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父亲属蛇

父亲自责说，母亲的不幸是因为遇到了他。是吗？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

“爸爸”，我叫了一声，一个老人抬起头来。父亲的额头很高，头发已经相当稀少，戴了一副款式陈旧的眼镜，刺刺拉拉的胡子白了一半。父亲脖子上的皮肤耷拉下来了，衬衫里的身体十分消瘦。母亲走了，我才一下子看清父亲已经老成这样。衰老的父亲已经没有多少棱角和锋芒了。

许多儿子没有认真地看过父亲。父亲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弗洛伊德主义之中，父亲是统治和权威的象征。弗洛伊德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普遍的家庭故事：儿子具有恋爱母亲、独占母亲身体的乱伦倾向，并且因此嫉恨父亲。这即是所谓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过于强烈的时候，儿子就会遭受父亲的惩罚。父亲强大、威严、孔武有力，儿子不得不强行压抑自己的乱伦欲望，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欲望或者嫉恨只好隐藏起来，成为无意识——这是每一个儿子胸腔里面的小型火山。所有男人的生活都被弗洛伊德的故事肢解为两段：打倒父亲的日子和自己当父亲的日子。

弗洛伊德的奇谈怪论曾经引起许多非议和愤怒，但是，文学却时常巧妙地为弗洛伊德主义提供证据。作家笔下的许多叛逆性格总是与挣脱父亲权威的控制有关。《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用断绝父子血缘关系申明反叛之志；《西游记》中大逆不道的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父”是他“无君”性格的注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之所以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见解，显然是因为贾政无法时时亲临大观园。总之，父亲的缺席是叛逆性格的重要成因。如果父亲过于强大，儿子就会被他的阴影吞没，成为性格软弱的孱头。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父亲时常让卡夫卡倍感自卑。所以，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声称要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只能向隅而泣。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五四”以来，讨伐父亲的权威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醒目主题，例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要如何做父亲。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父亲那里。他斗胆反抗祖父之命，拒绝做生意继承家业。上个世纪40年代的气氛之中，知识对于父亲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金钱。一个穿马褂的小老板形象远远不如手执一卷进步书刊的书生。祖父在宁波开了一家分公司，要求父亲参与买卖业务。父亲仅仅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待了半年就溜走了。他执意要到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父亲肯定没有仔细地想过钱的意义，待到他真正想明白时，钱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没有多深的体验。这肯定与父亲无暇管教有关。我只知道家里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每日夹着一个包到学校教书。父亲近视一千多度，来自家族的隔代遗传——他和我的几个叔叔站在一起就是一队眼镜。父亲的眼镜片厚厚的，如同玻璃杯底。我和姐姐、妹妹时常趁他洗脸的时候偷走眼镜，洗好脸的父亲只得在我们的笑声之中满桌子乱摸。夏天的晚上，月光如水，父亲握一把大蒲扇躺在藤椅上纳凉。几个孩子跑得累了，围上来逼住他讲故事。故事总是这么开始的：一个人出生时只有拇指大小，风一刮他就长一寸。数日之后，他已经身材魁梧，双拳如铁。后来，这个力大无穷的家伙可能倒拔杨柳树，也可能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总之，这个拇指大小的人日后不断地变成《水浒传》中的一个个好汉。

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站在那里，差不多就是一排眼镜队伍

父亲就是眼镜和故事。童年的时候的确不太在意父亲的存在。肯定挨过骂，肯定也挨过打，但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一个邻居玩伴的父亲更多地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是山东人，听说会一些拳脚，把“人”说成“银”，骂起人来一口抑扬顿挫的山东腔，有时会用皮带把我的玩伴抽得叽哇乱叫。猝不及防地遇见了他，心里不免有些暗暗地打颤。我十来岁的时候，尚武之风日盛，不时拉帮结伙地在一个角落里打一架。呼啸街头的时候，我极其渴望有一个哥哥做后盾。父亲是没有用的。我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不可能帮我抡拳头。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父亲的日子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竭力睁大一双近视眼，父亲还是看不清哪些巨兽潜伏在附近，即将一跃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