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生之际，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之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王朝镇压太平军、捻军战斗正酣的关键时刻。当时恰逢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自前线传来捷报，告知家人与捻军激战打了胜仗，正在“凯旋”。捷报传来，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高兴地为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世凯”，意思就是希望袁世凯将来也能鹏程万里，平步青云，继承祖业，世世代代凯旋。出身豪门，安逸而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对袁世凯豪放不羁性格的形成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这种性格影响了袁世凯的一生，潜意识地支配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桀骜不驯、浪荡不羁的豪门公子袁世凯，其实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也有他的理想和追求。两次科举落第后，他毅然选择了与科举决裂之路，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他决意另谋出人头地之途，走一条非传统的仕途之路。

一、豪门世家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按当时官场习俗，人们对达官显贵往往用其出生的籍贯地名以代其名，所以后世往往称呼袁世凯为“项城”或“袁项城”。

项城袁氏家族是当地四世同堂的望族，拥有土地四五十顷，还在北京、陈州和项城县开有当铺。袁氏家族原来居住在项城县城东北方向十余里的张营，为了抵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和张洛行领导的捻军，袁世凯的叔祖袁重三、父亲袁保中在张营东二十里之阎村牌修筑寨堡，备集武器，编练民团。寨墙的四角和寨门分立炮楼，寨墙外有壕沟环绕，该村即改名为“袁寨”，这就是袁世凯出生之地。

袁世凯出生之际，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王朝镇压太平军、捻军战斗正酣的关键时刻。此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民生荼毒，社会动荡。袁世凯降生之时，恰逢其叔祖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自前线传来捷报，告知家人与捻军激战打了胜仗，正在“凯旋”。捷报传来，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高兴地为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世凯，意思就是希望袁世凯将来也能鹏程万里，平步青云，继承祖业，世世代代凯旋。

袁世凯故居一角

袁世凯就是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清末代表地方势力的官员豪族的第三代子弟，现存的《项城袁氏家集》中，有文字可考的袁氏最上一代先祖为袁九芝。袁氏世代为儒，走的是传统耕读举业、追求功名的道路。袁世凯曾祖父袁耀东自幼从父读书，经过多年寒窗苦读，方考取秀才，袁耀东娶了同郡“望族”郭氏之女，也就是袁世凯的曾祖母郭氏。但是袁耀东由于过度的勤学苦读，不到四十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袁耀东去世时，子女都还没有长大成人，长子袁树三只有十四岁，次子袁甲三十岁，三子袁凤三、四子袁重三及一个女儿更小，有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郭氏一人的身上，袁家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这位郭夫人并不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她自幼读书，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她深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出人头地改变贫困的现状，坚持让孩子们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在她的悉心教育和敦促下，她的四个儿子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袁重三都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

袁树三是袁世凯的祖父，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他们就是袁世凯的生父和嗣父。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1806—1863年）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以袁甲三进士高中为标志，项城袁氏家族开始进入了鼎盛期，形成了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的项城袁氏大家族。袁甲三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郎中、江南监察道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曾国藩（1811—1872年）同拜理学大师倭仁研习程朱理学，所以两人关系十分紧密。曾国藩在挽袁甲三的诗中说：“属纩寄箴言，劝我勉为范宣子”，可见相交之深。咸丰三年（1853年）起，袁甲三受命为钦差大臣，统领安徽宿州一带清军，督办河南、安徽、江苏的团练和漕运总督。1856年，袁甲三率军攻占雉河集，擒斩捻军三万余人。1859年，他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由于他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与捻军联合的重任，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以赴地绞杀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几年里袁甲三率领着子侄转战于淮河两岸，立下了赫赫军功，曾多次受到皇帝传旨嘉赏，赏戴花翎，穿黄马褂，并逐渐成为手握大权的地方实力派官员。1863年，袁甲三在河南陈州（今河南淮阳）病死，清廷赐谥“端敏”（因此后人称袁甲三为“端敏公”），并宣付国史馆立传，这在当时可谓极高的荣耀。

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年）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袁保恒来到安徽，辅佐其父袁甲三治理军队。袁甲三又为其上书奏请，将其留在军中。袁保恒在军中严格治军，并且在作战中英勇善战、奋不顾身，将捻军打得大败。清廷赏赐他“伊勒图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同治元年（1862年）擢为翰林院侍讲，再擢侍读，迁詹事府右庶子，连升三级。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捻军攻入直隶地区，直逼北京。朝廷大震，急命湖广总督李鸿章等率领大军剿灭。袁保恒上书，以皖、豫各军有一半都是其父旧部，曾与他们同甘共苦，自请效力，朝廷允准，发往李鸿章军营差遣委用，李鸿章委任他为翼长。同年六月，他参加了在山东对捻军发起的歼灭战，彻底消灭了捻军。至光绪元年（1875年），袁保恒已升为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侍郎。次年四月，调任刑部左侍郎。

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是举人出身，袁保龄也曾追随袁甲三和李鸿章镇压捻军。袁保龄在军中“从佐戎幕，赞画军机”。袁保龄累官内阁中书、候补道，自1881年起至1889年春去世为止，长期追随李鸿章办理北洋海防，总办旅顺海防工程。

袁氏家族自从袁甲三跃过“龙门”之后，他的子侄们逐步走上了一条飞黄腾达之路。袁世凯的祖父辈中有甲三、凤三，父辈中有保庆、保恒、保龄五个人在外当官，袁世凯的叔祖袁重三和其生父袁保中在家执掌家政，为地方乡绅。袁氏家族还产生了袁世凯这一门的世凯、世敦、世廉三兄弟几位府道员，以及其他几门大小不等的官位。也就是说，到了袁世凯这一辈，袁氏一门二十多个子孙，大都获得了朝廷官位，这也构成了袁氏豪族不断壮大发展的政治支柱。袁世凯出生之时，袁氏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袁氏家族为袁世凯日后仕途的发展，在家族门第、财力、权势、官场故旧等各方面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世凯出继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1823—1874年），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副贡出身，捐了个同知，但一直在项城老家经营田产，始终安居守业，闲读诗书，以课导子侄、侍奉高堂为职，以嫡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是袁氏家族的“管家人”。凭着叔父袁甲三和保恒、保龄等兄弟们的军功和名望，袁保中也很快成了项城的显贵，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人物，并在地方主办团练。袁保中娶妻元配夫人刘氏，生子世昌（早逝）、世敦、世康，刘氏身体羸弱，经常疾病缠身，刘氏病故后，袁保中将妾刘氏扶为继室，生世凯、世辅、世彤三子。

袁世凯生母刘氏

袁世凯的胞叔袁保庆，咸丰八年（1858年）举人出身，同袁保恒都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帮助叔父和袁保恒治军，转战皖、豫等省剿杀捻军。他负责留守，或为后路策应，经常以少击众，屡建奇功。后来，袁保庆又被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调回河南，负责组织训练各州县地主团练武装，并多次督带马队在项城、沈丘、夏邑等地围攻捻军。之后，得到马新贻、李鸿章的赏识，曾国藩、张树声等亦甚倚重。他与淮军高级将领刘铭传、吴长庆、宋庆亦甚为投契，与吴长庆还是结盟兄弟。

遗憾的是，袁保庆的夫人牛氏，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夭折了，后来又纳了王氏、陈氏为妾，生了三个女儿，因此袁保庆年届四十，尚无子嗣。而这时恰巧袁世凯的生母奶水不足，而婶婶牛氏孩子夭折奶水却极为充足，于是袁世凯便交给了婶婶牛氏哺乳。牛氏因膝下无子，对虎头虎脑的袁世凯十分喜爱，视同己出，便与胞兄袁保中商议，将袁世凯过继膝下为嗣子。而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认为自己的兄弟在外为官，人脉甚广，希望儿子能够跟随这位仕途得意的叔叔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于是这件事两下一说即合。袁世凯在七岁的时候正式过继给袁保庆，成为嗣子。从此，袁世凯就随袁保庆夫妇一家共同生活了。

同治五年（1866年），袁保庆因剿捻有功，以知府身份调往山东补用，从家乡启程携带家眷到济南上任，年仅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到达济南任所后，袁保庆就聘请了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袁世凯的启蒙老师，希望袁世凯能够读书入仕，光耀袁氏门庭。这位王志清先生独具慧眼，他看出袁世凯虽然生性顽劣、桀骜不驯，但资禀非常，聪颖过人，如能严加督导，纳入正轨，日后必有所成，因此对袁世凯悉心督导，要求十分严格，一有不端就会斥责，重则加诸鞭笞。

王志清的严加督责，使袁世凯很快便对这位启蒙老师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报复情绪。有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先生请假，然后埋伏在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晚上等先生路过这里时，袁世凯将早已准备好的熠熠发光的萤火虫搓碎涂到脸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道路上。在漆黑的夜里，王先生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鬼魂，吓得魂飞魄散扭头便跑。回家后由于受到惊吓，王先生在床上病卧了好几天。从此王先生对此事情耿耿于怀，几个月后力请辞馆。

王志清辞馆后，养母牛氏遂开始亲自课子，承担了监督和辅导袁世凯学业的工作。牛氏出身大家，娴通诗书，对袁世凯的督责也是十分的严格，常常将其锁在书房里，不许跨出门槛一步。就这样，一年之后，袁世凯学业大进，四书五经皆能琅琅成诵，所以每当谈到袁世凯，牛氏便会喜不自禁地向人夸耀说：“若果一志于学，他日吾家千里驹也。”

但是由于袁保庆在外为官，很少有机会回家，嗣母牛氏虽然严格监督和辅导袁世凯的学业，但对这个儿子还是非常溺爱的，养成了袁世凯任性而为的性格。山东济南与遭受绞捻战火的中原地区相比，是安宁繁华的。刚从中原小城来到山东省府，大都通邑的风物人文使袁世凯大开眼界。大明湖亭台楼榭鳞次栉比，画舫樯帆林立；千佛山香火缭绕，游人香客人流如织；都会商业发达，市场繁荣；酒楼菜肆，店铺林立，坐买贩卖，热闹非常，处处吸引着充满好奇的少年袁世凯，袁世凯对枯燥乏味的经文八股毫无兴趣，上课时心不在焉，经常逃课。他最感兴趣的是济南的名胜古迹、戏场剧院，这些使他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山东的乡俗剽悍尚武，青少年到了十来岁都会拜师学武，以备日后防身自卫之用。每天傍晚时分，济南城内的一些空旷场地上就会聚满学习武术的少年，他们在拳师的指点下，互相搏击切磋，这吸引了喜欢拳脚功夫的袁世凯。一个偶然的机会，袁世凯开始拜师学习武艺。有一天，袁世凯独自逛街，来到一处空地，看见一位拳师正在指点上百名十来岁的孩子练武。袁世凯一见，极为迷恋，请求入伙学艺。拳师见其俨然是大家子弟打扮，就对他说：“这武功可不是白学的，要想拜师，可得先交十两银子的学费！”到家后，袁保庆正好在家，袁世凯有心向养父要十两银子投师，却又怕袁保庆不准他学，他想起养父的钱箱从不上锁，就开箱偷了十两纹银，悄悄藏好，投师的费用问题算是解决了。第二天，袁世凯又来到了练武场地，向拳师缴纳了纹银十两，拳师收了银子，自然对袁世凯格外关照，尽心点拨。就这样，袁世凯瞒着袁保庆偷学了近一年的武艺，直到离开济南。

同治六年（1867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仍留山东补用，此时原闽浙总督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马新贻是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的老部下，与袁保庆交情颇深，马新贻最初的发迹也多得袁甲三的提携。为了报答袁甲三的知遇之恩，马新贻一上任就马上提携了他的这位好友，调袁保庆至江宁（今江苏南京）办差，管理淮军“右标兵”营务处。

袁保庆携带妻儿，沿大运河南下，取道淮安、扬州。在扬州，袁保庆顺道拜访了父亲的老友张亮基。袁保庆携袁世凯到张亮基家拜访赴宴，张亮基见袁世凯异常聪慧，便向袁保庆提出，让袁世凯留在扬州。张亮基有五个儿子，长子和次子均已服官外省，剩下三子年龄都与袁世凯相仿。张亮基希望留下袁世凯和他三个儿子一道读书。当时张府的私塾老师是江南名儒王伯恭，袁保庆便同意让袁世凯留下。这样袁世凯就开始了他在扬州的生活，时间不长，王先生就发现了袁世凯不凡的谈吐和敏捷的应对之才。有一天，王先生以一个“香扑鼻”的三字联为题目作对，袁世凯不假思索，随口应以“论诛心”。王伯恭不禁大奇其才，暗自叫绝。会值清明时节，王先生请假归里扫墓，临行给张氏第三子张鼎留下一道文题：《故善战者服上刑》，要求数日后交卷。先生回馆后，见到张鼎的答卷感到很诧异。张鼎的文章虽然通篇文理不通，但起首破承二句廉悍清矫，气势夺人：“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王先生看过文章之后，心想此文肯定不是出自张鼎之手，一番盘问之后发现果然是袁世凯代为捉刀。

扬州是漕运要道，地处江淮富庶之区，扼当南北咽喉要道，富甲天下，茶楼酒肆，灯红酒绿。而袁世凯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八股文章上，他经常与性情相投的张家兄弟出去喝酒玩闹，后来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开始造访烟花柳巷。不久，这些事情被张亮基发觉，他除了狠狠地责罚了自己的儿子外，在给袁保庆的信中也隐约其辞地提到了袁世凯在扬州的种种不端行为，袁保庆接到了张亮基的信后，立即派家人把袁世凯接到南京。

袁世凯被接到南京后，袁保庆另择名师严加督导，并把侄儿袁世廉、袁世敦、袁世传都从老家接来就学。这时的袁保庆在南京署理江南盐巡道（全称为“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督销官盐。马新贻提拔袁保庆做的这个江南盐运使在当时是一个令许多人眼红的官差。清代实行食盐官营制度，政府拥有经营和转运权，官盐商利润极其丰厚，而管理这些盐商的盐巡道的官员是一个有暴利可谋的差使，袁世凯到了南京过的完全是锦衣玉食的阔公子生活。

袁保庆在南京给袁世凯请的曲沼先生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但袁世凯对读书习字的态度并没有比在济南时有所好转，却对拳脚武艺异常喜爱。曲先生见袁世凯对八股文章不感兴趣而对武术喜爱尤甚，也就乐得因材施教，每天教导他习练武艺。袁世凯果然痛下苦功，认真学习。在南京的六年生活中，袁世凯的武艺精进了不少，这段学武的经历对袁世凯日后投笔从戎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时的南京已经从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恢复生机，歌楼舞榭、茶肆酒馆如雨后春笋般恢复起来。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袁世凯迅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成为南京城里的风流少年，清凉山、莫愁湖、秦淮河、太平湖等名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袁世凯的嗣母牛氏不时把他关在家里，亲自课读，讲解历史上的先贤名哲，予以激励。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亦对其屡加劝诫，以道义敦勖，但是袁世凯总把这些话当成耳边风，我行我素。这段安逸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对于袁世凯豪放不羁性格的形成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这种性格影响了袁世凯的一生。

而袁保庆公务虽然繁忙，也不时对袁世凯加以调教和训诫。袁保庆是靠战功为官的人，家庭背景又极煊赫，加上多年好友两江总督马新贻的赏识，其并不同于一般空食俸禄的庸官。他把数十年戎马生涯获得的将兵心得、为官之道、做人之窍，每有感悟就顺手记下来，后来他把这些心得札记整理出来，题名《自乂琐言》，作为对后辈家教的范本。他一有时间就把《自乂琐言》的精华讲授给袁世凯兄弟们听。他说：“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又说，“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到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若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袁保庆这一套官场权术经验之谈，成年累月地灌输给正在成长中的袁世凯，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深刻的。在袁保庆的言传身教之下，少年袁世凯的领导组织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他交往相伴的那帮小弟兄无论长少，都愿意听他的指挥。袁保庆见此状，便有意识地培养袁世凯为人处世的能力，让袁世凯帮他料理一些事务，经常教诲袁世凯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豪门大族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渐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人情世故。有件事情充分地展示了少年袁世凯处理人际关系的过人能力。袁保庆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关系不和，时生抵牾，袁世凯以嗣子的身份夹在中间，他巧妙地加以调和，两人都很喜欢他。袁世凯能妥善地处理好传统大家庭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小就擅长左右逢源，具备人情练达的素质，所以人们称赞他“髫龄应事，亲友悦之”。官场的耳濡目染，继父的耳提面命，都在袁世凯年幼的心灵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几十年的事实也表明，无论是宦海的沉浮，还是疆场的搏杀，这套家传本领，对于他以后的为人处世、从政、从军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有两首当时袁世凯所作的诗词，可以一窥少年袁世凯的远大志向，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另一首是《雨花台怀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在这两首没有平仄，也不讲究对仗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的鸿鹄之志、豪迈之气，仿佛他已经指挥了千军万马，纵横疆场，又好像他已经成为了苍茫大地的主宰。这时的袁世凯已经有了同龄人所不具备的宏大志向，这也正是他浓墨一生的起点。

在这一阶段除了袁保庆和他的后母牛氏，以及王志清、王伯恭、曲沼三位老师对袁世凯的指点和教导，还有一个人对袁世凯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盟兄弟吴长庆。吴长庆（1829—1884年），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吴长庆与袁保庆能结为盟兄弟，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了庐江，当时任庐江县团练武装首领的是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当时县城被太平军包围，情况危急，吴廷襄便派儿子吴长庆星夜潜出县城，马不停蹄赶往宿州，请求带有重兵驻扎在此抗击捻军的袁甲三驰兵救援。袁甲三接到求援消息后，因事关军务，一时举棋不定，于是征求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的意见。袁保恒认为正遇强敌，兵力不能分散使用，如果分兵救援宿州，那就会引火烧身，招致太平军和捻军两面夹击，因此主张不去救援；而袁保庆则认为，吴廷襄英勇抗敌，对朝廷一片忠心，精神可嘉。现在宿州孤城垂危，救则可唇齿相依，不救则唇亡齿寒，所以力主出兵救援。结果双方意见争持不下，而袁甲三又始终没能做出决断，几天后庐江城终因弹尽粮绝，被太平军破城而入，吴廷襄亦被乱兵所杀。

丧父失城的吴长庆恨透了见死不救的袁保恒，两人从此绝交。而对袁保庆，吴长庆却视若亲人，交换帖子盟订为异姓兄弟。太平军失败后，袁保庆到南京任职，吴长庆恰好也带兵驻扎在浦口，南京与浦口一江之隔，两人时常相聚，关系十分密切，相处如家人一般。对于袁保庆的嗣子袁世凯，吴长庆当然也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当然就吴长庆本人来说，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并没有多么突出的影响，然而这位比袁世凯年长整整三十岁的吴长庆，对袁世凯的发迹，有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当袁世凯求仕无门，到处托人求官又到处碰壁、焦头烂额的时候，吴长庆给了他决定性的机会，带他到朝鲜，并提拔重用，从此袁世凯便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1873年6月，袁世凯14岁，这也是袁世凯到南京生活的第五个年头，他的嗣父袁保庆因霍乱病故于江宁盐法道任上。少年丧父，对袁世凯是一个重大打击，犹如梁断柱塌，大厦倾地，袁世凯陷入了极度的悲伤，“哀毁骨立”，病倒卧床五个月。丧事由与袁保庆有莫逆之交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吴长庆代为办理。他们对于袁世凯“皆器重之”。这年冬天，袁世凯陪随其嗣母牛氏扶袁保庆灵柩返回项城老家。

三、青年生活

1873年是袁世凯生活的第二个转折点。八年前，他跟随嗣父进入繁华的都市，见识了官场的迎来送往，看到了世间百态，而此时的袁世凯不得不与这段生活作别，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回到生父袁保中身边生活。回到老家的袁世凯很快就感到自己无所适从，过惯了大都市生活的袁世凯，已经不适应家乡单调乏味的生活。正在袁世凯感到空虚无味的时候，1874年的春天，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给迷茫中的袁世凯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位同样是军务出身的叔父，见袁世凯的第一面，就感觉这孩子不同凡响，举手投足、言谈处事颇有大家的派头和官场的气度。看到在项城老家的袁世凯缺乏良师授业，又觉着袁世凯是个可造之材，为保袁氏家族昌盛繁荣，袁保恒决定把袁世凯带在身边亲自培养。几天后袁世凯便打点行装，随叔父往西北而去。后来，袁保恒又被调往北京为官，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恒来到京城。而这个时候，袁保恒的弟弟，即袁世凯的另一个堂叔袁保龄不久也当上了内阁中书，来到了京城。袁世凯的这两位堂叔，都认为袁世凯是袁氏家族年轻一辈中的可造之材，都乐意把他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期望他未来宏图大展，支撑袁氏家族的门面。

仕途之路在袁世凯这两位堂叔的意识中是成功的必由之路，为此袁保恒、袁保龄兄弟为袁世凯兄弟聘请了三位名儒作为教席，举人周文溥教授作诗，进士张星炳教授写字，举人谢廷萱教授经义、作八股文，而以谢廷萱为主。袁保恒、袁保龄兄弟期望袁世凯能够读书上进，准备科举应试，以后光耀袁氏门庭。两位堂叔对袁世凯的期待甚高，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袁世凯不专心向学，就严加管束。袁保龄从北京寄给项城老家的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一封信中说：

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指南京）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廷董的字）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

在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袁世凯能够把四书五经背诵如流，音韵词章亦有长进，唯尚不喜为章句之学，“文章尚未入门”，但对兵书却读之不倦。袁保龄认为：“世凯毕竟算得上中上人才，袁家后继有人，亦可略慰。”

同治十三年十月（1874年11月），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在项城病故，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父亲去世要守丧三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和婚配，但是由于袁世凯已经出嗣，也就不受这一规定的约束。

1876年秋天，17岁的袁世凯从北京返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1876的11月，袁世凯在家乡与陈州名门于氏结婚。于氏比袁大两岁，就是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婚后的第二年初春，18岁的袁世凯再度奔赴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就有意让袁世凯帮助自己处理公务。袁世凯便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堂叔处理公务。官场上的应酬往来，让袁世凯迅速成长，而嗣父耳提面命的官场经验在这里有了施展的机会。官场上的应对，对袁世凯来说是如鱼得水，颇得袁保恒的赏识，“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

1877年冬到1878年初春，时值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全省九十余州县，受重灾的就有七十五个，麦收最多者仅有四成，与旱灾同时发生的还有蝗灾。灾民四处流散逃亡，辗转流徙之中死于路途的，不计其数，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一而足”。由于地方政府腐败，朝廷有限的救济粮也到不了灾民的手中，以致河南多地出现了民变。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下诏，将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同时调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帮办赈务，从京城回河南主持赈灾。袁世凯随同前往，学习公务的办理。袁保恒遇有机要之事，都会让袁世凯查访，“参佐一切”，多方面培养他为官之道。时届严冬，袁世凯驰驱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怠，勤奋从公。

1878年5月，袁保恒由于感染时疫，突然病故于任上。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袁保龄在京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袁世凯为之料理身后一切，并检点公私未了各项事宜，措置井然有序。在交接公事过程中，官府拟按月给予他三百两银子作为薪资，袁世凯坚辞不受。袁保恒所经办的赈务，由新任巡抚涂宗瀛接手办理。袁世凯代堂叔把公事交代完毕，和叔叔袁保龄、弟弟袁世勋扶送袁保恒的灵枢返回原籍，择地安葬。

四、自立门户

短短几年间，项城袁氏家族经历了袁保中、袁保庆、袁保恒的丧事，袁家人开始不安起来。那个时代的人相信鬼神，迷信风水，他们发觉袁家自从袁耀东起都是短命的：袁耀东不到40岁即亡，袁甲三活了57岁，袁保中活了51岁，袁保庆不到50岁，袁保恒也只有52岁。项城袁氏家族的族人们总觉得这其中有些神秘的力量在作怪，于是请风水师看风水，卜求宅兆，大作道场，为袁家祈福禳灾。最后，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下，袁氏家族决定析土分家。这样“四世同堂”的项城袁氏大家族便分崩离析了。大约在1878年和1879年之间，项城袁氏家族按保字辈分家产各立门户，独自成家立业。袁世凯生父虽是袁保中，但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子嗣，他独得一份资财丰厚的家产。家族分散也是建立新家族的起点，后来袁世凯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袁氏大家族，这个家族同其他各支族人保持着宗法的、血缘的关系。

项城袁氏大家族分家后，7岁起便跟随养父袁保庆离乡，先后转赴济南、扬州、南京、北京、开封等都市断断续续生活了12年的袁世凯，已经不习惯老家项城寂寞乏味的生活，更加向往都市的繁华。此时，嗣父袁保庆名下分得的家产中有一座祖父袁甲三生前在陈州买下的小宅院，袁世凯便携新婚的妻子于氏自项城搬入陈州。1879年，袁世凯的长子克定出生，是其32个子女中唯一的嫡出。袁世凯对初生之儿子甚是喜欢，视为“英物”，期待其光祖耀宗。然而儿子出生没过多久，袁世凯便因为—句玩笑和于氏反目，两人冷淡相处，以后的于氏仅有“主妇”的名份，每逢过年过节，团圆饭后，于氏和袁世凯端坐正厅，由各位姨太太和子女媳妇、男女佣人依次行叩拜大礼。虽然平时袁世凯很少和于氏同房，但每隔三五日，就到于氏房中坐一会，聊几句家常话，问一声：“太太，你好？”每逢此时，于氏也照例答一声：“大人，您好！”即使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入主中南海，这种习惯性的问安也从未断过。清末，宫廷曾封于氏为一品诰命夫人，但她在家里的地位并未改变，袁世凯始终只承认她是名义上的夫人。袁世凯逝世后三年，于氏思念成疾，1919年病逝于天津。

袁世凯在陈州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段诗酒文人的生活，陈州城（今淮阳，属河南周口）距项城虽仅百里，却地处豫东交通要冲，自古以来为舟车骈会之地，商旅云集，冠盖如云。

袁氏家族分家之后，袁世凯成了一家之主，又拥有了可以供自己支配的财产，加上他任侠乐善、慷慨好施的性格以及从嗣父和堂叔在外的游历锻炼出来的交际能力，很快身边就聚集了一批墨客和雅士。犹如春秋时期的平原、春申、信陵、孟尝四君，他宽厚爱人，尊贤重士，招揽英才。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创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他亲自为两个“山房”题写了社名，还提供了文社所需的一切费用，自己则被推为两个文社的“主事”。陈州文人雅士隔三岔五便会聚在文社之中，高谈阔论，浅唱低吟，极尽一时风流，被传为文坛佳话。

两个文社的创设使袁世凯声望大振，他也借此结识了相当一批陈州名士，就连当时的陈州太守吴重熹也成为文社诗友，是文社的常客；文社在当时声名远播，远近文人纷纷慕名而来，甚至出现无不以一识山房为快的情况。

袁世凯热衷于文社，广交文人雅士，为他日后政治发家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袁世凯在这一时期做过一首诗：

夜风千顷洗锭甲，繁星万点画峥嵘。

何日举步折蟾桂，誓将鸿鹄变苍穹。

青山有意作飞舟，碧海无情唱黄钟。

拳拳诗心写北斗，砥砺石柱立东溟！

“拳拳诗心写北斗，砥砺石柱立东溟！”这一句诗词正表明，在陈州居住的袁世凯并不是碌碌无为，闲散雅居，满足于饮酒驰骋，尽其风流。他有远大的抱负，愿成为国家的“砥砺石柱”。而创建文社结交文人雅士，正是他拓宽自己未来发展人脉的重要途径，他一生的“兄弟”、对他日后仕途作用最大的徐世昌正是在这个时期结识的。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远祖浙江省鄞县人，落籍直隶天津卫，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今河南省卫辉市曹营街寓所）。当时徐世昌正是落魄之时，屈身在陈州府授馆课童，因家道败落，穷困潦倒，连北上应试所需的盘缠都没有，久闻袁世凯好士待客大名，特地登门拜访。袁世凯见徐世昌虽不修边幅却神采飞扬，谈吐间雄心勃勃，满腹经纶，远非寻常腐儒所能比。而徐世昌则觉袁世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纵谈当世之务，惊以为奇，因委心纳交”。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秉烛夜谈，抵足而眠。是年袁世凯19岁，徐世昌25岁，换帖结拜为盟兄弟，两人交称莫逆。

徐世昌

当时，徐世昌欲入京参加科考但囊中羞涩，袁世凯当即慷慨解囊，赠予纹银100两作为考费，这对徐世昌来说正是雪中送炭，令其感激不尽。徐世昌也不负众望，中得举人。自此，徐世昌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相助之义铭记心中，终生不忘，成为袁世凯政治生涯的智囊和最得力的助手，他本人也依靠袁世凯的帮助而官运亨通。1886年徐世昌又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曾先后任袁世凯新建陆军、武卫右军营务处总办，兵部侍郎兼练兵处会办、巡警部尚书、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1914年任袁世凯政事堂国务卿。后来袁、徐两家又成为儿女亲家，袁死后，徐世昌还主持其家产分析。

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受命办理河南赈捐，委其专办陈州捐务。由于袁世凯文社的创办在地方士绅中颇有影响，“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捐务办得异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向宸用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袁世凯捐了一个七品的“中书科中书”，作为对他的奖励。

同年秋，袁世凯第二次参加乡试，再次落第。连乡试都不能通过，这对袁世凯的仕途之梦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要知道在清末科举考试仍然是读书人做官入仕途的最高目标，经书八股则是读书人的晋身之阶。十年寒窗，一朝成名，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千年来亘古不变的轨迹。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条道路是必走的，也是袁世凯父辈们的期待。但是两次参加乡试，两次落第，这是袁世凯所无法接受的。盛怒之下，袁世凯不顾家人劝阻，把他几年来所有的诗文书稿、家藏书籍，连同朋友书信、文房四宝，统统扔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以示与科举决裂。袁世凯怒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科举入仕这条路实在是令袁世凯伤透了心，他另谋出人头地之途，走一条非传统的仕途之路。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5页。

野史氏：《袁世凯轶事》，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页。

野史氏：《袁世凯轶事》，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页。

张亮基是举人，曾做过内阁中书、侍读学士。在任云贵总督时，被人以“玩兵侵饷，纵暴扰民”弹劾丢职，遂到扬州颐养天年。

野史氏：《袁世凯轶事》，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6—7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2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2页。

《袁氏家书》卷4，见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清芬阁刊本，1911年版，第13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2页。

《袁氏家书》卷2，见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清芬阁刊本，1911年版，第27页。

《袁氏家书》卷5，见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清芬阁刊本，1911年版，第11页。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本馆所藏袁世凯部分家信摘录》，1975年打印本，第1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2页。

贺培新：《徐世昌年谱》（上），《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