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我们念念不忘的形象

王小波有一篇文章是《我的师承》，说最好的现代汉语都是翻译家写的，说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读到了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王小波说，好文字应该是让人读出来的，他引用了一段《情人》的开头，他说，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不是请看一看，而是要听，读出声音来。好文字的确有这样的魔力，你看到的时候，会轻声朗读出来，或者在心里默读。好文字让你产生朗读的愿望，有节奏感，有韵律，似乎会发出声音。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到《情人》，喜欢得不得了，跟姑娘约会，真给人读过杜拉斯的小说。后来参加工作，同事里有一位学法语的，我就请她给我朗读了《情人》开头这一段，虽然听不懂，但那位同事念的法语太好听了，以至于我觉得法语就是女性的语言，抑扬顿挫，非常柔美。

我们读小说，有时候不太关注文字。比如我们读东野圭吾，文字是不是优美，没那么重要，我们更关心谁是凶手，作者留下了哪些线索。我们读《三体》，也不太在意作者的文字，那种恢宏的想象力压倒一切。我们读那种情节推动的小说，就是在接受作者在文字中发出的指令，按照他的指令去想象，书中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碰到谁，遇到了什么事，要解决什么问题。作者按照一个线性顺序讲故事，我们按照线性顺序阅读，有时一目十行，看得很快，记住主要情节就行。这就是所谓叙事大于文本，我们看作者传达了什么信息，不太在意他的遣词造句。

但二十世纪一帮法国作家，成心和这种阅读习惯做对，比如阿兰·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读他们的小说，感觉就是云山雾罩，读了半天还搞不懂他的时空，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故事。如果习惯了现实主义的小说，那这帮法国作家的书，你是真读不懂。你看罗布—格里耶自己也说过，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学会阅读我们的小说了，三十岁的老读者读起来可就费劲了。克洛德·西蒙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说明这个所谓“新小说派”得到了世界的承认。罗布—格里耶和克洛德·西蒙，我努力读这两位的小说，怎么读也读不懂。杜拉斯的小说本来也属于“读不懂系列”，有一个法国词说杜拉斯的小说就是“杜拉斯呓语”，一个小老太太嘀嘀咕咕、絮絮叨叨，讲她小时候在法国殖民地的故事。原来读杜拉斯的人并不多，但杜拉斯快七十岁的时候，出了一本小说《情人》，一下子成为超级畅销书，一九八三年一年卖出去一百多万本，最快的时候，一天卖出去一万本。一九八四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迅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的人都在读这个老太太的故事。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十五岁半的少女，在湄公河的渡轮上，遇到了一个中国小伙子，两个人陷入一场情爱，但最终也没什么结果，两个人就分开了。故事就这么简单。当然，如果你了解杜拉斯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知道她妈妈是什么样的，杜拉斯的童年怎么过的，后来她遇到了多少个情人，你可能会对《情人》这个小说有更深的理解。不过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理解一本小说，还要去掌握那么多背景知识，她要写的都在文字里呈现出来了。

杜拉斯在《情人》中写到了性爱、欲念。如果我们只关注其中写情爱的那些段落，我觉得杜拉斯的《情人》，还有她的另一本小说《乌发碧眼》，都是写得非常高级的色情小说，用美丽的法语、优秀的修辞手法写的高级色情小说。这当然是很片面的理解，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意乱情迷、欲火焚身的时候，我们能组织好语言吗？陷入那种癫狂的爱情时，我们脑子里是不是很混乱？

有一个法国理论家叫罗兰·巴特，他说，写作的欲求，即爱欲，就是要面对语言的混乱，即语言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的那种癫狂境界。法国人唠嗑儿，总有点儿玄虚。有一个法国人又解释了一下，说，写作就是和无法说出的事物进行对质，向意义固有的溃散提出质询。这个说法还是不太好理解，大概只有搞文学的人才会深究下去。对读者来说，我们知道这几个看不太懂的法国作家在追求什么，就够了。我们阅读的时候，觉得抓不到情节，琢磨不透作者的意思，这就对了。不过，《情人》这本小说还是很好懂的，翻译成中文，不到一百页。我们哪怕只读前二十页，后面就读不下去了也没什么关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故事情节，照样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