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书继世长”这一题目在出版前曾被讨论数次,最终在出版前定名。之所以采用这个书名,是要强调这个家族世代相沿的一种家风。中国自科举制施行后,读书入仕逐渐成为阶层上升最为重要的途径,书香门第被人们视为家族兴旺以及长久维系最可靠的凭借。所以“四世三公”的士大夫之家,便最为旧日的中国人所称道,并被视为表率。

对于本书中这个在清朝时属于内务府的家族来说,以“诗书继世长”为题,则尤具意义。叶赫颜札氏家族,在清代时隶内务府正黄旗,是内府旗人中比较典型的样本。其先祖出身于皇室包衣,虽在赖图库一代因军功而封爵,但整个家族支脉基本仍世代从事于内务府世袭职务,为皇家生活服务。这个家族的变化自乾隆时期,他们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很多人脱离于内务府世职,出现了大批外放官员,官位虽不高,但属科甲正途,由此也形成了读书入仕的家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八旗制度崩溃,很多内务府家族迅速败落,阎家却因读书的传统,能够平缓地在历史变迁中过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没能凭借科举为官而延绵数代,成为世代簪缨的大族,但他们大约从清中叶起,就开始对读书特别重视,并将“诗书继世长”作为自己家族代代相传的追求。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接受汉族文化影响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深层的价值观。是我做这个家族的口述时给我印象最深之处。所以,我以“诗书继世长”为本书点题。

当然,这个家族的一切,其实还要从清代独有的八旗制度开始说起。

明末,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种“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旗人生活在八旗制度的严密组织体系之内,他们只能“上则服官,下则披甲”,即从政当差或披甲当兵。他们的生计“惟赖俸饷养赡”,可以说,他们是一群为封建政权服务,依靠国帑旗租为生的特殊群体。辛亥革命,宣告了八旗制度的彻底废除,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八旗兵丁的钱粮逐渐减少直到最后断绝,生活的窘迫使他们必须全面走向平民化和劳动化。

对于这一特殊群体,尤其是驻京旗人,他们的家庭传承、生活状况、社会关系、价值观、交往方式、姻亲关系、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娱乐方式,特别是民国以后,他们在社会剧变的情况下,是如何应对变化,完成了角色转换的过程,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研究八旗制度史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不少研究八旗制度的著述和论文,但是从具体的一个个家庭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八旗制度下的旗人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转变过程,还是很少见的。杨学琛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虽然从王公贵族的角度,按家族逐一研究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变化过程,但是从普通旗人的角度,深入一个家族来进行研究的,依然很少。

近年口述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我们试图对北京各阶层旗人进行采访,通过每一个旗人家族的特殊性,展现八旗制度从建立、发展到衰亡的共性。具体到这本书的阎家,我试图从三个方面的内容来展现这个家族在清代的八旗制度下,以及在八旗制度解体后乃至当代的经历和生活:一方面是对先祖的家族记忆,即对在清代八旗制度下的人的记忆;另一方面是所见的家族中亲属的经历,即八旗制度解体后人的遭遇与经历;再一方面就是所见的生活,即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的生活。第一,对人的记忆。阎家在清代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清初为皇太极生殉的安达理,另一个是晚清义和团运动中的焦点人物毓贤。以安达理为例,从阎家对于他的记忆中,可以洞察出在八旗制度解体后,八旗内务府制度对旗人后代在观念上仍然存在的影响。第二,人的经历。在清朝灭亡后,阎家这个旗人官宦家族迈向全新的社会环境,从同一家庭走出来的不同的人,在八旗制度解体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些旗人是如何从封建社会的臣民转换到民主社会的公民,这当中我们不仅关注了走向革命道路的颜一烟,走向学术道路的阎龙飞,还关注了更多的普通人。普通人的这种身份转变,更具有普遍性,对普通人的关注,也是我们比较强调和重视的。第三,人的生活。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就是老北京城市的历史,人的生活正是这一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清代及民国时期北京城的主体居民,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则非常具有代表性。阎家作为旗人社会中一个阶层的代表,关注他们在八旗制度解体后的生活,不是很有意义吗?

在对阎家进行口述的同时,我还对其他几个与阎家有姻亲关系的家族进行了访谈,如蒋家、张家(叶赫那拉氏)、贺家(赫舍里氏)等,但此次决定将阎家的口述先行出版,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我在与家中其他亲戚进行访谈时发现,似乎大部分亲戚都与阎家有关系,感觉阎家在这几个家族中占有核心的位置,以纽带的作用将几个家族编织成一个网络。而其他几家亲戚也都有这个感觉,都说咱们这些亲戚都是“以阎家为核心的”。在我和阎珂女士的访谈不断深入,并且与其他亲戚的访谈进行了比较之后,我发现她的认同感不仅限于“家”,更包括“族”。阎家作为叶赫颜札氏家族中赓飏这一支脉下嫡长孙的后代,一直与家族中三代以上的很多本家和亲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是家族亲情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也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嫡长孙家庭对整个大家族的一种责任感。特别是阎珂女士说到家里常有“住闲的”,其中有远支本家的落魄者,也有上几代的落难姻亲,阎家似乎认为从情感上到责任上都必须要对这些人进行扶助,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这应该是一种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亲族观念的体现,而且也许这也正是阎家成为这几家亲戚核心的根源。其次,也许正基于上述这一点,阎家人执著于家族事迹的搜集,编写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接续家谱,巡访家族史迹,梳理亲族关系,在我的采访前,他们已经对家族及亲戚有了很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样一个处于核心位置且内容丰富的家族,作为一个家族口述史系列的开头,既有很明显的必要性,对于我的工作也略显方便。

阎珂女士出生于1934年。她是阎家长子阎陆飞的二女儿,早年毕业于通县女师,先在唐山的中学任教,后调回北京,在北京第47中、174中教语文,1989年于北京市第156中学退休。阎珂女士历来对家族历史非常热心,又常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对史料、编辑、写作等方面很精通,从20世纪70年代末即开始常年的家族考察,退休后更是写了大量的家族回忆文章。她执着于家谱的修订和续写,追寻先祖的足迹,亲自到广东、河北、沈阳等地采访,并遍访各位亲友,对阎家的历史、人物了如指掌。作为口述史的被访者来说,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对阎珂女士的访谈,是在定宜庄老师2007年对她所做访谈的基础上展开的。由于时间所限,定老师对阎珂女士的口述访谈只是个开头。2010年,我跟随定老师开始进行口述历史的学习,由于我与阎家的亲戚关系,定老师决定把阎家的口述史交给我来继续完成。我在访谈中提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对2007年那次口述的接续。与定宜庄老师不同,她完全是以一个专业历史工作者的身份进入访谈,而我更像是以一个“家里人”的身份进入。一方面,我的这一身份给我的这次访谈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首先,我在进入访谈的时候,没有任何隔阂。阎珂女士很乐于让家族中的晚辈对家族的历史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她会将她对家族的了解向我尽可能丰富地讲解。其次,我本身生长于家族之中,对家族亲戚中的事情就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口述中的很多人物,对口述中的很多事件也略知一二,因此在访谈中谈到某个人物和事件时,我脑中会有一个比较立体的概念。而且,在采访当中,当阎珂女士说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还会就我所知的一些信息进行提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阎珂女士的口述进行的一种补充提问,毕竟很多被访者在接受采访的那段有限的时间内,未必会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能想到。再次,阎珂女士作为我的长辈,很自然地把我看作一个孩子,而作为一个孩子,可以刨根问底地多问一些为什么,这对于采访过程是没有影响的,但多问的这些为什么,有时却能够挖出一些更为深刻和精彩的史实。当然,这些访谈时的方便,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我对家族的熟悉,会使我在采访前就对一些人和事情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这种固有的观念会使我在无意识中对一些问题不再往下追问,或在进一步的提问中不够客观。另一方面,阎珂女士在分别接受我与定宜庄老师的访谈时,态度和内容是不太一样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一个人在与不同人群进行谈话时,会自然地选择相对合适的方式与内容。我与定宜庄老师之间的年龄、性别和身份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有些问题我提不出来或无法提出,而面对定老师提出的有些问题,阎珂女士则可能会相对简单地回答或选择隐晦对待。这就使得我们两个人对同一个人的口述采访会在一些问题上有微小的不同,如果细微地观察这些不同,这个口述史采访的本身就很有意思。

阎珂女士

我对阎家历史的最初了解,是基于家中的历史名人,尤其是清末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山东巡抚毓贤,是晚清时的著名人物。在我中学学习中国近代史这一段时,因为其“毓”字的行辈排字,还曾认为他是皇族“溥毓恒启”中的一员。后来家里人告诉我,他其实与姥姥家的蒋氏家族有很近的亲戚关系,也就是亲戚中的阎家的先人,满族姓氏为叶赫颜札,其弟毓俊还是一位满洲诗人,留有一本《友松吟馆诗抄》书稿。这是我最早将这一门亲戚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个叶赫颜札氏家族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对此产生了探寻究竟的渴望。

阎珂女士追寻家族的遗迹已经有30年之久,她总说因为“文革”期间,她的一封信,让母亲烧毁了家里的那些家族遗物,自己总有一种责任感,要追回这些家族记忆。但是从她的多次访谈里,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她对这个家族的认同感,以及她的兄弟姐妹对这个家族的认同。他们为家族事迹跑了那么多的地方,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又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从繁多又极其零碎的文字中拼凑这个家族的历史原貌,而且还在不断继续,这其实让我这样一个80后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感到很陌生,也很感动于他们的这种执着。

此外,阎珂女士对生活的观察也相当细腻,这篇口述中有她对旧时生活的大量回忆,衣、食、住、行、生活礼俗等,涉及了很多方面。而且她还非常善于总结,对过往的一些生活重新思考,比较了不同阶层的人在生活上一些细节的不同,还从幼时的一些记忆中体会出一些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情,使得这部口述历史在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又丰富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在此,我要感谢阎珂女士,我的阎姥姥,为我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访谈资料。要感谢定宜庄老师和邱源媛师姐对我这篇口述的指导与帮助。同时还要感谢东城社区学院的周莉老师在这篇口述中为我提供的绘图、制表等一系列帮助。