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1937年，我小学五年级，十三岁，抗战爆发，学校关闭，我就在家种地。我从八九岁起就跟着大人下地了，所以我这时已差不多是一个全劳力了。

在整个抗战期间，我的三舅父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了，我与我母亲赶去救他，把他从树上放下来，但早已断气了。我的堂房姑妈为保护她的女儿，被日本鬼子砍成四块，还开膛破肚。我自己躲在一个大草堆里，躲得很深，鬼子用刺刀捅了两下，没有捅着，就走了，我总算躲过了一劫。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已二十一岁，在无锡孤儿院小学教书，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军队进入无锡城，举行接受日本人投降的受降式。那时我军军容壮盛，真觉得扬我国威。

我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前，一直是在农村种地放羊，所以江南农村的活我全部能干，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八年抗战中，除种地放羊外，我主要是靠自学，也确实读了不少书，连作诗也是这时开始自学的。

1945年秋，我考入迁到无锡的苏州美专，但几个月后美专就迁回苏州沧浪亭了。我因无钱，只好失学。老师、同学都为我惋惜。

1946年春，无锡国专开始招生，我又去考试，一下就被录取了。这次经我大哥的努力，又经亲友的帮忙，我终于正式上了无锡国专本科，1948年12月毕业。1948年上半年，因躲国民党的抓捕，我是在上海分校读的，故教过我的老师更多，如校长唐文治、教务长王蘧常、钱仲联、冯振心、朱东润、童书业、俞钟彦、吴白匋、周贻白、顾佛影、陈小翠、张世禄、顾起潜等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当时钱穆先生也曾来讲演过。1954年，我调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后，更认识了不少北京的学者，像谢无量、郭沫若、唐兰、游国恩、何其芳、吴恩裕、吴世昌、叶圣陶、张伯驹、俞平伯、王伯祥、赵朴初、张光年、冯牧、林默涵、周扬、王利器、吴晗、翦伯赞等等，都是到北京后认识的。以上这许多校内校外的先生，给予我的指点，是我毕生难忘的。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十年，从1954年到1975年，那时解放初期，整个的社会思想比较“左”。我上的课，一直受到学生的欢迎。教研室开始派人听课，也给了较好的评价。但我发表了文章，却常常受到教研室主任的批评，说我是名利思想，而他自己却不讲课，也不会写文章，就是不喜欢看到别人写文章。所以当时我不大敢写文章，怕惹来麻烦。但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出版(1962年)，却得到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赞扬，因此，吴玉章校长特意召见了我，告诉了我此事，还签名送给我他的文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写的长篇序言——《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也得到北京出版社的单独成书发行。

我当时，是非常认真地向老一辈的学者、我的老师和学术界的前辈学习的，我觉得只有虚心学习，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我读书和备课，每天都到深夜两三点，数十年如一日，这样才使我能跟上当时学术界的队伍。

1975年，我五十岁，从中国人民大学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后来又正式调了过来，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那时袁水拍是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他与我商量，他说应该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我建议校订注释《红楼梦》。因为《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程伟元、高鹗排印本以来，从未有过认真的校注本。水拍同志就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从那时起，我就与许多调到组里的朋友如李希凡、吕启祥、胡文彬、蔡义江、朱彤、张锦池、沈天佑、林冠夫、孙逊、应必诚、曾扬华、刘梦溪、陶建基、丁维忠、周雷等一起，专心致志地研究《红楼梦》，写了有关《红楼梦》的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还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不少新史料，也发表了多篇(部)有突破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为了校订和研究《红楼梦》，我重视作历史调查，所以我们去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调查多次。为了征求校订本的意见，也向全国各地调查，特别是南京、扬州、苏州，我各去了多次。我的多篇记游扬州的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从小就喜欢散文，古典散文和语体文的散文都喜欢，抗战失学后我在家里读了不少书，包括散文书，如朱自清的散文、叶圣陶的散文、冰心的散文等等，我都喜欢读。我还喜读古人的散文和诗词，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诗源》《白香词谱》《宋词三百首》，还有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浮生六记》，我都特别喜欢。还有史震林的《西青散记》《西青笔记》《华阳散稿》等等，特别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更是常常手不释卷，差不多把它们都读熟了。

《红楼梦》校注完成后，我继续做《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86年我开始了中国大西部的研究，二十年内我连续去了新疆十次，三次上4900米的红其拉甫和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两次穿越“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次穿越了米兰、罗布泊，到了楼兰；再从楼兰出来，再穿罗布泊，东行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到达敦煌。二十年来，新疆我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吐鲁番的交河古城、高昌古城，我都去过不下六七次。和田、库车等地，我也都去过不下六次。我还多次去甘肃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还上了祁连山的马蹄寺和金塔寺。我还到了古居延海、黑水城、肩水金关。也去了宁夏的贺兰山，参观了双塔寺等名胜。总之，我在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历史问题的时候，遇到了重要的特殊的历史问题，首先就要作实地调查。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都是调查的结果。

河北涞水县的五庆堂曹氏墓地和怡亲王墓地也是这样调查出来的。因此我除写了不少历史调查文章外，也写了一些游记式的散文。

特别是关于项羽之死，我二十年间，前后去九里山、鸿沟、垓下、定远、东城、乌江等地调查了多次，写出《项羽不死于乌江考》。1964年借“四清”之机，我还调查了陕西西安地区的大批汉唐历史遗迹。两次上华山，一次上终南山，还找到了杜甫当年所居之地。

但调查只是一个方面，调查的结果，首先是要与古文献记载相对证。我的方法是文献记载、实地调查，加上地下的考古发掘，这三者的结合，才能证实一个历史问题，这样你做出的结论就有较大的可靠性了。

我对吴梅村墓的调查、曹子建东阿鱼山墓的调查，还有《浮生六记》作者的妻子陈芸的墓(在扬州)的调查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的不少散文，实际上都是调查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所有散文都要这样写，我不过是说我自己的一些文章的实际情况而已，而且就是我自己也不是每篇散文都是如此写的。这不过是写散文的一种方式而已。

散文可以记事，可以抒情，也可以长，也可以短，可以说散文是最不拘一格的形式。所以，前人说：散文者，散也。这就是说散文没有定式，各有各的写法，这才能显示出文章的多彩多姿来。我自己也有其他各种写法的散文，甚至还有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散文，还有题记式的散文。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只是杯水之勺而已。

2015年4月18日宽堂九十又三于六梅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