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日集》

止庵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校阅旧稿为《永日集》，至晚了。”此书列为“苦雨斋小书之四”，同年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序外共四十篇，其中一九二一年一篇，一九二四年一篇，一九二五年二篇，一九二六年一篇，一九二七年五篇，一九二八年二十八篇，一九二九年二篇（包括杂感《关于食莲花的》，此文系因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之《真善美》三卷三号上文章而作）。

《永日集》大致可以分为“杂感十六篇”和除此之外的正文两部分。“杂感十六篇”显然是《谈虎集》内容和写法的延续（其中绝大部分都发表在《语丝》第四卷的“随感录”栏目里，正如《谈虎集》中一部分文章也曾发表于这一栏目一样），而一九二七年所作各文（均写于十一、十二两月中），以及一九二八年写的其他文章，时间上承《泽泻集》，多接近于《谈龙集》中分量较重之作，写法则文学意味更强一些。《永日集》的特色正在于此，即如序中所说，“我在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与时事这两个题目。”换个说法，是作者在这两方面的继续或深入思考。

作者后来说：“《谈虎集》上下两册中所收自《祖先崇拜》起，以至《永日集》的《闭户读书论》止，前后整十年间乱说的真不少，……”（《两个鬼的文章》）《闭户读书论》一篇，实为其思想和文章发生“划时代”变化的重要标志。“闭户读书”乃是一退一进两个举动：“宜趁现在不甚适宜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养生”之外，还有“得道”。前一方面落到实处，即是序中说的，“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基本中止了作为前期主要文体之一的杂文的写作。这里“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或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谈虎集后记》）。至于后一方面，“闭户读书”读的什么，最可留意。并非什么闲书，周氏强调是“史”：“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由此可知所谓“读书”，是考察，更是一番思索。后来他说“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灯下读书论》），也就是看穿了“日光之下无新事”罢。然而正在这里，又体现出周氏思想上一层进境。今昔既无区别，其本质就是一个。作者所考察的“史”不仅是书本，也包括中国整个文化传统和一切固有观念。从此他的主要工作遂由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未必就要脱离社会实际，“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即是此意。周氏的确放弃了过去的一部分，却保持和发扬了更重要的另一部分，《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所开端的反礼教思想，以及《人的文学》所昭示的人道主义精神，继续体现于一系列文化批判的作品之中。此后他写《伟大的捕风》，是对《闭户读书论》的补充，同样深刻揭示了他的思想。那里说：“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正可以用来形容他从事文化批判的态度。

前面谈及杂文写作告一段落，这不仅关乎文体上某种取舍，也标志着周氏整个散文风格基本定型。这风格是在此前《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里“基础”固然重要，“更进一步”就更重要。语言是风格的最终体现，一句话的写法也就是一篇文章的写法，也就是一个人的写法。集中《燕知草跋》说“小品文”“必须有涩味和简单味”，正是周氏散文的语言特色。中国白话散文有两路，一曰“作文”，一曰“写话”，作者基本上是后一路，但是他并不肯轻易随便地“写话”，而要在不改变语言作为表现手段的前提下，写出味道或如他所说的“雅致”来，那么就是“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两种“味”看似矛盾，却很统一，“简单味”不止于简单，就是“涩味”。“涩味”并非另外制造出来，它体现于“简单味”之中。至于“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可以说是细目，虽然不同时候各分子间消长略有差异，但都是风格之内的一种整合而已。

此次系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五页，序三页，正文三百四十四页，每篇题目单占一页，《杂感十六篇》各小题均另起一页。目录题下原来标有写作日期，其中“杂感十六篇”统一标为“十七年一月至十二月”。正文中“专斋漫谈序（代跋）”原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