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场得失

封建时代，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获得社会地位，进入官场，猎取富贵的重要途径，左宗棠自然不能例外。他虽然轻视“举业”，却也摆脱不了这条读书人的谋生路，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乡试是科考制度的第二级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遇有国家庆典也可增加一次“恩科”，道光十一年（1831）正赶上为皇帝五十整寿，为示庆祝于十一、十二年连续两年举行了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本省的生员（秀才）有资格应试，另外，监生、贡生、荫生、官生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可应考，而监生是可以花钱买的（即所谓“捐纳”），未取得生员资格的左宗棠通过捐纳方式，以监生身份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

左宗棠这次参加乡试是颇有些戏剧性的。考试共分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举行，每场头一天入场，一天后交卷出场。试毕，贺煕龄看了宗棠试卷的底稿，认为：文章虽然写得好，但可惜考官不一定能欣赏。果然，左的试卷被斥入“遗卷”（也称落卷，指没有选中的试卷）中。按例，试卷先由各同考官（亦称“房官”，约有十余人）分阅，房官取中意者加批语向主考（正、副主考各一人）推荐，再由正、副主考批阅荐卷，经互阅商酌后取定中额。恰在此时，朝廷有谕旨令考官搜阅“遗卷”，而副考官翰林院编修胡鉴却突然病故，正考官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字定夫，陕西泾阳人）只得独阅遗卷五千余份，从中补录六人，左宗棠的试卷居补录之首。乡试发榜，湖南取中四十二人，左宗植居榜首（称“解元”），左宗棠则列第十八名，兄弟两人双双中举。

参加乡试后，未等发榜，左宗棠就匆忙赶赴湘潭周家完婚。新娘周诒端字筠心，与宗棠同岁。这门亲事在左观澜在世时就已议及，观澜去世后，二兄宗植遵父命确定下来。周家为湘潭富户，书香门第，而宗棠则为一介寒士，几乎一无所有，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周家，从而开始了他九年的寄居生活。在封建时代，“入赘”是被社会瞧不起的，对此，左宗棠内心饱受煎熬，他后来写诗道：“九年寄眷住湘潭，庑下栖迟赘客惭”（《全集》“诗文·家书”，第458页），这正是他当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中举后，左宗棠忙着准备进京参加会试。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筹措旅费成了头等大事。无奈之际，周夫人只好拿出自己的嫁妆一百两作为川资。而此时宗棠的大姐因生活拮据上门求助，宗棠慷慨地把这笔钱奉送给了她。亲戚朋友闻讯，纷纷伸出援手，总算帮他凑足了旅费，宗棠才得以同二哥宗植一起北上，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他们到达京师，住在湖南会馆。

会试在三月举行，故又称“春闱”，共试三场，每场用时三日。会试发榜，宗棠名落孙山，但这对年方二十一岁的青年来说，刺激并不大，此行倒是让他增长了不少见识。这次长途跋涉，历经四省，目睹许多时弊，让他更加关心时务，在写给乡试主考官徐法绩的信中，宗棠表示：“睹时务之艰难，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全集》“书信”一，第1—2页）。更坚定了他走“经世致用”之路。 同时，他还赋诗言志，写下了题为《癸巳燕台杂感》的八首“七律”，诗中既有对国事的忧心，也有对民情的感叹；既有对中原形势的审视，也有对边陲经营的关注；既有落第南归的惆怅，也有报国无门的愤懑；既有怀才不遇的神伤，也有不舍不弃的表白。比如，诗中云：“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答策不堪宜落此，壮游虽美未如归”，“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全集》“诗文·家书”，第456—457页）

南归后，左宗棠把数十亩遗产全部给了侄子世延（左宗棫之子），自己则寄居湘潭妻家。迫于生计，宗棠再赴省城就读于由湖南巡抚吴荣光及贺煕龄倡办的“湘水校经堂”。在此读经的学生待遇较优厚，每人每月有八两银子的“膏火费”，按当时的物价可买米四石左右（约合四百市斤）。校经堂规定学生一个季度要读完一经，宗棠读经很用功，七次考试均名列第一。实际上“读经”也成了他的谋生之道。这一年八月，左宗棠的长女诞生，起名孝瑜，第二年道光十四年（1834），他借得岳母府第“桂在堂”的西屋，分居起火。

左宗棠手书

道光十五年（1835），宗棠再次赴北京应试。这一科的正总裁是协办大学士穆彰阿，三位副总裁分别是工部尚书何凌汉、吏部侍郎文庆和吏部侍郎张鳞。左宗棠的试卷被同考官（会试共有同考官十八人，也称“房官”）温葆深推荐，评语是：“立言有体，不蔓不支”“二场尤为出色”（试卷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总裁也颇欣赏，本已取中湖南第十五名（会试录取的办法是分省取中，每省多者取二三十名，少者取几名至十几名），但揭晓时，因湖南多取了一名，左宗棠的录取资格被撤销，名额转让湖北，宗棠仅被取为“誊录”（“誊录”定额四十名，备各馆缮写，下科仍可参加会试）。左宗棠不甘心当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他抱着干大事，成大业的志向，回家继续苦读。居家读书期间，他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以自励（《全集》“诗文·家书”，第470页），短短十六个字表达了主人公忧国忧民，目空一切的豪情壮志。

为养家糊口，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1837）应巡抚吴荣光之邀，到湘东醴陵主持渌江书院。这所书院规模不大，住院生近六十人，原山长为人懦弱，管理不得要领。宗棠到院后，对学生要求严格，不但制订了“学规”，而且认真查阅功课，奖勤罚懒，颇见成效。也就在醴陵，左宗棠结识了当时的名宦——两江总督陶澍，这对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个机遇。

陶澍画像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三年（1823）任安徽巡抚，调江苏巡抚，曾主持漕粮海运。道光十年（1830），升任两江总督，在两淮推行票盐。他在任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兴利除弊，取得一定成效，声名远播，为朝野所重。道光十五年（1835）冬，道光帝在北京皇宫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少年读书的“印心石屋”（以潭中印心石得名）题匾，这在当时传为美谈，也是陶澍最感得意的“旷代之荣”。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陶澍赴安徽、江西校阅营伍后，获准回乡省墓，遂由萍乡水路入湖南界，途经醴陵时，县令热情接待，并特请左宗棠为接待的馆舍题写楹联，左宗棠欣然命笔，其中一副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5页）

这副对联，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一年多前陶澍在京城所获得的“旷古隆恩”。联语不仅语言洗练，对仗工整，且寓意深刻，热情洋溢，这让陶澍极为赞赏。询知为左宗棠所作，立即约请相见。一见之下，左宗棠果然谈吐不凡，识见超群，年已六旬的陶澍与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才俊彻夜畅谈，上下古今，无不涉及。陶澍十分惊叹，认为遇到了不可多得的“奇才”。

这年冬，左宗棠北上，准备第三次参加会试，这时他已是育有四个女儿的父亲了（周夫人生三女，侧室张氏生一女）。经过岳阳时，他特地拜谒了“洞庭君祠”。洞庭君的故事，取材于唐人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柳毅原为一介书生，只因替受尽折磨的“龙女”传递书信，而终得主掌八百里洞庭湖，左宗棠有感于柳毅的骤然发迹，遂题联语一副：“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5页）。同为落魄书生，左宗棠相信自己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左宗棠在汉口度岁后，立即北上参加第三次会试。途经正定府栾城县，看到知县桂超万颁布的劝民耕种告示，告示中倡导农民种植木棉、甘薯以及备荒的办法。经询问得知县令是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这令他肃然起敬，记忆深刻。直到二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位廉吏时还让他仰慕不已：“忆昔会试北行，道出栾城时，聆其政声洋溢，即已心仪而敬慕之。”（《全集》“书信”一，第525页）

但是，第三次会试仍然落第，这让左宗棠心灰意冷，绝意进取，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南归时绕道江南，特地谒见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两江总督陶澍，受到热情款待。陶澍还主动提出要与宗棠联姻。陶澍历年生子均夭折，唯存幼子陶桄，年方五岁，与宗棠长女孝瑜同龄，遂欲结秦晋之好。但左宗棠为避“攀高枝”之嫌，以亲家年龄、门第、名位不合为由婉言辞谢。以一代名臣之贵求婚于会试落第的举人，足见陶澍对左宗棠的器重。

回到家乡后，宗棠情绪低沉，三次会试失败使他既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他自恃才高，有强烈的功名心，但科场屡屡受挫，只能叹息命运不济，于是想归隐林下，“甘于农圃”。不过，科场失意反让他能集中精力钻研经世之学，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首先是专心农学，曾撰专文《广区田图说》，后又编写了一部《朴存阁农书》（完成于道光二十五年）。此外，还留意阅读各省通志，对各地山川关隘、驿道远近一一记录，所作笔记达几十巨册。另外又绘置舆图，条列历代兵事，勾勒边疆沿革，其经世学问大有长进。

道光十九年（1839）春，左宗棠从湘潭来到长沙，住在二哥宗植家中。秋，其师贺煕龄买舟东下，欲往北京赴任，左宗棠与罗汝怀到湘江边送行，师生情重，依依惜别。旅途中，贺煕龄赋《舟中怀左季高》七律一首，诗云：“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并自注：“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贺煕龄：《寒香馆诗钞》）这位经世学者对弟子才气的横溢，学问的长进赞赏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