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一）与大女儿剑梅谈读书

第一日　读书“三步曲”

刘剑梅：您从小就爱读书，读了那么多的书，除了文学书之外，其他人文领域的书也读得很多。我虽能进行英文阅读，但整个读书状态不如您，没有您那么勤奋，书也没有您读得多。我想问您，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真正大量读书的？

刘再复：你说到“读书状态”，我想强调一下。从事文学工作，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文学理念”，而是“文学状态”。读书也是如此，“状态”比“理念”重要。所谓“文学状态”，就是超功利、超实用的状态；所谓“读书状态”，则是沉浸、面壁状态。读书，需要沉浸下去。沉浸之后才能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相逢，即与他们展开对话。这样读书就会有心得。我虽然从小就爱读书，但小时候没有书读。小学、初中，学校里藏书很少。我真正大量读书是从国光中学高中开始的。这个学校的藏书很多，我好像找到了一座大矿山，于是就埋头山中，浸淫在那里，拼命开采。那时我读书的状态近乎疯狂，图书馆里千百种文学、人文刊物，我见到就翻阅。尤其是书库里的藏书，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倒真的是“废寝忘食”。后来我回忆那段岁月，才明白那是一种“痴迷”状态，全部生命拥抱书籍的状态。

刘剑梅：早就听奶奶说，您是书痴。她开玩笑说，您的小名叫“狗鼻”，专嗅着书籍的味道。您真幸运，遇上一个很有文化的华侨中学（国光中学），藏书如此丰厚，很少人有您这样的运气。

刘再复：当时国光中学真是特别，各种文学名著、经典都有。我一到那里，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都站立在我面前，为我打开一个无比丰富、无比精彩的世界。那是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全部爱恋都投入书本。在高中时代，我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属于文学，属于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后来我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文学书籍就开始在灌溉我、养育我、创造我。也是在那个时期，我的内心积淀了无数看不见的文学颗粒，这是人性、个性、神性、同情心、悲悯心的颗粒，这些颗粒后来在我的人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它们成了我的一道心灵屏障，使我无法接受阶级斗争观念，无法接受“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这些观念，也无法接受“黑五类”、“黑帮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白专道路”等权力操作和游戏。

刘剑梅：您读书早已读得善根、慧根都根深蒂固了。

刘再复：全人类的优秀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构筑良心。孟子与康德所讲的“善”有所不同。孟子讲的是本能的善，先天的善。而康德所讲的善，是自由意志下的善，是有选择的善。良心良能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良知系统主要是靠后天选择形成的，包括读书，文学书籍起了巨大的作用。

刘剑梅：您读了那么多书，哪些是“泛读”，哪些是“精读”？

刘再复：所谓泛读，就是鲁迅所说的“翻一翻”，甚至可以如陶渊明所说的“一目十行”，这是只求知其大概，知道书中涉猎什么。但有些书则需要精读，从开头读到结尾，完整地阅读，一句不漏地阅读。精读的书，有的是因为研究需要，有的是因为该书是经典，非精读、细读不可。书那么多，不可能都读，所以一定要选择。翻一翻，看一看，其实就是在选择。在翻看的过程中，会发现有的书具有精彩的思想，此时就得注意，就要抓住。我的选择基本上是靠自己，当然也靠老师和朋友的推荐。所谓精读，就是文本细读。

刘剑梅：您有没有碰上“饥不择食”的时候？

刘再复：有。例如我刚出国时，赤手空拳，当时一本书也没带，心里慌得很。那时，见到任何一本书，我都会抓住拼命阅读。我在法国的中文书店突然见到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像见了救命草，抓住后不知读了多少遍。到美国后，在许达然家见到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也如获至宝，不知读了多少遍。

刘剑梅：我从小就知道要博览群书，您也常常教我要博览群书，那么，您读书的基本方法可不可以称作“博览”？

刘再复：博览是指读得多。其实，读书最要紧的，恐怕不是“读多”，而是“读通”。所以，我读书的基本方法，乃是读通。读通才是读书的第一法门。如果未能读通，书读再多也没有用。读通才能把书中的精华化作自己的血肉，否则，就会把自己变成“书橱”。变成书橱没有用，变成图书馆也没有用。爱因斯坦的一个质能公式，比一座图书馆还有价值。

刘剑梅：您曾告诉我读书“三步曲”，读通应属于第二步。

刘再复：不错，我一直认为读书应有基本的“三步曲”，即拥抱书本、穿透书本和提升书本。第二步最重要，所谓穿透书本，就是读通。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真理，但他只强调了“破”的数量。其实，更重要的是把“破”理解为“通”，理解为“穿透”。倘若真的“读透万卷书”、“读通万卷书”，那才厉害，才会“下笔如有神”。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把自由划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那么，你读后就应当明白，他说的根本差别在哪里。什么叫消极自由，什么叫积极自由？你对他的思想有什么评价，有什么质疑？这就是穿透。然后你还要提升，例如你可能联系到中国的思想家如庄子、列子所主张的自由，在比较之后，你又有了属于你自己的自由观。

刘剑梅：我们从事文学批评，读那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实也应当把它们穿透。《红楼梦》被读了两百多年，您读后还有新的心得，恐怕也是穿透的结果吧。

刘再复：只能说我穿透了某些情节、某些人物，读通了其中一些紧要处。其实，对于《红楼梦》，我远不如某些红学家那么熟悉，但我在穿透之外还做了一些提升，例如，我把钗黛冲突的文化内涵视为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孔孟）和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的冲突。另外，对于贾宝玉，我把他视为人类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纯粹心灵，说他这个人从不在乎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只重视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与曹操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立身态度正好相反，这也是一种提升。《红楼梦》的某些章节，我是做到“文本细读”了，但有些章节，我也“粗枝大叶”，总之是不如那些红学家。

第二日　阅读三听

刘剑梅：您曾告诉我，阅读可用眼睛看，也可用耳朵听，就是设想作者当面对你讲述，而你在倾听，这样更亲近，更直接，更容易记住。

刘再复：不错。“倾听”很要紧。这里的倾听，是真心地听、真诚地听、全身心地听。唯有这种真诚，才能读好书。写诗可以使用“通感”这种技巧，阅读也可以。所谓通感，就是我们身上的各个感官可以互通、互衬。例如我在《独语天涯》的自注中引用易卜生剧中的人物对话：玛雅，你听到寂静了吗？这寂静本没有声音，怎么能“听”呢？寂静本来只能靠身体去感受，而易卜生则诉诸听觉，这就强化了寂静的浓度，寂静浓到如物质一样可以发出响声，可以用耳朵听见，这是多么精彩的文学语言呵！诗歌使用通感手法更是常见。

刘剑梅：那么，把阅读转换成讲述之后，又怎么倾听呢？

刘再复：以往佛典常强调“五官通用”、“六根互用”。即使不是讲述，我们也可以通过文本阅读中感受到的香味去体会身体的凉热。《五灯会元》第十二卷中有首诗云：“鼻里音声耳里香，眼中咸淡舌玄黄。意能觉触身分别，冰室如春九夏凉。”诗写得并不好，但讲出了人身上的各器官可以相通这一体验。所以我一直记得文子所说的“三听”，并把它用于读书，自称为“阅读三听”，而且特别追求“神听”。

刘剑梅：文子怎么说的？

刘再复：文子说：“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读书学习以善于“神听”为最高境界，所以被称为“上学”；仅仅用耳朵听，境界较低，所以被称为“下学”。凡是仅仅用肉眼看、用肉耳听的，都属于下学。《金刚经》把眼睛分为肉眼、慧眼、佛眼、法眼、天眼，肉眼为最低一级。耳听属于“肉听”，只能听到肉声，不能听到心声与神声。李泽厚把审美效果分为三级：第一级（最低级）为悦耳悦目；第二级（中级）为悦心悦意；第三级（最高级）为悦神悦志。“神听”便是阅读抵达最高级时的感受。

刘剑梅：“心听”已不容易了，还要“神听”。我听别人讲述时，常常提醒自己要用心倾听，就是聚精会神，把人家讲的记在心里。读书也是如此，要用心读、专心读，要尽可能记在心里。不能只刮“耳边风”，把人家的讲述只当一阵风。现在才知道，有比“心听”更高的境界，这就是“神听”。这种“神听”有点神秘，是不是需要“五官通用”才可能？

刘再复：平常我们也听说过，读书要“心领神会”。你刚才说心领，即用心去接受，这就比用耳朵听听强多了。铭记，应该是心听的一种标志。但是，心领之后还要神会。神通的第一步，恐怕就是神会。这一步很重要，有这一步，才算融会贯通。但是，神听并不是到此为止，我觉得，神听还应当进一步抵达“通变”，也就是听了之后或读了之后还必须经历一个“审美再创造”的过程。接受美学的要点，并不在于接受，而在于再创造。再创造，意味着自身审美经验的介入，各种理解、感知、思想、情感的介入，和介入之后的重新发现与提升。

刘剑梅：把神听引入阅读非常重要，过去我有心听的自觉，这回再有一个神听的自觉，读起书来就一定会更有收获。

刘再复：神听的要点，第一是全神贯注，倾听即全神贯注；第二是心领神会，神悟即心领神会。我很喜欢和李泽厚、金庸、吕俊华等老朋友聊天，他们讲述时，我总是侧耳倾听，先是记在心里，即努力心听，与此同时，我也思考，这就进入了神听。对于他们的理念，我有时同意，有时不同意。不认同时便有质疑、有叩问，这种回应也属于神听的一部分。神听，包括神会与神问。但神问（质疑与叩问）不是神离，而是更深邃的神会。

刘剑梅：通感讲究的是联想。道家讲“内通”，释家讲“互用”（六根互用），其实都是联想。神听，也得联想。耳听八方而不会联想也没有用。耳听八方而心游万仞，甚至抚四海于一瞬，神游古今中外、天地江海，这才厉害。

刘再复：所以，神听不仅可应用于接受（阅读），也可以应用于写作，应用于精神价值创造。也就是神听、神阅、神创，三者皆宜。

第三日　读思想

刘剑梅：您一再对我说，读书要侧重读思想。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容易注重读文采，不太重视读思想。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这种阅读意识的？

刘再复：我读大学期间，就朦胧产生了这种意识。当时我的笔记本上抄录了不知是哪一位哲人说的话：鸟最美丽的是翅膀，人最美丽的是思想。当时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庄明宣老师要给全系做学术报告，借去我的笔记本，还用上了这句话。

刘剑梅：后来呢？

刘再复：后来我到了北京。第一年到山东劳动实习，那时我和八十九名刚来到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到山东烟台地区的北马公社扎营劳动。八十九名劳动锻炼的同学分为四个中队，散落在四个村庄（生产队）里，我被分配在古现村。那时我最亲近的朋友有樊克政、张宏儒、董乃斌等。樊克政来自西北大学，被分配到历史研究所，他和我散步谈天时总是说，人最宝贵的是思想，最重要的是思想，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最需要的也是思想。可是他也很有考证功夫，从山东返回北京后，他一直在研究魏源、龚自珍，还编写他们的年谱，编写中发现了前人的许多错误。可是，这个时期，我们一见面，他还是说思想，强调思想。我的考证功夫不如他，可是特别赞成他的观点，也格外强调思想。那时候，读思想已成为我的自觉。

刘剑梅：我读您的散文，发现您的文章很有文采，您是不是也很重视读文采？

刘再复：我一直努力追求两项“三通”：一是文学、历史、哲学的三通。我常和你说，在人文领域里，文学只代表广度，历史才代表深度，而哲学则代表高度。有此三通，才拥有人文的三维度，也才算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立体人与完整人。另一项三通是学问、思想、文采的三通。写散文需要这三通，写论文也需要这三通，只是文采的形式不同。散文的文采更多表现为辞采，而论文的文采则更多地表现为思辨锋芒和行文畅达。我们读到冯友兰、朱光潜、余英时、李泽厚等先生的论文，就能感受到这种文采。但是，我无论读文学还是读史学、哲学，阅读重心都不在文采，而是在思想。我对思想有种特别的敏感，读书能捕捉思想，评价书籍的高低也喜欢用“有思想”或“没有思想”这一判断。

刘剑梅：有思想是不是指有哲学？

刘再复：思想与哲学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其实，两者还是很不相同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哲学需要有视角，而思想则不要求视角。你有见解可称作有思想，但不宜称作有哲学。例如可以说《儒林外史》有思想性，但不可能说它有哲学性。其二，思想往往带有暂时性、当下性，而哲学则往往带有恒久性、普遍性。

刘剑梅：思想也不同于学问，但又与学问相关。您能讲讲两者的关系吗？

刘再复：我记得王元化先生说，我们应追求有学问的思想、有思想的学问。也就是说，思想应当具有学问的根据、学问的支持或学问的背景，这样思想才有根底，才扎实，才经得起叩问；学问则应当具有思想的内核，应以思想为灵魂，没有思想，学问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姿态，或“博识”的姿态，或“功夫”的姿态，但没有真理的光芒。

刘剑梅：学问家与思想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刘再复：思想家总是有问题意识，尤其是有宏观的问题意识，而学问家往往缺少这种意识。我觉得日本人学问做得很细，有许多学问家，但缺少思想家，所以他们的战术很精密，但战略却不行。例如“二战”时，他们的战机去轰炸珍珠港，战术上极为出色，港内的美国军舰几乎全军覆没；然而，从战略上说，则是大失败，因为它根本不应当向美国开战。那时，日本显然缺少战略思想家（微观的军事学问家肯定不少）。我们不必要求学问家同时也是思想家，也不必要求思想家同时又是学问家。比如钱锺书先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学问家，但称他为大思想家，他未必高兴。

刘剑梅：读人文科学著作，可以侧重读思想，可我们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难道读诗歌、读小说也可以读思想吗？

刘再复：也可以。我之所以觉得鲁迅比其他现代作家高出一筹，就是因为他有思想，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张爱玲、沈从文也是杰出作家，可是就思想深度而言，他们不如鲁迅。周作人也不如鲁迅，他的散文知识性很强，抄录的功夫很强，可是思想力度远不如鲁迅。我的研究从鲁迅出发，虽然现在再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著作不太满意，但在鲁迅著作中浸泡了几年，却很有收获，其中一个大收获，便是更喜欢思想，也更学会了思想。

刘剑梅：您曾说，写作每篇散文都应有所悟。这“有所悟”，是不是也可以说，每篇散文都应当有点思想？

刘再复：可以这么说。我在《散文与悟道》一文中曾表述过这个意思，就是每篇散文都应当有点思想。有了思想便不是空头文章。所谓“言之有物”，在我心目中，这“物”便是思想存在。文章总得给人一点启迪。靠什么启迪别人？就靠对人或对世界拥有一种独到的认知，或比别人更清醒，或比别人更先锋，或比别人更深刻，这都是一些思想。情感可以打动人，而思想却能启迪人。

刘剑梅：文学的要素是不是也包括思想？

刘再复：我把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归结为文学三要素。思想属于心灵要素。心灵不是心脏，不是心绪，它是指精神存在、灵魂存在，思想也属于这种存在。文学不仅是情感的艺术，也是思想的艺术。文学几乎不可以定义，把它定义为语言的艺术有片面性，把它定义为思想的艺术，也有片面性。所以有些理论家主张只能讲文学性，不能讲什么是文学。文学只表现某种性质：有思想性，是一种性质；有艺术性，也是一种性质。诗歌要求有音乐性，小说则不要求有音乐性。钱锺书先生在年轻时（大约二十刚出头）就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发表于《国风》（1933年第3卷第8期）。这篇文章就说文学只有某种性质。我出国之前，强调文学的情感性，这没有错，但现在我更强调文学也是对世界、人生的一种认知形式，其认知能力未必逊于哲学、历史学。

刘剑梅：您读书时对思想有特别的敏感，是训练出来的吗？

刘再复：我在童年时代并不具备对于思想的敏感，“读思想”的法门是在读书过程中形成的，后来愈来愈自觉，就形成了习惯。一旦形成习惯，就觉得没有思想的书籍苍白乏味，读不下去。不过，文学家的思想与哲学家的思想，其表述方式很不相同。哲学家的思想诉诸逻辑、诉诸思辨、诉诸分析，而文学家的思想，则蕴藏于作品的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中，其思想可以由笔下的人物表述，也可以由自己（作者）直接表述，还可以在结构或情节中呈现，但都不是逻辑与思辨。《红楼梦》里有许多思想，《资本论》中也有许多思想，但两者的精神价值创造形态完全不同。我说《红楼梦》与《传习录》一样，也是伟大的心学之作，但《红楼梦》是通过形象、意象来传达心灵，而《传习录》则是通过思辨、逻辑，两者完全不同。

刘剑梅：但丁、歌德也很有思想，但人们总是称他们为文学家，不称他们为思想家。

刘再复：因为被称为思想家的，总是拥有大问题意识和大逻辑系统，而但丁、歌德虽然很有思想，那些却不是演绎逻辑，他们也不是把作品写成问题叙事诗。但是，如果你愿意从另一种角度称他们为思想家也可以。例如鲁迅，李泽厚和我对话时主张去掉他的“思想家”帽子，但你要继续称鲁迅为思想家也可以。因为鲁迅虽然不是康德、黑格尔那种思想家，但确实是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式的思想家，是用文学形式传达认知（包括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知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知）的思想家。

第四日　读隐喻

刘再复：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是天生对文学具有特殊敏感的人，读得最多的也是文学书，所以我们不妨讨论一下，如何读文学书，包括如何阅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门类的书。

刘剑梅：我特别想知道您如何读文学书。

刘再复：其实，每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都是一个天生的文学批评者。一部文学作品摆在面前，和一般读者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仅能做鉴赏，而且能做审美判断。这种判断在先、快乐在后的感觉便是美感。动物也有快感，但那只是本能的满足、感官的满足，它们根本没有判断。人类的情感比动物的情欲高级，就在于人类有了情爱的判断之后才有情欲的诉求。它是超越动物欲望的高级快感，也就是美感。阅读好的作品，一定会产生美感。

刘剑梅：美感也有许多方面，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首先应当给人以语言的美感。

刘再复：不错。文学首先应当给人以文句之美，这正是语言的美感。有些作家把未出版的长篇小说稿寄来给我看，我读大约三十页，就可以判断这部小说的语言水平。如果读三十页还感受不到其语言的美感，那它肯定是失败之作。现代作家，语言美感意识一般较弱。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大变革，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这确实有益于“文字奉还”，即让文学诉诸更广泛的读者，尤其是底层的大众。然而，它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的门槛变低了，尤其是语言的门槛。原来文言文的门槛比较高，很讲究语言美，白话文则往往缺少讲究，缺少推敲。林琴南所担忧的“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确实大量涌入文学——他从根本上否定文学向底层靠近，这是不对的，但他对丧失语言美感的警觉却是对的。

刘剑梅：我们阅读各种文学经典，会发现它们往往有很好的文句，读后令人难忘。例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没有一句不是好句子。苏东坡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伟大，首先是诗句的精彩。还有，王国维竭力推崇的李后主（李煜），其词也是句句精彩：“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诗句愈念愈生美感，美极了。我读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总是忘不了书中说的：“感情有理智根本无法理解的理由。”说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总记得剧中人说：“现在我只信，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读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之后，老想到他说的话：“天才和我们相距仅仅一步。同时代者往往不理解这一步就是千里，后代又盲目相信这千里就是一步。同时代者为此而杀了天才，后代又为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这种句子包含智慧，读后令人难忘。

刘再复：小时候我读到的安徒生的一句话鼓舞了我一生，他说：“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也没有什么关系。”在美国的当代作家中，我最喜欢福克纳，原因是《喧哗与骚动》中的一句话老是让我回味：“钟声又响起了……一声又一声，静谧而安详。即使在女人做新娘的那个好月份里，钟声里也总是带有秋天的味道。”而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一直给我力量。莫里哀《伪君子》中有一句话：“自己的行为最惹人耻笑的人，却永远是最先去说别人坏话的人。”我也有同感。你读过北卡罗来纳的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吗？他说：“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我对存在主义与荒诞小说的兴趣是从萨特的一句话开始的：“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恶心的答案，我整个生命的答案。其实，我所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荒诞这个根本的东西。”这是他的中篇小说《恶心》里的话。我觉得发明“荒诞”这个词是个巨大的功劳。我愈来愈感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荒诞。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例子来说明文学的魅力首先是语言的魅力。文学阅读一定不能放过语言的美感、穿透感、力量感等。林岗教授有一篇谈论“什么是伟大作品”的好文章，讲述他阅读文学时所用的三个尺度，第一个尺度就是“句子”，句子之美，便是语言之美、文学之美。

刘剑梅：林岗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也看过，确实写得很精彩。我还记得他说考察文学作品的第二个尺度是看其“隐喻”内涵的深广度。

刘再复：这是一个很有见解的看法，可谓切中要害了。哲学、历史、科学、新闻等都没有“隐喻”，唯独文学必须靠隐喻取胜。隐喻乃是意象背后的暗示。例如屠格涅夫就读出，欧洲文学提供了两个伟大的意象，即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前者隐喻人的一往无前；后者则隐喻人的犹豫徘徊。这两种类型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三个兄弟，每一个形象都隐喻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命运、一种人生。小说中的宗教大法官与基督的冲突，隐喻内涵更是深广。这是世俗与宗教的冲突，是世界原则与宇宙原则的冲突，是秩序理念与慈悲理念的冲突，甚至是理与情的冲突、人与神的冲突，令人永远阐释不尽，这才是真文学。

刘剑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也是个个都有深广的隐喻内涵。例如安娜·卡列尼娜，就隐喻了全部女人性——既有情人性、女儿性，也有妻性、母性。此外，她身上又有情欲与责任的冲突、个体生命与家庭义务的冲突、浪漫情怀与现实存在的冲突，等等，非常丰富。

刘再复：《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整个诗篇都是高级感觉，孤独感、空寂感、空漠感、无依感、无助感，等等，太丰富了。而且，整首诗是“人生悲剧”的大隐喻，也是“万念归空”的大隐喻，内涵极为深刻。隐喻不属于一个时代，深邃的隐喻总是超越时代而进入永恒，即超越“时代”维度而进入“时间”维度。林黛玉《葬花吟》的隐喻永远不会过时，林、薛冲突的隐喻内涵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这种冲突，乃是重自由、重个体与重秩序、重族群的分歧，这种分歧世世代代都有，各国各民族都有。因此《红楼梦》的隐喻内涵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刘剑梅：隐喻的超时代性带给文学以永恒性品格。这个着眼点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作品的高低。

刘再复：林岗还提出判断文学的第三个尺度乃是看其“人性”的深度。这一点也特别重要。不过，我要加以补充的是，作品是否呈现人性的真实度与呈现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度，才是最主要的尺度。有了真实，才有深度。

第五日　中医点穴法

刘剑梅：记得您说过，读书应如中医点穴，即读书要善于抓住书中的“文心”、“文眼”，也就是要抓住要害，正如中医要点到“穴位”上。

刘再复：不错，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作“中医点穴法”。这是很重要的读书方法。你如果学会这种方法，那将受益无穷。

刘剑梅：禅宗讲究“明心见性”，也是要求击中要害，中医点穴法与禅宗的方法似乎相通。

刘再复：禅讲不立文字而明心见性，即讲究不为文字所遮蔽而击中要害，这确实很像中医点穴法。我们读书时，容易被各种概念、各种知识所遮蔽，这就叫作“概念障”与“知识障”。一旦障碍太多，就会在书中迷失，不知书中所云，抓不住要领。禅法首先是排除遮蔽与排除障碍的方法，所以它干脆主张“不立文字”。所谓“不立文字”，本是为了“教外别传”，但后来产生另一番效果，就是不为概念所纠缠，即不为教条所误。我一直说，我们这一代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从事文学研究却忘了文学的根本是什么。所以，出国后，我便着意放下概念，即放下知识障、概念障。

刘剑梅：关于中医点穴法，您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刘再复：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述《道德经》时告诉同学们：《道德经》五千言，其实抓住一个字读就可以了，抓住这个字就可以读通读透。这个字，就是“反”字。《道德经》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说“反”便是道德的规律。那么，这个“反”字是什么意思？意思很多，有“相反相成”的“反”，有“反正”的“反”，有“返回”的“反”。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汇集了关于“反”的数十种解说，但主要的还是两种：一种是“相反相成”的“反”；一种是“返回”的“反”。我认为，《道德经》所讲的“反”，主要的意思是“返回”，也就是“复归”，所以才有“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这一基本思想。也就是说，“反者”，“返回”、“复归”，就是《道德经》的穴位，点中这一穴位，则点中《道德经》全篇的要领、全篇的主题、全篇的道理。比如说人到了晚年，如果还要守住道德晚节，那就要往回走，即做反向努力；也就是不再朝正向去争取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财富、更大的功名，而是要努力往相反的方向走，即朝着婴儿时代复归，朝着质朴的时代复归，朝着宇宙发生的原点（“无极”）复归。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不是导向张扬权术的韩非子，而是导向高举童心的赤子。因此，可以说，老子是个朝着反向努力的堂吉诃德。他在奢华的年代里呼唤人们走向另一种价值大道。读《道德经》，如果能把穴位点到“反”字上，就可读出一片新意。尽管两千多年来注疏《道德经》的文字、书籍已汗牛充栋，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医点穴法读出前人未曾拥有过的心得。

刘剑梅：“反”字，真是《道德经》的穴位。不知道孔子、孟子、庄子的穴位该如何点，我回头也会想想，找找穴位，然后再次阅读。

刘再复：《论语》的穴位应当不止一个，就像我们的身体，不止一个穴位，而是多个穴位，你可以做些尝试。我读《孟子》，先点中“人禽之辩”这个穴位，接着又点中“义利之辩”这个穴位，最后才点到“王霸之辩”这个穴位，抓住这三个硬核，便把孟子的整个思想系统提起来了。“人禽之辩”讲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义利之辩”讲圣之所以为圣的最后底线，“王霸之辩”讲君之所以为君的最后要求，实行王道大致如此，抓住要害，就不会产生太大偏差。

刘剑梅：前几年，您让我重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告诉我文眼（穴位）就是说李后主具有基督、释迦担荷人类罪恶的那一句话。我以此为穴位而重读时，果然明白得多。

刘再复：读《人间词话》，以往的学人总是在“境界”二字上纠缠。如何定义境界，当然重要，但不要陷入境界定义的纠缠之中。其实，境界也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但抓住“基督、释迦”这个穴位，便可明白王国维是在说明，李煜已抵达基督、释迦牟尼的精神大境界，这就是大慈悲、大悲悯的境界。这种境界比宋徽宗那种只哀叹个人荣辱的功利境界当然要高得多；李煜（李后主）的词境，不仅高于功利境界，也高于道德境界，属于天地境界。

刘剑梅：有些长篇小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情节复杂，人物关系复杂，恐怕很难在书中找到一个可点的穴位。

刘再复：读书当然不能刻板划一，读不同的书自然有不同的点穴法。读长篇小说，就不能像读《道德经》那样，点上一个关键词就行了。它需要另一种点法。例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我第一次阅读时，被它复杂的情节弄得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后来，我又读第二遍，这一遍使我明白，全书的穴位就在“母亲”上，丰乳肥臀的母亲、伟大的母亲、承受子女子弟各种派别各种苦难的母亲，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穴位。《丰乳肥臀》写中国百年的苦难史，这里有八国联军入侵，有军阀混战，有土匪出没，有国共内战，有革命沧桑，有政治运动……每个历史时节都有饥饿、战争、流血、死亡，而承受这一切的就是母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母亲超越党派地承受儿女的全部鲜血、全部眼泪、全部屈辱、全部苦难、全部喜怒哀乐。作家个人书写的历史是情感史、人性史、生存史，这是最真实的历史，是文学化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权力书写的历史，不是钦定与官修的历史。权力书写的历史，按照皇帝的意志编撰，每个朝代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一种历史版本，这种史书是为其政权提供合法化的手段。从表面上看，它们有编年，有事件，似乎是真的，其实中间已历经许多迎合统治者的篡改。唯有作家书写的情感史、人性史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母亲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大悲悯，这是对曾在中华大地进行百年挣扎的同胞的大悲悯，不管这些同胞曾被认为是革命派的兄弟姐妹，还是曾被判定为反动派的兄弟姐妹，母亲一律都视为自己的儿女，一律给予拥抱，一律给予挚爱，一律给予理解与同情。丢掉母亲“大悲悯”这个穴位，恐怕就读不懂《丰乳肥臀》。

刘剑梅：《丰乳肥臀》经您这么一番穴位阐释，我真的明白了很多。我读了不少评论《丰乳肥臀》的文章，似乎都没抓住穴位。

第六日　“亲兵”法门

刘再复：这几天，我读了《走出书斋的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本书，这是李伯重教授与他的父亲李埏教授及弟弟李伯杰教授三人的合集（选本）。李（伯重）教授在美国深造时，曾师从何炳棣教授，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过历史系主任），现在又在你们的人文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你应多多向他请教。这部选集的所有文章都写得很好，我不能一一对你细说。此时只想对你说，李埏教授在书中讲了一种读书法——他是云南大学的历史教授，这种读书法可能是他培养学生的好方法，我有幸读到这篇文章——他说，读书人应当有自己的“亲兵”，也就是身边应当有护卫自己的最得力的书籍。所谓“亲兵”，当然是种比喻，过去打仗时，将帅身边都要有亲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身边的“铁杆卫士”。这种卫士，乃是护身盾牌，他们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在此比喻下，我们就明白，作为读书人一定要选择一些学者、作家和他们的重要著作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这种“亲兵”可能是兵，是卫士，也可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楷模。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心仪的智慧人物和他们的著作放在自己的桌上枕边，不断阅读，不断思索，身心与他们相连。这些人物与书籍，不是看了就放在一旁，而是要随身携带（当然不能带全部，但可带其中的几本）。有这些“亲兵”伴随着，我们的“识”力会不断增加，“胆”力也会更壮。“亲兵”法门，是李埏教授传授给学生的重要读书方法，也是他治学的根本心得，我把他的原话再读一遍：“……古代大将出征，大军中总有一支叫作‘亲兵’之类的部队。这支部队不大，可是非常精锐。我们精读几部最紧要的书，也就是给自己配备一支知识上的‘亲兵’，这样方能‘八面受敌’（苏东坡语）。因此，在博览的同时，如何精炼和掌握这支‘亲兵’，是从事学问的一件要事。”李埏教授说，选择一支“亲兵”，精熟地读几部要紧的书，乃是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功。他一再表述这一见解。在《读书必有得力之书》一文中，他又说，现在书籍琳琅满目，读书切不可漫无所归、学无所主，一定要抓住“得力之书”。

刘剑梅：李埏教授的叮嘱，我记住了。您把这一方法称为“亲兵”法门，我也记住了。李教授可能也研究军事史，所以喜欢“亲兵”这种现象。在此之前，我也知道“亲兵”这个词，但没想到读书人也应当有自己得力的“亲兵”。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接下去的困难，恐怕是如何选择“亲兵”了。

刘再复：古代将帅选择“亲兵”，当然要再三思量，百万大军中只能挑选出一支小而精锐的部队。挑选的标准，除了可靠，恐怕还得智勇双全，真有“八面受敌”之功。作为读书人，要选“亲兵”，当然要挑选对我们启迪最大而且值得精读、值得反复阅读的书目。这书目，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石，成为每天都能照射、每天都能带给我们生命能量的太阳。

刘剑梅：您好像以前就选择好了“亲兵”，鲁迅、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巨星，好像总是不离您的口、不离您的手。

刘再复：你说得很好。我确实把一些我深深敬仰的名字与书籍看作永远陪伴我的“星辰”。但“星辰”毕竟太遥远，明白了李教授的法门后，我觉得应当进一步把“星辰”拉到自己的身边、自己的案头，应当天天阅读他们、领悟他们。这正是“亲兵”概念给我的启发。

刘剑梅：“亲兵”法门很实在。今天听您讲完之后，我也要选择一些“亲兵”了。

刘再复：你懂得英文，最好是既选择一些中文经典，也选择一些英文经典；文学方面选一些，人文科学方面也选一些。要选一些自己真正喜爱的，真正放不下的。不要勉强，一旦勉强，“亲兵”就会成为负累。

刘剑梅：“亲兵”恐怕也不能固定化，有时候也可更换。

刘再复：我有些“亲兵”是永远不换的，例如莎士比亚，他的书我从中学读到现在，而且还会一直读到死。对于曹雪芹也是如此，一定要读到死的那一天。但有些“亲兵”则可以换，青年时代天天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晚年则天天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和我的“六经”（除上述“三经”外还有《南华经》、《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后来我又自拟“十三经”，把孟子、王阳明、陶渊明、苏东坡、汤显祖、袁枚、王国维、钱锺书也纳入“亲兵”之列。

刘剑梅：我看您总是带着《管锥编》，钱先生也成您的“亲兵”了。

刘再复：对。三十多年前郑朝宗老师就敦促我读《管锥编》，他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我真的照办了。三十年如一日，我总是天天读，读了以后真是受益无穷。《管锥编》恐怕是孔孟老庄以来我国最伟大的人文著作，它是一种人文奇观，前无古人，也将后无来者。古人不懂英文，这一点就不如钱先生；后来者英文虽好，可是再也不可能有钱锺书先生精研中国文化的巨大功力与深厚底蕴了。能与钱先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单位，而且还直接受过他的关怀，真是幸福。说他是“亲兵”，其实是亲导师、亲楷模、亲典范。也就是说，他的著作是我终生的护身符。

刘剑梅：我至今还未进入钱锺书世界。今后我也应当努力向《管锥编》、《谈艺录》靠近，现在只能高山仰止。

第七日　三个“连续性”

刘剑梅：我读了吴小攀采访录《走向人生深处》，才知道您受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话所影响。巴甫洛夫说，他所以能获得成就，其基本方法是“连续性”，即从不间断，从不停顿，从深处走向更深处。

刘再复：不错。有人问巴甫洛夫：您有什么研究经验？他回答，我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是连续性；第二是连续性；第三还是连续性。

刘剑梅：连续性貌似简单，巴甫洛夫却看得如此重要，这是为什么？

刘再复：连续性从表面上看确实简单。然而，真要保持思索、研究的连续性，却是一件很难的事。连续性意味着锲而不舍，意味着百折不挠，意味着穷追猛打，意味着一天也不停下脚步。连续性还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课题精益求精，永不放弃，永不放松。连续性之难，有时是时代不允许，即时代的各种事件、事端、事故老是打断你的连续性。例如我们这一代人，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整整十年。除了时代原因外，还常有个人原因，那就是个人缺少毅力、耐力、定力。或经不起挫折，半途而废；或经不起诱惑，见异思迁；或经不起辛苦，中途改行；或经不起打击，望风而逃。鲁迅告诫文学青年一定要有韧性，不要出了两三本书就满足。所谓韧性，就是耐力、定力，这是连续性的主观条件。

刘剑梅：把文学坚持下去，看似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到了海外之后，才知道文学非常边缘。学生不愿意选择这一专业，是因为毕业后找不到饭碗。教师选择这一专业，工资待遇很低，远比不上理工科的同事和在公司里当职员的同事。

刘再复：在海外要坚持文学写作，其实很不容易。从主观条件说，至少必须具备两种精神品格：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耐得住清贫。真要写出好东西，就得有面壁十年的精神。连续性，也要有卓越的精神品格支撑。

刘剑梅：在学生时代，容易“开小差”，容易“走神”，今天对这个感兴趣，明天对那个感兴趣。如鲁迅所言，今天信甲，明天信丁，总是缺少定力。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自己的定力很不够。写一部专著，两年三年还完成不了，就不耐烦。

刘再复：禅宗六祖惠能讲“慧定不二”，很有道理。一个人要真有智慧，或者说要有智慧之果，就必须拥有定力，要坐得下来。可以说，坐下来就是力量，连续坐下八年十年，成绩就更可观。中国民间智者早就提醒人们，要做成事业，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刘剑梅：这样看来，连续性不仅是个方法论，而且涉及精神本体。

刘再复：不错，连续性首先是个心力的问题。有心才能连续，才能不间断。所以首先是本体论，然后才是方法论。挑择一个课题、一种方向之后，接着就需要连续功夫，一环接一环，一环扣一环，一环比一环深入，一环比一环精细。离开连续性，就谈不上发明发现。曾国藩的“治家八本”中有“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之外，他还说过“读书以不间断为本”，也是强调读书治学应以连续性为本。

刘剑梅：说连续性是本体论也罢，是方法论也罢，总的说来，实现三个连续性是种功夫，这种功夫是需要修炼的。

刘再复：康德说过，做学问切忌赶时髦。赶时髦、赶时尚是很愚蠢的，赶时髦便是放弃连续功夫，这当然无法做成大事。我到社会科学院之后，朋友就告诉我，范文澜先生送给年轻学人一副对联：“猪肉不怕十年冷，文章切忌一句空”。就是教导年轻人不要赶时髦，治学就得不怕坐冷板凳，不怕吃冷猪肉，也就是不要赶热闹，不要赶时髦。范文澜先生这副对联，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找不到出处。本以为是范老自己作的，后来我到安徽铜陵三中去演讲，顺路到绩溪参观胡适等人的故居，才发现胡宗宪的故居里就有这一对联。这至少说明，这对联在明代就有了（但我仍然不知道更深的出处）。这是很深刻的治学方法，当然也是很深刻的治学精神和写作精神。

刘剑梅：这是不赶热闹、不逐时髦的方法，很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更有益于我们行走治学的正道。鲁迅的遗嘱，也交代他的孩子，千万不要当“空头文学家”，与“文章切忌一句空”的精神相通。

刘再复：韧性，定力，连续性，说法不同，但都在说明：一切成功成就，都必须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具有一种锲而不舍、一以贯之的精神。我们已走上文学这条精神之路，别无选择，只能不断走下去。

第八日　学问三宝

刘剑梅：我请教过李泽厚伯伯，问他做学问的经验。他告诉我，做学问有三个要素，也就是三个必要条件，他称之为“学问三宝”：一是图书馆；二是时间；三是方法。但他没有告诉我具体内涵，所以我今天想听听您的意见。

刘再复：我和李泽厚也多次谈论做学问的途径，多次向他请教。他的学问做得很好。这三个“法宝”，他也和我谈过。

刘剑梅：图书馆不是人人都可享用的吗？

刘再复：他说的图书馆，是说必须大量阅读，使自己的头脑拥有诗书万卷，使书本的记忆特别丰富。我原以为他的成就是靠天资，出国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靠的是读书，是后天的自我培育。他认为，孟子的错误是强调良知良能等道德品质先天具有，不用学习，无师自通。其实，无论是道德还是其他知识本领，主要是靠后天修炼——包括天才，也是靠后天的培育。要身边有座图书馆，脑中有座图书馆，不断学习，不断吸收。

刘剑梅：那么，第二法宝：时间，是什么意思？

刘再复：抓紧时间，人人都会说，但李泽厚常对我说：我是拼“时间强度”，即拼单位时间（如一小时、一天、一星期）的效率，不是拼“时间长度”。读书、研究、写作，不可自欺欺人，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表现自己在用功。没有精神，硬撑在桌边，时间拉得很长，但没有效率，这没有用。李泽厚总是在工作时聚精会神，集中、调动一切力量拼出效率，拼出效果。我在北京的时候非常用功，连作协发的内部电影票我都舍不得去用。李泽厚说，你不要的电影票都给我。那时我没有拼“时间强度”的意识，实际上只有“时间长度”的意识。出国后，受李先生影响，我也懂得了拼“时间强度”，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困了就睡，累了就玩，效率反而很高。

刘剑梅：在北京时，您老是开夜车，实际上也是追求时间的长度。

刘再复：对。李泽厚从来不开夜车，但他在工作的单位时间中把全部精力投放进去，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

刘剑梅：李伯伯告诉我的第三个法宝是方法，但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方法。

刘再复：三十多年的观察和交谈，我知道他的关键是培育“高度判断力”的方法。前些年，我们一起散步，我几乎天天听他讲“判断”。他说，从事人文科学，关键是会判断。读了一些书，这些书好不好？书中的见解哪些对，哪些不对？对在哪里，对几分？错在哪里，错几分？要自己培养判断能力。他批评我的主要弱点是轻信。轻信其实还是判断力不够强大。

刘剑梅：做学问如果缺少判断力，就容易跟着潮流跑。

刘再复：不错，做学问不能跟着时髦跑，不能跟着潮流跑，不能随风倒。我一再说，要做“潮流外人”，不做“潮流中人”，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反潮流、逆潮流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判断力。前者是胆，后者是识，二者缺一不可。判断力属于识，要靠自己不断分析，不断总结经验。方法也是锻炼出来的，不是拿别人现成的去套用。

刘剑梅：我明白了，李伯伯的所谓方法，乃是以提高判断力为目标而不断积累经验的方法。

刘再复：李先生历来注意判断，还特别注意抓住要害、要点。他是哲学家，哲学实际上是智慧学、聪明学。所以他一再说，读书千万不要愈读愈傻，一定要愈读愈聪明。李泽厚对你讲这“学问三宝”就很聪明。我读中学时就知道杜甫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现在才明白，要知自己文章与知别人文章的得失并非易事，需要磨练很长岁月。

第九日　点石成金与孤本秘籍

刘剑梅：我读您和李泽厚伯伯的对话录，有一处说治学有两种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两种基本路子：一种是寻找孤本秘籍，表现出来的是考古考证功夫；另一种则是点石成金，即在人们可以常常见到的书籍与现象中道破别人未能道破的见识，发前人之未发，表现出来的是胆识的功夫。两者都可行，都可通往学术的高峰。

刘再复：不错，我们讲过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式、不同的学术路子。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两种路子都可抵达学术的目标。两者各有所长，不必褒此抑彼。三十年前，我认定点石成金才是大道，现在不再做大道小道之分了。李泽厚和我走的是点石成金的路子，但我们也非常尊重另一条路子。研究中国文化，倘若选择孤本秘籍的道路，需要在国内，国内才有足够的珍本善本，才有足够的原始资料和出土文物。我知道，我没有这种条件，尤其是在国外。但我可以选择点石成金的路，这也不容易。这也需要大量阅读、比较，需要修炼见识，修炼思想。点石，靠的是识力，也需要胆力，胆与识两者缺一不可。二者兼有，方能构成境界。

刘剑梅：这两种路子是不是宏观与微观之分？

刘再复：确有这种区别。一般地说，追寻孤本秘籍，更需要微观功夫；而点石成金，重在宏观功夫，有宏观比较，才能点破要害。

刘剑梅：有二者兼备的吗？

刘再复：有。例如王国维，可以说他是一个二者兼备的天才学者。他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是点石成金；他的《殷周制度论》等，则表现出考证功夫。他还特别重视出土文物，这一点比章太炎开放。

刘剑梅：钱锺书先生是二者兼备吗？

刘再复：钱先生是微观功夫大于宏观功夫，但说他二者兼备也无不可。不过，他走的既不是寻求孤本秘籍的路，也不是点石成金的路，而是一种“挫万物于笔端”的路，“万物皆备于我”的路。这是一种奇特的囊括一切又超越一切的天才现象，很难描述这种学术道路。钱先生涉及的书籍，许多我们都不知道，那也可以称作孤本秘籍，但他又不是刻意去考古、考证，他又在《诗经》、《老子》、《列子》、《易经》、《楚辞》这些人所共知的经典里汇集古今中外的知识与见识，从而对古代经典又做出一番新的认知。他博大精深得让人难以置信。

刘剑梅：这样说来，治学也不仅是点石成金与孤本秘籍两条路子。

刘再复：大体上可以分出这两条路子。不过，分出两条路也只能说明一部分学术，并不能说明全部学术。分类是科学研究的手段，但分类也常常有失误。因为在相反的两类之间，往往有更广阔的中间地带。处于中间地带的路子与现象，往往更丰富。像钱锺书先生这种大气象，就大于点石成金和孤本秘籍这两条路。他超越于“二”，《管锥编》一开卷就讲“三”，三生万物。钱先生的现象很特别。人的创造力无穷无尽，这不是分类可以囊括的。

第十日　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刘剑梅：在您的散文与谈话中，您多次提到出国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血脉”。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索路向，也说明您的读书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此我印象极深，今天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下。

刘再复：出国已二十多年，我得以从原来的生活框架里抽身，从而赢得充分的时间沉浸于读书与写作中，而且还萌生出“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学术意识。我从南到北，又从东到西，对中国文化有一腔深情，对西方文化也有好感。我从少年时代就被莎士比亚、雨果、歌德所熏陶；出国后，又周游世界，在美国更是有许多感性认知。最为重要的是，我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坐下来认真读中外的文史哲经典。尽管我外语不好，但只要能找到经典译本，我就拼命地买，拼命地读。晚年的阅读，我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刘剑梅：与我同一代的学人，虽然英文好的不少，但能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却不多。他们有的是民族文化主义者，一味钻入古书堆中；有的则是崇洋学人，只信西方，不理会中国古代经典；有的则像我，虽对中西方均无偏见，但还不能进入两种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说还不能进入中西文化的血脉深处，所以也谈不上打通。您意识到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实在是很重要的。您除了对中西文化都很喜爱而无偏见之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您一直具有一种普遍意识。出国之前，您更是打破文化的国界，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这之后又“返回古典”，努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

刘再复：出国之前，我很重视阅读西方的文学著作与人文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一本，我就买一本，读一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一概买，一概读。我真感谢那些辛勤的翻译家。许多文学经典，我早就娴熟于心了。可是，出国之后我更爱读中国文化经典，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列子等，尤其是我自定的“六经”（《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更是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多次担任客座教授，加起来不下三年，讲的全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在台湾的“中央大学”与东海大学，讲的也是“我的六经”之类。愈讲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愈深，愈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了不起。

刘剑梅：您和林岗在80年代所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其基本态度是批判的。这种对传统的批判，实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思路的继续。出国后，您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基本点似乎是肯定的，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刘再复：出国之后，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确实转向努力领悟与开掘。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都采取一种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态度。我觉得自己的使命首先是学习、发现两大文化的长处，先当一个诚实的学子，然后再言比较，再言打通。

刘剑梅：我发现您也拼命阅读佛典与佛学研究著作，您那么喜欢禅宗，光是王强送您的佛学研究书籍就有一百多本。

刘再复：二十多年静下心来阅读，才明白我们到地球上这一回没有白来，来了之后见到了三座无限灿烂的文化巅峰，让人们欣赏不尽、开掘不尽。这三座高峰便是西方哲学、佛教智慧和中国的先秦经典，要说打通中西文化血脉，实际上是要打通这三座大山的隧道。这一伟大工程——“打通”的伟大工程——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它是今后千百代东西方学人的共同使命。

刘剑梅：有了打通意识，读书的方式可能就不同了，是吗？

刘再复：对。有了打通的意识，就更注意比较，更注意生命，更注意三大文化经典中的一些共同发现、共同真理。居住于地球不同角落里的人群（生命）确实具有共同的人性，具有对于人类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共同认知。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个人、所有代表他们的精英，都以人类的生存、延续、发展为最终目的，即为终极的“善”。有这种前提，就有相通点，就有打通的可能。作为学者与思想者，能够打通的血脉就是人类共通的人性、共通的生命，以及共通的生存处境与生存困境。现实的思想壁垒，很难打通。各说各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他们说去吧，我们只关心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命需求。

刘剑梅：您出国之前，凡事都比较热烈，包括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出国后则比较冷静，抽离了许多是非。这种变化，是不是与您的文化认知有关？

刘再复：出国后我确实比较冷静了。这除了年纪愈来愈大、看问题也较为客观的自然原因之外，也确实还有文化原因。我在“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阅读思考过程中发现，中西文化乃至三大文化高峰的精华中都有“中道智慧”。佛教的中观学说为印度龙树所创，中国的佛教八宗都尊崇龙树，都认定左右两个极端全是黑暗的深渊，唯中道乃是正道与大道。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智慧乃是中道智慧，不二法门乃是中道法门。而中国文化从《易经》到孔子、孟子都讲中和、中庸，其内涵虽重在道德，但从哲学上说也是中道。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倡导中道。康德的二律背反，归根结底，也是中道智慧。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开卷就驳斥黑格尔的两极对立，拒绝“一分为二”，而大讲《易经》的三元哲学，特别是郑康成（郑玄）的三易（简易、变易、不易）阐释。讲“三”，便是讲第三空间，这是广阔的中间地带，自由就在第三地带中。这也是中道智慧。李泽厚晚年大讲“度”的范畴，认为此范畴比黑格尔的“质”、“量”等范畴更重要。我觉得这一范畴也比中国古代的“气”、“极”等范畴更重要。所谓“度”，并非理念，而是实践。它讲究适中，讲究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你说我出国后立身态度比较冷静，我想可能与我的哲学思索特别是中道思索有关。

刘剑梅：我能理解。你们那一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满耳都充满“你死我活”的呐喊，斗争哲学响彻云天，中道哲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刘再复：一两代人完全丧失了第三空间。可是，没有第三空间就没有自由。在海外的复杂环境中，我选择价值中立。这个“价值中立”，原是韦伯的思想，这也是中道智慧。价值中立不是没有立场，它是真理的立场、知识的立场。它不是没有关怀，而是追求终极关怀。我觉得上帝、基督都是价值中立者，都是中道智慧者，都是终极关怀者。作家也应当是价值中立者，天生的价值中立，既天然地理解、同情所谓“善人”，也天然地理解、同情所谓“恶人”。这不是不分善恶，而是说，作家应当超越世俗的正邪、善恶的价值判断，而站立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以中道情怀，给予大悲悯。释迦牟尼的情怀，便是大悲悯的情怀。王国维赞美李后主，就是因为李后主的词具有大悲悯的境界。

刘剑梅：我研究庄子的现代命运，觉得庄子的《齐物论》，其实也是中道智慧。

刘再复：不讲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讲亦彼亦此、你活我也活，这正是中道哲学。西方哲学中的“二律背反”，讲的也正是相反的两个命题都符合充分理由律。这不是没有是非观，而是多元是非观，不同层面的是非观。《道德经》讲“不争”之德，恐怕也是说争得半死的人，其实只是站在不同的层面看到事物不同的一端而已。老子不是没有是非，而是不纠缠于是非。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如果纠缠于绝对的是非、正邪、善恶，设置各种法庭，那还有什么文学可言？世界那么多彩多姿，人性那么复杂丰富，作家完全没有必要只把自己的创造纳入简单的是非、正邪、善恶等判断框架。一旦纳入，视野势必狭窄，境界势必不高。庄子的《齐物论》，其实也是悖论。两千三百年前，他就有那样的哲学观、那样的平等观，很了不起。

刘剑梅：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占领了平等哲学的制高点，也占领了自由哲学的制高点。他的《逍遥游》，就是自由论。要是我早点获得“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意识，就会把庄子的自由哲学观与哈耶克的自由观打通，也可能会把庄子和以赛亚·伯林打通。伯林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其关键是“限度”。消极自由要求最低限度的自由，这不是自我扩张、自我实现的自由，却是自我安宁、不为物役的自由，例如逍遥的自由、沉默的自由等。其实，庄子与伯林的自由观十分相通 。

刘再复：我过去总是争取呐喊、进取、抗争的自由，这是积极的自由，而现在则要求沉默的自由、逍遥的自由，也就是不表态、不参与的自由，这是消极的自由，但又是自由的前提。庄子的“不为物役”，就是摆脱各种障碍的自由，也是消极自由。我觉得以赛亚·伯林分清两种自由的思想非常精辟。这种思想不会导致极端的暴力革命，反而为改革、调和、协商提供了哲学根据。这也是中道智慧。

刘剑梅：您刚才讲的都是哲学，那么，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是不是也可以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刘再复：当然可以。我们在《共悟红楼》的对话中，把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廖沙做比较，就是为了打通两种文化的血脉。一个扑向大地去拥抱苦难（阿廖沙）；一个远离大地而从苦难中抽身（贾宝玉）。两者都有道理，前者崇高，后者也并非卑劣。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文化理由。东正教把苦难当作走向天堂的阶梯，佛教则面对无边的苦海而主张超越苦海。叔本华喜欢佛教文化，他大约觉得抽离苦海的道路更可行。当然，此路并非伟大之路。其实，贾宝玉的哲学正是中道哲学，他不相信那些“大仁”与“大恶”，只愿做中性的平常人。《红楼梦》开篇就借贾雨村讲哲学，讲的也是既非“大仁”也非“大恶”的“第三种人”。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中道主义者，所以对钗黛的冲突、贾氏父子的冲突，他都站在中性立场进行描述。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好人都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也不是绝对的坏。鲁迅钦佩的正是这种描写人的新格局。浸透于《红楼梦》中的哲学要点，有“心灵本体”，还有“中道智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现小说中没有“蛇蝎之人”，林黛玉的悲剧并非几个蛇蝎之人所造成，而是“共同关系”的结果。曹雪芹作品中不设政治法庭也不设道德法庭，一设就会远离中道。其实，人间所有的经典极品，对人性和人类的处境都不做两极性的正反独断，而是用中道的眼光给予真实的呈现。这些道理看似简单，我们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明白。

刘剑梅：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确实没有什么主义，没有什么“大仁”与“大恶”之分。

刘再复：凡写“大仁”与“大恶”的对峙的，都不是一流作品。好作家只面对人性的真实与人类处境的真实。既是真实，那就很丰富很复杂，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两极分明。我国民间所崇尚的包公，很正直很勇敢，他是道德裁判所里的好法官，但不是好作家也不是好评论家。好作家应当同情秦香莲，也应当同情陈世美，他们都是真实的人、脆弱的人、有各种人性弱点的人。作家应当用中性的眼睛去看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