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中的果蒂娜，在宽阔的女帽下面露出浓眉大眼，隆鼻厚唇，除了一对单纯的耳环之外，毫无装饰，但是眸中满含活力，脸上泛出自然焕发的光辉。那女性的动人之处，并不逊于雷诺阿面容姣好的淑女。

食薯者

梵高在号称“黑乡”的矿区待了将近一年半的时光。先是摩顶放踵，对矿工之家的布道、济贫、救难全心投入，颇有救世主的担当。后来见黜于教会，宗教的狂热便渐渐淡了下来。满腔的热血在艺术里另找出路，就地取材，便画起矿工来。这时正是1880年，也是梵高余生十年追求画艺的开始。《食薯者》是梵高习画五年才成就的作品，自许为第一张正式的油画，而以前的作品只能算是草稿。

为了总结自己对农家生活的写照，他立意要完成这幅集体人像；但在正式成画之前，他试绘过很多张素描，有的是群像，有的是个像，最后，却是抛开他写生的真人，回到画室里凭记忆一挥而就的。梵高对此画十分重视，自认是去巴黎前的最好作品，不但常在信中提起，甚至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心里还有一股冲动，想把这情景再画一遍。在阿罗时期，他检讨新完成的力作《夜间酒店》，更与此画相提并论，说这些都是他“最丑的作品”。此地所谓的“丑”，当然是指反叛了传统美感。当日巴黎的画商曾评论道，此画的惨绿色调又像锈铜，又像肥皂。其实荷兰的传统原就习用浓重的褐色来反托少许的光，伦勃朗的画就往往如此。《食薯者》正是梵高荷兰时期的结论，也是一个告别，因为巴黎的七色光谱在喊他。至于我，早在二十几岁，第一眼见到此画便受其震撼，像面对一场挥之不去却又耐人久看的古魇。

《食薯者》所展现的，是贫苦的一家人劳作一天，晚餐桌上的主食却只有土豆而已。画中右手边的老妇人，生活的重压剥夺了她全部的生趣，她机械地倒着手中的咖啡，目光不与餐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交接；画中左首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对面的母亲，似乎为自己的胃口充满了负罪感。昏黄的灯光下，围坐在餐桌边的一家人眼中仍然透露出饥渴的神情，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似乎在静静地诉说着他们的哀伤……围着餐桌而坐的五个农民，梵高都曾作过个别习作。那询问似的炯炯眼神，右端的农妇下垂的厚重眼睑，布满皱纹、凹凸不平的脸和手，充分地表现出大地上勤奋的劳动者的“力量”。他在信中表示，希望这幅画能强调出“伸在碟子上的那只手，曾挖掘过泥土”。同时窗外的景色，也令人深切地感受到煮土豆的香味。在这幅画上，朴实憨厚的农民一家人，围坐在狭小的餐桌边，桌上悬挂的一盏灯，成为画面的焦点。昏黄的灯光洒在农民憔悴的面容上，使他们显得突出。低矮的房顶使屋内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灰暗的色调给人以沉闷、压抑的感觉。画面构图简洁，形象纯朴。画家以粗拙、遒劲的笔触，刻画人物布满皱纹的面孔和瘦骨嶙峋的躯体。背景设色稀薄浅淡，衬托出前景的人物形象。梵高自己称这幅画是“表现主义的诞生”。他说： “我不想使画中的人物真实。真正的画家画物体，不是根据物体的实况……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的。我崇拜米开朗琪罗的人物形象，尽管它们的腿太长，臀部太大。”有人指责他这幅画中的形象不准确，而他的回答是： “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可能不真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

《食薯者》将要成画的那几天，梵高的精神十分亢奋，他害怕自己的热情会把这幅画毁掉（油彩未干之时，只能用小笔刷轻轻涂抹需要修改的部分，不能出现大动作）。而为了避免冲动，他把画送到朋友家，三天后再去取。

梵高希望弟弟能在这幅画上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生命力。农民的日子虽然贫困，他们却是在用勤劳的双手换取盘中的食物。这无疑是他同期作品中最好的一幅，也是他努力证明自己的一幅。不过这幅他无比用心的作品，在其生前却始终未曾给他带来半点收益，他将这幅画寄到巴黎试图展出，几个月后，巴黎传来消息，说色彩过于灰暗，人物结构也有几处错误，不予展出。他除了在信中为自己辩解一番外，能做的就是继续绘画。他对弟弟说，许多著名的画家在遭到不理解和多次的拒绝之后，所做的就只是继续画。

此画作于1885年10月，正是梵高父亲去世后半年。反衬着漆黑的背景，桌上摊开一本厚重而有光彩的老旧《圣经》，旁边的烛台上有一截已熄的残烛，这些当然是悼念做牧师的爸爸。而与此对照的，是《圣经》下端的一本小书，黄色封面上的书名是左拉的《生之喜悦》，那便是影射他自己了。他对左拉此书的诠释是：“若是认真生活，就必须工作而且担当一切。”如果我们细看那《圣经》，则翻开的地方正是《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大意是说先知宣称，神的仆人将要到来，并受世人的鄙弃。这似乎是梵高对自己前途的担忧。

1885年11月，圣诞节前夕，三十三岁的梵高离开荷兰来到了安特卫普。从此他一生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离开父母的这一年里，梵高的生活穷困潦倒却又放纵不堪。在安特卫普的大半年时间里，他只吃过几次热餐，大部分时间都以面包和咖啡充饥。纵然如此，他依然在有钱的时候流连于花街柳巷。

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梵高的身体开始急剧恶化，不仅染上了梅毒，导致牙齿松动脱落；为了缓解饥饿感，又不得不大量抽烟，使得肺也出现了不小的问题。梅毒不仅是一种身体疾病，它还能引起精神失常。这时候梵高的画作整体充满了晦暗与阴霾，那张叼着烟卷的头骨画像，可以说是他本人此时的精神写照。

在生活中，梵高的不羁与邋遢也让身边的人无法忍受，最后在弟弟西奥的帮助下，梵高搬离了住处，进入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习作画。梵高一直对正统的美术学院没有好感，他曾经在给西奥的信中写道：“美术学院的症结在于，他们只会叫你画路易十五和阿拉伯人的画像等传统作品，而不是今天的纺织工人、矿工或者裁缝。”但是在1886年1月，梵高却令人费解地进入了这里。后人猜测，梵高是为了省钱才进入了美术学院，因为这里能够免费向他提供模特（还包括费用不菲的裸体模特）。然而，美术学院的教条和保守，很快让梵高感到厌倦。

梵高在美术学院的同学文森特·海格曼（Vincent Haggerman）在自己的回忆中记录了梵高在此求学的一些经历。“他戴着一顶皮帽，身穿一件蓝色大褂—当地肉贩子常穿的那种。”海格曼在回忆中说道，学院新购置了一个断臂维纳斯的石膏像，每个学生都要向教授交一份素描的习作。作为一件古典艺术作品，美术学院的教授对素描的线条比例，以及素描的精准程度要求很高。梵高却给维纳斯画了一个极其丰满的臀部，这让教授们大惊失色。他们要求梵高按照古典审美的标准，给高雅的维纳斯减肥瘦身。梵高对此十分不满，他对教授大声争辩道：“你根本就不了解年轻女子！一个健康的成年女人一定会有丰满的臀部和宽阔的盆骨，这样她们才能易于生养。”1886年3月，学院内部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将梵高降级到基础班，但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在这一决定颁布之前，梵高已经收拾行囊，飘然而去。梵高的安特卫普岁月，也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