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清华，泰豪筑梦

黄代放

◎1963年生，江西南昌人，1986年清华大学汽车系内燃机专业本科毕业后回乡工作。现任泰豪集团董事会主席、中国民商理事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7月，筹资2万元“下海”创业，带领团队以三十年的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创新、创业、创富”之路。在他的推动下，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7月成功挂牌上市，为江西省民营高科技企业首家上市公司。个人荣获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江西省突出贡献人才”、“江西工业十佳创业能人”、香港“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等荣誉，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清华“造梦师”

我是60后，从小在鄱阳湖畔的农村长大，做过不少农活，吃过苦、吃过亏。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的勤奋，因为勤奋是农民的天性，农民是要起早摸黑的，是不能误农时的。我小的时候经常要去拾肥捡粪。农村里牛粪、猪粪到处都是，谁捡到是谁的，我必须勤奋，要比别人起得早，不然的话就被别人捡走了。我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即使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也要通过勤奋去争取才能得到。

上世纪60年代末，清华大学师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东郊、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上建设了试验农场，我家就在离鲤鱼洲不远的地方。那时，我们江南农村种田都靠人力，可是清华师生们却开发了收割机等，实行机械化作业。清华师生还对我们老家传承了千年的做豆腐的土法进行了工艺改造，做出来的豆腐口感更加鲜美。他们不仅能创造先进的机器设备，有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肯吃苦、爱钻研，精神高贵，这让我非常钦佩，向往成为这样的人。这一群清华人为儿时的我造了一个梦，一个勇攀高峰的科学家的梦。

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长大了，接过父亲的锄头继续种地，这是很自然的安排，好像这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要冲破这种结构，走出农村，当科学家，就要考大学。应该说，60后是恢复高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上大学时还有助学金，大学毕业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为父母的骄傲、单位的中坚、社会的脊梁。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吸引，我充分发挥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勤奋精神，为考大学全力以赴。天道酬勤，1981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梦想中的清华大学。

清华不仅是我学习的基地，也是我的精神家园。图书馆就像梦之城，处处是人生需要的养分，我仅大二一年就几乎看遍了世界名著；丰富的必修、选修课程让我兼收并蓄地学到了很多知识；主楼后厅的讲座，让我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少年时期的理想种子在清华园的滋养下渐渐萌芽、生长。

牵手“技术”，回报桑梓

1986年，我结束了在清华大学汽车系的五年本科学习并面临毕业分配。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在当时就是“天之骄子”，无一例外地受到各个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宠爱。像我这样的毕业于名校的大学生，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毕业后的择业范围更为广阔。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从事公务员工作，俗称“当官”；考研继续深造，将来做专家学者；进入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然而，对于爱玩桥牌的我来说，选择并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父母希望我走仕途，但是对于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当官”的路太遥远和陌生。而继续深造，我外语不是很好，将来当知名学者的概率也不高。看来，还是老老实实去企业干技术工作吧。

我曾在大型国企实习过，并在那儿完成了毕业设计，但对上世纪80年代国企的僵化机制印象不佳，觉得极易压抑人才的成长。正当我踌躇难决时，江西省的主要领导来到清华，鼓励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到老少边穷地区去，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具有家乡情结的我内心不由得被触动了，便回到了江西，并打算工作后创业。

我选择了在南昌市一家研究型事业单位的技术服务部门工作。尽管我顶着名校毕业的光环，本职工作也成绩斐然，领导对我也挺重视，但我心里总觉得，自己应该主动作为。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不少工程师，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但因体制所限，研究成果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这样的不正常现象常常引起我的思考：怎样才能让技术实现产业化？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而且，我不大喜欢计划经济体制那种卖方市场的作风，比如随便一个供销社的营业人员都可以颐指气使，没有客户服务的意识，在我看来，这种经营体制必须转变！

198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改革的第十年》，像春汛兆示改革的进程提速；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当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也鼓励科技人员流动，全国“火炬”计划随即开始正式实施……此时在北京，中关村里的一些先驱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联想、四通等企业正在蓬勃发展。他们的成功激荡着我那颗“不安分”的心，改革开放的政策呼唤着我儿时科学家的梦，创业的想法日益强烈起来。我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当时的心声：“我不会选择做一个平庸的人，我有志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障的虚度年华的生活。”

创办“仙人掌”企业

一开始，我想承包我们单位一个亏损的公司，使它扭亏为盈，一年给单位交点钱。但那是一个有级别的国有科研所，经理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岗位，怎么可能轮到我这个毕业才两年的大学生呢？最终这件事还是泡汤了。这更加剧了我自主创办企业的想法。清华校友会得到这个消息后，对我说：“既然你想办公司，那我们就支持你办吧。”校友会组织了校友来投资，当时在江西的清华校友几百人中很多人表现得很积极。我担心校友的钱打水漂，便建议一个校友投资最多不能超过200元。万一不成功，一个人也就是损失200元，这应该承受得了。如果损失几千元那就不好了，在1988年的时候，几千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就这样，我一共有了2万元的启动资金。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我的创业之旅开启了。我把刚呱呱坠地的“泰豪”前身称为“仙人掌型企业”，就是那种基本上没有任何商业资源，只要有一点水分，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就能活下来的企业。在最初的五年中，我们什么都干过，开发软件、卖计算机、生产小家电什么的，只要获得一点有用的信息就马上跟进。所幸之前有在科研院所工作的经历，让我较易获得一些技术研发方面的信息，也方便与这些院所进行业务对接。更值得庆幸的是，清华江西校友会给予了我大力支持，使我们得以挂靠校友会创办江西清华科技开发部。随后，依公司法，我们改制为江西清华科技有限公司，这就是泰豪集团的前身。

创业之初，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借用别人的楼道办公。公司没有搬运工，来了货物大家一起光膀子扛，而且我与创业伙伴常常夜以继日连轴转地工作。那时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围坐在一起看一台黑白电视机播放的《渴望》，心中被青春热血激起做大做强的渴望。然而，三岁小孩一年半载便长大成人终归是幻想。因为我们没有北京、上海那样成规模的市场，也没有真正雄厚的技术背景，更缺少像深圳、苏州那样适合高新企业成长的环境，所以只有因势利导，不断改变策略适应市场，摸着石头过河。

就这样，我们栽培了这株“仙人掌”，更准确地说是维持着“仙人掌”的生命，毫不夸张，在那段青葱岁月里我们绞尽了脑汁，堪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1995年，依靠成熟的技术和热诚的服务，我们在电力软件应用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并将当时江西整个UPS电源（不间断电源）市场牢牢握在手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仙人掌”顽强地长成了“绿洲”。

“技术＋资本”的上市之路

1996年，我最初的创业目标——带领公司成为江西最好的IT公司已经实现了。要如何继续往前走呢？我心中一个更大的梦想其实早在1993年就已经萌生：建造自己的科技园，将泰豪做成上市公司！但旧有的“技术＋服务”的模式限制了公司的规模，显然不足以支撑起这个梦想，那该如何突破现有的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呢？

彼时，全国各地企业的改革风生水起，各种性质的企业兼并、融合、重组，而在这背后，资本显现出了强大的力量，是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的那个杠杆。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冒了出来：选择“技术＋资本”的模式，在确保产品、服务体现技术性的基础上，在公司规模扩张中将资本作为一项很重要的资源引入，如此便能在电机电源这个强手如林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站稳脚跟。起初，我们引进了四个股东，投资1000万元，成立江西清华的产业型公司“江西清华泰豪电器有限公司”，“泰豪”正式作为公司产品品牌。这四个股东，分别是南昌通源实业总公司、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江西无线电厂和中外合资的江西景华九尹电子有限公司，分别属于电力公司、国有投资公司、国有无线电设备制造企业、中外合资电子器件研制公司。当时为什么选取这四个股东呢？第一，考虑将来发展跟电力系统结合的产业，比如配电、电力设备，所以我就找了电力公司来投资；然后考虑到政策支持这一块，就找了高新区的投资公司；考虑到生产管理能力提升，就找了江西无线电厂；最后还有管理机制的改善，所以找了中外合资企业。

四大股东的引入，迅速壮大了泰豪的产能，但是，资本的瓶颈依然没有突破。凭借着江西清华是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成员的身份（也是当时唯一非清华校办企业），我决定让出部分股权，引入清华同方作为第一大股东，调整并扩大了注册资本至5000万元，泰豪电器更名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朝上市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资本的注入，为公司的发展输入了强劲的能量。1997年，泰豪（南昌）高新科技园正式奠基，率先拉开了全国高层次“省校产业合作”的序幕。科技园建成后曾接待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汪洋等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以及王大中、顾秉林、邱勇等三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考察。1997年香港回归，国企改革进入“涉深水”阶段，泰豪却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1998年，公司与赣能股份携手组建“泰豪软件”之后，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和IT技术接口的产品，最有潜力的是军工产业。当时恰逢在全国军工企业中有着较高地位的江西三波电机总厂因为体制僵化陷入经营困难乃至财务危机，正在寻找重组的机会，我抓住这一机遇，演绎了一个“小快鱼吃大慢鱼”的经典案例。政府对此很支持，审批很快下来，但整合却花了整整两年。民企和国企两种体制文化的激烈碰撞，导致三波厂员工集体请愿风波。当时的三波电机总厂是2000人在册，1400人在岗，而年销售收入却只有3000万元，实际只要四五百人就够了。对我们来说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说我只要500人，剩下1500人全部推向社会，这样对员工、对社会都是不负责任的。

那段日子，我承受住了巨大的压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案，努力推进改革：在主业上用七八百人，退休的做好安置工作，暂时没有岗位的做好培训，并引进一些项目。清华同方当时对泰豪非常支持，把中央空调这一块分到江西生产，一下解决了几百人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清华同方又把数据加工这一块跟泰豪当时的计算机业务结合起来，一些年轻人在接受计算机培训的过程中就把数据加工的业务给做了。如此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并且确立了泰豪以智能电器为主体，信息软件加军工产品双翼齐飞的发展路径，使三波厂一步步走出了泥沼并脱胎换骨，最终以2000年建成泰豪（南昌）高新科技园为标志，宣告彻底完成了对三波总厂的兼并重组。

此后，泰豪陆续收购十多家地方军工企业，再未重现那样的困境。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我们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而且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低成本扩张新路。如今，泰豪军工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陆、海、空三军的通信和武器系统，在行业内也具备领先优势，高原型无人值守电站还破解了世界难题。在国庆六十周年阅兵式30个装备方阵中，泰豪九大产品参与了7个方阵的受阅而获得通令嘉奖。

我们继续坚持“技术＋资本”发展模式，2000年，我们正式启动公司上市，当年便通过了“双高”认证，次年正式申报，2002年7月在上交所发行A股上市。这是中国智能建筑电气产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打破了江西省民营企业零上市的纪录。此后又进行了三次融资，为泰豪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连续多年产值增长超过50％。

相信改革开放，相信市场的力量

21世纪初，泰豪成功上市，全球化竞争更趋激烈，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开放市场中，泰豪这样的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关乎民族产业的兴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调整了企业蓝图：化挑战为机遇，打造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产生中国影响。

在紧密依托科技创新的前提下，泰豪相继开发出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已经可以全面提供智能楼控产品、智能安防产品、智能配电设备，并先后完成了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会议中心、世博会世博中心等重要场所的智能化工程及节能服务任务，不仅在国内名声大噪，在国外也大放异彩，产品出口供应联合国、非盟等机构。2006年，国家质检总局认定泰豪发电机为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工商总局认定并公布“泰豪”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在这期间，泰豪电机电源产业也同样一直在高位运行，不仅拥有国内市场的最大份额，而且充任了该行业的领军角色。在世界难题青藏铁路的建设中，泰豪发电机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8年8月，泰豪作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应急电源供货商，圆满助力“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的完美展示，得到奥组委的表彰。泰豪电机电源产品还相继出口到中东、中亚、南非、北非、南美、北美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被联合国大额采购，装备维和部队！泰豪成为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中国电源产品制造的实力。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泰豪所生产的军工产品是这次阅兵的重要参与者，我作为泰豪的代表在观礼台上亲睹阅兵盛况，心里十分激动。

回顾三十年创新创业的发展历程，感慨万千，有几点启示值得分享。第一，践行知识创造财富。当年，我作为一名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普通青年，在没有雄厚资本支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知识与智慧，发现、把握并成功转化机遇，是对“知识创造财富”的一次生动演绎。第二，始终走信息化融合发展之路不偏离。产业发展，信息化一直是主旋律，三十年来泰豪追踪信息技术应用发展的路径没有偏离，坚定不移，一步一台阶，从信息技术在行业服务上的应用，再到在军工产品上的应用，再到在城市建设以及文化产业上的应用，始终坚持方向、整合资源，推进公司发展。第三，始终以创新思维主导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型。我始终认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创新之路没有终点，只有起点。从“技术＋服务”到“技术＋产品”，再到“技术＋资本”和“技术＋品牌”，主导了泰豪发展的组织设计升级和企业管理转型的推进。将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相结合，是泰豪发展最长久的原动力。

2001年建设部评定的“智能建筑示范工程”——泰豪信息大厦

今日的泰豪已经成为拥有40多家分（子）公司、10多个高科技产业园区、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的集团公司。虽然没有成为儿时膜拜的科学家，但作为泰豪创始人，通过科技手段创造价值、回报社会，我也算梦想成真了。这一切，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很感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四十年前的今日，一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可以上大学，也上得起大学；三十年前的今日，一个没有财富的知识分子可以创业，而且能把企业慢慢做大；二十年前的今日，一个不大的科技型企业可以兼并大中型的国有企业，而且得到各方认同。可以说，泰豪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一步步走过来的，一方面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做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推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推动中部省份江西的改革开放不断地前行。

2016年8月，在浙江嘉兴召开的泰豪执行董事会会议上，我们一起讨论“面对未来，我们相信什么”这样一个话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泰豪应“相信改革开放，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80后年轻人”，并决定“60后退位、70后可续位、80后进位”，坚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坚信年轻人是创造未来的主力军。同年10月初在井冈山，次年10月初在西柏坡，我们连续召开战略研讨会，泰豪二次创业的大幕逐渐拉开，并确立2030年实现千亿元销售收入、跻身中国企业500强的战略目标，真正实现“中国的泰豪、世界的泰豪”企业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