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绿

一

黄昏，像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将白昼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渐尽。喧嚣的市声，也渐渐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锅晾凉了的稠粥。房间里已经暗得不辨东西，只有墙角那盘燃着的蚊香，信号灯似的亮着暗红的微光。

浅色的花布窗帘，在习习的晚风中轻拂，玻璃窗在轻风的摇曳中微微作响。就是不刮风的时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过，这些窗子，也会咔啦咔啦地震响。

这是栋老房子啦，灰黄色的墙壁古色古香；每条地板中间，早已磨出凹槽，却还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尘不染，油光锃亮；红木家具，以及家具上的棱棱角角，依旧硬得硌人；窗子也像教堂里的样式，又窄又长，顶部还是拱形……

二楼朝南那一排窗前，有一棵叶子阔大的老核桃树，一棵海棠，还有两棵老也不见长的日本松。打从卢北河第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它们还是那么高，不过看得出来，它们苍老了许多，人会苍老，树又何尝不会？

夏天，核桃树和海棠树的浓荫，不但会滤去阳光的炎热，还遮挡着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树、核桃树的叶子虽然掉光了，可谁还会有那么大兴致，站在冷风地里，窥视别人的窗？

屋外四周的青砖墙上，爬满了青藤。本就不敞亮的窗户，便深深地陷进厚密的藤叶里，像边沿铺满厚厚的青苔，极少有人汲水的一口古井——一如左家极少与人交往的家风。而在卢北河嫁给左葳之前，左家似乎还不这么冷森。

在待人接物方面，卢北河恪守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她在不大的年纪，便眼看着自己的家庭如何败落，以及那些和她的家庭差不多的家庭如何败落。那早年的旧有的时日，完全颠倒的记忆，像年轮长入树心一样，从未和她分离过。

因此卢北河爱这老房子的幽暗。

这栋小楼，是左葳父亲名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居然躲过了那场劫难，这是因为，左葳的父亲不但是数一数二的国宝，在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才被当作“标本”保存下来。

他们夫妇本有资格申请一套新房子，但卢北河不肯。钱是小事，自己出去顶门立户，他们就不得不被摆到第一线的位置上，纠缠到七七八八、琐琐碎碎的事情里，于是他们的头上，便会添出许多事来。

卢北河从沙发上站起来，拧开了一旁的落地灯。灯光透过绿色的纱罩，映出一片不大的光晕。她躲开这片光晕，重又拣个沙发角斜躺下去。

吃过晚饭后，卢北河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斜躺在沙发上，盘算她的心思。

左葳上火车站送儿子去了。

就是左葳在，她也不会把自己没有考虑成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什么时候拿出过一个果断、切实可行的意见？想到这里，卢北河淡淡地笑了笑。

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人，顶天立地地替她撑起这个家？他没有一点像她的地方，真是他们左家的骨血，而且比左葳年轻的时候还糟。卢北河和别的女人不大相同，还不至于因为对丈夫或儿子的爱，弄到睁眼瞎的地步。

她拿起一把葵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会儿想想丈夫，一会儿想想儿子，不知是苦还是甜地咂摸着。

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已大不相同，很少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印象，或政治上带来什么影响。好像他们只打算活过今天，明天就不再活了。

向东在政治上很不开展，到现在连团员都不是，卢北河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就差没跪下来，求他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了。

他答应得倒挺好：“哎，妈，我写。”

“写完给妈看看。”

“哎。”

过了一个月，什么动静也没有。再催他，他就该发脾气了。卢北河恨不得替他写一份，可是，那也得他自己愿意交出去才行。她总不能替他去交申请书，替他去接受组织考验，替他在团旗下宣誓吧。

儿子自己不肯入团倒也罢了，可别人会怎么想呢？比方研究所的同志。他们会不会说，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好，还算什么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

再说不入团、不入党，将来分配工作、出国留学都会受影响。这小毛头什么时候才能懂呢？她又不便把这些利害，大明大摆地对他说个清楚。

那他准会一蹦三丈高地跟她嚷嚷：“噢，敢情您让我入团是为了这个。”那她就会失去儿子的尊敬。

这次暑假，和同学们去云南旅游，左葳还偏偏给他买了一张卧铺。别的同学都能坐着去，干吗他一个人非“卧”不可？如果不能坐，干脆别去。

卢北河不是舍不得钱，在左家，钱，何曾被提到日程上来计较过？可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贴广告似的。这等于告诉人家，你们家趁钱，你们家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本家的劣根性——卢北河从懂事那天起，没有一天敢忘记自己的出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好逸恶劳云云。要命的是，谁敢担保不再来个什么运动？“文化大革命”说是不搞了，可以变个名词或花样啊，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是！

唉，头脑里没有一点政治。为什么不能像她这样，在家里炖点银耳、野参、燕窝……人又不知，鬼又不觉，有多实惠。

卢北河选的保姆，绝对靠得住。工价虽然高了一点，可是用了多年，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没从她嘴里漏出过一星半点儿，包括“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在内。

因为她寡言少语，左葳的母亲老是说：“她那张脸，真像一堵灰砖墙。”

灰砖墙有什么不好？

她从不和别家的保姆来往，不像她们那样，抱着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树荫或朝南的大墙下，抖搂主人家的老底儿，编派主人家的不是。

不对她说的事情，她绝不打听。只要不是对她发的话，别管大家在她面前说什么，她都像没有听见。要是偶尔来个客人，又碰巧主人不在家，谁也别想从她那里打听出来，家里人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问她什么，她总是木无表情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哪怕她给那位客人上过多少次茶、备过多少次饭，也跟不认识一样。

客人们不断向卢北河告她的状，卢北河听后，只是抿嘴笑笑。

这哪儿是保姆，分明是个宝物。不像左家原来那个保姆，太爱说话，太爱串门儿，太爱管闲事。卢北河嫁过来不久，就找个理由，让左葳把她打发走了。那保姆走的时候，还拉着卢北河的手，泪涟涟地舍不得分手，弄得卢北河心里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汽车站。

卢北河和左葳就这么一个孩子，左家两代都是单传。

偏偏这孩子来得晚，结婚好几年之后才有他。头几年，婆婆在她那瘪肚子上扫来扫去的目光，简直像一条抽打她神经的鞭子，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间，就隆起得像是扣着一个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里，看到过几许懊恼。懊恼什么，懊恼左葳没有和曾令儿结婚，而最终娶了她？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用曾令儿对左葳的爱，暗示她替左葳去戴那顶右派帽子？任曾令儿流放一样，被发配到边疆，而左葳又不随她而去……在左家，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曾令儿这个人。老太太的懊恼，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几十年来供着鲁妈的照片，一丝不走样地保留着鲁妈的一些生活习惯……不过都是一种无比真诚的伪善。

向东是他们的心头肉、掌上珠，可是疼孩子，不是这么个疼法，在如今这个社会，应该让他自小便练就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硬功夫，这才是真格的。

就连给儿子起名字这件事，卢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用心思。姓左，名向东。什么时候往深里想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她身上便会乍起一层鸡皮疙瘩。但是，在这个名字里，不管是谁，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书卷气和卢家的铜臭味儿了。

老头、老太太、左葳，只知道给游山玩水的向东买卧铺，却毫不在意向东说不出中国那几个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名字。他们不懂，也不愿意懂，在当今中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卢北河轻叹一口气，目光落在对墙的照片上，那是她和左葳的结婚照。她调整了一下灯罩的角度，让灯光投射到照片上去。

她呆呆地望着那张十二英寸的大照片。人们常说他们夫妇二人非常相像，到底像在哪儿呢，可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他，直长的鼻，飞扬的眉，炯炯的目，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而她，一双弥勒佛的笑眼，遮藏起可以从那里窥视内心的双眸。圆鼻头，圆脸庞，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

论脾气、秉性，也大不相同。

读大学的时候，左葳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系学生会主席。组织春游啦，秋季运动会啦，文艺汇演啦，和苏联留学生联欢啦，在全市五四青年节的纪念大会上发言啦……总之，是在一切重要场合抛头露面的人物。

讲究穿着，剪裁合体，质地精良，却并不令人觉得怪异。

玲珑剔透，天分很高，但功课只在中等水平以上，也许太多的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时间。

记得有家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以大学生为题材的影片，到各个大学物色演员。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左葳，希望由他饰演片中的男主角。

这个为无数青年人梦寐以求、难以得到的机会，却被他一口回绝了。问他为什么，他笑而不答。只有卢北河知道，左家的人，是不屑于干这种差事的。虽然他从未将这缘由告诉过她，或是别的人。

那时，他们很少交谈，即便交谈，也是工作上的联系，干干巴巴，三言两语。她只是从卢家的骨子，去了解左家的骨子。虽有根本的不同，也有根本的相同。

他风流潇洒，却并不和女孩子纠缠不清。曾令儿可能是他唯一爱过的女孩子——如果那也叫作爱的话。倒不是他守身如玉，他只是——只是不会爱罢了。有一种人，似乎天生没有“爱”这根神经，换句话说，他最后和卢北河结婚，和从大街上随便拉个女人结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她自己呢，一直是个功课平平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就是团支部书记。到了大学，又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学生里的党员可谓凤毛麟角，只能一个年级成立一个支部。现在，她又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这辈子，她恐怕要终老在这“书记”的职位上了。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人们大上大下，大起大落，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只有她，既不大红大紫，也不大黑大白。

怪还怪在，任凭多么精细的眼睛，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点出身豪门的痕迹了。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别管女人的头发、衣着、鞋子，经历过多少次新潮的疯狂冲击，她一直是一头齐耳短发，清汤挂面似的挂在头上，还卡着个像大号铁钉般粗细长短的黑色发卡。衬衣的颜色，不是浅灰、浅蓝，就是白。小翻领，胸前还有两个掩护线条的大口袋。深蓝或深灰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带纽襻儿的黑布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鞋底上还掌着厚厚一层胶皮。

在公众场合，她尽量显得无声无息，坐在最后一排，或是哪个犄角的椅子里。从半眯着的眼皮下，静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要是有人发现了她，定要把她让到显赫的座位上去，她会谦和地推辞：“这儿挺好，快开会吧，不要影响大家的发言。”说罢，仍然坚定地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她永远提醒自己，她不过是个副职，就是第一把手因故不在，她也会让其他副职上去。

不论谁找她汇报思想、工作或生活中的问题，她都会全神贯注地倾听，眼睛盯住对方，绝不心不在焉地溜来溜去。不住地点头，不时发出一声又似同情又似惊讶的短句：“是这样？”然后一再紧握谈话人的手。

谈话结束后，还会把人家一直送到大门口。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至少让对方在两次回头时，还能看见她伫立在门前的身影。对于人们登门求助的事情，除非涉及特别复杂的背景，她总是迅速、尽力地解决。

…………

她和左葳，何尝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人们老说他们相像，再问他们像在哪儿，又说不清楚了。

真怪，到底像在哪儿？

当然，也有人议论他们夫妇不够般配，又奇怪他们生活得那么协调——至少在外人眼里看来如此。其实道理很简单，就连那些凶猛无常的动物，在耐心的摩挲下，还会闭上眼睛，变得驯顺、安静呢，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她很轻易地得到了左葳。她心里清楚，这并不是因为她多么出众，而是他在那个非常时期，非常需要她。尽管左葳装出一副如痴如狂的钟情模样，她也姑且装出一副为他的爱情所动的模样。

就这样，他们演了几十年的戏，演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相信，或是也习惯了：这大概就是真的。

楼梯在响，听那不知轻重的脚步，就知道左葳回来了。

“送走了？”

“送走了。”左葳脱去身上的衬衣，顺手扔在沙发背上，又拧开沙发旁的电扇和天花板上的吊灯，房间里顿时大放光明。“怎么没下楼看电视？今晚有足球赛。”

卢北河起身，把他扔在沙发背上的衬衣，挂到衣架上去。“今天晚上娘心口有些不舒服，我怕吵了她。”她没说自己需要安安静静地想心事。

左葳是孝子，婆婆生他的时候难产，最后是剖腹产拿出来的。现在剖腹产已经算不了大手术，但在那个时代，医疗水平低下，婆婆因此落下许多毛病，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逢到这种时候，左葳心里就分外不安，好像婆婆这些病痛，全是他带来的。所以不论家里发生什么争执，只要婆婆一说哪里不舒服，左葳立刻二话不说。卢北河怎么不懂这个呢？

左葳果然笑眯眯地看了她一眼。他笑起来的时候，依旧迷人，嘴角咧得大大的，笑意，像两朵金色的小火花，从他黝黑的眼睛里迸射出来。卢北河又像年轻时一样，怦然心动。这太惨了，她想。

然后她从卧室拿来拖鞋给左葳换上。

“瞧你热得那个样子，我到楼下给你拿瓶啤酒去。”经过左葳身旁时，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说：“我自己去吧。”

“你刚回来，歇会儿吧，我去。”她从左葳手里，慢慢抽出自己的手。

一楼朝南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可能老太太还没睡，卢北河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婆婆懒散却不失威严地吩咐道。

卢北河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只见老太太倚在床栏杆上闭目养神。

“娘，您好些了吗？”她轻声慢语地问。

“唉，就是那么回事。冬儿走了吗？”老太太从不肯叫孙子“向东”，反正，听的人也搞不清是“冬”，还是“东”。

“走了。您要不要吃粒‘救心’？”

“救心”是卢北河去年到日本考察时，特意给老太太买的，据说对心绞痛有特别的疗效。为此，她连一件小纪念物也没舍得买，弄得向东跟她跺脚、发脾气：“您连个袖珍录音机也不给我带，谁像您那么傻，白白浪费一个免税指标！”

“你不是已经有个大录音机吗？”

“那个带出去玩儿多不方便。”

她白了向东一眼，好不懂事的孩子。

“我不要吃。没看报纸吗？‘救心’里的那味熊胆，让日本人用猪胆换掉了。”老太太冷冷地说。

卢北河的心往下一沉。嘴里却说：“是啊，是啊，药里掺假，真是误人，不吃也罢。您要是有事，让路阿姨叫我们。”说着，她把床头上叫人用的小铜铃，又往老太太跟前挪了挪，“我下来给左葳拿点喝的，您要不要用点什么？”

“不要了。”

“爹呢？”

“在书房里读《老庄》。甭管他，他想用什么自己拿。”

“是，那我上去了，您好好休息。”

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看不出地点了下头。卢北河退了出去，轻轻带上房门，然后透了一口大气。

左家的人都爱使性子。老太太尤其不喜欢她。虽然她不曾对卢北河说过一句重话，丢过一次眼色，卢北河却能感到，从她骨头缝里冒出来的那股冷气。

做她的媳妇是困难的。

可是不管她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左葳还是做了她的丈夫。老太太眼看七十三岁，都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两个坎儿，谁知道这话灵不灵？

路阿姨从她的小屋里走了出来，询问似的瞧着卢北河，两个高高的颧骨，像两座沉默的山，压在她的脸上。

“没事儿，路阿姨，你休息吧，我自己来。”

路阿姨便像影子一样，没声没息地消失了。卢北河端着托盘，托着酒瓶、冰块、杯子，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往上走。心里想着，如何把她刚才盘算的事，向左葳说清楚，或是根本不说。不说看来是不行的，他早晚都会知道。到时候他任起性来，不肯与她配合，如何是好？那就枉费了她的一番苦心。只是，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得既妥帖，又不致让他面子上过不去呢？

研究所即将在E市召开研制超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筹备会议，在卢北河的大力保荐下，决定邀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因为有消息说，左葳已经被定为这个微码编制组的总负责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而这个任命，也还要经过一些必要的手续，但大体上不会再有变化。

再没有人能像卢北河这样了解左葳了，恐怕就连左葳自己，也未必像她了解他那样了解自己。他是一个自信的男人，可要是没有卢北河暗中的支持和斡旋，他又干得了什么？而这些，又是卢北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左葳察觉的。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卢北河就看出左葳的不行，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不行。她不后悔，因为她爱左葳。

爱！

她有健全的理智、神经、头脑和足够的力量，抵挡这个世界的任何诱惑，然而她终不能不爱左葳，人，大概总有不能自持的例外。

让左葳负责这个微码编制组，卢北河又是担心，又是欢喜。担心的是左葳的本事，会在这个真刀真枪的工作中露底儿。欢喜的是这对左葳是个体面的结尾，躺在这个本钱上，总可以混到退休了。她早已察觉到，研究所里有不少人觉得左葳不称职，还有人暗示，如果左葳没有一个党委副书记和研究所副所长的老婆，他什么都不是。

非得抓住这个机会不可，为了让左葳打响这最后的一炮，卢北河不得不干这也许是不道德的事——坚持，甚至是绞尽脑汁，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在所有大学同学中，曾令儿的学习成绩最为卓著，又一直偏好数学，这对微码编制工作的实际意义太大了。只要曾令儿肯参加这个组的工作，一切实际工作她都会承担起来，左葳只要扛牢那块负责人的牌子就行了。

但曾令儿知道是与左葳合作，还肯不肯干呢？这毕竟太让她难堪了……何况有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吸收她参加这项工作，只要她自己随便找个借口，推诿一下，就很可能换人。

在人事处的工作会议上，不是就有人说：“这个，以曾令儿同志的能力来说，最合适不过。当然喽，这个人嘛……右派问题，一九七九年已经彻底平反，但生活作风上……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既要重才，也要重德。不能光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嘿嘿，不要又搞一窝蜂嘛。”

会场上一片沉默。

谁肯出来为曾令儿讲话呢？除了卢北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了解她。可是对于她毕业后的情况，连卢北河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一个在边陲小城，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普通科技人员，要不是她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种计算机乘法的运算方法，深得同行专家的赞赏，又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谁能知道世界上，不，就是本专业里，有一个当过右派，生活作风又不正派，名字叫作曾令儿的女人呢？

谁又能知道，背着这些重负，工作条件可以想见的简陋，能够坚持不懈，又能有所建树，意味着什么？

她就像那边陲小城一样，对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来说，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儿。至于那个小黑点儿里，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怎样的闭塞，或怎样的寂寞，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谁有兴趣去探个究竟？

要是往常，遇到这种场合，卢北河也就不会再说什么，往往是大家沉默一阵，没人反对也没人坚持，事情就这么吹了。可在这种场合，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讲讲话，如果这话讲得又很得体，事情没准儿又行了。

“说得对，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技术干部。不过曾令儿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是早年间的事了，总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她还年轻，刚刚戴上右派帽子，政治上的压力很大，一个人远在他乡，周围一个亲朋也没有，也许一时感情上软弱，被人钻了空子……以后又再没发生过那样的事。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改了就好。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好。”

卢北河的发言，很带着一些感情，这在她是少有的。平心而论，她说这番话，并不全是为了左葳。不管曾令儿在和左葳分手之后，又做过什么，左家都是欠了曾令儿的。就连她自己，也好像欠着曾令儿什么。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卢北河离死还早，但岁月确实将一切尖锐的东西磨钝了，包括她自己在内。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二

离秋天还远，却已听见草棵里的小虫唧唧。偶尔还有夜行的人，在水泥路面上，拍出清晰的脚步。

临睡前，窗帘没有拉严，一束月光，透过窗帘上的缝隙，悄悄地在房子里移动。先是照在矮凳上，后来移到左葳的床上，现在则移到卢北河的床上、脸上，弄得她越发地睡不着觉。

可她也不敢起身去拉上那道窗帘，她不愿左葳知道她没睡着，好像在窥测他的心事。她知道左葳也没睡着，他在悄悄地翻身——已经是第十三次了。绝不是担心吵醒她，而是不愿她知道他睡不着，不愿她知道他在想心事。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蹊跷？虽然卢北河告诉他那个消息的时候，神态自若。

她永远像是戴着一副假面，就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肯脱掉。

又要和曾令儿见面了，这个世界到底是太大还是太小？

曾令儿……

左葳久已不去回忆那些陈年旧事，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

“说，交代你的同谋！”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几百条嗓子，对着台上一个模糊的人影怒吼。好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好像不是。卢北河一个激灵从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她已分不清那是回忆，还是梦。

那时候曾令儿有多么天真，站在台上受批判，还微微地笑着。幸好那时还不兴打人，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照她那个态度，非让人打死不可。

她带着一种超凡入圣的微笑，看着垂着脑袋坐在会场一角的左葳。什么批判？！什么交代？！她心里只有那个垂着脑袋、坐在角落里的人，和对那个人的爱。她愿为他献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人的尊严……

“说，那张大字报究竟是谁写的？！”

“我写的。”

不，卢北河知道，那是左葳写的，曾令儿抄的，因为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曾令儿抄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卢北河恰巧到教室取一本书。

含糊的落款，使曾令儿得以做出对左葳如此有利的回答。

“不要隐瞒事实真相！”

“坦白交代！”

曾令儿什么都不再说。充耳不闻那此起彼伏的怒吼，视而不见那随着此起彼伏的怒吼而竖起的手臂的森林、那滔滔的檄文和对准她的摄像镜头。

事后，卢北河从校刊记者手里，得到一张曾令儿挨斗时的照片，她只看了一眼，就立刻把照片反扣过去，不敢再看。除非小时在教堂里见过的、那些殉教徒的画像，没有一张俗人的脸，能和曾令儿的那张脸相提并论。

那个场面，在感情上给人的冲击太强烈了，因为当事者全在现场：知情的、代人受过的，和真正的“肇事者”。卢北河真担心左葳挺不住，冲动之下跑上台去，推开曾令儿，把事实真相交代出来，那就不仅他自己完蛋，可能还会牵涉到她。

还好，关键时刻他还算明白，一直垂头坐在那里，没有去干那于事无补的傻事。

曾令儿站在台上，像一株被暴雨狂风肆意揉搓的小草，却拼却全力，用她几片柔弱的细叶，为左葳遮风挡雨。

左葳的母亲来找过党支部书记卢北河：“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你知道他不过说话随便，脾气任性而已……”

卢北河只有沉默。她必须完成党总支分配的定额，完成那个定额没什么复杂，比读一本书、解一道题容易多了。可是她爱左葳，爱了他五年，坐在犄角旮旯里，冷静地等待着入手的时机，然而左葳被曾令儿夺去了……

难道她暗示过左葳的母亲去找曾令儿吗？她忘了。当时她究竟说了些什么？左葳的母亲后来是否去找过曾令儿？……卢北河不知道，想必左葳也不知道，只有曾令儿和左葳的母亲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整个事情，像一桩未能破获的疑案，随着曾令儿当了右派，一切线索突然中断。

但曾令儿的慷慨，他们都一清二楚，也许他们都利用了曾令儿的慷慨……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难道让左葳去吗？或是卢北河站出来保曾令儿和左葳？……别傻了，谁也保不住，没准儿连她卢北河都得搭进去。

…………

她有足够的勇气去E市吗？这次会议，卢北河本来不一定参加，研究所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她留下处理，她却非得去E市不可，因为她必须会见曾令儿，并说服她参加这项工作。

见了曾令儿，又怎么说好？她变了吗？一定变了。一个人经过那样多的事情，怎么能不变？要是她还像从前那个傻乎乎的样子，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卢北河忽然想起曾令儿的绰号。有次运动会，曾令儿参赛的项目是“仰卧起坐”。做到二百多个的时候，其他选手便败下阵去，曾令儿的冠军已经稳拿，但她还在不停地做下去，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做到十点还没有停止，每个动作已经到了非咬牙切齿不能完成的地步，她还不肯停止。

急得老校长站在体操垫子旁说：“好啦，好啦，别做啦。”

曾令儿像没听见一样，还是继续做下去，闹得校长、体育教员、校医室的大夫，围着体操垫子团团转。一直做到四百多个，她才算罢休，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垫子上，眼睛发直，嘴唇发紫。

男同学说：“啧啧，她那肚皮还是肚皮吗？简直是块钢板。”

“钢板”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左葳一再问自己，我不再欠她什么，对不对？能够做的，我都做了。

既然已经这样回答了自己，就应该安心睡去，可这问题，就像没有回答似的，还在他心里折腾不已。

人们说她早已堕落，分配到那个小城不久，便不知和谁生了一个儿子，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

左葳听到这个消息时，感情是复杂的。她怎么那么快就忘了自己？同时又感到了彻底的解放——她的堕落，正好超度了他的罪过。

但常常，在与卢北河温存之后，身上还残留着她的余温；在和向东嬉笑之后，耳畔还萦绕着他的笑声……左葳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好像他的魂魄飞走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莫名其妙地变了心绪和脸色，弄得卢北河和向东不知所措，不约而同地问：“你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说出的秘密。如果他还想继续过今天这种安逸的日子，受人们这样的尊敬，他就不能说出他“怎么了”。

曾令儿那个儿子的幻影，有时像一团雾，有时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阴魂，在他眼前聚聚散散。

他还会冷不丁地冒出十分古怪的念头：会不会是我的孩子？

但更多的时候，他会乞灵于一种侥幸，把这令他不安的念头撵走：不会，不过是一个夜晚，怎么那么巧！或者：如果是我的孩子，曾令儿一定会告诉我。她不讲，正是因为她羞于说出那不是我的孩子……

是的，他不欠曾令儿什么。

恰恰在她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左葳到系办公室开具了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的介绍信。

“左葳，你不要感情用事。”系主任劝诫他，“现在正是和曾令儿划清界限的时候，你不但不就此一刀两断，还要和她结婚，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你会被开除团籍，和她一起分配到远离父母的边疆，你可能就此默默无闻地在那里，耗尽你的一生……”

“别说了，我求求你们别说了！”左葳大叫着，捂紧自己的耳朵。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然而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他要报她的恩，“给我这个介绍信，我求你们，求求你们了！”

那封介绍信好神奇啊，自从揣上了它，确知它就在上衣口袋里放着，确知它今后将把曾令儿和他紧紧地拴在一起，确知它已使自己道德完美、英勇无比的时候，左葳却感到心里空空如也，步履飘浮。

他本以为，他会就此更爱曾令儿，但那壮烈的爱情，不但没有及时到来，连那旧日的爱情也突然，而且那么快地——好像就在刹那之间，在他接过那封介绍信的同时，飞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不断对自己说，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可偏偏——偏偏不是他的情人了。想明白这一点后，他吓了一大跳，出了一头冷汗。

这实在太荒谬了。

他在校园后的一个小松林里坐了很久，前思后想，企图证明，这不过是人们的精神系统出现故障时的暂时现象。不是吗，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的时候，产生过千奇百怪的幻觉，为什么他就不会呢？

太阳落下去了，松林里变得很暗，被松林环绕其中的那个不知哪个朝代、哪个人物的坟墓，像一头巨兽，静静地卧在那里。而里面那个人，早已化去，没入黄土。此地留下的，不过是个巨大的空冢，空听着那松林在风中奏出此起彼伏的松涛，以及它那从古到今算不得新鲜的故事。

左葳顿然彻悟，那不是短暂的幻觉，他的爱情已经死去，而且是暴死。今后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补救。

他冷静下来，觉得自己还不算太糟，换了别人，早摆脱得一干二净。

不知怎么回事，即使被左葳紧拥在怀的时候，曾令儿也觉得那是梦，不是真的。她总是不断地触摸他，以证实他确实存在，以证实她确实被他所爱。

同样，曾令儿低头不语地用她细细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张毫无知觉的、办理结婚登记的介绍信，就像过去摩挲左葳的眼睛、眉毛、嘴唇……接着，是一滴滴又大又重的泪滴，打在纸面上的“噗噗”声。

左葳从她手中抽出那封介绍信，忙用手帕把上面的泪水拭干：“你怎么搞的？喏，字迹全被泪水浸花了。”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自已。我是——我是太高兴了。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

那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可是他们却相对无语。

左葳不停地忙着，说着。他怕，怕一旦停下来，就得和曾令儿面面相对。

“你看这块料子好吗？做件连衣裙不错。领口顶好开得低一些，露出你那长长的脖子。要是再戴上一条缀有宝石的黑色丝绒项链，就更好了。你知道吗？你的脖子很美，当你扬起下巴，从颌部一直往下到喉部的线条，真是美极了，优雅得就像一位公主……”

他怎么可以这样油嘴滑舌？

“真好，这是你亲自为我选的料子吗？”

“当然，跑了好几家商店才选中的。”

“谢谢，不过我是渔人家的女儿，不是什么公主。”

左葳顿觉扫兴。他再次打起精神，从柜子里拿出一双奶油色、有星状网眼的半高跟鞋。“试试鞋子，我没有给你买全高跟的，你已经太高。试想，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踮着脚尖和自己的老婆接吻，那是什么感觉？”左葳声音很响地笑了起来。

曾令儿没有一点儿回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左葳拿起一只鞋子，走过去，蹲在她的脚下，准备替她换上：“很多男人即使结婚多年，也不知道自己老婆穿什么号码的鞋子。可我知道你的，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完美而难得的丈夫吗？”

曾令儿却拦住了他正在替她脱鞋的手，轻轻地对他恳求着：“亲我一下……”

左葳好像迟疑了一会儿，只那么一小会儿，几乎感觉不到的一小会儿。也许他当时的注意力，在那双鞋子上。

他站起身来，俯身向她，曾令儿那双向上望着他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种恐惧。他躲开了她的目光，硬起心肠不去想她恐惧什么，急急地在她唇上吻了一下。

她的嘴里，好像有一股消化不良的味道。显然，她吃不好，睡不好……所有机能都处在停滞状态。

他动心了：“我去给你煮杯咖啡？”

“不，不要离开我。”

左葳从来没有见过曾令儿这样厉声厉色，好像这是生离死别，他只好反转回来，蹲在她的脚下，问道：“你怎么了？”

“你还爱我吗？”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别说傻话了，我连登记结婚的介绍信都领来了，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也许他那蹲着的姿势不太舒服，他站了起来，在一张和她并排的沙发上坐下。

“但婚姻不等于爱情。”她说。喜欢思辨是她的毛病，作为一个女人，这也许是可爱的，但作为一个妻子，就让人不大好消受。

过去，她从不问他“你爱我吗”。现在，当他用无微不至、从未有过的热心和关切，来努力填补他们之间那无法言说的空隙时，她却要固执地问“你爱我吗”。

左葳的嘴角咧得很大，然而他的眼睛却没有多少笑意：“‘要是我不说，那就是我爱你，要是我不爱你，我就会告诉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叫作约翰逊的美国人说的笑话。”

“然而我要听的，是一个叫作左葳的中国人的回答。”她带着一种宽厚而苍凉的微笑说，然后便是长长的沉默。

“你怎么变得这么多疑？从前你不是这个样子。”左葳失去了耐心，突然发起火来，几乎把所有的水杯打碎，就像发了歇斯底里。

“从前我们都不是这个样子。”曾令儿说。她蹲在地上，一片片捡起那些玻璃碎片。“咱们别闹气了。听我说，以后也许连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了，那时，我们也许会后悔的，啊——”玻璃碎片，割破了她的手指。

“你——你这是有意的吗？”左葳把她那血流如注的手指，放进自己嘴里吮吸着。曾令儿含着眼泪，微笑地看着他。

“我真愿意再割破一个手指。”

“你这个傻瓜！”他咆哮着。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就这样，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直到黄昏的来临。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她在黄昏的暗影里，柔声地说，那声音立刻融入夜色。

曾令儿用一个晚上，完成了一个妇人的一生。

左葳奇怪地端详着她，看她冷静地将发辫用发卡在脑后卡成一个发髻；看她胸有成竹地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看她一言不发地把衣衫整好……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有些不同寻常。

他不能想象，眼前这个冷峻的曾令儿，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曾令儿。难道他们事后真像婴儿那样抱头痛哭过吗？难道她真像要摄走他的魂儿，目不转睛地痴望过他吗？……

“把那封介绍信给我。”曾令儿用嘶哑的声音命令道。

“好，现在让我们到阳台上去坐一坐。”她又命令道。

时间还早，树上的蝉儿还没有开始啼鸣，太阳刚刚把树梢染红。送牛奶的老头骑着三轮板车走过，玻璃奶瓶叮叮当当地碰出一片声响。露珠儿还在花瓣、青草和树叶上滚动，远处好像有汽笛在鸣叫，清洁工人收工了……

“但愿你会记得这个早晨。”她没有说，但愿他记得昨天那个夜晚。然后古怪地瞧着他，站起身来，走开去。远远地站在阳台的另一头，迅速地把手里登记结婚的介绍信，撕成了碎片。左葳连忙奔过去抢，曾令儿却将身子探向阳台之外，伸平手掌……一阵轻风适时吹来，将她手上的纸屑，一片片吹去了。

小小的纸屑，在风中抖动着，像一片片雪花，或坠入尘土，或落进树丛，或随风飘去……

“你看，像雪花一样，很快就会融化。”她顽强地笑着。因为一夜未睡，眼圈发黑，脸色苍白，像一具还魂的僵尸。“我们已经结过婚，你已经还清了我的债，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左葳既想痛哭，又想大笑。一种永远不能与人言说的解脱，渗透了他的身心。

他明白了，这就是他们昨天晚上，为什么互相抱头痛哭的缘由，也许曾令儿知道，那就是永诀。

此后，曾令儿一直拒绝见他。左葳死守在女生宿舍楼前的那棵老槐树下，从那里可以望得见曾令儿宿舍的窗户，想必她也望得见他。

左葳要她知道，他在等她，但他又更多地希望她坚持下去。他像走在黄山天都峰的鲫鱼背上，向下望去，两边都是无底深渊，不论掉进哪一边，都要他的性命。他又像煎锅里烤着的饼，两面都要烤得焦黄，这饼才算烤得漂亮。

他拼命作践自己，不吃、不喝、不睡……他瘦了，委顿了，两颊和眼窝深深陷下去，眼睛里闪着恶狠狠的光，但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和曾令儿为他付出的相抵。

她就那样走了，没有留下片纸只字，没有留下一句谴责的话。

当然也不会有人送她。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刹那，她向月台上张望过吗？她流泪了吗？她原谅他了吗？……

他都无从得知了。

左葳曾在抽屉里寻找，希望找到她的一个纪念物。哪怕是一根扎过小辫的皮筋，一张照片，或她的一张便条也好。

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记得，条子是有过的，然而看完之后，都让他随手扔进了纸篓。那时他总以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哪。再说曾令儿的“情书”，实在不像情书，连个“亲爱的”也没有，有什么保留价值？她还说“亲爱的”那种字眼太肉麻。她表示爱慕的方式很怪，只是不停地给他解数学题，又快速又准确，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人用这种方式求爱。

至于发结啦，发卡啦，笔记本啦，她用过的手帕啦，他都是随时发现，随时还给她了。他总想，人都没有了，还保留那些东西干什么，像外国人那样，把爱人的头发藏在胸口的事，他才不干呢，他觉得那些剪下来的头发不干不净的，让人恶心。

…………

曾令儿就这样从左葳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来来去去的时日，看不见，也摸不着啦。

如今，她又重新出现。虽然卢北河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曾令儿也将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希望他以工作为重，注意不要把个人恩怨，带到工作中去。要他和曾令儿很好地配合，为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同心协力。

但左葳总感到，她讲的和她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左葳到现在也不完全知道，卢北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对她的话应该言听计从，因为从效果上看，她的意见，无一不比他的高明，而且使他受益匪浅。

在进行这番谈话时，他们谁也不看着谁。他觉得似乎他们再次摸进一栋老房子，再次准备合伙打劫。往昔的经验，向他暗示了这一点。

这很卑劣吧？他不敢再往深处想，他也不愿往深处想。而且这是卢北河的安排，与他无关，他只是把脑袋更深地往枕头底下缩去。

他忽然想起童年时代做过的一个智力游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重？

可又不由自主地被那个问题抓住：谁能告诉我，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三

曾令儿感到些许的眩晕。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那原因说起来似乎好笑，因为她今天即将置身于一列火车中。

她常听见人们抱怨失眠的痛苦，那一定是有着各种各样重要的原因。她懂得，因为她也曾有过那样的夜晚。

而现在，曾令儿的夜晚是宁静的，宁静得如那蓝黑色的、永远听不见尘世一切喧嚣的苍穹。

自从陶陶溺死之后，曾令儿好像也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喝了忘川的水，把前尘往事都遗忘净尽。

如果一定要问她还有什么期待的话，她期待的，不过是每个夜晚准时通过的那列火车，好像那列火车终会给她带来什么。

她会准时醒来，静静地躺在自己那离铁路很近的小土屋里，怀着些许的欣喜，耐心地等待那列火车，哐当哐当地从旷野那方驶来；又听着它哐当哐当地向旷野那方驶去。好久好久，她还能感到它那巨大的、使大地颤抖的力量，好久好久，她的神思，还在旷野里追逐着那连回声都没有的汽笛。

那火车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她也说不清楚，但在火车驶过后，到天亮前的那一小觉，她总是睡得格外安宁，像吮足了母亲的乳汁、尿布也没有被濡湿的婴儿。

今夜，她终于踏上了这列火车。

火车像一支黑箭，带着呼啸，无可阻挡地穿过黑夜，并把它一撕两半。还有金属不要命的撞击声，好像铁轨和车轮都怀着无比的仇恨，正不顾一切地把对方化为粉末。

这些，都让曾令儿感到激动。

和这拼搏相反，车厢里一片平和安逸，过道里，脚灯柔和的光，安详地、公平地守候着每个人不同的睡梦。

曾令儿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卧铺上。她怎么能睡得着！

她听见对面中铺上的新婚女子在梦中轻笑，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她是和丈夫一同去E市度蜜月的。曾令儿有点不安、害臊，好像她窃听了旁人的秘密。

上铺汉子的鼾声，从低到高、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兼有雷霆万钧之势。

下铺的小男孩从梦中惊醒：“妈妈，我怕，我怕大老虎。”想必那汉子的鼾声，亦如虎啸？

年轻的母亲和瞌睡挣扎着，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儿子的小脊背，含糊地安慰着他：“不怕，不怕，乖乖睡觉喽，嗯——嗯——”

曾令儿可不是这样。陶陶小的时候，哪怕是轻轻地蹬一下腿，曾令儿也会从酣睡中惊醒，且精神抖擞，好像从来没有合过眼。

她有二十多年没乘过火车了，好像一个多年不归的旧主人，突然回到阔别已久，且翻修过的老房子，感到又熟悉，又陌生。

不时伸手去摸摸那光滑的隔板，米色的塑料贴面上，饰有棕色花纹。记得她当年来边疆的时候，卧车上的隔板是用木条拼接的，中铺在白天不用时，还要放下来，否则坐在下铺上的乘客，腰也直不起来。连那过道上的小木桌，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撑起，也可以放下，要是谁不小心碰了桌下的支架，桌子便会哗啦一声塌下来，把放在桌上的东西，散落满地。

那只蓝色的玻璃杯，就是这样打碎的……

记得当时她急得脑袋大如空斗，额上渗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紧咬着牙齿，紧握着拳头，直到指甲抠疼了自己的手心。一阵阵揪心的痛楚，使她泪如泉涌……

对左葳，曾令儿能够留住的，只有他给她的这只蓝色玻璃杯了。唉，为什么给了她这么一个易碎的东西？

她痛悔得不得了。为什么非要把它拿出来在这种场合使用？好像那些初恋的小姑娘，急不可待地向人炫耀，她已经收到了情人的第一件礼物？

不，当然不是那样，她是有些害怕。毫无准备就开始了坎坷的旅程，守着那个杯子，就像守着左葳，那旅程也就不显得十分可怕了。

那时她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了陶陶。像一粒扣子那么大的陶陶，已经在她那修长的、黝黑的身体里沉睡。

尔后，她是如何地欢喜若狂，原来她是那样地富有，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一夜之间，她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

夜晚，当她拖着疲倦的身子，吃力地爬上床后，总是把手轻轻地叠放在日益隆起的肚皮上，生怕压伤了那个暂时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陶陶。默默地祈祷着她并不相信的上帝，给她一个儿子，一个像左葳的儿子。

她还自谴自责，过去不该抱怨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不是吗？它这样慷慨地又把左葳还给了她。

她心平气和了，以至可以毫不畏缩地回顾左葳种种的不堪，原谅了他的薄情，只留下了对他的感念。

她甚至比从前更加漂亮，前额更加饱满，双眸更加含醉，脸色更加红润。

啊，有个儿子和她在一起呢！别管她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遭到什么样的侮辱，她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你必须老实交代，检查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谁干的？在哪儿？是初犯还是屡教不改？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

人们轮番找她“谈话”，让她交代。她呢，只是用双手护着肚子，一个劲儿地摇头。

“政策我们已经向你交代清楚，如果你拒不交代和检查，只会加重对你的处分，延长你的改造时间，你现在的罪行是双重的，右派分子加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你一个人就占了两项。”

曾令儿还是一言不发，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有多少人在戳她的后背，简直能把她的后背戳穿。开会也好，听报告也好，在食堂吃饭也好，没有人愿意和她同行，也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更没有人愿意和她交谈。

有一次听报告，她占了一个座位后，出去上厕所。一位后到的女同志，不知那是她的座位，便在她座位的旁边坐了下来。等她上完厕所回来，在自己座位上坐下后，那个在她一旁落座的女人，竟尖叫一声跳开，还不停地用小手帕在鼻子前扇来扇去，在周身掸来掸去。闹得全礼堂的人，纷纷站起来往她这边看。

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也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戏她，好像她这种下贱女人的便宜，不占白不占。有个大师傅，竟然挑起她的下巴颏，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将手中的一碗菜汤扣了过去，把他从头淋到脚。他抡起大勺，劈头盖脸地朝她乱打一气，还专门打她的肚子。周围的人只管看热闹，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因为她是一个双料的专政对象，活该如此。

她弯着腰，用双手紧紧护着自己的肚子，一声不响地任他打，既不肯求饶，也不肯逃跑。

那大师傅一面打，一面骂：“臭婊子！嘿嘿，大家瞧瞧，还护着肚子里的野种哪！偷汉子的贱货，还跟我这儿装正经！”

事后，机关领导反倒把她叫去申斥了一顿：“不要忘了，你是改造对象，态度放老实一点。”

儿子不安地在她肚子里翻转、踢脚，她安慰着尚未出世便体味了人间冷酷的儿子：“哦，宝贝，别怕，别哭。让他们骂去吧，岁月会向他们证明……一生，够了吗？还可以再加上一生，只要没人戳爸爸的脊背，妈妈不论受什么苦，也是值得的。”

从那儿以后，食堂里的大师傅们，不论卖给她菜或是饭，从不按量给够，案板上明明放着刚蒸出来的米饭、馒头，他们偏偏把剩的、馊的卖给她，还一唱一和、阴阳怪气地挖苦她。

那时候，她过的是出苦力的日子，用架子车给机关拉和煤饼的黄土、拉菜、拉书、拉纸、拉杂物……不但她需要大量的食物补充，连陶陶也靠她有得吃，才能长大。食堂不给她吃饱，她也没钱上街买来吃，一个月只有十八块钱的生活费啊。她好饿、好饿，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她也没有经验，直到羊水破了才往医院走。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又是三更半夜，连个三轮板车都找不到。机关里倒是有车，曾令儿没有去要，即便她要，人家也不会给她。就那样，她忍着子宫收缩的阵痛，走一阵、爬一阵，总算爬到了医院。她的身后的血痕，就像蜗牛爬过后留下的那道湿痕。

入院表格是护士替她填写的，因为她一进医院就上了产床。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单位、住址、电话……

“爱人姓名？”

“……”

那些叮叮当当的刀子、剪子、钳子，全都静了下来。

“曾令儿，问你爱人的姓名。”护士一字一顿，几乎厉声问道。

“……”

“啪！”护士合上了病历夹子，活像掴在曾令儿脸上的一记耳光。

一应住院所需，曾令儿一样也没有带上，也不可能带上，机关里也没有人前来探望。

生下陶陶第二天，她请护士帮她到医院小卖部买一套洗漱用具。

“你自己去吧，我没工夫。”护士霜着脸说。那医院的穿堂风可真冷啊，虽说外面已是桃红柳绿四月天。

妇产科主任阴沉着脸，吩咐护士给她抽血化验。曾令儿不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问道：“我怎么了，护士同志？”

那护士从眼角里瞄了她一眼：“查查你有没有梅毒。”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曾令儿愤怒了。

“这是你们机关的要求。”

原来机关有人来过，难怪医生和护士对她的态度，比她急诊入院，不回答爱人姓名时更为恶劣。曾令儿不再埋怨他们，一个双料的阶级敌人，还能指望人们善待？

病房里的其他三个产妇，格外矫情地向前来探望的丈夫撒着娇。

“看好啊，是不是你的儿子。”其中一个，推推搡搡地把孩子往丈夫怀里塞去。

“瞧那招风耳朵，还能有错？”为了让妻子开心，丈夫讨好地嘲弄着自己。

另一个说：“跟你说了，我不要吃鸡，不要吃鸡，你偏偏弄了鸡来。”她把广口保温瓶一推，筷子一摔，扭过身去，给丈夫一个脊背。

“哎哎，别生气，别生气。你想吃什么，说嘛，我给你弄去。”

“我要吃你的心。”

“好，好，明天我就给你煮了来。”妻子白他一眼，扑哧一声笑了，总算端起碗来，喝了几口鸡汤。

第三位抱着婴儿靠在丈夫的肩上说：“你看，他认出你来了。喏，你看，你看，他盯着你瞧呢。”

“真的哟，嗨，小子，叫爸爸。”

“去你的，他那么小，会叫吗？我看你想当爸爸都想疯了，没出息。”

“瞧瞧你，这么厉害啊，别忘了，生儿子的功劳，有我一半呢，没有我，你生得出来吗？”

…………

这些打情骂俏的话，让曾令儿听了害臊，于是她在病房里，总是转过脸去面壁。

没错，在她们丈夫眼里，她们都是有功之臣。

每天早上，她们还要耸动着鼻子，东嗅嗅、西嗅嗅，然后把病房的门大大打开，话里有话地说：“唉哟哟，咱们这个房间，怎么那么臭啊。”好像曾令儿已经是个全身溃烂的晚期梅毒患者。

…………

但只要抱起陶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陶陶似铜墙铁壁，陶陶似千军万马。

可是陶陶长得好小、好瘦，他总是吃不饱。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吃不饱，出生后，可想而知曾令儿的奶水也不够，她既没有鸡汤，也没有鱼汤……陶陶皱着干瘪的小脸，使劲吮吸着她的奶头，吮得她好疼、好疼。

因为饥饿，因为营养不良，他的哭泣老气横秋，却不是抗议、抱怨、诉求，或许他不懂得何致如此，而是天经地义他就该没得吃……那种哭声让曾令儿心都碎了。

有多少次，曾令儿望着那绿色的邮筒发呆，想写封信给左葳，告诉他，他们有了儿子。告诉他陶陶吃不饱，而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心，在对左葳的爱和对儿子的爱中间挣扎着，但她终于没有写出一封信，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不起陶陶。

只有一次，陶陶病危，她真是急得没了主意，像疯子一样跑到邮电局，要了一个长途电话。等到电话接通，她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她听见左葳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喂——喂喂——”忽而清晰，忽而模糊，还夹杂着电路感应的啪啪声。她感到，生命在挣脱她的躯体，情感在挣脱她的理智，不顾一切地向左葳飞去。她的身子顺着隔音室的墙壁，向地板上滑去。她紧紧抓住耳机，使劲把它贴紧面颊、耳朵，更恨不得把耳机插进耳朵里去。她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咬紧舌头不出声，心里却渴望着来自左葳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喂”，可是对方“咔嚓”一声，放下了电话。

她含着被自己咬疼得麻木的舌头，垂着酸痛的臂膀，梦游人似的走回家去，把头靠在陶陶的枕边，在陶陶床前跪了一夜。

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陶陶退烧了。她喃喃地对陶陶说：“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我们还是撑过来了，对吗？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顶好的办法是谁也不靠，而是靠自己。”

可是陶陶没有长大，十五岁那年，他和小朋友到水塘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没再出来。等到打捞出来，才发现他的鼻子里、嘴巴里，全是淤泥。总有两三年的时间，曾令儿都摆脱不了嘴巴和鼻子被淤泥窒息的感觉。

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有若干次机会救出陶陶的爸爸，却不能有一次机会救出陶陶。她枉做了渔人的女儿，陶陶也枉做了渔人的外孙。陶陶连海还没见过呢，却在一个小池塘里丧生。她太大意了，以为只有海才可以吞噬生命。

对面座位上的新婚夫妇，在争抢一个装饼干的透明纸袋。纸袋很漂亮，印着深绿、浅棕色的图案和商标。

就连这个纸袋也让曾令儿感到愉快，她记得过去的包装纸，可没这么讲究……她就像刚从深山野洞里走出的“喜儿”，不知道生活已经变化到了这个水平。

新娘子躲闪着丈夫的挑逗，从纸袋里拿出最后一块饼干，在丈夫鼻子前头晃来晃去。“就剩这一块了，我吃。”

“不，我吃。”新郎伸手去抢。

新娘娇嗔地嘟起嘴巴：“好，好，给你。”

新郎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跟你闹着玩儿的，当然你吃。”

“不，你吃。”

“好吧，咱们猜拳，谁赢了谁吃。”

他赢了，然而还是让新娘把饼干吃掉了。

曾令儿带着哀伤的向往，看着这动人的游戏。看到人们倾心相爱，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

从车窗外吹进的风，掀动着新婚夫妇丢在小桌上的一本日文杂志，里面有着花花绿绿的插图和照片，无所事事的曾令儿想，翻翻它也是一种消遣，便问：“我可以看看这本杂志吗？”

“您请。”新娘答道。

那是一本消遣性、趣味性的读物，正适合旅途翻阅。广告、世界珍闻、旅行指南、笑林、名人轶事，还有一些软性小文章。曾令儿信手翻看下去，一直翻到《星座运程》那一章，前面，还有一段关于诞生石的文字。文中说到，从十六世纪开始，便有人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配上不同的宝石，作为人们出生的标志，这代表每个月的宝石，就称作诞生石。每个人的诞生石，常被镶嵌在戒指、项链上，作为生日或其他名义的礼物。下面，还一一列出了代表十二个月的宝石。

曾令儿又顺着《星座运程》看下去，上面极为详尽，又言简意赅地写着，一年十二个月的三百六十五天中，人们各自出生的日子与他们个性和命运的关系。

带着一点好奇，她找出自己的生辰年月，在她出生的日期后面写着：祖母绿。无穷思爱。

她放下手中的杂志，朝车窗外望去。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瘠薄的荒原，好久好久也看不到一个村落。一茬又一茬野草在荒原上死去，一茬又一茬野草在荒原上新生。多刺的紫蓟，开出苦涩的紫花，为这荒原装点出一些颜色。一株歪脖子老树，枝丫低低地垂向地面，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拥抱着环绕在膝下的儿孙。就在这瘠薄的荒原上，有那么多的生命和希望，在生生灭灭地繁衍。

路基旁的沟洼里，一片片小树苗在风中颤抖，全向同一个方向，弯曲着细苗苗的身杆儿，树上的叶子，也向同一个方向，偏着自己的小脸，远远看去，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绿色小旗帜。

突然，在荒原的尽头，与蓝天相连的地方，出现了一匹孤零零的马，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好像就那么一下从地里冒了出来。它慢吞吞地走着，朝着天边，可又老也走不到似的。

“妈妈，我要拉惨剧。”

曾令儿猛然回头，恍惚中觉得是陶陶在叫她。

不，当然不是。

昨晚被鼾声惊吓的小男孩，用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扒着开裆裤对妈妈说。年轻的妈妈，抱着他上厕所去了。

有一年，曾令儿刚新买了一个白瓷面盆回家，陶陶就在里面拉了一堆，他对什么新鲜事儿都很好奇，还要亲自试巴试巴。曾令儿很少给家里添置新东西，这就使陶陶更加好奇。她穷，有点钱也给陶陶买吃的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斤高价点心六块钱，她买不起一斤，只能给陶陶买一块，每每看到陶陶吃完那块点心，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余味无穷地吮着每个手指头，好心酸哪。

陶陶成熟得早，完全不像曾令儿那么糊糊涂涂，好对付。曾令儿本来就不会骗人，骗陶陶就更难了。

因为没有爸爸，同学们常常欺负他，老师们也因为略知底细而对他另眼看待。是嘛，那么小的一个小城，城东有人放了一个屁，城西的人就会嚷嚷臭不可闻。

陶陶却从不向曾令儿诉苦。有一次，陶陶从学校回来，鼻子上有血迹，衣服上的口袋也撕开了线，前襟上湿了一大片，想必是滴上了鼻血，又让他偷偷洗掉了。

“陶陶，你和人打架了？”

“没有。”陶陶的眼睛看着别处，再问，就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响。曾令儿也不好再问，她不能强迫他。

晚上，陶陶在布帘后的小床上躺下，好久好久没有动静，曾令儿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又爬了起来，走过来坐在她的小书桌旁，说：“妈妈，你可以停止一会儿工作吗？”

“当然可以。”曾令儿放下手中的笔，伸手去摩挲他额头上的柔发。陶陶躲开了她的手，带着和年龄极不称的严肃，问道：“我有爸爸吗？”

曾令儿缩回自己的手。想，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她知道，早晚有一天必得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没想到这么早。因此显得难以回答，因为陶陶还小，他能懂吗？

“有的。”

陶陶喘了一口气，对她的回答显然满意：“他是什么样的？”

“他是很可爱的。”

这回答陶陶似乎不很相信：“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和你？”

“因为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远得永远也走不到……”

“妈妈！”陶陶突然大叫。

“嗯？”

“等我长大后，不论你在多远多远的地方，我都要去看你。”

“谢谢你，好儿子。”

“妈妈？”

“嗯？”

“您哭了？”

“没有。”

“让我看看您的眼睛。”

曾令儿几乎不能，但她还是朝陶陶转过自己的脸：“傻儿子，妈妈从来不哭。好了，睡吧，快去睡吧，妈妈还要工作呢。”

陶陶学写作文了。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偏偏是《我的爸爸》。

曾令儿记得那篇作文的每一个字——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的妈妈比别人的爸爸做的事情还多，她什么都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