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戊戌政变”。甲午中日战争，袁世凯由于亲历战场，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惨败和中国军制的弊端，受到了巨大刺激。袁世凯在戊戌时期积极提出了全面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比较起来，袁氏的变法主张更具务实性。袁氏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它仍未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范畴，可以说是发展了的洋务派思想。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抛却固有的成见，不带感情色彩去进行冷静反思，则会发现，袁世凯的改革方案要比康有为的更为切实可行，更加符合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然而，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深深地陷入了清王朝惊心动魄的帝后两党的权力斗争之中，他的举动直接关系到政治格局的变迁，同时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前途也在这一搏中，所以他肯定会慎重考虑，衡量孰轻孰重：一方面是软弱无力的年轻皇帝和几个文弱书生；一方面是政治经验老辣手握军权的慈禧太后和军政权臣。后党大权在握，而光绪当国日浅，再加上顶头上司荣禄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苦心孤诣经营的既得利益，这一切都促使袁世凯未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后，袁世凯最终滑入后党的阵营。

一、跻身维新行列

袁世凯倡导维新、力主变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还在朝鲜任上。处理过俄朝密约风波之后，袁世凯致函盛宣怀二封，信中道：俄国南下明目张胆，“如我不及时筹措，恐将临时束手。北洋虽已雄镇，而为防俄计，则陆路尤为吃金（紧）。唯望广开利源，节撙靡费，选任将才，实力振刷，使天下兵制练器皆出一律，而电线铁路密布境上……或可稍戢鲸心”。“唯望诸当道开源节流，屏除积习，广设学教（校），储求实才，策日蹙之水师而精加训练，汰无用之冗兵而移诸西北，待十数年后，或不至临事束手。”信中袁世凯希望朝廷效法西方，进行社会变革之迫切，可以想见。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可谓是创巨痛深。正如湖南维新志士樊锥在《开诚篇》中所说：“夫以堂堂之九土，而至万不如区区之三岛，岂不大可羞可憾可愧可愤哉！”列强的瓜分和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人进一步的觉醒，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新起点。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场运动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曾受业于南海名儒朱次琦的门下，博通经史，尤好陆王之学。早年曾游历香港，对西方文化颇有见解。1893年中举人，1895年中进士。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他萌发了改良政治的愿望。在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启发下，他逐渐形成系统的改良主张，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1888年他还是一介布衣，就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仿效西方民主，实行政治改良。此后曾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并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自己的改革主张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继续宣传变法思想。他的改良主张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梁启超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中过举人，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文笔流畅，后来与他的老师康有为齐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全国会试大比之年，各省赴京参加会试的举子齐集京师。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参加了这次会试。考试刚刚结束，就传来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条约内容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两亿两白银，让日本人进入中国开办工厂自由制造等。消息传到国内时，群情激奋，舆论哗然。当天，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听到了电报消息，即派梁启超去各省会馆联络，鼓动会试举子，邀集十八省举人在松筠斋开会，签名者达1300余人，联名上书朝廷，起草万言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三件事，将万言书递之于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这封请愿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呈送，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康有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时人瞩目的人物。之后，康有为又分别于5月29日和6月30日上书光绪，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

袁世凯与康有为交往起始于“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饱含激情的洋洋18000字的上清帝书，深深地打动了年轻军人袁世凯。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经常与日本人交涉，并有壬午、甲申两胜日人的纪录，所以他与朝野士大夫一样，视日本为蛮夷小邦，甲午战败也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故而对于康、梁致力维新变法，袁世凯“心颇慕之”。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当袁世凯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连遭都察院、工部拒绝上递而康有为无计可施之时，他挺身而出，将上书递到督办军务处。这就是袁、康二人的首次交往。后上书虽为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拒收，袁世凯仍给康有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自编年谱中他写道：“再与卓如、孺博联名递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收。”变革维新的队伍中从此活跃着一名年轻中国军人的身影。

康有为变法意志坚决，连续多次上书，均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石沉大海。于是，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积蓄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拟在京师筹设强学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性质的政治组织，是一个融学校和政党为一体的社团，其宗旨是通过讲学传播欧美学术于中国，并利用讲学谋中国政治改革，以此解放思想，激励士气。袁世凯闻讯热情应和，成为该会发起人之一。不仅如此，在强学会的开幕式上袁世凯还捐款500金以作会费。对此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玄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梁启超在一演说词中也述及此事：“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袁世凯列名发起强学会，并第一个出巨资资助活动，乃基于甲午战败所带来的思想变化，而非一时冲动的趋时之举，更非后人所说的投机钻营。这可从康梁多次直书此事看出。袁世凯与康有为、徐世昌等在嵩云（松筠）草堂议开书局事。书局即强学会，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强学会每十日召开一次，讨论时局，筹划变法之事。

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大讲“西学”，实行变法，就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变革的主张。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重要一环。要求裁旧军，练新兵，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袁世凯当时也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二度拜访户部尚书师傅翁同龢，慷慨陈词，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建议撤销军机处为新建陆军。康有为在《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上，连续刊载选将练兵的文章，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之势。此后不久，袁世凯在李鸿藻、荣禄、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等清廷重臣的交相推荐之下，将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康有为对此十分高兴，特聚合同志为之饯行，“是时袁、徐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举座咸欷歔，李玉坡大理至泣下”。二十年后，康有为在致袁世凯函中曾忆及此事：“追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唯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于此可知，康有为已将袁世凯引为同道。

宣扬维新变法的《万国公报》

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与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往来密切。戊戌政变前，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慎修等创办《国闻报》的时候，经常在王修植的家里叙谈，而袁世凯则每个星期六就从小站赶来参加讨论。当时严复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夏曾佑教授育才馆兼《国闻报》主编，王修植为北洋大学堂总办，他们都是维新人士。袁世凯作为一个武官，能够和他们相处无间，而且每周六必与会，他与维新人士可算是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知音。

二、“甲午条陈”

袁世凯在《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中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在内的全方位变革方案。条陈开宗明义，提出了变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唯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宜，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

对于顽固守旧派反对变革的认识，条陈中予以了批评：“顾说者谓：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舍己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宜，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至于“用夷变夏，古有明训。缙绅子弟，耻与彼族共周旋。不知通商开禁以来，门户洞启，即欲闭守，亦无善道。既不能不与各国交际往来，自必须习知其风土人情，始可相机制服，不为欺侮。”

袁世凯接着指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原因在于制度方面，故应效仿日本，亟图改制：“万国君臣莫不互引治法，力图振兴，精益求精，孜孜不已。而我犹蹈常习故，孑然默处于五洲之中，风气隔阂，制胜无术，具繁庶之资而甘居贫弱。”“日本幅员仅敌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彼之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由于拘守旧规，罔思改辙。殷鉴不远，亟宜更张。”

戊戌变法时期的袁世凯

袁世凯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他强调指出：当时的中国，处在被列强包围并不断蚕食的危难境地，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袁世凯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已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必须借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相比较而言，大清一直沿用的是旧制，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时制宜，应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认为，国门既然打开，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变法改革。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

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袁世凯提出储材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其中有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设立馆院，“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诸衙门内，精选品学敦实及留心时务之员以入其中，并罗致各省有用之才与之同处，延请精通各种学问西师数人与之切磋；更令在外洋日久之华人周旋介绍，优以廪饩，隆以礼貌，略仿同文馆之例而扩充之。简派亲王大臣督领其事，并设提调总办，司事支发，巡查各馆，斟酌于中国书院、外国学堂之间，分天算、舆地、制造、机器、矿学、商务、农务、兵制、水利、邮政及各国条约、律例、史事、语言、文字各门，各就学之所习，性之所近，分隶各处，互相考证，日察之，月省之，岁计之……俾各努力自好，期底于成。每遇枢译各处关系国计民生，利害大端，交各员分条妥议，折中至当”，从而达到“集众人之思虑以施政，罗天下之才智以救时”的目的。

就条陈而言，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袁世凯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变法的道理讲得极具说服力。在袁世凯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已经没有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视现实，依靠自己革新图强，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真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袁世凯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其思想在渐渐滑向维新派的阵营，而处于二者之间。

三、上翁同说帖

甲午战争以后，俄、德、法三国，以联合压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索取回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俄国诱使清政购签《中俄密约》，条约以中、俄共同对付日本侵略朝鲜为诱饵，攫取了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西伯利亚过境铁路的特权。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列强竞相跟进，强迫清政府租借沿海港湾。1898年3月，德国首开其端，出兵强租胶州湾，期限为99年；沙皇俄国紧随其后，以25年为期限，强租旅顺口、大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限是99年，并迫总理衙门宣布云南及两广永不割让给他国。紧接着，已经占领台湾省的日本，宣布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宣布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并强租山东威海卫及九龙半岛和附近港湾，其中前者期限为25年，后者期限为99年。列强争划势力范围，中国被外敌瓜分，危机迫在眉睫。面对瓜分豆剖、任人宰割的局面，袁世凯于12月30日上翁同龢说帖。说帖中主要意思有三。首先，必须进行变法。“窃唯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矣。”“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又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其次，乃如何变法。“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猝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第三，认为以夷制夷不可行。“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可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袁世凯久驻朝鲜，折冲樽俎，故他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等人相比，一大特点就是务实、深刻，可谓真知灼见。

1898年1月15日，袁世凯又向翁同龢上了第二个说帖。说帖中再次强调变法的必要性：“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揆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接着，说帖中提出变法应由督抚负责，先在局部试行，再推行于全国：“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国。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其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对于守旧大臣，袁世凯主张：“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

在袁世凯上说帖前后，康有为接连上书，发表政见，他主张变法应从中央着手，通过设立制度局于宫中（后改为开设懋勤殿），以执掌政局，这引起慈禧等的坚决反对。而袁世凯则主张由地方进行改革，循序渐进，这使得阻力大减，易于有成。康有为对于勋旧疆臣，主张“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并引经据典称：“昔赵武灵王之罢公叔成，秦孝公之罢甘龙，日本之君睦仁变法之罢幕府藩侯，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此皆变法已然之效也。”而袁世凯则不以为然。很显然，这两种相左的意见，以袁的更切实可行，且利于变法。后康有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于1898年六七月间提出“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可惜为时已晚。

对于袁世凯的第一个说帖，翁同龢批写了“变法，空”三字，对第二个说帖，也未予重视。对此袁世凯并不甘心，他于1月17日登门表白，《翁文恭公日记》上记载：“袁慰廷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云需每省三四万兵，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仍然无果。两天后，袁世凯默然返津。翁氏日记上道：“袁慰廷辞行，明日回津，因有俄舰泊塘沽也。”对于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孔祥吉的评价十分确切：“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总的看来，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以后，是倾向变法维新的，其对于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袁世凯对变法的赞同，来自于袁氏对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了解，故深感列强‘蚕食生心，逼处日近’，‘骎骎图我，决无餍心’，与外国相比较，不变法则不能自存，不采择西法则不能致富强。”

四、“戊戌告密”的真相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不失时机地向光绪皇帝上了第五书，书中沉痛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还引用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以为警策，说他不忍此种祸事重见于今日，请求变法维新，明定国事。光绪看罢上书，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激起了他变法的决心。

光绪皇帝

1898年6月11日，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变法，此前他已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16日，这位年轻的皇帝打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小臣的旧例，在紫禁城仁寿殿单独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授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又命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也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接着连续颁布除旧布新上谕100余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繁冗的机构；栽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

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和地方封疆大吏，地方官员虚与委蛇，敷衍观望，按兵不动。当时，慈禧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掌握着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矛盾，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与保守、帝党与后党之间斗争激烈。

控制清末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

在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6月15日），慈禧太后首先迫使光绪罢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各项职务，将光绪帝的宫廷师傅开缺出京回籍。太后还命以后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要到她面前谢恩，借以显示自己仍然大权在握。同时强制光绪帝任命她的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之掌握军政实权。16日，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24日，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抓到手里。后来，从颐和园传出风声，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议，拟定于月间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之际，宣布废掉光绪帝。

此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已被罢官遣返回籍，他能够依赖的人只有维新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手无寸铁的书生。变法进行过程中，光绪帝深感局势严重，皇位甚至生命难保，乃连发密谕两道，命康有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认识到形势十分险峻，非兵力不可能保护光绪帝和变法的继续开展。他曾经想通过王照拉拢驻军于直隶芦台的聂士成，作为维新派的军事后盾。被王照拒绝，未果。当光绪帝位岌岌可危、天津阅兵黑云压城之时，康有为想到的救上人物即是袁世凯。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康有为转而求助于袁世凯。

荣禄

维新派对袁世凯还觉得放心不下，袁世凯和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关系太密切了，袁世凯是荣禄的门生，由荣禄推荐主持训练新军，现在，荣禄又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直接节制着袁世凯，怎能保证袁世凯靠得住？在此之前的戊戌六月，康有为曾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游其幕与之押，以观其情”，此中情形有两种记载，其一为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当徐仁禄挑拨其与荣禄的关系时，袁世凯以满汉矛盾应之。徐仁禄“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其二是王照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所道：“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不论哪一种说法可靠，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到了帝、后两党摊牌的紧要关头，康有为手中已没有救上的第二人选了。

9月11日，康有为代徐致靖上折保荐袁世凯：“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务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俛察时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对此，袁世凯感激涕零，他致函康有为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月11日，光绪召袁世凯来京陛见，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接见了袁世凯。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世凯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世凯向光绪面奏：“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光绪帝见袁世凯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手。当天就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世凯入宫谢恩，称“臣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以后袁世凯不必受荣禄节制。

袁世凯的突然进京以及被皇上超擢为候补侍郎，非常时期的破格之赏意味着非常的利用。对此，袁世凯十分清楚他已陷入了清王朝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之中了，自6月份新政推行以来，帝党和后党两派势力日趋势不两立。帝党虽拥有皇上的思眷却毫无实力，并且未免书生气十足。相比之下，后派虽迂腐鄙陋，却有太后的宠信，并拥有荣禄北洋军和宫内禁卫军作坚实后盾。而自己拥有的七千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建陆军，无论对哪一派都是举足轻重的。他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重要性。

据徐世昌日记载，9月17日晚，他与袁世凯晤谈，同宿法华寺。富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断定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是远远敌不过西太后和顽固保守派的。与其效忠光绪帝而白送性命和前途，倒不如投靠后党走升官之途。他与徐世昌都认为：“光绪脆弱，廷臣将帅均为慈信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知。与其助光绪而致祸，莫如附慈禧而得功名。”此时何去何从，袁世凯已心中有数。9月18日袁世凯分别拜访守旧王公大臣，表白心迹，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和刚毅、裕禄、王文韶等大臣，表示“自知非分，汗流浃背”，“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云云。甚至对军机大臣王文韶说“拟上辞疏”，“立意疏辞”。王文韶劝他说：这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袁世凯连连自称：“此心怦怦，殊不自安。”但是由于袁世凯手握重兵，地位重要，光绪的召见与骤然提擢，加之袁世凯平时与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还是引起后党官僚的不安，使得“举朝惊骇”。此时已是警惕万分的荣禄，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荣禄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调甘肃提督董福祥所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太后居第颐和园的安全；三次致电总理衙门和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国军舰多艘游弋在大沽口，要求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劻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上述部署完成之后，北京卫戊军总数超过4.8万人，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即达13.8万余人，总路兵力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20倍。待袁世凯回到小站，才发现这不寻常的气氛，立刻觉察出了事情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