不论由政府还是其他组织执行——也需要用更高明的游说来实现它们。像ONE这样的倡导组织就能为你提供巧妙的指导，帮助你联系到想找的议员，然后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我们曾问过一位全球卫生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如果他有一个基金会，会把100万美元用在什么地方？是促进儿童营养的微量元素补剂、疫苗，还是蚊帐？“我会用这笔钱搞一场大型公益广告活动和一场游说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他说，“人们不了解这些紧迫的需求，我敢肯定，我可以用100万美元，为这个目标筹集到1亿美元。”这么说不无道理。为什么美国每年在农业计划上花费超过200亿美元，而在教育，特别是对两岁以内儿童至关重要的早教上，花费还不足40亿美元？对美国的未来而言，玉米和大豆真的比我们的孩子还重要吗？当然，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农商企业的游说来势汹汹，为脆弱的孩子们进行的游说望尘莫及。因此，美国不仅需要为无家可归者递上热汤的志愿者，更需要通过ONE这样的组织要求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州长、立法委员和市长给予孩子更多重视的志愿者。

名不见经传的“结果”（RESULTS）是个很有效率的倡议组织。1980年，为全球饥饿问题而忧虑的音乐家山姆·达利-哈里斯（Sam Daley-Harris），有感于针对这一问题的政治压力严重不足，成立了“结果”。达利-哈里斯相信，大体上，很多美国人是关心世界苦难的，只是不知道怎样将关心转化成改变，因此，他创建了公民倡议平台“结果”和兄弟组织“结果教育基金会”（RESULTS Educational Fund）。这两个机构招募公民游说者，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了解全球和国内的贫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指导他们给编辑写信，和报纸编辑部见面，撰写社论；给国会办公室写信、打电话，和国会议员见面，用专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结果”的志愿者最早发动的大型运动之一，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生存革命”项目谋取来自草根阶层的支持。“儿童生存革命”使用疫苗和口服补液来治疗、挽救儿童的生命。1000名消息灵通的“结果”志愿者和报社人员见面，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有100篇文章见报。美国对世界各地儿童生存项目的资金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2500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年6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志愿者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在儿童生存方面已累计花费50亿美元，成果之一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量从每天41000名降至每天18000名，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有将近840万个生命得到救助。当然，“结果”的倡议运动不是实现增长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带来了改变。作家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是全球变革推动者的记录者，他认为“结果”在促使国会关注“全球性杀手”肺结核病上带来了变革。

“我参与到结核病项目里，是因为一群‘结果’志愿者到俄亥俄的奥柏林和梅迪纳来找我，”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他们很有说服力，见多识广，而且非常坚决。”结果是，用于肺结核防治的联邦资金从1997年的每年100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年近2.5亿美元。尽管这并不完全归功于“结果”，但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都说，“结果”在促进拨款增加方面功不可没。目前，美国已经累计投入18亿美元，用于治疗这种一度被忽视的疾病，再一次挽救了百万人的生命。

在全美扩大学前教育是“结果”迎来的新挑战。“结果”向国会施压，在1999年的后衰退时期经济刺激计划中，为“开端计划”（Head Start）和“开端计划早期项目”争取到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拨款。从那时开始，“结果”一直在为维持招生所需的资金投入进行游说。“结果”在全美100个城市设有分会，覆盖全部国会选区，并已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

倡议也许听起来很乏力，和前线的援助英雄相比，倡议者显得很苍白，足不出户的倡导求助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浅尝辄止的业余人士。但是，为不能发声的人说话，和分发艾滋病药物一样，可以拯救生命。你写给一个政客的信不可能改变政策，这是真的；你也许不能解决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也是真的。但是，不要因此低估改善一个问题的价值，也不要忽视人权倡议帮助某一个人的价值。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帮助所有人，就以为我们不该帮助一个人。

这是一个身在罗马尼亚的波兰裔亚美尼亚难民教会我们的事，他的一生因为一张便条永远地改变了。这个男人名叫瓦迪斯瓦夫·克里斯多夫维奇。二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难民遍地，克里斯多夫维奇，试图借助一个车轮内胎游过多瑙河，进入南斯拉夫。才到河中央，内胎就进水了。游到南斯拉夫的克里斯多夫维奇大口喘着气，一上岸就遭到逮捕，被押往石棉矿边的劳改营。随后，又转往山上的劳改营。他在山里伐木的时候，当局正在研究该如何处理他和其他东欧逃亡者。几年过去了，南斯拉夫决定释放部分难民前往意大利，以此博取西方的肯定，同时枪决部分难民，以此向盟友保证，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依然是可靠的。

克里斯多夫维奇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下山，塞进一列牲畜运输车。挨在边上的犯人通过车厢的缝隙看见下一站的名字，大喊着告诉其他人。如果车是向西开的，他们也许正奔向意大利和自由，如果向东开，前途便是末路。

此时，克里斯多夫维奇早已设法联系上贝尔格莱德的法国大使馆，他用优美的法语申明自己遭到关押，并有亲人在法国的情况。于是，一位法国外交官给南斯拉夫政府写了一个便条，提到了克里斯多夫维奇和他的案子。便条只有寥寥数语，不过是简单的询问，却足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克里斯多夫维奇的列车向西驶去。一个星期后，犯人们抵达意大利，克里斯多夫维奇将死里逃生部分归功于法国外交官写的便条——后者从来不知道自己曾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克里斯多夫维奇历尽艰难，来到法国。他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但很快就憧憬更大的机遇。他认定，美国是收获机会的地方。巧合的是，他为玛吉·卡梅隆打扫房间。年轻的玛吉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当时因“马歇尔计划”在巴黎工作。他们渐渐成了朋友，玛吉催促父母帮助这个战争难民申请移民。尽管克里斯多夫维奇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卡梅隆夫妇还是决定冒险一试，成为了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移民俄勒冈的担保人。尽管他是天主教徒，波特兰第一长老会还是提供了赞助，一位教友还帮他在瓦尔塞兹市的伐木场找到一份工作。1951年，克里斯多夫维奇坐船来到美国，登上了开往俄勒冈的火车。

无论是法国外交官的纸条，还是卡梅隆一家的善良，都不能解决全球难民问题，但是他们给克里斯多夫维奇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来到波特兰后，瓦迪斯瓦夫·克里斯多夫维奇发觉他的名字在美国很难用，决定改成发音更加上口的拉迪斯·克里斯多夫。他就是尼克的父亲。

所以，振奋起来，听我们说：不要小看一封信的力量，或是对“沧海一粟”不屑一顾。我们就是这样填满了一片海洋，改变了一个个生命，创造了一个个机会。

穿一串珠子，改变生命

托尔金·韦克菲尔德（Torkin Wakefield）曾是“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长期从事援助工作。一天，她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德文·希巴德（Devin Hibbard）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散步，两人悠闲地在乌干达妇女米莉·阿基纳面前停下脚步，看她把回收的废纸穿成一串珠子项链。每颗珠子都是用从废杂志上撕下来的彩色纸揉捏粘贴起来的。珠子不上色，呈现纸张本来的颜色——有时，还能模模糊糊看见纸上的字。它们看上去非常可爱。母女俩和阿基纳攀谈，得知她的“商店”就在她家的泥巴房子外面。她们花了75美分买了几串五颜六色的珠子项链。过了几天，母女俩的项链得到一致好评，当她们说明珠子是贫民区“变废为宝”的成果时，更是获得大家交口称赞，这不免令她们意外。

托尔金·韦克菲尔德和女儿德文·希巴德，“穿起生命之珠”的创始人，她们佩戴的就是由废纸做成的首饰。（查理·斯坦伯格摄）

一个想法开始成形。母女俩再次来到阿基纳家中，买走了大约225串珠子，带回美国卖给朋友。美国人热爱珠子项链，于是母女俩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穿起生命之珠”（Bead for Life），在美国销售乌干达妇女制作的首饰，资助她们的生活。为了躲避海关扣税，母女俩拜托回国的朋友们把项链藏在箱子里走私回美国（她们后来才意识到，这么做毫无必要，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这些项链本来就是免税品）。然后，她们开始通过“珠子聚会”在美国销售这些首饰。“珠子聚会”和特百惠的理家会直销有点相似：一名女性把朋友们请到家里，女士们坐下来欣赏这些项链、手镯和耳环，然后以5美元到30美元不等的价格买下它们。现在，每年有几千场“珠子聚会”，参加人数超过10万人，每场聚会筹得的资金都足够负担三名乌干达女孩在寄宿学校一年的费用。“这不是施舍——我们完全反对施舍，”目前长驻乌干达的希巴德说，“这是我们女人真正努力奋斗的象征。”

“穿起生命之珠”这样的组织日渐兴旺，在想要伸出援手的人们和需要帮助的人们之间架起了桥梁。在慈善组织“全球捐助”（Global Giving）、非营利私对私小额信贷机构“成交”（Kiva）以及学生发起的“给予的学问”（Givology）网站上，你都能找到特定的受益人，接受你的捐赠或借款。如果你的兴趣在教育领域，可以通过“捐赠者的选择”网站（Donorschoose.org）资助困难的美国学生，也可以通过从刑讯室改建而来的SOPUDEP学校向海地太子港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这些组织提出了人们最卑微的要求，同时开辟了更深入了解国内外问题的途径。仅仅写一张支票并不可靠也乏味无趣，“穿起生命之珠”这样的团体，为人们以更亲密的方式参与救助活动提供了平台。

在乌干达，“穿起生命之珠”项目从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妇女和特别勤奋、特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妇女起步。从如何找到合适的原材料开始，参加项目的妇女得到细致严格的培训，制作高品质的珠子。杂志广告页和援助组织印发的小册子因为色彩丰富而备受青睐。回想起妇女们兴高采烈地用艾滋病防治手册制作珠子的场面，韦克菲尔德不禁皱了皱眉：“我只是希望这些小册子被剪碎之前，有人能看看它们。”制作珠子的妇女每月能收入200美元，一部分存进了她们自己的银行账户。妇女们现在拥有了受到保护的资产，也赢得了丈夫更多的尊重，男人再不能像掏光妻子藏在床下的钱罐那样，将她的存款洗劫一空了。

“穿起生命之珠”也让妇女们得到了与健康相关的产品，比如预防疟疾的蚊帐，驱虫药物，以及避孕套等计划生育用品。为期18个月的穿珠制作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培养她们开创自己的小事业。妇女们得到商业管理方面的训练，有些人会学习本地的产业，比如制作陶罐或养鸡。然后，她们在“穿起生命之珠”的帮助下，开设小买卖，这时，她们就会转向新的生意领域。这个组织的目标不是创造终身的珠串编织工人，而是让妇女们转变成活跃的企业家。“穿起生命之珠”每年销售的“变废为宝”的首饰总价值超过260万美元，同时通过各地举办的珠子聚会让美国人了解全球贫困问题。他们还组织美国人和制作首饰的妇女见面，认识非洲。“一开始，我们以为‘穿起生命之珠’只能帮助乌干达人，”韦克菲尔德说，“后来，我们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帮助了参与其中的美国人。”

从逸闻到证据

只有我们付出的，才是我们拥有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

近几年，救助穷人（特别是穷困妇女）最时髦的方式之一是提供燃料消耗更低、产生烟雾更少的“清洁炉灶”。这是因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还在以木柴、煤炭或动物粪便为燃料，使用效能低、烟雾大的老式炉灶或以明火取暖、做饭。这些方式消耗大量木柴或其他燃料，妇女们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搜寻柴火，家里的女孩们有时也被迫辍学回来帮忙。寻找燃料导致滥伐森林，引起水土流失。传统的炉灶非常不稳当，坐在火上的开水壶经常打翻，烫伤炉边的孩子。我们见过太多孩子身上留着可怕的烫伤疤痕。

传统炉灶的另一大缺陷是，它们产生的浓烟对健康构成危害。2012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家庭室内空气污染是印度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因素，也是非洲第二大单一健康风险因素。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每年导致400万人过早死亡。烟雾还会引发白内障，致人失明。研究认为，老式炉灶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

工程师们设计出使用简便、价格低廉的清洁炉灶，表面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清洁炉灶通常是密闭的，像美国的老式柴火炉一样，因此比明火燃烧的效率高得多，还配备了烟囱，可将烟雾排出小屋。全世界的援助组织都在竭力推广清洁炉灶。

在马拉维南部的村子里，农民威廉·马哈巴领我们走进他的棚屋，向我们展示他的双灶炉。炉子是在一个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建造的，用泥巴制成，理论上，烧火产生的浓烟会通过后墙上开的洞排到室外（事实上，屋里的烟太大，我们几乎都无法写笔记，但马哈巴一直坚持说，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很快有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妇女发展的强力倡导者，她发起了“全球清洁炉灶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这是一个公私合作联盟，合作伙伴超过600家，其中包括38个政府。“清洁炉灶，”希拉里说起这个概念，“这跟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哦，实际上，它和每件事都息息相关。”她的观念是，为妇女赋权、使她们摆脱边缘地位的举措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联盟已经计划好，仅在东非推广清洁炉灶就要投资7000万美元，以在2020年将1亿台清洁炉灶安装到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相信清洁炉灶，她决定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测量它们的影响。迪弗洛和援助组织“乡村发展”（Gram Vikas）合作，在印度奥里萨邦测量清洁炉灶对促进农民健康、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该地区的儿童每天吸入的油烟量相当于吸了七支烟。因此，迪弗洛想要测量，使用清洁炉灶后，呼吸道感染会降低多少，能够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会增加多少。迪弗洛回忆说：“我们研究了炉灶，完全相信它们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实验室测试了，效果很好。”

然而，研究却发现，至少在这次实验里，清洁炉灶彻底失败了。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热爱清洁炉灶，印度的村民们却不为所动，不常使用。在现实环境下，炉灶会出故障，开裂，或者不好用，村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来越少。烟道会堵塞，清理不干净。有时，妇女们只使用一个灶眼，忘了把另一个灶眼盖住，浓烟就会从旁边的灶眼冒出来。结果是，情况并未改善，家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暴露在烟雾之下。研究也表明，木柴的消耗量没有减少。

最重要的是，迪弗洛和同事们根据肺活量和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量测试发现，“健康测试结果，比如呼吸功能、血压、婴儿死亡率和儿童体重指数，都没有改善。此外，村民的自评健康情况，比如瞌睡和感冒，也没有改变”。

研究一经发布，便如堤坝决口，关于清洁炉灶问题的实地反馈纷至沓来。其他研究者发现，清洁炉灶引入加纳一年后，仍在使用的数量只有一半。另一项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炉灶，看上去对村民毫无影响，木柴采集量仅下降了1％，而技术爱好者们之前一直为太阳能炉灶能减少柴火使用量激动不已。

这段插曲提醒我们：就连最绝妙的灵感，也并不总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谨慎实验，测试把资源投在哪里才能创造更好的世界，十分重要。从历史来看，我们在制订打击贫困的策略时，几乎总是依据直觉和臆想，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在全球历史上，每个援助组织都宣称自己的干预成本效益好，但评估时则往往像祖父母评价孙辈一样仁慈宽厚。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开拓了许多实验，以判断在对抗贫穷上各种因素都起了哪些作用。（多米尼克·莱格特摄）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令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的创建者之一，她的母亲定期前往萨尔瓦多等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6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 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 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通常只在丰收后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两次，每次都是大笔数额，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农民们产生了花钱而不是存钱的压力，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Pascaline Dupas）在2013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3％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50％。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锁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5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锁款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尼加拉瓜农村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个小额储蓄组，我们认为，这是帮助人们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1999年至2001年间，一项名为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000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随机对照实验当然也有局限。这类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往往不切实际，在肯尼亚做的实验在埃塞俄比亚就不一定成功。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测试，也不可能为了显示出缓慢的变化而把实验时间拖得太长。虽然这些实验在测试某一种特定方法时非常有效，但在评估其他领域，包括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项目时，也许就不那么管用了。更广泛的质疑是，随机对照实验只关注细小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外国援助究竟有没有效果。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桑杰·雷迪（Sanjay Reddy）就曾批评这些实验“严重限制了可以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严谨，倒不如说是僵如死尸”。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在重要问题上——比如是否将上千万美元投入到现在的清洁炉灶技术——尽可能多地得到指导是很有助益的。迪弗洛的随机对照实验让投入几年时间推广清洁炉灶的人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所致力的是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400万人过早死亡，而且他们也说明，现在研发出的新型炉灶已经远胜过迪弗洛测试的样本。只因为迪弗洛在某一个地区对上一代炉灶做过的一项实验，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就应该被全盘抛弃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许会观察后续的炉灶实验，但是直到被证明有效之前，应该把它限制在较小的使用范围之内。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我们该把钱投给有证据支撑的策略，而不是仅凭猜测就做决定。我们相信，清洁炉灶的新技术有朝一日会赢得印度村民的认可，带来巨大的改变，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量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对“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 Karlan）教授从研究和学术向前迈出一步，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国内领域，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经过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证明，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是能够经过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

和CARE一起卖甜甜圈

农民碧蒂·露丝·纳索尼来自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今年39岁。她戴着一顶绒线帽盖住短短的头发，温暖的笑容没有因为后缩的下巴和一口残缺不全、歪歪扭扭的牙齿而黯然失色。但是，以前她很少露出微笑，因为她和丈夫阿尔弗雷德·纳索尼一贫如洗。他们有2.5英亩土地，但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因为没钱买种子。纳索尼夫妇住在离首都利隆圭不远的马萨巴村，这里茅草为顶的泥巴墙棚屋随处可见。碧蒂·露丝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没有计划生育，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来得及送医就死了，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了他们的早夭。

“我没法带他们去医院，因为路很远，我们也没有钱，”碧蒂·露丝回忆道，说起更大的那个孩子，她难过地扶着自己的脖子，“他病得很重，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待了四天，然后他就走了。”

碧蒂·露丝给其他农民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有时，她的酬劳是一盘豆子，她就把绝大部分给孩子糊口。有时她只能得到玉米皮，这通常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的时候，也有人吃。她把玉米皮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实在走投无路，碧蒂·露丝就去捡树叶，煮熟给家人吃。贫穷似乎已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拿不出5美元的校服费，夫妇俩让念到四年级的长子退学了，去另一个村子里当放牛娃，因为牲畜的主人同意养活他。

阿尔弗雷德告诉我们，虽然他的孩子快饿死了，他还是平均每周花两美元买当地非法酿造的烈酒，花50美分买香烟。他还说，他也常常一个星期花两美元或两美元多向当地女孩买春——即便那里艾滋病肆虐。这一切令碧蒂·露丝感到愤怒和耻辱，在她眼里，懒惰的阿尔弗雷德一无是处。“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她说，同时也承认自己得理不饶人，“家里没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出门和朋友聊天。我们总是吵架，因为我怪他不关心我们……我们成宿成宿地打架。”

就这样挨到2005年，碧蒂·露丝听说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村里办起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我是结了婚的女人，必须要征得丈夫的许可。在他的允许下，我参加了。”她回忆道。她和19名妇女组成一组，每逢周二聚会，每人每次带来大约10美分。这些资金通常借给打算开始做买卖或扩大生意的组员。碧蒂·露丝在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指导下借了两美元，开始售卖一种本地化的甜甜圈，每个卖两美分。

马拉维。受惠于CARE的小额储蓄项目，碧蒂·露丝·纳索尼在村子里卖起了甜甜圈。（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摄）

“大家真的很喜欢我做的甜甜圈。”碧蒂·露丝自豪地说，很快她一天就能卖出100个。后来，她把甜甜圈的价格上调到每个4美分，每天能卖出250个。这时，她每天盈利已超过2美元——和只能挣到玉米皮的时候比，可谓天壤之别。碧蒂·露丝给了阿尔弗雷德7美元，让他在村里收购西红柿，然后拿到镇上的集市售卖。第一天，阿尔弗雷德就挣到不止3美元。他开始种植、销售蔬菜，展露出成为一名商人的潜质。

碧蒂·露丝一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存钱，如今她取出100美元，准备和阿尔弗雷德做些新的尝试。他们给家里的小片花生地施了肥料，花生产量从往常的一两袋一下增加到七袋。“这是我们第一次大丰收。”碧蒂·露丝说。他们更加勤劳地耕作，两英亩半的地里全部种上了东西，还向村里人租种了两英亩。

“在收获的高峰期，我得雇七到十个人来收割。”碧蒂·露丝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去时，他们刚刚破纪录地收获了64袋花生。

阿尔弗雷德也参加了一个小额储蓄小组，组里共有20个男人。男性小组不如妇女们的小组成功，部分原因是男人们不按时开会，有时借款的人还会卷款消失。不过，这个小组还是给了阿尔弗雷德一个存钱的地方，免得他把辛苦所得的钱浪费在酒精上。看到家里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阿尔弗雷德戒了烟酒，和女朋友们一刀两断。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了。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希望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大学。现在，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我们现在不吵架了。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把它当成整个家庭的事，”碧蒂·露丝说，“阿尔弗雷德和我很亲密，他做决定前都会和我商量。他看到我帮助家庭创造了收入。他看到，没有我，我们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话不假。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刚刚把茅草屋顶换成了锡皮的，还给房子加装了一扇漂亮的木门。他们盖了一间结实的小仓库，老鼠进不去了，以往每年10月一收割就得卖掉的粮食现在可以储存起来，等到来年2月再卖，价格就能上涨60％。当然，碧蒂·露丝的成功不是典型的。她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又极其精明，现在她正筹划投资购买一辆牛车，一方面能运输自家的产品到集市上卖，一方面还能租给村里人。她还想添置一台太阳能电视机，这将是村里第一台电视机。碧蒂·露丝已经想好怎么拿它来赚钱了：“我是个生意人，可不会把东西白白送给别人。如果电视上播足球赛或者别的节目，那来我家看电视的人可要付点观看费。”

机会之乡——如果你早早抓住它们

孩子是成人之父。

——威廉·华兹华斯《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1802）

在我们孩子的成长期，他们的玩伴里，有一个叫杰西卡的姑娘。尼克在俄勒冈的家庭农场长大，杰西卡家就在附近。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回到农场，与尼克的父母一起住上好长一段时间。孩子们就跟着杰西卡和她的哥哥内森钻进树林，建堡垒，盖树屋，分享彼此的梦想。我们对此总是有点担心，因为实在找不到拐弯抹角的礼貌方式来说这件事——杰西卡是个一塌糊涂的问题少女。

杰西卡的妈妈贩卖冰毒，在监狱进进出出，小姑娘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年纪还小的时候，她看上去就是个要么进监狱，要么成为少女妈妈的女孩。是她提醒了我们，美国的贫困问题和孟加拉的一样顽固。最严重的绝对剥夺大多出现在中非共和国或乍得这样的国家，这并无疑问，但我们在工业化国家同样面临着严酷的挑战。贫困的美国人也许拥有汽车和电视，但在21世纪，贫穷依然是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将在此呈现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并就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提出令人意外的证据。首先，我们要考察最早期的干预，包括从出生前就开始并延续到幼儿园的教育，以及促进阅读的努力；其次，我们将介绍一些非凡的项目，它们帮助孩子们塑造良好的性格，给青少年提供了远离犯罪或失业的出路；最后，我们会谈到针对最脆弱的成年人群体的转变计划。

这个问题属于我们该留给政府处置的社会政策领域，因此，在一本关于如何创造改变的书里讨论它，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但是，虽然我们之中没有谁能负担一项全国项目，但考察哪些方式的成本效益最高，依然能帮助我们调整行动的优先顺序。我们也许无力赞助一整所大学，但这不能阻挡我们为孩子的高等教育出一份力。同样，我们也能资助下文即将介绍的一些早期教育项目，它们创造的经济成果往往比高等教育还要高。我们也可以建言奔走，让大家了解给予贫困孩子一个公平的机会是何等重要。一个孩子是升入大学还是堕入监狱，不应该由他出生的环境左右，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如果创造机会需要明智的社会政策，那么让我们伸出手共建这一政策。如果我们做不到，社会将继续付出沉痛的代价。

对我们来说，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在杰西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是看着杰西卡长大的。她的妈妈16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内森。少女的父亲警告说，如果再怀孕，就把她和孩子一块儿杀了。然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很快，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杰西卡在一个朋友家的洗手间里出生了。杰西卡的母亲因贩卖冰毒入狱后，照看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外祖父母——我们的俄勒冈邻居身上。他们尽全力抚养孩子，尤其是外婆，她不仅有一份全职工作，还要照顾身患绝症的丈夫。在这样焦灼压抑的环境里，内森依然成长为一个真诚、温和、善良的孩子。同母异父的妹妹杰西卡则聪慧过人，但又非常叛逆，不受控制。在一个农场小镇，所有人都相互认识。校里的孩子会欺负兄妹俩或者嘲笑他们的出身。如果你正在念二年级，在母亲节全班都忙着制作生日卡片，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妈妈在蹲监狱，这令人痛彻心扉。父亲节更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杰西卡在学校里惹出不少麻烦，寻衅、打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名。她的小脑瓜转得快，才智都用在编织惊人的谎言上了。一个邻居禁止自己女儿和杰西卡来往，我们也想过是不是该这么做。六年级时，因为把酒带进学校，杰西卡被开除。她还试图纵火，当场被逮个正着。她的外婆感觉无力再维持下去了。妈妈出狱不久，就带着杰西卡和内森搬到附近另一个镇上。他们住的地方都是瘾君子，屋里没电，也没有自来水。孩子要食物的时候，那些成年人就把毒品塞给他们。杰西卡和内森相处得比较融洽，但是有一次她生了内森的气，拿起刀子围着餐桌追打哥哥。内森很庆幸自己能死里逃生。

尼克家的农场就在杰西卡家旁边，两家为邻几十年，彼此分享着打井水、犁菜园、猎麋鹿的故事。我们的孩子跟杰西卡和内森一起玩的时候，显然能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尼克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他一点一点地把农场的外屋都改造成图书馆，终于积累下八种语言写成的三万册图书。内森和杰西卡似乎没有书可读，除了过生日时我们送给他们几本。他们对这些礼物没有多大兴趣。我们进退维谷，不知所措。

我们在世界各地奔波，试图帮助津巴布韦和柬埔寨的人们；回到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另一堵高墙。很多人和我们同样沮丧地感到，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如此难以消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老师佩妮·麦尔金-贝克尔·德西尔瓦向我们说起她在尼泊尔农村教书的经历：“我渐渐爱上了每周六天、天天花一个多小时跋涉到学校的生活，也爱上了农村的生活节奏。我们的学校里挤满了人，缺少基本的设施、设备和资料，我们依靠共同的使命感维系着它。”后来，她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乡下一个高度贫困的街区教书。她感叹道：“和回到自己的老家教书相比，在尼泊尔乡下的农村学校教书简直成了小菜一碟。”

我们的兴趣开始拓展到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里与贫困问题相关的困境，比如犯罪、家庭破裂、药物滥用等。了解这些挑战的一个窗口就在美国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南达科他州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香农县内。保留地面积广阔，相当于一个康涅狄格州，干旱的平原一望无际，起伏的群山绵延到地平线，环绕其间的高速路空空荡荡。松岭，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之一，是伟大的战士奥格拉拉-拉科塔苏族人的家乡。而今天，在此居住的都是像41岁的本·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失业，勉强度日。

“一个人该干什么？”我们在他年久失修的房子外聊天时，麦斯台兹问道。他是个大块头，体重严重超标，饱受糖尿病的折磨。他直言不讳地谈起松岭人面临的挑战。他说自己12岁就开始喝酒了，和保留地其他孩子差不多。“我感到无助，自己没有价值，我想喝一杯，忘掉痛苦，”他解释道，“但是清醒过来，就会更加痛苦。”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酒鬼，偶尔还吸食大麻和海洛因。他找不到合法的赚钱方法，为了维持自己的嗜好，他开始犯罪，使用暴力。本满脸歉意地说：“为了喝酒，我干过好多坏事。”充当收债人，打人讨债，还开车把女孩送到酒铺，让她们出卖肉体换取啤酒。

六年前，麦斯台兹戒了酒。保留地的失业率高达70％，他依然看不到获得一份带薪工作的希望。现在，他靠残疾人救济金过活，同时作为志愿工作者帮忙照顾老人。因为在松岭看不到未来，他把家人送到保留地外面生活。他把这归咎于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也指责部落领袖腐败无能。

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带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天赋和梦想出生在美国，但从来没有获得过同样的机会，从来没能走到起跑线上。松岭就像一个旋涡，除了自杀，卷进去的人无路可逃。40岁以上的居民中有一半身患糖尿病，结核病感染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部落估计，三分之二的成年居民可能酗酒；保留地的儿童中，四分之一生下来就带有酒精造成的伤害。

“这块保留地内的每个人都亲眼见过酒精的消极影响——不是在挚爱的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部落酋长“黄鸟”约翰·斯蒂尔说。

这里的平均寿命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指标，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指标，酗酒是原因之一。警方说，保留地90％的拘捕行动和酒精有关。我们采访了一家人，家中的父亲死于肝硬化，儿子因为和表亲争抢一罐啤酒，在械斗中受伤身亡，绝望和抑郁让年仅16岁的女儿选择自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周之内。这里的贫穷不只是金钱的匮乏，更是就业岗位的匮乏，希望的匮乏，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匮乏，是一针由病态和反常混合的毒剂，一代接一代地自我复制。当然，保留地里也有令人振奋的闪光点。红云印第安学校是松岭的一间私立天主教学校。这里的负责人“勇敢之心”罗伯特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帮助他们走进大学，成为未来领导者，同时也培养他们的自律、自信和希望，以此改善松岭的问题。红云学校已有五名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57人成为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盖茨千年奖学金得主。1888年，由耶稣会和苏族人领袖联合创建的红云学校，属于慈善机构中不仅要消灭贫困问题的表象，也治疗潜在病因的典型。它由私人捐赠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会到这里义务工作一到两年，学校里销售印第安首饰和其他商品的网店所得也会投入学校。

要了解美国贫困问题的挑战，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是一个极端但很有价值的地方。显而易见，过去的付出几乎一无所获，必须尝试新的思路。几十年来，抗击贫穷的努力没有收到我们期望的效果，原因之一是，总体而言，我们用心良苦的干预来得太晚。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关于如何打破美国贫困恶性循环的研究中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早期干预的重要性。最理想的是在孩子一两岁之内，甚至生命降临之前就开始干预，这时我们的援助往往成本效率最高，效果也最显著。

南达科他州松岭保留地。图中为红云印第安学校的负责人“勇敢之心”罗伯特。（安吉尔·怀特·艾斯摄）

怀孕四周时，神经管在胚胎内形成，之后，开始制造脑细胞。子宫内的环境塑造了大脑的发育，这将对孩子产生终生影响。孕期饮酒的母亲重则可能导致孩子患上胎儿酒精综合征，轻则会使孩子留下酒精造成的缺陷。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孩子面部畸形，本人滥用药物的比例也非常高。他们往往有记忆、思考和冲动控制障碍，也常常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遇到麻烦。华盛顿大学的安·斯特斯格兹（Ann Streissguth）研究发现，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或有酒精缺陷的孩子长到14岁时，60％已经被学校停学或开除。近半孩子表现出不恰当的性行为，比如在公共场所自慰。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人终身所需花费大约为80万美元。显然，成本效率最高也最人道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劝告孕期妇女远离酒精，从源头下手，避免问题的发生。

同样，怀孕时也要远离香烟。新生婴儿中，由酒精造成缺陷的占1％；而有20％缘于母亲在孕期吸烟。香烟对胎儿大脑造成的生化影响，有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才在孩子们身上显现出来。这些婴儿的平均头围更小，此外，也有人提出，由于尼古丁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可能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特别是男孩。埃默里大学的帕特里夏·A．布伦南（Patricia A．Brennan）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每天的吸烟量达到一包时，子女成年后实施暴力犯罪的概率比其他孩子高出两倍。的确，虽然孕期每天只抽一两支烟温和得多，但也会增加孩子日后成为罪犯的风险。

有一种帮助孕妇戒烟的干预项目叫作“孕期减少和戒除吸烟治疗”（Smoking Cessation and Reduction in Pregnancy Treatment，简称“SCRIPT”）。它由一段视频和一个20分钟的一对一疗程组成，既可以在诊所完成，也可以在家中完成；每名参加的孕妇还会收到一份关于戒烟的小册子，总共的花费是25美元。在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共卫生诊所进行的随机对照实验表明，参加项目的孕妇中，有14％戒烟，对照组的孕妇戒烟比例则为8％。考虑到做法如此简单便宜，它不失为一种划算的项目。

胎儿时期，另一种将影响终生的重要因素是营养。研究者们发现，胎儿时期发育不良，对几十年后的健康都有影响。比如，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受孕于斋月期间的乌干达和伊拉克穆斯林，他们的母亲这段时间中白天几乎都在禁食。她们的身体并不会经历“饥荒”，因为日落后可以正常饮食，斋戒的时间也仅持续一个月——很可能在许多母亲知道自己怀孕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项研究表明，在胚胎发育早期和斋月时间重叠的胎儿，成年后残疾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20％，有精神障碍和学习障碍的人尤其多。

与之相似，当孕妇暴露在旧油漆和空气污染导致的含铅环境中时，胎儿也吸收了这些铅污染，这将损害他们的大脑发育。一些研究认为，20世纪中期犯罪率的上升，部分原因在于环境中的铅污染恶化；90年代以来犯罪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20年前开始的分步禁铅（减少含铅汽油）的逐渐完成。很多学者相信，淘汰含铅汽油是现代最伟大的公共健康成就之一，它使人类IQ评分骤增，同时减低了犯罪率。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还有大约5％的美国孩子——大部分生活在低收入社区——血铅含量超标，罪魁祸首是油漆和粉尘。

生命早期状态导致的终生影响，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所做的一系列小白鼠实验中得到了证实。米尼教授注意到，有些母鼠总是舔舐幼崽，为它们梳毛；有些则心不在焉。于是，他决定测试舔舐对幼崽的长期影响。他等待幼鼠长大，进行了一连串社交和智力测试，然后将它们的表现和母鼠的抚育方式结合起来比对。小时候得到舔舐爱抚的幼鼠，成年后自信、聪明得多，好奇心也强烈得多。它们在走迷宫时表现得更加出色，也更加健康，寿命更长。

米尼把幼鼠混合，将舔舐幼崽的母鼠所生的孩子换给较少舔舐的母鼠，再把自由放任的母鼠产下的幼崽交给尽职的母鼠。幼鼠长大后，他又进行了相同的测试。结果表明，决定幼鼠行为的不是亲生母亲，而是它们是否得到专注的舔舐和爱抚。基因输给了儿时充满爱意的抚育。

舔舐和梳毛似乎影响了小白鼠控制压力的脑部结构的发展。一只小白鼠在实验室的早期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科学家拿起幼鼠并握着它们的时候），导致它释放出皮质醇这样的应激激素。由三心二意的母鼠养大的小白鼠，体内的皮质醇导致其大脑随时在为迎接压力和危险做准备。而细心的母鼠在幼崽紧张不安时会立刻舔舐安抚它们，从而使幼崽体内的皮质醇得到分解，让它们的大脑免受压力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人类身上存在同样的模式。科学家们通过唾液测量皮质醇含量，发现婴儿非常容易感到紧张。噪音、饥饿或弄脏的尿布，都会让孩子大脑中的皮质醇含量激增。但是当爸爸妈妈抱起宝贝，紧张情绪和皮质醇几乎就消失了。如果一个婴儿独自躺在摇篮里接受注射，他的皮质醇水平会飙升；如果他正靠在妈妈的怀里，皮质醇水平虽然也会升高，但程度低得多。如果婴儿对母亲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并且母亲就在他身边，那么在听到噪音或受到威胁时，他的皮质醇水平并不会迅速上升。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创始人杰克·P．肖可夫（Jack P．Shonkoff）医生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他认为，婴儿时期持续的高水平皮质醇，能使儿童为面对高风险的环境做好准备。皮质醇影响了脑部结构，使人在整个一生中都处于一触即发的“或战或逃”状态中，这种适应能力在史前时代或许有用，但在今天的世界，它造成的结果是小学生对危险过度警惕，以致无法集中注意力；对其他人充满怀疑，以致容易做出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

肖可夫把这叫作“有毒的压力”，并将其描述为贫穷不断再生的一种方式。贫困母亲往往生在压力巨大的家庭里，面临着无数挑战，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母亲自己还是青少年，缺乏伴侣的帮助。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婴儿未来可能具有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肖可夫强烈主张，从生命之初就开始干预，那时大脑正在成形，等孩子到入学年龄才插手，是损失惨重的延误。2012年，美国儿科学会对这些发现表示支持，呼吁“整个儿科医生界”在早期儿童护理策略中寻求根本性的改变，以减少有毒的压力及其所引发的终生性损害。

应当注意的一点是，贫困对儿童大脑生理结构造成的影响从脑部扫描中就可以看出来。研究者们让一批5岁儿童参加一系列认知和语言测试，同时扫描他们的脑部。他们发现，儿童大脑功能的差异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脑功能特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对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脑部区域。正如同行评审期刊《神经图像》（NeuroImage）所言：“环境因素可能在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上表现出来。”神经科学家玛莎·法拉赫（Martha Farah）更直言：“在贫困中长大对你的大脑有害。”

西弗吉尼亚。3岁的乔尼·维西和母亲。（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摄）

我们和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男孩乔尼·维西见面时，亲眼见到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乔尼今年3岁，住在西弗吉尼亚州阿帕拉契亚山下农村的一辆房车里。他是个友善、好奇的男孩，喜欢拥抱别人，但他发育迟缓，现在还不会说话。乔尼在屋里飞跑时，他的妈妈德菲斯向我们解释道，乔尼患有听力损伤，直到他18个月大时才检测出来，这导致孩子的失聪，而这种损伤本是可以预防的。那时，乔尼的耳朵已经插上了管子。虽然他的一只耳朵恢复了全部听力，另一只恢复了大部分听力，但有一个结果不能改变：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他没有听到过任何声音。乔尼最终能否讲话，克服婴儿时期遭受的挫折，至今还是未知数。

给婴儿做听力检查，看似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但还是有乔尼这样的孩子被疏忽了，未能检查出来。西弗吉尼亚州规定，所有新生儿必须接受听力筛查，但要么没查出来，要么过后才出现问题。一种可能是，听力损伤和配方奶粉喂养有关：当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母亲采用母乳喂养。当然，部分出于经济原因，更多的母亲希望母乳喂养，但是像德菲斯这样捉襟见肘、麻烦不断的母亲，找不到免费的帮手全身心地照顾孩子。所以，大部分母亲采用奶瓶喂养，而奶瓶喂养使婴儿的耳朵感染率增加了70％。这些耳部感染会导致并发症和耳聋，对乔尼这样依靠医疗补助计划、偶尔才能接触到可靠医疗照顾的孩子来说，尤其令人担心。德菲斯注意到乔尼的听力有问题时，向儿科医生咨询。但是，她说，医生没发现异常。汽车报废、找工作、水管冻住，德菲斯要面对的问题应接不暇，医生又确认没有问题，于是，直到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为乔尼安排听力检查，耳聋的问题才被发现。

这就是出生环境决定一切的领域。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拥有尽职的儿科医生，一旦发现听力问题，立即就会得到医治；一个像乔尼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许直到大脑发育延迟，听力问题才会被人注意。“贫穷的孩子本来就处于弱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儿童健康基金会主席欧文·雷德莱纳（Irwin Redlener）说，“再加上长期得不到治疗的耳部感染，语言功能发育不全的危险就会非常高，这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学习障碍和学业失败的概率。”雷德莱纳博士说，要避免这样的悲剧，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由初级保健医生进行的八项学习障碍筛查：视力问题、听力缺损、未得到充分治疗的哮喘、贫血、牙齿疼痛、饥饿、铅暴露，以及行为问题。

反映童年对人长期影响的指标之一是“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简称ACEs。它指的是童年时期经历的各种创伤，如肢体虐待、性虐待和语言暴力，与酗酒者或吸毒者共同生活，以及因死亡或离异失去亲生父亲或母亲。人们用一个包含十项问题的调查问卷来反映一个人的ACEs情况。绝大多数人至少经历过一种ACE，大约12％的人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第一项大型ACEs研究于1998年发表。研究发现，从糖尿病到肺病，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患上身体疾病的风险越高，出现精神障碍的概率也越高。有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患肝炎或黄疸的可能性上升230％，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460％，自杀概率骤增1220％。从那时起，众多研究已经确认，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几十年后出现的健康问题就越多。那些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在未成年时怀孕生子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许多，成年后酗酒、面临经济问题或在工作中经常缺勤的概率也很高。换句话说，改善成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关键在于减少儿童的创伤。

犯罪学家、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扫描了多名凶杀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大脑，发现了幼儿期成长的明显差异。许多谋杀犯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远低于正常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前额叶皮层与冲动控制以及控制全部思维和决策过程的“执行功能”息息相关。美国和墨西哥所做的多项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执行功能减退的情况，原因显然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这又导致他们在学校表现欠佳，进入青春期后做出危险行为，成年后吸烟、饮酒过量，并出现自我控制障碍。

当孩子在贫穷和忽略中长大时，掌管记忆和方向感的海马体似乎也处在危险之中。小时候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成年后海马体比其他人小。与此相反，和心不在焉的母亲养大的孩子相比，由关心体贴的母亲抚养的儿童，海马体的体积平均大出10％。压力和杏仁核的结构性变化也有关系，杏仁核与海马体相邻，负责处理愤怒、焦虑等情感。正如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查尔斯·A．纳尔逊三世（Charles A．Nelsoon III）和玛格丽特·A．谢里丹（Margaret A．Sheridan）撰文所言：“童年经历的创伤和长期压力对杏仁核及海马体的大小和功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减弱，患上精神疾病（特别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提高。”

当然，早期发展并不能决定命运，我们对大脑的探究也尚在初级阶段。但是，从罗马尼亚孤儿的悲剧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早期疗育的重要性。1989年底，罗马尼亚政权动荡，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有大量孤儿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孤儿院。数千名儿童在这些孤儿院长大，能获得食物和水，却不能与人接触。他们哭泣时，没有人安抚，没有人拥抱。政府倒台后，从这些孤儿中随机挑选的68个孩子被送到温馨的寄养家庭，还有68个随机选出的孩子，令人心碎地被留在孤儿院。这就是随机对照实验“布加勒斯特早期疗育计划”（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研究人员发现，对孩子的恢复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岁以前离开孤儿院。两岁前从孤儿院转入充满关爱的寄养家庭的孩子，可以恢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并且适应程度非常高。与此相对的是，两岁之后才离开孤儿院的孩子恢复水平较低，智商停留在70分左右，不再增长。脑部扫描展示了更大的不同：两岁后仍留在孤儿院的孩子，大脑活跃程度远远落后，脑灰白质体积小得多，部分大脑组织也已萎缩。

一个推论是，儿童的大脑在大约两周岁以后就失去了可塑性，那时再补救会更加困难。另一个推论是，对孩子来说，收养家庭的父母或家庭式的寄养环境通常比孤儿院这种机构更好，无论后者的善意多么强烈。种族屠杀过后的卢旺达，在自己当家做主的环境里生活的幸存儿童，比由公共机构照顾的孩子成长得要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指出，全世界仍有800万儿童在公共机构中长大。

大部分母亲都对孩子具有真正的情感依恋。但也有少数母亲对孩子关注很少，她们要么还年轻不太成熟，要么有药物滥用的问题，又或者自己压力太大太沮丧，无法缓解孩子的压力。过去人们认为，儿童能够克服早期遇到的困难，娇养的孩子也可能成为害羞胆小的爱哭鬼。后来，先驱学者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依恋有了更现代的理解。她发现，最细心的母亲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喊，就会把他们抱起来，温柔地安抚他们，这些孩子在1岁后哭泣的次数更少。安斯沃斯认为，母性依附创造出更自信的孩子，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敢于去探险，去尝试新的事物。这个观点和米尼在舔舐幼鼠的母鼠身上的发现不谋而合。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早期依恋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结果也支持安斯沃斯的结论。研究者们监测了18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对象，从他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跨度长达30年。结果显示，母亲是否关心孩子，能否立刻抱起哭闹的婴儿，能否预测并马上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早期育儿至关重要。得到妈妈精心照料的婴儿，与被母鼠舔舐的幼鼠一样，适应能力更强，更加自信，在学校表现也更加出色。令人惊奇的是，通过观察孩子在生命最初的42个月内接受的抚育水平来预测他们能否从高中毕业，准确率高达77％。“因此，到了3岁半，一个孩子会不会辍学基本上就可以预测了。”研究者们在《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一书中写道。这些心理评估比智商更能预测一个孩子是否能够从高中毕业。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拥有父母关爱的婴儿了解自己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他一哭，妈妈就会跑过来。这类孩子没被惯坏，控制欲也不强，反而独立自主。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得不到父母反应的婴儿会感到无助，有些还会屈服于侵蚀他们主动性的悲观情绪。塞丽娜曾是受试儿童，她的母亲是个贫困的未成年单身妈妈，在塞丽娜出生后不久就结婚了。塞丽娜的祖父母在经济上帮衬她的父母，他们也全身心地抚育这个女儿。研究者描述了塞丽娜以及她儿子的情况：

塞丽娜，两岁，努力地想解决杠杆问题，她一直跟随着母亲的指导，直到她向下压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亲杰西卡微笑着，用欢快的声音说：“看哪，你把糖取出来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丽娜照看两岁大的儿子达斯汀，他正费力气要解开同样的难题。最后，他解决了问题，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就是这样。真棒！”塞丽娜说，对孩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

埃利斯费力地要解决问题，当他向妈妈求助时，她却朝天花板翻个白眼，大笑起来。当他终于成功解决问题时，他的妈妈却说：“瞧瞧，你可真够固执的。”20年后，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从孩子身边躲开，大笑着摇头。然后，他假装从盒子里把糖拿起来，孩子冲过来想拿时，埃利斯又把糖扔进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尔解决了问题：“你没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来的。你可不如我聪明。”

显然，我们有必要帮助高风险的父母，养育出更多像塞丽娜这样的孩子；也有必要帮助困扰重重的父母用爱和拥抱抚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贫穷令人绝望，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某些父母无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没有办法带来改变。高兴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奥尔兹（David Olds）的学者已经表明，他们想错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尔兹生长在俄亥俄州铁路小镇康尼奥特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典型美国小镇家庭。奥尔兹的父亲在成长中历尽艰难，随着他逐渐沉溺于饮酒和寻欢作乐，奥尔兹也开始了动荡的生活。戴维11岁时，父母离婚；父亲搬到佛罗里达，几乎从家庭生活中消失。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那时，在50年代的美国小镇，离婚极其痛苦，令人尴尬。成长于这样严酷的环境，奥尔兹感到他想要做点可以帮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种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点好事，”他回忆说，“这促使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我有一腔壮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贫穷的儿童。”

奥尔兹得到奖学金，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然而，这个大一新生发现，课程大多关于超级大国的神话、核战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国际视野焦点放在了不该寄托的对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学课程，在玛丽·安斯沃斯门下学习。培养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紧迫，也与帮助他人更加相关。奥尔兹将他的专业换成了发展心理学。

1970年，奥尔兹毕业，将理想付诸实践，在巴尔的摩西边一个破败社区的托儿所找了份看护4岁儿童的工作。联合广场托儿所照顾3到5岁的贫困儿童，那里只有三个拥挤的房间和一间教堂地下室。满怀热情的奥尔兹试图扭转孩子的命运。他邀请家长们在孩子的午睡时间来托儿所讨论育儿方法。他引入了一项特别能激励孩子的课程，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然而，进展远比他期待的缓慢。前来参加讨论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托儿所表现良好；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他们的家长从来没有出现，而这些孩子正是奥尔兹想要尽全力支持的。很多孩子受过虐待，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往往酗酒或吸食毒品。有些孩子承受着这些巨大问题带来的痛苦，以至于不懂该如何利用所得到的帮助。有一个讨人喜欢的4岁男孩，只会用号叫和咕噜与人交流，他的母亲是个瘾君子，怀孕期间也酗酒吸毒。还有波比，戴着厚厚大眼镜的4岁小男孩，午睡时总是焦躁不安，不愿睡觉。奥尔兹问波比出了什么事，孩子愤怒地对着他叫骂。后来，奥尔兹发现波比尿床，每次他一尿床，妈妈就会打他，所以他害怕睡觉。还有一个孤僻的小女孩，她的行为让奥尔兹担心她可能遭受了性虐待。

奥尔兹感到，他没有治愈这些孩子，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创可贴而已。托儿所的老师会宣讲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但方圆几英里之内，都找不到售卖新鲜蔬菜的超市。就业岗位稀缺，家长们长时间承受压力，脾气暴躁，要应对的危机一个接一个。与此同时，整个社区受到高犯罪率的影响，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儿童专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贫困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抚养子女的风格比中产阶级更加专制，更容易打孩子，让孩子服从强制的命令。这种专制的风格会损害孩子的情绪发展，奥尔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生活在危险环境中所造成的：“除非孩子们守规矩，否则他们就有被杀害的危险。”

看到孩子们迫切地需要帮助，自己却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改变，这种沮丧的心情令人难以想象。这不过就是被美化的保姆工作而已。虽然只有4岁，但这些孩子都难以接触。奥尔兹意识到，就算只是等到学前班再帮助处境危险的孩子，都是有悖于良心的拖延。他重返校园，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攻读学位期间，他在离学校不远的纽约州埃尔迈拉市从事评估儿童项目的工作。埃尔迈拉是一个蓝领城市，因摇摇欲坠的制造业经济而陷入困境。这一儿童项目筛查面临风险的儿童，试图为他们提供额外帮助。项目主任询问奥尔兹的看法，他的回答直言不讳：

我认为这个项目不会带来改观，我们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数据。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可以创造改变、可以进行评估的干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它能否起作用。

所幸这位主任是个可以容忍异议的人。他请奥尔兹整理出一份方案。奥尔兹提出用随机对照实验来训练家长的育儿技巧。他的想法是，从孕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孩子两岁，聘请护士定期和贫困高危初为人母的女性见面。护士会前往这些妇女的家中，因为奥尔兹在巴尔的摩已经看到，家里才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而让高危母亲前往指定地点也比较困难。护士会就戒酒、戒烟、远离毒品为孕期妇女提供咨询，提出建议，帮助她们了解可能出现的状况，赢得孕妇的信任。孩子出生后，护士会继续家访，提醒母亲注意孩子可能遇到的生理危险——小心弹珠，孩子可能会把它们吞下去；注意含铅油漆的碎片！护士也会鼓励母亲们采用母乳喂养，在幼儿哭泣时，予以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温和地鼓励母性关怀（有些案例中是父亲关怀），培养孩子的情感依恋。奥尔兹从联邦政府得到拨款实施这个计划，后来又赢得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支持。1978年，埃尔迈拉项目开始招募受试妇女，其中一半随机分入护士家访组，另一半则接受社会机构的筛查和建议——后者就是奥尔兹最初要评估的那种计划。

参加埃尔迈拉项目的大部分女性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未婚少女。护士们受到指导，要耐心、热心，让妈妈们建立信任感。他们不是去发号施令的，而是要引导，要鼓励。护士史黛西的家访对象是邦妮。这个17岁的怀孕少女住在一间爬满蟑螂的肮脏的地下室里。邦妮抽烟，喝酒，打架，经常触犯法律。当史黛西建议邦妮在怀孕期间停止吸烟时，后者威胁要给她一巴掌。“这个孩子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邦妮怒吼，“别想把我的烟也抢走。”

史黛西退让两步，但继续努力培养对方的信任。原来，邦妮小时候曾遭到肢体虐待，她做临时保姆时，也虐待过其他孩子。史黛西每周家访，终于有一次，邦妮崩溃大哭：“我害怕我会对自己的宝贝也做出那种事……更何况万一他是个爱哭的孩子。”史黛西温柔地提出几条应对的办法，并询问邦妮，如果孩子开始哭闹，她可以和谁联系。邦妮想不出来。在史黛西的鼓励下，邦妮终于提起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妇人。她按照史黛西的建议，在纸上写下老妇人的名字和电话，把它钉在墙上，以备危机时使用。在史黛西的说服下，这位年长的妇女真的向邦妮伸出了援手，邦妮的男朋友对养育孩子也渐渐有了兴趣。虽然困难重重，但邦妮和男友把婴儿照顾得非常好。多年之后，孩子从高中毕业了。

在埃尔迈拉，几乎从项目一开始，奥尔兹的方法就带来了出色的效果。在生命的头两年，高危母亲（贫困、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孩子遭到查证属实的虐待和忽视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的五分之一。出生第二年一直是幼儿面临的一个危险阶段，他们脚步蹒跚地四处晃悠，吞下不该吃的东西。这段时间内，接受护士家访的孩子被送进急诊室的概率比对照组低56％。

在孩子长到两岁，护士停止家访以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母亲及孩子继续接受评估。两组始终保持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参加项目时处于贫困和单身状态的母亲。接受护士家访的人，在家访终止后15年内，比随机分入对照组的同类型妇女，被捕人次低69％。护士家访组的母亲，经查证遭受过虐待或忽视行为的，比对照组少79％。护士就避孕提供的咨询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家访组的妇女在之后15年内生育的孩子比对照组少32％，依靠福利救济的时间比对照组短30个月。就家访组的孩子而言，他们在15岁前被捕的概率比对照组的孩子少一半。

戴维·奥尔兹实验如今已发展成“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大体仍按照在埃尔迈拉的方式运作。在创造机遇的早期干预案例中，它成为一项有力的证据。参加项目的每名母亲每年的花费是4500美元，在两年零几个月的完整项目时间内，每个母亲的花费约1万美元出头。兰德公司（Rand）分析了这些数字，发现它们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为针对低收入单亲母亲的护士家访每投入1美元，能够创造5.7美元的收益。潘君慧（Tracy Palandjian）是“社会筹资组织”的创办者，这个组织通过“社会效益债券”为非营利组织筹措资金。潘君慧监测了这些组织，她认为，在实证依据和管理上，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非营利组织中无可匹敌”。

埃尔迈拉的居民是半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白人。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内城贫民区或少数族裔居住区行得通吗？1988年，奥尔兹再次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地点选在田纳西孟菲斯市，那里人口众多，黑人居民占大部分。实验结果十分相似。1994年，奥尔兹又在丹佛市重复了相同的实验，那里有大量墨西哥裔居民。结果振奋人心。

“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创始人戴维·奥尔兹。这个帮助儿童创建更好未来的项目大受好评。（图片由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组织提供）

地方政府对护士家庭合作计划感兴趣，视之为消除贫困、降低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途径。俄克拉何马州引进这个项目后发现，在接受护士家访的家庭中，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现在，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全美四十多个州都有项目，并已扩展到英国、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它在美国所能服务的人数仍然只有需要帮助人口的2％～3％。这是本末倒置的鲜明例证。我们有美国最严谨的反贫困项目之一，一个自己负担支出，并且成本不断降低的项目，然而，它却只能为2％～3％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帮助。这令人愤怒。

从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和其他已取得明显成功的项目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首先，婴幼儿阶段正是大脑发育、为成年生活打下基础的关键时期，早期干预至关重要。这指的是帮助妇女避免意外怀孕，如果已经怀孕，则帮助她们避开诸如毒品、酒精和烟草之类的危险。与消除贫困有关的公共政策辩论鲜少涉及怀孕和哺育婴幼儿的议题，但是，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回报最高的切入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说，把我们投在高中和大学的大量资金拿出来帮助5岁以内的危困儿童，社会将会好得多。当然，无论哪种教育预算被砍，我们都不愿看到，但如果一定要选，我们恐怕会赞同，在打破贫穷循环上，将10亿美元花在针对高危年轻母亲的家访上，比投入到为大学教育设立的佩尔助学金里效果更显著。然而现在，资源和创造的价值成反比——大学得到的资源最多，早期疗育得到的最少。

第二，只有对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工作——养育孩子——产生影响，儿童项目才是最成功的。赋予父母们教养婴幼儿的工具，假以时日，将会培养出一个更加自信、适应能力更强的人。训练父母支持孩子的成本，远比多年后看着孩子在监狱服刑的代价小得多。

这对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想培养大学毕业生，成本效率最高的方法不是捐款给大学，而是给幼儿园或父母家访项目。我们希望更多的捐助者不光资助大学教授，也支援走访高危父母的护士；我们希望富豪们不仅寻求给音乐厅和博物馆展厅冠名的机会，也乐于把名字刻上幼儿园的大门。很多教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向托儿所和预幼班项目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如果一间教堂或一个民间组织希望更进一步，从长远的角度为社区投资，那么，几乎没有比协助困顿的母亲倾注更多爱心照顾孩子更好的方式了。如同私人赞助无法建立联邦高速路系统，私人捐款也不能解决早期儿童教育受到忽视的问题，这是真实情况。我们要倡议联邦、各州及本地政府，为孩子生命的头两年投资，为家访项目负担费用，为处在孕期和抚育婴幼儿的家长提供支持。如果我们在生命的发端失去机会，日后才弥补伤害，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也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救助儿童会在美国

布兰妮·赫利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渴望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如果生在一个中产家庭，她的梦想也许已经实现了。她讲话带着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有时很难听懂，但头脑敏捷。然而，生活不让她好过，部分原因在于她在肯塔基州布雷萨特县的一个瘾君子家庭长大。布雷萨特，这个满是突兀的山坡和青翠的山谷之地，有一段动荡的过去（因为长期争斗，这里也被称作“血腥布雷萨特”），如今更是举步维艰。

县里几乎每户人家都受到冰毒、酒精、处方止疼药或其他药物成瘾的折磨。一度依赖木材和煤矿的经济已经崩溃，就业岗位稀少。县里的人均收入是15500美元，自1940年以来，人口减少近半。很多家庭居住在破旧的拖车里。车外垃圾遍地，车内的问题家庭往往也支离破碎。布兰妮说，12岁时，她曾遭一名家庭成员强暴。当她向家里其他人寻求安慰和帮助时，他们却把处方止疼药和毒品介绍给她，以此减轻痛苦。仅12岁，她已吸毒成瘾。

从物质层面来说，布雷萨特县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内已经有所进步：绝大部分家庭都有电力和水暖设备，而20世纪60年代很多家庭都缺乏这些设备；一项研究发现，在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中，80％现在拥有至少一台空调，几乎全都拥有微波炉，很多还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尽管美国穷人享受着这些物质财富，但在希望上，他们一贫如洗。布雷萨特县的居民里，99％是白人，但这里散发出的绝望之感，与南达科他州松岭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或印度孟买的贫民窟别无二致。从滥用药物的行为，从家庭破碎、高中辍学，从每晚站在横跨肯塔基河北部支流的大桥上等着向过路司机出卖肉体以换取处方药的未成年少女身上，你看到的是绝望。

我们倾向于认为救助儿童会是一个在索马里那样的地方帮助饥饿儿童的援助组织。他们的确这样做，不过同时也在美国操作和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类似的项目。每个月捐款28美元，你就能资助一个美国孩子，使他在大脑发育时期获得及时的帮助。我们跟着布雷萨特县的救助儿童会，考察了这个项目的运行，并和布兰妮·赫利相处了一段时间。

肯塔基。布兰妮·赫利带儿子参加了一个救助儿童的项目。（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摄）

布兰妮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蓝眼睛，脸上总不由自主地挂着温暖的笑容。她在学校是个出名的聪明学生，也是个捣蛋鬼。高中二年级，她辍学了，去列克星顿参加了一个名叫“山脊”的戒毒项目。就是在那里，布兰妮清醒过来，遇到了鼓励她思考人生方向的导师和生活教练。她带着新的目标从“山脊”归来：不再沾毒品，找一份工作，继续读书。她搬去和奶奶同住。奶奶过去是个酒鬼，现在已经戒酒，看上去是这个家里最安稳可靠的人。布兰妮带着妹妹一起，让她远离曾不断遭受的强奸。布兰妮也邂逅了爱情，她与当地修车厂工人、26岁的斯坦利相爱了。

斯坦利初中就辍学了，我们见面时，他还不大有信心。瘦削的斯坦利一头黑发，沉默寡言。他先是说自己过去酗酒，现在已经戒了，没过几分钟，就改口说还在喝酒，但“不那么频繁了”。从积极的一面看，他非常在意布兰妮，已经和她结婚。他也安定下来，有了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这在布雷萨特县可不好找。布兰妮17岁时，他们有了儿子兰德勒。我们来看她时，布兰妮19岁，和斯坦利、兰德勒住在小型拖车公园的一辆拖车上。当时她和22个月大的兰德勒正在接受当地救助儿童会扶贫人员科特妮·特伦特的家访。特伦特22岁，满头金发，说话轻声细语，看着就像我们在当地遇到的每个人的远亲。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特伦特知道背后的故事——谁在吸毒，谁真心希望找到工作，谁虐待残疾人，谁是酒鬼。特伦特不吸毒，还在攻读大学学位，因此也是当地的一个行为榜样。

布兰妮和科特妮陪兰德勒玩了一会儿，又聊了聊八卦。然后，科特妮问布兰妮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原来，布兰妮的一个家庭成员最近因为经营制毒室被捕后，从监狱给布兰妮打来电话，请求她帮助保释。“我跟他说‘去死吧你’，然后就挂了。”布兰妮说。她现在在一家温迪汉堡餐厅做全职工作，下定决心要给予兰德勒她自己小时候不曾拥有的爱护。她聊起从这里搬走的计划，部分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部分是想逃离绝望和毒品的不良影响。布兰妮和科特妮又说起兰德勒的情况，一起温柔地夸奖他聪明。

在布雷萨特县，拥有儿童书的家庭寥寥无几，好在特伦特就是个移动图书馆。每次家访，她都会放下六本书，同时把上次家访时留下的书收回来。她和妈妈们一起给孩子们重读上次留下的书。“如果一个妈妈不会读，或者读得不好，我就会让她看着图片，自己编故事，”特伦特说，“孩子听不出差别。重要的是和他说话，陪他玩。”布兰妮看来并不需要督促，她念得很好，也喜欢给兰德勒讲故事。在地板上陪兰德勒玩耍的时候，布兰妮和科特妮说起了女孩间的悄悄话。布兰妮坦承她渴望上大学，成为一名护士。科特妮鼓励她，告诉她这一切都可能实现。她们轻柔而温暖地微笑着，兰德勒在客厅里摇晃着跑来跑去，高兴地咿咿呀呀。

“他会说22个月的孩子根本不会的复杂词，”赫利快乐地说，“我真为他骄傲。”

虽然专家们已经广泛认同家访项目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围绕什么才是最佳实施策略，一直存在争议。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的数据显示，因为护士具有的权威性，他们的影响力比其他人更大。与此相对的研究则表明，即便是不具备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扶贫工作者或家访人员，也能够对育儿风格、儿童虐待、儿童健康乃至认知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救助儿童会认为，雇用护士的成本相对高昂，因此，雇用像科特妮·特伦特这样能够让社区居民产生信任感的本地人更加划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已经开始追踪和评估，初期结果看来很有前景。

循证政策联盟检测了八个家访项目，发现实证支持最有力的是护士家庭合作计划，支撑另外两个项目“早期介入计划”（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和“家庭检查”（Family Check-up）的证据略少，显示其余家访计划影响力的证据更弱。芝加哥大学的黛博拉·达罗（Deborah Daro）则认为，这个领域中的众多组织都具备有效的要素。有人主张，在第二胎或第三胎出生时继续家访是重要的，因为那时母亲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以这种方式推行家访和育儿训练的两大主要组织是“美国健康家庭计划”（Healthy Families America）和“孩子优先”（Child First）。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承担这个国家最关键的工作，创造机会和平等，同时从长远的角度节约成本。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支持他们，他们的网站也提供了各式选择——包括资助婴儿或兰德勒这样的幼儿。鼓动各州各市引进家访计划的倡议行动也可以创造改变。

除了布兰妮·赫利，我们在肯塔基州还随救助儿童会走访了阿纳斯塔西娅·麦考密克。这个年轻的职业母亲住在拖车屋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只有9个月，现在又怀着双胞胎。麦考密克每周在比萨店打工两三天，以此维持生活。我们去采访时，她的车出了故障，只能步行两英里去上班。她承认，随着怀孕越来越久，她到时不得不辞工，在一张接一张账单、一个又一个危机之间挣扎过活。之前购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没有按时付款，估计它们要被收回去了。在其他设施方面，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接到一张断电通知单，”她说，“不过有一个月的时间来付清欠款。”她的男朋友九年级就辍学了，找不到工作，因为腿部受伤落下了残疾。

帮助阿纳斯塔西娅和伴侣摆脱贫困是一个挑战，这是现实。但我们还有时间，改变她肚子里那对男孩的命运。得到一些帮助，他们就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帮助两个男孩和几百万跟他们一样的人，应该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们还太幼小，小得不可以失败。

3000万个词的差距

谁开启一道校门，便是关闭了一座监狱。

——维克多·雨果

两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R．里斯利（Todd R．Risley），用两年多的时间观察了42个家庭。哈特和里斯利录下了这些家庭中父母和幼儿的互动，转录成磁带，计算其中的单词数量。他们发现，婴儿开始说话的年龄和家庭收入之间没有相互联系，但孩子听到的单词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一个接受福利救济的孩子一年能听到300万个词，一个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一年大约能听到600万个词，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一年能听到1100万个词。

到了4岁，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比接受救济的孩子已经多听到3200万个词。这3000多万个词的差距对孩子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哈特和里斯利写道：“家长们对孩子说的话越多，孩子的词汇量增长越快，在3岁及之后的智商测试中得分也越高，这几乎毫无例外。”他们继续追踪这些孩子，直到他们长到9岁。哈特和里斯利发现，幼儿听到的单词数量对他们的大脑发育、智商得分和学习表现似乎具有持续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发现和结论：到了入学年龄，贫困儿童往往已经严重落后，很难再追赶上来。此外，低收入家庭孩子听到的很多单词是家长责骂他们时所用的严厉词语，而专业人士则抓住每个机会表扬孩子。接受救济的孩子每听到一个鼓励的词，就要听到两个让人泄气的词，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每听到一个令人沮丧的词，会听到六个鼓励的词。

正如戴维·奥尔兹和其他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贫困家庭的父母并非不愿意和婴幼儿交谈或夸奖他们。没人渴望成为不称职的妈妈或爸爸。大体上说，各个阶层背景的父母都爱孩子，都希望孩子成功，都乐于帮助他们茁壮成长。问题在于，那些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单亲妈妈紧张而忙碌，没有意识到和宝贝说话的重要性，也更习惯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有些母亲认为把孩子放在电视机前面可以替代对话。哈特和里斯利从数据中发现，真正起作用的是和孩子说话的人，电视机对词汇和认知发展毫无影响。位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学习与脑科学研究所，斥资400万美元建成全球唯一一间专为婴儿设立的脑磁图扫描室。研究所检查孩子们的脑部时，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婴儿听真人说话时，将其当作一种社交互动，并且会处理听到的信息，而面对电视屏幕时，大脑会把听到的单词当成随机噪声。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改善长远结果、有助于打破贫困循环的早期疗育，研究也已指出帮助孩子在整个幼儿园阶段持续发展读写和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读书的孩子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没有比给予孩子阅读的快乐更有助于他们为学校做好准备的方法了。俄克拉何马、佐治亚和西弗吉尼亚等州已经通过早期儿童项目表明，哪些方法在创造更广阔的机会方面是奏效的。其中一些项目为我们每个人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途径。

19岁的单身妈妈罗莎·欧拉多尔和16个月的儿子卡尔文住在波士顿。她是个活泼健谈的姑娘，从小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吃饭，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居住，高中怀了孕，毕业当天生下孩子，此后一直靠着微薄收入勉强维持温饱。罗莎没钱给孩子买书，但可以从“伸出手，一起读”组织接受图书，并获得给孩子读书的指导。“伸出手，一起读”是一个致力于弥补儿童语言能力差距的新型慈善机构，于1989年在波士顿医疗中心成立。当时，一群儿科大夫和教育工作者看到，医生几乎把全部时间花在治疗儿童感冒和咳嗽上，却忽视孩子的精神发展。他们备感不安，由此创办了这个组织。“伸出手，一起读”建立起一个全国儿童医生网络，将向低收入父母分发童书作为常规检查和医疗访问的一部分，利用童书提高家长对儿童阅读的重视。

波士顿一所医院里。19岁的单身妈妈罗莎·欧拉多尔（右）和儿子一起参加“伸出手，一起读”计划。（朱迪思·福曼摄）

罗莎定期带卡尔文去见儿科医生加布里埃尔·穆斯科洛。穆斯科洛医生加入“伸出手，一起读”，分发童书已有将近17年的时间，她估计，自己已向数千名新妈妈提出了给婴儿大声朗读的建议。她还将图书引入了体检。观察婴儿拿书的方式，可以评估他们的运动技能，也便于就孩子参与阅读和对话的问题与父母加深讨论。她说，很多家长起初认为花费这么多精力给孩子读书是件荒唐事，因为他们还有更多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很多人会想‘我连晚饭都还没着落’，或是‘我自己还没从虐待里逃出来’，她干吗跟我说读书的事？”穆斯科洛医生说。她告诉这些父母，婴儿有很多种需要，而阻断贫穷传给下一代的关键在于，赋予宝贝一个强壮的大脑结构。“那么，你该怎么做呢？”她自问自答道，“想要在学校获得成功，你就要学会阅读。”实际上，“伸出手，一起读”的医生们几乎把阅读当成一剂药方开给家长。

“伸出手，一起读”的医疗主任佩里·克拉斯说，很多低收入父母没有听过别人念书给自己听，也不了解阅读的重要性，直到儿科医生向他们强调这一点。“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要理解自己得做一件小时候家长没有为你做过的事，这是困难的，”克拉斯医生说，“对很多父母来说，给甚至还不会说话的半岁孩子念书，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很多家庭中，唯一一本书是束之高阁的《圣经》，取下来之前你还要洗洗手，当然不会把它递给一个婴儿。”

发动医生分发图书，把朗读当成药方开给病人，是一种极其简单而便宜的干预途径，但具有惊人的效果。罗得岛州进行过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从205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随机挑选一半参加“伸出手，一起读”的项目。这些受试者得到了《宝贝》《晚安，月亮》《哞，咩，啦啦啦！》《小兔子睡觉》和《三只小鸡》，他们的父母也得到一页材料（写得非常简单，只有三年级的阅读难度），说明为孩子读书的益处，上面建议将睡前讲故事作为每天晚上的例行功课。孩子们长到18个月，平均经过3.4次健康检查之后，效果显著。被分入读书项目组的家长更容易把读书列为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其中78％的人每周给孩子读书三次或以上，而对照组只有46％的家长这样做。追踪观察发现，两组孩子长到大约两岁时，“伸出手，一起读”项目组的孩子词汇量远远高于对照组的。正如《儿科》（Pediatrics）杂志所称：“这种作为儿童保健组成部分的干预方法简单便宜，改变了父母对和婴幼儿一起读书的重视程度。”

另一项严谨的实验则以低收入的拉美裔儿童为对象。随机分入“伸出手，一起读”项目的孩子和家长得到了双语图书和说明材料。最开始，64％的家庭称，家中一本儿童图书都没有；两组中每周为孩子至少读书三次的家长都不到四分之一。十个月后，对照组中为孩子读书的父母人数依然不足四分之一。而在“伸出手，一起读”组里，三分之二的家庭每周为孩子读书三次或以上，将读书列为孩子最爱的父母人数，是对照组的三倍。

因为医生参与项目没有酬劳，而且学乐集团（Scholastic）捐赠了几百万册图书，“伸出手，一起读”项目一年花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开销只有20美元。这是一个符合成本效益、采用实证帮助处于关键发展阶段儿童的绝佳案例项目。已有超过28000名医生接受“伸出手，一起读”的培训，三分之一的美国贫困儿童已登记参加。考虑到低廉的成本，这个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几乎不合情理。“制约我们的是资金，”克拉斯医生说，“如果有资金，我们帮到的孩子将会多得多。我们需要图书和经费，也花了大量时间请求人们捐款。”“伸出手，一起读”不仅需要支票，也在寻找图书、书柜，以及在医生接待室里读故事书时要用的“阅读地毯”。他们的网站也招募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在医生接待室为候诊的低收入家庭孩子朗读。

美国的贫困问题带有强烈的种族动因，但美国的成绩落差问题不只关乎种族——种族差距实际上正在缩小；反倒是贫富阶层之间的成绩落差在扩大，而这并不仅仅是天赋上的差异造成的。斯坦福大学的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发现，最富的10％和最穷的10％之间的成绩落差，几乎是黑人白人成绩落差的两倍。而在半个世纪以前，黑人白人之间的成绩差距还是收入鸿沟的两倍。里尔登说，2001年出生的孩子所面临贫富阶层间的成绩落差，比1970年出生的孩子高出三分之一。从统计上看，出生在今天的美国，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比上一代小得多。

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是，父母为孩子投资的模式不断发生改变。过去，富有和贫穷的父母都不太管孩子。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前半叶，流行杂志上的绝大部分育儿指南关注的都是医疗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文章的焦点转向了如何增强孩子的脑力。富裕的家长陪孩子的时间变长，富家子弟中参加顶尖学前班的人数飙升。富有的爸爸妈妈们拖着儿女从小提琴课赶往象棋课再转战足球场，在路上孩子还要在iPad上玩益智游戏；贫穷家庭的父母往往依然对孩子放手不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富有的那20％家庭花在培养孩子上的时间就已经是最贫困的那20％家庭的四倍；现在，这个数字几乎是七倍。同样，最近几十年来，富裕家庭孩子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也超过贫困家庭。

这一切都意味着，幼儿园确实为已经起步的中产阶层孩子们带来了益处，但对那些处在经济阶梯底层的儿童来说，它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佩里学前教育方案”（Perry Preschool Project）是受到最广泛研究的反贫困干预之一。这项随机对照实验始于1962年，主要面向密歇根州伊斯兰提镇三四岁的贫困非裔儿童。在当地学区接受了学前教育和家访的孩子，高中毕业率最终达到65％，对照组则为45％。参加“佩里方案”的女孩，未成年怀孕的概率只有对照组的一半。受试儿童未来入狱服刑的可能性比对照组低46％。到他们40岁时，曾参加“佩里方案”的受试者收入比对照组高42％，拥有自己住房的概率是对照组的三倍，而接受福利救济或其他政府援助的比例比对照组低26％。为学前儿童投资，节省了政府的支出。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佩里学前教育方案”是一个小型试点项目，其执行随机选择的方法存在技术问题，当这类方案的实施规模扩大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此外，在1962年，“佩里方案”是唯一的选择，那时还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今却可能有各种替代选择，因此项目的收效可能更小。早期干预的批评者有时会把矛头指向“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称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这么说不完全对。“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通过家访和学前教育帮助新生儿体重偏低的家庭，它的确没有对个头最小的孩子（出生时可能因为并发症体重少于4.4磅）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出生时体重在4.4磅至5.5磅的孩子们，获得了持久、显见的益处，他们18岁时参与危险行为的概率更低，在数学和语言测验中表现也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