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解玺璋

1908年，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他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紧急的事上。当年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但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徐佛苏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梁启超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编注）。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时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务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为“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人又称他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揭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和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地会想起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做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募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他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阳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这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实际上，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当时，为王安石说好话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陆九渊这样做，是因为他是江西人，与王安石是同乡，后来的挺王派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都是江西临川人。中国古代有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优良传统，北宋以降，无论王安石受到怎样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一位他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绝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可以说，在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人大都来自他的家乡。所以，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门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辩诬正名。这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开了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之先河。

但朱熹反对王安石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有学理上的分歧。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是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他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数十年间曾长期处于独尊于官学的地位。在当时，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很小的学派而已。但自从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后，他的新学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新学更被反对派指责为“得罪于孔孟”“得罪于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学所受到的打击比他的新法还要严重。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被彻底封杀了。朱熹是批判王安石最卖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他们的分歧则主要在于所谓的义利之争，他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其实，这不仅是熙宁、元祐以来反对派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顾炎武这样的所谓的进步思想家，也对所谓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表示反对，一再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辩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辩衍生出来的“华夷之辩”和“君子小人之辩”的指导思想，从而认定王安石是小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趋利逐义。

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儿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他的道德情操，即使是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感叹“悠悠千祀，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辩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都与王安石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的“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崇的。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他心怀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皇皇万言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

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做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所作的《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

寂寞千年久。

更谁能，

推心置腹，

呼朋唤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

不信蝇营狗苟。

是与非，

唯天知否。

问道人心何所见，

却原来，只是跟风走。

真心话，

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

想当年，

神州陆沉，

举国悲愁。

只取临川成一梦，

怎奈杯中残酒。

看群贤，

争说肥瘦。

毕竟文章惊海内，

且由他，覆雨翻云手。

知己在，何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